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別朝之亡皆自亡，宋朝之亡亡天下？
謝邀。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亡天下」吧，高票答案沒有一個認為這是個問題。
「亡天下」這個說法出自顧炎武《日知錄》，這並不是單獨的一段話，而是出自一篇更長的文章。這篇文章題為《正始》。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
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不可不說，這是斷章取義。
我們通常把斷掉的那部分當作「歷史局限性」的體現。但我們今天定性地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就只好再把這些「歷史局限性」給拉出來批判一番了。
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洛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庄，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為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
曹魏正始年間，出現了擯棄儒學，崇尚玄學的風氣。這種風氣在後世影響深遠。
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日咸、日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占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其為後人企慕如此。
魏晉南北朝時期很多名人都非常推崇這種「正始遺風」。
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
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王為集漢之終；演說老、庄，王何為開晉之始。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羌、戎互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晉書》說這種風氣是把禮法視為流俗，把放誕看作清高。
我覺得晉書批判的輕了。晉朝神州陸沉，就是因為以竹林七賢為首的這幫人不好好搞禮法教化，裝逼裝的。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
一般的改朝換代叫亡國。禽獸把人的地方佔了叫亡天下。魏晉人清談怎麼就亡天下了呢？就像是孟子批評楊朱、墨子時說的一樣，讓天下人失去父子君臣的倫常，人就都變成禽獸了。
昔者嵇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為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為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盪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
嵇紹的父親嵇康被晉文王（應該是晉文帝，看來顧炎武不認可這個追謚）司馬昭殺了，後來晉武帝司馬炎改朝換代，山濤推薦嵇紹做官，嵇紹不想去。山濤說：「孩子我是為了你好，地球都知道轉轉圈，人就不知道腦子轉轉彎？」被當時的人傳誦為名言，卻不知道這事敗壞仁義有傷教化，禽獸才幹得出來。晉武帝是亂臣賊子，根本不是嵇紹的君。嵇紹忘了殺父之仇，效忠亂臣賊子，當了三十多年禽獸。就算是在盪陰他為了救皇帝而死，也掩蓋不了他是個禽獸的事實。
且其人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上，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遍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為邪說之魁，遂使嵇紹之賢且犯天下之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容兩立，使謂紹為忠，則必謂王裒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
嵇紹當初做官的時候，肯定也沒想到自己最終會救駕而死，贏得忠君的名聲來掩蓋不孝之罪。自正始年間之後，世風日下。正因為有山濤這種異端邪說的頭子，才讓嵇紹那麼好的人都成了禽獸。而且正邪不兩立，要是說嵇紹忠，那（同樣父親被司馬昭殺死，卻拒絕做官的）王裒難道是不忠嗎？
怪不得劉聰、石勒把晉懷帝抓去羞辱的時候，投降他們的晉朝官員現場看著都無動於衷呢。
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所以知道保天下，才知道保國家。保國家是統治階級自己的事情，保天下卻是人人有責。
《正始》 一篇中雖然在說「亡天下」，卻根本沒提宋朝被元滅亡的事情。
這篇文章的主旨是：倫常禮法喪失，就是「亡天下」。比如像晉朝那樣，就是亡天下。
可見「亡天下」指的既不是宋亡，也不是明亡。甚至它指的不是朝代滅亡，而是君臣父子之間禮法倫常的滅亡。
西晉統治者是華夏人，掃清六合一統三國。但無論太康之治是怎樣繁榮昌盛的太平盛世，在顧炎武看來，天下也已經亡了。
研究宋史的張邦煒教授曾經感慨說：「從前人們往往一提到漢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講到宋代，就貶就抑：積貧積弱。」其實何止是「從前」，直至今日，在許多人的印象中，宋朝仍然被當成是一個窩囊的王朝。然而，日本與歐美的漢學家卻普遍認為，唐代是中世紀的黃昏，而宋朝則是「現代的拂曉時辰」。
自從日本的歷史學家內藤湖南在19世紀末提出「唐宋變革論」（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以來，宋代的近代化色彩一直便是海外漢學家講述宋朝歷史的最重要母題——
內藤湖南的弟子、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宮崎市定稱：「中國宋代實現了社會經濟的躍進，都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與歐洲文藝復興現象比較，應該理解為並行和等值的發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宋代社會可以看到顯著的資本主義傾向，呈現了與中世社會的明顯差異。」
另一名日本學者攄藪內清也說：「北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代。……在這個文化發達的歷史潮流中，有許多驚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認為，北宋時代可以和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以至近代相比。」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在《中國社會史》上說：「11～13世紀，（中國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經濟生活與前代比較，沒有任何一個領域不顯示出根本變化。不僅是程度上的變化（如人口增加，生產普遍發展，對內、對外貿易增長，等等），而且是性質改變。政治風尚、社會、階級關係、軍隊、城鄉關係、經濟形式均與唐朝這個中世紀式的貴族帝國迥然不同。一個新世界誕生了，其基本特點已是近代中國的特點。」
另一位法國漢學家白樂日也提出：「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徵，到宋代已發育成熟；而近代中國的新因素，到宋代已顯著呈現。因此，研究宋史，將有助於解決中國近代開端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在中國知識圈很著名的美國漢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認為，宋代「包括了許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徵，所以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視其為『近代早期"」。
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黃仁宇更是乾脆地宣稱:「公元960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水密隔艙等，都於宋代出現。在十一二世紀內，中國大城市裡的生活程度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較而無遜色。」
另一位美籍華人學者、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也稱:「吾人如大膽地說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起步，亦不為過。可惜的是，傳統中國這種有高度現代化和民主意味的開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後，就再次復古回潮了。」
美國孟菲斯大學教授孫隆基則說道:「在我們探討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標準，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國家的成形，以及國際化，等等。這一組因素，宋代的中國似乎全部齊備，並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總而言之，在海外漢學界，「宋代近世說」顯然要比「晚明資本主義萌芽論」更有說服力，更可能達成共識。
二
當然，我們不能因為海外漢學家說宋代是近代開端，便不假思索地附和。宋朝到底是不是邁入了近代的門檻呢？我們不妨列出近代化的衡量標準，來跟宋代社會對照一下。
當一個社會從中世紀進入近代，總是會出現某些共同的趨勢與特徵，我們試列舉如下：
商業化。商業漸次繁華，商品經濟逐漸取代自然經濟。
市場化。隨著商品經濟的展開，市場取代行政命令，成為配置資源的重要機制。
貨幣化。市場經濟的發展，不但使得貨幣成為市場交易的結算工具，而且國民的賦稅與勞役、國家的行政動員，也可以用貨幣結算，達成黃仁宇先生所說的「數目字管理」。
城市化。越來越多的人口脫離農村和土地，進入城市謀生，成為城市的居民。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
工業化。手工業發達，出現了以市場交換為生產目的、以手工業坊場為生產形態的手工業。
契約化。英國歷史學家梅因說：「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為止，都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從中世邁向近代化的核心標誌之一，便是出現了從「人身依附」向「契約關係」的轉型。
流動化。由於人身依附弱化乃至消失，一個近代化的社會必然出現越來越明顯的流動性，包括地域之間的流動、階層之間的流動。
平民化。世襲的貴族作為一個特權階層，日漸式微，平民階層的影響力日益上升，世俗化的市民文化蓬勃生長，最終形成一個平民社會。
平等化。貴族式微，平民崛起的結果，是人與人之間基於不同出身的地位懸殊被抹平，階層之間的森嚴壁壘被打破。
功利化。由於商品經濟的滲透、社會風氣的世俗化演變，一個近代化的社會總是會產生出明顯的功利主義思潮。
福利化。近代歐洲的經驗表明，當一個社會開始了商業化、城市化、流動化的轉型，必然將誕生一個龐大的貧民階層，原來由宗教團體提供的救濟體系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必須由強有力的國家財政負擔起救濟的責任。
擴張化。這裡的擴張化是指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張。一些自由主義者認為，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機制可以自發地推動構建出一個近代化的經濟體系。但這從來只是假想，而非事實。事實是，近代化的啟動，總是以國家的重商主義為先導，政府設立的經濟部門出現明顯的擴張，如此，才能為市場的擴張奠定基礎。
集權化。國家的權力結構從貴族封建制轉化為王權專制。有學者指出:「無論是遲是早，幾乎所有國家都必須在經歷了專制王權這個階段之後，才能跨入近代世界的大門。未完成由封建國家向專制制度的轉變，意味著未能進入近代政治的起點，從而意味著國家在近代化第一階段的完全失敗。」
文官化（理性化）。隨著王權制的確立，貴族的政治權力逐漸被一個科層化的文官體系所接替。在韋伯看來，文官制與理性化幾乎是一個同義詞，文官制的建立，即預示著國家治理的理性化，政治權力的分配與行使由明確的程序與制度來規範，從而擺脫了私人意志與情感的干擾。
法治化。近代化的漸次展開，塑造出一個複雜化的陌生人社會，以及一個龐雜的治理體系，熟人關係、習俗與道德已不足以應對這種複雜性，因此，國家需要創製出更加繁複的法律，以適應時代的嬗變。
那麼問題就在於：這些涉及經濟變遷、社會轉型與政治構建的近代化指標，在宋朝一齊出現了嗎？是的，它們一齊出現了。
三
宋代是繼漢初之後的又一個商業繁榮期，商業化的浪潮席捲整個宋朝國境，「貨殖之事益急，商賈之事益重」。一位宋朝人看到，「人家有錢本，多是停塌、解質，舟舡往來興販，豈肯閑著錢買金在家頓放」？宋朝人家有了閑錢，即拿出來投資。一些漢學家甚至提出，宋代「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
既然稱之為「商業革命」，當然需要有革命性的經濟表現。宋代在經濟上確實出現了革命性的變遷:
——「田制不立」，即國家承認完整的私有產權（中唐之前實行均田制，產權的自由交易是受到限制的）。
——農業生產力獲得革命性的提高，特別是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與復耕技術的推廣，讓同樣面積的土地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如是，才可能從土地中析出更多的富餘人口與農產品，流入城市與工商業。
——原來束縛了商業自由的坊市制在宋代徹底瓦解，街市制開始形成，「自大街至諸小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空虛之屋，每日凌晨，兩街巷門上行百市，買賣熱鬧」。在宋代之前，這是不可想像的。
