數卷殘編是誰？
豆瓣名人數卷殘編是誰？看他簡直是功力深厚啊……誰能介紹一下呢，可以說人物與重要思想（未來得及去看他的系列說法）？
實名反對一切答案，窩姨明明深愛著這個國家。劉淑娟仲敬女士作為我國在敵後戰線活躍的重要力量曾飽受愛國小將攻擊。然而，我們在看到阿姨奇特言論的同時，也應該認識到她學說中蘊含的動機和內涵，絕不能姨液漲目。她姥一跑到推特便去挑釁TG的老仇家何清漣溫雲超，讓他們把時間用於應付窩姨。
同時，她姥將北大姨代才子——無數民小心目中的男神余傑忽悠成腦殘，沉重打擊了海外民運勢力。
窩姨建議吳越綠化對抗大姨桶暴政，嚇得吳獨分子婊示對發明民族不感興趣，只想知道窩姨是不是塔基亞綠。這樣，窩姨有力維護了祖國統一。
通過奇葩言論，她姥提醒國人勿忘國恥。
不惜自侮提醒國人警惕綠教。
忽悠右豚跑路，提高國內人均智商。
2013年深夜的武大，一陣老式的電話鈴音在研究生宿舍響了起來。
中年婦女依舊守在電腦旁瀏覽馬列資料，忙不迭地拿起這部專屬紅色電話機的聽筒，裡面出現老領導那慈祥而略帶沙啞的聲音：「淑娟，鑒於你以往工作表現出的能力和對組織的忠誠，大家已經決定了，由你作為特派員在北美展開工作——去香港的機票我們已經準備好了，那有我們的同志接應你。」「你來負責海外宣傳，搞亂敵人！」老領導以近乎命令的口吻說道。
婦女對老領導念了兩句詩，掛了電話。她知道，她死後再也不能蓋上紅旗了，武大也會將她除名——但這與人民的失業相比，個人榮譽又算什麼呢？她儘力克制自己抖動的軀體，顫巍巍在屏幕打下幾個大字——「大刀向卡費勒頭上砍去！痛懲暴支！」
你的名字無人知曉，你的功勞與世長存。後人必稱窩姨、章副局和曹科長為北美戰忽三傑！
忽悠到了一筆錢，翻譯休謨的英國史。至於翻譯的怎麼樣，呵呵。請看羞煞嚴復，氣煞休謨 (評論: 英國史 Ⅳ)
羞煞嚴復，氣煞休謨
——評劉仲敬譯《英國史》在晚年，休謨一直念茲在茲的就是這部《英國史》，並在給書商的信中一再以「一個人的前半生不足以寫一部作品，而一個人的後半生也不足以修訂一部作品」自警。但就是這部與吉本的《羅馬帝國興衰史》和羅伯遜的《蘇格蘭史》並稱於世，堪稱18世紀「哲學歷史學」之鴻篇巨製的《英國史》，在中國卻遇人不淑，被漢譯活生生地糟蹋了！
儘管劉仲敬曾狂妄地以嚴復自況，並在各種公開場合大談其玄妙的翻譯經，但人們只要肯核查一下網上很容易獲得的《英國史》原文，劉譯虛有金玉之表的敗絮本質便立馬暴露無遺，因為僅僅《英國史》開篇第一自然段，就至少有三處明顯的錯誤。首先，對於「Ingenious men, possessed of leisure, are apt to push their researches beyond the period, in which literary monuments are framed or preserved; without reflecting, that the history of past events is immediately lost or disfigured, when entrusted to memory and oral tradition, and that the adventures of barbarous nations, even if they were recorded, could afford little or no entertainment to men born in a more cultivated age」這段話，劉譯為「有閑暇的才智之士自然應該越過文字的豐碑已經得以確立和保存的時代，深入簡策微茫、史料殘缺的遠古。野蠻民族的功業一向依賴記憶和口傳的歷史，即使有文字記錄殘存，也不足以引起比較文明的各民族的興趣。」但凡粗通英文之人不難看出，劉譯完全顛倒了休謨的原意，因為休謨實際上是「反對」將歷史研究延伸至史料微渺的遠古時代的。正確的譯文應該是：「有閑暇的才智之士易於將他們的研究推至簡策微茫、史料殘缺的遠古，而沒有意識到：當人們將過往史事委諸記憶和口頭傳統時，不免有立馬湮滅或失真之虞，而即便將這些蠻族的歷險登錄在冊，也很少甚或根本就不能為生於更為文明時代之人提供任何消遣。」將「are apt to（易於）」錯譯為「自然應該」，而又不明白「without reflecting」這個關聯句所起到的轉承作用（這或許是漏譯的原因），顛倒原意、指鹿為馬也就在所難免了；其次，劉譯將「the convulsions of a civilized state」譯為「文明國家遭受的衝擊」也是莫名其妙，好像是「convulsions」是來自國家外部似的。正確的譯法應該是「文明國家的悸動」，因為「convulsions」更多地是指一個國家內部的興衰沉浮、治亂更替；最後，劉譯將「but the sudden, violent, and unprepared revolutions, incident to Barbarians, are so much guided by caprice, and terminate so often in cruelty」譯為「在大多數情況下，由於命運的反覆無常，突如其來的暴力、意料之外的革命、事出偶然的蠻族入侵大體都以血腥和殘暴結局」更是堪稱神譯。且不說劉譯將邏輯完整、語義明晰的句子胡拆亂分，隨意增刪文義，居然還把「incident to Barbarians」譯成「事出偶然的野族入侵」，真是讓人哭笑不得！豈不知「incident」除了「偶然」，還有「相伴相生」之意，再說，何來「入侵」之說？！其實，這句話的正確譯文應是「與蠻族如影隨形的突然、暴烈而毫無先兆的劇變大多起於無常而終於殘暴」。
或許有讀者會認為，劉譯開篇所出現的這種錯誤只是事出偶然的小概率事件。但我要說的是，無論就出錯「頻率」之高而言，還是就錯誤的「嚴重」程度而言，開篇這一段都絕非孤例。劉譯的錯誤是大面積的、系統性的，概括地講，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譯者的英文水準明顯不過關。
這首先表現在望文生義，對一些常見英文單詞的意涵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從而造成大量的錯譯。比如，不知道「object」除了「反對」還有「目標」之意，故而將「they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any other object than to pillage the provinces for present gain」（除了為眼前的利得而劫掠各省，他們不可能有其他的目標）譯為「他們不可能反對劫掠行省，增加目前的收益」（第2卷：中文4，英文2）；不知道「（this）world 」除了「世界」還有「現世」（相對於「來生」）之意，把「besides the severe penalties, which it was in the power of the ecclesiastics to inflict in this world」（德魯伊僧侶除了有權在現世施加的嚴厲懲罰）翻譯為「德魯伊僧侶不僅藉助教權，用嚴厲的懲罰把世界束縛在恐怖之中」（第1卷：中文5；英文21）；不知道「economy」除了「經濟」還有「儉約」之意，將「want of economy and an ill-judged liberality were Henry』s great defects 」（不知儉約和不得其所的慷慨是亨利最大的缺點）譯為「亨利最大的弱點就是財政困難和欠考慮的慷慨賞賜」（第2卷：中文18頁，英文13頁）；不知道「calling」除了「呼聲」還有「職業」之意，把「But there are also some callings, which, though useful and even necessary in a state, bring no particular advantage or pleasure to any individual）（但還有一些職業儘管在國家而言是有益甚至是必需的，但卻並給不能給個人帶來任何專門的收益或享受）譯為「不過，還有另一些呼聲認為：有些行業既有用又必須，卻不能給個人帶來利益或娛樂」（第3卷：中文110頁，英文90-91頁）；不知道「cause」除了「理由」還有「訟案」之意，把「The king himself often sat in his court, which always attended his person: He there heard causes and pronounced judgment」（國王經常親自列席法庭，在那裡聽訟並判案）譯為「國王經常親自列席法庭，聽取雙方的理由和法庭的判決」（第1卷：中文366，英文339）；不知道「licence」除了「特許狀」（執照）之外還有「放縱」之意，把「They condemned celibacy and monastic vows, and thereby opened the doors of the convents to those who were either tired of the obedience and chastity, or disgusted with the licence, in which they had hitherto lived」（改革者譴責獨身和隱修誓言，由此向那些要麼厭倦了服從和貞潔，要麼對他們此前的放浪生活感到憎惡之人打開了修道院的大門）譯為「改革者譴責獨身和隱修誓言，修道院的門戶由此打開。