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李約瑟難題」？為什麼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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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難題」：「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麼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麼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麼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後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呢？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我從經濟學的角度說一下吧。

大家知道，李約瑟是一個科技史學家，李約瑟難題一開始是關於科技的，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很多非科學的東西也會進來，例如，為什麼宋朝商品經濟這麼發達，最後資本主義卻是在西方興起的等等。
可能科技和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一起討論的。例如黃仁宇就是從制度上分析李約瑟難題，這和諾斯從制度上分析西方世界的興起是一個思路，並且在很多人眼裡，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是掛鉤的。

但是事實上，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明，和中國古代的發明並無本質區別，都是從生產經驗中偶然獲得，然後加以推廣的，而我們理解的科技，是像牛頓之後的科學那樣，依靠科學理論和實驗改進生產。

這種分別正是林毅夫所用來解決李約瑟難題的思路。

具體來說，我們不談非科學的問題，為什麼中國忽然科技的產量不足了？一種思路是，科技的供給不足了，沒有能力生產那麼多科技發明；一種思路是，科技的需求不足了，沒有必要生產那麼多科技發明。

林毅夫顯然是科技供給不足的支持者。他認為，中國古代的發明是經驗性的，而西方現代發明是科學性的。經驗科學靠的是偶然性，生產越多，偶然性出現的越多，人口越多，偶然性出現的也越多。因此一個人口多的國家和一個人口少的國家相比，經驗性的發明當然是前者多（這叫規模效應），這就是古代中國領先於西方的理由。但是隨著人口增長的停滯，發明自然也停滯，而現代科學則不同，它是可以在前人的基礎上不斷不斷往前的，這就是西方最終超過我們的原因。
至於為什麼科學沒有發生在我們中國，這就有太多解釋了。

至於需求不足的理論，原諒我忘了是誰說的了，一個非常著名的理論，是考慮到中國的特殊現象：高人口，高發明，高資本積累，低人均土地，低人均產出。

我們知道，應用與經濟的發明有兩種，一種是節約勞動力的，一種是節約土地的。從農業生產上看，拖拉機是節約勞動力的，化肥是節約土地的。究竟採取哪一種發明，就要看你是土地稀缺還是勞動力稀缺，土地稀缺當然要用節約土地的發明、而中國恰好是土地稀缺的國家，所以發明都是節約土地的。中國正是在這種發明之下才能夠不斷供養更多的人口。

但是我們知道，人口積累是符合馬爾薩斯法則的，也就是人口增長的太快了，快過科技發明所能夠供養的多出來的人，所以人均的產出最終又會回落下來，更多的發明帶來更多的人口，卻沒有帶來更多的人均財富，自然也就沒有積累去進行工業生產，進行科技創新。這就是古代發明很多，而近代卻沒有了的原因。

造成這個現象的前提是人多地少，而西方則是人少地多，這就是李約瑟難題的一種解釋。
後來有人對這個說法，他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明清時期農業是有剩餘的，甚至工業也是有剩餘的，但是工商業者在工商業賺的錢，都去買地了。

這是為什麼呢？仍然是因為人多地少。既然人多地少，土地相對稀缺，相對價格就高，土地的價格高於資本收益，自然積累土地是有利可圖的，因此人們都去投資土地，土地上的發明按照上述機制，被人口增長給稀釋了，所以中國落後了。

與之對應的是，西方是人少地多的，資本收益大於土地收益，導致資本積累，而土地是規模報酬遞減的，資本生產或許會有規模報酬不變或者遞增，以至於植根於工業生產的發明最終超過農業生產的發明。這就是西方最終超過中國的原因。

當然了，李約瑟難題的解釋有很多，這裡給出的是兩個比較著名的經濟學解釋，只是一種視角而已，給大家長長見識。

一直想回答這個問題。。。女朋友ej的本科畢業論文話題就是寫了這個（不過是僅限於冶金方面）。自己也很喜歡研究古代歷史和科技史。而且，李約瑟研究所就在劍橋市內，去過幾次，非常有趣。

這個問題下的另外兩三篇回答也都有提到各種著名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這些解釋也非常有參考價值。我也來說一說自己的一些個人觀點。。。我一直都是喜歡說個人觀點的那種人吧。。。

無論說什麼，總有人要上來噴，或者反駁。中國那麼大，歐洲也很大，難以用一套理論去概括，總有許多反例。那麼我就接著說自己的觀點吧。希望能給大家提供多幾個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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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也想反駁以下兩種觀點。

１）歐洲這方面的學者也分兩派。有一派心裡有各種民族種族優越感。他們就是認為唯有西方文明才能產生科學革命，因為只有西方人才有創新能力等等。而另一派則是一直都欣賞好奇中國，認為東亞文明同樣也能往這方向發展，只不過是某些政策巧合或某些現實環境原因才導致了歐洲的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無論怎樣，兩個極端思維都不太合適啊。不能說古代中國人缺乏這些能力，又不能說科學革命發生在歐洲只是一種巧合而已。

個人感覺，歐亞人的發展能力差不多，兩方人才都很多，過去也都發明過創建過各種新科技，完全不能排除東亞科學先發展起來的可能性。可是東亞沒能夠獨立發展起科學這套，不可能只是暫時的地理政治現象所導致的吧。絕對有長期存在的文化因素等等。所以我更看中這些文化環境方面的影響。

２）反過來，很多中國學者認為西方優勢全是來自之前歐洲各王國建立起來的殖民地等等的掠奪行為。覺得歐洲的發展完全能追溯到帝國資源豐富、利用奴隸便宜生產、世界稱霸帶來的好處、這類原因。不否認這些現象的存在，但是感覺這是因果關係沒弄清楚的問題，也可能處於一種對經濟貿易的過於原始的理解。

實際上，工業革命的英國（或歐洲）不是依靠對外擴展的。這些科技進步都是在本土發生的，使用本土的資源和人力。這些對外擴展的現象，雖然很邪惡，但都是核心內部經濟繁華的副作用。但是這些國家當時的經濟發展不依靠對外擴張啊。英國早在帝國時期之前就已經當了世界工廠很長一段時間了。幾次工業革命都發生在英國，後來才開始有移民非洲亞洲之類的事。因果關係要反過來，他們是因為經濟富裕科技發達才跑去欺負別人。而不是因為去欺負別人才變得富裕（這是很錯誤危險的想法）。人家從外進口的東西基本上都是奢侈產品，比如茶啊糖啊等等。本土經濟先發揮作用了，才有辦法搞什麼帝國之類的事。從外看，歐洲的帝國主義跟歐洲的經濟稱霸是同時發生的（１９世紀），可是歐洲發展到領先科技的時期早在１８世紀，甚至１６、１７世紀的科學革命。明明科技的發展是在帝國主義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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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要追溯到１６世紀，歐洲到底有哪些特殊文化因素（優勢）促進了科技發展？

１）商人的地位和權力：

大家都知道古代中國的儒家影響力。商人是所有階層當中名譽最差的。他們沒有地位，或者說他們的當地實際地位總是受到官方鎮壓。老百姓都很鄙視借錢加利息或私下做買賣積累財產的行為。

基督教也同樣很反對這些行為。不過，當時的歐洲，宗教已經開始受到打擊和限制，不再是高高在上的那套價值觀了。１６世紀就已經有許多開始發財或扮演銀行角色的小家族，特別是在荷蘭。荷蘭可以說是歐洲最早的經濟金融大國，對英國影響力不小。

這跟科技有啥關係呢？因為在古代，科技的傳播很大程度上依賴商人。他們在當地發財了，使用了（或投資了）某種更高效率的科技，很容易就擴展到周圍其它小地方。他們可以壟斷，也可以隨便擴展自身的生意範圍。這種方式能夠讓領先技術傳播得非常快，在歐洲誰擋得了他們的這些科技傳播？所以說商人的作用非常大，特別是商人之間的競爭帶動了很快的傳播速度。

然後同時的中國，商人也沒那麼自由。總需要很小心，也需要跟政治人物和當地各種領導搞關係才行得通。一個公司（或者說一個家族）的生意經常僅限於某幾個地區，難以形成大規模大範圍的集團，難以擴張。競爭範圍有限，科技也難以傳播出去。

２）工匠傳承製：

在古代社會裡呢，真正發明新技術的人不一定有生意頭腦。無論是歐洲還是中國，他們總被做生意的人所利用。我相信古代歐洲人中和古代中國人中一樣能出很多聰明的工匠。這些人發明了更先進更有效率的製作方法。可是他們這些技術優勢放在不同文化裡面，也就有了不同的傳播概率。

我們先說中國。中國的傳統方式就是父親把技術傳教給下一代兒子們。偶爾有收徒弟讓徒弟繼承家族技術。他們這套方法總是秘密私下相傳的，不太可能倍數發展出去。也可以說這是中國家族意識的壞處。太團結了，太保守了，就不容易讓外人知道自家某行業上的秘訣。似乎對該家族短時期內有好處，但是長期來看這也肯定影響到了一種新科技的發揚光大。一個Ｘ村的人不願意讓Ｙ村的人得到更有效的製作方法，更別說省跟省之間的科技差距。總體來說，減少了所有家族所有地區的平均效率和經濟發展潛力。

