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真的需要均衡發展？
最近學習經濟地理的時候發現，發達經濟體內部都存在明顯的地區間差異，有些還有擴大的趨勢，如日本正在從【三灣一海】的一片繁榮向東京的「一極集中」發展、美國經濟活動只集中在幾個大的城市群。
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後區域間不平衡開始凸現出來，沿海開放迅速發展，西部則明顯落後，於是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西部大開發取得明顯效果之後，不東不西的中部又顯得發展緩慢，出現中部塌陷現象，東北也日漸衰落，於是又提出【中部崛起】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但效果似乎不甚顯著。
於是產生一種疑問，我國真的需要平衡發展么，需要的話，應該是在何種層面上的均衡呢？
問題說明可能有待完善。
很多人還是不知道區分「均勻」和「平衡」這對概念。經濟和人口的集聚是可以同時實現人均意義上的平衡的。希望這個道理能夠通過《大國大城》這書得到更多傳播。其中一部分相關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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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已經說明了，對一個大國來說，自由移民的重要性遠不只是保障人們的權利。自由移民本身就是縮小區域差距，並在一國內部實施統一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的重要保障。
但是，城市化和地區之間的自由移民是一個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我們只看特定時段的局部地區，就可能會覺得，勞動力流動並沒有帶來地區間收入水平差距的縮小。這時，讀者們一定要想想，為什麼現實生活並不如我們所期待的那樣出現了收入水平的均等化？是城市化和人口流動本身出了問題，還是因為存在著一些制度障礙阻礙了人口流動縮小地區和城鄉差距的作用？讓我們來回顧一下本書開篇那個《舌尖上的中國》的故事吧。
卓瑪母女穿過村莊，走進20公里之外的森林。「一般來說，走一公里才能找到一朵松茸，」卓瑪說。松茸是一種城裡人餐桌上的美味食用菌，甚至還遠銷日本。在香格里拉的一個小村，村民在雨季的每天凌晨三點出門上山找松茸，如果去晚了，松茸就被別人挖走了。
這個故事裡有兩個重要的經濟學問題。其一，采松茸顯然是一項各顧各的零散生產。給定松茸的產出完全是天賜的，那麼，很容易找到一個辦法來協調各戶的行動，但卻使得每個家庭的收入不變，而不用那麼辛苦。比如說，有一個組織來規定，每家早上出門的時間不能早於五點，或者，每家上山采松茸只能走固定的線路，再或者，讓一些家庭單號上山，另一些家庭雙號上山。
問題是，這樣的組織和協調行動為什麼沒有出現？類似的問題困擾著很多研究農業經濟的人，曾經就有同行問我，為什麼大家都知道農業應該實現規模經營，但規模經營卻遲遲未能實現？答案其實很簡單，農村人太多。人多了，協調成本就上升，統一的行動和管理就難出現，生產就難免是小規模而低效率的。特別是對於采松茸這樣的經濟活動，產量是上天決定的，而松茸的資源又是大家共有的，每家每戶單獨採集，結果必然是你爭我奪，你四點起床，我就三點起床。
人多的問題還絕不只是增加協調成本。農業生產的低效率與其生產特徵有關係，因為農業生產有一種瓶頸資源，那就是土地，土地的數量是有限的，而且土地的產出增長也是有極限的。在卓瑪的故事裡，這個有限的資源就是大山，而其產出的極限就是靠天決定的松茸產量。大家雖然都三點出門，非常辛苦，但給定總的松茸量和人口，人均收入根本不會因為大家都半夜上山而增加。在土地資源及其產出都接近極限時，要提高農民的收入，最終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減少農業人口。而這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為什麼卓瑪一定要在家鄉采松茸，而不是去城裡的餐館裡烤松茸？
如果不是有各種制度（比如戶籍、土地和公共服務）的制約，如果卓瑪不是特別偏愛家鄉的生活，那麼，卓瑪絕對應該進城打工，而且是到東部打工。對於少數民族地區，進城務工還可能面臨語言和文化的障礙。當前，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是3倍多。在省之間，最富的京、津、滬三地2013年人均GDP均在100000元左右，而貴州省人均GDP僅大約為26393元，前者是後者的4倍左右。自由移民的意義在於，它能保障一國居民最大化自己收入的權力，讓人們到能夠獲得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