有些修道士厭倦了順從和貞潔，或是不滿他們迄今仰仗的特許狀，可以就此離開」（第3卷：中文115，英文95）；不知道「raise」除了有「供養」之外還有「提高」之意，把「The committee of danger in April 1648 voted to raise the army to 40,000 men」（1648年4月，危機委員會投票決定將軍隊增至4萬人）譯為「1648年4月，危機委員會投票通過決議：供給四萬大軍」（第6卷：中文108，英文94）；不知道「turn」除了「彎曲」還有「風習、傾向」（natural inclination）之意，把「Such a military turn at that time prevailed among the English」（那時，這種尚武從征之風頗盛）譯為「那時，這種曲線從軍的方法在英國人當中極其盛行」（第6卷：中文91，英文79），把「by the turn of his character」（由於其性格傾向）翻譯成「曲與周旋」（第2卷：中文209，英文180）；不知道「drop」除了「落下」之外還有「放棄」之意，把「the whole clergy gradually dropped the more rigid principles of absolute reprobation and unconditional decrees」（全體神職人員逐漸放棄了絕對譴責和無條件判罰的嚴苛信條）譯為「全體神職人員還是漸漸落入更嚴厲的信條：絕對為神所棄和無條件的神意」（第5卷：中文110，英文97）；不知道「minute」除了「短暫」之外還有「微屑」之意，將「Such circumstances, though minute, it may not be improper to transmit to posterity」（這種情況儘管微不足道，或許並非不宜傳諸後世）翻譯為「這種情況雖然短暫，大概並非不宜傳諸後世」（第5卷：中文197；英文176）；不知道「trial」除了「審判」之外還有「嘗試」之意，將「The great men, having proved, by so sensible a trial, the impotence of law and prerogative, would return to their former licenciousness」（經過如此明顯的一次試探，顯貴們已證實了法律和特權的無能，遂回復到他們此前的恣睢狀態）譯為「顯貴業已踐踏法律和特權，現在意識到以往的恣睢將會重新面臨審判」（第5卷：中文218，英文195）；不知道「oracle」除了「神諭」之外還有「聖人」之意，將「Sir Edward Coke, the great oracle of English law」（英國法律的大聖人愛德華.科克爵士）翻譯為「英國法律的神諭所愛愛德華.科克爵士」（第6卷：中文350，英文302）；不知道「material」除了「材料」之外還有「重要的」之意，將「Waller was the first refiner of English poetry, at least of English rhyme; but his performances still abound with many faults, and what is more material, they contain but feeble and superficial beauties」（沃勒最先致力於精練英詩，至少是英詩的格律；但他的作品仍然錯誤百出，更為重要的是，它們只含有微弱的浮表之美）翻譯為「沃勒最先致力於精練英詩，至少是精練英詩的韻律；但他的作品仍然錯誤百出。素材越多，文筆之美反而更膚淺、更虛弱」（第6卷：中文112，英文97）；不知道「minister」除了「大臣」之外還有「牧師」之意，把「Such dangerous societies had been suppressed by Elizabeth; and the ministers in this conference moved the king for their revival」（伊麗莎白壓制這種危險的宗教集會，在這次會議上，牧師們遊說國王對宗教集會網開一面）譯為「伊麗莎白壓制這種危險的結社活動，在這次會議上，諸位大臣遊說國王網開一面」（第5卷：中文10，英文7-8）；不知道「necessities」除了「必需品」、「必要」之外，還有「經濟窘迫」之意，把「the great necessities , to which the king was reduced」（國王所陷入的巨大的財政窘迫）譯為「貶低國王的巨大必要性」（第5卷：中文283，英文253）；不知道「assume」除了「認定」之外還有「獲取」之意，把「the king had even assumed powers incompatibl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limited government」（國王甚至已獲取了根本就無法與有限政府原則相容的權力）翻譯為「甚至他設想中的王權都無法跟有限政府的原則相容」（第5卷：中文233，英文210）；不知道「cultivate」除了「文明、開化」還有「培植、耕作」之意，把「As no man, by reason of this custom, enjoyed the fixed property of any land; to build, to plant, to inclose, to cultivate, to improve, would have been so much lost labour」（由於這種習俗，任何人都沒有固定的地產；建設、種植、圈地、培育和改良都是徒耗勞力）譯成「由於這種習俗，任何人都沒有不動產。建築、種植、圈地、文化和進步都無從說起」（第5卷：中文39，英文32）；不知道「speculative」除了「推測的」還有「玄思性的、理論性的」之意，把「the king』s despotism was more speculative than practical」（國王的專制主義更多是理論上的，而非實踐上的）譯為「國王的專制主義主要是思考推測，而不是實際行動」（第5卷：中文37，英文30）。
劉不僅對許多英文單詞的意涵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還搞不懂一些極其簡單、極其習見的英文短語——如「on this head」、「in some measure」、「It is however remarkable」，結果出現了一些讓人啼笑皆非的譯法：將「Edward, that he might give them satisfaction on this head, had applied to Lewis of Bavaria, then emperor」（愛德華在這方面可以滿足他們，已向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巴伐利亞的路易提出了訴請）譯成「他們的首領愛德華就向當時的皇帝巴伐利亞的路易申請，以便讓他們滿意」（第2卷：中文163，英文140）；將「This remark is, in some measure, though imperfectly, justified by the conduct of Edward III」（這種評論儘管在某種程度上不盡完善，但卻由愛德華的行為予以坐實）譯成「這就是說：愛德華有些舉措雖然不完善，卻有正當理由」（第2卷：中文217，英文186）；將「It is however remarkable……」（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譯成 「無論多麼異乎尋常……」（第6卷：中文111，英文96）。
