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是如何獲得眾多追隨者的？
性格怪癖陰毒，為何有那麼多追隨者？魅力在哪裡？
希望得到和心理學相關的回答
從人類歷史的進程看，基本規律是時勢造就突出的歷史人物，其中有英雄也有惡魔。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是西方的德國和東方的日本兩大法西斯集團，義大利則依附於德國，從20世紀20年代起，法西斯主義思潮在世界範圍興起，它的思想根源又出自西方極端種族主義、擴張主義和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特徵，是主張：優秀的民族，征服劣等民族，要奪取他國領土作為自己的生存空間，並對人民革命和自由民主理念極端仇視。在歷史上以強悍著稱的德國一旦被這種思想控制，自然就會給歐洲乃至世界帶來大災難。在德國能出現強烈的法西斯主義思潮，又源於1914年由德國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這場大戰是帝國主義列強
的爭霸戰爭，經四年血戰，1918年德國戰敗，卻沒有清算戰犯、剷除軍官團和國內軍國主義基礎，這又播下第二次世
界大戰的種子。
1919年的《凡爾賽和約》強迫德國割地賠款，生活的貧困和國家榮譽掃地，刺激了多數德國人準備復仇。後來一些歷史學家認為。納粹主義不是由希特勒在慕尼黑培植起來的，而是在凡爾賽滋生的。其實法國軍隊統帥福熙元帥在戰爭結束時就預見到我們並沒有贏得和平，只是獲得了中場的休戰。
從1918年德國輸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至1939年德國又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二十年間是德意志民族的歷史動蕩期。尤其是1933年希特勒執政後，整個德國都近乎陷人了一種癲狂狀態。
一向科學、傳統的德國出現群體性的瘋狂狀態，有人解釋這是出自蠱惑人心的邪惡煽動才能，有人認為是整個德意志民族出現了迷茫。其實，政治巨變都源於經濟原因、希特勒的上台恰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經濟危機造成的。
德國同在近代歷史上曾出現過無數傑出的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例如黑格爾、歌德、貝多芬、馬克思、恩格斯、瓦格納等。曾以最善於哲學思維名稱的德意志民族，競被一個瘋狂的奧地利人阿道夫·希特勒引向邪惡的極端，其中有複雜的歷史原因，不過最直接的動因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和經濟危機帶來的社會危機全面爆發。多數德國人面臨失業和飢餓的威脅時，納粹黨以極端民族主義和解決下層痛苦的煽動，鼓動起許多工農群眾，又得到壟斷財團的大力支持，在12年內由一個不為人知的小黨發展為德國第一大黨，執掌了政權，並把整個國家拖進戰爭軌道。
德國能出現像希特勒這個邪惡人物，也許是歷史的偶然，如果沒有此人，納粹黨內的戈林、赫斯之類也同樣能利用對他們有利的形勢煽動民眾。德國積蓄起的軍國主義乾柴，再有法西斯主義的火種，由誰來點燃可能有偶然性，大戰之火要再度燒起來卻是必然的。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國投降告終，不過這個時候德國軍隊仍基本完整，只是因國內經濟支撐不下去和後
方革命爆發而向英、法、美等對手表示屈服。戰勝國對戰敗的德國只要求割地賠款，並沒有剷除其再發動復仇戰爭的基礎。戰敗的德國保留的復仇戰爭基礎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思想上沒有認輸，當宣布戰敗的德軍從國外撤回時，主要由容克地主貴族子弟組成的德國軍官團聲稱自己的軍隊在這次大戰中並沒有戰敗，只是國內的布爾什維克響應者組織革命，加上猶太人操縱經濟在背後捅了一刀，二是原有的軍隊骨幹得到保留，原來有700萬帝國軍隊經過複員只剩下10萬陸軍和1.5萬人的海軍，原有的軍事工業也保留下來。尤其重要的是，有著野蠻征服傳統的軍國主義的骨幹力量——主要由容克地主貴族子弟組成的軍官團卻保留下來，條頓騎士的野蠻征服精神又很快和新興的法西斯主義結合起來。
根據戰勝國於1919年確定的《凡爾賽和約》，德國失去原有的八分之一的國土，還失去了人口的十分之一、鐵礦的四分之三、煤礦的三分之一，以及所有的海外投資和殖民地。同時，德國還被強令交納1320億金馬克的巨額戰爭賠款，按當時的幣值相當於600億美元，若按今天的購買力計算超過1萬億美元。這種掠奪性的和約，使當時的德國外長因不敢簽字憤而辭職，德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極大傷害。在戰後6000多萬德國人口中，有幾百萬人長期失業，許多民眾挨餓，國內動亂層出不窮。在許多一向傲慢的日耳曼人看來，對這種難以忍受的奇恥大辱必須用血和火來複仇。戰爭結束之初，德國工業產量倒退回三十多年前的水平。受俄國十月革命和德國十一月革命的影響，不少工人群眾對社會主義的渴望十分強烈，這就造成了戰後德國的左翼革命運動和右翼極端民族運動同時高漲。原來社會民主黨的左翼組織了德國共產黨，掀起了革命風潮。在飢餓、動亂和復仇情緒瀰漫時，法西斯主義也在德國開始興起，一個剛剛退伍的陸軍下士阿道夫·希特勒在這時嶄露頭角。希特勒其實不是德國人，而是奧地利的日耳曼人，是一個海關職員第三個妻子的兒子，有人考證其出生時父母還未辦結婚手續而相當於私生子。
對希特勒的身世，西歐有不少研究專家作了分析，發現他的父親婚姻生活很
亂，還存在著家庭亂倫。希特勒少年時，父親經常用皮帶打他，有人認為後
來第三帝國的殘暴正是家庭暴力釀成的。後來希特勒在競選時為了爭取下層
的選票，曾一再描繪了自己年輕時當流浪漢時如何困苦，經常吃不上飯，襯衣
只有一件，髒了之後一個月都換不了一次。其實根據史學家在戰後到維也納調查的結果，希特勒年輕時應該稱為「無業游民」，卻不應算是流浪漢，因為他住高檔寓所，用父母留給他的財產來揮霍，生活是比較優裕的。
有的研究人員認為希特勒有精神病，此說法並不準確。此人的確有些神經質，不過頭腦非常清醒而且很狡猾。如果簡單地概括希特勒的個人氣質，應該說通過動蕩的生活，使他具備了極端的偏執、殘忍、陰險和極其狹隘的種族主義觀念的結合體。希特勒又有在前線當兵打仗四年的經歷，有軍事經驗，加上他擔任傳令兵受軍官壓迫，又有強烈的違抗領導的精神。他身為奧地利人，在德國受人歧視，這又使他有強烈的抗爭慾望，並擅長煽動下層奪權。這些氣質如果在和平安定的年代，成不了什麼大事，頂多能當一個維也納或慕尼黑地區的黑社會頭頭。當遇到戰後德國這種特定的動蕩年代，這種特質就能釋放出可怕的邪惡能量。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在維也納街頭遊盪的希特勒跑到德國慕尼黑，戰爭開始後，他抱著為大德意志民族效力的信念自願參加了德國軍隊，戰時當跑腿，獲得了下士軍銜。戰爭結束時，他因毒氣熏傷了眼睛躺在醫院裡，治癒後退伍，卻成為國防軍僱傭的政治密探，負責調查在社會上進步力量的活動，職務相當於一個政治特務，他不滿足於本身的工作又想著退出。1918年參加了慕尼黑的一個叫德國工人黨的小團體。當時這個女人數不過百人，成員主要是流氓、無賴和退伍軍人，黨的活動經費只有7馬克，擅長玩弄的希特勒很快掌握了這個小黨的領導權，1920年，他將該黨改名為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簡稱：納粹黨。其政治綱領是要重振德國，為戰敗復仇，並把共產黨人、猶太人和左翼人士定為危害社會的罪人予以清除。
德國戰後建立的魏瑪共和國軟弱無能，1923年出現了第一次經濟危機，工廠一度只有七分之一開工，國內大多數工人失業而徘徊街頭。德國政府日夜趕印鈔票，通貨膨脹達到了天文數字。例如一磅牛肉在這年2月份賣3000馬克，到11月競賣到2800億馬克，馬克事實上成了廢紙，民眾只能以物易物。德國因無力再付賠款，法國便聯合比利時派兵佔領了德國工業中心魯爾區。德國沒有力量抵抗，便採取了消極對抗，在被佔領區索性停止生產，這一國內危機引發了左翼和右翼同時發起暴動。11月間，德國共產黨發起漢堡暴動，但很快就失敗了。11月8日，希特勒率領只有幾千名成員的納粹黨也在慕尼黑髮動了啤酒館暴動，成為他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第一步。
慕尼黑的啤酒館暴動，簡直是一場鬧劇、納粹黨選擇慕尼黑這個城市起事，是因為它是德國巴伐利亞邦的首府，也是希特勒和他的幾千名來自下層成員的主要活動地。1923年11月8日這一天，邦長官卡爾在慕尼黑啤酒店發表施政演說，其他巴伐利亞領導人也來參加，希特勒便組織了幾百名自己的武裝成員衝鋒隊，準備以強迫他反對現有國家政府，並發動全國其他州響應，以便一舉在德國奪權建立法西斯軍政府。值得注意的是，一戰後期，德國軍隊事實上的最高指揮官魯登道夫上將了解並同意了希特勒的計劃，並在"啤酒館暴動"事件發生時到場。
當天在啤酒館裡，邦長官卡爾登上講台講話時，希特勒突然率領手執槍
支的幾百名衝鋒隊員包圍了大廳。他跳上一張桌子，掏出手槍朝天棚打了一
搶，接著宣布。國民革命已經開始。並大罵現政府無能，要求軍隊幫助他建立新政府，自己擔任元首，魯登道夫上將擔任軍隊總司令。
當時還是小人物的希特勒讓在場的官員個個目瞪口呆，沒有人表示支持。不過看到這些人手裡有武器，大家也不敢反抗。希特勒見官員們不響應，就率領了手下千餘名烏合之眾去佔領邦政府和慕尼黑陸軍司令部。魯登道夫上將到場後，對希特勒自封為國家元首表示很不滿意，不過還是與他一同出發。途中遭到警察攔阻，然後納粹分子就同警察發生了激烈槍戰，有人說在混亂中是希特勒自己開的第一槍。在警察還擊時，希特勒見狀拔腿就跑離開戰場，留下的納粹分子馬上也紛紛散開。在場的魯登道夫大罵希特勒無能。希特勒不久就被政府抓捕入獄。
希特勒發動的慕尼黑啤酒館暴動，雖然迅速失敗、卻轟動了整個德國，這個小人物也迅速得到大家的認知，希特勒在法庭審判中氣勢囂張，甚至發表演講鼓吹自己這是憂國憂民。政變的支持者魯登道夫根本沒有受到審判便被釋放，許多上層人物還紛紛為希特勒講情，希特勒在獄中服刑僅僅9個月，居住條件如同賓館，在這段時間內，他以口述的形式完成了《我的奮鬥》一書。
《我的奮鬥》這本書，是納粹黨的法西斯主義綱領性文件，中心內容是鼓吹對內取消民主制實行強權統治，對外要為戰敗復仇。希特勒還聲稱以日耳曼民族為主的亞利安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應該以古代條頓騎士的傳統來擴展生存空間，為此要消滅所謂的劣等民族。主要是猶太人。以波蘭、俄國的土地作為未來德國的主要征服方向。後來
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野蠻侵略，正是依據這一綱領來實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德國人，紛紛罵希特勒是一個瘋子。《我的老斗》這部書簡直是瘋話連篇。任何一個社會，出現個別瘋狂人物都不奇怪。若是狂人得到社會上許多人支持，這就說明社會本身出現了病態。
慕尼黑啤酒館暴動，雖然看來是極端狂妄甚至是荒唐的舉動，支持者卻大有背景，任何一個政黨想進行大規模的活動必須有充足的經費。希特勒的活動
是有一些國內財團提供了資助，此外，身為一戰末期的德軍二號人物魯登道夫上將到場支持這場暴動，更反映出戰敗的德國軍隊站在納粹一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軍隊的總司令由威廉皇帝兼任，實際指揮軍隊的是總參謀長興登堡元帥和副總參謀長魯登道夫上將。在一向強調資歷、等級的德國，魯登道夫上將竟然與一個陸軍下士希特勒聯手，這讓許多人感到不可思議。若仔細分析，希特勒鼓吹的復仇擴張計劃，實際上反映的正是德國軍方和財團的心裡話，只是這些人不敢公開說出來而已，所以他們才支持希特勒的個人秀表演。
從後來的歷史情況看，魯登道夫在啤酒館暴動的事件中對希特勒產生了強烈不滿是因為這個陸軍下士居然自封元首，而讓自己只當總司令。在警察開槍時，希特勒丟下示威隊拔腿就跑，完全沒有軍人氣概。此後魯登道夫不再參迦納粹黨的活動，希特勒卻還是不忘他當初支
持過自己，上台後於1936年授予魯登道夫元帥軍銜，魯登道夫卻以上將不能受
下士封賞的心理，拒絕領取元帥服和鑲著鑽石的元帥手杖，並閉門養病不出。這說明魯登道夫當初是自己想當軍政府元首，他與希特勒的不合只是權位之爭，二人的合作卻反映出在法西斯政治理念方面他們是完全一致的。
德國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美國和英國都擔心會出現俄國十月革命那樣的情況，於是從1924年起，宣布可將德國的賠款支付期延長59年，並設法幫助其恢復經濟，法國軍隊也從魯爾區撤走。從1924年至1928年的五年里，德國得到主要來自美國的300多億馬克貸款和投資，大大超過了同期所付的賠款額，這使國內經濟得到恢復，工業生產超過了戰前水平。這一期間，希特勒以慕尼黑為主要居住地，到處奔走演說為納粹黨拉選票，成果卻並不顯著。直至1928年，納粹黨的黨員人數仍不到20萬人，在國內選舉中獲得的選票也只有81萬張，而同年德國共產黨獲得的選票則有326萬張，獲得的支持票是納粹的四倍，成為德國第三大黨。
1929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後，納粹黨成員在兩年內擴大了十倍，迅速成為德國第一大黨。到1932年。納粹黨獲得的選票高達1374萬張，德國共產黨的選票則以600萬張而位居第二，最初選票佔優勢的社會民主黨跌落到第三位。這種令人矚目的社會現象說明，民眾生活得到改善後、參加政治的興趣往往要大大降低，出現經濟危機後才會引發政治風暴。1929年10月，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股票暴跌引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後，對主要依賴出口的德國經濟打擊最重，1930年至1931年兩年問，德國的工業生產下降了40%以上，有一半的工人失業，許多人吃不飽飯，柏林市內平均每天都有60人以上自殺。
這次嚴重的經濟危機，使德國民眾對模仿美國和法國模式建立的共和國的民主體制非常失望，左翼和右翼兩派力量又都壯大起來。在這三年間，德國共產黨的黨員和選票都增長了一倍，納粹的力量卻發展得更快，黨員、選票都增長了十幾倍，而且希特勒還算多數選票上了台。為什麼右翼勢力在經濟危機中增長得更快呢?這除了蘇聯模式讓許多德國民眾有所失望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德國大財團資助納粹；二是德國國防軍在關鍵時刻也支持希特勒。
在西方式的選舉中，輿論導向和媒體造勢往往起決定作用，有了雄厚財力的納粹在這方面自然佔優勢，國防軍的武力更是鎮壓左翼的保障。納粹擁有一個類似武裝民兵的組織衝鋒隊，他們的武器就是從德軍倉庫裡面「偷竊」出來的(其實是得到軍方默許了)。當時的街頭經常爆發群眾衝突，衝鋒隊對左派大打出手往往都佔優勢。
在1932年的選舉中，納粹在大小城市張貼了100萬張彩色招貼畫，散發800萬本小冊子和1200萬份黨報特刊，一天之內在各地舉行3000次大會，而且充分利用了當時的先進科技手段，如電影、唱片、高音喇叭和宣傳車。希特勒還得到財團提供的一架飛機，在全國各地
奔波講演，有時一天講演竟達49次，納粹黨在爭取下層群眾支持的同時，又注重和大財團勾結，希特勒多次與經濟界重要人物會談，保證不侵犯他們的利益，而且還要為他們開闢海外市場。德國的鋼鐵大王蒂森在國會選舉的三天
中就給了希特勒300萬馬克的活動費，著名的大壟斷資本家沙赫特、西門子、克虜伯等人還聯名寫信給興登堡，要求任命希特勒為總理，連退位逃到荷蘭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也給了希特勒200萬馬克資助。
1932年的德國總統是一戰時著名的
元帥興登堡，他是一個老軍國主義者和容克貴族，原本看不起只有下士軍銜的希特勒和納粹黨，當時他已經82歲，面對企業家要求任命希特勒為總理的要求曾回答說。「只要我活著，希特勒就休想
登上俾斯麥的寶座」。不過，他終於頂不住決定德國命運的財團的壓力，最後表示讓步，在1933年1月同意任命。
德國下層多數民眾是受了解決失業、擺脫《凡爾賽和約》壓迫這樣的煽動支持了納粹。上層壟斷財團支持希特勒上台，是因為當時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使德國面臨著歷史前進的十字路口，如果再向左轉出現俄國式的十月革命，企業家們就會認為自己的產業會被「共產」，因此，寧可讓不搞民主而崇尚專制的納粹上台，也不能讓德國共產黨執政。可以說，納粹上台是靠欺騙民眾獲得了多數選票，最終能執政並掌握全部政治權力還是財團起了決定作用。德國從此走上發動戰爭的軌道，多數選民所犯下的歷史性選擇錯誤，使他們自己和整個世界在日後都要飽嘗苦果。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總統興登堡任命為總理組閣。在這個寒冬之夜，法西斯信徒們用火把組成了那個日後令世界感到恐怖的「卐」字徽章，他們高唱的歌曲是——今天，我們擁有的只是德國，明天，將是整個世界······這預示整個人類將面臨可怕的災難。
希特勒上台後，他馬上下令在德國取締除納粹黨之外的一切政黨，還拋棄了原來支持他的打手組織—衝鋒隊，拉攏訓練有素並有貴族傳統的正規軍。他許諾這時只11多萬人的國防軍日後可以發展到700萬人，馬上得到軍官團的歡呼。例如當時任上校的隆美爾在寫給親友的私人信件中，結尾都狂熱地寫上。「嗨里，希特勒」。戰後的德國國防軍將帥寫回憶錄，往往把戰爭責任都推到希特勒身上，其實沒有他們的擁護這個戰爭狂人他就不可能上台，更不可能發動戰爭。
從納粹上台的過程也可以看出，希特勒在《我的奮鬥》和競選宣傳中的擴張叫囂，絕不僅僅是個人衝動，他代表的是德國壟斷財團和軍事貴族的觀念，實行法西斯專制統治是新建的第三帝國的上層共識。他們又認為稱霸世界的資源主要應從東方獲取，先向英、法開戰，並將其制服不過是為對蘇聯的決戰創造一個安穩的後方。這一戰略思想，又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的走向。
回顧人類任何政治運動的產生和發展，總是依賴於一定的歷史條件，尤其是經濟基礎條件。通過希特勒上台這一慘痛的歷史教訓，人們可以看到，經濟危機是納粹運動產生和發展的客觀條件。除了德國壟斷財團需要法西斯體制鎮壓革命運動，德國廣大落後群眾面對經濟危機，跳不出舊封建軍國主義的思想意識和習慣束縛，盲目崇拜權威、也接受希特勒的反共和制、建立強權制度的宣傳。由此人們也可以意識到，面對經濟危機，把握好政治方向，避免被瘋狂人物把社會引導到邪惡的道路上去，這對保障一個國家的正常發展又是何等的重要。
泥煤沒贊撲街..