歐洲呢，就沒有這個問題了。人家只要出錢或給好處，就能掌握到新的技術了。特別是在商人的組織下，這些技術很容易互相傳播。總體來說歐洲家族意識相對而言沒有中國沒有那麼強，不是特別在乎只傳給自家人，或者傳兒不傳女等等現象。其實，我總覺得歐洲相比中國人更願意把自己掙錢的秘訣告訴外人。對國家整體來說，這確實更適合發展。

就算是十五世紀的歐洲，你也會發現科技還算是比較統一的。只要某個地區的工匠發現了好辦法，一百年之內就絕對傳遍西歐，讓所有同行業工匠一起使用更高效率的技術方法。同時的中國，這些高效方法照樣也存在，但是通常這個村跟那個村用的方法不一致，更別說雲南和山西用的方法不同。地區越遠，肯定就更不一致了。所以中國每一個地方總有許多工業的製作效率達不到中國其它地區的。有這麼一個傳播障礙。

３）官員以及科舉等等：

除了商人和工匠以外，還有一些人能促進科技傳播。那就是經常跑來跑去的各種官員。

古代中國的地方領導都非常有文化。最起碼他們需要科舉考試才能上任（排除少數買官的）。理論上，這已經比歐洲封建制度好太多了。但是古代中國的那些考試都是啥內容？大家都在比賽競爭自己的文學能力、政治辯論能力、可能還有一些哲學等等。大家有文化，互相比來比去，也可能涉及到音樂、詩詞、歷史觀點。但是很少拿經濟觀點數學科學觀點來競爭。

然後上任了，這些官員都要負責哪些事情？很多而且很雜。充當法官處理案件類的也許最重要，還有當地怎麼收稅怎麼花銷等等。也有很多需要管理某種大的建設性項目（比如管理某種當地特殊工業），但是他們很少有必要去理解當地技術或理解當地整體經濟。他們是古代中國經常會調來調去到很多地方的人群，但是他們很可能一點也不在乎那些更加科學的東西。科技類的東西完全屬於個人愛好，沒有競爭壓力。

（他們被安排到某個地方去管理，可是真正辦事的「隸屬」可都是當地沒有考試的人。這些隸屬可能很熟悉某種行業，因為家族背景等等原因。但是他們沒說話權，也不能夠影響國家大事）

這些都算是中國獨有的現象。歐洲的地方領導也就是貴族，反正這些貴族一般都很爛，但是他們什麼愛好都有。他們有一部分人的重點不在於歷史文學藝術，反而很可能對經濟科學比較感興趣。歐洲很多古代科學家之類的就是這種背景的人了。不過也有很多什麼也不在乎的，只喜歡到處玩。最關鍵的是；古代中國商人家族沒權利擴展家業，那推廣某個科學技術只能依靠官員去上奏。如果官員都發現不了（或不感興趣）當地工業優勢，只知道打壓這些底層人民擴展的願望，那誰會在乎？除了少數一些像沈括這樣的人，應該也沒有多少官員對科學技術這方面感興趣，他們思維當中不考慮這些。

總體來說，歐洲沒有科舉，當政治領袖的什麼樣的亂七八糟的人都有。但是中國科舉選出來的人基本上都是同一個類型的。理論上很聰明很道德，但是或許對這一類科技的事情一點興趣都沒有。經濟思維可能就跟普通人一樣，加上一些更濃的儒家因素。

４）科學思維：

這一點也想提下。歐洲本來也是沒有的，正好在文藝復興時期才形成了這套新觀點。就是說要嚴格測試一切啊，要量化數據啊，要用邏輯選擇最佳解釋啊，等等。因為有了這些標準，才有辦法分別兩種方法的價值。科學對工業技術的影響力很明顯，對經濟做生意本身也有很大用途。人家現在只需要看你的產量效率到底多少，拼證據，就能判斷是否投資是否買賣。再加上歐洲從１６世紀開始的科學類著作的流行（很長一段時間超越了小說的流行程度），大家更早就習慣了用這種方式思考問題。

然後同時的中國上流社會幾乎都是知識分子抽象教育出來的。辯論的時候，比較在乎一個觀點好不好聽，在乎一個觀點是否符合已有三觀等等。並不在乎一個觀點的實際證據。這讓大多數官員（甚至商人）都覺得量化證據是很沒有用的一套東西，沒說服力。說服力不如一個人上來講好聽故事。因此肯定有各種本來很不錯的技術，卻被所有人忽略。

很多人會說；中國發明了那麼多偉大的技術。四大發明等等（其實不止四個大的，有好多好多，數不清）。中國也有不少古代科學家，他們有的比西方人還更早就發現了某種規律理論了。是的這些天才也都很厲害，都有很大的貢獻。他們介紹了新理論，能使用起來，但是他們沒有去嚴格證明。他們沒有去跟其它理論競爭比較效率嗎。很多時候，他們理論的證明，都是後人給加上去的。但是歐洲自從希臘時期就已經非常強調證明東西的必要了。所以中國人的科學思維很可能是近代才幾百年才開始的。

另外必須說一點。就算是把中國古代理論視為科學，忽略這個缺乏證明的問題；還有另一個問題。有沒有抽象理論呢。就是那些暫時沒有使用價值的理論。。。很多更深一點的科學必須建立在初步的抽象理論上。很多理論科學都是過了好長時間才開始有應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應該有經常寫到其他人的這些理論了，但是他們有分享其他人的抽象理論了嗎？不一定，因為這些抽象的東西的說服力只能基於嚴格證明的思維。引用其他人理論是非常重要的，這才能得到更高大更正確的理論。歐洲很早就有這種理論累積現象，這才是一個paradigm到下一個paradigm的基本需求。不知道中國有沒有？或許比較難。

５）市場便利：

最後再講一個吧。發展到新境界（更高科技）最重要前提是什麼？競爭。

個人感覺，歐洲的競爭性市場早就成熟了。也許比亞丹史密斯那理論還早一些就已經有了。為什麼中國古代的市場競爭力相對而言低一些？因為中國的傳統「人際關係」也算是競爭的一種障礙。

無論是古代歐洲還是古代中國，你跟人合作，或者你跟他們有買賣需求，這都需要搞關係。必須說服他們讓他們選擇自己對吧。如果你所生產的產品需要某些別人生產的零件，或者你正好在生產別人所需要的零件，那你不得不到處搞關係。可是在中國這種關係越來越穩定，又互相有依賴性。換句話說，不好替換。就算別人價格便宜了一點，很可能還是選擇那個穩定的夥伴保持良好關係。

歐洲文化就不是了。大多合作關係都是臨時的，可以隨便更換夥伴。聽上去很殘酷，但卻是提升競爭壓力，讓市場效率越來越高，讓整體經濟更發達。在這種文化，到最後所有人都是受益者，因為所有東西都越來越便宜了。但是在中國，這種穩定家族之間的關係確實有一定的障礙。

或者說，歐洲更早就實現了經濟板塊性，跟樂高一樣隨便拼在一起，隨便換零件。所有人都自由買賣自己的東西，自然隨即形成臨時合作關係。更像一個最真實的市場。從很早，歐洲就有合同，有明確規則，有政府機構提供這方面的法律保護。所以隨意切換夥伴比較有效率性。不斷地換成更高效率更優惠的合作關係，經濟競爭力當然提升了。或許可以扯到歐洲語言比較明確無歧義，相比亞洲語言更適合辦理合同之類的事。

（另外，歐洲還有那麼多國家實行不同政策不同的保護方式，大大促進各國經濟之間的競爭。中國很久以來都是很孤獨的強國，周圍沒競爭對手，也沒多種多樣的法律體系，大家容易習慣一種穩定狀態，不太有人考慮去其它國家發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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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了這五點，我想用一個適合的例子來補充。

從１６世紀中旬，很多歐洲人開始寫百科全書，或者做生意手冊指導之類的書。他們開始介紹各行業各種秘訣給大家。這些作者一般都是貴族或官員等等，去過的地方經歷過的事情比較多，希望把經驗分享給大家。剛好有機械化印表機，這些書能走遍歐洲。

比較有名的一本就是1540年左右的《De La Pirotechnia》。作者是一位義大利老人Biringuccio，從事過礦業、冶金、制幣、制武器各種行業。當時的義大利還分二三十個小國家，但是他都去過，也偶爾當過某行業的大官。他也去過歐洲許多地方去研究當地技術。如果在中國，同時期大概沒有相對的人物。他把自己見過的所有技術方法寫在書上，用各種圖片來形容各個地區的金屬工具製作方法，介紹歐洲各地的金屬資源。順便也經常講如何投資如何創業，鼓勵其他義大利人去做這方面的事情。還有很大部分內容都是他自己在猜想這些方法背後的理論和金屬分類分別的原理。

如果要在中國古代尋找類似的一本書，那得等到一百年後（明末）的《天工開物》。我讀了之後也覺得非常有趣。作者宋應星可以說是典型科舉出來的人。在江西長大然後在福建任官。他也去過中國大多數地方研究當地技術，無論是雲南還是山西。能夠有這麼一位熱愛科技和技術的人，真的蠻難得的。他這本百科全書，也用了許多插圖，介紹中國各地採礦、冶金、製造金屬工具的各種方法。雖然這本書蠻短的（相比De La Pirotechnia，要短數十倍），但是他介紹的方法種類應該更多一些。每個方法只用一兩段文字去描述，內容非常密集。可是他沒有介紹自己的科學觀點，沒有猜測原理，也沒有引用別人的原理去解釋。