自由移民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於，從長期來看，只有自由移民才是縮小城鄉和地區間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一方面，有的「卓瑪」可以進城務工和定居，收入可以成倍上升。另一方面，留在家鄉的「卓瑪」們可以繼續采松茸，但采松茸的人少了，人均收穫將大幅度提高。最簡單的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如果移民是自由的，那麼，最終只有當城鄉間和地區間的實際收入差距縮小至零（扣除物價差異、流動的經濟和心理成本後），不同地方的人口規模才會相對穩定下來。這時，城鄉和區域間的平衡才真正實現，這是在前面已經說過的發達國家的景象。
對一個大國來說，自由移民的重要性遠不只是保障人們的權利。更為重要的是，只有當勞動力流動起來的時候，不同地區才能形成相互之間的分工與合作，有的地方造汽車，有的地方搞旅遊，有的地方采松茸。地區之間形成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是保持國家統一和市場整合的最有效途徑。
勞動力自由流動了，人們就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地區之間，人口流動可以形成地區之間的競爭，如果一個地方的公共服務搞不好，企業和人就走了，把錢、事業和潛在的稅源全部帶走。地方政府為了當地的稅收，就必須搞好公共服務。現在，中國的地方政府不願意多花錢提高公共服務，其實就和人口流動不自由有關。對於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數量和效率而言，在勞動力自由流動基礎上的「用腳投票」機制特別重要，這可以對地方政府的低效率形成有效的約束機制。
如果我只告訴讀者，美國的經濟和人口集聚程度遠遠高於中國，然後問讀者，美國比中國地區間差距大還是小？我估計至少有一半的讀者會回答「美國差距更大」。那我們就來看看美國的情況吧，美國和中國一樣是個大國，比較有可比性。圖#是美國各州的GDP份額和人口份額。柱狀圖是美國各州GDP在全美佔據的份額，曲線則是各州人口在全美的份額。儘管兩個份額各自的地區間差距很大，但兩者之間卻高度一致。很簡單的算術就可以告訴我們，各州人均GDP幾乎是一樣的，這樣的結果不是很好嗎？有的地方集中人口發展工業和服務業，有的地方就地廣人稀，搞規模化的農場。美國農民之所以很富，恰恰因為農民數量少，這樣，農場面積才可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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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09年美國各州經濟總量和人口分布
來源：傅蔚岡，《不要畏懼城市人口增加》
參見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580-70789.shtml
那麼，中國呢？圖#是中國各省市的GDP份額和人口份額。和美國相比，中國各省市所佔GDP份額均勻得多，同時，各省市的所佔GDP和其人口份額差距甚遠。中國的政府和民眾有一個非常嚴重的誤解，認為中國的區域發展不平衡是由於經濟高度向沿海發達地區集聚所導致的。這是錯的。中國的問題不是經濟太集聚了，而是長期以來，人口的集聚未能與經濟集聚同步。換句話說，中國真正的問題在於，圖中的曲線沒有跟上柱子，也就是人口的集聚落後於經濟的集聚。請讀者們自己想想，未來中國的區域經濟發展是會更像美國，還是漸行漸遠？我經常說，在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上，持有「中國是特殊的」這種觀念是非常危險的，這往往會引向錯誤的經濟政策。從長期來看，只要你相信一個國家的城市人口比重會不斷提高，並且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都需要發揮集聚效應，那麼中國沿海省份的GDP份額還會進一步提高，柱子的地區間差距還會進一步拉大。與此同時，曲線的位置會與柱子越來越靠近，人口的集聚程度也將提高，這時，各省的人均GDP將趨同，而這不就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過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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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10年中國省級經濟和常住人口分布
來源：同圖#。
請讀者注意，人均GDP是GDP與人口之比。對於有些產業來說，有規模經濟效應，其中主要是製造業和服務業，這時，人口的集聚反而伴隨著更高的人均GDP。而對於有些產業來說，它的產出受到了某種難以增加的投入品的制約，比如農業受到土地的制約，資源型產業受到自然資源的數量制約，旅遊受到景區面積的制約，這樣的產業，如果要提高人均產出，就必須減少人口。一個地方適合發展什麼樣的產業決定於它的比較優勢，有的地方發展需要人多的產業，有的地方發展人少一些的產業，相互分工，能夠共同富裕。