部分內容參考來源
《歷史研究》 阿諾德 湯因比《從戰爭到戰爭》溫斯頓 丘吉爾
《二戰史》 約翰 基根
歷史文庫
維基百科
我有很多花式虐狗講希特勒的，建議你們看納粹的黨章和執政綱領，看完以後你好消息就有一個準確的答案了。還是知乎搜索：希特勒（空格）wuweilxl吧，記得不要點贊，以免被刪。
人是社會人，不是自然人，你們用帶有感情色彩的偏見去看希特勒本就是錯誤的。
希特勒不是一個人，他是整個社會的映射，即使到戰敗的最後一刻德國人都沒有推翻他。
你們認為陳勝、吳廣是什麼人？是反抗暴政的英雄。
你們認為劉邦、項羽是什麼人？是反抗暴政的英雄。
你們認為華盛頓是什麼人？是反抗暴政的英雄。
你們認為列寧是什麼人？是反抗暴政的英雄。
那希特勒是什麼人？是反抗暴政的英雄。
對於德國而言，他有雙重身份，對於納米比亞而言，他是不可一世的宗主國，對於英國而言德國只不過是制衡法國的一條狗。
對而德國而言，發動一二戰的本質就是為了改變自己被壓迫的命運。
再敘花式虐狗
戰爭與政治
潛龍勿用：第三次世界大戰會打起來嗎？
易行道：@潛龍勿用 在任何時候，戰爭與和平僅一步之遙。既得利益者（趙家人）是49年前政治選擇的結果。不是你效忠誰，誰就會給你一口飯吃。@全體成員 移民除了美國，其他國家就不要考慮了，因為他們屬於世界政治實體的第三階級，根本沒有希望。
講戰爭的起源吧。
戰爭分為兩種，一種是內戰。以南北戰爭為例，分別是兩派既得利益者爭奪國家資源。從一開始的定都，到後面國家經濟資源分布，南北都斗的不亦樂乎。因為佛州一直是西班牙殖民地，所以從時間和空間上限制了南方的經濟發展。就是這個時間差，導致了南方在一段時間內落後北方。伴隨著佛州和德州加入美國，美國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原來勢均力敵或者說北強南弱的局面變成了兩強對抗，內戰的條件已經成熟。雙方背後都是既得利益者，明面上是捍衛制度和生活方式，其實就是一群人要奴役、壓迫另外一群人。你們見過平均主義的國家？任何國家都是這樣的套路，這就是政治存在的全部意義。
作為既得利益者統治的時間越長，周奎的既得利益集團就越龐大。崇禎皇帝問吏部部長，反貪為什麼推行不下去？吏部部長說：唯情面爾。所以說有時候，對內的剝削根本推不下去，這個時候就要從外部想辦法。中國有個皇帝，他叫隋煬帝，他就想反腐，想打壓既得利益者，最後的結果大家都知道，身敗名裂。當年的威廉二世，是戰爭狂人？很多時候他也是沒有辦法。他去看克虜伯公司，公司的負責人說他們沒有原料，所以不能擴大產能。威廉二世能怎麼說？只能說麵包會有的。克虜伯公司的負責人說他們公司的技術、質量都是世界第一，但沒有市場。威廉二世能怎麼說？只能說麵包會有的。這個時候，德國已經到了發展的極限，這就是一個區域經濟的邊際效應，這有點像今天的中國。你認為威廉二世會為雞毛蒜皮的事情發動戰爭嗎？威廉二世可以發動戰爭搶國外，還可以搶國內，作為既得利益者，他計算的方式就是那個成本低，那個成本高？那個收益高，那個收益低？這叫虧本的買賣沒人干。打仗的目的是為錢，這才是問題的核心。然後你們看美元匯率、石油價格、航母部署之間的關係，不知道的還以為美國國防部就是美國的發改委。冰與火之歌不是有句經典台詞：強戰勝於苦耕。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今天中國能有現階段的經濟成就，同樣也是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結果。剛有人問會不會爆發世界戰爭，那要看既得利益者的態度和決心。關於態度，假如瘸胳膊斷腿的威廉二世認個慫，原有的世界秩序還能維持，這個就是對待秩序的態度。還有一個是決心，假如是奉行綏靖政策的張伯倫，那威廉二世將戰無不勝。假如是偷襲土耳其還失敗的二貨丘吉爾，那就玩完了。所謂國際政治，就是街頭小混混耍流氓。而美國所謂的世界霸權，就是控制了地球村大多數資源，不給其他國家留有機會。即使如此，面對金磚國家崛起，美國還要派出8+1個航空母戰鬥群，幫助鞏固海防。
戰爭的決定性因素，就是克虜伯公司（既得利益者）的需要。
根本原因是兩個：一是元首立黨是一個典型的服務小資和勞工的綠黨，而且納粹黨的牛逼之處在於綠黨一般搞大了都會向傳統的左派或者右派靠攏，但是元首一直從綠走到黑，永遠忠於他所服務和立足的階層，這基本是歷史上的獨家
二是元首的宣傳功力。納粹黨基本可以算是第一個基本靠宣傳奪得選票和政權的政黨。元首等人的理論演講手段，軟硬兼施，把德國人搞得暈頭轉向。清醒的不是死了就是跑了。
借用Taojun的理論，表示我的贊同。
就現在，給你一個環境，突然間和你說把個稅起征點定在6000元；積極創造就業崗位，拯救「啃老族」；鼓勵生育，獎勵「光榮媽媽」；補助兒童，提升工人養老金；為困難家庭提供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徵收房東房產稅，且禁止其擅自提高房租；許諾給人民發放汽車，推強制車險；抬高關稅壁壘，補貼本國農業；發行國債，狂鋪高速公路；對資本家、高收入者增稅；沒收「公敵」的財產，分給人民……
你也會願意被洗腦吧。。。
而且你根本不覺得自己是在「被洗腦」，因為你覺得他根本是你的救世主吧。
有點跑題，希特勒既是籠絡了一批追隨者，又是恐嚇了一批人追隨他。先說結論：首先魏瑪共和國先天不足，嘗試著讓德國從一個專制帝國變成共和國，這個過程不成功，於是德國人希望回到帝國時期，希特勒利用了這點，結果沒有回到帝國，而是變成了法西斯制。而希特勒上台後通過修改法律以及控制暴力機器，穩固了政權，剪除反對者。魏瑪共和國是個先天不足的共和國。經濟先後有超通脹和世界經濟危機撼動。政治上由於憲法漏洞而在晚期無法形成政府。民族主義又十分流行。而且納粹惹事一點也不含糊。民眾支持也是越來越差，倒台只是時間問題。很可悲，魏瑪共和國真的是一個民主共和國，希特勒上台也是選舉以及憲法漏洞。而且興登堡總統欽點希特勒的時候，大家也都是覺得這哥們應該跟前任一樣撐不了多久。沒想到。。。一下先分析魏瑪倒台的原因
民族主義就不多說了，經濟方面，魏瑪德國當時是社會主義政策，高稅收，社保，勞資糾紛一般也傾向於支持勞工。魏瑪時期長期執政的其實是非常溫和的社會民主黨（西方式的社會主義），他們一直在努力建設福利社會，但是由於經濟增長收到金融危機打擊，結果政府債務越壓越重，最哭笑不得的是大量失業者領取了救濟金卻又無事可做，於是要麼加入極左的GCD要麼加入極右的納粹黨。
值得一提的是中產階級的崩潰，中產階級一般是溫和的，社會穩定的基石，因為有產所以不會激進。正常情況他們希望的是穩定的證據，增長的經濟，向上爬的空間。而魏瑪時代兩次經濟問題催垮了很多中產階級。加上德國文化傳統導致剩下的中產階級也變的不溫和。要麼左轉要麼右轉。
面對著中產階級的崩潰，納粹的機會就來了。衝鋒隊發揮了重要作用。各種大規模遊行示威，希特勒的演說天賦，這些其實都能給絕望的人一點希望，哪怕這希望其實是飲鴆止渴。德國人當時對民主缺乏信心，紛紛懷念德意志第一帝國時期。希望一個強者出來扭轉乾坤。人們的想法往往是，反正魏瑪共和國是可憎的，難道還會有更糟的嗎？結果納粹上台後還真就更糟了。
納粹能利用選舉上台還是鑽了憲法的空子。最後一次選舉希特勒也沒有拿到法定票數。但是他首先利用衝鋒隊製造恐怖，而且也開空頭支票說服興登堡總統。於是興登堡就讓希特勒組閣，與另外的黨派組成聯合政府。在一個民主國家，這不一定總會導致獨裁，但是幾個事件給了希特勒機會：魏瑪憲法漏洞，鎮的住希特勒的興登堡去世，以及國會大樓縱火案（有證據表明這個縱火案真不是納粹搞得，而是左派極端分子搞得）但是希特勒就利用這個宣布國家進入非常時期，剝奪了公民的部分政治權利,並且依照非常時期的法律授權德國司法部門可以保護性拘留反對者。
其實1934年以後德國就已經進入恐怖時期了，只不過希特勒採取了一些措施，使得人們覺得，比起失去的政治權利，（德意志帝國時期人們本來也沒有多少政治權利）我們得到的更多。這就是利用了德國的保守傳統。而後又通過一系列法律，尤其是授權法，可以不經議會批准通過法律。這部法律又叫結束德意志人民痛苦法，這名絕了。就這樣把一個民主國家一步步拉入法西斯制度。
此外衝鋒隊，以及後面的蓋世太保，甚至是納粹掌控的zf機關，都積極的打壓異己。
要說反抗，真的有，但是大家都是只有自己利益被嚴重侵犯了才輕微的反抗，比如軍隊。當年軍隊其實很看不起這位奧地利下世，但是希特勒利用手段幹掉了幾個軍隊領導人。軍隊也沒有大規模反彈，最後希特勒建立了最高統帥部，架空其他軍隊機關。直到1944年軍隊才組織了刺殺希特勒的行動，也無濟於事。而民間，天主教曾經消極抵抗過，然後也被輕易拿下了。人們都是遲鈍的，不會為了別人的利益挺身而出的。
希特勒早年的經濟奇蹟也確實為穩定局勢起了幫助。希特勒依靠的一是把婦女趕回家，二是大工程和嚴格控制經濟領域，三就是剝削壓榨猶太人了。後來這些刺激引起的經濟增長減緩了，他要是不發動侵略，經濟就會再一次像魏瑪一樣崩潰。
推薦李工真老師翻譯的《納粹德國的興亡》。這本書不怎麼講戰爭，主要講的是納粹時期的政治社會和民生。角度非常獨特。
另外推薦點直觀的，德國電影浪潮，看看納粹到底是不是只是一個過去了的噩夢。以及電影：帝國的毀滅，看看德國人為了民族主義狂熱付出了什麼。
我希望用這首詩結尾：起初他們追殺GCD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GCD人；後來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然後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然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還是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他們直奔我而來，這時候我才發現再也沒有人能為我說話了。。。
我看完了《帝國的毀滅》電影后在豆瓣發現了一份影評，或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答你的問題
地址：希特勒的罪行與過錯 (帝國的毀滅 影評)
希特勒的罪行與過錯
by 周紀
軍事評論員馬鼎盛在《紙上談兵》一書中寫到，歷史能讓一個人成為希特勒的機率是幾億分之一。在點破歷史偶然性的同時，對於希特勒也並非不算是一種讚許。孟子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而他也正是利用歷史和民族的大環境成就了自己。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然而德國卻沒有遭到過一次決定性的打擊，甚至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拒絕處理被他稱為「戰爭主人」的德國。
不過勝利的其他協約國卻企圖通過440條75000字的合約徹底壓垮德國，使其成為二流國家。除了巨額的賠款之外，德國在非洲和太平洋所屬的全部殖民地也被奪走，甚至還把德國戰前領土的八分之一也割給了其周邊的鄰國。美代表團中的一位成員說：「這不是和平條約，裡面至少孕育了11場戰爭。」列寧評價說：「這是一個把文明人置於奴隸地位的掠奪性條約。」當條約公之於眾後，因為過於苛刻，使得德國人拒絕為發動戰爭承擔集體罪惡感，民眾集體自發抗議「暴力條款」。元帥興登堡說：「寧可體面的死去，也不願意接受一個恥辱的和平。」
德國社會黨領袖弗雷德里希.埃伯特也指出合約是「不能實現和不能負擔的。」胡根堡把賠款比喻為「對未出生胎兒的死刑」和「德國人民的葬身之地」。
羅斯福曾說過：「一個真正偉大、驕傲而又勇敢的民族寧可面對戰爭的任何災難，也不願在犧牲其民族尊嚴的情況下換得卑賤的繁榮。
」同樣德國人當然不願意唾面自乾，有著形形色色職業的人們，上至軍官、政客、和大工業家，下至農民、工人、士兵都聚合在愛國主義的大旗之下，希望選擇一個強者當領袖。緊接著1929年的經濟危機，更加深了《凡爾賽條約》的壓迫和人民的仇恨，聯盟國開出的戰爭賠款清單使得財政赤字和印發紙幣的數額增長極快。通貨的極度膨脹致使1美元的匯率在42億馬克左右，德國Government甚至在1923年印出面額10億馬克的紙幣。據1931
年國際勞工局宣布的調查顯示，全世界有兩千萬人失業，而曾經引領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德國竟然佔四分之一。在這種氛圍下，德國人對歐洲各國強加於自己頭上的不平等，產生了類似「三戶亡秦」的報復欲。因此有一位作家寫到：「NC主義的誕生地不是在慕尼黑，而是在凡爾賽。」
中國先賢老子曾告知世人：「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合有孝慈，國家混亂有忠臣。」在這種大環境下，當希特勒說出「國家本身已經成為了最大的騙子和壞蛋」「撕毀凡爾賽條約」時，他做錯了嗎？顯然非但沒錯，他還贏得了人民的選擇。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在其回憶錄中客觀的寫到：
「如果有德國人會挨餓，就會有更多的希特勒。」丘吉爾曾寫到：「希特勒青年運動所掀起的火焰，是1918年日耳曼被擊敗後的復仇精神強烈而具體的體現。」
榮格.卡爾.古斯塔夫(Carl Gustav
Jung)評價希特勒：「他是第一個將自己在潛意識中對德國命運的想法和感受告訴每一個德國人的人。尤其是在世界大戰失敗後，使每個德國靈魂都染上色彩典型的德國嫉惡觀——德國惡於他人，是老二，是參加宴會的常常遲到者。希特勒的力量不是政治上的，它是魔術般的。」
當然德意志民族的理性，使得希特勒不可能僅僅用嘴吹出個未來。有資料證明希特勒在20年代，只擁有其作為大眾導演的煽動性、其催眠般的雄辯與迷惑藝術時，當時被他說服為追隨者的德國人不到5%；在1928年的大選時只有
2.5%；其餘的40%是1929年至1930年的經濟危機以及其他所有Government與政黨無助的失職造成的。但最後的決定性的50%是他在
1933年以後通過成就贏得的。他在一步步的兌現著他的諾言，600萬的失業人口解決了，德國在世界上重新又贏得了尊重。一個當時的德國人評論道：「這個人可能有他的錯誤，但是他給了我們工作與麵包。」
二戰爆發，起先歐洲戰場閃電般的勝利，使得德國人民延續了對於希特勒「精神鴉片」般的依賴。之後德國發動的這場戰爭每況愈下,直到最終覆滅。戰爭的勝利者們當然不能善罷甘休，也沒認真考慮德國的罪名和公正的法律制裁方式，就開設了紐倫堡大審判。耀武揚威的盟軍找了幾個德國替死鬼，以戰爭罪和屠殺猶太人因而違反人類良知等罪名絞死了他們。但一切正如蒙哥馬利所說的那樣：「實際上，被告是因為輸掉了戰爭而被判決的。」歷史學家分析這次審判帶有強烈的「罪行法定主義」。1985年德國《明鏡周刊》的負責人奧古斯廷說：「按照紐倫堡戰爭罪犯法庭的判罪標準，丘吉爾應判絞刑，僅僅他在德國問題已經解決的情況下仍然轟炸德累斯頓這一點就足夠了。」然而當時的盟軍在紐倫堡解完氣之後，仍沒有冷靜下來，所謂的相關法律條文和程序好像對勝利者不起作用。於是盟軍又開設了東京審判，也不知道是出於盟軍的政治利益，還是盟軍所謂的「公正」，裁定德軍的「屠殺人類罪」輪到被迫害的東方民族身上，就可以輕描淡寫的寬大處理。這不僅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往開一面，還使得其右翼勢力戰後至今氣焰不減。
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說：「天底下唯一的新鮮事，便是不為人知的歷史。」從純粹的歷史角度來看，我並不認為盟軍的勝利有多偉大，起碼「偉大」一詞除了吹捧的意思之外，毫無實際意義。客觀的說戰爭的勝利或失敗是綜合實力評定之後的必然結果。倘若退一步站在好戰者的角度，不無辯證的看，的確，沒有戰爭就談不上和平。人類錯彩鏤金的千古文明，什麼時候離開過戰爭？凱撒說：「一個不敢正視戰爭的民族才會自己走向衰亡。」塞巴斯蒂安.哈夫訥(SEBASTIAN
HAFFNER )說：「惟一能夠消滅戰爭的工具是一個世界國家，而要想實現世界國家，除了一場成功的征服戰爭別無他途。」戴維?赫伯特?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erence）說：「人類是以雙重的動機生存的：一為和平與增長，二為爭鬥與武力的凱旋。軍事冒險與在爭鬥中取勝的胃口一旦獲得滿足，和平和增長的胃口便立刻顯示出來——反之亦然。」不得不承認，其實歷史就是在槍和筆的調換中延續，一面刀光劍影，一面炫彩潑墨；一面攻城掠地，一面詩歌彪炳；一面用槍打贏戰爭，一面用筆書寫勝利者自己所謂的歷史。
回首二戰，德軍的確是侵略者，但並非盟軍後來描繪的那麼窮凶極惡。事實上希特勒在起初入侵歐洲各國時軍紀森嚴。在法國時更是約法「打砸搶等擾民行為，一律槍斃」的嚴律。在各佔領國的最初兩年里，基於國內失業和戰敗出現的經濟混亂，被佔領的各國公民都希望德國繁榮的工業能提供好工作和高薪，所以起初在NC德國的外國勞工都是出於志願的，其中18.5萬來自法國（希特勒也承諾過帝國每加入三名法國工人，就釋放一名法國戰俘），15萬來自比利時，20萬來自荷蘭，10萬來自丹麥。歷史資料證明於其指責希特勒的「殘暴不仁」，不如更客觀的評定他為「竊時肆暴」。因為若不是起先英、法想要「禍水東引」和蘇聯想要歐洲「同室操戈」，NC德國根本就沒有機會「立馬橫刀」。
正所謂「盜固不義，而跖非誅盜之人。」就在蘇、德戰爭爆發前夕，斯大林也早就想過先對德國動手，有資料顯示斯大林曾得到過80次NC進攻蘇聯的警告，戰後俄羅斯的《共和團真理報》也曾披露斯大林想要先發制人的計劃。據當年的二戰德軍老兵透露，蘇軍當時在臨近德國西部各軍區部署了170個師，如果他們處於防禦狀態之下（也就是說他們處於進攻的狀態之下），不可能在德軍剛入蘇境便一擊既潰。不知為什麼斯大林最終還是沒有占敵之先。
