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管制」只可能出現在金融危機中嗎?還有哪些情況下,一國會進行資本管制?
希臘、塞普勒斯、冰島都是因為金融危機實行了資本管制。
還有哪些國家會進行資本管制?目的是什麼?
謝謝@Krau Alan 朋友。我確實想對這個問題說兩句。但每次開頭,我都要說一番我對此問題並不在行的話,此次亦然。因為我知道有許多精通此問題的人。我盡量用最通俗的話來說(因而沒有任何曲線或者純理論文字),非常希望我這個發言能夠拋磚引玉,使那些精通國際資本流動,以及長期關注歐洲宏觀及市場的人暢所欲言,一起討論。
一、概念介紹
首先,要明確一下題目中的「資本管制」。我剛才看見這個題目,想了一陣,不知道怎麼修改,才能更加貼切。塞普勒斯與希臘的資本管制,包括對國內資本活動的管制措施(主要針對銀行業資本管制)。當然,由於歐元區的存在,所以塞普勒斯與希臘等歐元區國家之間的貨幣本身就應該自由流動,不存在國際資本管制的問題,歐元區國家對國內資本活動的管制措施,也就是對歐元區資本自由流動的管制了。而冰島不屬於歐元區國家,其資本管制是過去我們通常在國際金融學中所說的資本管制,即國際資本的自由流動管制,也是通常所說的資本賬戶與資本項目的管制。
這兩者並非完全一致,深入探討我水平不夠,且觀後效。從2013年塞普勒斯的情況來看,對短期經濟增長打擊比較大,尤其是其是一個旅遊業貢獻佔比較高的國家,對長期經濟增長復甦有利。但是與冰島一樣,好處都是穩定了金融體系,防止資本快速外流。對於冰島來說,對幣值即匯率的穩定有重要意義,而對於歐元區國家來說,名義匯率似乎就不存在了。但是,國內資本管制會導致資產價格、市場情緒的波動,實際匯率事實上是在發生變化的,即便都是在使用歐元。
二、資本管制的作用、約束與實施
這個既往研究很多,我就直接搬磚吧。余永定老師對這個問題有過一個比較通俗的闡述,如下:
以下分割線之內,無下劃線標註的內容均原文搬磚引用自:余永定,張明. 資本管制和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國際新動向[J]. 國際經濟評論,2012,05:68-74+5-6.
由於余老師所寫的東西,基本沒有廢話,我覺得我變換句體重新闡述,沒有意義。直接搬磚了,其中我個人的補充,均以下劃線註明,所以看到後面,會覺得其實這篇回答像一個論文導讀^^。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閱讀各種相關論文(其中,本回答所推薦論文均通俗易懂無贅述。當然,如果你有興趣,還有很多更精深的國內外學術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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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施資本自由化或者說廢除資本管制的好處
第一,資本的跨境自由流動可以改善資源配置——資本缺乏的發展中國家從資本富裕的發達國家獲得資本,發達國家則取得較高投資回報——從而推動全球經濟,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
第二,資本的跨境自由流動宣示了相應國家執行負責任的經濟政策的決心,否則,資本將會外流,從而使失職政府受到懲罰。
第三,資本管制是無效的。國際投資者很容易規避管制。相反,資本管製成本往往很高。對資本流動的管制將導致市場價格扭曲、宏觀經濟失衡和腐敗。
(補充:這種規避成本,也是一種隱性稅收,所以對於實施全面的資本管制,及實施部分的資本管制,在學界一直也存有爭議)
(關於如何規避資本管制,推薦兩篇論文:
[1] 張明. 境外私募股權基金是如何規避中國政府管制的[J]. 世界經濟,2008,03:44-52.
