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的白銀究竟哪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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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明朝從南美日本灰律賓輸入白銀那麼多年，又沒啥逆差。崇禎沒銀用，李自成進京據說也找不到啥銀子；偏遠邊疆運力缺乏，銀子運不到也就算了，但經濟發達地區如長三角，大運河一帶，這些地方肯定銀子多啊，為何不能從這些水道與華北平原進行流轉呢？究竟海量的白銀是被堵在什麼地方了呢？

更新數據：萬曆六年河南與浙江夏稅的折銀率（最下面）

先說白銀到底哪裡去了，再說為什麼不能流轉到北京。
去向很明確：埋起來了
流不到北京因為：財政制度混亂低效

明代白銀的地位界於貨幣和商品之間，其貨幣職能並不完善，白銀更多是作為大宗貨物與稅收結算的支付手段來使用。其中一小部分被弄成碎銀子，充當小額交易的貨幣替代品。但明代自始至終法定貨幣都是寶鈔和銅錢，白銀作官方貨幣的地位從來沒有被承認過。

明代由於受到元代紙幣政策破產的影響，以及缺銅的天然限制，使得政府最終放棄了金融市場的管理。以至於明代一度退化到了以物易物的狀態。明初發行紙幣，失敗後改鑄銅錢，然而由於銅礦缺乏和官方貿易，使得貨幣供應量難以維繫，除了前期永樂朝鑄幣以外，其後就對貨幣發行撒手不管了。而此時作為貨幣替代品的金銀就開始浮出水面，但由於中國本身貧銀以及明初推行銅錢的政策影響，金銀的使用卻屢被禁止。

明代中期走私貿易大興，商業繁榮喚醒了對貨幣的呼喚，日本和拉美白銀一前一後，大量流入了中國，滿足了對貨幣替代品的需求。但由於白銀不是官方發行的貨幣，而是民間自發使用的貨幣，使得政府對其毫無調控能力。並且其價值波動受海外影響巨大。（直到清代開海後不斷購買日本銅礦鑄幣後才緩解這一狀況）。

明末正值大三角貿易衰落和幕府鎖國。這兩點狀況造成了白銀流入量激減，中國出現銀荒。隨著戰亂的到來，銀價高漲和動蕩的局勢使得白銀持有者趨向財富的避險和保值，使得大量白銀被窖藏囤積，退出了流通領域。然而到了清代，時局平穩之後，白銀又回到了流通領域。

明代的白銀並未憑空消失，中國白銀大量開始外流，要等到鴉片流入和失去關稅自主權以後了。白銀就像魔法一般，被西方人送進來，最後又被西方人拿了出去，讀史至此，不禁悵然。

同時，白銀還有一個有趣的去向，被做成了工藝品。儘管明初到中期，官方禁止貴金屬交易，但是金銀工藝品不在禁例之中，這個空子催生了明代龐大的金銀器手工業。銀子作為財富的象徵成為了裝飾品，當然兵荒馬亂的年月它依舊可以當作通貨使用，金銀器成了保值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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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為何不能流轉到北京。

在稅收折銀不斷普及的明末，要想搞清楚「白銀去哪兒了」的問題，就需要搞清楚「稅收去哪兒了？」的問題。

明末稅收一直面臨兩個困境一是「收不攏「，二是「收不到」。

「收不攏「是因為明代的財政制度存在著嚴重的缺陷。稅收的來源與去向分散而混亂。由於明朝建立之初採取了實物稅為主的賦稅制度，不同計量單位的稅收無法進行匯總，也沒有統一履行中央財政職能的機關，更沒有一個國庫，使得中央缺乏統一調配稅收的能力。

地方地方稅收往往由兩部分組成，起運和存留。起運指的是輸往中央和其他度支地的稅收總和。然而問題在於，基層稅收並非集中在一起統一運往某個中繼點，然後轉運分流到各個地方和部門，一般分為民運，軍運，漕運，等等。而運輸稅收本身也是一種徭役，民運往往由納稅者自己承擔。