當希特勒按其自身價值觀殘酷的發動了對蘇聯「意識形態戰爭」之時，顯然這場戰爭不會有佔領歐洲各國時的文明性。但是當時戰線過長的德國軍隊畢竟是初入蘇境，在立足未穩的情況下，也不想以蠻夷姿態樹敵過多，更不想跟當地百姓結怨過深，所以德軍起初的確是以懷柔的政策入主廣袤的蘇聯國境。並且駐紮於佔領地的德軍也受到了當地百姓的歡迎，甚至雙方還相處的其樂融融。但接下來人類戰爭史上最無恥的事情出乎意料的發生了，而始作俑者並不是NC德國，竟然是蘇聯人對自己同胞的迫害。2000年2月12日德國《東普魯士報》刊出了《縱火者訓令》，這是由俄羅斯通過其聯邦安全局（FSB）公之於眾的應被銷毀的絕密文件。內容大概是——鑒於德軍在蘇德戰爭初期深受烏克蘭、白俄羅斯、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當地軍民的歡迎，斯大林下密令組織幾個特遣隊穿上繳獲的德國陸軍和黨衛軍的制服，在德軍尚未到達之地進行各種的燒殺、姦淫、擄掠，並留有活口讓其能夠陳述「德軍暴行」以此煽動當地軍民對NC的仇恨。就這樣當地平民百姓和游擊隊的抵抗日益增多了，於是NC黨衛軍介入，殘忍的報復以及殘暴的屠殺開始了。既便斯大林運用了如此下作的手段，當時初遭德軍猛烈攻擊的斯大林所表現出來的精神狀態，也不是戰後所說的什麼堅貞卓絕，甚至還有點苟且、猥瑣的意味。
1941年的嚴冬使得德國圍攻莫斯科的計劃破產，從而救了蘇聯一命。斯大林不知是出於真心，還是為了爭取喘息時間，於1942年2月20日向希特勒伸出了求和的橄欖枝。他派「副內務部人民委員」梅爾庫洛夫到德軍佔領的姆岑斯克同黨衛軍參謀長沃爾夫談判。斯大林建議，德軍停火併後撤一步，兩國把戰爭罪責推給國際猶太組織，然後蘇、德聯手向英國入侵，必要時也對美國開戰。當時德國也同意停火，但不後撤，反建議在德、蘇聯手擊敗英、美之後，中東，印度，中國及南美洲是德國地盤。斯大林無法接受比《布列斯特條約》更苛刻的條件，同時又收到美、英大量軍火及物資支援，加上國內憤恨的民眾反法西斯浪潮的日益升高，斯大林這才決心把戰爭打下去。當然歷史已成定局，最終德國戰敗了，我們即使拋開上面的這幾段插曲不提，反過來看蘇軍翻盤之後。德國戰俘只要成為蘇軍俘虜，一律格殺勿論，德軍士兵很少生還。據資料統計，斯大林格勒俘虜的九萬多德軍士兵，只有幾千人戰後生還回國。而蘇聯士兵反撲到德國境內之後竟也肆無忌憚的燒殺搶掠。更可惡的是姦淫德國婦女，柏林的歷史學家桑德斯和焦爾根據多方調查得出一組謹慎的數字：10萬柏林婦女被蘇軍強姦，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強姦，近1萬人被強姦致死。在戰後劃歸波蘭的原東部地區，被強姦者達200萬，其中24萬致死。這裡還尚未包括西普魯士地區、蘇台德地區、東、南歐的德意志族居住地區和奧地利地區的受害人數。作為德國尼塞爾（roessel）某醫院的工作人員，阿諾特.尼登楚博士回憶道：「尼塞爾在被蘇聯攻陷之後，15歲到50歲婦女能夠逃避被姦淫厄運的只有10%左右。」俄國人的施暴對象從10歲女孩到80歲的老婦人無一漏網，他們不加任何道義上的選擇。有些蘇聯士兵一邊毆打一邊強姦，很多婦女甚至被姦淫過後就被當場擊斃、槍殺，活下命來也會被再次抓住反覆輪姦，由於這種生不如死的境遇，很多女孩甚至開始嘗試和一個施暴者把性關係固定下來從而保護自己。有些蘇聯士兵甚至逼迫德國男人看著他們自己的母親、妻子和女兒被殘暴的蹂躪，完事之後，還義正詞嚴的說：「你們德國兵在蘇聯就是這麼對待我們蘇聯婦女的。」然而事實上德軍在東線戰場燒、殺、搶、掠皆有之，姦淫事件卻是極少發生。哥廷根歷史研究會指出：「強姦風潮在德國軍隊中從未發生過。少量個案受到了德國軍事法庭的處罰。」一位德國老兵說：「戰後揭發出來的德國軍隊的罪行，無一不是執行命令的結果，很少聽說有哪個德國軍人作為個體亂來的。」
當然蘇軍的所作所為確實是一報還一報的戰爭現象，不過必須指出從古至今的世界戰爭史上，對佔領國婦女施以如此暴行的當首推二戰時期的日軍和蘇軍了，自詡為反法西斯解放者的蘇聯紅軍做的可是比說的更「精彩」。話說回來即便是二戰前後，赤裸裸的世界霸權野心也不是希特勒一個獨有的。蘇聯極盛時期正是他斯大林統治的時代，他同德國瓜分波蘭，侵略芬蘭並割去列寧格勒附近的戰略要地維堡。在1940年趁機滅掉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三小國，還曾強佔了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軍事擴張使蘇俄版圖膨脹至2240萬平方公里，比中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日本，義大利加起來還大，就這樣還要在1969年侵犯中國東北邊境。難道德國的侵略就有罪，蘇聯的侵略就是正義的解放嗎？仔細想想看，世界約定俗成的二次世界大戰的時間，更是具有諷刺意味，1939年9月1日以德國入侵波蘭為界定，然而入侵波蘭的卻不止是德國一家，英、法對德宣戰，卻沒有對蘇宣戰，事件本身就暗藏機心，又何來正義可言！？
就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瓜分波蘭之後，就有2萬多名波蘭戰俘遭到坑殺。斯大林在戰後以「勝利者不受追究」的強盜邏輯更是註定了紐倫堡審判的正義性僅僅是個笑話。真可謂一個希特勒倒下了，另一個「希特勒」卻站了起來，難怪二次世界大戰中，有很多出於自願的蘇聯人寧願放棄自己的祖國和NC德國並肩作戰，也不願回到斯大林的殘暴統治之下，所以說獨裁者永遠不死,他只是換零件。
再看另一位盟軍首腦丘吉爾，當年張伯倫力勸希特勒維持歐洲的和平本無可厚非，就連羅斯福當時也評價張伯倫為「好人」。而當時丘吉爾的強硬態度並不能證明他比張伯倫高明，只是後來希特勒的慾壑難填才使得英國人民最終選擇了丘吉爾。
但這位所謂的「反法西斯鬥士」卻與法西斯另一個頭目墨索里尼保持著很好的個人友誼，他們常常書信往來，歷次通信中甚至還恬不知恥的提到怎樣劃分地中海的勢力範圍。而當軸心國到了窮途末路的境地，最終義大利崩盤，墨索里尼本希望他的這位
「好朋友」念在舊情救自己一命。丘吉爾卻惟恐東窗事發威脅到自己的政治生涯，計劃除掉墨索里尼以絕後患，甚至有傳言：墨索里尼殘死「游擊隊」之手與丘吉爾暗中操盤脫不了干係。從這點上看，信奉「千世之諾諾，不如一世之惡惡」的希特勒起碼並不虛偽。
如果再退一步來看，世界演化的歷史上，又有誰不想征服世界呢？海盜出身的大英「紳士們」為了其征服欲也曾屠戮世界人民。如果把世界戰爭史的「刀光劍影」定格於1570年，英國的殺戮曾使得墨西哥的人口從2500萬降到265萬，使得秘魯人口從900萬降到130萬，也使得美洲大陸的原住民印第安人減少了90%。
而開創針對平民百姓恐怖轟炸之先河，卻不是NC而是英國，它在二十世紀初的殖民戰爭中對蘇丹、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的平民住地的狂轟亂炸所造成的傷亡，可並不遜色於後來二戰初期的NC德國。
只不過由於歷史與科技的演進原因，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和《霍斯巴赫備忘錄》中的坦白被稍有歪曲的稱作露骨的征服欲。然而當時世界各國道義上的譴責在實質上根本站不住腳，當羅斯福好像大義凜然的指責希特勒對歐洲各國的入侵時，希特勒一針見血的指出英國對巴勒斯坦的佔領也並非天經地義。冥冥中就是告訴這位美國總統，英國入侵的那個時侯你的正義感跑哪去了？你們捷足先等了之後，就可以妄圖世界大局已定了嗎？
而滿口仁義道德卻一向是靠發戰爭財的美國，在譴責法西斯援助西班牙打內戰的時候，也從來沒有忘記賣石油給日本，為日本侵略中國助的可不只是一臂之力。
如今時過境遷，雖然戰爭勝負已定，但必須指出的是——二戰中所有的政治領袖們都在磨刀霍霍，躍躍欲試。或許他們最大的成功就在於利用了希特勒「大刀闊斧」的理想主義，很好的佔了他那「浪漫」價值觀的便宜，並技高一籌的栽贓給了這個穿著皮靴的NC「暴徒」。
同時戰後整個世界都在譴責德國對猶太人的暴行，被逼無奈的勃蘭特（Willy
Brandt）只好下跪。如作家李敖所說的一樣，希特勒唯一做錯的就是屠殺猶太人。
可世人卻忘了追根溯源，正如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說的那樣：
「殘忍也有一顆人心。」當年即使在最開明的英國和美國，猶太人也是被排斥在最好的俱樂部和旅館門外的！當年的猶太導演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在美國被排猶主義者大肆攻擊，他的《十月》和《舊與新》在美國可是被禁止上映的！提倡「自由平等」的法國也有過轟動一時的德雷福斯反猶事件。
如果追溯到中世紀的歐洲，歐洲人甚至把猶太人視為社會蔓延的災難。而只不過到了NC
時代，希特勒付諸行動的極端的作為，讓人們忘記了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中，對猶太人極端刻薄的描述。或許歐洲人幸災樂禍的吐一口NC的口水，就能減輕一下自己身上存在的根深蒂固和故作清高的罪惡感。
以二戰時期的立陶宛為例，立陶宛戰前約有十七萬猶太人，到戰後只剩下不足二萬人，死去的約十五萬猶太人，大部分都是被立陶宛當地的NC分子殺害的。而在整個拉脫維亞，當時一共只有一百七十名德國人，絕大部分對猶太人和吉普賽人的搜捕、押送、囚禁和屠殺，都是由拉脫維亞人組成的保安隊乾的。無形之間當時的歐洲各國其實都是NC的共犯，有人會說——那是迫不得已。但想一想同樣是淪陷的丹麥，其境內的猶太人為什麼就沒有一個死在毒氣室里呢？！
同樣是種族主義的問題，打贏了戰爭的美國並不見得比NC更高尚，這個有著機構性種族主義的國度里甚至同樣立有針對黑人的「吉姆.克勞種族隔離法」。而當年總統杜魯門所加入的3k黨，論其歷史可要比NC黨的創立早得多。若NC比起美國曾把絞死黑人的照片公開印成明信片，到處販賣兜售一事來，還真有點「棋逢對手」呢！
2003年的德國《明鏡周刊》曾披露——1944年初夏盟軍已經獲得NC集中營使用毒氣屠殺猶太人的情報，知道NC正在用火車把大批的猶太人運到奧斯維辛，可是狂轟濫炸德國非軍事區的數萬架飛機卻沒有一架去轟炸通往奧斯維辛的鐵路。當五角大樓良心發現，要把此事提到日程上來的時候，美國國務秘書麥克勞伊卻僅用簡簡單單的一說話回絕了此提案：「KILL
THIS（殺去吧）。」
艾倫.約翰.珀西瓦爾.泰勒（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中說：「在國際事務中，希特勒除了是一個德國人之外，他沒有什麼過錯。」這個看似是希特勒一個人的瘋狂意志和偏執觀念促成的歐洲浩劫，事實上他的「貢獻」卻僅僅是「一石激起千層浪」，他「拋磚引玉」了整個人類的犯罪欲。只不過後來人們終於可以堂而皇之的把他當靶子，使其淪為眾矢之的，戰後無奈的德國人只好跟著一起道了歉。
原黨衛隊三級憲兵隊中隊長埃.克恩邁爾誠懇的說「我們當年，哪怕只是在心底里，表示過不同意嗎？沒有，一千個沒有。我們為權利夢所陶醉：統治世界。它沖昏了我們的頭腦。我們都曾犯罪，即使我們沒有殺過一個人。」沒錯，「殺君馬者道旁兒」，在歐洲甚至世界上，該汗顏的又何止德國人呢！
如果超然於歷史之外看歷史，歷史上沒有正義，因為誰都不是無辜的。不過我們都在歷史之中，我們都會對號入座，並認同自己的立場。中國在沒有世界大戰之時，德皇威廉二世派軍隊鎮壓中國的義和團運動，要求他的軍隊要「像野蠻的匈奴人一樣殘忍」。有了世界大戰之後，雖然同屬盟友，丘吉爾卻咬住香港不放，斯大林割開了中國的內、外蒙古，東京審判更是讓人潸然，先哲諸葛亮所說的那句「弱國無外交」真是盡顯無餘！
這也就是為什麼歷史上的所謂的「偉人」一點也不偉大，丘吉爾自己都承認：「在浩瀚的歷史中我們都是一隻小蟲子……」他們只是一個個的歷史角色，在宏遠的歷史舞台上有了其特定的立場，在競爭中「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在張揚個性的始末緣由完畢收場之後，我們卻看到，「書」中這段戰爭歷史使得金戈鐵馬的斯大林和丘吉爾成了英雄，卻使得戎馬倥傯的希特勒淪為了狗熊。
尼采說過：「榮譽只是適應的結果，它適應於國民愚蠢的思想。」叔本華說：「名聲扮演的角色只是其次，僅僅是一種回聲和反應，就像一個影子或者一個標記。不論怎樣，引起敬佩的必定比敬佩自身更有價值。
」
回顧一下歷史，當年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寫詩讚美希臘的暴君米太亞得（Miltiades），而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雖然也寫書批評了拿破崙，但倡導法國光榮的他，同樣也說過如果拿破崙的部隊敲鑼打鼓在我面前經過時，我也會加入的。歷史上的人物本來是惺惺相惜、棋逢對手，到最後為什麼偏要排個座次，墮落的道出個成王敗寇呢？！
若拋開戰爭的中的是非觀，隆美爾最後成為一個傳奇；亞歷山大（Harold Alexander）奔走相告的為對手凱瑟林(Albert
Kesselring）求情；曼斯坦因不無遺憾的寫出了回憶錄《失去的勝利》。一個德國老兵戰後很真誠的說：「掃平西歐大陸，把英國人趕回海島，我們一共才用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德國最後輸掉了戰爭是因為戰線太長，樹敵太多。如果只是一對一地干，我們不怕任何對手。」
若提起戰爭的是非觀，美軍士兵也會打死德國人暴屍十天。盟軍空襲德國德累斯頓的死亡人數大約是13.5萬——相當於廣島原子彈炸死人數的兩倍。盟軍所摧毀的文物古迹比起軸心國來說，同樣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日記作家烏爾蘇拉?馮?卡多夫把一次盟軍空襲之後，吞噬柏林的熊熊烈火描繪為「中世紀油畫中的地獄之火」。曾被共和黨提名為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哈特菲爾德後來回憶說：「儘管德國人是罪有應得，但那裡的情況仍令我深感內疚，有時甚至羞愧得無地自容。我們的所作所為居然和NC一樣了。」
Percivale
Taylor）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中寫到：「雖然很多人是有罪的，卻沒有人是清白的。政治活動的目的是要保障和平和繁榮，在這一點上，無論出於何種原因，每個政治家都失敗了。這是一篇沒有英雄或許甚至也沒有惡棍的故事。有人說「在愛情和戰爭中一切都是合理的！」或許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說的更精闢：「所有的英雄，到最後都令人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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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德國是怎樣控制輿論的
2014-12-21 黃 鍾 炎黃春秋
戈培爾在納粹集會上
戈培爾
「灌輸納粹黨學說比生產重要」
納粹上台之初，德國的收音機普及率不高，一時間也沒法讓家家戶戶都很快擁有一台收音機。
於是當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這樣一來，即使沒有收音機的人，不也就可以及時聽到元首的最新指示，了解納粹黨和政府的最新方針政策了么？大夥在一起收聽廣播，誰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來。因此，國民們連耳根清靜的自由都沒了。
也虧納粹當局想得出來。一般成年人總得養家活口，要養家活口就得上班工作，納粹當局正是抓住了這一點，把許多廣播節目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在播出的時候，人們必須放下手頭的工作收聽廣播。這樣一來，整個德國上班的人不就都能夠收聽到廣播了么？
即使廣播的時候你是在咖啡廳或者餐館，那也不會成為漏網之魚，因為像餐廳、咖啡館之類的所有公共場所，都必須配備收音機。而對於行人來說，街頭的揚聲器，照樣會把納粹黨的聲音傳送到你的耳朵里。
納粹當局強行這麼做，難免會損失大量的工作時間。這種廣播往往不是一兩分鐘就能夠完事，因為希特勒這些人的演說，動不動就長達兩三個小時。如果把全國的人因此花費的時間累計起來，那會相當於浪費多少個工時！
可是戈培爾並不因此改弦易轍，在他看來，「灌輸納粹黨學說比工人們的生產更重要」。
可是無線電波跟報刊不同。如果一份外國報紙或雜誌禁止在德國發行，一般人是無法看到的，而電台就不一樣了，如果不能進行有效的技術干擾，一家英國電台的廣播，柏林人也可以收聽得到。如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戈培爾和他的宣傳部的努力就可能事倍功半。為此，第三帝國就把收聽外國電台視為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
美國著名記者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記里提到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通知，說她的兒子已經失蹤並被認定為死亡。可是幾天後，英國廣播公司公布的德國戰俘名單里卻有她的兒子。次日，有八個朋友和熟人來信告訴她這個信息。可是好心被當成了驢肝肺。這位母親向警察告發這些人收聽敵台，於是他們全都被捕了。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里，還有幾個人敢輕易接受和傳播戈培爾們不喜歡的信息？在恐懼中自我收斂，就會自然而然地成為一種生活常態。如此一來，戈培爾就可以肆無忌憚地隨意操縱輿論了，而他的西洋鏡永遠不用擔心被人公開戳破。
被希特勒輕蔑地稱為「小蛆蟲」的英國首相張伯倫下台了。1940年5月10日，丘吉爾出任英國首相。戈培爾指使部屬：「在口頭上和圖畫中，應該把邱吉爾介紹成是英國人民的典型：一個品行不端、齜牙咧嘴的傢伙，長著類人猿一樣的前額，是製造謊言的嗜酒狂，總是與有錢人、猶太人、布爾什維克人為伍，將工人踩在腳下……」這樣炮製和篩選出來的消息除了可以誤導德國人之外，還有什麼用呢？
而國外到底是怎麼回事，比如人家是怎麼看待希特勒德國的，這類的信息是否可以傳播，以怎樣的形式傳播等等，都是納粹當局說了算。1940年11月11日，羅斯福的停戰日演說在德國被嚴禁播放。夏伊勒在這一天的日記里寫道：「希特勒說的每一句話我們都會在全美國播放，但是羅斯福的講話德國人卻一個字也聽不到。這是民主的一個弱點，我想；不過也有人認為這正是民主力量之所在。」