一個國家的政策制定者當然需要縮小地區間收入差距，對於欠發達地區來說，因為其人均GDP是GDP與人口之比，要提高人均GDP，可以在人口不變的情況下給其增加投入提高GDP，但是，如果欠發達地區受制於一些地理與自然的因素不適宜發展製造業和服務業，而更適宜於發展農業、礦產和旅遊這樣的產業的話，那麼，要讓其致富，關鍵的措施就是減少人口，給錢還是次要的。
不過，即使美國可以在較大的空間尺度上做到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的均等化，但如果將觀察的尺度縮小，在城市層面上看問題，城市之間就存在收入差距了，甚至這樣的收入差距還很大。但是，城市間的收入均等化不僅要考慮名義收入，更重要的是扣除物價水平差異之後的實際收入均等化，因為只有實際收入才真正影響到人的生活水平。大城市的生活成本（特別是房價）更高，這就抵消了一部分的名義收入。如果以實際收入來衡量，那麼，城市間的實際收入差距就會大幅度下降。
我曾經和一個保加利亞人聊起他的祖國。他說，自從歐盟東擴之後，保加利亞有不少人移民去了歐洲的富國，一些製造業出現萎縮。我問他，這樣有什麼不好？他的回答是，也沒什麼，沒有離開的保加利亞人更多地做起了旅遊，生活也變好了。
保加利亞的故事並不特殊。如果看一下數據就能知道，每一次歐盟的擴張之後，新加入的國家與老的歐盟成員國之間的發展差距都呈現縮小趨勢。這非常符合經濟學理論的推斷，要素（特別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能夠帶來國家（或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的「收斂」。
歐盟的目標是在一體化的進程中實現共同的繁榮。但這裡存在一個不可避免的難題，那就是，經濟發展水平的收斂是需要時間的。從長期來說，有理由相信，歐盟內部的平衡發展可以通過人口流動來解決。問題是，歐盟內部雖然在制度上是勞動力自由流動的，但實際上各國間卻有語言、文化、宗教等多方面的巨大差異，使得移民難以完全自由。於是，在短期里，歐盟擴張的結果就是，隨著相對收入較低的邊緣國家的加入，如果把包括新成員國的「新歐盟」與擴張之前的「老歐盟」相比，新歐盟成員國間的發展差距反而更大了。東擴之後的「新歐盟」內部發展差距大，這不是歐盟東擴的錯，而是因為歐盟不是美國，在歐盟內部不能做到勞動力完全自由流動。
歐元區雖然沒有覆蓋整個歐盟，但其內部發展差距同樣很大。我再次強調，在統一的貨幣區內，地區間的勞動生產率趨同是必須的。歐元區和中國都是統一貨幣區，同時，其內部又存在巨大的勞動生產率差距，這其中存在的問題，我在第一章已經解釋過了，不再重複。只是覺得需要反覆強調一下，在一個國家內部，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不僅是個公民權利的問題，它本質上應該成為國家戰略。接下來我應該要解釋的是，為什麼地區間的平衡發展必須是在「集聚」的過程中實現的，難道不集聚不行嗎？答案是不集聚不行，現在我就來告訴讀者這是為什麼。
先上個印度地圖。
可以看到，印度最富有的邦（Goa）的人均GDP是比哈爾的8-9倍。這個差距和越南和美國的差距相似。
可以看到，印度最富有的邦（Goa）的人均GDP是比哈爾的8-9倍。這個差距和越南和美國的差距相似。
我再上一個中國地圖。
中國最富裕的沿海地區（北京天津上海深圳）人均GDP是最窮的貴州的4-5倍。這是中國和美國的差距。
中國最富裕的沿海地區（北京天津上海深圳）人均GDP是最窮的貴州的4-5倍。這是中國和美國的差距。
所以地區發展不均不只是問主說的「發達國家問題」。在全世界人口超過2000萬的國家中，除了德國和義大利以外，無論有沒有實現工業化，無論有沒有集權，都有明顯的一極化發展不均的現象。這甚至不是一個社會學問題，而是科學問題，因為在一個沒有各種政治經濟學假設的模型里，城市發展的分布也可以一極化：我國人口預計 15 年內是會逐漸分散在大中小城市，還是繼續向大城市集中？我們應留在大城市發展嗎？ - chenqin 的回答。而有研究表明，在集權的國家和正在工業化的國家，這個現象更加明顯。
我上大學期間對地理和經濟發展這個話題很感興趣。我問了我的微觀經濟教授Ed Glaeser和本題類似的一個問題：對於一個發展中的中型國家（比如菲律賓，埃及，哥倫比亞）來說，應該把資源集中在全國最發達的地區加速引進外國技術和投資，還是均富於國家最赤窮的地區。他是這麼答的：
EG:「我認為消除國家內部的不平等對middle power來說很重要。但很多均富的政策的目的都是保證地區之間平等。執政者更應該關注的是各地區出生的人之間的貧富差距，而不是各地區的貧富差距。"
假如有個政策能讓一個貴州農民來到深圳過比在貴州好的生活，政府就應該鼓勵他離開貴州，儘管這無法解決貴州貧窮這個問題。
再上一個各國城市化和GDP per capita的關係
從目前來看，比起其他經濟水平的國家，中國城市化明顯不足。中國大量非城市化非工業人口的生產力在城市裡才能釋放。而假如更多中國人湧現城市的話，通過 @chenqin提到的Zipf"s Law，可以預見會加大大城市和普通城市的距離。我們可以看見的工業化完成的中國不會是德國或者義大利的小作坊或者小工廠經濟，而是以珠三角和長三角億人級別的城市規模取得的規模經濟。
政策上的均衡主義，應該建立在理解這個未來趨勢之上。政府可以做到的是通過高考和戶籍政策，讓更多貧困地區的人和他們的後代有序地永久遷移到中國經濟競爭力最強的地區。