——海外貿易高度繁華，當時整個大宋國的海岸線，北至膠州灣，中經杭州灣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廣州灣，再到瓊州海峽，都對外開放，與西洋南洋諸國發展商貿。市舶司（海關）每年從海上貿易中抽稅近200萬貫（明代在「隆慶開關」後，海關抽解每年不過區區幾萬兩銀），進出口總額約為2000萬貫。
——商業信用非常發達，從北宋到南宋，陸續出現了便錢（類似於銀行匯票）、現錢公據（類似於現金支票）、茶引、鹽引、香藥引、礬引（類似於有價證券）、交子與會子（法幣）等商業信用。如果沒有發達的商業信用，大宗的或者跨區域的市場交易是不可能達成的。
——商業化的深入，表現在國家財稅結構上，即農業稅的比重下降，商業稅的比重上升，南宋淳熙—紹熙年間，來自非農業稅的財政收入接近85%，農業稅變得微不足道。這是中國歷史絕無僅有的事情，要到了19世紀的晚清，洋務運動之後，清政府的田賦比重才下降至48%。
宋代商業化的展開，也是市場化不斷深化的過程。市場化不但表現為民間的衣食住行均可以通過市場解決，宋代江南一帶的許多農戶，基本上已經不種田，「糊口之物，盡仰商販」;而且，國家也放棄了行政命令的方式，而採用市場機制獲取政府消費品、調撥公用物資，甚至使用經濟制裁的威懾來維持與鄰國的和平。
貨幣化的趨勢在宋朝也非常明顯。宋政府每一年都要鑄造巨量的貨幣來滿足民間交易，北宋的最高年鑄幣量則是570萬貫，平常年份都維持100萬貫至300萬貫之間;明代近300年的鑄幣總量，宋人用兩年時間便鑄造出來了。宋朝國家的稅收，也從以實物為主向以貨幣為主過渡，北宋治平二年（1065），宋政府貨幣性歲入的比重超過了50%，王安石變法更將力役也折成貨幣結算，顯示出貨幣化已成大勢所趨。
宋代市民蹴鞠活動
宋代的城市化也有革命性的表現:城市人口的比重達至歷代最高峰。北宋的城市人口佔20.1%，南宋時達到22.4%。如果據斯波義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時期的城市化率可能達到30%。而清代中葉（嘉慶年間）的城市化率約為7%，民國時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過是15.4%。一些研究者因此提出，宋代發生了一場「城市革命」。
還有一些歷史學者認為宋代出現了「原始工業化」。一個最能體現宋代「原始工業化」的例子是鐵的產量:由於煤礦的規模化開採及應用於煉鐵，北宋的鐵產量表現出飛躍性的發展勢頭，而英國要到16世紀的工業化早期才產生類似的「煤鐵革命」。大量的科學技術也應用於手工業生產，英國劍橋大學的李約瑟博士稱：「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英國或歐洲的水平。」
四
上面我們從經濟變遷的角度描述了宋朝的近代化表現，接下來我們再從社會轉型的視角來觀察宋代——
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發生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大變遷:唐代有部曲，是世世代代為門閥世族耕種的農奴，沒有獨立戶籍;唐代的奴婢也不具備獨立的法律人格，不獨立編戶，是附依於主家的賤戶;入宋之後，隨著門閥世族的瓦解，部曲與賤戶都成為了自由民。宋代的佃戶與地主不再存在人身上的依附關係，只是結成經濟上的租佃關係，租佃關係基於雙方的自願結合，以契約為證。宋代奴婢與主家之間也不是人身依附關係，而是經濟意義上的僱傭關係，僱傭關係同樣基於雙方自願的契約。這樣一種結構性的社會變革，核心意義就是「契約化」——從「人身依附」向「契約關係」轉型。
這個契約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平等化的進程。不管是部曲，還是奴婢，在宋代之前都屬於賤民，而這些賤民到了宋代，都基本上消失了，或者說，從前的賤民現在已經獲得了自由民的身份，都成了國家的「編戶齊民」，擁有平等的法律主體資格:「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
宋朝：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的改革時期
貴族的消亡，推演著一個平民化社會的來臨。宋代之前，政治幾乎為貴族壟斷，唐代雖有科舉制，但借科舉晉身的平民官僚，寥寥可數。宋代情勢一變，取士不問世家，「升入政治上層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無古代封建貴族及門第傳統的遺存」（錢穆語）。據學者對南祐寶四年（1256）《登科錄》的統計，在601名宋朝進士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有184名，寒門進士佔了絕大多數。
作為平民社會的表徵，宋代的教育、文化藝術等領域，也一齊出現了明顯的平民化色彩。宋代之前，貴族掌握著得天獨厚的教育資源，而宋朝的學校則向全民開放，包括「工商雜類」的子弟均可進入州縣學校讀書。文學、音樂、美術在宋代之前也是上層人玩的高雅品，進入宋代後，才產生了完全屬於平民（市民）的文學、音樂形式，如話本、滑稽戲等;我們從宋代之前的美術作品上也幾乎找不到任何平民的影子，只有展開宋人的畫作，如《踏歌圖》、《清明上河圖》，那種平民氣息、市井氣息才會撲面而來。
同時，隨著人身依附狀態的解除，宋朝社會出現了廣泛、持續的流動性，這種流動化既包括地理意義上的橫向流動，即可以從一地自由遷徙到另一地;也包括階層意義上的縱向流動，即固化的等級結構被打破，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得上升的機會。
宋人發現，「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固不為患」。這裡的「近世」，當然是指宋代。用現代概念來說，宋人有了「自由遷徙」的權利。
宋人又發現，「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於後世」。這裡的「後世」，也是指宋代。「貧富貴賤，離而為四」的意思，是說從宋代開始，此四者可以自由組合，貧者可以富，可以貴;賤者可以貴，可以富;富者可能貴，也可能賤;貴者可能富，也可能貧;貧富貴賤處於變動之中。用現代社會學的概念來說，社會階層沒有「板結化」。社會也因此才煥發出活力。
整個社會的結構性轉換，以及商品經濟的深入展開，也讓宋朝的社會風氣出現巨大嬗變——人們不憚於言利，「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追逐財富成為理所當然之事。拜金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大行其道，這種功利化世態乃是資本主義時代開始來臨的一般社會景象，不管是兩宋、晚明，還是近代的西歐城市，莫不如此。
五
現在，我們從國家治理功能構建的角度再來觀察宋朝的近代化表現——
研究者發現，在16世紀的歐洲，當經濟結構從封建制度過渡至資本主義制度之際，也出現了一個特徵，即由於經濟失調而產生大量都市貧民，近代歐洲國家逐漸發展出來的福利政策，就是為了應對這種結構性的經濟轉化。英國也是在近代化開始展開的16世紀下半葉發布了一系列「濟貧法」，由政府負擔起救濟貧民的責任。中國的國家福利體系，也恰好在宋代發展至頂峰，這種「福利化」國家功能的出現並不是巧合，而是近代化產生的壓力催生出來的結果。
宋朝的貧民救濟主要由兩個系統組成，一是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施行的「惠養乞丐法」:每年十月入冬後，各州政府「差官檢視內外老病貧乏不能自存者」，每人一日「給米豆一升，小兒半之」。宋人對「乞丐」的定義與今日不同，凡貧困人口，均納入乞丐範圍;一是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頒行的「居養法」:各州設立居養院，「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給米豆，疾病者仍給醫藥」。簡單地說，「惠養乞丐法」指由政府給貧民發放米錢;「居養法」則指由國家福利機構收留無處棲身的貧民。
為了應對近代化的挑戰，國家不僅要發展出福利功能，更需要深切介入經濟活動，包括徵稅、借款、投資、開拓市場、調控市場、制訂商業規則、維護市場秩序等，這便是重商主義下國家經濟職能的擴張化。宋朝無疑是歷代最具重商主義性格的一個王朝，政府設立非常多的經濟部門參與市場經濟，包括市舶司、鹽井監、樓店務（房地產公司）、酒務（釀酒廠）、麴院（製造酒麴的作坊）、造船務、紡織院、染院、磨坊（糧食加工廠）、茶磨（茶葉加工廠），等等，具有金融功能的經濟部門就有榷貨務、便錢務、交子務、市易務、青苗法、檢校庫、抵當所等。
可以說，宋代的國家扮演了一個「超級商人」的角色，自由主義者可能會對此嗤之以鼻，但歷史地看，近代化的商業引擎，離不開以國家之力來啟動。一個對商業發展無動於衷、碌碌無為的政府，比如朱元璋建立的明政府，真的更有利於近代化的擴展嗎?
正因為近代化的啟動與展開離不開國家力量的支持，一國總是在完成了國家的集權化之後才有可能順利實現近代化，不管是先發近代化的歐洲大陸與英倫，還是後發近代化的日本，均表明了這一點。相比之下，中國的集權化完成得非常之早，秦朝建立郡縣制，即宣告王權制的來臨。早熟的集權化未必合乎歷史趨勢，因而中國在魏晉時期出現了貴族制的回潮，並在南北朝—隋唐時期形成門閥世族。經過唐宋變革，「君主獨裁」政治才完全確立下來。
需要提醒的是，我們這裡所說的「君主獨裁」，只是表示一種與貴族政治相對的政體，並不意味著君主不受約束，可以乾綱獨斷。恰恰相反，宋朝已經形成了一種「虛君共治」體制，君主「以制命為職」，但「一切以宰執熟議其可否」，即由宰相執掌具體的國家治理權;如果政令「有未當者」，則由「台諫劾舉之」，即台諫掌握著監察、審查之權，以制衡宰執的執政大權;執政、台諫，加上端拱在上的君主，三權相對獨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
中國的文官制也建立得早，與郡縣制的成立同步，但要到宋代，文官制才發展出足夠的理性化。理性化是文官制的核心意義，即公務員的分類、職能、考試錄用、考核、獎懲、培訓、晉陞、調動、解職，權力命令的發起、傳遞、審查、執行、反饋、問責，都有完備的制度與程序可遵循，從而最大限度隔離私人因素的影響。那些不欲受到約束的帝王，都會產生突破文官制的衝動，如西漢武帝啟用了一個由宦官、侍從、外戚、尚書（皇帝的私人秘書）等親信、近臣組成的「內朝」，將三公領導的「外朝」撇在一邊;明朝乾脆廢掉宰相，另立「內閣」，內閣實際上就是皇帝的秘書班子。惟獨宋朝三百餘年，沒有形成破壞文官制的「內朝」，文官制的運作非常穩定。
近代化的治理秩序還有一個特點:法治化。今人多以為「法治」是西方特產，中國的治理傳統是「人治」，但宋人並不這麼認為，宋人自稱「尚法令」。南宋的思想家陳亮與葉適總結說:「漢，任人者也;唐，人法並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無大小，一聽於法。」所謂「任法」、「一聽於法」，套用現代的術語，就是「以法治國」的意思。
宋朝法制體系之繁密，可能要超出許多人的想像。宋人葉適這麼描述道:「今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為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一個聰明人，窮盡一生的智慧，想出一項立法，自以為新奇，但查一下法律彙編，卻發現類似的法條早已制訂出來了。
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備，民間租賃、抵押、出典、買賣、借貸、財產繼承，均有周全的法令給予規範。宋人自己說:「官中條令，惟交易一事最為詳備，蓋欲以杜爭端也。」發達的民商事立法讓一些研究者相信，宋代已經產生了「法學近代化」的跡象。
六
如果我們同意前面對近代化特徵的概括以及對宋朝近代化表現的描述，那麼我們應該承認，宋代中國確實已經邁入了近代的門檻。
請注意，這場發生在11—13世紀的近代化變革，毫無疑問，並非由西方輸入——此刻的西方，還在漫長的中世紀沉睡;而是基於中國文明自身的積累與演進，基於中國歷史內在的發展動力而形成的，用陳寅恪先生的話來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文明的積累與演進如同一個沖積平原，歷史是長河，時光的河水流過，不舍晝夜，不斷留下前人的經驗與成果，慢慢地便堆積出一個豁然開朗的世界。
今天大多數的歷史學家都相信，大約在11世紀發生了一場「唐宋變革」:中國歷史從中世紀的黃昏轉入近代的拂曉時刻。不過，不管宋代與唐代之間看起來有多麼大的差異，宋朝的近代性同樣是前代文明沖積的結果，比如從唐代的「飛錢」孕育出宋代發達的商業信用，瓦解於宋代的坊市制在中晚唐已經出現鬆動，宋朝管理海外貿易的市舶司也是繼承自唐朝設施。「唐宋變革」並不是斷裂式的突變，而是內在於文明積累的突破。
文明積累的假說與唐宋變革的歷史事實，首先宣告了所謂的「中國歷史停滯論」的荒謬。從18世紀起，處於近代化進程中的西歐開始出現了一種傲慢的論調:一些對中國了解非常有限的哲學家根據他們的想像，對中國文明作出了「停滯」的定性，如德國哲學家赫爾德稱:「拿歐洲人的標準來衡量，這個民族（中國人）在科學上建樹甚微，幾千年來，他們始終停滯不前。我們能不對此感到驚訝嗎?……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
諷刺的是，這類對中華文明的誣衊式論斷，居然獲得中國公知式人物的共鳴與讚賞。在中國網路上，還流傳一句據稱是另一位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所說的名言:「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被無數網友奉為圭臬、一遍遍引用。
然而，如果赫爾德與黑格爾（假如黑格爾確實說過那句「名言」的話）對中國歷史的描述是準確的，那歷史上的「唐宋變革」該如何發生?從盛唐的中世紀色彩，到大宋的近代化性格，這中間的變革，比任何一次的王朝更迭都要深刻。如果這都能說是「始終停滯不前」，德國人才應該「對此感到驚訝」。相比之下，倒是中世紀的歐洲更像陷入了「停滯」。
當然，中西的歷史都不可能停滯，西歐歷史以他們的軌跡演進，中國歷史也以自己的軌跡演進，經過漫長的文明沖積，「造極於趙宋之世」，產生了近代化的大突破。——我們這樣的描述，也挑戰了費正清先生提出的「衝擊—回應」理論。
所謂「衝擊—回應」理論，簡單點說，即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只有在經歷19世紀來自西方的「衝擊」之後，產生了「回應」，才會出現近代化轉型。顯然，「衝擊—回應論」的前提便是「中國歷史停滯論」:必須堅持認為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停滯狀態，缺乏內在的近代化動力，「衝擊—回應」的模型才有解釋力。然而，當宋王朝在11—13世紀打開近代化的大門時，費正清所說的「西方衝擊」在哪裡呢?