簡單地舉例：A地需要軍費，包含軍餉的白銀，軍糧，草料。B地稅收折銀，C地繳納糧食，D地繳納草料。在調配時，B地的白銀會運往太倉，然後撥給A地，而C和D地的草料直接運往A地。實際情況更為複雜。難怪黃仁宇在形容明代稅收時，將其比喻成「注入沼澤的河流，有無數的分叉和支流。」

正是由於這種紛雜的制度存在，朝廷無法有效地調配稅收，不能將稅收用在刀刃上。尤其是為了應對戰爭，需要額外開支的時候，很難從紛繁的收支渠道中歸攏資源，最後只能加派。

而」收不到「稅則是因為明代混亂的貨幣兌換體系。明末的稅收並不僅僅是白銀，而是由白銀和實物稅兩部分組成的。儘管萬曆以來明朝進行了不斷地貨幣改革，不斷縮小實物稅比率，提高稅收的白銀化程度，但是在一個官方沒有能力發行和調控貨幣的國家，進行「折銀納稅「的後果則是災難性的。

以整個明代為基準來看的話，稅收始終是以實物稅為主的。田賦鹽課絹布始終佔據稅收的主流地位，即便在張居正折銀納稅之後，稅收的白銀化比率也不過三成左右，即便到崇禎朝時期，稅收的白銀化程度也不過四成到五成左右。

對於稅負的承擔者：廣大基層農民而言，這種情況造成的結果就是納稅時實物稅與白銀都要上繳。然而造成稅收難以為繼的問題也出現於此，由於缺乏成熟商業和金融市場的明代，稅負白銀化比例的上升，一方面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一方面造成了政府稅收的流失，只有商人從中得利。

對於農民而言，白銀並不是保值品，糧食才是。尤其到了戰亂與災荒的年月，白銀往往很難兌換成糧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為了納稅將糧食兌換成白銀則又要遭受到兩個「匯率」的盤剝，一個是市場的米價，一個是納稅時的折銀比。因為政府的徵稅基準始終是「糧食」，但是卻必須折算為「白銀」結算。而不是直接徵收具體數額的白銀。

另一方面，由於糧長制度的廢除，農民的繳納的稅款不再由糧長匯總後統一折銀，而必須自己兌換白銀，直接繳納給官府，既所謂的「官收官解」。由此一來，過去由糧長承擔的金融風險被轉嫁給了每一個基層農民。

在明末白銀輸入量減少的情況下，出現了「銀貴米賤」的局面。將糧食和布匹兌換成白銀的時候，農民所依照的是商人把控的市場匯率，由於缺乏監管，商人往往會壓低米價，白銀流入減少造成的通貨緊縮更加劇了這種狀況。

白銀在交付官府的時候，其數額依據的是你田地糧食的產量進行折算，既所謂「計畝歸銀」。但問題是這個折銀比往往是和市場上的糧食價格脫鉤的，搞到最後農民要賣出比名義數額高的多糧食才能完納稅款。而繳稅的過程中又充斥著各種貪污，剋扣，盤剝，火耗的問題，最後農民總是承擔著比名義稅率高的多的稅負。

不僅如此，有一個與直覺不同的現象長期存在：明代往往越貧窮的地區稅負折銀的比率越高。而商業越發達交通越便利的地區交的實物稅卻越多。在富庶的江南地區，糧食絲綢產量高、又有漕運之便，作為「正色」的實物稅徵集很容易完成，而偏遠地區往往糧不足額，實物稅部分無法完納的情況下，可以用白銀抵償，同時由於交通又不便，為了方便運輸，更傾向於徵繳白銀。