我贊同 @圖靈Don —— 這是少有的好問題。希望問題問主以後提問邀請我回答。我預感這個問題上，南北方人一定會有分歧。中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爭吵，因為雖然大家同屬一個中國，但是各地區差異很大，同樣一個辭彙在兩地人的腦海中，是不同的含義:
南方人一想到大城市群，就是長三角、珠三角，地理條件和市場經濟下的自然結果。
北方人可不這麼想，北方人第一反應是某攤大餅的城市，行政干預下枉顧自然規律的超級吸血鬼。
所以一提到這個問題，南方人會想:不需要地區平衡，只要出生在各地的人不被歧視就行。北方丿前面已有答案珠玉在前，補充幾句吧。
如果想實現地區意義上的經濟均衡，經濟效率就會大大降低。
以城市化為例，中國的城市化就兩條路可以選，要麼走歐洲模式，小城市化，超級大城市少，中小城市多，土地人口比例低，全國人口分散， 這種情況下，更容易達到題主說的區域經濟均衡發展；另一條是日韓模式，超級大城市群，人口高度集中，這點題主題目有提及。
那麼中國適合走哪條城市化道路？顯然是第二條。
第一點，中國的體量根本耗不起小城市化道路。事實上別說中國了，整個地球都耗不起。歐洲模式是一種資源消耗大的模式，因為資源分散，規模化效應小，同等人口需要耗費更多資源來維持。以中國現有人口，估計兩個地球都耗不起。
第二點，中國經濟發展天然不平衡，這既是因也是果。這是沒辦法的事情，中國體量實在太大，換做任何一個政府，一窮二白時也只能以點帶面，搞「一部分先富起來」。先富起來的地區就有著天然的優勢，吸引全方位的資源，教育、醫療、就業機會不一而足，這是每個人都能看得到的。問題在於，一旦某些地區先富起來之後，往往不是「先富帶後富」，而是富的更加富，窮的更加窮，即所謂虹吸效應。
所以，中國的未來城市化道路必定是超級城市群，而且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超級城市群。上屆政府搞打造新農村，你農村打造的再好，也好不過北上廣深。對於一個有著抱負的青年人來說，只有去超級大城市才會有機會。在如今高度流動的社會，嚴苛的戶籍政策都不能從反面抵擋這個潮流，正面迎擊怎麼可能成功呢？如果繼續試圖均衡地區發展，還試圖搞什麼城鄉統籌，維持小城市房地產泡沫，將會導致嚴重的資源錯配，反而會嚴重掣肘中國經濟的發展。所謂泡沫，該戳破的時候就要戳破。超級大城市的規模化效益是必然的，這是天然經濟規律，窮人們用腳投票，富人們用鈔票投票，任何試圖扭轉此規律的政策長期來看只能失敗。無論是資本還是人口，永遠都只向最有利於自己的區域移動。
真正的均衡，是各種資源要素都能夠自由流動達到最大化發展，是一個動態的均衡過程。而不是將資源強制分散到地域上，用一種靜止的角度去追逐形式上的平衡。好問題。更新：評論里有朋友指出這個例子不是很適合，畢竟東西德有著分割的歷史，所以用這個做類比不妥，我很同意（這也是知乎的優點，不同的觀點碰撞，把答案盡量變得更好）。這段留在這裡僅做為參考：首先要說，發達國家哪怕德國這樣社會發展和人均收入相對平等的國家，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區域差異，如今天的東部德國和西部德國。自兩德統一後，這個差距有一定的縮小（取決於看哪個指標，若僅根據人均居民收入指標，那麼兩德差距確實有一定的縮小），但是仍然無法追上，何況一個地區的發展，不是一個簡單的收入指標就可以代表的（這種差距也可以由長期形成的意識形態而左右）。平時生活中，老百姓交的稅里有專門的一項就叫做統一稅，再加上這麼多年的財政支持（截至2014年底超過2萬億美元），東部德國發展仍然落後，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可以解釋的問題。從人口和勞動力流動性來看：如果勞動力可以在東西部自由流動，那麼你就無法阻止相對優秀的年輕勞動力從東德搬遷到西德生活工作，人口數據可以說明這點：東德1989年人口1600萬降到2014年的1250萬；西德：從大約6000萬到2014年的6500萬。另一方面，制度經濟學裡面不還談到過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么。
4月22號更新：評論里有疑問，說我說了半天也沒表態，到底中國需不需要均衡發展。問得很犀利啊，我也很想表態啊，可是真的不知道怎麼說，也不想隨便說一句不負責任的結論。統一回復一下吧：我覺得哪個國家或地區都需要均衡發展，誰不想？但是我的答案的意思是想盡量表達一個客觀數據支持的事實：這種均衡很難，哪怕政治干預。國家，地區，和人其實挺像的，已經優秀了的（就像長三角一樣）有著天時地利人和，想再多得點（好的越來越好），落後的多得點不敢想，起碼要均衡平等待遇嘛。放在現實，可能么？哪怕是在中國，中央的統籌和協調不是那麼好做得。就算制定了個完美的均衡計劃，那還要看落實到地方後的執行力等等等等因素呢；何況很長時間以來地方和中央的談判 (協商) 能力也很強（地方有地方的苦，中央也要給與關照不是么）。所以回到問題，需要嗎，需要，可行么，很難。這需要一個過程，而對中國這樣體量的國家，這個過程應該會很～～～漫長。
#正文走起
回到中國的話題：對於中國的區域發展不平衡，很多研究已經從傳統經濟學角度解釋了一些影響因素。基於我以前的研究（省間與省內的經濟發展不均衡以及地級市間經濟發展的空間相關性），我簡單從空間經濟學角度來解釋一下。