然而，對劉仲敬構成最致命挑戰的還是他根本就看不懂的英文語法和句式。正是由於這種根本性的缺陷，導致譯文錯謬百出，從而不僅嚴重歪曲了《英國史》的原意，而且也對中文讀者造成了無可估量的誤導。比如將「Sensible, that the people, at all times, especially when their understandings are obstructed by ignorance and bad education, are not much susceptible of speculative instruction」（[阿爾弗雷德]意識到，在所有的時代，人民都不易接受玄奧的教導，尤其當人民因無知和缺乏教育而民智未開時）翻譯成「在任何時代，即使是蒙昧的風氣和惡劣的教育閉塞了人類的慧根，才智之士也不易流於臆斷」（第1卷：中文67；英文70）；將「By an act of the fifth of this reign, it is made felony to cut out any person』s tongue or put out his eyes」（亨利在位第五年的一項法案將挖眼、割舌列為重罪）翻譯為「亨利在位第五年的一項法案規定以挖眼、割舌懲治重罪」（第2卷：中文276，英文245）；將「Of all men, nature seemed least to have fitted him for being a tyrant」（就本性而言，他是所有人中最不適合做暴君的）翻譯為「所有的人自然視他為暴君」（第2卷：中文50，英文37）；將「Reasons for and against Toleration」（支持和反對寬容的理由）翻譯成「反對寬容的論證」（第3卷：中文337，英文290）；將「unwilling to sacrifice to politics his inclination」（不願為政治犧牲他自己的偏好）翻譯為「不願犧牲政治偏好」（第5卷：中文27，英文23）；將「They aspire not to the sublime; still less to the pathetic 」（它們無意於崇高之情，更無意於感傷之情）翻譯為「（它們）不能激發崇高之情，充其量不過感傷而已」（第6卷：中文113，英文97）；將 「the king full of hopes of receiving supply; the commons, of circumscribing his prerogative」（國王滿心希望收到補助金，而下議院則滿心希望限制國王特權）翻譯為「國王對補助金寄予厚望。下議院對國王的特權多加限制」（第5卷：中文31，英文26）；將「yet Henry scrupled not to tread in his footsteps, and to encourage the same abuses in elections」（然而亨利出於顧慮，既沒有重蹈理查德的覆轍，也沒有在選舉時鼓勵同一種濫權）翻譯成「但亨利毫不躊躇，如法炮製，照舊鼓勵操縱選舉的濫權行徑」（第2卷：中文273，英文242）；將「To these passions of Henry, as well as to his suspicious politics, we are to ascribe the measures, which he embraced two days after the battle of Bosworth」（我們將亨利在博斯沃思戰役兩天後所採取的舉措，完全歸因於他的這些激情及猜忌性政治）翻譯為「亨利意氣用事、心存猜忌的政策，我們歸因於他在博斯沃思戰役兩天後採取的舉措」（第3卷：中文6，英文4）；將「the protector, from a spirit of ostentation, ordered them to be transported by land to London」（護國公出於炫耀，下令將戰利品由陸路運往倫敦）翻譯為「護國公無意炫耀，下令將戰利品由陸路運往倫敦」（第6卷：中文61，英文51）；將「And he entirely commanded their affectionate regard, by his abilities and success in almost every enterprize, which he had hitherto undertaken」（憑藉在此前所從事各項事業中所展現出來的能力以及所取得的成功，他[克倫威爾]完全贏得了軍隊的衷心愛戴）翻譯為「迄今為止，將軍幾乎戰無不勝。他處處體貼軍隊」（第6卷：中文63，英文53）；將「But the spectacle the most shocking to every one, who retained any sentiment either of honour or humanity, still remained」（但那種讓所有仍懷有榮譽或人道情感之人深感震驚的場景仍歷歷在目）翻譯為「但圍觀者大為震驚地發現，所有的俘虜仍然保持著幽默和人性」（第2卷：中文265，英文236）；將「The more prudent covenanters had concluded, that their pretensions being so contrary to the interests, and still more to the inclinations of the king」（更審慎的盟約派已經得出結論：他們的主張不僅與國王的利益嚴重衝突，而且更與國王的性向相悖）翻譯為「更審慎的盟約派已經得出結論：他們的權利主張比實際利益更傾向於國王」（第5卷：中文220；英文197）；將「The desire of power, likewise, which had engaged Charles in these precipitate measures, had less proceeded, we may observe, from ambition than from love of ease」（同樣，我們或許可以注意到，促使查理做出這些魯莽舉動的權力欲與其說源於野心，不如說源於對閑適的喜好）翻譯為「這些魯莽的舉動需要強烈的權力欲，國王的動力每況愈下。我們已經看到，查理愛野心不如愛舒適」（第6卷：中文204，英文177）；將「But the effects of these dispositions on both sides became not very sensible, till towards the conclusion of his reign」（直到其統治末年，這些傾向對於雙方的後果才變得十分明顯）翻譯為「不過直到本朝末年，雙方的立場傾向都沒有收到滿意的效果」（第5卷：中文27，英文23）；將「The feudal system, with which the liberty, much more the power of the commons, was totally incompatible」（封建制度與人民的自由，尤其是與人民的權力水火不容）翻譯成「封建制度及其自由與人民權利的增長水火難容」（第2卷：中文44，英文33）；將「In all these transactions appears clearly the opinion, which Elizabeth had entertained of the duty and authority of parliaments」（透過所有這些事務，伊麗莎白對議會的義務和權威所秉持的看法便一目了然）翻譯成「所有這些情況清楚地表明了國會對伊麗莎白的忠誠和敬畏」（第4卷：中文117，英文99）；將「Had the king been impowered to levy general taxes at pleasure, he would naturally have abstained from these oppressive expedients」（假如國王曾被授權隨意徵收普遍性的賦稅，他自然不會求助於這些壓迫性的權宜之計）翻譯成「國王已經掌握了隨意普遍徵稅的權力，自然不會放棄這些壓迫性的權宜之計」（第3卷：中文53，英文41）。