七
我們還需要解釋一個問題：既然早在11～13世紀的宋王朝，中國就已經產生了近代化，那為什麼到了19世紀下半葉，中國的近代轉型還要顯得那麼艱辛、一波三折?這麼重大的問題當然不適宜用單一的原因來解釋，不過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歷史原因，我認為，那便是——「唐宋變革」所代表的近代化進程在南宋滅亡之後被中斷了，歷史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倒退。
敏銳的明末思想家黃宗羲與王夫之都察覺到，宋朝的覆滅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並論。黃宗羲說:「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王夫之說:「二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僅僅是一個王朝的覆滅，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換代的歷史性巨大變故。用那個時代的話語來說，叫作「亡天下」;用今天的話語來說，不妨稱為「文明的中斷」。
為什麼說宋朝的滅亡是「文明的中斷」呢?請允許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話:宋亡之後，元王朝統一中國，並在政治社會領域帶來了某些落後的影響，「它們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並且還作為一種歷史的因襲，為後來的明朝所繼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襲元朝，而元朝的這一套制度則是蒙古與金制的拼湊。從嚴格的角度講，以北宋為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滅亡，即陷於中斷。」
元王朝從草原帶入的制度及其影響，深刻地重塑了宋後中國的歷史。我們擇其大者，介紹如下——
「家產制」的回潮。本來宋人已有「天下為公」的政治自覺，就如一位宋臣告訴宋高宗:「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為天下人共有。而來自草原的統治者則將他們所征服的土地、人口與財富都當成「黃金家族」的私產，推行中世紀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戶」即是草原貴族的屬民，有如魏晉—隋唐時代門閥世族的部曲農奴。
「家臣制」的興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間乃是一種公共關係:「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君臣之間，「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入元之後，這種公共性的君臣關係被私人性的主奴關係代替，臣成了君之奴僕，許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宮服役。在主奴關係下，君對於臣，當然也是生殺予奪，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懲罰自己的奴隸，一位明朝的觀察者說:「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元朝）極輕。」
「諸色戶計」的誕生。我們知道，宋代實行募役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勞役亦不多見，差役也開始折錢結算。入元之後，征服者卻按草原舊制，推行全民當差服役的「諸色戶計」制度:將全體居民按職業劃為民戶、軍戶、站戶、匠戶、鹽戶、儒戶、醫戶、樂戶等等，職業一經劃定，即不許更易，世代相承，並承擔相應的賦役。
「驅口制」的出現。宋朝基本上已廢除了奴隸制，但元朝征服者又從草原帶入「驅口」制度，使奴隸制死灰重燃。所謂「驅口」，意為「供驅使的人口」，即在戰爭中被俘虜之後，被征服者強迫為奴，供人驅使的人口。元朝的宮廷、貴族、官府都佔有大批「驅口」，他們都是人身依附於官方或貴族私人的奴隸。
「匠籍制」的推行。宋朝的官營手工業多實行「和雇制」與「差雇制」，「和雇」是指從勞動力市場上招聘工匠，作為僱主的政府與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結合的僱傭關係;「差雇」則帶有強調徵調性質，但政府還是需要按市場價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卻將全國工匠編入匠籍，強制他們以無償服役的方式到官營手工場勞動。
「路引制」的實施。宋人擁有自由遷徙的自由，元朝則實行「路引制」來限制人口的流動性，元會典中有一項立法，叫作「路人驗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於見住處司縣官司具狀召保，給公憑，方許他處勾當。……經過關津渡口，驗此放行，經司縣呈押;如無司縣，於尉司或巡檢呈押;無公引者，並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戶亦驗引，明附店歷。……違者，止理見發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門遠行、投宿，必須持有官方開具的「文引」，類似於介紹信，才准許放行、住店。
「籍沒制」的恢復。籍沒，即官府將罪犯的家屬、奴婢、財產沒收入官。秦漢時，籍沒制頗盛，但至宋代時，籍沒的刑罰大體上已經棄而不用了。入元後，野蠻的籍沒制度又死灰復燃，如忽必烈的一道詔書說:「凡有官守不勤於職者，勿問漢人、回回，皆論誅之，且沒其家。」這當然是財產權觀念發生退化的體現。
「海禁」的設立。中國的「海禁」之設，也是始於元朝。元廷統治中國不足百年，卻先後實行過四次「海禁」，「海禁」期間，商民不準出海貿易，「禁私販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海外商貿只能由官府出資的「官本船」壟斷。這一點，跟宋朝鼓勵和保護民間商船出海貿易大不一樣。
治理體系的粗鄙化。元廷君臣的文化層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語，這也導致元人無法繼承宋朝發達而繁密的治理體系，比如在法制領域，誠如民國法學學者徐道鄰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之後，宋朝優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壞，他們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學，取消了刑法考試，取消了鞠讞分司和翻異移勘的制度。」
可以看出來，元朝征服者從草原帶入的制度具有明顯的中世紀色彩，它們的推行，意味著「唐宋變革」開啟的近代化方向發生了逆轉。
八
元制的殖入，不僅僅影響於元朝一代，而且改變了後面歷史的走勢。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由於嚴重缺乏立國者的創製智慧，幾乎全盤繼承了元朝的家產制（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諸色戶計、匠籍制、路引制、籍沒制、海禁制與粗糙的治理技術等制度遺產。
更要命的是，元制中保留下來的具有近代性的表現，卻被朱元璋這個土包子堅決扔掉，比如重商主義的政策、對外開放的格局與寬縱的統治。朱元璋似乎下定決心要將中國改造成為一個封閉而寧靜的巨型農村，人民呆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得擅自離鄉離土;這個寧靜的秩序不歡迎流動的商人、喧嘩的商業，不需要市場與貨幣，國家的賦稅也以實物稅與勞役為主。至於開放的海岸線與嘈雜的海上商貿，更是不可容忍的，朱皇帝大手一揮:「寸板不許下海!」
元廷因為統治技術粗糙，表現出寬縱的特點。朱元璋說:「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他當上皇帝後，果然剛猛苛嚴，說禁海就禁海，說不許開礦就不得開礦，說廷杖就廷杖，說死罪就死罪。對政治、社會、經濟諸方面的控制，比宋元都要嚴厲得多。
明王朝的悲劇便是，它必須不斷突破朱元璋設定的「洪武型體制」，才可能艱難地回歸到「唐宋變革」的近代化軌道上來。到了晚明，隨著匠籍制與諸色戶計的鬆懈，月港的開放，海外巨量白銀的流入，「一條鞭法」的推行，「洪武型體制」才宣告解體，繁華的工商業終於脫困而出。一些歷史學者相信這一段時期出現了所謂的「晚明資本主義萌芽」。
可惜，此時距明室傾覆已經為時不遠了。清人入關，中世紀制度又出現回潮。清王朝拷貝了朱元璋開創的制度，同時又將它改造得更加不堪:大清皇帝既是八旗子弟的主子，又是國家的元首，還是日理萬機的政府首腦。明朝式的皇權專制混合了草原式的主奴關係，致使整套體制顯得非常怪誕，也為清末新政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我們都知道，清末近代化轉型的目的，乃是建立君主立憲制下的「責任內閣」。但清朝體制跟君主立憲制的距離實在是太遙遠了，改造起來勢必要傷筋動骨，於是主政者拚命拖延，在野者則等得不耐煩，最後一拍兩散。
追究起來，這首先應歸咎於朱元璋廢除了宰相制度，皇帝直接當上政府首長，等於抽空了「責任內閣」的制度基礎。清制因之，設軍機處，作為皇帝機要秘書處。軍機處與近代「責任內閣」的距離，甚至要遠於明代內閣與「責任內閣」的距離。若是放在宋朝的「共治」政體下，將宰相領導的政府轉換為「責任內閣」，我相信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一部分知識分子受了歐陸啟蒙主義思潮的感染，又極不滿清王朝應對近代轉型的低能，開始思考一個沉重的問題:為什麼中國的近代化如此艱難?
但他們的思考不是從制度嬗變的角度做抽絲剝繭，而是直接將炮口對準了中國的傳統文明，認為是中國人的傳統構成了近代轉型的路障，是傳統文化阻止了近代化。
這樣的「文化反思」至「五四」時期全面爆發，在「破四舊」運動中達到頂峰，餘緒綿延至上世紀80年代的「河殤」症候群。這些西化的知識分子跪拜在「中國歷史停滯論」的腳下。順乎邏輯地，他們主張以全盤摧毀傳統的極端激進方式建立「美麗新世界」。他們控訴傳統婚姻家庭，拆毀祠堂，抨擊宗族，砸爛孔家店，消滅士紳階層，挖掘孔子墓，焚燒儒家經書，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改造國民性。
然而，他們設想中的「美麗新世界」直到最後，都未能建成。
震蕩的一百年過去，中國白了少年頭。「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是時候重新評估我們的傳統了，是時候重新發現我們的歷史了。
宋代實現了傳統文化語境下，知識分子對帝國構建的完美形態。周之分封、漢之宦官外戚、晉之宗室、唐之藩鎮軍閥這樣帶有武裝性質的割據元素被一掃而空，知識分子甚至融化了皇權，沾沾自喜於黨爭這種帶有知識分子文化趣味的鬥爭形式。
然而這一切的完美居然亡於外族，甚至是用半模仿宋制（一國兩制的遼、建三省的金）的蠻夷都能把宋打得灰頭土臉，知識分子們自然不忿、不服氣，因為這代表著中國傳統文化已經開始走到一個節點，一個無法適應當時亞洲政治環境的節點。中原王朝遇到的對手，不再是部落聯盟，而是和自己形態類似的傳統國家。
綜上，宋是第一個亡於外界因素而不是體系內因素的長期王朝，說明了彼時經過漢唐試錯的中華政治文化體系已經不符合時代的要求，但是當時的知識分子恥於承認，又無法衝破原有體系構架出新的政治觀念來，所以只能歸於「亡天下」，好像天下真的亡了一樣。看到很多答案對這句話都有誤解，其實這句話的亡天下並不是只外族入侵的滅亡，而是指一種「文明的中斷」。
原文出自王夫之的《宋論》，
「二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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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更新辣！翻閱了一些資料，才回來回答這個問題，學校的電子圖書館簡直不要太好用，論文biu~biu~biu~就搜到許多~
言歸正傳。
題主的這個問題，翻譯成白話，大體就是，別的朝代滅亡之時滅亡了一個王朝，但是宋朝滅亡，卻是滅亡了一個中國。類似的說法有很多，例如「宋亡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崖山之後，已無中國」等（公元1279年2月，南宋殘軍與元軍在新會崖門海域(今屬江門市)展開了一場歷時20 多天的大海戰，雙方投入兵力50餘萬，動用戰船2千餘艘，最終宋軍全軍覆沒，戰船沉沒，海上浮屍10萬，並給南宋王朝划上了句號。）言而總之，它們都表達了一個意思，宋朝滅亡之後，中華文明自此中斷。