這一點說明，中國的地區發展差異在空間角度是有粘性的：高度發達的地區形成區域中心，牽引周邊地區發展，逐漸形成較高發展程度的集群，同質性變強；換句話說就是，在一定的時間期限內，強者越來越強。當然，集群中城市間更好的經濟合作等也有可能有文化，方言，地方政府競爭模式等的影響 (可以參看：文化對經濟有著怎樣的影響？ - 錢糧衚衕的回答)。
那麼，將之前的空間經濟發展相關性指標畫成兩張地圖：一張是1994年的中國地級市地圖，另一張是2008年的。紅色屬於相對較高發展程度的地區形成的集群（自身發展程度高同時周邊地級市也是較高發展程度 - 高高），而藍色則陷入了較低發展程度的"陷阱" -（低低）。
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出，紅色的幾個集群，基本就是大家普遍比較熟悉的：環渤海經濟群，長三角和珠三角。東北地區的集群是相對周邊城市來說發達程度較高的地級市或地區形成的集群。比較明顯的是，時隔14年，兩張地圖的變化並不大；而從地圖背後的數字上看的話，集群的最中心區域城市間空間經濟相關性更高，而容易變化的（加入集群或離開）都是集群周邊的地級市或區域。
1994年
2008年
Krugman和Venables說過，空間效應在區域經濟發展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兩個不同空間單位哪怕最開始有相對一樣的經濟屬性，最終的發展仍然有可能完全不同（不同的經濟結構，增長率等）。而隨著城市間交通網路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或區域間的market access），逐漸形成了經濟集群與不發達"集群"。而這種現象通過一般的財政或其他政府干預的方法不好解決。就像之前提到的，中國的問題更複雜，還要考慮多樣化的地方文化，政府間競爭機制等。
最後放一張省間和省內城市間的收入不平衡曲線，可以明顯看到，中國的總體不平衡指數這些年一直在上升，而省間的不平衡（紅色）並不是最大的貢獻因素，恰恰是省內的不平衡（藍色區域，比如江蘇：蘇南屬於長三角經濟集群，而蘇北被孤立了出來（因為同屬一個省，對於這種差異，我的基本假設先排出地方政府間競爭，而更多的有可能是地區本身的資源稟賦和文化區別導致））。
歡迎討論，禁止轉載。
謝邀。。先給結論：需要平衡，但不是均衡。（均衡是嚴格意義上新古典主義描述的區域經濟，而平衡是定義有點模糊的，比如有多個增長極也叫平衡，所以這裡的平衡指的是在經濟滯後地區建立更多新的區域增長極），很多人認為平衡會損失經濟效率，以及德國式的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聚集區在中國無法被複制，這些理由我全部都認同，但是我覺得我們忽視了一個我國一個比較重要的東西，從十一五規劃-十二五規劃，有一個比較同意被忽視的東西，那就是「城鎮化擴大」，有什麼影響呢？我最後會探討，我們先從開頭慢慢將起。
首先我們在探討區域經濟是否均衡增長的時候，要嚴格把「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分開。我們這裡主要探討前者，因為後者首先是一個社會學問題，而且我們同樣還需要證明區域經濟是有利於社會總體公平的，但是大部分人直覺上認為是由的。所以最重要的在於後者，討論的價值並不多，處於多於總體公平的需求，法理上當然是需要各區域經濟上的互助和財政橫向，以滿足共同富裕的訴求，那麼平衡就是必須的東西，這個直覺上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沒有太多討論意義，刷三觀而已。
而關於經濟效率問題上，區域經濟學有三個截然相反的理論。
1，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理論：
基本假說是，區域之間要素報酬的差別會通過要素流動趨向均衡，也就是說，市場機制的作用最終會消除區域之間人均收入的差別，導致經濟增長的均衡。而市場機制能夠發揮這一功能作用的前提是必須滿足下述假設條件：
a.經濟主體追求收益最大化；b.經濟主體能夠獲得有關價格的完全信息；c.在所有市場上都處於完全競爭狀態；d.價格靈活富有彈性，生產要素自由流動；e.區域之間運輸費用為零；f.所有區域都存在同一的固定比例規模收益的生產函數。
在完全自由競爭條件下，受收益最大化規則支配，要素會自發地流向有利區域，這一過程的持續進行會導致區域間差異縮小，因此，區域發展是傾向均衡的。那麼促進區域均衡發展的政策就是有效性的長期政策。
大推進理論和納克斯貧困陷阱我們就不聊了。
但是早期的新古典主義僅僅是談論了勞動和資本累計，後來加入了技術因素。
故而整合出以下模型：
Y=[AK+(1-A)IL]^b+T 這是H.Sibert 試圖調和的一個模型。
其中b指數表示規模報酬遞增或者遞減狀況。所以事實上，均衡發展理論實質上上是注重middle power和趨同性。
2，非均衡增長理論。
這裡說我朝用得比較多的是：產業集群理論。來自於Michacle Porter
要點在於以下：
（1）外部經濟效應。集群區域內企業數量眾多，從單個企業來看，規模也許幷不大，但集群區內的企業彼此實行高度的分工協作，生產效率極高，產品不斷出口到區域外的市場，從而使整個產業集群獲得一種外部規模經濟；