我們比較一下這兩本書，也不說哪個好哪個不好，就對應上面提到的五點。

１）宋應星有說這些資源和工具在各地的價值，也提到了盈利多少等等問題。但他確實沒有推薦人家去投資這些行業，也沒有解釋如何實現這種創業。不知道是文化因素還是個人目的不同，他這方面不如義大利作者說的多。

２）宋應星可以說是比較能夠結交當地工匠家族的吧，彈出來了各種秘訣，很有趣。但是他不像Biringuccio一樣解釋為什麼這麼多地方居然都在用不同的方法。。。只能說義大利作者很喜歡分析這一點。但是給人的感覺就是中國各地科技互不傳，各個地區的科技都很獨立，效率不高。

３）宋應星本來也是一官員。他有這麼一個大愛好也應該很例外（可能是官場不得意後給自己的排遣）。理論上，他應該跟義大利作者一樣紅起來，變得很有錢很有名譽，順便推動中國的科技發展，但是好像真沒有。我估計這科技方面在當時沒有其他進士會在乎的，更沒有當時的政治影響。從某種角度來講，算是白寫了。

４）宋應星也有提到自己的觀點，但是不多。而且有很多觀點沒有Biringuccio解釋得更全面。我不是偏見他，只是覺得他沒有把重點放在原理這方面。也可以說，兩個人都有在噴那些金屬造假的現象，但是只有Biringuccio從科學角度引用理論去反駁這些東西的真假（而且寫了很多頁）。宋應星只是說「這些人是騙子」之類的幾句話，不做詳細解釋。感覺這就是思維的區別吧。

（那個義大利作者也把很多事情搞錯了，有誤解，但同時還發明兩三條新的道理，比如oxidization，解釋得還不錯，讀起來還蠻有道理的樣子。感覺這就是科學思維作者的貢獻吧）

５）宋應星沒涉及到市場這方面的事，可能他不在意經濟吧。Biringuccio也確實沒有，但是他的人生故事都寫在裡面，能發現很多之前興衰的故事。給人的感覺就是當時的歐洲經濟和技術比較統一，人家找到了更好的辦法，他馬上破產了。這個節奏比較速度有效，也比較助於整體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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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對比看來，歐洲社會和中國社會一直以來都有許多文化差異。許多文化差異能促進科技發展。到十七世紀的時候，歐洲科學之類的方面已經超過了中國。之後幾百年就更明顯，還快速進入了工業化時代。自己感覺可以用以上這些原因去解釋為什麼中國古代科技發達，但是科學革命卻是發生在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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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乎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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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UCLA歷史系教授王國斌（Roy Bin Wong）出版了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一書。如今，王國斌的這部著作基本上被認為是當代關於這一問題辯論的復甦。然而，在這一領域的當代學者中，不得不提的是Chicago歷史系的中國史專家龐麥郎，不好意思，Kenneth Pomeranz。2000年，Pomeranz出版了重量級的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一書。The Great Divergence這個辭彙也成為了近代東西方差異問題的代名詞。而後，關於The Great Divergence的種種理論再次開始興起。

可以說，在近代東西方社會差異的這個問題內，做出努力的學者是數不勝數的。然而，我們總歸可以對他們的理論進行一定的分類。這是因為，可供他們選擇的核心變數並不是無限的。從各種各樣的社會組成部分中選擇一種或少數幾種作為核心變數，並進行邏輯推演，模擬出社會發展的不同進程，這是社會科學理論里常見的一種建構理論的方式，在近代東西方差異這個議題上也不例外。制度、文化、自然資源、海外殖民地……不同理論的核心雖然不盡相同，卻都是有跡可循的。本答案希望能夠運用一些更新的文獻，從一些理論的核心變數切入，通過觀察理論家之間的辯論，盡量還原The Great Divergence這一議題的總體面貌，並回到問題本身進行一個反思。

需要說明的是，其一，當我們稱一個理論為「X理論」時，並不是說在這一理論中只有X因素髮揮了作用。例如，當我們談論制度理論時，我們當然理解其他因素也被一些制度理論學者包納在了理論範圍之內。但是，在制度理論中發揮核心作用的是制度。其他因素要麼影響力較小，要麼能夠從制度因素上邏輯推演而出。這樣，我們稱這一理論為「制度理論」。其二，涉及到很多具體史料的問題，請恕我無力一一舉證。在這裡我要做的工作，僅停留在理論梳理的範疇之內。其三，一些年份較早的文獻沒有被納入本答案中，這並不意味著它們不夠優秀，例如我個人非常喜歡的Barrington Moore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我希望從一些更嚴格的理論入手，然後推進到一些更寬鬆的理論，最後回到The Great Divergence這一問題本身。在這裡，「嚴格」指的並不是理論的嚴謹程度，而是這一理論對東方社會批評的嚴厲性。比如，當我們把差異歸因於制度問題時，我們的批評傾向可能是較重的；歸因於自然資源的分布時，批評傾向是較輕的，因為這可能說明西方的崛起不是人為必然的。當然，這個順序不是非常嚴謹的，僅是為了答案梳理的方便。相關的著作列表將以提及的順序列在最後。

制度理論

制度理論（Institutionalism）是一個非常直觀的反應。這一理論的代表性人物是二十世紀中葉的Douglass North，在當代也有不少的擁躉。Acemoglu Robinson (2012)就將現代國家的成敗歸因於制度的成敗。對於制度理論家而言，東方之所以在近代社會中淪落，是因為其體制和制度無法提供足夠的保障、無法激勵創新或者無法激發追求財富的本能等。相反，西方的崛起是因為其體制制度保障了私有財產、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保護了創新和知識產權等。

反對制度理論的觀點包括：（1）制度理論存在嚴重的後視角（hindsight）傾向，亦即從已經存在的發展結果去倒推制度的優越性；（2）東西方的制度差異可能遠比制度理論家描述的要小，或者說一些東方社會的制度未必不能提供西方制度的作用；（3）當追問制度差異從何而來時，制度理論家很可能只能繼續上溯，並舉出其他變數來佐證制度差異，這使得制度理論家內部也會產生分流。

文化理論

文化理論的核心人物無疑是Max Weber，正是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將文化理論搬上了舞台。當代文化理論學者關注的文化重點也許各有差異，但一個共識是東西方的文化差異導致了東西方社會發展的差異。例如東方的儒家文化傳統的影響，抑或啟蒙運動帶來的文化效應等等。Joel Mokyr (2009)就從啟蒙運動入手，解釋了東西方差異。

然而，早期的文化理論確實要在一定程度上甘冒政治不正確的風險。當代的文化理論可能更側重於啟蒙運動的作用，但啟蒙運動對工業發明及工業革命的直接影響，可能也未必如我們想像的那麼重要。Robert Allen (2009)就通過對工業革命中重要發明家的生平的詳細探究，反駁了啟蒙運動及科學知識的普及對工業發明和工業革命的影響。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文化理論也更難以被確證。

人口理論

人口理論（Demographic Theory）的代表人物毫無疑問是Thomas Malthus。Malthus提出了重要的東西方人口差異：東方人口大而西方人口小；東方的家庭模式是家族，西方是核心家庭，核心家庭中青年更需要投入生產活動中來謀求立身和婚姻的家底；自然災害對西方人口的控制效果更佳。在當代，也許很少人像Malthus那樣直接地將東西方差異奠基於人口、自然災害對人口的控制、結婚時間及家庭結構這幾個因素之上，但卻很少有人能直接漠視人口理論的影響。一些當代理論家，例如Barry Naughton (2007)，仍然將人口問題放在了極其核心的位置上。

一些反對者試圖證明東西方的人口效果，包括自然環境所能負擔的極限和人為及自然的人口控制效果，都比人口理論者認為的更好（參見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

上述這些理論在本答案中被視為批評性較強的。也就是說，人為的因素——將傳統也視為人為的一部分的話——被重視的程度比下述的一些觀點要更重一些。而另一些觀點，則將東西方差異視為更自然的、流變的抑或偶然的過程。

環境理論

Kenneth Pomeranz、Jared Diamond等人都是環境理論的大家。環境理論家通常認為，西方崛起的偶然性很強，這主要是因為自然環境的影響。自然環境的影響包括環境所能提供的承載限度、礦物資源的分布等等。對於Pomeranz (2000)來說，不列顛的崛起核心元素（之一）是煤炭。正是煤炭的合理分布使不列顛得以加速進入新時代的工業模式。而在中國，煤炭的高產區並不分布在工業發展最佳的長江中下游，故而對於中國來說這是不幸的。

然而，一個純粹的環境理論過於決定論。環境理論家很難真正地將東西方差異徹底地局限在環境差異之上。通常，一些其他因素也會被吸納進來，促使環境因素髮揮重要性。例如，Pomeranz (2000)就吸納了殖民地要素，來解決不列顛的工業生產和產品銷售問題（故而他的理論也被戲稱為Coal and Colonies）。環境理論家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即便環境差異，例如能源的分布差異是存在的，也要有足夠的動機使某一地區的居民去發掘這一能源的優越性，於是我們進一步來到需求理論。