以劉的這種英文水準，不難想見，在面對一些更為複雜的句型時，出現各種與原義截然相反，甚至明顯違背歷史常識的「低級錯誤」就勢所難免了！比如將「These clowns, who assume to themselves the name of barons, abound in every thing, while we are reduced to necessities」（那幫自命為男爵的鄉巴佬們無所不有，而我們卻在經濟上入不敷出、捉襟見肘）翻譯為「我們籌集必需品，已經焦頭爛額，那些裝腔作勢、自稱男爵的小丑還在四處插手」（第2卷：中文18，英文13）；比如將「His wit, to use the expression of one who knew him well, and who was himself a good judge, could not be said so much to be very refined or elevated, qualities apt to beget jealousy and apprehension in company, as to be a plain, gaining, well-bred, recommending kind of wit」（用一位對他知之甚深、其本人也是一位優秀的鑒賞家的話來說，他的機智與其說是那種過於精雅或過於高邈而易於招致猜忌和憂懼的那種，不如說是平易、招人喜歡、有教養和值得推薦的那種）翻譯成「最熟悉他的人士說，他的機智本身就是最好的法官。他的機智精練高雅無以復加，足以招致同伴的嫉妒和恐懼。他的機智質樸、迷人、有教養，使他受人歡迎」（第6卷：中文330，英文285）；將「They then openly asserted, that the levying of tonnage and poundage without consent of parliament, was a palpable violation of the ancient liberties of the people, and an open infringement of the petition of right, so lately granted」（然後，他們公開宣稱：未經國會同意便徵收噸稅和磅稅，這一行為明顯地侵害了英格蘭人民的古老自由，是對新近獲批的《權利請願書》的一次公然踐踏）翻譯成「然後，他們公開宣稱：國會沒有批准噸稅和磅稅，明顯侵犯了國民的古老自由，公然違背了最近批准的《權利請願書》」（第5卷：中文168，英文149），於是乎，經劉仲敬這麼一譯，侵犯國民的「古老自由」並踐踏《權利請願書》的罪魁禍首儼然變成國會了！不僅如此，劉仲敬還將斯密評價休謨的這段話「And that gaiety of temper, so agreeable in society, but which is so often accompanied with frivolous and superficial qualities, was in him certainly attended with the most severe application, the most extensive learning, the greatest depth of thought and a capacity in every respect the most comprehensive」（雖然這種歡快的性情在社交中最令人愉悅，但它常常與那些輕佻浮薄的品性相生相伴，但在休謨那裡卻當仁不讓地與最嚴謹的努力、最廣博的學識、最深刻的思想、最廣泛的能力結合在一起）譯成「他天性愉悅、合群易與，但他最嚴格的操守、最淵博的學識、最深刻的思想、包羅萬象的理解力經常伴隨著輕佻、膚淺的品質」（第1卷：中文11，英文19），天可憐見，經劉仲敬這麼一譯，斯密簡直就是在拐彎抹角地罵休謨是輕佻浮薄之徒！
第二、譯者缺乏翻譯《英國史》所應具備的基本史學素養。
儘管劉仲敬以「世界史」為專攻，儘管有學界前輩以「學貫古今中西」對其倍加稱譽，但是，當他史無前例地將「包稅商」（farmers）翻譯為「農夫」（如「關稅由農夫[farmers]徵收，而非由專員徵收」，「多年來，海關用農夫[farmers]和關員徵收磅稅、噸稅和新稅」，分別見第5卷：中文113、240，英文100、215），當他把「亞琛和約」（Treaty of Aix-la-chapelle）翻譯成「六章條約」（第6卷：中文142，英文124），當他將「恩稅」（benevolences）翻譯成「福利稅」（「本朝第一次出現徵收福利稅[benevolences]的記錄」，見第2卷，中文262，英文226）時，我們便不難得出這樣一個讓人大跌眼鏡，但卻顛撲不破的結論：劉仲敬不僅英文不過關，而且還缺乏翻譯《英國史》所應具備的最低限度的史學素養。
其實，像我上面所提到的這種讓人瞠目結舌、匪夷所思的專業性錯謬在劉譯中比比皆是。簡單一點的比如把「law of nations」（萬民法）譯為「邦國法律」（「國王襁褓即位，現年三十六歲，居然對邦國法律（law of nations）如此無知，似乎令人驚訝」，第5卷：中文20，英文14）；把「the Roman pontiffs」（歷任羅馬教皇）譯為「歷任羅馬主教」（第1卷：中文172，英文164）；把「civil magistrates」（民政官員）譯為「治安法官」（第2卷：中文282，英文249）；把「Institution of the garter」（創立嘉德勛位）譯為「襪帶授勛」（第2卷：中文193，英文168）；把「the commission of trailbaston」（刑事委任狀）譯為「徭役」（「恢復供應徭役」[the renewal of the commission of trailbaston]，見第2卷：中文220，英文188）；把「募兵委任狀」（commission of array）譯為「專員制」（「本朝首創專員制」[The first commission of array, which we meet with, was issued in this reign]，見第2卷：中文299，英文263）；把「purveyors」（承辦商、採買人）譯為「包稅人」（第2卷：中文257，英文234）；把「the Indies」（西印度群島或印度群島）譯為「印度」，結果無中生有地讓西班牙的Phillip II到「印度」迫害異端（「他頒布嚴令，在西班牙、義大利、印度[the Indies]和低地國家迫害異端」，見第4卷：中文42，英文35）；把「positive statute」（成文法、實在法）翻譯成「肯定性法案」（「英國司法體系確定了基本原則：國王雖然不能准許道德上的非法行徑，卻能許可僅僅由肯定性法案[positive statute]禁止的行為」，見第6卷：中文350，英文302）。更有甚者，由於不知道「conversion」有「宗教改宗」之意，從而將「but the generous nature of the prince was averse to such sanguinary methods of conversion」（但國王天性慷慨，對這種以暴力脅迫改宗的方法心存厭惡）譯為「但國王天性慷慨，不願意以這樣殘暴的方式改變態度」（第2卷：中文281-282，英文249）；不知「elect」有「選民」之意，從而將「that doctrine affords the highest subject of joy, triumph, and security to the supposed elect, and exalts them, by infinite degrees, above the rest of mankind」（這種教義為假定的選民提供了最高層次的歡愉、勝利和安全，並將他們無限度地抬高，從而高踞於其餘人類之上）翻譯為「這種教義為設想的選擇提供了最高層次的歡愉、凱旋和穩固，無限升華，高踞於其餘人類之上」（第5卷：中文110，英文97）；不知「janizaries」有「土耳其近衛軍」之意，從而將「The military confessors were farther encouraged in disobedience to superiors, by that spiritual pride, to which a mistaken piety is so subject. They were not, they said, mere janizaries; mercenary troops inlisted for hire, and to be disposed of at the will of their paymasters」（由於這種精神驕傲——錯謬的虔誠常常滋生這種精神驕傲，軍隊里的懺悔師進一步受到鼓勵，以不服從上級為能事；他們說：他們可不是土耳其近衛軍，那種拿人錢財、唯東家是從的僱傭軍）翻譯為「軍隊懺悔師誤解虔誠的真義，以精神的驕傲進一步鼓勵了忤逆犯上的行徑。他們說：他們可不是區區守夜人，像唯利是圖的僱傭兵一樣拿人錢財、聽憑東家使喚」（第5卷：中文393，英文359）；不知「divan」有「東方國家的議事廳」之意，從而將「After all this discourse, more worthy of a Turkish divan than of an English house of commons, according to our present idea of this assembly」（畢竟，根據我們目前的國會觀念，這種話語更適合土耳其的議事廳而非英格蘭的下議院）翻譯為「根據我們目前的國會觀念，這種談論更適合土耳其咖啡館，而非英格蘭下議院」（第4卷：中文276，英文242）。當然，其中最令人瞠目結舌的當屬把「The great charter had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is valuable part of liberty; the petition of right had renewed and extended it」（《大憲章》奠定了寶貴自由的基石；而《權利請願書》則更新並擴展了《大憲章》的內容）譯成「《大憲章》奠定了寶貴自由的基石。