（2）空間交易成本的節約。集群區內企業之間保持著一種充滿活力靈活性的非正式關係。在一個環境快速變化的動態環境里，相對垂直一體化，能夠保證聯動，並形成更高效率。
（3）學習與創新效應，創新的外部效應和企業經驗的溢出是產業集群獲得競爭優勢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產業集群也刺激了企業家才能的培育和新企業的不斷誕生。 （依據是「學習曲線」(LearningCurve)）
以上基礎在於建立區位的規模效應之上。
而事實上主要經濟體中，美國，以及澳加等國的特殊性在於廣大地貌，而人口聚集效應來自於歷史傳承的情況下，基本不可能達到區域均衡，而日本由於國內市場在整個規模經濟貢獻的比率早就在70年代騰飛的時候達到了邊際，而現在更多依靠外部市場。
所以主要經濟體裡面，真正看起來比較反常的是德國。
德國的區域經濟改革歷程大致是：
首先《聯邦基本法》72條和74條規定：國家必須保持聯邦地區內的人民生活條件的一致性的目標要求。在這一基礎上
而後《空間秩序法》（Raumordnungsgesetz,簡稱 ROG)《改善區域經濟結構共同任務法》、《聯邦區域規劃綱要》、《結構援助法》、《區域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
（我以上就就不一個一個注原文了，見諒。）
橫向財政平衡，大致方式在於
第一步：將全國營業稅總額的一定比例（上世紀70年代為70％，80年代為65％，1992年起為62.5％）劃撥給聯邦財政後，其餘的分成兩部分在各州分配：一部分劃給聯邦後剩餘下來總額的75％按各州人口的多少進行分配；另一部分即25％則分配給財力較弱的州。
第二步：評估各州的稅收能力和需求量，計算出全國及各州稅收能力指數，稅收能力指數小於全國平均值的州可得到補助。人口規模不等，則係數大小不一。5000萬人口以下的州的係數為1，500萬人口以上的州的係數為1.3；人口介於5000至500萬之間的州，其係數則介於1—1.3之間。稅收能力指數是指稅收能力除以稅收需求量。各州稅收能力之和除以各州稅收需求量之和，就得到全國平均稅收能力指數。稅收能力指數小於全國平均稅收能力指數的州可得到補助。不足92％的，則可通過營業稅補足；介於92％—100％之間的，則補助與平均水平差額的37.5％；介於100％—102％的州，則不能得到補助；高於102％的州，不但不能得到補助，反而要貢獻稅收用於州際平衡。如果某州的人均財政收入達不到各州平均水平的95％，則用富州上繳部分補給窮州，補足到95％。如上繳部分仍不夠，由聯邦提供特別撥款，補足到95％。。
最後在兩德統一的時候做了對於東德地區的扶持。比如InnoRegio計劃，以及在之後的GA-networking計劃
但是呢，從GDP分布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前三個州的佔比依然很大，而且這三塊正好是三個產業集群，巴登—符騰堡，巴伐利亞，北威州，而其中北威州佔了德國外來投資的大半，擁有69所大專院校（被譽為聯邦德國優秀學府的亞琛工業大學便是其中之一）、50個高校體系外研究機構、48個科研中心及技術園區和30個技術轉讓站。馳名世界的Juelich研究中心、14家弗勞恩霍夫研究所和11家馬普研究所都坐落在這裡。
而從區位上看，相互接壤的北威-巴登符騰堡--巴伐利亞--黑森--下薩克森正好是一個德國的增長極。集中了絕大部分製造業產出，國內國外投資，技術研發，創新產業。而除柏林外兩個城市州是港口產業為基礎上，發展科技產業。而三個城市州都是以面向外部市場的第三產業為主。
所以德國是收入和生活水平均衡，但是區域經濟結構依然是保持一個增長極帶動整個國家的態勢，同樣是屬於非均衡區域經濟，並不符合新古典主義經濟的理論。所以德國是平衡，非均衡的區域經濟結構。
也就是說主要經濟體事實上都沒有完全符合新古典主義區位均衡的實例存在。
那麼，中國是否需要平衡呢？因為中國和德國的不同在於，中國是大體量國家。
我認為是需要的。
作為後發性國家，我們其實可以從兩條線索來看我朝區域經濟的發展脈絡，一個是城市化狀況；另一個是產業梯度。
中國經濟增長和城市化率的關係
而區域經濟的增長和城鎮化率有什麼關係呢？
以比較平衡的福建省為例。
而這裡面中，第二產業對於城市化率的影響在目前而來最為顯著，但在城鎮化率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第三產業和城鎮化率會出現伴隨關係。
從宏觀來說：
第二產業比重呈現先增加後下降的倒 U 型形狀。當城市化比重在 40-60%時
第二產業比重最高。之後,第二產業產比重即開始下降 。而以上兩圖也證明了我剛才的觀點。
更多在於http://ier.ruc.edu.cn/09-3/2009-3-f2.pdf ，裡面統計了各種消費率，投資率等等與城市化率的U型曲線關係。
那麼我們可以得出城市化率和經濟增長在我國就數據而言是出於正比關係，但是從產業上來說是一個伴隨關係，符合U型曲線。
那麼，中國無論是新建西部大開發計劃所涉及的東西部產業分工，以及西部新產業集群，還有都市圈的新建立尤其是重慶-成都都市圈，以及各省的省會經濟，一定程度上都會形成以城市為中心，城市化擴展為導向，新區經濟和產業政策投資為重點的經濟建設，同樣形成新的產業集群，並在區域經濟政策下（尤其是比較密集的中原振興，和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同樣會形成規模效應。這種平衡是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所以是需要的。