需求理論

也許需求理論不能簡單地被列為一套理論。畢竟，需求理論——在這裡以其代表人物Robert Allen為例——將大量的變數都吸納進了理論之中。Robert Allen (2009)探討了不列顛崛起的大量原因，包括很多在上述理論中已經被提到的因素。在這裡，Allen認為核心的問題是英國需要維持一種「高工資」的工業生產模式。高勞動力價格一方面帶來了開發新能源的需求，發揮了煤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帶來了進行工業革命的需求，減少人力勞動。而在東方，這個需求由於經濟模式的不同，是不存在的，故而工業革命也就不會發生。

可以說需求理論是一套有力的理論。但需求理論同樣需要面對一個上溯的問題，也就是說，現存的需求是從何而來的。（Allen確實詳細討論了這一問題。）另外，吸納了極多的變數也容易導致因果關係的不清晰，這需要需求理論家進行極其精緻的理論設計。

截至目前，我們看到的理論都在強調東西方社會的差異帶來了發展的差異，這也是理論家更關注的問題。然而，東西方的差異是否真的像描述的那麼大？至少有一些學者是不同意的。反對程度更大的學者用相似理論來進行抗議，他們力爭說明，東西方的相似程度遠大於差異程度。這也是對The Great Divergence問題的另一重意義上的抗議，亦即對歐洲中心論的抗議，這點我們將在後文繼續說明。

相似理論

Boston College的學者Prasannan Parthasarathi (2011)就是相似理論的擁躉。他認為，歐洲社會所謂的差異性優勢，較之東方社會（他更關注的是印度，對中國也有一定的闡述）是不大的，至少不足以導致如此大的發展差異。東方社會的高度發展已經來到了走向獨特的發展道路的邊緣，但卻被爭取更高貿易地位的西方社會的干擾所打斷。貿易帝國的擴張中斷了東方社會的發展步伐，從而導致了現在我們所見的東西方差異。

這一理論極其重要的一環是，它反駁了一種歐洲中心論的論調，也就是說，反駁了「近代國家的發展只能走歐洲的工業革命道路」的既存理論。它認為，國家發展的模式可以是多維度的，但其他因素（例如外在干擾）使我們（也許是暫時）失去了觀察其他模式的可能性，從而也產生了歐洲中心論的成見。這無疑是對The Great Divergence的重要反思。

對The Great Divergence的關注不是一朝一夕的。當我們回到比Pomeranz和王國斌更早的語境里，回到問題提出的當初，我們會看到，這一問題的提出確實是帶有強烈的歐洲中心論色彩的。彼時，歐洲和東方的力量對比可能比今日還要懸殊，這導致了歐洲中心論的遺產很難徹底從這一議題中擦去。後來的理論家中，有不少人試圖解決歐洲中心論問題，卻仍然在歐洲中心論中原地踏步。我並不試圖說明歐洲不夠優秀，抑或不值得學習。我試圖說明的是，我們必須意識到在The Great Divergence這一話題中，存在著歐洲中心論的色彩，而這一色彩不一定是不可辯駁的。一旦我們開始反思，我們會意識到，問題的提法本身也許就潛藏了一些東西，並扼殺了一些東西。

參考文獻

Roy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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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明清時代的中國越來越喜歡用人力替代機械，而同期的歐洲正好相反？為什麼阿茲特克人會熱衷於除了俘虜沒有任何好處的戰爭？為什麼藏傳佛教的寺廟能集聚如此巨大的社會財富？ ——

馬爾薩斯彈簧｜大象公會

文｜輝格

中國人經常會討論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工業革命沒有出現在中國？

中世紀後的歐洲，幾乎是沿著不斷提高生產效率的方向直線前進，而中國則在宋朝發展到頂峰後開始轉向——宋代出現的大量水力驅動的機械，明清幾乎徹底消失，水力被人力取代，一切都朝著使用更多人力的方向前進。

衡量一個古代社會文明的水平高下，我們通常喜歡用它能養活多少人、人口密度的高低作為衡量指標，一個生產效率更高的社會，當然會比生產效率更低的社會養活更多人口。

人口越多，自然會有更高的社會分化和職業分工，當然就能生產更精緻的工藝品、發展出複雜精妙的文化，能夠興建更宏大的建築——照通常說法，這樣的社會就是高度繁榮的文明。

▍肥沃的尼羅河沖積平原，為古埃及社會帶來極高的剩餘率，所以他們能興建大量宏大的建築

為什麼明清時代中國人口不斷突破歷史紀錄，全社會的生產效率反而不斷降低？

文明總會不斷繁榮嗎

一個社會分工是否精細、文化藝術是否發達、工藝品是否精良，這些指標其實都直接取決於一個基礎性指標：一個社會有多大比例的成員能脫離生存必須品的生產，專註於其他技藝的發展，簡言之，一個社會的剩餘率越高，文明就越繁榮。

這裡的「剩餘率」並非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剩餘，而是一個社會生產的食物及其他生存必需品，超出維持全體成員基本生存繁衍所需的部分，一個社會的剩餘率越高，用於支撐其文明活動的資源便越多。

毫無疑問，一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越高，全社會的剩餘率也越高；而勞動生產率來自技術進步，自然，技術進步就會帶來全社會剩餘率的提高。這裡會有什麼問題嗎？

馬爾薩斯把人口要素放進來考慮後，得出來完全不同的觀點：技術進步確實可在短期內提高勞動生產率，但人口增長很快又會將勞動生產率拉下來，結果只是增加了人口，這一過程只須幾代或十幾代人即可完成。

▍世界人口從 18 世紀開始飛速增長

它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傳統農業社會，除非技術進步連續湧現，或永遠存在可供拓墾的新土地，從長期來看，技術進步並不會持續提高剩餘率，所以文明並不會一直朝著繁榮的方向發展。

我們先從城市化率來分析。脫離食物生產的人通常都生活在城市，除了早期城邦，城市居民大多不是農民，所以，城市化率是個直觀反映文明繁榮程度的指標。

進入現代化之前，多數傳統農業社會的城市化率都不足 10%，這會給人一個錯覺——這個比例是農業社會的常態，但實際上，在沒有達到出現危及生存的人口壓力前，農業社會的城市化率完全可以達到 15-25%。

經濟史家趙岡統計，（按兩千人以上標準）戰國時期城市化率達 15.9%，南宋更高達 22%，漢唐介於兩者之間；以物質豐富度和文化多樣性衡量，兩宋也是中國古代文明的巔峰期，此後，隨著人口壓力漸增，城市化率一路下滑，到近代前夕已降至不足7%，據施堅雅測算，清代繁榮程度最高的江南，城市化率也只有7.8%。

▍《清明上河圖》是兩宋繁榮的縮影

趙岡對宋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在各家中偏高，但並非最高，斯波義信估算的上限為 30%，而最低估算數（柳平生與葛金芳）是 13-14%，但同時，趙岡對清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同樣偏高，按施堅雅的較保守數據，1843 年的城市化率僅為 5.1%，所以，無論取高估數還是低估數，清盛期城市化率都只有南宋鼎盛期的約 1/3。

▍中國各個時期大致的城市化率

城市衰微也體現在頂級都市的規模上，明清最大城市不過 80 萬，而唐長安、北宋開封、蘇州，南宋臨安，人口都過百萬，宋代還有武昌、泉州、建康等大批數十萬人口的都市。

人口壓力和城市退化的關係，從華北城市的衰弱中也可見一斑，由於華北平原開發歷史更久，人口更早飽和，那些著名的古代中原大城在中古之後再也沒有復興過。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江戶時代的日本，德川幕府結束戰國時代後，日本進入長期和平階段，人口持續增長，城市繁榮，城市化率從 1600 年的 6%上升到 1721 年的 12.6%，但人口增長到一定程度後，城市開始萎縮，1874 年明治初期，城市化率已跌到 10%。

德川家於 1615 年攻克大阪，發布一國一城令，弭平全境，到 1721 年重新落入馬爾薩斯陷阱，滿清於 1681 年平定三藩，到 1796 年爆發白蓮教之亂，被許多史家視為人口壓力開始起作用的標誌，這兩個長度極為接近的周期，或許並非巧合，和歷史上典型中原王朝的人口恢復周期大抵一致。

▍1600-1850 年全日本的農業產量與人口數量的變化

▍1600-1850 年全日本的城市化率與人口密度的變化

馬爾薩斯提出的理論，雖然違背人們的直觀印象——技術進步必然會帶來生產效率的提高，但卻能解釋這種「異常」。

今天越來越多的經濟史家相信，工業革命前，人類和其它動物一樣，長期處於馬爾薩斯陷阱之中（毋寧說是常態），證明這一點的最佳證據是工資鐵律（Iron Law of Wages）：非技術工作的工資始終徘徊在生存線附近。

人類在進入定居農業社會之前，也取得過許多重大技術進步：標槍、弓箭、石器、掘棒、漁網、陷阱，火的利用，團隊合作與狩獵計謀，這些進步讓人類散布全球，但並未帶來經常性的剩餘和積累，進而發展出文明。