俗話說，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可現在就第三帝國的新聞報道而言，只有納粹黨一家在王婆賣瓜了，她想怎麼誇就怎麼誇。英國駐柏林大使內維爾·安德森爵士曾這樣評價過戈培爾：「對他來說，沒有什麼膽汁是太苦的，沒有什麼謊言是太過於明目張胆的。」這話不錯。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是德國猶太人的噩夢，可是過後，戈培爾卻信誓旦旦地聲稱：「關於所謂洗劫和搗毀猶太人財產的一切說法，都是令人厭惡的謊言，我們沒有動過猶太人的一根汗毛。」也許有人會說，世上哪有誠實的政客？但第三帝國可能跟美國英國有所不同，羅斯福的一句話可能招來一萬句的反駁，而戈培爾和納粹黨睜著眼睛說瞎話，沒有哪家德國報紙電台可以唱反調戳破它。
即使是明知帝國已經日薄西山，戈培爾依舊把德國人民當猴耍。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記里，戈培爾這樣寫道：「晚上放映每周新聞。電影里的西線情景真令人吃驚。我們根本不能讓公眾知道。」這自然是從大局出發——納粹統治不可動搖的大局。沒過幾天，明知許多人在準備將卐字旗換成白旗，戈培爾又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記里說自己「打算大大強化我們整個宣傳通訊政策。在目前的戰爭階段，調子最高的語言即是最好的語言」。
想必戈培爾部長心裡也清楚，謊言重複一千遍，那也不會成為真理，但這位跛子還懂得，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的話，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因為謊言的陷阱到處都是，人們不掉進這個陷阱，就會掉進那個陷阱。
不過，第三帝國宣傳部炮製的那些政治謊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國人的內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為在政府欺騙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會用欺騙政府來保全自己。1943年2月8日，戈培爾在柏林體育館的演講，贏得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當戈培爾對聽眾們說：「你們願意打一場總體戰嗎？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們願意打一場比我們今天所能想像得到的更為全民化更為極端化的總體戰嗎？」聽眾報以狂熱的回應：「願意！」在這種場合，這自然是戈培爾願意聽到的標準答案。不想進集中營就不會說「不願意」。可在離開講台時，戈培爾卻對心腹說這些聽眾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對這幫傢伙發問，是否願意從哥倫布大廈的樓頂上往下跳的話，他們也同樣會吼『願意』的。」
這可真是一語道破了第三帝國的天機。
至於戈培爾是否真的說過這句話，並不重要。那些掌聲里有多少是逢場作戲，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必須歡呼雀躍，一副十足的腦殘模樣。戈培爾視他們為白痴，其實，對戈培爾那激情四溢的精彩演說，何嘗就不可能也有聽眾會心裡譏笑他：真是個白痴！我們一鼓掌他就以為我們真的支持他！
在極權政治的世界裡，有時候你很難分清到底是誰在騙誰。
為了更好地蒙人，納粹德國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比如，對於隱瞞和掩蓋真相的一個理由就是，如果如實地公開披露，會損害國家的威望，為英法等西方國家提供了攻擊德國的口實。
哪家報紙公開披露第三帝國的陰暗面，那就是為反對德國的敵人提供宣傳資料。當然，人們接受這種論調的原因，恐怕也有希望什麼都不知道的心理在作祟，因為這樣就可以免去了良心上的不安，免去了真相所帶來的心理壓力。
家醜不準外揚的另一面，一定是家醜也不準內揚，通過實行嚴厲的新聞出版管制，儘可能把更多國民蒙在鼓裡。要不然，《柏林日報》可以自由報道和評論的話，外國人不也照樣可以獲知，從而家醜不也就外揚了么？
同樣地，面對境外的批評，納粹的行話稱之為「惡意宣傳」。於是，第三帝國就出現了這樣一種現象，那些並不是納粹分子的德國人，卻在起勁地捍衛納粹的言行，反對別人的批評。他們認為，對納粹的抨擊就是對德國的抨擊。作為一個德國人，他們「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評德國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是傷害他們的「感情」。
當時的德國人就像是著魔了一樣。1935年，美國大學生克雷格在慕尼黑街頭看到，商店門面高懸的橫幅上寫著：「誰在猶太人商店裡買東西，誰就是人民的叛徒！」在飯店或者小酒館裡，克雷格偶爾跟人攀談，那人可能會暗示他並不贊同反猶政策，可就是這樣的人，也會辯白說，希特勒畢竟解決了失業問題，或者說希特勒的對外政策恢復了德國的自尊，或者說過火的反猶措施都是希特勒的下屬所為，而希特勒並不知道，等等。如果這位初來乍到的美國毛頭小夥子要加以反駁的話，話題就很容易引導了美國也有私刑，或者大西洋彼岸也沒有真正的文明等等上去。這個出過康德、黑格爾和歌德的地方，似乎一夜之間，整個民族都不會講道理了。
這樣的國家，不瘋，那才怪呢。
「宣傳只有一個目標」
瘸子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一個生活在第三帝國的德國人，會被他「征服」成啥樣呢？
在1940年的日記里，夏伊勒記下了一個生動的案例。
1940年8月28日晚，英國轟炸機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國人。第二天，戈培爾命令報紙聲討英國飛機「攻擊手無寸鐵的柏林婦孺的『野蠻暴行』」。他讓報紙向德國人灌輸，德國戰機只攻擊英國的軍事目標，可是「英國海盜」卻根據「丘吉爾本人的命令」，專挑德國的非軍事性目標攻擊。
還別說，戈培爾的忽悠還有人真信。
1940年8月31日，護士就問得了流感的夏伊勒：「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夏伊勒告訴她：「因為你們轟炸了倫敦。」可這位護士小姐卻反駁說：「是的，但是我們攻擊的是軍事目標，而英國人卻轟炸我們的房子。」
這位普通的柏林婦女，用夏伊勒的話來說，「簡直就是戈培爾宣傳有效性的活廣告」。
實際上，這位護士小姐之所以會這麼看，並非只是戈培爾宣傳的力量使然。這位婦女難以接觸到納粹當局反感的各種信息，就是因為有強權的存在。當年《紐約時報》駐柏林記者說過這樣一句俏皮話：「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歡迎，戈培爾就會失業；如果戈培爾完全成功，希姆萊就會失業。」
希姆萊是何許人？第三帝國的警察頭子。宣傳的成功有賴於暴力的配合。在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時候，還有集中營、死刑和流放等發揮作用。對於德國人民，不僅文攻心，而且還武攻身。
誰敢公開不跟納粹黨一條心，就沒有好果子吃。1936年12月，納粹當局不僅沒收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的財產，而且還剝奪了他的國籍，波恩大學甚至將他1919年獲得的名譽博士頭銜也取消了。納粹對付異己分子有的是辦法，可以監控，可以秘密抓捕，可以關押，可以驅逐，可以不讓回國，可以判處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謀殺……大名鼎鼎的卡爾·施密特教授振振有詞地聲稱：「在判決政治犯罪時，規範和程序的運用只能意味著束縛元首的手腳，有利於反抗者。」
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大多數人感受不到納粹專政手段的直接傷害，但他們要在第三帝國活下去，就得心裡清楚，馬王爺幾隻眼。而在宣傳征服群眾之前，得先征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一來，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
文化藝術成了權力的婢女。幾千萬德國人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美術作品，可以欣賞到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觀賞到什麼樣的戲劇電影，能夠收聽到什麼樣的廣播，看到什麼樣的新聞，等等這一切，都取決於納粹黨的好惡。馬克·吐溫可以在美國經濟騰飛之際出版《鍍金時代》，可托馬斯·曼這些人在納粹德國卻沒有容身之地。現實題材中，滿是荊棘和陷阱。對於不少人來說，惹不起，那就想法子躲唄。不讓寫現實，我就寫點歷史；不讓寫真實生活，我就寫田園牧歌……只要不肉麻給納粹統治唱讚歌就行。第三帝國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歷史題材的作品一枝獨秀。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題材的作品照樣會觸犯納粹的禁區。1933年柏林焚書，為什麼要把艾米爾·路德維格和沃納·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假借的旗號就是：「反對偽造我們的歷史，玷污歷史偉人，捍衛我們往昔的尊嚴！」
一旦文藝成為政權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過，希特勒、戈培爾們並不是笨蛋，他們也不想德國的文化藝術「退化」得無人問津。相反，他們希望藝術性和納粹化能完美結合，不僅德國人喜聞樂見，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親自邀請德國著名女導演里芬施塔爾出馬，就是例子。1934年，納粹在紐倫堡召開黨代會，女導演里芬斯塔爾拍攝了《意志的勝利》，成功地將納粹政治藝術化。該片在柏林烏髮劇場首映時，戈培爾稱讚它「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偉大時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
納粹德國常常被人貶為極權國家。
何謂極權？最通俗的詮釋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換言之，權力無所不管，一切事務都要以權力意志為轉移。
不過，就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的無所不管，並不意味著第三帝國的文化事業都是國營或黨有。恰恰相反，報刊電影等等，可以私人經營。
私有不見得就等於自由。納粹政權可以利用私人的錢為自己的事業服務。比如對於私營電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資都是民間的，可是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審查權卻牢牢地攥在戈培爾的教化與宣傳部手裡。不是有錢而是有權才是大爺。這樣一來，不僅國庫的錢可供納粹政權使用，就是民間資本，也間接地為納粹當局所用。至於是否叫座，用不著納粹黨操什麼心，因為它沒有自個掏錢賠本賺吆喝的風險。
自然，因為這種管制，難免會有納粹電影上映觀眾未必買賬的情況發生，而戈培爾戰前許可引進的好萊塢影片卻門庭若市。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納粹德國的電影業一片蕭條。畢竟，投資者在商言商。為了利潤，他們會竭力在納粹當局容許的框框之內發揮自己的才幹，儘可能地迎合觀眾的欣賞口味，換言之，會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榮，畸形創造。也會有票房業績不俗，戈培爾和投資商都皆大歡喜的大片。
同樣地，納粹德國也不是像《民族觀察家報》之類的納粹黨報黨刊一統天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或控制的報紙，只佔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控制報業，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納粹黨辦。即使是報刊為私人創辦和所有，但是，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
俾斯麥或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國，相對於英美國家，德國人的政治自由只是個多少的問題。而到了第三帝國，連這一點，都俱往矣。《伏斯日報》是德國最主要的報紙，地位有如《泰晤士報》之於英國，《紐約時報》之於美國，它創刊於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這家發行了230年的自由主義報紙，被迫停刊。
而另一份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雖然不像《伏斯日報》那樣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闆卻在1933年春被迫出讓自己在這家報紙的股份。《法蘭克福日報》是德國第三大自由主義報紙，與前兩家報紙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繼續出版。軀殼尚在，魂魄已歿。
那些在納粹淫威中倖存下來的報紙，知道小命捏在納粹當局手裡，它們為納粹黨服務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納粹黨有的報紙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納粹黨不用把所有的報刊都一手統到自己的名下，無須為所有的報紙的虧盈付費，就能夠做到，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否則編輯記者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報刊就沒法存活。
戈培爾對新聞的管制，細緻入微。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這樣寫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駐柏林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里，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布，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第三帝國的宣傳部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道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秘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著手泄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泄露為目的，而著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
納粹當局的這兩項規定，可不是兩個虛張聲勢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記里就提到，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其實，密令的內容無非是用謊言代替真相的指示罷了。
在這樣嚴厲的新聞管制之下，一份份報紙勢必在輿論一律中變得索然寡味。戈培爾跟他的教化和宣傳部並不希望第三帝國的報刊被讀者不喜聞，不樂見。1934年，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緊跟的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他們是希望看到德國奇蹟：編輯記者們戴著鐐銬也能夠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對「目前報刊完全單調劃一」的現象深表遺憾，可他說，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願。
那是誰之過呢？埃姆·韋爾克是《格魯恩郵報》的編輯，他指責說，報刊之所以變得那麼乾巴巴，是因為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可是，大人物嘴裡的那些漂亮話，不過就是說說而已，哄哄沒有頭腦的人，怎麼能夠當真呢？如果不要單調劃一，還要宣傳部幹嗎？媒體的存在，不就是為了讓納粹黨滿意么？哪能各唱各的調？韋爾克這下是摸了老虎屁股。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個月的處罰，而韋爾克自己不僅被戈培爾撤了職，還被送進了集中營。