但悖論在於，越是偏遠地區，越缺乏商業市場，農民兌換白銀的成本越高，其結果就是稅收白銀化程度越高，農民負擔越重，越是貧困地區，造成的賦稅壓力越大。伴隨著銀價越高騰帶來的各種損失，農民最終就把闖王召喚出來了。

官府經歷了這麼多曲折收上來的白銀，再經過幾次折騰以後，又歸於商人之手。官府收到的實物稅中，有一部分也要折銀以節省運輸損失，而將白銀運送到目的地後也需要採購糧食物料（如九邊年例）。結果就必須要通過商人和市場進行買賣。但由於毫無金融調控能力，把持糧食和白銀的地主和商人就可以利用米價和銀價的剪刀差從中套利。最後結局就是，絕大多數白銀沉澱在了他們手裡，怎麼樣也流不進朝廷的府庫中去。

戰亂來臨，商人地主開始藏銀，使得白銀不斷退出流通，結果不僅造成通貨緊縮，而且農民繳稅越來越難，負擔越來越重。同時由於官方貨幣體系失效，稅收渠道失靈，缺錢既沒法依靠增發貨幣解決危機，也無法在稅收體系內拆東補西，剩下的選擇，只有繼續加派稅收一途。由是惡性循環，百姓反了，皇帝死了，藩王亂了，以至滅亡，何其凄慘。然而那些聚攏了大量白銀的地主與商人階層，笑逐顏開地迎接那即將到來的新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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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中提到了兩個重要的問題，一個是明代稅收渠道的紛雜混亂，一個是明代稅負的折銀納稅的比率問題。通過具體的數據，可以更好地理解這兩個問題。

上文中提到過，明代稅收缺乏統一管理，多線程直接調配稅收，導致了整個財政系統的混亂。對於這一點，萬曆六年（1578年）的河南省夏稅的收支情況便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數據來源：《萬曆會計錄》第七卷

從圖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整個河南省稅收的去向，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河南省的稅收最終並沒有歸於一個統一的府庫，而是根據各個部門以及周邊的需要，點對點直接運送過去。中央並不能統一支配一個地區的稅收。

此外從中我們還可以看出，河南省的夏稅折銀率達到了四成，而在一條鞭法實施的前夕，實物稅是稅收的主要組成部分。然而相較於富庶的江南，作為農業大省的河南納稅折銀比例已經相當高了。

數據來源：《萬曆會計錄》第二卷

上圖是同年浙江省的稅收構成。從中可以發現，由於京杭大運河的便利，浙江省起運的糧食已經完全折銀漕運，然而其稅收構成中最重要的則是絲棉，絲棉的繳納九成依舊是以實物稅的形式實現的。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出，由於南方農業發達，運輸便利，官定米價要比河南便宜的多。

而官方定下納稅折銀率是非常有利於江南的，浙江擁有發達的商品市場，農業也以經濟作物為主，納稅也以實物為主流，因此白銀的波動對於納稅人本身的影響遠不如河南巨大。以糧食為主要農作物的河南，農民納銀繳稅，承擔的金融風險非常巨大。