這個問題一直是一個沉重而敏感的問題，哪怕它已經是一段歷史。對於我這種有些矯情又喜歡溯古論今，喜歡動筆杆子的人來說，更是蒙上了一層灰色。文明無優劣之分，但是面對民族文化的消逝，我做不到那麼淡定，所以以下言論可能帶有一定的民族主義色彩，不適者請點叉退出。
宋亡，對中華文明來說，是一種無法彌補的巨大的損失！
關於這個問題，要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是宋亡之前，一方面是宋亡之後。
宋亡之前，即從夏商周一直到兩宋的古代社會（原始社會不作討論），中國經歷了從奴隸制度向封建制度的演變，經濟文化發展，社會進步，科技之光頻現，使中國成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國。
宋亡之後，即元明清三朝，以元朝為最，開歷史倒車，毀中華文化，社會整體退步。
下面將從幾個方面論述這個問題。
1.政治方面
中國古代進入封建社會以來，一直實行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這絕對是大秦王朝對中國的發展做出的最大的貢獻。雖然是專制制度，但不得不說，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極其適合中國小農經濟為主、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的現實。經過一代代帝王的不斷發展和完善，至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君主專制制度發展成熟，三省之間相互牽制，即能保證皇帝至高無上的地位，又能防止朝廷成為皇帝的「一言堂」，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政策的正確性。
至宋朝，在君主專制制度上，基本承襲唐制。同時，宋太祖將地方權力收歸中央，中央集權制度發展至完善，雖然導致了北宋的兵力薄弱，但也遏制了地方作亂的可能性。雖然宋朝在政治上存在冗兵冗官冗費等缺陷，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發展在宋朝發展至頂峰。此外，宋朝甚至還出現了「天下為公」的政治覺悟，雖然未能出台切實的制度，但是已經出現了思想的萌芽。
宋亡之後，元朝入主中原，開歷史倒車，政治制度明顯像粗鄙化發展。其中讓我覺得最蠢的就是他們把「三省制」重新變回了「一省制」，最讓我詬病的就是，他們居然「明目張胆」的將子民按照民族分了「等級」，也就是「四等人」政策。除此之外，他們帶來的還有「驅口制」（類似於奴隸制度，奴隸被稱為「驅口」）、「投下分封制」（土地歸貴族私有）、「家臣制」（君臣關係變為主僕關係）。雖然這些制度是為了鞏固當時的封建統治，但是依然無法掩蓋這是一種文明的倒退。
等到明朝滅元的時候，有許多政治制度依舊承襲了元朝，君主專制進一步加強，及至清朝，君主專制制度走向了頂峰並逐漸衰弱。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一直在漢化，迎合中國的傳統文化，但是清朝的滿漢不能通婚等政策，也帶有強烈的民族歧視色彩。
在這裡，我提到了兩個「頂峰」，一個是宋朝，一個是清朝。宋朝時期，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制度發展至頂峰，是因為那時的制度確實臻於完美，甚至可以預見，如果不是蒙古族入侵，中國大概會早幾百年就步入民主社會。至於明清時期的頂峰，則是專制的頂峰，那是一種扭曲，是一個制度過度發展之後變得腐朽不堪，再不能更進一步而不得不到達的頂峰。
2.經濟方面
宋朝是中國古代史上商品經濟發展最活躍的時期，也是唯一一個鼓勵經商的封建王朝。宋朝廢除重農抑商制度之後，商人的地位迅速提升，甚至許多大商人一度能和貴族平起平坐。同時，宋朝廢除宵禁政策，不再給商業活動做出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鼓勵海上貿易，這種種政策都給商業的發展創造出了一片沃土。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在南宋還是明中後期尚且是一個受到爭議的話題，但是毫無疑問，宋朝時期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以及政府對商業的重視程度，若是宋朝沒有滅亡，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只是時間問題。這絕不只是政治風向上的變化，這更是一種思想上的變革。
宋末的戰亂對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是致命的打擊。及至元朝，由於元朝受儒家思想影響較少，所以對商業的發展也持支持態度，但是由於戰亂造成的損失，元朝前期一直在經歷由恢復到發展，中後期就進入了停滯，衰退。同時，由於元朝時期的高度剝削政策以及未得到抑制的土地兼并，下層勞動人民的生活非常的困苦，貧富差距非常大。元朝還恢復了「海禁」政策，嚴重阻礙了海上貿易的發展。
明朝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高峰，但是事實上，明前期，朱元璋認為商人是「亂世之本」，將「重農抑商」定為國策，但是明中後期，對商業的限制明顯放寬，商品經濟獲得了恢復，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是這一萌芽，就萌芽了幾百年，最後不得已被戰爭催熟。明朝也繼續實行「海禁」政策，只有幾個港口通航。明朝最著名的「鄭和下西洋」，實際是去——宣揚國威。說白了就是給別的國家白送東西，邊送邊說，你看我們國家有這麼多好東西！都白送！不要錢！我們是不是超牛「嗶——」？！但是實際上真正的海上貿易並不算多。
到了清朝，臭名昭著的「閉關鎖國」就出現了，中國徹底走向了與世界脫節的不歸路。
3.軍事方面
宋朝的軍事真的是沒的說，簡直是趕超清末，直逼魏晉。其軍事之疲軟，以至於一度讓我懷疑宋朝的皇帝要被洗腦成什麼樣子才能安安穩穩的在龍椅上做了那麼多年春秋大夢。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削弱地方武裝，雖然避免了地方作亂，可是也讓宋朝的防禦外族能力直線下降。加上重文輕武，和「三冗」的推波助瀾，導致宋朝在軍事上屢受外族之辱。如果論宋朝之前的軍事力量，隋唐時期已經達到了頂峰。
元朝的軍事力量雖然強大，但是後期也難逃疲軟的命運。清朝初期，八旗子弟尚且勇猛善戰，但是由於中國的閉塞，軍事科技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再加上後來清政府的腐敗，清朝軍隊的戰鬥力直線下降。
4.科技方面
宋朝是在科技方面的燦爛是任何時代都無法相媲美的，指南針、鼓風機、水利紡織機、活字印刷術、羅盤、水密艙壁......其數量之巨大，成果之輝煌，已經足以使中國的科技水平甩出世西方國家一大截。科技的進步與宋朝穩定的社會生活、繁榮的商品經濟、已經開明的政治制度都是密不可分的。
宋亡之後，由於統治階級的剝削、思想的閉塞、文化的束縛等原因，中國的科技水平急速下滑。一直到今天，中國的創新能力依舊落後於許多西方國家。
5.思想文化方面
這是最讓我感到心痛的一點，宋朝的滅亡不管是對文化的傳承，還是對精神的延續，都是一種不可磨滅的巨大創傷。
首先是文化的傳承。在中國文明史上，有幾件事情是不能忘記的：秦始皇焚書坑儒（雖然有爭議）、宋朝的滅亡、乾隆帝「焚書」、還有近現代的「打倒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
宋末，蒙古族進入中原實行屠城政策，殺死了數千萬人。宋朝滅亡，無數文人選擇以身殉國，隨著他們離開的，還有他們所掌握的知識，這對於文化的傳承來說是一種不可彌補的痛。元朝不崇尚漢文化，因此那段時間，中國的文學作品基本都集中在元曲上，而且數量與質量都很難和唐詩宋詞相比。明朝時期，文人們一直在致力於恢復漢文化，可是好景不長，戰亂又起，清軍進關。雖然清朝崇尚儒學，但是乾隆帝編撰《四庫全書》，順手還篡改焚燒了典籍的行為又給剛抬頭不久的漢文化澆了一盆冷水。
另外，在思想上，宋朝雖然流行程朱理學，但是對於文化的禁錮遠沒有到後來明清那樣「喪心病狂」，更多的是在道德倫理上對人性進行束縛。但是明朝的「八股取士」、清朝的「文字獄」，說白了就是一種愚民政策，是一種對思想和精神的高度束縛。
還有不得不說的一點，那就是民族精神。我是一個非常崇尚魏晉風骨的人，一直覺得兩宋時期的文人肖似魏晉。雖然他們中很多人中庸、主和、不懂得反抗，但是他們卻不畏死。
蒙古軍隊攻佔長沙時嶽麓書院的數百名書生全部壯烈戰死，但三百多年後，崇禎皇帝弔死煤山時身邊只有一個太監。
兩宋時期文人的尊嚴比天大，清軍入關又有多少人選擇了削髮易服。
也許這只是個例，也許這只是因為兩宋和魏晉全都重文輕武，因此「矯情」的文人騷客特別多，但我一直覺得，精神這種東西是溶於骨血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當有風骨的人都因為環境的打擊逝去的時候，我們血液中一些珍貴的東西也在一點點變少。以至於後來到了民國初期，除了少部分救亡之士之外，更多的人都變成了冷眼觀看的路人。中華民族的血性本該是根植於每個人的靈魂的，而不是像許多外媒說的那樣，中國只有到了大災大難之前才會顯示出空前的力量。
總而言之，宋朝作為一個站在「近代門檻」上的時代，卻最終沒能邁出這一步。宋亡之後，元朝的各項制度造成了歷史的倒退。元朝滅亡，明朝建立，朱元璋確立了「洪武體制」，之後明朝的發展都是在衝破「洪武體制」中不停地掙扎。後來，清軍入關，清朝實行的各項措施都顯得偏安一隅，毫無發展可言，雖然初期人民算得上安居樂業，但早已被世界潮流甩開。所以說「別朝之亡皆自亡，宋朝之亡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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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筆者知道以上的言論帶有許多民族色彩，甚至我也已經猜到會有人說我對其他民族的文化有偏見。但我想說的是，我承認自己對於漢文化有一種特別的推崇，但是並不代表我對其他民族文化有任何歧視心理。在現代社會，是多民族融合的社會，所謂「純血統」的漢人真的非常之少，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祖先到底來自民族，筆者也是。
文化沒有優劣之分，但文明卻有先進和落後的區別，就好像中國近代的科技文化落後於西方，是不可辯駁的事實。而元朝時期的許多政治主張與中原相比非常的粗糙，是歷史的倒退，也是不可辯駁的事實。我不是在說漢文化優於其他民族的文化，只是同一時期，漢族的文化確實更加先進、更加符合社會的發展趨勢，當我們分析一個歷史問題的時候，也一定要站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
雖然一開始就說，對民族問題非常敏感的可以點叉退出，但還是不希望有人因為這個回答而不舒服，所以還是解釋一下。如果看到這裡你還非常氣憤的話，那麼只能說，我非常抱歉，但是我的觀點不會改變。
很多人不齒宋朝亡於外族。
宋亡的原因扯什麼重文輕武之流，哎？穆斯林世界也重文輕武？基督教世界也重文輕武？我不懂哎╮(╯▽╰)╭
宋朝亡於外族原因只有一個——對手太特么強了！
中世紀時基督教被穆斯林壓製得蠻慘的，YY了東方有個基督徒虐了穆斯林，誰呢？耶律大石！當然，耶律大石不是基督徒，區區遼國殘部就能踩了地頭蛇穆斯林，稱霸中亞，遼國不要太牛逼！至於把遼國打成狗的金國就更猛鳥~~而蒙古呢？碾壓了當時最先進的文明穆斯林世界，同時把基督教世界虐成狗，征服了大半個歐亞大陸，就這麼牛逼的存在，宋朝硬是死磕了50年，還熬死了一個蒙古帝國的大汗！
宋朝被滅太正常不過，又沒有「神風」，you can you up,，你能在當時找到一個能戰勝蒙古帝國的國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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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說元制是歷史的倒退
「唐宋變革」所代表的近代化進程在南宋滅亡之後被中斷了，歷史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倒退。宋朝之亡，不僅僅是一個王朝的覆滅，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換代的歷史性巨大變故。用那個時代的話語來說，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話語來說，大妨稱為「文明的中斷」。
"宋亡之後，元王朝統一中國，並在政治社會領域帶來了某些落後的影響，「它們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並且還作為一種歷史的因襲，為後來的明朝所繼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襲元朝，而元朝的這一套制度則是蒙古與金制的拼湊。從嚴格的角度講，以北宋為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滅亡，即陷於中斷。」