不僅如此，新聞媒體還成為納粹震懾德國人的殺人不見血的利器。即使是帝國的末日迫近，戈培爾還把新聞報道當成一種製造恐怖氛圍的工具，一種對自己的人民進行心理戰的手段。
因為戰火連年，德國人的生活難以為繼。有一天，200人衝進兩個麵包鋪，搶走了麵包，戈培爾立即決定採取「嚴酷的措施」鎮壓。他要求臨時法庭立即審訊「首惡分子」。當天下午，人民法院就從重從快地判處了一男兩女死刑。
因為戈培爾認為其中一個女的案情要輕一些，決定饒她不死。對於這事，戈培爾在1945年4月8日的日記里寫道：「……關於審判和處決這兩個首惡分子一事我打算張榜公布……我還打算用有線廣播加上適當的評論，將這件事通報柏林居民。我相信這是一帖清醒劑。總而言之，我以為在近期內柏林不會再發生麵包鋪被搶的事件。」
換言之，戈培爾自信柏林的群眾就會這麼被他征服住。
兩部電影，《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看一看，會有不一樣的感受，具體有空截圖來更
看到諸多不靠譜的答案，我真的挺無語的，實際上元首是個畜生，百年來上少見的謊言、虛偽、殘暴、神經質於一身的畜生。至於希特勒是怎麼被追捧的，我簡單引用一些段落吧，主要來自兩本著作，都是威廉夏伊勒的，一本是目前公認最客觀的納粹德國史《第三帝國的興亡》，一本是威廉夏伊勒寫的日記《柏林日記》，作為駐柏林記者和戈培爾博士的基友，夏伊勒在1934~1941的記錄。
首先我們要搞清元首是怎麼加入國社黨的，以及元首成為第7名工人黨黨徒的時候的心態，那時候叫德國工人黨，以下文字來自《第三帝國的興亡》
那一天，希特勒後來又驚異地接到一張明信片，通知他，他已被接受參加了德國工人黨。「我真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他後來卧憶說，「我絲毫無意參加一個現成的政黨，我要自己組織一個。他們對我的要求未免大自作主張了，根本不能考慮。」他正要這麼寫信作復，但是「好奇心又佔了上風」，他決定去參加他們邀請他出席的委員會會議，親自說明他不參加「這個荒唐可笑的小團體」的原因。
舉行會議的酒館是一家開設在赫倫街、名叫老羅森巴德的下等酒店？？我穿過燈光陰暗、闖無一人的餐廳，打開門到後面的一間屋子裡，同委員會打了一個用面。在一盞昏暗的煤氣燈下，圍著桌子坐著4 個青年，其中就有小冊子的作者，她一見我進去就馬上非常高興地招呼我，歡迎我這個德國工人黨新黨員。
說真的，我非常吃驚。他們先讀了上次會議的記錄，對秘書投了信任票。接著司庫作了帳目報告——這個組織一共只有7 馬克50芬尼的經費——也對司庫投了信任票。這也記入了會議記錄。接著第一主席讀了給基爾、杜塞爾多夫和柏林的來信的答覆，人人都表示同意，接著是就收到的來信作了一個報告？？
討厭啊，討厭！這是最糟糕不過的俱樂部生活！難道我要參加這個組織嗎？但是坐在這間燈光昏暗的後室里的這些小人物身上卻有什麼東西吸引住他：那就是「渴望組織一個不僅僅是通常意義的政黨的新的運動」。那天晚上，他回到營房，「考慮我一生中最難回答的問題：我是否應該參加？」他承認，理智告訴他要推辭。但是？？正因為這個組織無足輕重，一個有精力和思想的青年人就有機會「進行真正個人的活動」。希特勒再三思考他能夠「給這個任務」幹些什麼。
我不名一文，沒有收入，這一點在我看來倒是最可以忍受的，而比較困[38]難的則是，我是個無名之輩，僥倖活著或者死去，連最近的鄰人也不會加以注意。此外，還有由於我缺乏教育而必然引起的困難。
經過了兩天傷盡腦筋的思考以後，我終於決定我必須採取這一步驟。
這是我一生中最有決定意義的一個決定。跨出了這一步以後，就再也沒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阿道夫·希特勒就這樣成了德國工人黨委員會的第七名委員。
這個微不足道的政黨有兩個成員值得在這裡一提。他們日後證明對希特勒的崛起是很重要的。在慕尼黑陸軍第七軍區參謀部工作的恩斯特·羅姆上尉在希特勒之前參加了這個黨。他是一個體格魁梧的職業軍人，脖子粗壯像頭公牛，眼睛細小像只肥豬，臉上疤痕斑斑，上半截鼻子在1914年給子彈打掉了，他生性愛好政治，有天賦組織能力，像希特勒一樣，他對民主共和國和他認為應該對之負責的「十一月罪人」懷有強烈的憎恨。他的目標是重建一個強大的民族主義的德國，他同希特勒一樣認為只有靠一個以下層階級為基礎的政黨才能做到這一點，不像大多數正規軍官，他本人就是來自這個階級，他是一個狠毒、無情、猛乾的人，不過也像許多早期納粹黨人一樣，是個有相公癖的人。他參與建立了第一批納粹黨打手，後來擴建成為衝鋒隊，一直由他領導，直到1934年他被希特勒處決為止，羅姆不僅給這個新黨帶來了大批退伍軍人和自由團義勇軍，成了該黨初期的骨幹，而且由於他是控制著巴伐利亞的陸軍的一名軍官，也為希特勒和他的運動取得了當局的保護，有時甚至是支持。沒有這種幫助，希特勒要想煽動人民推翻共和國的運動，也許是永遠不能夠得到真正開展的。可以肯定，沒有巴伐利亞政府和警察的容忍，他是不可能安然無事地採取他的恐怖和恫嚇手段的。
狄特里希·埃卡特比希特勒大21歲，常常被稱為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精神上的奠基人。他是一個機智的新聞記者，同時又是一個平庸的詩人和劇作家。
他翻譯過易卜生的《派爾·金特》（《ＰｅｅｒＧｅｎｔ》），寫過一些從未上演過的劇本。在柏林，他曾經像希特勒在維也納一樣，過了一陣子波希米亞式的流浪生活，成了一個酒鬼，吸過嗎啡，據海登的材料，還進過精神病院，在那裡，他才總算能把自己的劇本上演，讓病人來當演員。他在戰爭結束時回到故[39]鄉巴伐利亞，在慕尼黑的藝術家薈集的施瓦勃林區的勃倫納賽爾酒館裡，在一群欽慕者前面，宣傳亞利安人的優越性，主張消滅猶大人，推翻柏林的「豬玀」。
「我們需要一個頭子，」當時在慕尼黑工作的新聞記者海登引述埃卡特1919年對勃倫納賽爾酒館的常客作的演講說，「他要能夠吃得消機槍的聲音。群眾是需要嚇一嚇的。我們不能用軍官，因為大家現在不再尊重他們了。
最好是一個能說會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麼腦筋？？他必須是個單身漢，這樣我們就能吸引婦女。」這個酗酒的詩人* 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發現了他一直在尋找的人。難道還有比這更自然的事情嗎？他在德國工人黨內成了這個新起的年輕人的親密顧問，借書給他閱讀，幫助他提高他的德文——文字的和口頭的——把他介紹給自己的廣大朋友，其中不僅有願意出錢捐助該黨經費和維持希特勒生活的闊佬，而且有像魯道夫·赫斯和阿爾弗雷德·羅森堡這樣的未來助手。希特勒對埃卡特的仰慕之情一直沒有減退過，《我的奮鬥》中最後一句話就是表示對這位古怪的導師的感激：他是——希特勒在該書的結尾中說——「最優秀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思想中，最後在他的行動中，一生致力於喚起我國人民」。
創建國家社會黨的人就是這麼一批無奇不有的失常的怪物，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是在開始形成一個在13年內將席捲歐洲最強大的國家而且為德國建立第三帝國的運動。思想混亂的鎖匠德萊克斯勒提供了一個核心，酗酒的詩人埃卡特提供了一部分「精神上的」基礎，經濟學怪人弗德爾提供了可以算是意識形態的東西，有相公痹的羅姆提供了陸軍和退伍軍人的支持，至於將一個原來不過是酒館小房間里的辯論會的組織建設成為一個勢力強大的政黨，這項工作的領導責任現在就落在這個年紀不滿31歲、以前完全默默無聞的流浪漢阿道夫·希特勒的身上了。
自從在維也納挨餓的日子以來在他心中沸騰的各種各樣思想現在都找到了一個發泄的出路，迄今為止他的性格上的一直看不出來的內在精力現在開始迸發出來了。他促使他們原來是縮手縮腳的委員會開始組織規模較大的集會。他親手在打字機上打請帖，發請帖。後來他說起，有一次，他發出了80份請帖以後，「我們坐著等待客人們來臨。一個小時後，『主席』不得不宣布『開會』。
一共仍舊只有7 個人，我們自己的7 個人」。但是他並不氣餒。他用油印辦法增加了請帖的數目。他籌到了一些錢在本地報紙上刊登了一則開會的通知。他說，「這次成功簡直是驚人的。出席的有（40）111 個人」。原來預定希特勒在一位「慕尼黑教授」發表了主要講話後作第一次「公開」演說。
但是該黨名義上的首腦哈勒表示反對。「這位先生為人肯定是正直的，」希特勒後來說，「但是他卻認為，搞別的名堂，我也許還行，演講卻絕對不行。
我一共講了30分鐘，在此以前，我只是自己直覺地感到而一點也沒有把握的事情，現在卻為具體事實所證實了：我是能夠演講的！」據希特勒自稱，他的滔滔雄辭使聽眾像「過電」一樣激動，其反應之熱烈，從會後大家捐獻了300 馬克這件事可以得到證明，這暫時減輕了他們黨在經濟上的困難。
1920年初，希特勒把黨的宣傳工作接了過來，自從他在維也納社會黨和基督教社會黨的活動中看到宣傳工作的重要性以來，他一直對之非常下功夫。他立刻開始組織這個小得可憐的黨做夢也想不到的最大規模的集會。時間訂在1920年2 月24日，會場假座著名的霍夫勃勞豪斯啤酒館的宴會廳，其大可容近2000人。希特勒在委員會中的同伴們都認為他這樣做是發瘋了。
哈勒辭職表示抗議，由德萊克斯勒繼任，他也仍然表示懷疑，* 希特勒強調說，準備工作是他個人負責進行的。他對這次集會非常重視，因此在《我的奮鬥》第一卷結束時還把這次集會作了一番介紹，他解釋，這是因為，從這次集會開始，「黨擺脫了小俱樂部的狹隘束縛，第一次對我們時代的最有力因素——輿論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希特勒甚至沒有預定要當主要演講人。這個角色保留給一個名叫約翰內斯·丁菲爾德博士的推行順勢療法的醫生，他是一個用「日爾曼納斯·阿格里科拉」的假名向報上投寄經濟學文章的怪物，沒有多久就變得默默無聞了。
他的演講結束後，台下毫無反應，接著希特勒開始演講。據他的描寫，當時情況如下：大廳里有喊叫聲，猛烈的撞擊聲，一些最忠實的戰友和其他擁護者同搗亂分子打了起來，後者是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秩序過了好一會兒才慢慢恢復。我又能繼續講下去了。半小時以後，鼓掌聲慢慢地開始壓倒了叫喊聲？？將近4 小時以後，大會己散，大廳漸空的時候，我知道，現在我們的運動的原則已經跟著德國人民一起走了出去，這些原則不可能再被遺忘了。在演講的時候，希特勒第一次闡明了德國工人黨的二十五點綱領。這個綱領是德萊克斯勒、弗德爾和希特勒3 人匆匆忙忙地擬出來的。會上的噓叫聲，大部是針對他宣讀的綱領內容而發（41）的，但是他還是認為綱領已全部得到通過，在1920年4 月1 日改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時候，這個綱領成了該黨的正式綱領。後來，為了策略上的原因，希特勒在1926年還宣布這個綱領是「不能改動的」。
這個綱領當然是騙騙工人、下層中產階級和農民的大雜燴，到納粹黨執政的時候，大部分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許多對德國問題寫文章的人都嘲笑過它，而且這個納粹黨領袖後來聽到有人提到其中的某些內容時也頗為難堪，下不來台。但是，正如《我的奮鬥》中所提出的重要原則一樣，這個綱領中最重要的部分，第三帝國是執行了的，對德國國內外千百萬人民造成了災難深重的後果。
綱領第一點要求所有日耳曼人在一個大德意志國家內統一起來。希特勒擔任總理後并吞奧地利及其600 萬日耳曼人的時候，侵佔蘇台德區及其300 萬日耳曼人的時候，他所堅決要求的和得到的不正是這一點嗎？他要求歸還但澤和波蘭境內一些主要由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區，以致造成德國對波蘭的進攻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正是為了這一點嗎？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有這麼許多人對於希特勒不厭其煩地用書面寫下來的納粹目標，不是漫不在意，就是一笑置之，難道不可以說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事嗎？1920年2 月24日晚上在慕尼黑的啤酒館裡宣布的綱領中的一些反猶項目，肯定是個不祥的預告。其中規定：在德國，猶太人不能擔任公職，甚至不能享有公民權利，不能參加新聞工作。在1914年8 月2 日以後到德國的猶太人一律都要驅逐出境。
黨綱中不少段落顯然僅僅是投合下層階級的情緒的騙人玩意兒。當時下層階級處境極為困難，激進的甚至社會主義的口號是很容易打動他們的。例如，第十一點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第十二點要求將托拉斯收歸國有，第十三點要求國家分享大工業的利潤，第十四點要求取消地租和禁止土地投機。第十八點要求對賣國賊、高利貸者、投機分子判處死刑，第十六點要求保持「一個健全的中產階級」，堅決主張將壟斷性的大百貨商店收歸公有，廉價租給小商人，這些要求都是在德榮克斯勒和弗德爾的堅持下列入的，他們兩人顯然真的相信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後來當大工業家和大地主開始大批捐款給納粹黨的時候，這些要求頗使希特勒感到難堪，當然，根本談不上執行了。
最後，綱領中有兩點是希特勒一當總理後就馬上加以執行的。
那就是要求廢除凡爾賽和約和聖歇爾曼條約的第二點。最後堅決主張「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的第二十五點。這一點，同要求所有日耳曼人統一在德國之內的第一點和廢除和約的第二點一樣，是在希特勒堅持下列入綱領的。這一點說明，即使在他（42）的黨除了在慕尼黑以外很少為人所知的時候，他已經不惜冒失去本地群眾支持的危險而開始把眼光放到更遠的地方去了。
因為當時在巴伐利亞，分離主義的傾向很強烈。巴伐利亞人經常同柏林的中央政府發生衝突，他們要求減少——而不是增加——中央集權，以便已伐利亞能夠實行自治。事實上，當時的實際情況確實也是如此，柏林的命令在各邦沒有什麼權威性。而希特勒想要得到的則不僅是在巴伐利亞的權力，而且是最後在全國取得權力，為了要掌握和行使這一權力，就需要一個像他已經設想到的那種獨裁政權來作為高度集中的權力機構，取消各邦的半自治地位；而在魏瑪共和國政體下，就像在霍亨佐倫帝國政體下一樣，各邦都有自己的議會和政府。他在1933年1 月30日一上台以後首先採取的行動之一就是迅速實行該黨黨綱中很少人注意到、或者說很少人認真對待的這最後一點。我們不能怪他言之不預，因為他是一開始就用書面提出了充分的警告的。
煽動人心的演講能力和態度激進、面面俱到的綱領，對於一個努力想要吸引人們注意和取得群眾支持的新成立的政黨來說，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僅僅這些條件還是不夠的。希特勒現在就在開始注意提供更多的條件——多得多的條件，他的奇特的天才開始露出了苗頭，發生了作用。他覺得，群眾所需要的不僅僅是一些主張——那是說他能夠不斷地打入他們心坎的一些簡單的主張——而且也需要標誌和象徵，那樣才能夠取得他們的信任；需要有聲有色的大場面，那樣才能夠喚起他們的熱情；需要暴力和恐怖的行動，這種行動如果成功的話，就能夠吸引追隨者並且使他們感到有壓倒弱者的力量。（大多數德國人不都是崇拜強者的嗎？）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在維也納的時候，他認為社會民主黨對他們的政治敵人實行了「可恥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恐怖手段」，她對於他所說的這種「恐怖手段」，很感興趣。現在他就在自己的反社會主義的黨內充分利用了這種恐怖手段。在開始的時候，退伍軍人在集會上的任務是壓制搗亂分子，必要的話，把他們轟出去。
1920年夏天，在該黨的「德國工人黨」的名字前添上了「國家社會主義」
本段落直接了當的闡明了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事實，元首的謊言是怎麼來的，也就是諸多元首腦殘粉們所謂的解決各種社會問題，提高就業率什麼的，根源是二十五點綱領，而這個二十五點綱領整個就是個用來忽悠老百姓的所謂XXXX路線。
那麼，我們的元首到底是怎麼想的呢？他的真實想法是什麼呢？其實當時任何一個德國老百姓都知道，因為每家每戶都有那本《我的奮鬥》，下面這段話來自《我的奮鬥》
國家同任何固定的經濟概念或經濟發展都一點沒有關係，國家是個種族有機體，而不是個經濟組織。一個國家的內在力量只有在極偶然的情況下才同所謂經濟繁榮同時出現；後者，在大多數情況下，似乎只表明一個國家的接近衰亡？？普魯士的經驗極其鮮明地表明，只有靠思想力量，而不是靠物質因素，才有可能組成一個國家。只有在思想力量的保護下，經濟生活才能繁榮。在德國，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漲的時候，經濟情況才開始改善；反過來，往往在經濟成了我國人民生活中的唯一內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時候，國家就趨於崩潰，而且在很短時間內，把經濟生活也拖著一起崩潰？？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是靠和平的經濟手段建立的？？因此，正如希特勒1923年在慕尼黑髮表的演講中所說的一樣，「沒有劍，就不可能有經濟政策，沒有權力，就不可能有工業化。」除了這種含含糊糊、幼稚淺薄的看法和在《我的奮鬥》中偶然提到各地成立「經濟協會」和「莊園協會」，全國成立一個「中央經濟議會」來「管理國民經濟」之外，希特勒沒有對第三帝國的經濟基礎表示過什麼意見。