請願權不僅復興，而且擴展」（第6卷：中文270，英文235），居然能把「the petition of right」譯成「請願權」，這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果說上面如此簡單的專業術語劉仲敬都能譯錯，那麼凡涉及到較強專業知識的翻譯就更可想而知了！如想當然地將「barons of exchequer」（財政法院的法官）譯為「財務卿」（「他們宣布，每一屆國會開幕第三天，國王就應該重新任命這些官員，只有兩院法官和財務卿[barons of exchequer]，見第2卷：中文172-173，英文147），將「The Parliament of Paris」（巴黎高等法院）譯為「巴黎的國會」（「巴黎的國會身為法律和正義的尷尬之城[The parliament of Paris itself, the seat of law and justice]」，見第4卷：中文44，英文37；而且撇開原文不說，這句中譯本身就是文理不通的病句！），將英國內戰史上有著特殊內涵的專有名詞「the good old cause」（美好的古老事業）翻譯成「古老和正當的目標」（第6卷：中文84，英文73）。此外，由於不知道「cautionary towns」為荷蘭獨立戰爭時期英格蘭應邀在荷蘭所設立的「警戒城鎮」，從而想當然地將「cautionary towns delivered」（第5卷第47章的「分標題」，意為「交還警戒城鎮」）翻譯為「市鎮防範於未然」（第5卷：中文41頁，英文38）；由於不知道「Statute of Mortmain」為《沒收法》或《死手法》之意，不知道「use」作為法律術語意指「用益設計」，從而將「The Statutes of Mortmain was often evaded afterwards by the invention of uses」（此後，人們常常通過發明各種「用益設計」來規避《死手法》）莫名其妙地翻譯為「以後，永業立法經常以虛構用途的方法規避」（第2卷：中文110頁，英文90頁）；由於不知道「states」、「estates」尚有「等級會議」之意，從而悖謬地將「often without consent of the states or great council」翻譯為「經常不經國家（states）或大議事會同意」（第2卷：中文314，英文293），將「without any advice of parliament or estates」翻譯為「沒有國會或有產者（estates）的建議」（第5卷：中文37，英文37）；由於對霍布斯及英國內戰史事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從而將休謨品藻霍布斯的這句話——「Timidity is the principal fault」錯誤地翻譯為「羞怯是他遭到責備的主要缺點」（第6卷：中文114，英文98）。儘管「timidity」除了「膽小」還有「羞怯」之意，但但凡了解霍布斯生平或知曉霍布斯曾自稱是「恐懼」的「孿生子」這一典故的，都會毫不猶豫地將其譯為「膽小畏葸是其主要的缺點」；由於不知道「權力源於財產」是17、18世紀英國憲政學說中的一句至理名言，從而將休謨的「As power naturally follows property, this revolution alone gave great security to the foreigners」這句話無厘頭地翻譯為「因為權力源於地產，這場革命就已經保證了外國人的地位」（第1卷，中文162，英文156）。
譯錯也就罷了，如果能一路走到黑，「持之以恆」地錯下去，那也算錯得有風格、有節操！但劉仲敬則不然，他不僅譯錯，而且要變著花樣錯！當他把「the statute of provisors」（聖職法）一會兒譯成「《臨時條例》」（第3卷：中文149，英文122），一會兒譯成「補充條例」（第3卷：中文156，英文128）；當他把「dispensing power」（「擱置權」或「豁免權」）一會兒譯成「授權」（第2卷：中文252，英文218），一會兒譯成「執行權」（第2卷：中文17，英文12），一會兒又譯成「王權強化」（第2卷：中文219，英文188）；當他把「purveyance」（「先買權」或「採買權」）一會兒譯成「王室供應徭役」（第2卷：中文219，英文187），一會譯成「徭役」（2卷，中文165，英文142），一會兒譯成「補給徵用權」（2卷：中文24，英文17），一會兒又譯成「食物供給」（第4卷：中文289，英文258）時，你不能不懷疑這不僅是一個史學素養不達標的譯者，而且也是一個心思游移、敷衍塞責的譯者！
第三，譯者態度輕薄倨傲，對原著缺乏最起碼的尊重。
如果說英文不過關、史學素養不到位尚屬「水平」問題，那麼，我下面所要說的就屬於「態度」問題了。
首先，劉譯中存在著大量的漏譯。在述及《人身保護法》時，休謨曾對其負面影響進行了某種頗具保守主義之特色的反思，也即「It must, however, be confessed, that there is some difficulty to reconcile with such extreme liberty the full security and the regular police of a state, especially the police of great cities. It may also be doubted, whether the low state of the public revenue in this period, and of the military power, did not still render some discretionary authority in the crown necessary to the support of government」（第6卷：英文235），但就是這麼一段既長、又十分重要的段落卻在劉譯中莫名其妙地不見了蹤影（它本應該出現在劉譯第6卷第270頁）！又比如，在論及「光榮革命」與英國自由體制之間的關係時，休謨曾說過這麼一段被後世研究者頻頻「引述」的話，也即「And it may justly be affirmed, without any danger of exaggeration, that we, in this island, have ever since enjoyed, if not the best system of government, at least the most entire system of liberty, that ever was known amongst mankind」（第6卷：英文338），但同樣，經過劉仲敬的翻譯，這段話也神秘地「被失蹤」了（它本應該出現在劉譯第6卷第391頁）！實際上，因這種敷衍塞責的翻譯態度而被遺漏、「被失蹤」的段落在劉譯中又是何其多也！
其次，「指鹿為馬」，錯把「杭州」當「汴州」。正是由於譯者對原著倨傲、對譯事輕薄，從而導致了許多「指鹿為馬」，錯把「杭州」作「汴州」的錯誤。比如將「Cassivelaunus，one of their petty princes」翻譯為「他們最傑出的王子卡斯維拉努斯」（第1卷：中文6；英文22）。在這裡，劉仲敬顯然是把「petty」誤認為是「pretty」了！又比如將「the ecclesiastics called aloud for the punishment of his disciples」翻譯為「神職人員聲嘶力竭地要求懲治他的教義」（2卷：中文265，英文236）。在這裡，劉仲敬又顯然是把「disciples」（門徒、信徒）誤認作「principles」了！又比如將「His army was retained entirely by pay, and looked on the quarrel with the same indifference, which naturally belongs to mercenary troops, without possessing the discipline, by which such troops are commonly distinguished」翻譯為「王師完全為軍餉作戰，對雙方的爭論同樣無動於衷。僱傭軍自然如此，沒有軍隊通常的原則」（第5卷：中文218，英文195），在這裡劉仲敬顯然又把「discipline」誤認作「principle」了！還比如，將「The more early French writers are liable to the same reproach. Voiture, Balzac, even Corneille, have too much affected those ambitious ornaments」翻譯成「越早期的法蘭西作家越容易受到同樣的批評。伏爾泰、巴爾扎克，甚至高乃伊都縱情於華麗詞句」（第5卷：中文125；英文108）。在這裡，劉仲敬又顯然是把「voiture」看成是「Voltaire」了！又比如，將「he purposed by arbitrary power to establish liberty, and, in prosecution of his imagined religious purposes, he thought himself dispensed from all the ordinary rules of morality, by which inferior mortals must allow themselves to be governed」翻譯為「他企圖藉助武斷權力，奠定自由。他實現想像的宗教目標，自以為不受任何普通道德規範的約束。低級的規範必須從屬於高級」（第5卷，中文409，英文371）。在這裡，顯而易見，劉仲敬又把「inferior mortals」（低賤的普羅大眾）誤認作是「inferior morality」了！