人口與路徑選擇

如果我們不同意馬爾薩斯的觀點，把人口增長視為社會繁榮的指標，那麼除非有災難性事件發生，文明總是趨向於進步，而大規模消滅人口的戰亂、瘟疫和饑荒總是降低文明水平。

但是，如果從中國文明史中尋找歷史線索，或許不難發現這樣一個現象：無論是文化上的藝術和思想觀念、器物層面的工藝和技術，還是組織模式和制度要素，最重要的源頭，大都出現在宋代，南北朝和更早的先秦，同樣是文明的「富礦」時代。

這幾個歷史時段對應的都是人口壓力相對較鬆弛的階段，這是一種巧合嗎？

宋代的產業生態很像工業革命前夕的英格蘭，其核心特徵是廣泛採用非人力能源和勞動節省型機械，水力作坊遍地開花，包括大型水力紡車。但是，宋代人口很快突破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億人大關。

▍王禎《農書》中的水轉大紡車

到了明代中葉，中國人口從戰亂中恢復後又邁過了兩億大關，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人口成就——明代農耕定居地區與宋代人口最多時相當。到了清代太平天國爆發前，人口更進一步增長到四億，已逼近土地承載的極限。

巨大的人口壓力，使得中國的生產技術和組織方式，不再朝著節省人力的方向發展，而是向可以讓更多人「糊口」的方向發展，畢竟勞動力比高效率的機械要便宜得多。

王禎《農書》中的農業和工業機械，到了清代幾乎消失殆盡，鐵鎝鋤頭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換成了人力。宋代曾有大量工廠式的紡織作坊，到了清代，紡織業徹底變成家庭副業式的生產。

歐洲的情形正好相反。西歐的農業開發較中國更晚，中世紀西歐人口密度大大低於黃河流域、江淮這些農業發達地區，德意志地區的人口密度不及南宋上述地區的一半。

14 世紀中後期的黑死病，消滅了歐洲 1/3 到 1/2 的人口，此後黑死病反覆流行，長期抑制了西歐的人口增長；但正是從那時起，歐洲的城市化率開始快速持續上升，（按五千人標準）從 1300 年的 9.5%升至 1400 年的 12.5%，這明顯早於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更遠早於工業革命。

▍1771 年莫斯科鼠疫爆發，莫斯科附近約有 20 萬人死亡

經濟學家 VothNico Voigtlander 和 Hans-Joachim Voth 認為，正是黑死病加上連綿不絕的戰爭，讓歐洲長時期內大幅遠離馬爾薩斯極限，才促成了幾個世紀的城市擴張和經濟繁榮，並為此後的工業革命創造了條件。

黑死病提高城市化率，並非因為它消滅了更多農村人口，歷史學家麥克尼爾所指出，古代城市極高的人口密度和惡劣衛生條件，令其在瘟疫中的死亡率遠高於農村，這在歐洲尤為突出，因為不存在糞肥市場，歐洲城市的衛生條件遠比中國城市差。

但由於瘟疫大幅提高了工資率，在恩格爾定律作用下，對城市所生產的非農業產品需求大增，帶來更多城市就業機會，不斷吸引大批農民進入城市，這反過來又提高了瘟疫帶來的死亡率。

▍風車的普及大量節省了人力，提高了生產率

歐洲人口長期處於遠低於土地承載極限，使之能持續性地保持完全不同於明清時代中國的發展路徑——全社會不斷追求提高生產效率，以節省相對較貴的人力。工業革命是這一勢頭順理成章的產物。

壓在人口彈簧上的巨石

可是，文明畢竟誕生了，那究竟是什麼帶來了剩餘？必定存在某種力量，阻止人口增長到耗盡全部剩餘的程度。

有兩種力量起了這樣的作用：國家權力和私人財產權；原理如下圖所示：

隨著人口增長，投入於單位土地的勞動增加，但新增產出卻不斷降低，在沒有賦稅（或租金）的條件下，會一直降到僅夠新增人口勉強維生，此時人口便達到自然極限（Pa），但有了賦稅，食物產出被拿走一部分，所以人口增長會在邊際產出率降至最低生存需求加賦稅的水平時提前停下來，此時人口為 Pb，而由於 B 點的邊際產出率高於 A 點，因而剩餘率也更高（即 Sb&>Sa）。

上述原理可歸結為這樣幾條：當人口接近極限水平時，1）無論出於什麼原因，減少人口將提高剩餘率，從而提高脫離食物生產的人口比例，因而使文明更加繁榮，同時也讓受益於賦稅和租金的群體要麼更龐大，要麼更富裕；2）通過改變分配結構，賦稅和財產權會壓低人口，3）若統治者有能力壓低人口，他可能更容易獲取賦稅。

形象的說，文明就像一塊巨型浮石，壓在人口彈簧之上，它在壓低人口總量的同時，也獲得了更大彈力來支撐其體量。

在極限水平附近，降低人口將提高剩餘率，從而讓國家更容易徵收稅賦，供養一個更大規模的政府，這可以為我們理解國家權力的基礎提供兩個啟示：

首先，和傳統的國家起源理論相反，國家的徵稅潛力和財政基礎並非基於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剩餘，而只需要足夠的暴力手段和組織能力，通過食物產出再分配壓低人口水平，提高剩餘率，便可獲得可持續的稅賦基礎。

其次，儘管古代政府規模遠不如現代政府那麼大，但也並非都像晚期帝國的政府那麼小。在人口壓力還沒那麼大的古典時代，政府規模明顯比後來的更大，相對於其人口水平，秦漢的行政系統不僅數量更多，專業化程度更高，組織更嚴密，對社會的控制也更深入和細緻。

▍秦簡上也可以看出秦代對社會控制的嚴密程度

施堅雅的研究發現，從西漢到清代，儘管人口增長了六倍，有效疆域擴大了一倍多（西漢整個南方基本上處於未開發狀態），但基層行政單元並未增加，漢初 1580 個縣，清初 1510 個；而且越是戰亂、分裂的人口低谷期，縣反而越多，南北朝晚期只有四千萬人口，卻供養著 2300 個縣，還有三個中央政府；同理，每個王朝初建之際，縣的數量通常也處於峰值水平 1500 多，隨著王朝穩固，人口恢復，便逐漸下降到 1200 上下。

傳統社會人口增長到逼近極限時，必引發大規模戰亂，但統治者不可能有意建立一套有效壓低人口的制度，以避免這種周期性的人口增長和消滅，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會自然演進出一套這樣的制度。

▍明末李自成起義其實可被視為人口超過土地承載極限的產物

阿茲特克晚期的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公里 200 多，其中宜耕地區更高達 500 多——這已比今天人口稠密的西歐密度還要高了。阿茲特克人沒有建立統一強大的中央帝國，而是城邦林立，於是為饑荒所困催生了一種獨特的戰爭形態，戰爭既不源於衝突或糾紛，亦非為了劫掠勒索或征服擴張，其主要目的就是儘可能多的獲取俘虜，殺死並吃掉。

阿茲特克諸城邦之間的戰爭，最初的動因是納貢和貿易關係，但後來，常規戰爭已滿足不了對俘虜越來越大的需求，為此，城邦之間時常安排一場「花式戰爭」（xochiyaoyotl），在約定的時間和地點開戰。此類戰爭唯一的功能就是消滅部分人口並獲取肉食。

▍瑪雅和阿茲特克都有類似的活人獻祭

印加帝國的人口密度雖沒有阿茲特克那麼高，宜耕區每平方公里超過 120 人，但安第斯高原的土地十分貧瘠，同樣面臨巨大的人口壓力，經濟學家 Louis Baudin 將其稱為馬爾薩斯定律的絕佳案例——印加人的解決方案不是殺了吃，而是計劃生育和強制遷徙。

印加帝國在每個行省設有國營作坊，名為「太陽神處女院」，會定期挑選一批少女，她們名義上是印加王的候選嬪妃，但實際上，除少數被作為獻祭人牲和分配給有功者外，絕大多數被終身幽禁在作坊內，紡織和釀酒，不得結婚生育。

▍一處「太陽神處女院」

大規模強制遷移是另一種應對人口壓力的辦法，把人口從過密地區遷到數百公里外的人煙稀少之地，不但可緩解人口壓力，還可打散重組原來的族群紐帶，加強政治控制能力。

印加與阿茲特克這種極端人口控制手段，或許和它們的土地制度有關，這些社會始終沒有形成私人土地財產權，土地皆由社區集體所有，這樣，抵抗人口壓力以免剩餘被其耗盡的力量，就只剩下國家權力了。

低生產力上的文明

前面提到，如果統治者有能力壓低人口，它便可能更容易獲取賦稅，理論上，由此提高的剩餘率若能穩定維持，那麼就可能培育滋養出更為繁榮發達的文明。但實際上，國家權力和地租這塊壓在馬爾薩斯彈簧上的巨石，通常只能穩定一定的剩餘率，而無法通過下壓人口來獲得更高剩餘的。

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即一個社會因為特殊的組織和制度安排，能不斷大幅降低人口——哪怕只是在一定時段內，從而大幅提高剩餘率，最後我們能看到其文明繁榮程度有顯著提高？