國家社會黨的名字固然以「社會主義」相標榜，但是他為新德國設計的究竟是何等樣的「社會主義」，希特勒在這個問題上就更加含糊不清了。鑒於他在1922年7月28 日發表的演講中對「社會主義者」所下的定義，這倒一點也都不使人覺得奇怪。他說：任何人只要準備以民族事業為己任，再沒有高出於民族福利之上的理想；只要了解我國偉大的國歌《德意志高於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沒有任何東西高出於德國、德國人民和德國土地之上——這樣的人就是社會主義者。
說白了，元首根本不承認西方民主和東方共產，他推崇的是什麼，是領袖原則（Führerprinzip），什麼叫領袖原則？就是國家恐怖主義的獨裁。
那麼，我們的元首是怎麼對待工人兄弟的呢？是不是真的提高了收入？提高就業率背後的真相又是什麼？
納粹黨政府在下手之前為了麻痹工人和他們的領袖，宣布1933年五一節為全國性紀念日，正式命名為「全國勞動節」，準備空前地大事慶祝。納粹黨的這種對工人階級表示特別友好的行動，使工會領袖們上了鉤，他們熱情地同政府和納粹黨合作來籌備慶祝。各地勞工界領袖都坐飛機到柏林來，成千上萬的旗幟上寫著納粹政權同工人團結一致的口號，在柏林郊外的但貝爾霍夫飛機場，戈培爾準備舉行德國有史以來最盛大的一次群眾示威。在群眾大會之前，希特勒親自接見工人代表，他宣稱：「你們可以看到，說什麼革命的對象是工人的說法，是多麼不真實和不公正。情況恰好相反。」後來在飛機場對10萬工人發表演說時，希特勒宣布了這句口號：「尊重勞動，尊重工人！」並且保證，要「世世代代」慶祝五一節來對德國工人表示敬意。
那天夜裡，戈培爾在他的日記中用最華麗的辭藻描述了工人門參加他籌備得極其出色的五一節慶祝活動的熱情後，加上了這麼一句古怪的話：「明天我們將要佔領工會辦公處。他們將不會有什麼抵抗。」
事實就是如此。5 月2 日，全國各地的工會辦公處都被佔領，工會經費被沒收，工會被勒令解散，領袖被逮捕。許多人遭到了毒打，關進了集中營。
工會聯合會兩位主席西奧多·萊巴特和彼得。格拉斯曼曾經公開保證同納粹政權合作，然而也不能倖免。希特勒派去接管工會和建立德國勞工陣線的科隆納粹黨頭子、嗜酒如命的羅伯特·萊伊博士這麼說：「萊巴特和格拉斯曼之流可以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虛偽地宣布他們忠於元首——但是他們最好還是坐監牢。」這就是他們被送去的地方。
雖然在開始的時候，希特勒和萊伊企圖讓工人們放心，他們的權利會得到保護。萊伊在他的第一次宣言中說：「工人們！你們的組織對我們國家社會黨人來說是神聖的。我本人是個貧農的兒子，知道貧困的滋味？？我知道無形的資本主義剝削是怎麼一回事。工人們！我向你們起誓，我們不僅將保持現有的一切，而且要進一步保護工人，擴大他們的權利。」3 星期後，納粹的諾言再一次證明是騙人的空話，那時希特勒頒布了一項法律，停止實行集體談判的辦法，並且規定今後將由他任命的「勞動託事」來「調整勞資合同」和維持「勞資和平」。由於勞動託事的決定在法律上有約束力，人人必須遵守，這項法律實際上就是取締罷工，萊伊保證「要把絕對領導權交還給一個工廠的當然領袖——那就是僱主？？只有僱主有權決定一切。許多僱主多年來必須到外面去請人來當『一家之主』。現在他們又恢復做『一家之主』了」。
暫時來說，企業界感到高興了。許多僱主對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所作的慷慨捐助現在收到了效果。但是，企業要繁榮，社會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穩定。而在整個春天和初夏，德國的治安情況每況愈下，狂熱的褐衫隊匪幫在街上橫衝直撞，任意逮人、打人，甚至殺人，而警察卻站在一邊袖手旁觀。街頭恐怖，並不像在法國大革命時期那樣，是國家權威垮台的結果，相反，它是在國家鼓勵、甚至常常是在國家的命令下進行的，而這種國家的權威在德國從未達到過這麼強大和集中的地步。法官受到了威脅，他們不敢判處一個衝鋒隊員，即使他犯了殺人罪行，因為這樣做，自己的性命就要不保。
正如戈林所說，如今希特勒就是法律，到1933年5 —6 月間，元首還在宣布「國家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完成」，「只有在新德國民族受到了教育以後才會勝利完成」。在納粹黨的辭典里，「教育」意即「恫嚇」——到人人都馴順地接受納粹黨獨裁和它的野蠻暴行的程度。在希特勒看來——他已經不止一次地公開宣稱過——猶太人不是德國人，雖然他並沒有馬上就消滅他們（在他上台後頭幾個月里，只有少數人——那是說，少數幾幹人——被剝奪了財產，受到了毒打，遭到了殺害），但是他頒布命令，不許他們擔任公職，在大學裡教書，從事自由職業。
就業率背後的真相
希特勒在頭幾年中所以能獲得成功，其基礎不僅在於他在外交方面的許多不流血征服的勝利，而且在於德國的經濟恢復。這種經濟恢復，黨內人士甚至某些國外經濟學家都稱之為奇蹟。而且在很多人看來，也確乎是個奇蹟。
失業是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的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現在已緩和了，1932年失業人數達600 萬人，4 年以後己減少到100 萬人不到。國民生產從1932年到1937年增長了102 ％，國民收入則增加了一倍。在一個觀察家看［259]來，德國在30年代中期的忙忙碌碌景象很像一所龐大的蜂房。工業的機輪發出來的聲音隆隆不絕，每個人都忙碌得像個蜜蜂似的。
納粹的經濟政策多半是由沙赫特博士決定的，因為希特勒討厭經濟學，而且對此幾乎一竅不通。納粹經濟政策在頭一年在很大程度上致力於大事擴充公共工程和刺激私人企業，以此來使失業人員就業。政府的經費由發行特別的失業證券來提供，對籌集資本和增僱人員的企業則慷慨地減免它們的賦稅。
但是德國的復興的真正基礎是重整軍備，納粹政權從1934年起就使企業界和勞工界，還有將軍們的精力都用在這個目標上。納粹的辭彙中開始稱德國的整個經濟為Ｗｅｈｒ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戰爭經濟），這種戰爭經濟經過處心積慮的籌劃，不僅在戰時，而且在戰前的一段和平時期，也能有效用。魯登道夫將軍1935年在德國出版了一本題為《總體戰》（《Ｄｅｒ Ｔｏｔａｌｅ Ｋｒｉｅｇ》）的著作，這個書名在英文中誤譯為《Ｔｈｅ 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Ｗａｒ》（《在作戰中的國家》）。
他在這部著作里強調說，有必要在跟其他一切方面同樣的極權基礎上動員國家的經濟，以便恰當地準備總體戰。這種主張在德國人中間不是完全新的東西，因為在18和19世紀的普魯士，我們已經談到過，政府全部收入的大約5/7 都是用在軍隊上的，而且那個國家的整個經濟一向被認為主要是實現軍事政策而不是實現人民福利的一種工具。
勞工們的農奴狀態
在第三帝國中，德國工人被剝奪了工會、集體談判和罷工權利，變成了一種工業農奴，差不多就像中古時期農民依附於領主一樣依附於他的僱主。
所謂勞工陣線在理論上代替了過去的工會，但是它並不代表工人。按照1934年10月24日創立勞工陣線的法律，勞工陣線是「有智力和體力的創造性德國人的組織」。它吸收的不僅是工薪生活者，還有僱主和專業工作者。它實際上是一個龐大的宣傳組織，而且如某些工人所說的，是一個大騙局。它的目的，正如該法律自己說的，不是保護工人，而是「創立一個由全體德國人組成的真正社會性和生產性的社會。官的任務是務使每一個人都應該能夠？？完成最大限度的工作」。勞工陣線不是一個獨立的行政組織，而是像納粹德國除軍隊以外的差不多每個其他團體一樣，是國家社會黨的一個整體部分，或者，如它的領導者萊伊博士那個「說話結結巴巴的醉鬼」（蒂森語）
所說，是「黨的一個工具」。的確，10月24日的法律規定，它的工作人員應當來自黨的隊伍、前納粹黨工會、衝鋒隊和黨衛隊，而他們果真都是這樣的人。
在這以前，1934年1 月20日頒布以「勞工憲章」著稱的全國勞工管理法，已使工人不得輕舉妄動而把僱主提高到過去那種具有絕對權力的主人地位——當然僱主還得聽從權力無所不包的國家的干預。僱主變成了「企業的領袖」，僱員則變成了「Ｇｅｆｏ1 ｇｓｃｈａｆｔ」（「下屬」）。這項法律的第二節規定，「企業的領袖在與企業有關的一切問題上為僱員和工人作出決定」。
而且就像在古時候領主該對他的臣民的福利負責一樣，根據這項納粹法律，僱主也得「對他的僱員和工人的福利負責」。反過來，這項法律說，「僱員和工人得對他忠誠」，那就是說，他們得加班加點，賣力工作，不得頂嘴和發牢騷，即使在工資問題上也不得如此。
工資是由勞工陣線所委任的所謂勞工託事來擬定的。實際上，他們按僱主的願望擬定工資，根本沒有規定要在這類問題上哪怕是徵詢一下工人的意見。雖然在1936年以後，因為軍備工業人手不足，有些僱主企圖用提高工資來招引工人，國家的命令仍把工資標準壓著不提高。關於把工資壓得很低這一點，希特勒是十分坦率的。他在當政初期說，「國家社會主義領導的鐵的原則，就是不允許增加計時工資，而只能用完成得多來增加收入」。在一個大多數人的工資至少有一部分是以計件為根據的國家裡，這意味著，如果工人希望得到更多的收入，他們就只有加快速度和延長時間。［264]同美國相比，把生活費用和社會服務方面的差別都算在裡面，德國的工資一向是比較低的。在納粹統治下，又比以前稍微低了一點。德國統計局的數字表明，熟練工人從最蕭條的1932年每小時20.4分降低到1936年年中的19.5分。不熟練工人的工資從每小時16.1分降低到13分。
1936年在紐倫堡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萊伊博士說，勞工陣線中正式工人的每星期平均收入是6.95美元。德國統計局的數字是全部德國工人的平均收入為每星期6.29美元。
雖然有幾百萬人獲得了職業，但是全部德國工人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卻從蕭條的1932年的56.9％減少到繁榮的1938年的53.6％。同時，資本和企業的收入卻從占國民收入的17.4％增加到26.6％。固然，由於就業人數大大增加，工資和薪水的全部收入從250 億馬克增加到420 億馬克，增加了66％。但是，資本和企業的收入增加得還要多得多，達146 ％。在希特勒下面的所有第三帝國的宣傳家們，都慣於在公開演說中痛低資產階級和資本家，並宣稱他們自己同情工人。但是，對官方的統計數字作一番較為清醒的研究——或許沒有什麼德國人願意傷這種腦筋——就可看出，從納粹的政策中獲得好處最多的是受到痛罵的資本家，而不是工人。
最後，德國工人的凈得工資減少了。除了很高的所得稅，對疾病、失業和殘廢保險的強迫扣款和勞工陣線會費以外，體力勞動者，像納粹德國的其他任何人一樣，還經常受到壓力要對納粹黨的各種各樣的慈善事業作愈來愈大的捐獻，這種慈善事業中主要的是Ｗｉｎｔｅｒｈｉｌｆｅ（冬賑）。許多工人由於不對冬賑捐款，或者捐款的數目被當局認為太少，而丟了飯碗。一個勞工法庭同意這樣立即開除工人，它說，這種不肯捐款的行為是「敵視人民社會？？
要受到最強烈譴責的行為」。據估計，在30年代中期，賦稅和捐獻佔去了一個工人工資總額的15％到35％。每星期6.95元的收入去掉了這樣一個比例，就剩不了好多用來支付房租、準備伙食、添置衣著和作娛樂活動了。
像中古時代的農奴一樣，希特勒德國的工人發現他們愈來愈被束縛在勞工的地位上，雖然在這裡束縛住他們的不是僱主而是國家。我們已經看到第三帝國的農民如何被農場繼承法束縛在他的土地上。同樣，農業工人也被法律束縛在土地上而不準離開農村到城市裡去工作。實際上，必須說，這是唯一沒有人遵守的納粹法律；因為在1933年和1939年之間，有100 多萬（130 萬）農[265] 業工人改行到工商業部門工作。但是對工業工人來說，這種法律卻是貫徹了的。以1934年5 月15日的法律為始，各種各樣的政府法令嚴厲禁止工人自由調換工作。在1935年6 月以後，國家就業管理處獨攬職業介紹工作；可以僱用誰擔任什麼工作和在哪裡工作，都得由它們來決定。
1935年2 月實行了「工作簿」制度，於是一個工人若是沒有工作簿就不能就業。工作簿里記載著他的技能和就業情況。工作簿不僅使國家和僱主對國內每個僱員的情況獲得最新材料，而且被用來限制工人不能擅自離職。如果他希望離職去找別的工作，他的僱主可以扣住他的工作簿，這就意味著他不能合法地在別處受雇。最後，在1938年6 月22日，四年計劃辦公室發出了一項特別法令，實行強迫徵募工人制度。每個德國人都有義務做國家指定他去做的工作。工人沒有充分的理由而擅離工作崗位的，要被罰款和服徒刑。
顯然，這種做法有它的另外一面。這樣被征的工人，他的僱主不經政府就業管理處的同意就無法將他解僱。他得到了鐵飯碗，這是他在共和國時所享受不到的。
工資低得只能勉強糊口，控制又嚴得毫無自由活動之餘地，德國的工人，像羅馬的無產者一樣，由他們的統治者提供娛樂來轉移他們對困苦處境的注意。萊伊博士有一次解釋道，「我們必須把群眾的注意力從物質方面轉移到精神方面。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比滿足他們的肚皮更為重要」。
因此，他就搞了一個叫做「Ｋｒａｆｔ ｄｕｒｃｈ Ｆｒｅｕｄｅ」（「通過歡樂獲得力量」）的組織。它所提供的東西，我們只能稱之為管制化的娛樂。在20世紀的一個極權獨裁政體中，或許像以前的這種政體一樣，不僅有必要控制一個人的工作時間，還必須控制他的閑暇時間。這就是「通過歡樂獲得力量」所做的事情。在納粹黨當政以前，德國有成千上萬個俱樂部，從事於從下棋、踢足球到觀賞飛禽的各種娛樂活動，在納粹統治下，除了在「通過歡樂獲得力量」的控制和指導下的組織以外，不准許其他有組織的社交性團體、運動團體和娛樂團體進行活動。
那麼 本題中許多答案津津樂道的農村土地改革是怎麼回事？
當希特勒在1933年當政的時候，德國農民，像大多數國家的農民一樣，正陷於絕境之中。據《法蘭克福日報》上的一個作者說，他們的處境比為禍甚烈的1524年到1525年農民戰爭蹂躪德國土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壞。1932—1933年度的農業收入降到了新的低點，比戰後最壞的1924—1925年度還要少10億馬克。農民們所負的債務達到120 億馬克，差不多全部是在近8 年中拖欠的。這些債務的利息約佔全部農業收入的14％，此外還有相當沉重的賦稅和對各種社會服務的捐款負擔。
希特勒在當政伊始警告說，「我的黨員同志們，你們要明白一件事情：德國農民只有一個機會，也是最後一個機會了」。在1933[257] 年10月，他說，「德國農民的毀滅就將是德國人民的毀滅」。
多年來，納粹黨一直在為取得農民的支持下功夫。「不可變更」的黨綱第十七條向他們提出的諾言是，將進行「土地改革？？頒布無償沒收土地用於公共目的的法律；取消農業貸款的利息，防止一切土地方面的投機」，像這個綱領的其他大部分項目一樣，向農民提出的這些諾言也沒有兌現，只有最後一點防止土地投機除外。在1938年，納粹統治了5 年之後，土地分配仍然是比西方任何國家還要不均衡。在那一年的官方《統計年鑒》中公布的數字表明，250 萬戶最小農戶所有的全部土地，比為數只佔1 ％的最大農戶的土地還要少。納粹獨裁政權，像共和國的歷屆社會黨一資產階級政府一樣，不敢去分座落在易北河以東的容克地主們的龐大的封建莊園。
雖然如此，納粹政權卻的確開始實行過一個全面的新農業計劃，輔之以很多大談其「Ｂｌｕｔ ｕｎｄ Ｂｏｄｅｎ」（「血統和土地」）以及農民是社會中堅和第三帝國的主要希望的動聽宣傳。為了實現這個新計劃，希特勒任命了瓦爾特·達里來負責。達里是納粹黨里為數極少的那些雖然信奉大部分納粹神話卻對本行極為精通的領袖之一。他是一個受過相當專業訓練的傑出的農業專家，曾在普魯士農業部和全國政府農業部里工作過。他兩次都因跟上級不合而被迫離職，在1929年退隱到他在萊因蘭的家裡，寫了一本叫做《農民是北歐人種生命的源泉》的書，這樣一個書名是必然會引起納粹黨人的注意的。
魯道夫·赫斯把達里引見給希特勒，後者對他產生了很好的印象，就委託他為黨擬定一個適當的農業計劃。
休根堡在1933年6 月去職後，達里就當了糧食與農業部長。到了9 月，他已把他的改造德國農業的計劃準備就緒。在那一個月里，頒布了兩項基本法律，把整個生產和銷售的結構重新組織過，目的是為了確保農民獲得較高的價格，同時使德國農民處於一種新的地位——說來矛盾，辦法是使他們重新處於一種非常古老的地位：像封建時代一樣，土地是限定繼承的，農民和每代的繼承者被迫永久附屬於他們的那一片土地（如果他們是亞利安德國人的話）。
1933年9 月29日的農場繼承法，是一種把農民推回到中古時期去而又保護他們在現代貨幣時代不受欺弄的混合物。凡是佔地308 英畝（合125 公頃）足以使一個家庭衣食溫飽的田地，一概被宣稱為受到古代的限定繼承法約束的世襲地產。它們不得出售、分割、抵押或者因債務無力清償而沒收。
在所有主死後，它們必須按當地的習慣傳給長子或者幼子，或者傳給最近的男性親屬。繼承人有義務照顧兄弟姊妹們的生活和教育，直到他們成年。[258] 只有一個能夠證明他的血液的純潔性可以一直回溯到1800年的亞利安德國人，才能擁有這樣一片田地。這項法律規定，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獲得農民的「光榮稱號」。如果他違反「農民慣例」，或者因為沒有能力或其他原因而不再積極耕作的時候，他就喪失了這個稱號。這樣，負債纍纍的德國農民在第三帝國的開始時期得以不致因債務無力清償而喪失土地，或者眼看著他的土地逐漸減少（因為沒有必要出賣部分土地來償債），但是在同時，他就像封建時代的農奴那樣不可改變地被限定在這塊田地上。
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每一個方面，都受到德國糧食局的嚴格管理。這是達里根據1933年9 月13日的一項法律而設立的一個龐大的組織；對農業生產、銷售和加工處理的每一個可以想得到的方面都有權管理。達里以全國農民工作領袖的資格親自擔任這個組織的領導。這個組織的主要目的有兩個：使農民獲得穩定而有利的價格和使德國糧食自足。