最後，在翻譯時罔顧原文，信「筆」雌黃。如將「he again returned with his army into Gaul, and left the authority of the Romans more nominal than real in this island」翻譯為「（他）再度凱師高盧，留置羅馬官守，外示歸治、內實羈縻」（第1卷：中文6-7，英文22），原義不過是指「他再度與軍隊一道回師高盧，留在這個島上的羅馬人的權威更多是名義上的而非實際上的」，我不知道何來「外示歸治、內實羈縻」之說！又比如，將「but he himself had the misfortune, he believed, to be the first Christian man that had ever married his brother』s widow」翻譯成「但他相信，他不幸成了第一個娶了寡嬸的基督徒」（第3卷：中文157-8，英文129），明明是「寡嫂」，怎麼在劉的筆下就升格成「寡嬸」了呢！同樣，將「Oxford is said to have payed no less than fifteen thousand marks, as a composition for his offence」譯為「據說，牛津伯爵至少為這次冒犯付出了一萬五千鎊貢獻」（第3卷：中文60，英文46），明明是一萬五千「馬克」，怎麼在劉的筆下就變戲法地成了一萬五千「鎊」了呢！又比如將「We may remark, that a man of a thousand marks of stock was rated equal to one of two hundred pounds a-year」譯為「我們必須注意到，一個人擁有一千馬克動產都相當於歲入一千鎊」（第3卷：中文361，英文309），分明是「兩百鎊」，怎麼在劉的筆下就突然增值了五倍，變成了「一千鎊」了呢！又比如將「What Fitz-harris』s intentions were, cannot well be ascertained: It is probable, as he afterwards asserted」翻譯為「埃弗雷德的意圖難以判斷，大概跟他後來的表示一樣」（第6卷：中文296，英文257），明明是菲茨-哈里斯，怎麼就「李代桃僵」成了「埃弗雷德」了呢！
翻譯誠非易事！故而但凡稍有翻譯經驗的人都不難承認：在翻譯中出現少量差池不僅在所難免，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情有可原。也正是出於這種原因，我對那種對譯者的一兩處無心之失只「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市儈作風向來不以為然。但是，劉仲敬所譯的《英國史》則截然不同，因為其所表現出來的英文水準之低下，歷史素養之粗劣，翻譯態度之輕佻，錯誤名目之繁多實乃近年所罕見，從而也致使其所譯的《英國史》成了不折不扣、名副其實的「數卷殘編」！
我是武大史院學生，我們班一位同學的本科導師恰巧是阿姨的博士導師，雖然中途老師就轉到復旦了。阿姨跑路後他去上海和這位老師見面時，老師偶然提到了劉仲敬。
據這位老師所說，他原本不想收阿姨做學生。他覺得阿姨年紀太大，而且各方面素質都不高。但阿姨的碩士導師是他的好朋友，這個朋友說阿姨這麼大了還沒成家立業，而且家裡不富裕，如果不讀博，阿姨生計成問題。老師就出於善心收下了他。
然而阿姨讀博之後學業荒廢，還發表一些眾所周知的言論。老師不止一次勸他退學。據老師回憶，阿姨某次考試法語只得了27分。英語成績稍好，35分。
那麼問題來了，阿姨是怎麼翻譯外文著作的？據老師說，阿姨的背後有團隊運作，可能靠阿姨的幌子賺了不少錢。團隊看上阿姨，可能是因為阿姨思想古怪，而且沒有妻兒便於利用。個人猜測，阿姨和這個團隊其實是相互利用。
阿姨的跑路真的跟迫害沒什麼關係，估計上邊都懶得理這種人吧。
需要強調的是，這位導師富有人格魅力，在專業內也很有地位。他離開我院的時候，學生中一片哀怨。請大家黑阿姨的時候不要黑到他的身上，他也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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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老師是誰也不必問我，稍微搜一下就能知道。之所以我不願說出他的名字，主要還是擔心有腦殘惹事。而且據我所知，老師並不願意提起這件事情，誠如評論區的 @Hakumo 老師所言。
這位老師的專攻方向是英國中世紀晚期與近代早期。我並不清楚阿姨的博士方向，但猜測阿姨也了解過相關研究。因此，阿姨某些言論的來源就可以解釋了。當然，這只是他的個人觀點，別說是這位老師，只要是經過正規的歷史學研究訓練的人都看得出來，阿姨是歷史學民科。歷史學的門是有門檻的，而他跨不過去，他只能在門外瞥一眼屋內，然後對外聲稱我是房子的主人。自欺欺人就是這麼回事吧。
好幾位我很喜歡的大v前來圍觀，好開心，可惜我不能取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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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劉仲敬不是好鳥」，然後就有人毫無邏輯地說「xxx更不是好鳥」云云，再然後評論區就被帶偏了。對於這種意在引戰的評論，我只好當做是洗姨粉（為阿姨洗地的粉絲）。
喜歡阿姨的，要麼太年輕，要麼是別有用心。人生經驗可以慢慢積攢，可良知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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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區有知道老先生名字的人。我把這些評論刪掉了，我只是出於對他老人家的保護考慮，沒有別的意思。萬分抱歉。請代我問他的好。
知道名字的不要在評論區打出來，謝謝。
這位老師的出走與阿姨當然無關，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家，為什麼要被這種敗類擾亂心境。人往高處走，待遇好的地方誰都願意去。當然，老師出走的原因很複雜，我也只是略知一二，因為與問題無關，在此不展開了。
看不下去了。。。
搬運一下輝格對阿姨的評價：
昨天有朋友也問起我對阿姨的看法，我想說，如果你對阿姨的興趣在學問方面，那還是別抱什麼希望了，如果是政治方面，倒沒準還真能成點氣候，要改變世界，還真得像阿姨這樣的才行，我自認不是那種能對世界有所影響的人，所以不會有多少興趣。
姨譯的寫的歷史著作最好都當作政治著作（注意：不是政治學著作）看，是在學術外衣下構建政治思想體系。有股濃濃的超個體（superorganic）主義味道，作為個人主義者，我不喜歡，儘管一些重要立場和主張我是贊同的。
「克拉林敦、休謨和麥考萊的所謂史學，其實主要是經學。他們的著作與其說與世無爭地考證歷史，不如說積極主動地加入了作者同時代的憲法鬥爭」「著作的意義與作者關係不大，而主要取決於著作依託的傳統。人類依靠意義生活，甚於依靠眼睛和麵包。在意義世界中，沒有比傳統的建立和延續更重要的事情。現世的失敗和肉體的毀滅都是瑣屑而非決定性的泡沫」——這就是我說的超個體主義。
阿姨雖言必稱英倫，但這種氣質和傾向其實很大陸很不英格麗煦。就歷史哲學而言，柏拉圖，黑格爾，馬克思，尼采，斯賓格勒，湯因比，福山，同宗一窩，都是超個體主義（superorganism）＋歷史決定論傾向＋將個人溶解在歷史使命感中，沒什麼新鮮東西，這條脈絡波普早就理過，見《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