最近在修《中國經濟史》，剛好老師講了這個，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剛剛又去複習了一下。
首先我們要看當時中國（十七世紀）的貨幣制度。
明清之際，自從明英宗在1436年馳用銀之禁後，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文化圈實行的是銀銅複本位制度。而同時期的西方實行金銀複本位制度。但中國的複本位遠遠沒有西方執行得嚴格、執行得好。如果複本位的貨幣制度得到嚴格執行，它比起單一本位制度的貨幣制度（如單純的金本位和銀本位）是具有很大優越性的，它更加穩定、更難以受到國際市場和貴金屬產量變動的影響、自我調節能力也比較強。
然而可惜的是，明朝的複本位是不健全的複本位。健全的複本位，應該是啟蒙時代的西方的金銀複本位那樣，首要條件，就是金和銀為法定貨幣，其鑄造比率維持在一個固定水平。
這包含兩個子條件：
第一，兩種金屬的本位鑄幣計量單位的固定不變
第二，鑄造這兩種金屬貨幣的自由鑄幣條件
這兩個條件明朝都做不到。西方的金銀複本位，金銀是替代性的，這才能在面對比價波動時起到緩衝和調節作用。這個調節作用具體是這樣傳導的：金和銀供給量變化——相對價格發生變化——定值過低的金屬的生產增加，定值過高的金屬的生產相應減少，民間發生套利行為——市場比率逐步回到鑄造比率上來。
我們把它稱之為「格雷欣法則」
而中國的銀銅複本位，銀和銅（錢）沒有替代性，甚至有時互補性。
中國是從啥時候開始鑄造銀幣的呢？光緒年間，1890年，現在的文物市場上還可以見到，在這之前由於中國沒有官方鑄造的銀幣，老百姓只能用墨西哥銀元，也就是「鷹洋」。現在我們看電視劇啥的，古人用銀錠買東西，那都是不實的。古人都是用未經鑄造的碎銀塊買東西的。也就是政府自己放棄了鑄造貨幣的權力，作為貨幣的白銀和作為普通商品的白銀沒有區別，白銀的貨幣職能是不健全的。加上政府並不限制白銀的進出口，等於白銀的市場供給非常不穩定。所以，白銀的流通完全是以散碎銀塊的形式，而根本不是以銀幣的形式，這就是說，條件二，鑄造兩種金屬貨幣（而不僅僅是其中一種）的條件不滿足。
讓我們再來看銅。銅錢的鑄造成本很低，鑄造技術也很落後，民間私鑄銅錢成風。大家注意，私鑄貨幣在前面，成為西方複本位下鼓勵套利、實現格雷欣法則的一個好東西；到了中國，由於條件的不同，反而成了破壞銀錢比價穩定的罪魁禍首。這就是好的制度的重要性了。當銅價貶值時，人們便私鑄銅錢，反之，人們則把銅錢融化成銅——這樣，套利完全發生在銅-銅錢之間，而不是通過銅-銀之間。所以條件一，固定不變的交換比率，不成立。隨著市場上流通貨幣量的變動，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銀貴錢賤」和「銀賤錢貴」）頻繁地交替發生。這就很可怕了。

這樣的情況，就使得政府「一兩銀子摺合一貫銅錢」的規定完全是一廂情願的一種幻想。

白銀和銅錢並沒有嚴格的替代關係，白銀與銅錢在交易上各有其用途。銀主要用於批發市場以及充當大宗交易的媒介，銅錢則多用於零售市場以及支付工資。但是，銅錢並非是像西方白銀充當黃金的輔幣那樣充當白銀的輔幣，而是完全意義上的貨幣。銀和銅存在一定的替代關係，但並不是固定比價那樣的完全替代。在零售市場上如果用銀作為交易媒介，有時候為了鑒定銀的成色與重量所需要的費用遠遠超出交易本身的價值。在這種情形之下，用銅錢反而更加經濟；與此同時，銀和銅也有互補關係，例如銅錢的鑄造、銅的開採和運輸都是以銀來支付的。

所以不僅貴幣驅逐賤幣，而且賤幣也可以驅逐貴幣。格雷欣法則完全不起作用。

再看我們國內的產銀情況。中國的銀礦不多，市場流通的白銀主要來自對外貿易。明季的白銀，首先是來自美洲，其次是日本。來自美洲的白銀，不是從「美洲-中國」來的，而是從「美洲-歐洲-中國」來的。歐洲殖民者將白銀開採出來以後，從美洲運回歐洲，再通過國際進出口貿易流入中國、印度和東南亞，買回香料、茶葉、絲綢、瓷器等奢侈品。而日本國內銅礦極少，銀賤錢貴，故白銀持續流入中國。
由於明朝本身銀產量不多，其經濟、尤其是貨幣供應，很容易受世界白銀產量和其他主要西方國家經濟景氣的影響。一旦世界白銀總供給減少，或者其他國家對於白銀的需求增加，或者中國政府採取的政策使得白銀的供給減少，中國經濟就會陷入貨幣緊縮導致的經濟蕭條。