[2] 莎莉·斯皮格爾,張明. 怎樣規避資本管制以及為什麼它們仍能有效[J]. 國際經濟評論,2012,05:95-105+6-7.)(其中,第一篇是我多年以前就看過的,對當時的紅籌、VIE、地下錢莊、假股真債等等問題描述得非常清楚,至今為止,我認為這篇論文依然值得一讀。蘇龍飛有一本書叫《股權戰爭》,也挺不錯的。第二篇論文也值得看看。)
第四,資本的自由流動可以使國內居民得以分散風險。
第五,資本流入管制可能會降低有效資本供給,提高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
2、那為什麼要實施資本管制?
1978年托賓(James Tobin)提出對外匯交易徵稅(托賓稅),以抑制投機資本對國際金融市場的衝擊。1998年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和庫珀(Richard N. Cooper)分別指出,在信息不完全的條件下,資本的自由流動將加大市場扭曲、製造道德風險、鼓勵過度投機並最終導致成本高昂的重大危機。同年,羅德里克(Dani Rodrik)報告說,經驗證據並不支持資本項目自由化可以推動經濟增長的假設。1999年克魯格曼(Paul Krugman)預言, 那些既不適於貨幣聯盟又不適於浮動匯率的國家遲早會倒轉時鐘,恢復對資本流動的限制。同年,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指出,市場波動是不可避免的,發展中國家應該對此進行管理,其中包括對資本流動加以某種限制。
(由這幾點可知,資本管制對於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具有重要意義。事實上,這個問題,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已經顯現得非常明顯。根據初級蒙代爾弗萊明三角,我們也可以知道匯率穩定、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是不可以同時達到的。如果資本絕對自由流動,實行固定匯率制度,則該國將有可能成為國際ATM,而如果實行絕對浮動匯率制度,將會放大波動影響金融體系穩定,以及波動預期將極大打擊國際經濟領域的實踐活動。對於三角悖論所引發的風險,以及我國為什麼長期以來資本開放是逐步進行的,即我國長期實施資本賬戶與資本項目的雙管制,在我另一篇回答中已經詳細闡述。請各位移步:宏觀經濟學十日談-Day3-國際分析的基礎:利率平價 - 半畝方塘:經濟金融讀書筆記 - 知乎專欄 )
在亞洲金融危機結束後的2002-2007年間,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大幅度增加。但是,雷曼兄弟倒閉之後,國際資本迅速迴流美國,使發展中國家出現流動性短缺、信貸緊縮和經濟衰退。2009年下半年至2011年上半年間,由於發達國家央行集體實施零利息率與量化寬鬆政策,國際資本又重返發展中國家,導致發展中國家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急劇惡化。2011年9月之後,歐債危機的惡化又導致國際資本迅速流出發展中國家,迴流美國(國債市場避險)和歐洲(商業銀行去槓桿化)。由於缺乏必要的防火牆,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遭到嚴重破壞。例如,當發展中國家央行出於控制通貨膨脹需要而加息時,國內外利差的擴大會吸引更多國際資本流入,國內的流動性過剩與通貨膨脹可能進一步加劇。而國際投資者更是利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差,大肆套利;利用國家間匯率的波動性(和某些國家存在的雙重匯率)大肆套匯,造成發展中國家的大量福利損失。由於國際資本流動放大了金融市場和經濟的不穩定性,以及國際資本自由遊走於各國資本市場之間給宏觀經濟調控造成的困難,不僅發展中國家,甚至一些發達國家也提出對跨境資本流動加以調控的主張。
(上面的分析,基本邏輯就是利率平價。國際投資規避資本管制的方式很多,尤其是常常被忽略的衍生品市場。舉個栗子,我能不能順便給自己做個廣告:設計 CDS、CDO、ABS 等金融產品的天才之處體現在哪裡? - Nash Lew 的回答 這個回答跟本問題不是特別相關,但還挺有意思的,過了幾年,今天再看,希臘仍然存在此類風險,這個不是事後實施資本管制可以控制的。)