數卷阿姨，本名劉仲敬，性別男
阿姨外號來自某次吵架「來來來，阿姨教教你」
別稱：淑娟阿姨（主要來自敵人）、數卷瞎編（主要來自朋友）
xx醫科大學法醫專業畢業
迪化市公安局法醫科上幹了小十年
棄刀從文轉型歷史學術
四川大學世界史碩士畢業
武漢大學世界史博士在讀
在歷史領域的學術成果目前為止主要是翻譯了休謨的《英國史》、自撰《民國紀事本末》、《海國圖志》上的大量長文以及《新京報》上的一些書評。
阿姨考武大博士的時候有人戲問歷史學院有教得了他的人么，阿姨戲答武昌首義地方不錯
阿姨的學習對象是康南海先生，只不過後者售賣的是日本經驗，大多是看翻譯過來的二手貨。前者售賣的是英國經驗，雖然懂點英文但被批得慘無人睹。
康南海是體制內的邊緣人物，雖然勉強考中的進士。但是帝國晚期的進士多得像狗一樣，就像現在的985文科博士不值錢，想當官還要候補n年，還不如走權貴路線方便。
康南海就是這樣實施的，在家鄉辦萬木草堂宣傳學術影響力，順便收幾個有前途的年輕老鄉做學生。梁任公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學術框架，是以日本維新為經，這迎合了當時國人對日本的好奇；而以今文經學為維，這是當時主流熱門的學術思潮。他還與時俱進，學習基督教經驗，想把儒學改造成孔教，這被作風嚴謹的儒家學者看成胡說八道。胡說八道就胡說八道吧，反正人家本意也不是搞純粹學術。
這套東西在和諧盛世是不大會注意的，特別是不受體制內人士的青睞。不過當時正是馬關條約簽訂不久，軍事戰敗、政治分裂、經濟疲軟、學潮湧起。惴惴不安的統治階層在找救命稻草，絕望幻滅的學術階層在找新安慰劑。這樣康南海的變法改制思想被看上了，而且還是被督撫、帝師甚至皇帝看上了。結果，康一躍實現了知識分子的最大夢想，可以在權力中心實施自己的理想國藍圖。不過在老奸巨猾的官僚眼裡，男孩和他的學生只是沒根基、沒頭腦、沒策略的口舌之士而已，可以利用他們渾水摸魚。
不過南海表現得比他們還要蠢、還要狂。不僅沒有團結大多數，還嚇跑了原先的同情者。請伊藤博文做改革顧問，想讓中國和日本合併，甚至還想出說動袁世凱兵變，圍頤和園殺太后。結果毫無意外可恥的失敗了。康南海跑路去日本、美國，偽造出來衣帶詔，靠著募捐騙吃騙喝，指揮學生搞搞罵戰，日子得也挺瀟洒成功。鼓囊點學術為政治服務，然後抬高自己成為教主，出國逃難坐擁信徒和金錢，這就是康南海的成功之路。
康成功的基本條件有三條：一是要有個還有點權威的統治階層，這樣他的觀點才有統一實施的可能；二是這個統治階層已在不安和迷茫，這樣才能聽得進他的驚人之語；三是審時度勢足夠靈活，看到苗頭不對立馬要跑路止損。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對照阿姨的話，好像還欠缺一點。這個朝廷確實還是有足夠的權威的。他進言的hong二代，確實也處在不安迷茫中：上有暴君，下無根基，該跑還是該留。但是權力的裂痕還不足夠大，權力的壓力已經開始了。阿姨能審時度勢的走，從個人角度還是很精明，只可惜他走的時候的名聲未及南海先生。
最後還要提一句，當世崇拜南海先生的人大有人在。不管對康南海人品如何非議，不管他的變法歷程多麼受學者譏笑，但是他還是做到了多數知識分子想做而做不到的，就是在現實層面實施他的學術主張。記得也有一位國師說，近代誰有可能實現內聖外王的理想，如果不提毛潤之，也只有康南海了。巧的是，他編譯的書也是受到hong二代讚賞的，據說革命老前輩很愛看。劉仲敬的視野里，像其他所有右翼史觀一樣，是沒有「社會」的位置的。在他的敘事里，無論是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還是其它任何國家，都是一片「和諧」，像極了——呃，希特勒式的das Volk沒有任何哪怕自發的抗爭，一切社會運動都是「蘇聯」的操縱——不得不說，這正是當前中國大陸柿油派和自干五共享的一個東西。自由派的輝格史觀和自干五的大棋黨，確實是可以完美結合的。這套把戲當年的蘭克就玩過了（Richard Evans:In Defence of History中對其來龍去脈有詳細介紹）。
是神經病
圖為昆明火車站恐暴案發生後，數捲髮表的廣播。
我看該打120，送到六角亭。
看了很多書自以為掌握了歷史真理的人，抒情多過論述，感性多於理性，屁股決定腦袋。
他和姬軒亦就是我稱之為「跳大神揭露歷史真相流」的兩位代表人物和兩個極端，兩者的腦殘粉也讓我看了覺得心煩。
學術這東西，不按照主流的來，無論理科文科，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民科，還有百分之一是拉馬努金。但拉馬努金從那百分之九十九脫穎而出的原因，是他用非主流的方式得出了主流的結果，並得到了哈代的認同。而從劉仲敬《民國紀事本末》反響來看，只是用跳大神的方式得到了跳大神的結果。抱歉，還是民科。
他還未被人扒皮抽臉的唯一原因，就是窩在豆瓣一小角落裡不引人注目，就如同民科窩在百度某個貼吧里，總能網羅到一批腦殘粉共同探究「真理」的。阿姨考武大博士的時候有人戲問歷史學院有教得了他的人么，阿姨戲答武昌首義地方不錯
馬克一記，鄙校的歷史學院居然已經如此被人輕視了，以後又有黑歷史狗的新段子了。
滾去上課前搜了一下大作的節選
如果不是擁躉打錯字的話，我只能說，這文言文水平未必戰得過武大理工科的文學愛好者。
「詞」還是「辭」是個問題。
數卷殘編是誰，或者他到底提倡什麼，怎麼認識它。
讓我們用一些關鍵詞來看
天才
劉仲敬是個天才。其識見之廣博，洞見之深刻，當時罕見，遠非幾個學院腐儒可以認識的。
上面有人把他導師拿出來嘲諷他。我只能說，像他導師這樣的學術工程師一抓可以抓一大把。劉這樣的，五十年未必會有一個。
我讀書多年，當代之人里，只有秦暉老師可與近之。但秦暉文采稍鈍，但溫厚勝之。
窮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我們都知道，歷史學講究史學三長，即史學、史識、史才。
現實中你們看到的歷史學研究者往往不是那麼回事，有些歷史學家熱衷考據，掌握了無數材料，只可惜，怎麼看怎麼看，寫的書都是材料鋪子。另一類則以引進西方的時髦史學理論為樂
而數卷的著作，則打通中外古今，在不經意間就能將兩個看似不搭界的事情認識清楚。從古代希臘到中世紀伊斯蘭社會，再到近代上海灘又或者今日川普與希拉里。
劉隨手拈來，既有大格局，又有細緻之洞見。這一切不光需要知識，更需要透徹的頭腦。
格局
劉認為讀書要講格局，他認為最好的歷史學家是能夠在混亂的事實中抽離出事務的脈絡。搞清起結構與規律。
在他看來，很多歷史學專業人士不過是歷史技術員而已，跟一個書記員沒啥區別。他們弄的細節很正確，可是也僅此而已了。
而這種格局的培養，正是過去的博雅教育所注重的。所謂博雅教育，就是培養紳士，實際上也就是統治者的。
輝格史學
實際上，劉的作品的史學理念並不是他自己獨創的。這些理念其實更像是19世紀輝格史觀。只是在今天的學術界，這種輝格史觀並不時髦，反而屢屢被扣上西方中心主義、殖民主義、男權主義、種族主義的帽子。
劉本人也非常推崇輝格史觀。他最早翻譯的書裡面，就有休謨和麥考萊的作品。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他翻譯的順序，基本接近他認為重要的順序。
保守主義
相對而言，劉本人倫理上接近保守主義，在儒家和新文化運動之中，他明顯更偏向傳統一邊。
他曾經嚴厲批評蕭紅和郭沫若等新派人物的為人處世。而曾稱胡適是享受了同時承受舊道德的負擔和新時代的付出。
對於一些嚴守舊道德的人物，明顯褒獎有佳
封建
劉非常喜歡封建，稱讚英國等封建體系，認為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產生了近代社會。
同樣的，它對於類似的封建社會中，才同樣抱有好感，無論是中國的周朝的封建，還是日本的封建體制
組織度
劉非常強調所謂組織的作用。在鬥爭當中，強大的組織往往戰勝衰落無力的組織，哪怕後者看上去大的多。
他非常喜歡強調土豪的作用也是因為此，因為土豪是自組織核心，是所謂的凝結核。
自組織度越高的社會，越活躍。
而大一統極權帝國則熱衷一盤散沙的狀態，摧毀各種自組織。而近現代的極權主義者，更是將這一進程推向了極端。
費拉
費拉是數卷和他的追隨者的常用詞。我認為可以代換為順民和奴才。
一種坐穩了奴才、安於奴才的狀態。自詡為老老實實的良民。在大洪水來臨之時，常常粉身碎骨。
德性
劉的學說最不同於各種學院技術派的一點是。他重新引入了道義和德性因素。在他的文章和著作中，常常可以見到德性這樣的詞語。
在他的作品裡，一個有德之人和有德的民族總是受到更多的讚揚。
在德性之中，尤重武德。沒有武德的國家與民族，沒有不怕死的精神，是根本沒有辦法保衛自己的存在的。
武德不彰，是末日帝國的典型象徵之一。
安蘭德
他曾經寫過一本《安蘭德傳》，算是頗有夫子自道的感覺。
安蘭德在美國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鬥士形象著稱。但是其俄國式的精神氣質其實與美國主流格格不入。