而有些人可能會質疑，擁有港口，出口導向型的沿海城市（這裡拋開本身就有規模效應和長期發展的沿海大都會，以沿海三線城市為主），理應擁有更好城市化擴展條件，為什麼不將中原振興計劃等等全部開成「沿海小城城市振興計劃「呢？？先不說，這個省內經濟建設中，有大城市帶動沿海小城市的網路化發展，每個省其實都在做。是否需要國家級政策，這個是效率考量。
而且事實上，是否出口導向型和城市化率的關係，似乎是值得商榷的。一個佐證在於：
以港口為中心的出口貿易，事實上在人口聚集因素和城市化擴展上的作用並不是佔有主導地位。
終於也可以自問自答一番，雖然答案不是我的原創……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回顧與展望》一書中看到一篇綜述性文章，比較能回答這個問題。加上參考文獻有38頁，在此只把結論貼出來：
以上是連續的，拍完裁剪之。 原文標題頁：
對全文感興趣的可以按圖索驥。
要均衡很容易，但你得先告訴我你要怎樣的「均衡」，然後我才能告訴你怎樣實現均衡。你得說清楚，什麼是均衡？中國人口應該怎樣分布才算均衡？每個地區創造財富的比例應該是多少？這些問題你不需要準確回答，只要大致對即可。可是歷史上這些問題從來沒有人能答對，毛主席試著答過，結果準確程度還不如八卦先生扳手指算命。最後一個嘗試答這個問題的是zhao zy，他搞了一個非常龐大的團隊，而且以他當時的地位，只要一聲令下就能立刻獲得一切他想要拿到的數據，然後再使用計算機模擬（諾諾諾，就是現在那群信奉大數據能解決一切問題的人乾的事），一年以後他決定放棄，因為他最後發現不要說怎麼回答均衡的問題，就連賣個熱水瓶該賣多少錢都算不準，這直接導致當時價格雙軌制計劃破產，因為無論是產量的估計還是價格的制定，估算的結果都和實際情況相差八千里路雲和月。zhao之後其實還有一個嘗試的人是zhu rj，他也想控制所有資源的分配，但是他回答這個問題的辦法是一切交給市場，也就是說他根本不打算回答什麼是均衡，也不打算搞均衡，他的回答是市場每時每刻都是均衡的。這個答題方式屬於腰間開槍，答非所問，如果是考試，經濟學教授要給他不及格，但是中國的經濟最後給他打了滿分，而給了所有反對的經濟學教授們統統打了不及格。
實際上，從邏輯上，「均衡發展」就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能答出什麼是均衡的人，一定是能掌握全世界所有的信息的人。實現你想要的「均衡」的辦法，就是計劃經濟。換句話說，如果有人知道市場怎樣才是均衡的，此人要有讀心術，但這樣的人根本不存在。
所以，均衡是個老鼠給貓掛鈴鐺的問題，掛個鈴鐺很容易，但你得告訴我這活誰去干。一句話，發展以人為本，均衡發展的目的應該是讓每個人都享受發展的紅利。
這問題是這兩個月不多見的好問題。
好問題的標準是，99%的人都認為這不是問題，而他發現了問題。
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工業社會到後工業社會，人群的貧富分化愈加嚴重。出乎意料的，科技的繁榮加深了這種分化而不是相反。
原本屬於千千萬萬普通人工資的財富，轉移到技術工作者。包括但不限于山姆沃爾頓，比爾蓋茨，以及知乎上千千萬萬所謂的碼農。
創新使這個星球的利益格局發生變化。有的人從中受益，有的人因此失業。請注意，一項創新不一定讓全人類受益，更可能的是使當時的很多人利益受損。
研究全球各個城市的繁榮歷史，你發現，原來這些城市曾經也闊過。威尼斯、利物浦、長安、開封、底特律……斗轉星移，真的是斗轉星移，河東河西，哪些曾經酒肆林立繁華無比的城市，在後來者的光輝中黯然無比。
現在闊起來的城市是這些：洛杉磯、紐約、東京、北京、上海、深圳、倫敦、巴黎。他們是熒幕上風頭正勁的楊冪、林更新、黃渤。
可是，凡事總有可是，明星不能紅100年、500年、1000年。城市也不能紅500年、1000年、2000年。2000年前，紐約、東京、北京是哪個鳥不拉屎的地兒？
這個世界有股潮流，潮流流到哪，哪些城市被激活。你不知道下幾十年有什麼潮流，不知道哪些城市因此崛起。
比如，大陸開放後，香港光環的消失；高鐵興起後，港口可能的衰落；克拉地峽打通後，新加坡的應聲倒地。
均衡發展，人人平等，這是創設出來的理想概念。現實中，城市與城市是不均衡的，北京是北京，石家莊是石家莊；馬雲是馬雲，馬佳佳是馬佳佳。
正像那個問題問的：難道窮人就沒有翻身的機會了嗎？當然會有，只是你知道，1個馬雲背後是1000000個創業失敗者，1個500萬中獎者背後是1000000個智商稅繳納者。
中國是否需要均衡發展，跟中國是否需要均貧富是一個問題。我認為不需要，甚至，我預期北京和上海未來人口能過億，也應該過億。在他們獨特的資源不能外遷的情況下（既得利益群體不可能放棄），大量的人口自然會聚集，直到這個地方成本和收益取得平衡。這樣才是相對平等。
而且，大都市本來就是資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地區，越大越高，同樣的投入，能取得更多的產出，可以負擔更高的工資，沒有理由浪費資源。