2011年G20輪值主席、法國總統薩科奇提出征收金融交易稅、打擊「避稅天堂」、制定管理跨境金融的行為準則,並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進行此項改革的指導方針。2012年德國總理默克爾表態支持徵收金融交易稅。巴西、印度、韓國等國家則在不同程度上加強了資本管制。資本賬戶管制能夠被發展中國家用來增強經濟穩定性,正在成為一個不斷強化的共識。就連過去以促進資本市場開放為己任的IMF,現在也支持使用資本流動管制(至少在特定情形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認,對跨境資本進行調控的國家是所有受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國家中受影響最小的國家。2010年2月的報告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認,在過去15年中,資本管制對於資本流入的管理是相當有效的。 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2011年的一項研究發現,資本流入管理可增加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促進資本流入的長期化和減輕實際匯率的升值壓力。資本流出管理也同樣是有效的。
(資本絕對自由流動,跟國際經濟領域的貨物、人口等各種要素自由流動一樣,並非絕對有益,尤其對於資本要素處於劣勢的國家。對於這個問題知乎前面有好幾個問題已經覆蓋,自己再打個廣告,其中一個吧:在國際貿易中,貧窮的國家是否應該使用貿易保護主義(protectionism)? - Nash Lew 的回答)
3、學術界的部分新共識
第一,對資本流入的管制要比對資本流出的管制更為有效;
第二,資本流入管制的有效性較短,通常不到一年;
第三,對資本流入的管制未必能降低資本流入規模,但能夠顯著改變資本流入的期限結構,降低短期資本在資本流入總額中的比重;
第四,資本項目管制的數量型手段與價格型手段相比,前者對經濟造成的扭曲更大。
在最近關於資本管制的討論中出現了不少新的理論動向。比較令人感興趣的是有關資本管制長期性、有效性與數量型手段必要性問題上的新觀點。
長期性:主流觀點認為,資本管制是一種臨時性機制 ,在長期內是無效的。但另一部分人提出,把資本項目管製作為一種永久性政策,對很多國家可能是最優選擇。
有效性 :過去普遍認為,規避資本管制必然造成資本管制失效。新理論則認為,規避行為是有成本的,是對投資者的隱性稅收。只有當規避行為的收益超過成本時,規避行為才會發生。因而,問題不是資本管制能否被規避,而是規避成本有多大。如果規避成本足夠高,規避行為就可以得到抑制,資本管制就可以變得有效。減少規避行為的方法很多。其中之一是削弱本地機構扮演中介的積極性。對非法的規避行為進行嚴厲懲罰,使懲罰力度大大超過潛在收益。即使規避行為完全合法,政府也可以對當地機構(例如當地金融機構)施加壓力,以降低它們扮演中介機構的意願。
數量型手段的必要性:過去主流觀點認為,數量型資本項目管制手段(例如無報酬準備金、最低停留期限等)與價格型手段(例如各種稅收)相比,前者造成的潛在扭曲可能更大,因此不推薦使用數量型手段。而一部分學者的新觀點是,在某些場合下,尤其是對資本項目相對封閉和中央銀行能力較弱的國家而言,數量型手段可能要比價格型手段更為有效,因此可以考慮同時使用數量型與價格型手段。
4、次貸危機後恢復與加強資本管制的部分國家
巴西、印度、墨西哥、秘魯、哥倫比亞、韓國、中國台灣、南非、俄羅斯、波蘭、法國、德國
(中國一直進行資本管制,但近年均逐年放開)
5、資本管制的主要措施
對資本流入的管理措施包括:
其一,流入外資按一定比例以無報酬準備金存入中央銀行
其二,對外債和外匯衍生產品徵稅
其三,對金融中介的凈外匯負債徵稅或實施數量限制
其四,限制貨幣錯配
其五,限制對外借款的最終用途,如只准用於投資或貿易
其六,對某些資本交易實行強制性審批
其七,對流入資本規定最低滯留期限
對於資本外流的管理措施包括:
其一,對國內機構海外投資和所持外匯賬戶實行審批制
其二,對國內機構海外投資和外匯交易實行報告制度
其三,限制或禁止外資進入特定部門和行業
其四,限制非居民的金融投資(如股票),或對此實行審批制度
其五,限制外國投資的本金和投資收益的匯出
其六,限制非居民的國內借貸
其七,對資本流出徵稅