元王朝從草原帶入的制度及其影響，深刻地重塑了宋後中國的歷史。我們擇其大者，介紹如下——
「家產制」的回潮。本來宋人已有「天下為公」的政治自覺，就如一位宋臣告訴宋高宗：「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為天下人共有。而來自草原的統治者則將他們所征服的土地、人口與財富都當成「黃金家族」的私產，推行中世紀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戶」即是草原貴族的屬民，有如魏晉—隋唐時代門閥世族的部曲農奴。
「家臣制」的興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間乃是一種公共關係：「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君臣之間，「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入元之後，這種公共性的君臣關係被私人性的主奴關係代替，臣成了君之奴僕，許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宮服役。在主奴關係下，君對於臣，當然也是生殺予奪，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懲罰自己的奴隸，一位明朝的觀察者說：「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元朝）極輕。」
「諸色戶計」的誕生。我們知道，宋代實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勞役亦不多見，差役也開始折錢結算。入元之後，征服者卻按草原舊制，推行全民當差服役的「諸色戶計」制度：將全體居民按職業劃為民戶、軍戶、站戶、匠戶、鹽戶、儒戶、醫戶、樂戶等等，職業一經劃定，即不許更易，世代相承，並承擔相應的賦役。
「驅口制」的出現。宋朝基本上已廢除了奴隸制，但元朝征服者又從草原帶入「驅口」制度，使奴隸制死灰復燃。所謂「驅口」，意為「供驅使的人口」，即在戰爭中被俘虜之後、被征服者強迫為奴﹑供人驅使的人口。元朝的宮廷、貴族、官府都佔有大批「驅口」，他們都是人身依附於官方或貴族私人的奴隸。
「匠籍制」的推行。宋朝的官營手工業多實行「和雇制」與「差雇制」，「和雇」是指從勞動力市場上招聘工匠，作為僱主的政府與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結合的僱傭關係；「差雇」則帶有強調徵調性質，但政府還是需要按市場價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卻將全國工匠編入匠籍，強制他們以無償服役的方式到官營手工場勞動。
「路引制」的恢復。漢唐時，人民如果要出遠門，必須先向官方申請通行證，叫做「過所」。宋人則擁有遷徙之自由，不再需要什麼「過所」。但元朝又實行「路引制」來限制人口的流動性，元會典中有一項立法，叫做「路人驗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於見住處司縣官司具狀召保，給公憑，方許他處勾當。……經過關津渡口，驗此放行，經司縣呈押；如無司縣，於尉司或巡檢呈押；無公引者，並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戶亦驗引，明附店歷。……違者，止理見發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門遠行、投宿，必須持有官方開具的「文引」，類似於介紹信，才准許放行、住店。
「籍沒制」的泛濫。籍沒，即官府將罪犯的家屬、奴婢、財產沒收入官。秦漢時，籍沒制頗盛，但至宋代時，籍沒的刑罰已經很少適用，並嚴格控制適用，如宋孝宗的一項立法規定：「自今如有依法合行籍沒財產人，並須具情犯申提刑司審覆，得報，方許籍沒。仍令本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以聞，許人戶越訴。」入元後，籍沒制度又泛濫起來，如忽必烈的一道詔書說：「凡有官守不勤於職者，勿問漢人、回回，皆論誅之，且沒其家。」這當然是財產權觀念發生退化的體現。
肉刑與酷刑的制度化。自漢文帝廢除肉刑之後，黥（刺面）、劓（割鼻）、刖（斬足）、宮（割勢）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宋代承五代之舊，保留刺面之刑，但劓、刖、宮一直不敢恢復。元朝則將肉刑入律，如「盜牛馬者劓」。陵遲等慘烈的酷刑，在宋代只是法外刑，極少應用，在元朝則正式編入法典，代替絞刑成為元代死刑的兩種執行方式之一，陵遲開始泛濫化，致使中國法制出現野蠻化的趨勢。
「人殉制」的死灰復燃。人殉作為一種遠古的野蠻蒙昧風俗，在漢代以來的中原王朝已經基本消失，只有零星的自願殉葬。北方的契丹、女真等草原部族還存在著人殉之俗，這應該是社會未完全開化的體現。元朝貴族是否保留人殉，史無記載，但元廷鼓勵民間殉葬行為則是毫無疑義的，《元史》載：「大同李文實妻齊氏、河南閻遂妻楊氏、大都潘居敬妻陳氏、王成妻高氏以志節，順德馬奔妻胡閏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寧民妻魏益紅以夫死自縊殉葬，並旌其門。」在這一惡俗中成長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即恢復人殉之制。
「海禁」的設立。中國的「海禁」之設，也是始於元朝。元廷統治中國不足百年，卻先後實行過四次「海禁」，「海禁」期間，商民不準出海貿易：「禁私販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海外商貿只能由官府出資的「官本船」壟斷。這一點，跟宋朝鼓勵和保護民間商船出海貿易大不一樣。
「宵禁」的重現。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宵禁」之制，宋朝時「宵禁」制瓦解，出現了繁華的夜市。但元代又恢復了「宵禁」，入夜之後，禁鐘響起，即不準居民出行、飲宴、點燈，「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視察禁時以後，是否尚有燈火，如有某家燈火未熄，則留符記於門，翌晨傳屋主於法官所訊之，若無詞可藉，則處罰。若在夜間禁時以後，有人行街中，則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治理體系的粗鄙化。元廷君臣的文化層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語，這也導致元人無法繼承宋朝發達而繁密的治理體系，比如在法制領域，誠如民國法學學者徐道鄰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只後，宋朝優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壞，他們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學，取消了刑法考試，取消了鞠讞分司和翻異移勘的制度。」粗鄙治理體系的特點是稅率超低，政府只能維持最簡陋的形態，用孟子的話說，這叫做「貉道」；以現代的眼光審視，那種簡陋的政府根本無法在歷史轉型期組織社會與經濟的革新。
可以看出來，元朝征服者從草原帶入的制度具有明顯的中世紀色彩，它們的推行，意味著「唐宋變革」開啟的近代化方向發生了逆轉。
元制的殖入，不僅僅影響於元朝一代，而且改變了後面歷史的走勢。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由於嚴重缺乏立國者的創製智慧，幾乎全盤繼承了元朝的家產制（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諸色戶計、匠籍制、路引制、籍沒制、肉刑與酷刑制度、人殉制、海禁制、宵禁制、粗糙的治理技術等制度遺產。
多圖預警，補充一些圖片。推薦一個視頻：地圖作者歷史⑨課布哈林：中國歷史地圖詳細版
為何別朝之亡皆自亡，宋朝之亡亡天下？
對於這句話，我的理解是別的王朝滅亡都是因為自身的腐敗、氣數已盡等問題，而宋朝的滅亡是來源於其他國家——蒙元。
這一塊地方對於中原的戰略地位實在太重要了。大家可以看看上圖，現在世界八大奇蹟之一的長城就在燕雲十六州中。秦始皇的一大功績就是修建了長城（實際上是將其他戰國國家已經修建好的長城連接起來），從此中原有了抵抗北方少數民族騎兵威脅的屏障。
舉幾個例子來說明燕雲十六州的重要性：自古以來，基本上大一統王朝都是從北打到南的，從北方到南方，地勢越來越平，基本無險可守，靠著長江天險或能支持一段時間，但是始終不能持久。
1 漢朝：楚漢之爭，三家圍住楚霸王，韓信佔據齊國，而齊國就屬於燕雲十六州。自北向南，任是力能扛鼎的西楚霸王，也只能四面楚歌、自刎烏江。
2 晉朝：三國時期魏國佔據北方，蜀、吳實際上都處於守勢，最終也是繼承了魏國的晉由北向南統一了全國。
（上圖為三國版圖）
（上圖為三國版圖）
（上圖為晉朝版圖）
（上圖為晉朝版圖）
3 隋朝：隋文帝楊堅繼承了北周，繼而滅了西梁，自北向南滅了南朝陳，也是自北向南統一全國。
（上圖為隋朝版圖）
（上圖為隋朝版圖）
4 唐朝：先統一北方，再平定中原、江南。唐朝末年，石敬瑭為了稱帝，向遼國割讓了燕雲十六州，並向遼國皇帝稱「兒皇帝」。從此，燕雲十六州從漢人政權版圖上消失了400多年。
（上圖為唐朝版圖）
（上圖為唐朝版圖）
（上圖為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時的中國版圖）
（上圖為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時的中國版圖）
5 宋朝：所謂積貧積弱的兩宋，依靠長江天險和川陝天險再加上漢人堅硬的脖頸，硬是堅持了400年。沒有了燕雲十六州的中原王朝，基本無險可守，而且中原不產馬，而步兵戰騎兵，在冷兵器時代，實在太吃虧。所以，中原王朝吃了整整400多年的虧，直到最後一個漢人王朝——明朝，收復了燕雲十六州。宋朝並沒有完成祖國的統一。
（上圖為北宋版圖，燕雲十六州在契丹手裡）
（上圖為北宋版圖，燕雲十六州在契丹手裡）
（金國崛起，佔據幽雲十六州）
（金國崛起，佔據幽雲十六州）
（靖康之恥，金軍南下，南宋偏安長江以南）
（靖康之恥，金軍南下，南宋偏安長江以南）
6 蒙元：蒙元是自北向南統一全國，這一點顯而易見。自從1206年，鐵木真被推舉為成吉思汗，蒙古鐵騎橫掃歐亞大陸，往西征服中亞和歐洲，往南征服金、西夏、南宋，要不是一股怪風阻擋了蒙古大軍，說不定日本現在就是我國一個行省了。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
（蒙古橫掃天下）
（蒙古橫掃天下）
（蒙元滅南宋，中華民族第一次遭遇被外族滅國，當然了，今天蒙古族也成為中華民族一部分）
（蒙元滅南宋，中華民族第一次遭遇被外族滅國，當然了，今天蒙古族也成為中華民族一部分）
7 明朝：這是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王朝中唯一一個由南打到北的。雖然明朝有各種不好，但是朱重八和他的一干名將還是值得歷史讚頌。當然了，明朝能夠收復燕雲十六州，也是有各種機緣巧合的。首先得感謝張士誠，他幫朱元璋同志抵抗住了蒙元宰相脫脫率領的百萬大軍。其次得感謝元順帝，在張士誠快堅持不下去的時候，聽信讒言把宰相脫脫給弄回去了。無論如何，明朝讓漢人再一次擁有了燕雲十六州。
（明朝開始）
（明朝開始）
（明朝，漢人終收復燕雲十六州）
（明朝，漢人終收復燕雲十六州）
（明朝版圖）
（明朝版圖）
8 清朝：女真人本來就興起於北方，他們也是自北向南統一全國。當然了，你可能會想，明朝被清朝滅了，那麼燕雲十六州其實也沒有什麼用。清朝其實一直也沒有攻破過燕雲十六州，他們連關寧防線（寧遠-山海關）都沒有真正征服過，如果不是漢奸吳三桂打開山海關放滿洲八旗入關，明朝起碼還能堅持幾十年。
（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打開山海關，清軍入主中原）
（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打開山海關，清軍入主中原）
（清朝版圖，現代中國地版圖就是清乾隆奠定的）
（清朝版圖，現代中國地版圖就是清乾隆奠定的）
9 民國：民國最後被我黨滅了，很大程度上就是沒能控制東北。清朝滅亡，北洋興起，到袁世凱死，北洋分裂，東北一直處於奉系軍閥控制下（張作霖、張學良父子）。而後國民黨的北伐戰爭實際上並沒有把所有軍閥消滅了，當時張學良收了蔣介石的錢，兩家達成協議，形式上北方屬於民國，但是人家基本完全自主（真的一國兩制！！）。奉系最牛X時，曾控制黃河以北的大片土地（佔全國領土大概30%）。而後，日本人侵佔東北，建立偽滿洲國，東北更是遠不在國民黨的控制下。1945年，日本二戰戰敗投降，蘇聯出兵中國東北，把原本日本人占的東北給搶了回來，後來東北的地盤基本都交給了共產黨。我黨從北打到南，背靠共產主義蘇聯，幾乎是必贏的。
（袁世凱逼退清廷，中國民國形式上統一）