但我認為要給所有人公平的競爭環境，儘可能消除出生地不平等，讓貴州甘肅出生的人和北京上海出生的人盡量拉到一個起跑線，比如國家完全均衡投資教育，按照人數配置優質教育資源這樣。
中國未來就是三大城市群
需要。
但不是現在。
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奮起直追的有效的方式，沒有之一。
這句話說起來輕飄飄，但其實，當今天朝之所以GDP第二了，就是因為這句話。
但這句話的代價也很大，地域發展不平衡只是很小的一個問題罷了。
實際上，這句話背後必然的代價，就是無數無產階級的血肉構成的長城。
我們能做的，就是盡量苟活，直到不再需要集中力量，也能辦大事的那一天的到來。
而不是到知乎上來問：憑什麼國家不均衡發展啊，你看其他發達國家就相對均衡。
上峰已經欽定由你組成血肉長城，
你問個問題質疑一下，或者發個牢騷抱怨一下有用的話，
天朝根本不會有如今的經濟實力。
硬鋼時代的潮流是愚蠢的，所以幾乎所有的政權核心都更傾向於選擇把有限的資源都順應時代潮流投放在效率最高的地方，中國也是一樣。甚至，為了趕超發達國家，中國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道路上，會走得更堅定。
也就是說，絕大部分投胎在這個時代的中國的靈魂，只有兩條路可以選：
1. 被獻祭掉當成時代的飼料，後代有好日子過。
2. 拒絕被獻祭，然後還是被當成時代的飼料，後代還是沒好日子過。
選吧。
其實，要知道，如今，很多在哪裡滿嘴抱社會不公平的人，
根本原因，是他們爹媽選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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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星際玩家：
當蠍子需要藍，旁邊有小狗，你指揮蠍子吃小狗的時候，你會不會去摸良心呢？
是的，國家就是這樣的。為了戰略目標的達成，吃兩條狗算什麼……
如果已經一統天下了，我肯定說，你隨便讓蠍子吃狗，丫的沒良心，
但如果機槍兵都在高地下了，你還講究資源平均，講究均衡發展，300水晶造狗300水晶造蠍子，還不拿狗喂蠍子……那就不光是沒良心的問題了……這是要打gg的節奏啊。
均衡不是平均，均衡是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樣子，小城鎮有小城鎮的樣子，農村有農村的樣子。均衡是好的，中國就不夠均衡：大城市資源供給不足，小城市缺乏合理定位的特色產業，農村人口密度太大。
所以要控制大城市數量，因地制宜發展小城鎮，加快城鎮化和土地流轉。
平均是低效率的。但在核戰爭陰影下則是最好的選擇。平均發展是典型的核戰思維，是非常低效率的。
但誰告訴你核戰真的不會發生的？
為什麼要均衡發展？
中國的國土人口行政區劃等等因素都決定了不可能均衡發展啊，你看看所有的大國也都沒有均衡發展啊。
你不可能讓江浙平原和青藏高原經濟均衡發展，因為目前人類掌握的科技手段根本不足以消弭自然稟賦的差異。
需要。
1. 經濟應該有多樣性基礎，不然將所有雞蛋放一個籃子風險太大，比如石油對沙特，而且如果發生戰爭的話容易被一鍋端。
2.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話什麼意思呢？除了1的意義外，還有就是不確定性！其他地區可能獲得新技術新資本而孕育出新經濟而崛起。比如香港台灣之於大陸，美國之於英國，廣東浙江之於東北。
3. 問題在於如何發展。基於當地的資源稟賦發展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同時開發異質性經濟即是別的地方還沒發展起來的產業重點培育，尋求突破。
4. 更重要的是，要給予落後地區更大的發展自由度，更少的管制，才會對資本技術人才有足夠的吸引力。
均衡發展=平均發展？
玩文字遊戲？
如果不想打內戰的話……
我國需要至少10個兩千萬人口以上級別的超一線城市、若干個千萬人口級別的大城市、數百個百萬人口級別的中等城市、以及數千個十萬以上人口的小城市。
由於我國很多城市資源分配過分依賴行政級別，而地方官員利益往往扭曲行政區劃制度。這就導致現行行政區劃阻礙城市化發展。
按上面的標準，我國地級市數量實在太少。中央想用省直管縣市改革、鎮級市試點解決地級市過大問題，但往往導致更多「多頭管理」、「違憲設置行政區」、「隸屬關係混亂」、「級別、通名重複」的問題。完全的均衡發展做不到也不現實，但是只發展北上廣深顯然也不利於經濟發展，廣深還好，關鍵是北上快成利益集團代名詞了。至少從現實實踐看，中國改革，最好的範本是重慶。
區域經濟有兩種理論，一種是均衡經濟發展理論，另外一種是非均衡經濟發展理論。
1、均衡經濟發展理論。對於中國而言南北的積溫、水文地質情況決定了南方的經濟絕對經濟優勢，但中國的首都必須在北方，通過財政轉移的方式，達到南北的均衡發展，否則就會爆發南北戰爭。
2、不均衡經濟發展理論。大意就是走路先邁一條腿。你讓合肥、成都這些不臨江的城市發展到上海那個水平，你認為合理嗎？你給差生和學霸一樣的採集合理嗎？
答讀者問（合肥房價）
誠請wuweilxl君評價：引江濟淮工程對合肥的影響如何？ - wuweilxl 的回答 - 知乎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