它取得了多大的成功？農民很久以來一直覺得自己在一個似乎只以企業界和勞工界的利益為懷的國家裡被忽視了，如今一旦發現受到很大的注意並被稱為民族英雄和光榮公民，在開始的時候，當然是感到得意的。達里又任意把農產品價格定在一個有利可圖的水準上，而使農民得到較前為高的收入，這就使他們更加高興了。在納粹統治的頭兩年中，農產品批發價格上漲了20％（蔬菜、乳製品和牲畜還要漲得多上些），但是這種好處由於農民必需購買的東西的價格，尤其是機械和肥料的價格的同樣上漲而抵銷了一部分。
至於糧食自足，這是納粹領袖認為必要的事情，因為他們已經在策劃戰爭，這在下文將要談到。但是這個目標永遠沒有達到，而且把德國這樣的土地質量和數量跟它的人口聯繫起來看，這也是永遠不可能達到的，儘管納粹在大肆宣傳「生產戰鬥」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這個國家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達到83％的自足。只是在征服了外國領土後，德國人才有足夠的糧食來使他們能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支撐得那麼久。
能回答題主的大部分內容我摘抄上來，我想說的是，元首是個徹頭徹尾的騙子和畜生，是個戰爭販子和獨裁恐怖主義者，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為納粹喊魂，去當元首的粉絲
最後，呼籲支持我的妹子贊我一票，哥哥找這些文字可費心了~~~~~~
建議題主閱讀《狂熱分子：碼頭工人哲學家的沉思錄》
節選幾段
希望可以讓人不顧一切地行動。也可以訓練和培養人的耐
性。差別就在於它是一個短程的希望還是遠程的希望。
一個興起中的群眾運動會傳揚短程的希望，其目的是誘發追
隨者行動的激情。而最能煽動人們行動激情的，就是宣傳一個近
在咫尺的希望。基督宗教初興時宣傳世界末日即將來臨，天國近
在咫尺；穆罕默德把劫掠而來的戰利品懸在信徒面前；雅各賓黨
人應許立刻兌現的自由與平等；早期的布爾什維克許諾麵包與土
地；希特勒許諾立刻撕毀《凡爾賽和約》以及讓人人都有工作。然
後，當一個運動已經得勢，它就會轉而強調一些遠程的希望——
一些夢想與願景。對一個得勢的群眾運動而言，它的首要關心是
維持現狀，所以它會鼓勵順從與耐性，教他的追隨者一個道理：
「若盼望那看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
所有的建制化群眾運動都有它的遠程希望和特有麻醉劑，用
以緩和群眾的急躁，使他們各安天命。斯大林主義就像所有的建
制化宗教一樣，是一種人民的鴉片。
在所有團結的催化劑中，最容易運用和理解的一項，就是仇
恨。仇恨可以把人從他的自我快速捲走，使他忘記自己的幸福和
前途，不去妒忌他人也不會只顧自己。他會變成一顆匿名的粒
子，渴望跟同類匯聚融合，形成一個發光發熱的集體。海涅說過，
基督宗教的愛所無能為力的事，可以靠一種共同的仇恨去做到。
群眾運動不需要相信有上帝，一樣可以興起和傳播，但它卻
不能不相信有魔鬼。通常，一個群眾運動的強度跟這個魔鬼的具
體性與鮮明度成正比。希特勒被問到有沒有考慮過要把猶太人
全部消滅時，他回答說：「沒有……那樣我們勢必得另外創造一個
猶太人。要緊的是有一個具體的敵人，而不僅是一個抽象的敵
人。」1932年，有一個日本使團造訪柏林，研究納粹運動。當福
格特(F．A．VoigL)問其中一個成員對納粹運動有何觀感時，對方
回答說：「真是了不起。但願我們在日本也能有類似的運動，只是
我們做不到，因為日本並沒有猶太人。」那些精明得知道該怎樣
發動或推進一個群眾運動的人，除了知道該提出何種主義綱領以
外，還懂得怎樣挑選一個敵人。克里姆林宮的理論家顯然就是個
中高手；他們不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就選定民主的西方（特別
是美國）作為敵人。由此看來，不管西方釋出多大的善意和作出
多大的退讓，克里姆林官都不會減低其中傷西方的分貝和言語激
烈程度。
一如最理想的神應該只有一個，最理想的魔鬼也應該只有一
個。希特勒讓我們見識到，一個精明領袖的天分之一是懂得把所
有的恨意集中在單一敵人身上，使得「即使是彼此差距很大的敵
對陣營，看起來也是屬於同一個範疇」。當希特勒選定猶太人當
魔鬼以後，就把德國以外的幾乎所有地區的人都說成是猶太人，
不然就是為猶太人賣命的人。「英國的背後站著猶太人，法國和
美國的背後也是如此。」斯大林選魔鬼的時候，奉行的也是一神
教的原則。他從前挑選的魔鬼是法西斯主義者，現在則是美國的
有錢人。
另外，一如最理想的神應該是無所不能和無所不在，最理想
的魔鬼也是如此。當希特勒被問到他會不會太誇大猶太人的重
要性時，他回答說：「不會，不會，絕對不會！……作為敵人，猶太
人的可怕再怎麼誇大也不為過。」 不管一個群眾運動內部碰到什
么樣的困難和挫折，都會被說成是這個魔鬼搞的鬼，而每一趟勝
利，都會被說成是對魔鬼陰謀的粉碎。最後，一個理想的魔鬼還應該是個外國人。為了讓國內的敵人
夠資格當魔鬼，必須把他說成有外國血統。希特勒要給德國猶太人
貼上外國人標籤當然一點不難。俄國革命的煽動者強調俄國貴族
具有外國血統（瓦蘭吉人、韃靼人和西方人的血統）。在法國大革
命時期，貴族被認為是「野蠻的日耳曼人的後裔，而法國平民則是
文明的高盧人和羅馬人的後裔」。在清教徒革命時期，王黨「被
貼上『諾曼人』的標籤，被說成是一群外國侵略者的後裔」
看看中國台灣民進黨的發跡之路，你就理解了所以然。
看了這麼多答案，沒有一個答案提到德國電影《浪潮》
個人覺得德國電影《浪潮》可以從某個角度解答題主的這個問題
以下是引用，有耐心的可以看看，沒耐心的可以去看看電影。
《浪潮》的故事改編自發生在美國的真實事件，1967年4月，加州帕洛阿爾托市庫柏萊高中的歷史老師羅恩?瓊斯為了讓學生們親身體會到納粹極權運動的恐怖，他大膽的設計了一個實驗，讓學生們模仿納粹黨徒，在班裡發起了一個微型的極權運動，沒想到幾天之後，就有越來越多的學生加入其中，大家逐漸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極權狂熱中，瓊斯的班級簡直成了一個微型的納粹「飛地」，直到最後瓊斯給學生們播放記錄納粹暴行的圖片，驚愕的學生們才戛然而止。這個別具一格的社會學實驗驚世駭俗的證實了極權主義與普通人生活之間的某種必然關係，2008年，年輕的德國導演丹尼斯?甘賽爾將其改編成電影《浪潮》搬上了銀幕，除了把地點從美國換到德國以外，基本上保持了整個事件的真實性（當然結尾與真實情形大相徑庭）。此片一出，立即受到無數影迷追捧。甘賽爾素來以探討政治體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為長，2004年他就推出過《希特勒的男孩》，此番重操熟悉的題材，在表現力上也是更上一層樓。
《浪潮》一片在六天內講述了一場名為「浪潮」的微型極權主義運動從遊戲般的開場、到野火般迅速蔓延、再到不可名狀的狂熱、直到最後死的死、抓的抓，落得慘淡收場的全過程——好在這只是一個德國高中里的課程教改實驗，使得觀眾們得以較為從容的全盤審視之。不過管中窺豹也能以小見大，整個《浪潮》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縮微樣本，生動的說明了極權主義運動的淵藪及其特性。一、意識形態特性
《浪潮》有一個百無聊賴的發端：老師文格爾教了不想教的課，學生們聽得乏味，老師教得更沉悶，於是文格爾才想出了這麼個點子來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當故事剛剛開始的時候，「浪潮」運動還未成型，談不上什麼像樣的理念甚至綱領，但是隨著運動的發展，學生們越來越沉迷其中，而那種對普通學生的吸引力，已經越來越具有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特點。當然，《浪潮》中的主人公只是中學生，當他們談論為何會加入「浪潮」運動時，往往會把與家庭的疏離、對現實生活的厭倦聯繫起來——關於後者，觀眾們不難注意到有一場在酒吧里談話的戲，當學生們聊到「谷歌上被搜索最多的是帕麗思?希爾頓」時，他們對整個當代社會的「墮落」和不滿溢於言表。
於是乎，「浪潮」成為孩子們的庇護所。其實從哲學上講，絕大多數人都有拒斥偶然、追求某種終極萬能解釋規律的傾向。因為人們往往無法獨力面對這個黑暗、荒誕的世界，所以，對於普通人來說，「他們生來傾向於各種意識形態，因為他們將事實解釋為只是一般規律的一個具體例子，否定事物的巧合，發明了一種適應一切的萬能解釋，假設它是一切偶然事物的根本。」【1】孩子們或許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他們的表現卻生動的說明了他們對於萬能意識形態的趨向——這簡直是生物本能式的反應。當然，「浪潮」畢竟不是一個完整的極權主義運動，所以內中的意識形態特性還處於原始的萌芽階段，但這種萌芽階段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已然爆發出對個中成員洗腦式全方位操控的致命能量。
學生們對於「浪潮」的反應並不相同，有人不屑，有人退出，有人加入，有人反對，也有人死心塌地的為「浪潮」迷狂。以蒂姆為例，這為可憐的男孩最後坦誠「浪潮」就是他的生命（他也為此搭上了性命）。片中對蒂姆的背景未多做交待，我們倒是可以看出他的家庭不是很幸福——當他在飯桌上高談「浪潮」的「偉大魅力」時，他的父母甚至都沒打算認真聽下去（不幸的是，這似乎是當今家庭中代際交流的常態）。當然通過同學們的對話我們可以推測出蒂姆有些精神不穩定：偷拍女生照片、私藏槍支、謊稱與別人的家人關係等等，而他通宵在文格爾老師家門外守候，更是令人有些不寒而慄。其實這些戲分就表明了蒂姆的弱勢處境，如果把全班看成一個小社會的話，蒂姆無疑處於最底層，他的生活中缺少最基本的關愛（例如經常被小混混欺侮）。由是，我們就不難理解蒂姆最後的瘋狂了，那些在觀眾眼裡侮辱常識的無稽之談，在蒂姆心中卻是金科玉律——蒂姆沒辦法，只有在這種（被他想像出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神話中，他才能找到起碼的自尊，而他最後的虛妄「犧牲」也成就了他對這種意識形態的完美臣服——對蒂姆來說，常識已經失效了。如果將「浪潮」鏡像般放大對照於整個社會，蒂姆無疑是那些遭受社會不公、個人基本權益無法伸張的弱勢群體群眾的縮影，對於這些弱勢群體群眾來說，「他們在精神上和社會上無家可歸的情況下，就無法以一定的尺度來深刻洞悉任意性與計劃性、偶然性與必然性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或者面對混亂的發展和完全任意性的衰落，或者服從於最嚴格的、異想天開的意識形態虛構的一致性，群眾可能永遠只會選擇後者，隨時以犧牲個人來作為代價——這並不因為他們愚蠢或邪惡，而是因為在總體的災難中，這種逃避至少給予他們一種最低限度的自尊。」【2】也就是說，人性中本來就有對意識形態的趨向，在蒂姆這又被他所遭遇的種種不幸給放大了，二者相結合，便有了蒂姆對極權主義「浪潮」的迷狂。
值得注意的是，蒂姆在「浪潮」實驗中只是極少數，但在一個整體不公、而且這種不公還在日益擴大的社會裡，蒂姆代表的就是千千萬萬的普通群眾了。二、組織特性
短短一個星期內，「浪潮」當然不可能發展成完整的極權主義組織，不過從影片的內容來看，「浪潮」已然呈現出某些明顯的極權主義組織特性。總的來說，「浪潮」還不是極權主義運動的核心政黨類組織（精英組織），而是類似於某種「前鋒組織」（例如納粹的衝鋒隊和希特勒青年團）的類型。如果我們把文格爾老師看作是「浪潮」運動的極權主義獨裁領袖，蒂姆、或許還有最後揪著馬爾科上台的那幾位同學可以算作是運動的核心成員，那絕大多數「浪潮」的參與者其實都只是同情「浪潮」或者被其神秘魅力吸引的「前鋒組織」的成員。
孩子們其實都是以很私人的理由加入「浪潮」的，有些女孩可能是為了看帥哥，而卡蘿的弟弟則是為了耍酷——當他守在門口阻止非「浪潮」成員進入時，他顯得那麼的趾高氣揚。不過我們決不能小看這些前鋒組織成員的作用，「前鋒組織環圍著運動成員，像一堵保護牆，將他們和外部的正常世界隔開；同時，它們又組成一道返回正常狀態的橋樑，若非如此，運動成員在掌權之前的階段就會覺得，他們的信仰和那些普通人之間、自己的虛構謊言和正常世界之間，差異太大。」【3】所以說，正是「浪潮」突出的前鋒組織特性，蒂姆這些核心成員才會在極權主義的溫室里茁壯成長——蒂姆們建立了「浪潮」，然後又被「浪潮」裹脅並被與外部正常世界隔離開來（事實證明，互聯網並不是總能起到有效溝通作用的）。當然，對於極權主義運動來說，一個獨裁的領袖不可或缺，「領袖處於運動的中心，是使整個運動運行不息的發動機。」【4】但是在片中我們可以看到，作為「浪潮」的發起者和領袖，文格爾老師其實有點遊離於運動之外——他一開始純粹把這看成了一場課堂教學遊戲，沒有太過認真，只是後來發現事有蹊蹺，才現身制止。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說，文格爾的態度客觀上也符合了他作為「浪潮」的神秘領袖的氣質——極權主義的獨裁領袖總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籠罩在神秘主義的光環中。而蒂姆主動找到文格爾要做他的保鏢，更是凸現了領袖處於運動中心的重要性——我們完全可以想像出這樣一個眾星拱月式的極權主義組織層級，不過我們也得慶幸文格爾一言九鼎的獨裁權力，若不是他的正常，整個「浪潮」不知要瘋狂到何時為止。
「浪潮」的另一個特點則是與黑社會的趨同，事實上，極權主義運動曾被稱為「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會社」【5】。而在片中也多次出現了「浪潮」與黑幫對峙的場面：一開始是蒂姆被小流氓欺侮，「浪潮」成員前去解救，到了後來黑幫份子前來尋仇，「浪潮」卻已經有了異乎尋常的凝聚力——當蒂姆拿出模擬槍時，曾經不可一世的黑幫落荒而逃——此時的「浪潮」在黑幫的眼裡已經幻化成另一個新近成立的狂熱到不可理喻的黑社會組織了。而另一個有趣的細節是，黑幫們往往黑衣黑褲，身上雕龍畫鳳；而「浪潮」則是以白襯衣為制服，而且沒有紋身的要求——這種看起來清爽無害的外型卻成為了比黑幫更恐怖的溫床。
極權主義秘密會社喪心病狂的敵視它的外部世界，「政黨和一般的公開社團只認為那些公開反對它們的人是敵人，而秘密會社的原則一向是『凡是不公開表明歸屬的人都應排除在外』。」【6】所以，我們看到片中的錫南半開玩笑的說買來的冰淇淋只給「浪潮」的成員吃時，其實就暗合了這種組織特性。同時，影片也清晰的描述了「浪潮」樹立「敵人」的發展過程：當文格爾老師的「浪潮」動議一開始效果不佳時，他號召全班同學一起踏步，並聲稱「要樓下學習無政府主義課程的班級吃灰」時，得到了學生們最熱烈的一致歡呼——顯然，文格爾巧妙的樹立起了一個「敵人」，正是這個「敵人」的存在給「浪潮」運動結結實實的打了一針雞血。而隨著運動的發展，「敵人」的範圍迅速擴展，越來越符合極權主義運動普遍敵視外界的特點。
「浪潮」的標誌也成了片中的另外一場重頭戲，當孩子們滿大街塗鴉「浪潮」標誌時，他們獲得了極大的快感，殊不知，這也是極權主義運動的典型特徵之一。一方面，極權主義和黑幫一樣都是非常重視儀式的，「秘密會社與極權主義運動之間最吸引人的相同點是儀式的作用。在這一方面，莫斯科紅場上的遊行在性質上與紐倫堡的慶祝政黨生日的盛大禮節完全一樣。在納粹儀式的中心是一面所謂『鮮血的旗幟』，布爾什維克儀式的中心是列寧的遺體，兩者都在儀式中注入崇拜偶像這一強有力的因素。」【7】由此我們就不難理解，「浪潮」的揮手禮構成了這場微型極權主義運動儀式化重要的組成部分，當「浪潮」的成員們山呼海嘯著一同將右手在胸前擺出柔和曲線時，傳達出的意味卻是沾染著血腥氣的強硬。不過「浪潮」的偶像總是缺席——好男人文格爾老師一下班就迫不及待的回家陪老婆，於是，另一個規律起作用了——「『偶像』只是一種組織手段，在秘密會社中常用，也常用於以可怕的、令人恐懼的象徵物來威嚇其成員保守秘密。」【8】——當「浪潮」需要一個作為偶像替身的象徵物時，蒂姆設計那個的抽象標記就起到了這個作用。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蒂姆冒著生命危險要把「浪潮」的標誌塗抹到一棟未完工的大樓外部（雖然從生活邏輯上講這有點不合常理）——此舉標誌著「浪潮」的象徵物威嚇作用達到了頂點。而另一個有趣的細節是，雖然蒂姆總是在「浪潮」的標誌旁加上一兩把手槍，但真正被「浪潮」成員廣泛接受並傳播的標誌卻只是一個抽象的海浪圖形，看來，這種「象徵物的威嚇」無須直觀的圖形聯想即可達成作用。三、策略特性
「浪潮」是一場實驗（幸虧這只是一場實驗），整個過程基本上處在文格爾老師的全面控制下（雖然為了增強戲劇性甘賽爾修改了結尾），不肖說，這個實驗的結果就是使得善良天真的同學們一步步邁入邪惡的深淵，當蒂姆舉槍自殺、馬爾科被眾人揪斗的一幕出現時，「浪潮」的邪惡被渲染到了最高潮。於是，觀眾們似乎看到了一場經過精心設計的誘人作惡的騙局、一個被看似毫無危險的小遊戲包裹起來的陷阱——在這場騙局中，某種巧妙的策略被順利的實施，然後將孩子們一個個「請」入了圈套。
誘善人作惡需要高明的策略，在總結關於權威服從的心理學實驗時，社會心理學家津巴多指出，權威（極權主義）引誘普通人作惡需要以下十個特點或者條件：
（1）營造束縛性的契約關係。在現實世界中，契約形式便是入組織的宣誓、保證服從上級，等等；
（2）設計「有意義」的角色。通常這一角色具有某種先入為主的正麵價值和自然行為模式；
（3）制定保證服從的基本規則：試驗規則或者組織紀律；
（4）裝飾起冠冕堂皇的說辭；
（5）預留推卸責任的後路。在現實世界裡，上級說了算，群眾緊跟就是正確；
（6）誘人步步陷入；
（7）加害程度逐漸加強，不知不覺地一點一點增加；
（8）悄悄從「正」轉「邪」；
（9）高築有進無退的門檻，不讓參與者有退出的機會；
（10）強調宏大的高尚理想。【9】