藏傳佛教之於一個社會的影響，或許正是符合這個特徵的罕見情形。

吐蕃王朝統一青藏高原後迅速強大，很快成為一個與唐帝國、阿拉伯帝國三雄並峙的強大帝國。歷史學家一般認為，吐蕃在唐代時，人口不少於三百萬，更控制了數百萬其他民族的人口，雖然強大而極具侵略性，但文明的積累和繁榮程度極低。

▍吐蕃曾長期統治河西走廊，張議潮率沙州（今敦煌）民眾起義，推翻吐蕃統治令唐朝恢復河西疆土，張議潮部眾被封為歸義軍

佛教進入青藏地區後，經數百年發展，逐漸改變了其文明形態。由於藏傳佛教的特殊地位，大量成年男性脫離生產成為僧侶，導致人口逐漸下滑，明代嘉靖時期，吐蕃人口降到了約 200 萬，到了清代乾隆時期，又降到了接近 120 萬，此後人口便穩定在這個數字上。

一個自然環境極為惡劣的農牧業社會，能讓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男性不事生產，其剩餘率當然非常驚人——在傳統社會，藏族社會也許是知識階層占人口比例最高的一個——中世紀的西方，知識分子也主要是由僧侶構成。通過壓低人口提高剩餘率，是西藏能誕生燦爛文化的基礎。

西藏文化無處不打著佛教烙印的文明。對哲學、思想、文學這些無形的知識系統，外人或難一窺堂奧，但有形的建築、雕塑、繪畫和其他造型藝術之盛，任何人都會為之震撼——社會剩餘財富最終都以藝術方式凝聚、沉澱在宗教體系中。

▍布達拉宮

尤其是在人口密度如此之低，生存環境如此惡劣的地方，竟然出現如此燦爛輝煌的文化，這樣的例子，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個。

清代，藏傳佛教又傳入蒙古草原。如果認為滿清有意推行佛教是為了削弱蒙古，應當認為很快就收到了奇成效：蒙古人口從清初的210萬降到了清末的170萬人，按理藩院說法:「喇嘛日多，人丁日減，召廟日盛，種類日衰。」

但從壓低人口總數，增大剩餘率，會促進文明繁榮、深化的角度看，你會注意到另外一番景象：

佛教傳入前，蒙古常年戰亂，甚至財富亦難積累。由於沒有一個知識階層，成吉思汗時代發明的文字幾乎失傳，好不容易積累的一點點文明家底幾乎耗散完結。如果持續下去，他們留給後世的文明存在的遺迹，大概還是那種偶爾散落在草原，粗糙拙樸猶如孩童捏泥巴式的石人像。

▍突厥石人像是草原民族常見的文明遺迹

草原上的薩滿被僧侶替代後，不事生產的僧侶集團成了首批知識階層，長期的和平讓這些人可專註於手上的技藝，語言、文字、繪畫、雕塑、天文、醫學獲得空前發展。

財富的逐漸積累使草原上出現了一下宏大的寺廟，它們吸引了眾多信眾和商販，逐漸形成了集宗教、文化、商業和貿易於一體的聚落，定居的城鎮第一次在草原上出現，它又大幅提升了草原社會的分工精細程度。

雖然在遼闊的藏傳佛教區，發展到人口數萬乃至十萬的大城，僅有拉薩、庫侖（烏蘭巴托）、歸綏（呼和浩特）等少數，多數城鎮人口都在數千乃至數百的水平，但城鎮人口比例已經明顯高於漢地。

樓上各種答案都有了，眼花繚亂，我來補充幾點從歷史學和發展學最常見的幾種學術觀點吧，盡量簡單，入門而已。主要回答廣義上的為什麼東西方發展差距這麼大，因為李約瑟難題也並不是光說的科技發展。懶得閱讀全文的，可以跳到最後幾段。

1）李約瑟自己的」封建官僚體制論「（bureaucratic feudalism）
意思是我們科舉制度下的官僚體制（想當年的公務員們）實在太龐大太牛逼了，所有的科技發明全都內部消化了，沒有引起動蕩。中國的政治體制是相當成功且穩定的（此處值的是中國的帝王制度本身，和朝代是否穩定沒關係），那麼同樣有了科技發展，西方的政治體系根本hold不住，必須引起社會政治改革，而在中國，吸為己用~ 威脅不到國家的總體結構，就也沒有更多一環接一環的發展了。

2）Mark Elvin的」High equilibrium trap「高水平均衡陷阱
意思是，中國地廣人多，一方有災另一方支援，假如啥地方減產不夠吃了，另外一邊買來就是。歷代王朝這種以內部貿易來控制價格的經濟政策太多了，在中國很常見。貿易代替了管理，所以中國被逼入絕路必須創新的那個引爆點要高很多。西方動不動就遇到了生產瓶頸，一減產就社會動蕩，不科技革命大家吃啥呢，不政治社會革命國家還好的了嗎？換句話說，那都是被逼的~

3）馬克思的東方專政論（oriental despotism）
這個其實比李約瑟要早的多，但後來也有人利用這個解釋來試圖回答李約瑟難題。馬克思對中國不是很友好的樣子啊親，說我們是沒有歷史的國家啊親！這也太桑害我們人民的感情了……馬克思說，中國的專政體制把所有經濟產生的盈餘（surplus）全部都給吃回去了，用在了消費（consumption）上，而非投資（investment），所以朝代一輪輪，卻總是沒法進入歷史的新一篇章。哎這個……

4）水利控制論 water control theory
這個論點最大牌的名字應該是Wittfogel，他的意思說中國自古以來最大的難題就是治水（想想我們最早的大禹是幹什麼出名的就明白了），所以國家的權威和體制建立在治水這個活動上。為了治水，就要有一個全天制的專業的官僚系統，這個自古以來就有了，一直牛逼到現在，官僚體制和專政體制就和雙生子似的，連近代貿易飛速發展都無法撼動他的地位，於是一直都是old same old same

5）儒家思想的影響
這個論點比較常見，在這裡拿費正清的舉個例子。從歷史角度來說，儒家思想本身就對歷史抱有崇拜的態度（孔子的偶像是周文王來著），加上中國文字系統的關係，中國文化里本身就有對歷史的崇敬，這一點在朱熹的新儒家思想復興後更是如此，加上我們的科舉制度，後來的八股文……換句話說，儒家思想和中國文化對歷史的雙重偏好下，我們往古代看的時候多，往創新看的時候少。更別說儒家是官僚體制的基石，而有才的人都被科舉給弄成了一個模子，再加上什麼不能越位啦要本分啦，反正都對現代大家所知的科學發展不利……這個是軟原因，爭論也是比較大的。

概括一下：中國政治體制穩定，來自於官僚體制的牛逼，因為自古以來就需要這麼一個大的國家機構來幫助治水。儒家思想又把社會和這個官僚體制穩穩地控制住了，使國人崇敬歷史，而少有思變。國家穩定強大，便可大程度控制經濟，將生產盈餘重新消費而非用於投資，使得跳不出一個圓。任何的變化和發展，都在這樣的一個superstructure里完成了，沒有任何爆破點，於是沒有和西方類似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其實學術爭論來爭論去，最後的結論都逃不出一個大範圍：我們早期的發展實在太牛逼，以至很長一段時間都不需要改變什麼基本的制度和基石，而西方很長一段時間一直就是在被折騰得FUUUUU——的狀態，連滾帶爬被趕的喘不上氣，解決了一個問題又有新的問題，發展就和連環爆炸似的。在我們安於現狀的同時，西方馬不停蹄地就後來者居上了。

這倒還不是鼓吹一定要居安思危，確實是歷史上一個比較諷刺的事實，社會環境越是動蕩，社會上重要的科技和人文發展越是蓬勃向前。不去撥它，它幹嘛動？我們早在宋朝就農業高度發達，以至現在東南亞有些比較窮的國家用的農業技術和我們宋朝沒啥區別。既然這麼好用，還改它幹嘛呢？但凡西方遇到過的逼著他們改革的問題，在中國基本就不是個問題，或者各種方法就解決了，我們幹嘛還改革呢？然後，再然後，西方人來敲清朝國門了，我們很驚愕，什麼，世界上的國家還有平等之說的？開玩笑，什麼叫」中」國你可懂？一來二去，環顧四周，才發現，世界早已不是我們所想的那個樣子。

沉睡的龍，那是被捅了眼睛才弄醒的。

我只想說

其實各種理論有個毛病

那就是其實關鍵條件很簡單，甚至可以說大部分還可以直接創造並進行複製。

但是目前所有的複製都失敗了，而叫著會失敗的中國卻成功了。

不過我們可以看看成功了一點點後來失敗了的共性。

那就是一開始成功有點錢了，就開始吵吵嚷嚷了，嗓門特別大或者特別喜歡一邊大嗓門一邊完全靠抱大腿。

然後他們死了。

依我之見們，共性其實並不多，那些率先或者自身完成工業化的國家都有極大的變化，而那些共同的變化複製起來又不好用。

而唯一可以說在工業和非工業國家都有一定用處的經驗（無論是教的還是自己摸索的）。

就是對於政權中層幹部的由上層發放好處的結構變成了中層能和政府外部勢力也取得一定好處的結構。

而在前工業時代，如果不大力推動上層給中層好處，那就會徹底亂掉，而且很多地方根本管控不到。

所以要麼就是死要麼就是亂。

而前工業化末尾，工業化成功的國家卻經常是政府干涉宏觀經濟（一部分好處，當然那年頭還不清楚宏觀經濟，只是政府高層抽調好處），而中層也有自己的營收（國企而不是央企），同時還存在大量的過剩集中人口。