（袁世凱逼退清廷，中國民國形式上統一）
（實際上國民黨從始自終也沒有控制多少地盤，民國始終軍閥混戰）
（實際上國民黨從始自終也沒有控制多少地盤，民國始終軍閥混戰）
（國共第一次合作，進行北伐，實際上也沒有控制北面，燕雲十六州不在國民黨地盤內）
（國共第一次合作，進行北伐，實際上也沒有控制北面，燕雲十六州不在國民黨地盤內）
10 天朝：能夠佔據東北，我個人覺得，是蘇聯留給中共最大的禮物（當然，蘇聯也不是輕易給你的，他們把當時日本留在東北的各種工廠、鐵路都扒光了）。據說當時我黨各軍隊得到通知，凡是在路上的，全部掉頭朝東北前進。佔據有利地勢，再加上林彪、粟裕等名將，基本上一路勢如破竹地從北向南統一了大陸。
（蘇聯將東北大片土地交給中共）
（蘇聯將東北大片土地交給中共）
（中共南下統一大陸）
（中共南下統一大陸）
（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
（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
從古自今，從南到北完成祖國統一的只有明朝，而這也是很多機緣巧合的結果。佔據了燕雲十六州的大一統王朝，他們的滅亡，基本上都是自己作死。評論區里有小夥伴補充@金吾將軍：在古代由南向北打最大的障礙是交通。南方缺少馬匹等運輸輜重、兵源的牲畜，從江南到淮水河網密布，利於水運，但再向北河網稀少。這也是歷代多次北伐止於淮水的原因。朱元璋時期，北方的蒙元自己就在撕逼——地方軍閥與中央貴族、貴族軍閥與當朝皇帝、地方軍閥與地方軍閥，根本一盤散沙，一觸即潰。
宋太宗雍熙北伐失敗後，宋朝失去了完成祖國統一最好的機會，這也決定了宋朝最終會亡於外族入侵。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燕雲十六州被北方少數民族控制，中原無險可守。所以，別的王朝滅完是因為自身腐敗、氣數已盡等原因，而宋朝是因為先天基因不足，亡於天下形勢。
宋朝是很多知識分子最喜歡的王朝，它的政治清明，文化燦爛，經濟發達（GDP一度佔到世界的80%），當時的歐洲還是各種貧窮落後沒文化，北美還是原始部落呢。宋朝亡得可惜，卻也是必然，宋朝之亡亡天下，讀史至此，扼腕嘆息。
PS：很多人在罵石敬瑭漢奸，其實人家是沙陀族的，並不是漢人，談不上漢奸。。。我借這個題目把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發展歸納一下，通過文章的分析我們來看一下宋朝的滅亡及其影響。
事實上，現在有些人把宋朝吹捧成為了「天朝」了，各個方面都是臻於完美的，其實，宋朝的發展是中國政治制度史的順序發展並不斷自我改進的結果。
中國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進入「資待社會」（註：這是我自己創造的名詞）,期間經歷了幾次皇朝盛衰的循環周期。而這些循環周期並非每一次都只是原來社會的簡單重複，停滯輪迴。相反每一次循環都是在原來的基礎上有所變化。總體來說王室與政府的界限日益分明、政府結構的不斷完善、平民知識分子的政治力量不斷上升，貴族勢力不斷下降，等級制度不斷被打破，皇權不斷被架空，反地方割據意識不斷加強。
按照錢穆的說法，西漢初年，王室與政府的界限還相當模糊，雖然有三公九卿。但「論其性質，均近於為王室之家務官，乃皇帝之私臣，而非國家之政務官，非政府正式之官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漢初本襲秦舊，秦廷有些處脫不了古代貴族家庭的遺習，故秦漢初政府，有幾處亦只是一個家庭規模之擴大」。
這種情況和西方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前的君主專制時期王室與政府不分，大臣就等於國王之家務官私臣的情形是一致的。
「西歐封建政府具有一定的國王私有性質，國王構成了這個政府的主要部分。政府官員和機關都是應國王的需要而設置的。他們的職責即是為國王服務。國王有印璽，有財產，要進行司法活動，所以有掌璽大臣、財政大臣和法官。宮廷其他官員如英國的總管、膳食長、宮室長、國庫長、警衛長、麵包師、車夫等等則都是照顧國王和王室人員飲食起居的服務人員。在地方上，英國有郡守，法國有法官，他們的主要職責則是為國王服務，國王必須發給他們津貼。」
西漢初年，主要是三種勢力控制政府：宗室、外戚、功臣。這三種勢力共同特點都是和皇帝本人有著密切的私人關係。可以說宗室外戚相當於血緣親戚關係，功臣相當於朋友關係。這是建立在私人交往關係基礎上的一個政府。
隨著西漢初年三種主要勢力之間的互相爭鬥，先是外戚勢力受到打擊（剷平呂氏之亂），接著是宗室力量受到打擊（平定七王之亂），而功臣力量也隨著時間推移，自然削弱，「功臣傳世漸久，亦不保其位」。漢武帝以後，「中朝、外朝」始分。這意味著王室和政府的逐漸分離。「於是宰相為外朝領袖，而大司馬大將軍為內朝輔政」。
擔任宰相者，漢武帝以後，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時期大多是平民出身的士人學者，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列舉了許多人名加以證明，大家可以參考。所以錢穆也因此將這段時期稱之為士人政府的出現。
而大司馬大將軍作為內朝輔政則一般由與皇帝有親戚關係的外戚擔任。之所以要用大司馬大將軍這樣的名號，「正見軍人本為皇室之私屬，今已有軍人政府轉變為士人政府，故軍職不為外朝之丞相而為內朝之輔政」。
作為政府與王室分離的初期，皇室為保持自己的權力，加強內朝也是必然的趨勢，因此從西漢中後期一直到東漢，長時間內，外戚的權力都壓倒外朝宰相，這種權力本身甚至蓋過皇帝，皇帝只成為內朝權力一個象徵性的傀儡，外戚擅政的現象非常嚴重。
而皇室與政府的分離，內朝與外朝的分離又導致宦官干政勢力的出現。在這種分離以前，這個問題是根本不存在的！宰相、御史大夫等大臣相當於皇帝的管家私臣（錢穆的考證，宰相原本為國君天子之宗屬私人也，只不過化家為國之後，則以家相為國相，而御史大夫為副丞相），國家政務和皇帝個人家務之間並沒有明確界限，「御史有中丞，得治王宮之政令。此猶周禮天官冢宰，其屬官得統及皇帝內廷。此非古人立法之善，，乃系當時『王室』與『政府』公私性質不分明也」。所以「漢初御史大夫副丞相而得統治宮中事，後世御史為天子糾察百寮」，道理就在於此。
皇室與政府分離以後，外朝大臣不能再對宮廷事物進行管理干預，所以必然要另設內廷私臣。光武帝建立東漢以後，「宮中悉用閹人，不復參以士流，於是正式遂有一個宦官統治的集團」。
此外這種分離在財政上也體現出來，光武帝「盡並天下財賦於大司農」，也就是「大司農」是國家財政機構，而負責皇室宮廷財政開支的是「少府」，錢穆說「……少府不預聞天下賦稅財政，皆兩漢間政府組織與體統上之決大改革也」。
但伴隨著家與國的分離，皇室與政府之間的界限的明確，一方面分離已經成為事實，另一方面，分離又不徹底，相應的制度卻還保留著過去的殘餘，外朝無法干預內朝事務，而內朝卻可以通過皇帝這層關係來干預外朝國家行政事務。制度不成熟，不完善，充滿漏洞，甚至千瘡百孔，這必然就導致許多嚴重問題的產生。
這些問題就是外戚跋扈，宦官弄權，軍閥叢生，這些問題在西漢還只是粗露端倪，而到了東漢就是全面爆發。整個東漢政府幾乎都是在外戚宦官軍閥的操縱下左右搖擺，直到最後滅亡。
此外東漢時期，門第勢力也逐漸形成,錢穆分析說「學術環境不普遍，……限於少數私家，而有所謂累世經學」，再加上「累世公卿」，以及察舉制度舞弊，使得「天下仕途漸漸走入一個特殊的階級手裡去」，這等於形成了新的貴族等級。
從以上敘述可以看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政府和皇室的分離以及客觀技術條件的限制造成了外戚、宦官、軍閥、門第等幾大問題。而以後的中國歷史在政治結構就圍繞著解決這幾大問題而進行。魏晉南北朝時期還加上了一個權臣問題。
隋唐建立，這些問題在表面上並沒有得到解決，在唐代都還存在，宦官問題、軍閥問題比以前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另一方面必須看到，解決問題的制度萌芽卻都已經出現。
首先第一點，與皇室分離的政府的權力開始加強並從制度上落實，宰相的權力由中書、門下二省承擔，並且各有分工。中書負責定旨出命，即命令權；門下給事中有封駁權，可以塗竄奏還詔敕，稱為「塗歸」。
此外還有尚書省則是接受命令並負責實施，也即施行權。
錢穆說「以中書、門下較漢代之宰相，以尚書六部較漢代之九卿，在政制上，不可謂非一種絕大之進步。一則尚書六部，乃政府公職，而九卿則是王室私屬」，這正是政府脫離王室獨立，並進一步從制度上完善的證明。
此外唐朝的輿論監察制度，彈劾制度也開始完善。這種輿論監察針對兩個，一是針對百官大臣，另一是針對皇帝本人。
「到唐代遂有台諫分職。台官指的是御史台，專負糾察百官之責。諫官則專對天子諫凈過失而設。論其職位，諫官還是宰相之屬官，而御史台則成一獨立機關，不再是宰相的直轄部屬了。任用宰相，權在皇帝。任用諫官，則權在宰相。諫官之職在諫皇帝，不諫宰相，也不得彈劾朝廷百官。彈劾朝廷百官是御史台的職分。照唐代習慣，宰相見皇帝討論政事，常隨帶諫官同去。遇皇帝有不是處，諫官即可直言規正。如此則宰相與皇帝雙方有一緩衝，可免直接衝突。而諫官職分，本來又是要他來諫諍的，所以他盡直言也不會得罪。即使得罪了，宰相可以把他免職降黜，一面顧全了皇帝面子，一面不致牽動到宰相之自身。至於那諫官呢？他也不怕罷免，橫豎一小官，罷免值不得什麼，而他可博得直言敢諫之譽，對他將來政治地位，反而有益。」
正因為這種政治制度上的發展與完善，錢穆已將其稱譽為「宏大而精密的政治機構」。
第二個方面，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也有所改變。在兩漢時期，地方的權力還相當大，這從漢末以及三國時期的情形就可見的相當清楚，往往一個地方行政長官就可以成為一個地方割據勢力。而隋唐許多地方權力都收歸中央。錢穆說「那時的地方政權，卻再不能象兩漢般的比較有其獨立性。以隋唐與兩漢相較，中央統治地方之權，更密更大，實為中央集權更進一步之完成。在此方面，隋唐的統一政府，其實際內容，與秦漢又遠異」。
當然唐朝後期的藩鎮割據使國家又處於分裂狀態，中央統治名存實亡，這又是另一問題，涉及到國家究竟如何管理軍隊，如何使得軍隊真正國家化，而不僅僅是私人武裝或地方武裝。
第三個方面，唐代開始實行科舉制度，雖在國家政治中尚未取得決定性的重要地位，但已經開闢制度先河。科舉制度的實行等於使國家政權向整個社會開放，任何有志於參加國家政治，並且能夠付出相應努力，獲得知識的人都能夠有機會參與國家政權，管理國家大事。這是中國歷史上有決定性意義的重大事件。
科舉制度的出現為國家真正的現代化平民化，以及解決宦官問題，軍閥問題，門第問題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
唐代雖然在制度上已經做了各種嘗試和創建，但由於文化技術條件的制約，這些制度離真正能夠發揮作用還有相當大的距離，所以朝代中後期仍舊陷於宦官問題、軍閥割據問題中難以自拔，一直到滅亡。隨後中國又進入了五代十國的混亂時期。
直到宋朝和明朝的建立，才徹底解決了外戚問題，門第問題，軍閥問題，宦官問題（關於明朝宦官問題歷來有許多錯誤見解，這我在我的其他回答里已經做了部分的闡述，以後有機會我還會進一步說明）。
現在我們回到宋朝，宋代同唐代相比，政治結構又發生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是什麼呢？
第一、科舉制度地位的提高
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科舉錄取人數有了巨大提高，第二是被科舉錄取者的地位前途也遠好於以前：「隋唐初設進士，歲取不過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尋復古。開成中連歲取四十人，又復舊制。進士以外，明經中科者亦不過百人。在宋太祖開國時，進士登科寥寥，歲無十數。其時進士甲科亦不過授司寇，或幕職官。至太宗時，親御便殿臨試貢士，博於采拔，待以不次。太平興國二年，賜進士諸科五百人遽令釋褐。或授京朝官，……。進士中第多至七百人 ，或遂為例。」
「應進士試者，太平興國八年多至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人。進士應試已遍及全國，遂定三年一試之制。」
所以在宋代，科舉對於國家的文化政治來說已經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人們對科舉的重視程度，科舉成功以後獲得的榮耀也是前所未有的！
「唐雖以進士、明經二科取士然其時貴族門第勢力，尚未全消，又地方長官得自辟署，仕進路廣，不專科第。……宋則貴族門第已滅，地方官亦不能自辟署，用人之權集於中央。社會文教之風更普遍。」「狀元及第更為士人無上光榮」。
科舉制度地位的提升對國家社會所起到的作用，我們下面還會詳細論述！
第二、中央集權的加強
許多原本屬於地方的權力都被收歸中央，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財政，軍事，和人事管理。「吏治、兵權、財賦三項，脫離了地方軍權之分割，而統一到中央來，中國始漸漸有了一個象樣的上軌道的中央政府」。
從財政來說各州「置轉運使，處理各地方財政，除諸州度支經費外，悉輸京，毋占留。從此地方財富亦歸中央」。