而崇禎皇帝面臨的情況正是這樣，按照今天的話說，就是貨幣供給減少導致的惡性通貨緊縮。在這種情況下，富人會選擇貯藏白銀（預期未來白銀價格會繼續上升），以保持其購買力，這會造成作為貨幣的白銀供應進一步減少，更加劇了通貨緊縮。一方面，老百姓掙錢是以銅錢支付，交稅卻是以白銀支付（參見張居正一條鞭法），負擔承擔不起了，就到了揭竿而起的時候了。另一方面，政府財政收入減少，公共服務水平下降，軍費吃緊，無法平叛並對滿洲作戰，最終導致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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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之前最後一段有個筆誤，「加劇了通貨緊縮」寫成了「加劇了通貨膨脹」。已改

我覺得樓主你的問題的思路錯了。
「崇禎沒銀用，李自成進京據說也找不到啥銀子」

當時其實找到銀子也沒有用了。因為你用銀子買不到東西。。。前面幾位回答的很好，但只是解釋了白銀窖藏的問題。

明朝末年的銀荒其實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流動銀的不足。這一點。如大家所說的，銀子被存起來了，很有道理。另一方面是物資不足，導致的有價無市。明朝的政府腐敗無能，民間的生產早已被破壞。這時候就算你挖了明朝的皇陵找到一點白銀，又有什麼用？

所謂崇禎無銀可用。其實是側面說明社會生產力不足，而政府集合資源能力不足的情況。
而李自成進京之後。得到了銀子，但是京城本身就是個需要大量物資補給的城市，他一路破壞，又怎麼會有什麼物資留下。

相反，滿清的入關，雖然大肆搶奪殺掠，本身的後方是比較穩定的。，其次，滿清的制度，比之漢族某些地主官員，其實百姓還算是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自然民間就有不斷的銀子出現了

在下以為實物稅的調配是比較費事的，指望全國的實物稅都集中到某一點再統一分發對於物流的運輸能力要求是很高的，試想將全國各地，除了新疆、西藏、內蒙之外收上來的糧食和紡織材料集中運到一點，即便是現在也是要集中大量火車車皮和貨車進行運輸的，而且運輸的時間也很集中，因為糧食生產不同於其它產品，季節性很強，一年裡就那麼幾段時間是糧食出產期，必須集中運輸，而且古代的運輸主要靠畜力和水運，糧食運輸過程中的消耗也是很大的，因此與其將所有糧食集中到某一點再分發，就不如將各地收上來的糧食直接運往發放地，從而節約運輸成本，減少運糧本身產生的糧食消耗，在這一點上，在下以為古人並不傻，即便是今天這樣做恐怕也是有道理的。以實物折銀兩，以求稅收可以集中到中央，再統一支配使用，這是現代財政收支的特點，應該說，明朝政府有這樣的意識，也付出了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問題是出在貨幣供應上，即明朝政府不能向市場投放具有穩定價值的貨幣，這裡面的難點在於，如果投放白銀，明朝政府並不掌握穩定而充足的白銀供應來源，當時白銀基本上是國外輸入的，政府既然不掌握銀源，就無法保證向市場穩定的投放白銀貨幣，因此就出現了當時政府無法實際掌控各地實物兌白銀的具體操作所帶來的種種問題；貨幣供應的另一個選擇就是政府發行紙幣，就像現在的做法一樣，但是當時的問題在於，沒有現代銀行體系，發行紙幣所進行的政府信用抵押不能通過現代銀行體系所提供的槓桿效應進行有效放大，政府不斷增發貨幣所帶來的最終結果必然是紙幣信用的徹底喪失，最終退出流通領域，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對貨幣需求量的不斷增加，貨幣增發是必然的，沒有現代銀行體系的支撐，明朝政府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悖論，因此明初發行紙幣的努力最終失敗了，應該說很正常。由此看來，由於缺乏現代金融手段，明朝政府的財政稅收始終面臨有效貨幣短缺、整體收支調配困難的狀態，在明末出現大面積災荒、大規模民變，以及對滿族政權戰爭帶來的稅收長時間不能有效支撐財政支出的情況，導致明朝政府，簡單地說，破產了，而由於沒有現代金融體系，明朝政府既不能在國外融資，也不能舉借外債，因此只有滅亡一條路可走。從這點上來講，明朝的滅亡對當今的經濟生活是有借鑒意義的。