這使得試錯工作變得較為低成本。

如果單純是大量過剩人口集中，而中層卻不能有自己的營收（無論是否合法），那麼自發的完成工業是不太可能的（因為商人如果沒有足夠的勾結，那麼出問題以後沒有很強力的保護傘）。

當然了，這是原生工業化國家，後來有模板的時候，那些國家卻不能學習這一套，因為外部工業化勢力可以很快介入中層的利益分配體系，然後就完蛋了。

又拖我下水：P 這分明是要請吳老師回答的問題啊……李約瑟的書，很慚愧的，分卷是翻過一些了，總論沒有讀過，那一冊圖書館裡就沒見到過。大體上，我推薦 @繆瑩的回答，回顧再全面一些就更好了。

這貼似乎已經比較水了……貼一些非常個人的感受，一鍋亂燉。

如何分析？視野要放寬一點啊：

不僅中國，印度、中亞、阿拉伯都曾經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我們的問題不應僅僅是李約瑟所說的，「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中國發生？」而應該是為什麼在這些地方都沒有發生質的飛躍？

換而言之，如果我們真的要思考李約瑟所關心的問題，我們不能把目光局限在中國與歐洲的比較上。我們應該觀察整箇舊大陸的中段轉型（middle period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continent, 500-1500），這其中又應該包括經濟結構與思想文化兩個方面——嗯，我可以申請British Academy的研究項目了……

說宋朝的科技領先西歐，這個命題意義不大，比較要和好同學比才有意義。僅就與科學相關的諸種思想而言，10世紀以後領先全球的應該是阿拉伯世界尤其是中亞地區。他們的成果被西歐吸收，直接促成歐洲思想的許多轉型。

很顯然，當中亞思想進入其黃金歲月的時候，西夏切斷了絲綢之路，隔絕了撒馬爾罕與中原的交流。歷史的巧合在於，就思想的傳播而言，海上交通線幫助並不大，因為彼時主要的思想人物活動區域在內陸；而當蒙古人重新打通路上交通線的時候，他們早已經把許多中亞的城邦連根拔起了……

似乎，唐、回鶻、吐蕃瓦解之後，蒙元興起之前，內亞與東亞世界的轉型與變遷，還沒有有建設性的比較觀察。我每次讀沈括的時候都會想，如果他見到過伊本·西拿的作品；讀玄奘，又會想，如果那時伊本·西拿已經如日中天了，玄奘是去跟他學習，那又會如何？瞎想想……

某種意義上，我真的覺得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是整箇舊大陸的古老文明共同貢獻的——只是其完成形態出現在西歐罷了。這就像一個蘋果手機是全世界一起造的，只是組裝在美國而已……區別在於，就蘋果手機而言，可能美國人還設計了它；但對於科學與工業革命，設計它們的存在反正不在這個世界上。

我的意思是，許多文明都蘊含著「霸者之證」，是彼文明發展出的或大或小的貢獻。很多文明只能局限於守護自己的霸者之證。然而，誰能收集更多其他文明的「霸者之證」，誰就強。中國融合了內亞的傳統，就可以稱霸瀚海；中亞吸收了阿拉伯的宗教，希臘、印度的學術乃至中國的技術，他們就進入了黃金時期；歐洲在中世紀傳統研究的基礎上，收集了阿拉伯人的成果，即使他們都能有所進步。換而言之，剛剛好在近代歐洲，因為世界史的種種機緣巧合，歐洲人收集齊了舊大陸的「霸者之證」，他們通關了yigang！然後他們就去「威壓」其他商會（文明）了——這遊戲就是這樣。

總之，我覺得一些文明是優於另一些文明的；但我並不覺得歐洲文明總體上全面地優越於印度、中亞、中國文明。李約瑟問題，或者說「為什麼是歐洲」的問題，其回答應該在歷史的偶然性中去尋找——而不是社會、文化的形態中去找。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書，細節上被指摘的地方很多，但我覺得大方向上應該是充滿洞見的。

無論如何，敲這些粗糙的想法，是想推薦一本好書，以上的文字大概也就是看書的時候瞎想想。就這樣吧。

李約瑟難題

其實不光是中國，整個世界除了歐洲，像阿拉伯，印度，伊朗，這樣的歷史上無比輝煌的民族同樣陷入這個難題。不是中國陷入了停滯，而是歐洲發生了飛躍。

文明的進步，都是經常發生飛躍的，就像赫梯的鐵農具，巴比倫的輪子，英國的蒸汽機。。。而這個必有條件。

大約10000年前開始，農業，馬匹，車輪，冶金，文字所代表的一次技術革命，把人類從蒙昧時代解放出來，對世界的改造遠超之前的原始社會。關鍵技術進步體現在農業上，人類首次能夠主動的固定太陽能。並有了農業，就是可以有牲畜，人類進入定居時代。這個的條件就是要有合適的植物動物來馴化，而有的地方因為沒有好的植物，或許便於馴化的動物，始終沒有進入農業時代。比如非洲很多地方，因為大型動物都是河馬，獅子這樣的兇猛動物，毫無馴化可能，所以就沒有耕牛，更沒有牛車，文明程度基本和從樹上才下來差不多。

不是非洲的黑叔叔不聰明，而是沒有那個自然條件去發展出高級文明。而沒有高級文明就會繼續茹毛飲血，體能好的人就更能活下來，智商高體力差的自然淘汰。於是文明陷入死圈，幾萬年都出不來，如果沒有外來人的文明傳播，基本永遠這樣。

而兩河流域處於交通要道，和各地的交流比較多，這裡發現的大麥，那裡馴化的馬和牛，那裡的輪子，互相交流多了，文明的進步就多了，有了馴化植物和動物，就進入文明，有了輪子就可以對外交換，閑人一多，各種制度文明文化就開始出現。兩河流域進入文明時代比我們早一千年。文明一個地方突破之後，就開始對外傳播，慢慢的印度，伊朗，埃及，希臘，中國，都進入文明時代。

巴比倫空中花園，巴比倫輝煌文明的見證，這樣的建築需要極高的數學工程水平

發現沒有？進入文明時代必須要有資足夠的資源，而這個資源很難說在一地湊齊，需要各地的交流來獲得。如果沒有資源或者說資源不足，或者說對外交流不便，文明就會卡死在這個短板上。比如非洲沒有溫順的動物，美洲沒有大型動物，美洲的羊駝根本駝不動馬車，所以文明程度就會很差。

萌萌的草泥馬拉不動車

那種陷入文明停滯時期的時期，就像一個小島上，沒有動物，只能捕魚，沒有鐵只有石器，永遠不能進入鐵器文明，也就無法進入文明。這樣的島在大航海之前不少。對於中國來說，或者對於地球來說，很可能就是一個更大的島。。。

印度洋安達曼群島的土著人，基本跟才從樹上下來差不多，幾萬年的文明停滯。

就像大馬士革刀，精美無比，但是必須用印度的伍茲鋼才能鑄造，如果你找不到這樣的鐵礦，那永遠也造不出那麼好的刀。人不是上帝，人只能利用自然的資源，大地的恩賜來發展自己的文明，這些資源發展的上限就是人類文明的上限。（隨便說句，現在我認為文明的突破也要靠大自然的恩賜，而不是人力去拚命。就像我認為現在的疑難雜症，比如癌症，艾滋病之類，很可能自然演化出這些病得同時也演化了治病之物，等著我們去發現。）

精美的大馬士革刀，印度伍茲鋼沒有了，然後就失傳了

中國在古代的文明發展程度，或許就是在中國古代的活動空間里的各種生存資源，獲得的某種最高的發展水平，無法再提高了。中國文明是有自己的天賦的,比如竹子，讓中國可以很低成本的使用筷子，而不是手抓，提高了衛生。又比如竹子可以很低成本的製造扁擔，使得山區丘陵的經濟和文明的發展得到了巨大的促進，至今非洲很多地方沒有扁擔，而是用頭頂來運貨物。。又比如竹子正好可以用於造紙，促進文化發展。中國的煉丹術，恰巧就發現了火藥。這樣的例子又很多很多，幾乎都是中國獨有的。這就是在中華文明圈裡的發現。

竹子扁擔，一剖就是一塊搬運的好東西，造價低廉，輕便耐用，是中國文明的巨大促進。

而要再提高，必須要突破活動空間，獲得新的資源。這個，中國古代一直在做，比如張騫帶回了西域的植物，才有了葡萄石榴，帶回了精鋼份，漢朝的武器和弓箭才得以進步。後來引進的占城稻，美洲的土豆紅薯都是一個道理。沒有土豆，中國糧食產量就那麼多，撐死了也不能發展到4億人口。如果沒有這些的話，中國的文明就會陷死在那個圈子裡，你固有的黍米不管怎麼種，糧食產量是上不去的。文明的增長就會緩慢（這有點像現在的論文，很多論文科研發現都發爛了，不管怎麼發都沒啥新意，所以論文灌水，因為科技某個方向能發的就那麼多。）