6、余永定老師對我國資本開放的一貫性建議
無論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資本流動方向與規模的頻繁波動,還是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內的若干機構對資本項目管制看法的轉變,都說明當前並非中國政府加快資本項目開放的「戰略機遇期」。中國政府應該繼續審慎、漸進、可控地推進資本項目開放,並在完全開放資本項目之前,首先完成人民幣利率、匯率的市場化改革,完成本國金融市場對民間資本的全面開放。借鑒當前關於資本管制與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國際新動向,中國政府應考慮綜合運用宏觀經濟政策(匯率、利率與儲備變動)、宏觀審慎監管(對金融機構外匯風險頭寸、槓桿率與貨幣錯配的限制)與資本項目管制(包括數量手段與價格手段)來管理國際資本流動。
(搬磚完畢,我想這個可以比較清晰通俗的詮釋題主的主要問題,即哪些國家為什麼要實施資本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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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的資本開放
我個人曾經說過,在所有國際經濟政策領域,都一定是「開放與限制並行,合作與競爭並行」。放到國際資本流動上,也不例外。但是,這其中有個選擇問題、度的問題,就比較難以把握。正如前幾天在一篇公眾號文章中(黃益平:為金融改革算細賬),黃益平老師說到,「以資本項目開放為例,頂尖專家的觀點截然不同: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主張儘快放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建議謹慎推進,而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則旗幟鮮明地反對在當前條件下開放資本項目」。因此,我這樣的小白也不想過分擴大問題,否則這個答案就要寫到凌晨。
我國資本開放的當前狀況:推薦下文
QDII2細則已上報有望三季度出台 人民幣衝刺SDR,其中描述了「衝刺SDR、QDII2開閘在即、債券市場進一步開放、資本項目開放的基礎設施(如人民跨境支付清算系統等)、放權外匯管理(如6月1日起全面取消FDIODI的外匯行政審批,無需外匯登記核准手續。PS:以前至少要跑三大部門,太艱辛了,跑完市場機會可能都過去了)」等方面的進展。
對於我國資本管制與開放、以及匯改等等問題的詳細內容,請各位自行通過百度、google、央行官網進行閱讀,包括CNKI都能提供大量靠譜的文獻,我就不推薦了。
其實,還應該有:「四、希臘實施資本管制的背景、動機、影響與展望」
由於我並非長期關注希臘問題,也未長期關注歐洲市場,對此了解不夠全面,不想妄論。事實上,對希臘可能採取資本管制的討論,也不是一兩天的事了。對此,WS、FT等隨便找一個財經網站,都可以搜索出較好的序列文章。我也希望,有長期關注歐洲市場的人,能夠不吝辛勞,寫一篇「希臘危機:昨天、今天和明天」來給我們掃掃盲。
希望我的答案對題主有用。更希望可以拋磚引玉。謝謝。
---------中國。。
可以用保羅·克魯各曼的三元悖論進行解釋,
如圖,如果你決定管制國家資本,那麼你需要犧牲的是你本國貨幣的真實匯率,即,匯率沒有市場化(比如像中國)。
那麼為什麼要資本管制?
這往往(還有其他原因)是因為政府想要保護新興的民族企業,防止市場被外國企業所佔領(但是這個學說已經被經濟學家所駁斥了)。為什麼被駁斥?因為無論是國內企業還外國企業,經濟學認為他們都會按照利潤最大化的原則經營,因此,他們並沒有差別。但是,從政府的角度看,他們顯然更青睞可以被更易控制的民族企業。(典型帶有政治色彩的例子:放棄谷歌,扶植業內領頭羊百度)。
當然了,經濟學家一致認為自由貿易是對待市場的最優策略,所以從理論上說,資本管制對經濟不是一個好的策略。但是我們生活的今天,經濟總得和政治揉雜在一起。
前提條件:任何情況都有可能
試用地點:朝鮮,P.R.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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