商業流通中漸漸流失掉了，而且古代白銀也沒那麼多，中國現在一年白銀產量是11000噸，相當於60億兩白銀，這是一年的產量。當時中國一年的白銀產量是7噸記得。而且白銀再多，這些本來就是屬於百姓的，也沒什麼理由在政府手裡

一個2億的國家，只有1.8億人吃的糧食（剩下兩千萬人處於極度飢餓中），還有足夠的白銀。

一個2億的國家，有2.2億人吃的糧食（多餘的糧食餵了牲畜），白銀有些缺少。

請問哪個國家會發生農民起義。

藏富於民了。然而只有銀子沒有吃的。。。聽說產米的地方米賤的不行，一兩幾斤，而到了北方寧錦前線可以十幾兩一斤米。總的來說就是銀子全在百姓手裡。大明的滅亡原因太多了，天災是第一原因，腐敗是第二原因，黨爭而帝統個人感覺是第三個原因。北方的韃虜也的確牽扯了國家的大部分精力，不能治理內部腐爛。唉，明朝滅亡不是崇禎的錯。如果是一個正常的王朝，崇禎給弄完蛋了，那是崇禎的事情。但是以崇禎上位時的大明狀況，加上11年的天災，滅亡不奇怪。
小資產階級，商人，被嚴重打壓。而世家控制的商人一邊做的鹽鐵走私，一邊哄抬物價。罷了，問題太嚴重。尤其是11年天災，簡直是致命一拳。可以說天亡大明。

張獻忠搶劫的只能在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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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寶為何沉入彭山江口

巴蜀文化專家、《張獻忠傳論》作者袁庭棟說，張獻忠作為流寇，一路殺燒搶掠，並靠沿路所奪，作為後勤儲備，因此將財寶主動埋入江中，可能性不大。「當年傳言成都錦江埋有寶藏，挖過一次，一無所獲，也證明主動埋入江底不可信。」他認為，張獻忠戰敗後，財寶落入江中一說更為可信。「彭山江口是川西地區最大的渡口，也是歷代水戰主要戰場，最後一次水戰，就是張獻忠大戰楊展。」袁庭棟還特別提醒彭山方面注意，「江底可能藏有當年掉落的兵器。」結果，還是主動沉入江中，。

2）、沉入江中寶物到底有多少

相傳1646年，張獻忠的部將劉進像吳三桂一樣棄關，把清兵引進了四川，張獻忠見勢不妙，決定棄都，「攜歷年所搶」的千船金銀財寶率部10萬向川西突圍。但轉移途中猝遇地主武裝楊展，張獻忠的運寶船隊被楊展大敗，千船金銀也在爭戰中沉入江底。　　國家博物館綜合考古部主任楊林認為，千艘金銀比較誇張，實際可能沒有這麼多。「幾艘是有可能的，但也是海量的，個人比較肯定的是，還在江里的寶物，肯定比已經出土的多。」