兵權方面，宋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各地軍閥將領的權力，眾所周知。同時由中央政府派遣文臣出守地方，「號知州軍事，而地方長官遂得重用文臣」。「又命諸州縣各選所部兵士，才力武藝殊絕者送都下，補禁旅之缺，其老弱者始留州。從此地方兵力亦移歸於中央」。
吏治方面 「凡地方軍民政務，均需通判簽議連書，方許行下。……縣令亦分由朝官兼攝，稱為知縣」
「知州、知縣，論名義皆屬臨時差遣，非本職。故宋代州縣守令，皆帶朝中職事官銜，從此地方官吏，又均得中央任命」。
第三、相權的進一步分割，對宰相輿論監督的加強
按照錢穆的說法，宋代宰相的權力比起唐朝來是大大降低了，許多原本屬於宰相職權範圍內的事務都被分割到其他部門去。
「宋初宰相，與樞密對稱兩府，而宰相遂不預聞兵事，又財務歸之三司，亦非宰相所得預（三司者，為戶部司、鹽鐵司、度支使司），……兵財以外，莫大於官人進賢，而宋相於此權亦絀」。
此外對宰相的監督也大大加強。甚至原本用來針對皇帝的輿論監督的職位現在也全部用來針對宰相。這點也是錢穆大為詬病的地方「宋代這方面，又遠不如唐代。那時規定台官諫官均不得由宰相推薦，於是諫官也不屬於宰相，他們的職分，變成不是與皇帝為難，而轉移鋒芒來和宰相為難了。於是宰相無法糾繩皇帝，除非是和皇帝直接衝突。而宰相身旁，卻多了一個掣肘的機關。因御史只限於彈劾違法和不盡職，而諫官則職在評論是非，兩職顯有分別。在唐代是諫官幫助宰相，在皇帝前面評論皇帝之是非。在宋代是諫官在宰相旁邊，來評論宰相的是非了。照理，政府各部分職務上的是非得失，各部分負責人都有發言權，諫官則專用來對皇帝諫諍的，那是宰相的一分職。本來用意，該是用相權來限制君權的，而現在則轉成君權用來限制相權了。這一制度之轉變，顯見是出於皇帝之私心。而且諫官職分本來在評論是非，評論錯了也不算違職，也不算犯法，如是則政府中橫生了一部分一專持異見不負實責的分子，形成了諫官與政府之對立，即諫官與宰相之對立。」
這三個變化的原因與後果：
以上是對宋朝在政治方面三個最顯著的變化，僅僅是做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方面的引用陳述。我們對這些變化卻不能僅僅停留在表面，而是要深入到本質，看看這些變化的前因後果究竟是什麼？也就是這些變化得以產生的原因是什麼？它們本身造成的後果影響又是什麼？
⑴、科舉製作用上升的原因與後果
首先我們來看宋朝科舉制度規模擴大，影響上升，地位提高的原因。這個原因可以分成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制度本身的繼承和積累，宋代的科舉制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沒有隋唐制度上的開創，以及長期實踐積累下的制度上的經驗教訓，也就不會有宋代把科舉制度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第二個是技術進步上提供的可能性，最關鍵的就是印刷術的全面普及導致文化在全社會的推廣有了可能，這為科舉制在規模擴大，影響力增強上提供了一個堅實的群眾基礎。
宋代科舉制規模擴大，影響上升造成的後果是，使得政府真正意義上向全社會開放，一切對政治活動有興趣有抱負，並且有足夠的毅力和才能通過科舉考試的人都可以進入政府部門工作，並且掌握相當的政治權力，一切不同階層的利益代言人都有機會通過科舉加入到政府中來，為捍衛自己階層的利益而活動。科舉制度的普及本質上是政治民主化的標誌。從實際來說，科舉是比現代西方選舉制度更純粹更公平更開放的民主政治的表現。
同時科舉制度的廣泛實施也使得較高文化素質成為政府官員必須的條件，這也大大提高政治活動的效率，同時也使得文官集團的勢力在中國破天荒的在政治舞台上佔據了壟斷地位，勢力空前龐大。這一點對歷史的發展是有關鍵性作用。
⑵、中央集權得以加強的原因與結果。
原因同樣是兩個方面。第一是通過唐朝中晚期以及五代十國軍閥割據混戰，整個社會動蕩混亂兩百多年的慘痛教訓，無論是下層普通百姓，還是知識分子以及上層統治者，都普遍感到有加強中央政權，防止地方割據局面不斷重演的必要性，甚至這已經成為時代精神共同呼聲。正是在這種普遍的加強中央政權的迫切性必要性意識基礎上，宋朝政府把地方權力收歸中央的種種舉措才得以實施。第二個方面，科舉制度規模的擴大，文化的普及，具有向心意識的文官階層群體人數的增多，也為加強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提供了技術上可能性。
中央集權加強的後果是，一方面使得中國政治制度進一步向現代化的國家制度靠攏，地方與中央的關係也更現代化。另一方面由於中央管理負擔的加重，導致皇室政治權力的進一步萎縮，為文官集團權力的空前膨脹提高提供了可能，同時也把原先地方分散的矛盾集中濃縮到了中央，產生了新的問題。
⑶、相權分割以及對宰相約束監督機制加強的條件與後果
事實上，和錢穆的非議批評相反，宋代相權的進一步分割，並不是什麼唐朝制度的倒退，恰恰相反是時代進步，社會發展趨勢導致的必然結果。中央集權的加強，導致中央需要處理的事務遠遠多於過去，在這樣的情況下，既要避免宰相一人負擔過重，又要避免出現宰相個人獨裁的局面，最合理的辦法當然就是在中央層面實行權力的分散化，本質上這是把過去分散在各個地方的權力，現在都集中到中央，然後在中央再進行分散。這也是社會發展必然趨勢導致的結果，而並非什麼人主觀意志主導的結果，更不是什麼宋朝皇帝對宰相的猜忌心理就比過去的皇帝更重。
對宰相約束監督機制的加強也是同樣的道理。過去是中央和地方之間存在制衡約束關係，而在宋朝，地方已經完全從屬於中央，即便宰相的一部分權力已經被分割出去，但宰相決策的責任和造成的影響依然比過去要大的多，在這樣的情況下，對宰相約束監督機制的加強也就成為必然。而事實上，由於宰相是皇帝任命的，本身就可以看成是皇帝在政府內的代理人，如果宰相令皇帝不滿意，皇帝就更換宰相，如果宰相令皇帝滿意，皇帝就繼續任用這個宰相，在這樣的情況下，從政治的角度上，說對宰相的輿論監督本質上就是對皇帝的監督。
錢穆自己說的一句話也能證明這點：
「相權究竟即是君權之化身，後來宋神宗信用了宰相王安石，竭力想推行新法，而一輩諫官，橫起反對，連神宗也無奈之何。這是皇帝自食其果了」。
之所以沒有專門設立對皇帝的輿論監督，是因為這個時候王室對國家的政治干預能力已經被降低到最小限度，整個國家真正走上由國家政府來進行管理的正軌。即便是皇帝本人，他的任何政治舉措都必須通過政府來進行，他無法繞開政府，另起爐灶，通過自己另外一套班子去實現對國家政治經濟的干預。這個時候中國社會也完成了從戰國時期，國為家的擴大，官員大臣就是王室的家務官到王室與政府分離並立對峙，再到政府真正全面掌握國家政治經濟活動的控制權的過程！
這也導致皇權的削弱，或者說導致政府內難以形成一個獨裁專制的力量，甚至是宰相和皇帝的聯盟都難以做到這一點。這個意義上說宋朝中央集權的加強，本質上不過是把原先在地方上的分散現在擺到中央的層面上進行分散。
以上所說的變化造成的結果中，文官勢力的空前龐大以及皇權的削弱應該說是格外重要的兩點，而且這兩點和許多人一般的對中國古代的觀念想當然的看法也不符合，所以應該更詳細的用事實證明一下。
宋代對文官的優待：
⑴、三個方面的優待
宋代對文官士大夫之優待乃是彰明昭著的事實,錢穆列舉了三個方面。
第一，官俸高，以宰相樞密使為例「有正俸；有祿栗，有職錢，有從人衣梁，又有冬春服，冬陵二十匹、絹三十匹，冬棉一百斤。此外復有茶酒廚料、薪蒿炭鹽、……米麥羊口各項，至外官有公用錢，有職田，有茶湯錢，又有添給。」
此外官吏退休之後，「又有祠祿，為退職之恩禮」。
「當時稱『恩逮於百官，惟恐不足，取財於萬民，不留其餘』，可以想見宋代優待官吏的情態」
第二、「宋朝優禮士大夫，極少貶斥，誅戮更屬絕無。王安石乃以祠祿處異己，著令宮觀無限員數，又聽從便居住。要之為吃閑俸而已」。
第三、泛濫的恩蔭制度。所謂恩蔭就是一人當了官，其親屬朋友便也可以當官。「蔭子蔭孫，乃至於蔭期親、蔭大功親、甚至蔭及異姓親，乃至門客。總之是朝廷恩意，沒有子孫近親，便只有一鬻賣朝恩，把異姓及門客來充數。甚至甫蒞位即得蔭。甫蔭即給俸，甫蔭即服章。甚至未應娶妻，已得任子」。
「一歲郊天，任子可得四千人。十年之後，即須萬二千員」「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即一家兄弟子孫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
對於宋朝這種格外優待文官的現象，許多人發表過意見，大部分是從宋代皇帝之主觀意願來分析，這當然也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但如果僅僅停留在這個角度看問題，就失之膚淺了。在這種表面現象背後更本質的原因是皇權的衰落，以至於皇帝不能不依靠討好籠絡文官，才能夠維持自己的權威
⑵、對宋代不殺士大夫現象的分析
李峰通過論述北宋不殺士大夫的現象對皇權和文官勢力之間的關係作了比較詳細的論述，觀點還是切中肯綮的。許多人都注意到宋朝不輕易殺戮士大夫的現象，前面引用的錢穆的話也說「宋朝優禮士大夫，極少貶斥，誅戮更屬絕無」，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呢？一種解釋是宋太祖在太廟裡立有誓碑，其中一條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種解釋也並非憑空捏造，向壁虛構，在許多史料上都記載著類似的說法，如《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避暑漫抄》，甚至作為正史的《宋史.曹勛傳》中都有記載。
但是民國歷史學家張蔭麟卻對這種說法提出質疑，他「通過對誓碑、誓約的考辨,指出所謂的『太祖誓碑』等『本俱偽造』」。
上世紀八十年代，「杜文玉再次撰文列舉大量證據力辯誓約之偽,斷言『誓碑之事純屬子虛烏有,是根本不存在的』。杜文的論述嚴謹翔實,具有極強的說服力,經該文的考辨,誓約之偽已昭然若揭。」
既然「誓碑之事純屬子虛烏有」，而宋朝不輕殺文臣士大夫的事實又是大家所公認的，李峰也說「有一個事實卻無法迴避,那就是進入中期後即真、仁、英、神、哲、徽諸朝,若非犯了謀反之類的重罪,誅殺士大夫的事情確實並不多見」（事實上也並沒有謀反的士大夫），也就是許多文官犯了當殺之罪如貪污如瀆職，最後也都輕判放過了事，那麼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究竟何在？奧妙究竟何在呢？
李峰對此的分析頗為精要，宋代大力推行科舉考試的結果是國家大權被文人士大夫階層操縱。
「從太平興國二年( 977) 至淳化三年(992) 的16 年間,8 開科場,取進士諸科6000 多人。……太宗末年,柳開說當時的政局是:『上自中書門下為宰相,下至縣邑為簿尉,其間台省郡府公卿大夫,悉見奇能異行,各競為文武中俊臣,皆上所取貢舉人也。』 此亦標誌著宋代以科舉取士為核心而構成的文官集團———士大夫集團的基本形成。到仁宗時,士大夫階層的勢力達到了頂峰。如仁宗時蔡襄說:『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與士大夫一枝獨盛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前代相當活躍的武官、宗室、外戚、宦官等政治勢力,在北宋都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在當時的政治舞台上大多只能充當配角」。
文官階層政治力量的空前膨脹，皇權的衰弱，導致皇帝不得不依靠拉攏文官才能確保自己的權威，行使自己的意志，他們不輕殺有罪文官，很多時候並非不願意殺，而是不能夠殺！
李峰引用苗書梅的話說:「宋代官僚士大夫階層的群體政治力量空前強大,他們對防止皇親國戚與宦官專權起了重要作用,在最高統治者意志動搖,準備或已經重用宗室、外戚、宦官時,士大夫往往能堅決地進行反對,並多數取得了勝利」。而「 宗室、外戚、宦官等勢力從某種意義上說,乃皇權之延伸,但由於他們在宋代萎靡不振,遂造成皇帝獨自與強大的士大夫集團相對壘的尷尬局面」。
在這種情況下，皇帝也就只能採取拉攏討好文官階層的政策，惟恐一不小心得罪勢力龐大的文官士大夫群體。
「神宗曾感嘆人才不足,表示『朕未之見也』。程顥聽了當場指斥道:『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馬上神情『聳然』,連聲說『朕不敢! 朕不敢!』 」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於皇帝沒有其他「能與士大夫集團相抗衡的勢力」，在「在面臨重大政治鬥爭時往往得不到強有力的援助,因而在士大夫集團的強大攻勢下,往往以妥協而告終」。就算他想殺有罪大臣，也無法如願。
李峰舉了很多例子：
「如慶曆三年,高郵知軍晁仲約身為朝廷命官,卻去犒勞一支路過其境的起義軍,仁宗知道後非常憤怒,要求朝臣議論當處晁仲約以何法,顯然是已動了殺機。……參知政事范仲淹卻把責任推到了國家的頭上,所謂『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御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竭力為晁仲約開脫,力勸仁宗免除晁仲約的死罪。」[230]
事後范仲淹對富弼說出了自己的真實想法:「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