對照津巴多總結，我們不難發現，整個「浪潮」運動完全符合以上的策略特性。津巴多先生提的這十條略有一些重複，我們合併一下同類項，（6）（7）（8）全是「溫水煮青蛙」式的蠶食策略；（1）（3）（9）是營造剛性的退出障礙；（2）（4）（5）（10）則都是在心理意識形態的層面打開極權主義的缺口。這三大特性無疑也在「浪潮」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當然有一些特性是通過別的方式呈現的：例如（9）本是不存在的，但是某些成員卻臆想出了這種門檻——蒂姆之死是最好的明證；（2）（5）則是由文格爾老師的天然身份所承擔起來；（10）無疑是被學生們對家庭的疏離和對社會的厭惡所建構的。但不管怎麼說，津巴多總結的這十條策略切切實實的貫穿於「浪潮」中，文格爾無意間也成了經由這些策略一手導致校園慘案的罪魁禍首。四、個體特性
一個個普通的德國蘿莉和正太，怎麼好好的就成了極權主義的惡魔？這個問題直指極權主義研究的中心環節。針對這類問題，社會心理學家斯泰納曾經提出過一個「沉睡者」的概念，來指代正常情況下蟄伏，但有時卻被喚醒的殘酷的潛能。斯泰納進一步指出：「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的人都是沉睡者，以至於他們都有一種在特殊條件下能被觸發的暴力潛能。」【10】基於此我們可以做出判斷：文格爾的班級里全是一群「沉睡者」，他們的暴力潛能被「浪潮」所喚醒，導致他們一步步滑入惡的深淵（好在最後有「領袖」的懸崖勒馬）。
這個概念或許會令我們有些沮喪，不過面對人性中本來的「邪惡」就是面對這個荒誕、無常的世界的一部分。唐僧西天取經後在河裡打翻了經書，後來放於大石頭上晒乾後取下，結果發現經書破損，唐僧一時心急如焚，不過孫悟空卻轉轉眼睛告訴師傅：天地原本殘缺不全，這記載天地真義的經書，自然也應是殘缺不全的。聽聞這話，唐僧很快轉怒為喜。孫猴子這話看似簡單，卻說出了存在主義哲學家們皓首窮經一輩子才悟出的道理。不過說來容易做來難，當我們在現實中一次次傷心失望以致有些絕望的時候，殊不知已經在心中給「惡」留下了一席之地。一旦社會動蕩，有野心家利用之，極權主義的災難很快就會席捲而來。人是「沉睡者」，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無能為力，事實上，即使在最黑暗的極權主義作惡之時，總有一些人，他們身體中被喚醒的不是惡，而是善——正是有這些獨力面對黑暗極權，勇敢而又清醒的抵抗的人們的出現，「沉睡者」這個概念才有意義——如果人人都是「沉睡者」，都是極權主義罪惡的天然同盟，那「沉睡者」這個概念也就泛化到沒有特殊指代可言了（從這個意義上講，超驗的道德似乎成了極權主義社會中正義之士唯一可以依靠的基石，也正因為此，雅斯貝爾斯才會說「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是一座監牢……牢門一旦關閉，從內部打破監牢便不再可能」【11】）。
《浪潮》中的卡蘿就是一個「抵抗者」的代表，當周圍的同學、甚至自己的弟弟都逐漸被「浪潮」捲入其中時，卡蘿始終保持著難得的清醒——當然卡蘿也耍過小孩子脾氣，譬如她對舞台劇排練的曠工。不過卡蘿始終沒有放棄，她開始個人印製反「浪潮」的傳單在校園裡散發（看到卡蘿一個人的身影在漆黑的校園裡小心翼翼的穿梭時，我們很容易聯想起「白玫瑰小組」）。卡蘿的努力不是沒有作用的，她起碼讓自己的男友馬爾科意識到了事情的荒謬與嚴重性，而清醒的馬爾科找到文格爾老師，才促使文格爾下決心結束這一切——當然，不得不指出另一個令我們有些沮喪的事實：如果不是有個正常的「領袖」，「抵抗者」們的努力基本上是徒勞的。不過當極權主義的幽靈還沒有翻雲覆雨時，「沉睡者」概念卻可以時時刻刻的提醒我們：為自由民主之善——儘管它看起來有那麼多缺點，切莫為極權主義之惡——儘管它表面看起來如此的輝煌美好。
必須讓我們體內的「沉睡者」永遠沉睡下去，這樣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我們體內被喚醒的究竟是善還是惡，而這種無知卻是我們的大幸。五、文化特性
極權主義「浪潮」的文化特性就是：沒有文化特性——這是針對「文化決定論」（特殊的文化造就了特殊的極權主義運動）來說的。《浪潮》的故事原型本就是對「文化決定論」最有力的反詰——很多人原本以為只有反猶傳統深厚（事實上德國並不是歐洲反猶最激烈的國度）而且飽蘸著容克軍國主義氛圍的德國才會醞釀出納粹的極權主義暴行，但瓊斯的實驗卻讓我們口瞪目呆——一旦制度允許，再加上有人鼓動，極權主義運動會在每一個地方迅速成型。而甘賽爾在影片里也有意無意的凸現了對「文化決定論」的反駁：《浪潮》一再渲染的是文格爾班級里孩子們的普通生活，他們泡妞、聽搖滾樂、泡吧，跟一般的當代城市年輕人沒什麼區別；而且這些孩子們總在討論「全球化」概念（這一概念也成了「浪潮」升溫的催化劑），實際上觀眾們也可以得到暗示：這是一群在全球化時代長大的孩子，他們沒有特殊性，也並沒有特殊的文化造就特殊的他們——事實上，在全球化日隆的今天，全球青年亞文化的同質性也益發明顯，一個柏林的高中生和一個上海的高中生可能從穿著到喜好上都如出一轍：牛仔褲、T恤衫、可口可樂、互聯網、奧斯卡、MTV、NBA……再沒有比用「特殊文化」來硬性的區分時下的年輕人更荒謬的事了。
所以，當蒂姆燒掉自己的阿迪達斯運動衫時，他不是在告別某種「德國文化」或者「西方文化」，而是向正常的社會告別——甘賽爾從隆隆火焰後拍攝蒂姆的迷離眼神，不禁使人想起納粹的焚書事件。當然我不是說沒有地域文化的區別，只是這種區別微弱到不足以構成造成極權主義的決定性因素——即使有不同的文化，美國的實驗和德國的歷史其實已經證明了整個西方世界都有這種極權主義的危險（東方還需要證明嗎？），所以「文化決定論」實際上已經失效了。
此外，「文化決定論」還不得不面對一個時間性上的尷尬悖論：如果要證明陷入極權主義狂熱的某一代人是被特殊的文化所造就的，從邏輯上還必須得證明這一代人的文化與他們的上一代和下一代都截然不同，而對綿延存續的人類文化來說，這顯然不可能。
至於所謂的「國情論」，其實也是「文化決定論」的另一種翻版。不過對中國（大陸）知識界而言，「文化決定論」似乎從上世紀90年代到現在一直在包治百病。一方面有言說空間的問題，知識分子扎堆到「文化」裡頭講話比較安全；另一方面，這也與中國（大陸）人文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有關：「文人的思維特徵是瞧不起工匠式的技術思維，有問題喜歡向上走，走向雲端，引出一個統攝一切的本源，然後再俯瞰下來，向下作哲學的批判或文學的抒情……文人傳統過甚，又喜歡追尋萬物一源，這個『一源』定位在文人所熟悉的事物上，總得與『文』有緣，這樣就容易把他們從大學中文系學得的文化評論（多半是文藝評論），以及由此形成的抒情訓練就統統派上了用場」【12】。也就是說，一旦談到「文化評論」，凡事都變得比較好忽悠了——儘管這種忽悠除了製造廉價的口水文字和批發職稱與學位以外毫無用處（不過我也由此得出一個有點可怖的結論：拋開這幫文人與權力間「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先天從屬關係不談，單單按照前述關於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特性分析，他們已經似乎是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天然吹鼓手，因為文人們身上那種「發明了一種適應一切的萬能解釋」的傾向幾乎是為極權主義運動度身定製的——這也能部分的解釋海德格爾與納粹間的心有靈犀吧——當然文人們有意無意推波助瀾的極權主義運動往往也會悲劇性的把他們自己吞噬掉）。
毫無疑問的是，抒情和文藝腔在面對極權主義浪潮時徹底陽痿了，極權主義之惡是個板上釘釘的血淋淋事實，我們必須以實證性的態度來接納它——這裡沒有什麼「文化」的關係，我們應該像掃除害蟲一樣先掃除那幫無聊文人，然後以坦然的、真誠的姿態面對這個世界，面對這個世界的惡。六、小結
《浪潮》構成了一個饒有趣味的社會學政治哲學文本，桎梏的大陸「電影學」研究視野在面對《浪潮》時的無能為力一覽無餘。不過學院里的「電影學」會死，活生生的電影實踐卻是個永動機。放眼世界，《浪潮》的類似主題其實早就被好萊塢選用過——想想《搏擊俱樂部》，是不是改頭換面的中產階級版《浪潮》？而由此我也聯想到，比起《活著》和《藍紙鳶》這類影片來，《陽光燦爛的日子》也許是個內里極為「險惡」的作品，對這個問題，希望有一天那些生活在XXX宰制中的人們可以開誠布公的討論它，而不用再忍受封鎖、刪除、過濾等手段的干擾。
真理越辯越明，如果你們是對的，那你們怕什麼呢？注釋：
【1】【2】【3】【4】【5】【6】【7】【8】（美）漢娜?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三聯書店2008年，第452頁、453頁、469頁、477頁、480頁、481頁、481～482頁、482頁
【9】【11】轉引自徐賁《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第315～316頁、109頁
【10】轉引自（英）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譯林出版社2002年，第219頁
【12】朱學勤《書齋里的革命》，雲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1頁原文地址：《浪潮》：極權主義的起源 (浪潮 影評)
看過大多數答案其實都不中肯，不是黑希特勒，就是腦殘粉，人是有兩面性的，希特勒也不例外，個人看過的一些東西都屬於回憶錄性質的東西，比如《德意志的另一行淚》，《重返二戰德國老兵》比較系統分析希特勒的東西是塞巴斯蒂安·哈夫訥的《解讀希特勒》前兩部作品對一站之後到柏林牆推倒前的德國平民生活做了詳細還原，後者對希特勒的功過做了詳細的剖析，總結起來希特勒能夠如此成功無外乎以下幾點
1改善了一站之後德國民眾的生活
一站之後德國人民是活在水生火熱當中啊，雖然德國社會福利還是能保證不大批大批的餓死人，但是真的也只有不餓死而已，這個時候德國人民急需一個強人來改變現狀，這個時候希特勒通過各方博弈站到了台前通過一系列的改革使得德國民眾擺脫這一困境，可以說這是希特勒能夠得到民眾支持的根本原因。
2創造了戰爭奇蹟
不得不說希特勒還是有戰爭素養的，他參加過一戰，中過毒氣差一點就失明了，而且得過二級鐵十字勳章，所以他應該是知道新武器的威力的，這也是為什麼相對於其他國家德國更加註重軍隊機械化的建設，而一戰之後各國元首對和平的渴望也助長了希特勒，法國蘇聯先後和德國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為了和平法國甚至默認了德國對波蘭的入侵，而蘇聯甚至出兵和德國瓜分了波蘭，這也一定的助長了希特勒，使得他自己，甚至是整個德國都以為元首戰無不勝，而他一系列的戰爭奇蹟直到莫斯科郊外的凜冽寒風才能阻止他的腳步。
3從各方面成為了德國的獨裁者
很難想像希特勒一戰之後是作為一個特務機關辦事人員的角色到各地平息工人運動的，也是在這一時期他通過各種偶然擁有了自己的政黨，並且一步一步走上台前的，值得遺憾的是希特勒遇到的政敵太過「完美」每次都是剛好讓他跨國他們通向更高一級的台階，最後他甚至請到了興登堡來為自己助陣，而他的經濟與軍事奇蹟更加的鞏固了他在德國無可撼動的地位。
4德意志民風使然
二戰之前的德意志是一個渴望獨裁的民族，他們沒有經歷過英法那樣劇烈的革命，所以民主在德國是沒有群眾基礎的，而魏瑪共和國的各種亂象使得德國民眾渴望有一個強人來拯救他們，希特勒利用這一點，通過自己在各方面的表現一點一滴的積累了他在德國人心中捨我其誰的地位。
多是後世君主出於便於統治的目的，在神話宗教領袖。這些教主們，在世時影響力往往遠小於後世。可以想下佛教宗旨，哪些帝王能不樂得大力發展它呢？
個人意見，無史料支持，謝絕轉載複製。
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和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在我看來，本質上都是政教合一的一種統治方式。
以個人崇拜（斯大林有肖像章）、圖騰（希特勒有卐字元）、服裝（德系軍裝/軍靴真得好帥，熱血啊）為信號強化中央意志，以喚醒民眾的狂熱為手段，來達到個人政治和軍事主張的貫徹執行。
宗教信仰為什麼經年不衰，可搜索站內宗教方面的話題看精華貼。
信仰上的需求是合理並且長期存在的，他們順勢應用了這一點，巧妙的和自己的政治主張結合起來，達到「群體暗示」的效果。
《烏合之眾》這本書剖析的挺到位的。
至於為什麼精英團體也會隨之左右，從我國朝代更替，特別是康熙九子奪謫的爭鬥中，可見精英團體更上一層樓或保障團體既得利益的迫切需求：輸了，現有利益受到本質性的破壞，必須站隊啊。
希特勒是如何獲得眾多追隨者的？
性格怪癖陰毒，為何有那麼多追隨者？魅力在哪裡？
希望得到和心理學相關的回答
所以不是希特勒也會是其他人。
每個年代都有這樣的人。
不管希特勒原本是什麼人，那個年代的群眾看到的只是一個被塑造出來的360度無瑕疵的「神」。
這個「造神」的過程，和現代包裝偶像的過程是一樣一樣的。
有了神，才有神使的風光一生，才有神使的財帛美人兒。
到了後期，神本體怎麼樣已經不重要了，甚至神是死的活的都不重要了。
比如「反清復明」那會兒。
追隨神的人，並不等於愛神的人，他們只是需要這面旗幟。
我來聊下希特勒是怎麼通過心理學獲得這麼多追隨者的
印象當中希特勒是法西斯的頭目，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但在他的生平中，他還是一位政治家，軍事家，更讓人意外的是他還是一位心理學家
更讓人吃驚的是，希特勒性格怪癖陰毒，心狠手辣，卻獲得了眾多追隨者，是什麼影響了他們？又是什麼改變了他們？
希特勒催眠般的說服力，源於其對人性深刻認知！
1945年5月，但澤地區納粹黨部領導人弗斯特來柏林求見希特勒。他完全被所面臨的嚴峻形勢擊跨了。他坦白說，有1100輛蘇聯坦克集結在他防守的城市前面，而他只有4輛連汽油都不夠的虎式坦克和他們對抗，決心不再隱瞞，要讓希特勒知道事情的可怕真相。
但讓人吃驚的是，他像完全變了一個人，雖然他心裡知道沒有兵可以調動，當他走出辦公室後，自信的喊著要幹掉蘇聯。
這就像現在的成功學，你現在一無所有，只要你按照我的方法來，你一定會成為比爾蓋茨。
這裡有2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
一是弗斯特知道目前德國軍事力量，國情，為何到最後自信的喊道要幹掉蘇聯
二是希特勒哪裡的自信（45年5月，快接近二戰結束，德國實力已經跟弱了）
這難道是希特勒會催眠？
歷史追溯到希特勒剛加入到德國工人黨（後面的納粹黨），在期間他做了2件事，一是他籌划了黨旗和黨的標誌，黨旗以黑、白、紅三種顏色為底色，標誌是一個卐字，以及後來的特別的示意手勢，二是希特勒又在贊助者的支持下，買下了慕尼黑的《人民觀察家報》，使黨有了自己的機關報。
如果站在心理學，人性角度來看，奠定了他黨政的影響力，人往往會把虛無縹緲的東西寄托在實物上，僧人會把自己的佛性寄託於佛珠上，情侶的愛情會寄托在戒指上.....
本身剛建立的德國工人黨在人們心中還沒有很深的印象，也沒有政黨文化，通過特殊的黨旗，特別的示意手勢，《人民觀察家報》不斷的熏陶下，為希特勒的催眠說服力增加了籌碼。
那麼當時德國人民處於什麼樣的狀態？
1930—1933年期間，經濟危機使社會各階層的矛盾不斷激化，人民群眾對魏瑪共和國政府極為不滿，窮人都吃不上飯，有的餓死在街頭，人在一個沒有安全感的環境下，會非常嚮往以前美好的生活，這時的人們有太多的不確定性，焦慮，未知，會有恐慌感，從而產生不安全信息。
這時人對安全的控制欲及補充心理在人們心中發揮作用了，自發的尋找能控制住這些不確定性的東西來滿足自己的安全需求。
也就是說德國人民開始找新的領導者帶他們進入美好的生活，強烈要求建立一個拯救德意志民族、給社會帶來安定，給人民帶來幸福的新政府。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希特勒一方面為國家社會主義展開更強大的宣傳，對各階層人民不斷做出符合其願望的慷慨許諾。一方面又通過納粹黨的宣傳機器，宣稱該黨不是一個階級政黨，而是「大眾黨」，並重點向中下層的中產階級發動討好攻勢，以爭取得到他們的支持。
承諾「讓德國每一戶人家的餐桌上有牛奶與麵包」，而且他的承諾在納粹德國初期（1938年）已實現了，從而使更多人擁護希特勒。
納粹時期，希特勒像神一般的存在，源於其自我包裝。想像一下，如果你是神，世界上還有什麼人會不信你說的話？我們來看下，希特勒是如何把自己包裝成神的。
希特勒在一無是處的時候，總結了政黨必須與群眾運動結合，必須掌握在群眾中進行宣傳的藝術，否則將一事無成。
慕尼黑的《人民觀察家報》宣傳他的黨政。
他即使是在泛泛而談時，也能引用精練、簡潔的格言，以強化自己的觀點。他以肯定的語氣高談闊論，很容易就能給聽者留下良好的印象
毋庸置疑，一個會自我包裝的人，離神怎麼會遠呢？
很多人覺得如果是惡人，他全身上下都是惡的，這不是正確的打開方式，正確的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我列舉的只是希特勒用人性來影響人的幾個案例，冰山一角，更何況人性是無邊界的。這便是希特勒催眠般說服力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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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因為他切實改變了整個德國社會的生活質量。。。
由此帶來的威望，是他做之後所有事情的決定性基礎。。。
就像中國曾經的某人。。
他們都不是好人，但他們都是當時老百姓的救命恩人。。。你要是有時間，可以去看下《狂熱分子》。
你看看納粹上台前，德國社會超級通貨膨脹造成的無比悲慘的社會現實，你就理解了，就像我們現在就很難理解，為什麼殘暴的tg當年能獲得農民的支持，只要你看看當年廣大農民過得是什麼鬼日子你就明白了，一切都是命啊，那麼苦，即使是一坨屎也好過餓死啊，不是人們腦殘，而是人們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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