3）、搶救性挖掘能挖出什麼

300多年來，垂涎張獻忠這筆巨額財富的大有人在，連清朝政府也費過一番腦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明史學會常務副會長毛佩琦認為，「沉銀」遠不止財富意義。「從目前出水的『江口沉銀』實物來看，涉及了明末清初廣闊的社會層面。」毛佩琦說，「沉銀」面目的揭開，有助於了解張獻忠的行軍路線、征餉方式與地方官府的關係，乃至從一個側面反映明末的社會經濟、社會生活和經濟制度等，具有重要意義。

4）、目前的狀況

從公安部獲悉，在公安部直接組織指揮下，四川省公安機關經過近兩年的縝密偵查，近日一舉破獲公安部掛牌督辦的四川眉山特大盜掘古文化遺址倒賣文物案，打掉盜掘文物犯罪團伙10個，破獲盜掘古文化遺址、倒賣文物案件328起，抓獲犯罪嫌疑人70名，追回各類文物千餘件，其中一級文物8件、二級文物38件，三級文物54件，涉案文物交易金額達3億元。 2015年年底，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四川大學等機構的專家對出水文物進行了鑒定，最後達成了一致意見，基本確認眉山市彭山區「江口沉銀遺址」即為歷史記載的張獻忠沉銀中心區域之一。

5）、李自成搶刧的只能在湖南

紀實 &> 歷史 &> 探索發現 37:17 77.2萬

李自成殉難後，李過率大順軍，進入了江西修水縣與湖南平江縣山區，十餘萬大順軍分扎在各個山寨，山頂白雲寺就成了大順國寶藏的隱藏地。老營駐地選擇於此，就是為了方便大順軍各營寨，軍餉物資的供給。後來隨著大順軍聯明抗清行動的失敗，老營保管的財寶也轉移到附近的幕阜山區。在江西省幕阜山，現存有大順國文檔和李過回憶錄，約三千餘件。李自成在遇害之前，就留有諭旨，指定李過為他的唯一繼承人。後來大順軍的帥府，就一直設在江西修水縣白嶺鎮的黃龍寺。

順治年間，十餘萬清軍進山圍剿，李過率四萬大順軍，轉移到附近的湖南平江縣石牛寨。清軍圍攻石牛寨達八個月之久，由於大順軍彈盡糧絕，石牛寨被清軍攻破。在清兵即將攻上山寨前，李過在這裡勸說將士們，秘密下山隱居，並把軍中財寶分散給將士們。他們在夜裡四散而去，大順軍從此不復存在。大順王國也從此消失，大順軍老營家屬大多隱居在修水縣一帶的深山老林。清軍撤離後，李過認為東山再起無望，回到修水縣黃龍寺削髮為僧，號黃龍真人，在黃龍寺自耕自食。在湘鄂贛交界深山老林中，發現多頂金皇冠、金鳳冠。在幕阜山一帶，大順國的遺物至今還在不斷出現，李自成寶藏散在人間。

（媒體傳播·僅供參考）·95605·

這裡說浙江的東林黨誤國，設計白銀作為稅收不利，不如穀物稅，而浙江沒有商業流通稅，幾百萬白銀的貿易額的城市才收幾十兩銀子稅收，東林黨遇到政府加稅就批是與民爭利，宗室人口不斷增加不可以為國出力，外嫁番夷國王和親都不可以，耗盡國力，白銀再多也只不過是交易媒介，食品產生不足以供應交易國家滅亡自然無法避免

需要摸金校尉和發丘中朗將

樓上一群人的回答真是.....................刷下限啊

樓主你要知道銀子只是一般等價物，和紙幣的區別只是銀子自身是貴金屬而已。你有銀子多買商品少那就是通脹，這銀子就不值錢。你銀子少商品多那就是通縮，這銀子就值錢。

明朝北方一直在通脹，體現就是糧食價格上天了。這是銀子多商品少的現象。所以你說的銀子去哪裡了不成立。

至於你說的崇禎沒銀子用，樓上一群說崇禎時期收不到稅，所以沒錢用。笑話，不看看三餉攤派下去多少錢。三餉新增約計2000萬兩。張居正變法前約計3000萬石稅糧。而之前一石糧食在1兩內。也就是說到崇禎時期稅收翻了一番。這是稅少的表現？