再如「 神宗時因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而宰相蔡確拒不執行,並以整個官僚階層的代表的名義向神宗施壓,說『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神宗『沉吟久之』,估計鬥爭不過蔡確等人,才勉強答應改為『刺面配遠惡處』。但即便如此,也遭到反對,門下侍郎章即抗聲說:『如此即不若殺之』。神宗問何故,章說:『士可殺不可辱。』神宗聽了非常氣憤,聲色俱厲地說:『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而章的回答竟然是:『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於此可見文臣之跋扈與皇權之軟弱。」
又如「神宗時知州張仲宣因為收受賄賂,『坐枉法贓論當死』。此前一名叫李希輔的官員因收受賄賂當判以死刑,因法官從輕發落,免去死罪而代之以杖刑和黥配海島之刑。此時在處置張仲宣案時,法官就以李希輔案為參照,免除張仲宣死罪,而代之以杖脊、黥配海島。這在當時已是法外施恩了,可其時任職審刑院的蘇頌仍覺過重,遂在神宗面前力辯張仲宣罪行較李希輔為輕,並且向神宗請求道:『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雖有罪,得乘車,今杖而黥之,使與徒隸為伍,得無重污多士乎。』於是神宗『乃詔免杖、黥,止流嶺外,自是遂為例』。自是宋世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
「最初執政大臣為犯罪者開脫時,往往還要找一些理由,並且還不敢說有所謂的不殺士大夫的祖宗家法,如范仲淹在為晁仲約開脫時,即對富弼說什麼『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而到了神宗時,由於朝廷長期不能對大臣用刑,遂使蔡確在為漕臣開脫時,便去掉了』輕」字,而徑稱:『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並且也不再煞費苦心地去為犯人尋找借口了,徑以此來迫使神宗就範,說什麼『臣等不欲自陛下始』。」
到這裡，我們大體應該明白，文官勢力的膨脹，皇權的萎縮才是宋朝不輕殺士大夫現象背後真正的原因。也就難怪李峰最後得出結論：
「真宗以後,士大夫階層隨著自身勢力的膨脹,其行為也漸趨囂張起來,為了滿足自己階層的利益,不斷地與皇權進行鬥爭,通過頻繁地敲打皇權,為自身謀得了一項項的優厚待遇,而免死權的獲得即是其中的一項。從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出,仁宗、神宗並非不想誅殺士大夫,只是由於受到了大臣們的強烈抵制,方才沒能如願。因此,設若宋代皇帝地下有靈,得知學者們數百年來一直津津樂道他們有所謂『不殺士大夫』之家法,恐怕只能搖頭苦笑了。」
當然，話還要說回來，宋朝皇權雖然萎縮，但皇帝還畢竟可以通過給予士大夫的種種優待來換取文官階層一定限度內的支持合作，形成某種默契，並且通過任命自己所信賴的宰相來實現對整個文官階層的駕馭，因此說宋朝是「皇帝獨自與強大的士大夫集團相對壘的尷尬局面」，未免還是言過其實了。而到了明朝，隨著宰相這個職位的廢除，皇權進一步萎縮，甚至連通過優待士大夫來換取一部分文官的支持，這點都已經無法實現。這個時候才真正出現了「皇帝獨自與強大的士大夫集團相對壘的尷尬局面」，皇帝一個人要面對官僚階層群狼般的圍攻，簡直如狂濤怒浪中的一葉孤舟。這時的情形比起宋朝來又是另一番景象。宋朝知識分子比較作，本來自己把宋朝折騰完了，還要搞個大新聞，說中華文化完了。沒想到後面明朝知識分子更作，更能折騰，所以中華文化不得不再玩完一次。你見過有人死兩回的嗎！沒想到我們還能見到第三回，culture revolution後知識分子號稱中華文脈又斷絕了一回。
所以本朝太祖一氣之下說了句：沒了張屠戶，就吃帶毛豬！？許多古老的亞非拉民族文化都絕跡了，中華文化也並無特殊之處，差一點也成為只有學者專家感興趣的遙遠課題，好在中華文化也有了鋼鐵，美元和核彈（國家擁有這些東西，國家是什麼？也是和文化一樣的意識產物），讓知識分子矯情中華「亡天下4.0版」不會有太多的信徒。
本朝太宗說：「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來的，不幹半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中華文化的傳承也要靠干，靠發展，發展才是硬道理。 「以忠信為甲胄,禮儀為干櫓」那種搞法，中國還會亡天下5次、6次乃至N次，世界上哪個強權只要不高興就可以讓她亡一次。
恨今難免憤清，憤清必然捧明，捧明能不黑元？黑元必須哀宋～不覺愛恨已越千年～
一群宋吹真噁心，看的我都吐了~
難道你們就沒人知道宋朝怎麼滅的嗎？北宋有李綱守汴梁，結果呢？金兵剛退就罷官！至於南宋，前有岳飛含冤而死，後有襄陽守衛戰前後，多少戰將被蛐蛐宰相賈似道陷害含冤致死？
請問宋朝和歷朝歷代的封建王朝有什麼區別？朝政一樣的腐敗，官員一樣的貪婪，軍隊一樣的羸弱（還不如明，清軍），外交鼠目寸光。忠臣義士被排擠，奸佞小人被重用。皇帝一樣的醉生夢死，黎民百姓生活「幸福」的要造反~就這個也能說類比於近代社會？稱得上完美？
和以往唯一不同是，宋朝的文人政治終於成型，並徹底壓制了軍事實力。這就是文人口中讚美的完美社會，天下大治！可是，宋朝皇權實際上是加強了的，因為最大的威脅相權被大幅度削弱，而太監和軍隊都被嚴格限制。所以嘴炮可以打，但是皇帝皇權比前朝更高。總體來看，中國封建統治從漢開始，是一直被強化的，直到清朝達到巔峰，這是歷史規律，宋被沒有違背~
其次，宋朝里建立了「程朱理學」，這是中國封建社會正是成熟的標誌，也是近代中國人民，特別是婦女苦難的開始。不可否認的是程朱理學有特定的進步意義，但是歷史證明了這種封建倫理極大地束縛了中國人民對世界的認識和對人性的解放，從某種意義上，程朱理學就是中國的「伊斯蘭法」，是阻礙中國進入近代社會的桎梏，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宋粉提出這一點？
第三，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直接面向全民，直接導致了全民科考。並在社會上確立了"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社會形態。從科舉上這當然更公平，鼓勵了人民參政。然而，這和之後中國社會「重文輕武」的社會觀念有很大的關係。在這種思潮下，人們更願意走捷徑去科舉。投筆從戎被人不齒，科學技術被認為"歪門邪道"。我們可以認為，每一個才子風光的登科及第，就是另一個行業人才的損失。讀書當然有用，但是都為了做官，則是對國家是最大的損失。所以，雖然宋朝有那麼多的科學發現，但是，who care?
第四，宋朝可以說是漢族王朝中最沒有進取心的，你可以說兩宋地理位置不好，要害之地盡失。或者敵人太強大云云。但是2萬遼兵打下20萬宋兵，十萬金兵一統中原。也不是沒有能將，李綱，岳飛。然而，宋朝一開始就是守成部隊，這個王朝的定位就是文官作威作福，外敵能拖就拖。收復失地？別做夢了！
有人說道南宋和蒙元打了20多年，很厲害，但是再好的防守也不過是拖延而已。更為搞笑的是，在強敵面前，宋朝仍然重文輕武，各種逼反前線將領。元世祖曾問宋降將:「爾等何降之易耶？」答雲:「宋有強臣賈似道擅國柄，每優禮文士，而獨輕武官。臣等積久不平，心離體解，所以望風送款也！」元世祖說:「正如所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我就說一句，宋朝本質上就是個失敗的朝代，一個沒有進取心的國家和民族，就算文化在輝煌。也能夠進入近代，能夠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你在逗我！為什麼西歐的致命者能征服世界，本質上他們對於世界上財富的渴望和對未知世界的好奇。但是對於宋朝來說，養著百萬大軍，見遼兵，金兵一觸即潰。只能依託于堅城挨打，這種王朝，就算在輝煌，也不過是迴光返照而已。宋是中國封建王朝的高峰，但是也是封建社會的沉淪的開始。這種國家註定會被蠻族入侵而亡，正如羅馬亡於日耳曼，哈里發餓死於黃金屋而已。
至於有人說中華文明中斷？這種皇漢分子我最為鄙視，難道元朝人燒了太廟，毀了四書，滅了禮法，斷了族譜？這些都是瞎扯淡。我一直認為文明存在於人民那裡，而不是在少數無病發騷的統治階級和酸腐文人手裡。國家可以亡，但是文化卻不會斷，我們又不是全部改信伊斯蘭教了，實際上我們把大部分蒙古人和滿族人給漢化了，這不是文明的倒退，而是文明的發展。再補充一句，文明，國家，民族，如果是開放的，兼容並蓄的，他將永遠長青。而狹隘的，排斥外部的，懷舊的文明，都被掃到垃圾堆里去了。
令人氣憤的是，近年來漢族極端分子簡直快趕上中東神經病了，在他們眼裡，少數民族統治者無論做什麼都是錯的，他們把中國近代的苦難一股腦的推到元清兩個王朝，好像沒有這兩個王朝中國就能提前進入現代社會，避免近代的屈辱一樣。各種宋粉明吹不要太噁心，天天資本主義萌芽。兩宋加明近600年，歐洲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從15世紀到19世紀，也就400多年。資本主義萌芽，你倒是發芽啊！事實就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不斷完善，根本就壓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源，人口，財富，應有盡有，幹嘛要科學技術？幹嘛要開船世界亂跑？至於說兩宋開放海運，和世界互通有無，那是因為如果不開放連工資都發不起！
至於你們問我為什麼這麼黑宋，因為我在帝都，不好意思，在宋朝人眼裡，我是外國人！挑明說了吧，因為在小清新眼中，宋朝是歷代王朝中最接近普世價值的時代。你想呀，在那麼落後那麼黑暗的東亞土地上，好不容易培育出一朵普世的奇葩，我中華泱泱五千年，統共就出了那麼一個外國朝代，就平白給韃子糟蹋了，能不心疼嗎。心疼啊，是真心疼啊，心疼怎麼著，見過婆子們哭天搶尋死覓那樣嗎，對啦，就是聲往高處喊，話往重了說。無非是打不過人家改朝換代了，不著，我得說亡了！天！下！天下都亡啦，我恨啊，我心疼啊。老耳刮子抽的噼啪響，咒罵著，要死要活的。
也不想想，天下沒了，你打哪兒來？華夏斷了，你算哪國的？ 不是華夏，自然是蠻夷嘍！———那華夏亡不亡，要你蠻夷瞎操心？哈哈深的書不用看，王夫之一本《宋論》已足夠解釋了。
嗚呼！宋之所以裂天維、傾地紀、亂人群、貽無窮之禍者，此而已矣。其得天下也不正，而厚疑攘臂之仍；其制天下也無權，而深懷尾大之忌。前之以趙普之佞，逢
其君猜妒之私；繼之以畢士安之庸，徇愚氓姑息之逸。於是關南、河北數千里闃其無人。迨及勍敵介馬而馳，乃驅南方不教之兵，震驚海內，而與相枝距。未戰而耳
目先迷於嚮往，一潰而奔保其鄉曲。無可匿也，斯亦無能競也。而自軒轅迄夏後以力挽天綱者，糜散於百年之內。嗚呼！天不可問，誰為為之而令至此極乎？向令宋
當削平僭偽之日，宿重兵於河北，擇人以任之，君釋其猜嫌，眾寬其指摘，臨三關以扼契丹；即不能席捲燕、雲，而契丹已亡，女直不能內蹂。亦何至棄中州為完顏
歸死之穴，而召蒙古以臨淮、泗哉？人本自競，無待吾之競之也，不挫之而亦足以競矣。均此同生並育於聲名文物之地，以相為主輔，而視若芒刺之在背。威之弗能也，信之弗固也，宰之弗法也。
棄其人，曠其土，以榱支宇，而棟之折也已久。孰令宋之失道若斯其愚邪？天地之氣，五百餘年而必復。周亡而天下一，宋興而割據絕。後有起者，鑒於斯以立國，
庶有待乎！平其情，公其志，立其義以奠其維。斯則繼軒轅、大禹而允為天地之肖子也夫！
宋論（清 · 王夫之）.pdf
不是科班出身，但是旁聽一門宋史課程時候問過一個很有名的研究宋代的教授關於「崖山之後……」的問題，他的回答是（大意）：
都是一群民間歷史學家無聊自娛自樂而已。這個問題沒有意義。
我只是搬運工
別朝沒有如蒙元這類不喜中原文明，而他們推崇的本族文化是對漢文化帶有毀滅功能。以往漢族能夠同化其他民族，鮮卑，契丹等對漢文化都有嚮往之情。而蒙元統治是建立在等級制度下的，並且以他們的意願來改造漢族。賦稅輕，可什麼都不作為。它們來的時候啥樣，回漠北的時候還是啥樣。包括生產力的倒退，士階層的衰落，文化上的壓制。而這些影響了之後的朝代。
讀歷史要有「當事人史觀」。
一國內，無論是農民造反的方式推翻政府還是外戚、武將篡位都叫改朝換代。而另一個國家推翻別國政權，佔領其土地，取而代之，又搞屠殺、民族歧視政策，這就是亡國了。既亡天下。
亡天下=逼格盡失
這和讚美抱著小皇帝跳海的陸大人是一個邏輯。
還記沒記的那句話？宋亡之後無華夏，明亡之後無中國（好像是這個順序）。至於這句話說的有沒有道理，或者是對不對，這都不重要。改朝換代亡一姓之天下，蒙元滿清亡漢人之天下。
宋朝也許是唯一一個在人民尚可以接受其統治的時候，被外族滅亡的朝代，所以宋亡讓人為之惋惜。沒有內戰卻亡於外族，所以說她是一個軟弱的朝代。
同理，在漢族的立場看來，明朝之亡不可惜，因為當時明朝的統治已經不為人民所接受，北京也是被漢族自己人攻破的。至於最後終於導致滿族人入主中原，卻已經只能嘆息漢族自己無能了。明明是四庫全書之後，古典中華才滅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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