而劉本人也如此，他的這一套也同樣跟中國主流文化格格不入。他自稱像 我像愛沙尼亞的日耳曼人（他們是中世紀騎士團的餘孽）和哈薩克的波蘭人（他們是斯大林騙去「建設處女地」的歐洲人），天生沒有確定的歸屬感。
大洪水
這是劉對於大一統帝國崩潰之後，殘酷混亂時代的一個形象概括。
這樣的時代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每次都帶來百分之幾十的人口滅絕。有些地方甚至幾乎全部消失。
他認為未來中國可能重新發生這種情況。
解體
他開除了一副藥方，就是解體
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惡專制而戀大一統無異於愛苗條而不舍甜食
只有建立諸夏體系，才能化解大一統的毒
我個人並不完全認同劉的觀點。我的立場也跟他有區別。
但是即使如此，我依然認為他是一個天才，他的著作和文章非常值得一看。
至於他的一些細節性錯誤，發揚廉價七成正確精神即可。小錯誤自己修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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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過一段時間，初看確實能用各種亂七八糟的野史軼事唬住不少年輕小朋友。但是看多了以後，數卷殘編給我的感覺就是：黑，黑，黑，黑黨boy。
不停的在各種正史野史私人筆記中尋找能黑gcd的隻言片語。我甚至能夠想像到，他在某本小本子上找到一個黑片段時手舞足蹈的樣子。這得多大仇啊！
此人還在豆瓣上有一群小夥伴，互相轉發各種未經證實的資料，然後相互奉承一番，以此為樂。
以前看阿姨及其同類鼓吹門閥貴族土豪的時候，突然想起來，按照他們的觀點，北棒三代胖子世代相繼，應該是最符合其要求的了。
正所謂德匹下費拉不堪早被吸入姨肛。
來自某朋友的評價：
歸結起來就五個字：跪舔英美日。
順便我朋友還說：阿姨能成名說明中國學界腐爛到一定地步了。
估計這玩意會摺疊的。by6.13
哦對了，我還搜過cnki，老博士可是一篇核心期刊都沒上。 8.5
倒是有些感悟可以寫點成文的東西了。
孔子、司馬遷、劉仲敬是相似的，他們都以或者都曾以一種史傳的載體來表達觀點：孔子褒貶春秋、司馬遷成一家之言，劉仲敬靠拙劣地模仿文言撰寫民國史。
甚至他們表達的觀點都極其類似。原教旨——周漢儒家未必是尊崇大一統的，他們推崇的是西周的封建秩序。暫且以劉仲敬本人的理解，表舉如下：「漢儒呻吟叫囂，舉起周公孔子的旗號，號召用「周政」打倒「秦政」。三代上古的理想世界構成儒家的核心價值，迴響在二十四史當中。儒家非常清楚：周政就是小邦林立的孔子時代。周政之所以是仁政，因為天子只有禮儀性、榮譽性的最高權力。各邦君主、貴族、國人分享權力，不時爆發《大憲章》式的階級衝突。」（劉仲敬：我們在世界中的位置(2)_共識網劉仲敬：我們在世界中的位置(2)_共識網）
從司馬遷的筆法中也可略見一斑：「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原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為將如此。」（史記，衛青霍去病列傳）
在史記中，司馬遷對於衛霍兩位名將是不滿的，戰功遠遜於他們而愛惜士人的李廣卻獲得了褒獎。他借蘇建的語氣表達了怨憤，分明是對於封臣裂土、招致門客一事有著無比推崇。同樣的怨恨反應在韓信身上，他急不可耐地在高祖最危難之時要求齊國的王位，對於屠狗出身的樊噲無比鄙視。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傳中竭力推究先祖的家事，追溯到三代甚至更久遠的貴族上去，他和韓信一樣，恪守著心中固有的封建貴族傳承。
劉仲敬亦如此，他在《沒有土豪的世界》里宣揚土豪——即是門第閥閱對於社會的重要性。他竭力去宣揚大一統中央政府的暴戾和鄉賢社會小共同體的美好。他的史論千瘡百孔，正如孔子刪改春秋、司馬遷試圖通過細節描寫來號召道德激情以扭曲歷史的大局性。
與他所臆想出來的土豪世界所相反的是：真正的土豪政治是極其殘酷血腥的。「西洋和中國許多研究者，是通過古典文化來觀察中國的。他們通過這樣的媒介物來觀察，把中國當作是「古雅」的，而且發現年深月久的蒼翠的銹痕，悠悠然籠罩在中國的鄉村和人民之上。田野中聖經時代的韻律，使中國的生活彷彿是一首牧歌，以神所指定的旋律，從這一季蕩漾到那一季，從播種時蕩漾到收穫時，從出生蕩漾到死亡。中國的知識分子為了外國銷行而寫的關於他們國家和人民的作品，總是強調這瀟洒之美，以及古哲學的明白純潔。這種圖畫是虛假而有毒的。」（[美]白修德 等：《中國的驚雷》，新華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35頁。）在明清大一統王朝中，孔府有著獨特的地位，他既是先代聖人後裔又是佔據大量土地的豪強閥族和幾乎完全的獨立王國，——孔府只是一個縮影，帝國政府並不是完全地壓制豪強，一旦豪強的存在對於大帝國有利，就如被獨尊而篡改的孔門思想有著維繫大一統的作用，那麼大帝國會欣然接受。正如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中所言，孤立地被丟棄到地方的官僚行政不得不依賴於衙署——也就是來自於地方的幕僚（紅樓夢中賈雨村在判案時居然為一個門子左右，而這個門子所聯結的就是地方上的豪強關係）。而科舉的最基層，試卷是完全不遮掩名字的，因而為地主家族的晉陞鋪平了最堅實的道路，以至於才華橫溢的范進直到一度被埋沒的周進才被發現——帝國政府與豪強達成了完美的契約。
話題回到這個孔府，溫良恭儉讓並不存在於現實的最接近劉仲敬臆想條件的土豪中，這樣一個政治經濟高度統一體實際上是建立在對佃農無比殘忍的壓榨上：對農奴人身的無情支配、極其高的剝削率。高尚的「大憲章式鬥爭」從來沒有過，或者說從來不可能惠及普通百姓，世家閥族和皇族的鬥爭與內鬥不過是分贓問題。劉仲敬狂熱地自我代入到占極少數的豪閥中去，然而他卻無視了佔據大多數的佃農階層，——這個階層，甚至在民國的蘇魯地區，佃農還要奉納妻女供土豪們享用。
劉仲敬在訪談中刻意營造著一個吳越民族主義假象，然而它並不存在，吳越的繁榮不在於十國的割據，而在於南宋在南方的經營，然而南方極大繁榮的結果是吳王朱元璋北伐戰爭的勝利與明代的建立，明清。我們與鄰人相互鄙夷但我們從未視其為異類。甚至吳越正是這樣一個不團結的聯合體，她在內部也不斷相互嘲弄著，不會勝於她的對外情緒。中國土地上的血脈早已因為人口流動得亂七八糟了，中國的概念也逐漸擴大著。——甚至在訪談中前文劉仲敬也不得不承認民族的變動性，但卻在自己的後文中愉快地無視。劉仲敬正是天真地把這樣半玩笑半無知似的對鄰人的鄙夷當做反大一統的群眾基礎。
逐條批駁劉仲敬的歷史錯誤非常不易，因為一句句都可以找到錯誤，正如司馬遷和孔子對於史書的撰寫態度。可笑的是，劉仲敬的粉絲還把這些當做無可厚非的小缺陷，並大言不慚劉仲敬更應當鑽研政治哲學。
劉仲敬使用了費拉的說法，但是語義卻發生了指能轉移。他把舊中華帝國在現實的殘像——共和國指為費拉，指為劣等，但是我們更願意把自己的立場建立在上個世紀中葉以來的革命傳統中。所以，劉仲敬等人才更像這個遠古文明的殘像。
正如季氏願意容忍孔子開設私塾、漢武帝願意觸怒他的司馬遷成為內廷臣僕一樣，這個國家也仍然願意為他在武大圖書館提供一席之地。然而我們卻真正地看見一些群眾運動領袖（某某社會活動家、某某罷工工人領袖）遭到打壓。借用三體的一句話：主不在乎。（2015年3月31日21:33:11）
數卷的價值判斷水平極其糟糕，其倫理學和尼採的錯誤程度差不多，在那些認為生存比幸福重要的理論中也算是相當邪惡的，為古代傳統洗地時就像一個盎格魯版的新儒家。
比如說，他承認「費拉」比「封建」時代的人更幸福，卻依然自相矛盾的支持「封建」，即使那套蠻族封建文明費拉的理論是正確的，封建時代依然是最黑暗、最恐怖的——因為那個時代的人具有最低的幸福水平。多元文化主義僅僅是對錯不分，他卻顛倒黑白。
當然，天朝絕非已經度過了文明階段，而是僅僅建立了部分文明，雖然沒有基督教這種社會毒瘤，強大的邪惡傳統文化依然徘徊在這片大陸之上，典型體現就是皇漢分子、中醫粉和非處不娶。當然，對於野蠻民族，天朝的這部分文明足以為統一提供最強的道義支持，破除落後宗教可謂天命昭昭（舊土新歸還是開闢蠻荒並不重要），翻身農奴幸福水平大大增加。
此人在學界口碑頗差，坑了川大和武大兩個老師。。。。。
滿洲利亞第三帝國皇后，劉淑娟仲敬女士…
問：之前網路上有一篇文章，批評您翻譯的《英國史》里有一系列的語言錯誤，想知道您對自己英文水平的判斷。
劉仲敬：如果連這種東西都要看的話，那該看的東西就沒法看了，你不可能有那麼多時間去看這些東西的，除非你基本上已經沒有別的什麼值得一做的事情了。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