那為什麼崇禎一直缺錢，萬曆開始遼事一直在吃大敗仗。有興趣查查當年援遼發過去了多少物資。到了崇禎初年解到袁崇煥的那約計600萬兩。而明朝不只就這個的軍鎮，而是一排到甘肅為止的軍鎮，衛所完蛋後大規模募兵，就算開了三餉依舊不夠用。在天啟年間九千歲用欠薪對付這個方法，看似很美好，到崇禎年間就是武裝討薪。整個陝甘之變核心是大量沒有吃食的軍人加入到亂軍，很多人知道李闖是驛站出來，而不知道他在驛站丟了工作後，去當了兵，官還不小，是個把總，最後殺了恩主造反。

他們造反後，不只九邊了，內地剿匪需要大量的資金。就算攤派了三餉夠用嗎？肯定不用不夠用。何況三餉看似攤派的少，可歷史上收稅的各種「耗」實際比正稅高N倍，收了稅後各環節依舊要被各種卡扣，收到國庫一兩，估計攤派下去好幾兩。而且明朝整個稅收制度極度BT。這是朱元璋設計的，當年腦門一開搞了個點對點撥付。全國無數個吃糧點由不到2000個縣對點供應。後來一看這麼玩大家都要完蛋，沒搞這麼BT了。但整個明朝稅收體制依舊是各個州府縣像各個點輸送。結果運糧的小地主被搞的破產。這造成什麼的壞結果，就是戶部自己也不知道能收多少錢。官糧解送的成本太高。大家都得破產。後面就是折銀。

折銀後就只有火耗了，沒有各種鼠耗雀耗了。可朱元璋是唯一一個建國後不裁軍的皇帝，整個大明朝有無數個衛所。這些衛所是不能自給的。需要你運送糧食去邊關。而邊關在開中和屯田完蛋後，大量白銀湧入，白銀越來越不值錢，邊關的軍士越來越困苦。這個是當時的大環境。

以前是回答你的，北方不是沒銀子而是銀子太多了。崇禎不是沒錢，而是收錢太多了，只是窟窿太大，填不滿而已。

以重金屬作為貨幣必然最終會導致通貨緊縮。財富會越來越集中於少數人之手。紙幣做貨幣，必然會導致通貨膨脹，但是有利於經濟發展。

明朝又沒商稅，勛戚家有銀子，宦官手裡有銀子，士大夫家裡有銀子，商人家裡也有銀子，只是老朱家沒有那麼多，平民百姓家裡更沒有

原因是腐敗，各級官員雁過拔毛，收老百姓一萬兩銀子，能運到北京的只有一千兩，再運到前線就只有一百兩了。所以前方吃緊，後方緊吃，這樣下去，豈能不亡。

地主老財，官僚豪強，宗藩勛貴的地窖里。
明清中國被稱為「白銀黑洞」，因為人們無分貴賤，都喜歡存錢和買地，這種文化基因即使經歷文革的洗禮依然被保留下來了，造成了改開以來震驚友邦的存款量和國際化的房價，區別在於朝廷能否利用這些沉澱的錢。顯然，本身財政體制就簡陋不堪的明朝，從一開始就自動放棄國家信用，能像我朝那樣玩現代金融體制嗎，肯定不行啊。

原因很簡單
明朝政府缺錢
明朝的時候的財政制度導致中央每年的財政收入很低
大量的有功名的人不交稅

而且明朝的賦稅來源集中在江南，每年要靠漕運運輸到北京

李自成的農民軍導致了南北漕運的斷絕，明朝中央政府沒錢了

實際上不是明朝沒有錢，而是北京沒有錢，錢在江浙地區運不過來
九邊就沒有軍餉了
明朝就支持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