中國的哥倫布張騫，開拓絲綢之路，大大擴展了漢族的活動空間和視野，永遠值得紀念的民族英雄

同樣，阿拉伯和印度的對外交流，比中國要更方便。阿拉伯的大航海，規模極大，到了那個時代的極限，從伏爾加河，到撒哈拉沙漠，從印度，到西班牙，各種地方的資源都得以調動。阿拉伯打通了整個從西班牙到新疆的貿易路線，所以阿拉伯人發現了咖啡，知道了製作糖的工藝，還有很多很多的先進的東西。就是因為各種資源集中而帶來的文明進步，有了大量的新東西，有了市場財富，閑人就多，一多了就會有巴格達智慧之家這樣的學術機構，自然會發生進步。而同樣，阿拉伯的航海發現，也到了一個極限，他的資源也就是能搞出那麼多文明成果，再也無法有新的文明突破了。

辛巴達航海，阿拉伯探索文明輝煌時代的代表。

巴格達智慧之家的學者，默罕默德說過，智慧遠在中國也要求取，充分體現了絲綢之路的文化科技交流特性。他們是哪個年代的字幕組，把各國的文化典籍科技翻譯為阿拉伯語，彼此交流。

文明發展的本質，就是不斷的交流，互通有無，然後用各地的資源集合起來，去突破新的科技。古代的世界，主要有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草原絲綢之路。沿著這些道路，中國的絲綢，火藥，造紙術西傳，帶來了歐洲的文藝復興，宗教革命，火藥打破了城堡的防禦騎士變得沒有用處。歐洲用這些技術的發展發現新大陸，征服了新大陸。中國也從絲綢之路，引進了大量的佛教宗教思想，引進了葡萄，占城稻，胡蘿蔔這樣的蔬菜，促進中國的文明發展。

歐洲城堡，在沒有火藥的年代，配上一些騎士，基本上是很難攻破的。這完美的構建了一個封建主的統治體系。

敦煌莫高窟，沙漠邊緣並非是不毛之地，而恰恰是文明交流的前線。。見證那個時代的貿易文化交流的輝煌。

絲綢之路和中國農耕文明的交匯點，一般都是繁華的大都會，就像海上港口的泉州，陸上絲綢之路起點長安，草原絲綢之路的起點北京。金朝和蒙古定都北京，就像葡萄牙選擇澳門，英國選擇上海香港一樣，那是農耕文明對外交流的據點。這樣的文化技術交流的地方，一定會誕生先進的文明。

在大航海時代的全球化之前，其實經歷了一個半球化的時代，沙漠和草原，就是那個時代的內亞海洋。駱駝和馬匹就是那個時代的海船，沙漠之舟，把撒哈拉沙漠邊緣的廷巴克圖變成了商貿重鎮和文化中心。這樣的城市有很多，北京，長安，平城，布哈拉，利沃夫，喀山，麥加。。。他們都是廣袤無垠的內亞草原沙漠海洋的邊緣城市，他們就像今天的上海香港，紐約倫敦。甚至我懷疑，在兩河流域的文明崛起，很可能也跟他們處於內亞海洋的文明交流有關。

內亞草原，在古代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文化貿易交流，從北京的燕山到蒙古，中亞，南俄，一直到烏克蘭，羅馬尼亞，匈牙利。草原上是一片英雄地。

廣闊無垠的歐亞草原，在古代就是通途的交流大道，貿易往來

跨越撒哈拉沙漠的貿易通道駱駝商隊聯通了非洲南北，彼此連接的貿易。
Trans-Saharan trade

今天這些駱駝商隊依然活躍在撒哈拉沙漠

沙漠邊緣的文化貿易中心廷巴克圖，非洲南部農耕文明和沙漠貿易路線交匯地，當年整個撒哈拉以南的文化貿易中心，這些土壘起來的清真寺學校見證了當年的輝煌。他就像我們的莫高窟一樣。

這是蒙古俄羅斯邊境的恰克圖買賣城，晉商收購中國的茶葉，通過蒙古草原到恰克圖和俄羅斯交換貿易，買入貂皮之類，俄羅斯再把茶葉通過草原送往歐洲。你可以看到買賣城內堆積如山的茶葉，買賣成一時輝煌，他是當年的義烏小商品城。

買賣城的牌坊，表現了裝貨，駱駝過草原的場景

農耕文明和草原絲綢之路的交匯地，中亞文化貿易中心，布哈拉，阿凡提的故鄉，有「智慧的布哈拉」、「博學的布哈拉」（指有龐大的知識分子群體和許多著名的詩人和科學家）之稱。

阿凡提，原名霍加·納斯爾丁，他的故事流傳於從摩洛哥到中國的廣大地區，他就是絲綢之路文化文明交流的最好代表。那個年代有無數的商人，學者，僧侶在絲綢之路來往，互通有無，各地文明大幅進步。

蒙古通過打通整個歐亞的貿易文化路線，歐洲和中國第一次獲得了文化交流的機會。歐洲人有了第一次前往中國探秘的機會，其中誕生了馬可波羅，列班掃馬。而回回炮，是一個波斯人獻給忽必烈的，這充分體現了蒙古帝國調度全球資源的能力，蒙古人用它打破了襄陽城，征服南宋。而在絲綢之路另一邊的卡法，蒙古人把大量的鼠疫屍體投入城內，從此鼠疫在歐洲大規模傳播，最終瓦解了整個歐洲的封建制度。

草原貿易路線和農耕交匯的波蘭，正好處在歐洲和草原貿易交流路線的交叉點，利沃夫，克拉科夫，維爾紐斯這些城市，都是對外交流的通道。在和草原民族的交流（ZHAN）中，他們學會了什麼叫騎兵，從而舊的騎士，演變成了波蘭特色的翼騎兵，在歐洲稱霸一時。

這些技術文化的交流的便利讓波蘭成為當時歐洲最文明富裕的國家之一，最後誕生了哥白尼，就像日本因為靠海而獲得更多的技術文化交流，最終誕生了福澤預吉一樣。波蘭的翼騎兵，很可能就像日本的織田信長從海上的葡萄牙人學到了火炮技術，薩英戰爭的日本人學到英國的火炮和造船技術的先進一樣。地緣的優勢讓他先知先覺。

毀滅君士坦丁堡的烏爾班大炮，中國的火藥加上歐洲的冶金術，改進後的大炮，轟踏了君士坦丁堡千年不破的城牆。塞爾柱突厥人正好是草原民族，從絲綢之路獲得的技術傳播，隨後他們開創了偉大的奧斯曼帝國，文明文化一時無二。

歐洲人發現美洲之後，開始了大發現，西班牙大帆船代替了駱駝和商隊，成為對外貿易的主要工具。隨著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新大陸新航路開闢了，當年輝煌的陸地貿易讓路於海上貿易，無數路上的輝煌的城市和帝國就此衰落。當年無比輝煌的陸上的布哈拉，大不里士，君士坦丁堡衰落了，當年甚至不在大西洋航線上的威尼斯也衰落了。

大量的新東西發現了。比如土豆紅薯等等，有了土豆，德國英國這樣的地方本來氣候不好，不適合農業，變成了能養活大量人口的地區，人口多了就開始了各種發展。而大量的海外市場，需要大量的工人勞力，對工作效率有了需求。對紡織機的不斷研究，有了珍妮紡紗機，對金屬的研究發明了鏜床，可以鑽出圓形的缸體，同時，新大陸發現了橡膠，解決了漏氣的問題，各種條件齊備之後，就發明了蒸汽機。換言之，蒸汽機本質就是新大陸發現的各種資源，而帶來的文明成果。正好英國的煤和鐵非常集中，於是工業革命滾滾向前。

魯濱遜漂流記，英國商人走遍世界，各地歷險而傳奇，代表了那個時代的英國的獲取全球資源的精神。

80天環遊地球，隨著工業革命的進步，人類環球變得非常迅速，裡面用了火車，輪船，熱氣球，馬車，汽輪等等交通工具，充分體現了工業革命的成果。這些帶來的貿易，文化，經濟的交流紅利，都被掌握這些的殖民者獲得了最大的利益和文明崛起。

殖民者的大尺度活動，把世界資源變成一體，贏得巨大紅利。比如巴西的橡膠到了南洋，大量種植，於是輪胎得以鋪開有了汽車，非洲的咖啡到了牙買加，成了全世界最好的。邁索爾的火箭，被英國研究後，進步成了康格里夫火箭。達爾文週遊世界，發現了物種的差別，寫出了進化論。英國殖民者發展的過程，其實就是調動全球資源掌握的紅利，這個資源不光是植物動物，自然資源，更是市場，人口，文化積累等等。英國的工業革命突破，和兩河流域的農業突破很像。

達爾文到南非，印度，澳洲，南美，發現各地的動物不同而提出了進化論，只有英國這樣的全球帝國才能誕生這樣的人物。

今天橡膠原產地亞馬遜的橡膠工人，橡膠一個是推動了蒸汽機的發現，另外還促進發明了輪胎，導致了汽車時代的到來。是對工業革命貢獻最大的植物之一。當年的橡膠種子被英國人偷出來，到了英國殖民地南洋種植，南洋的華人開始財富大爆發，當年的番客就是富人的代名詞，隨後上海就爆發了巨大的橡膠投資潮。我們偉大的常凱申先生，就在這次橡膠股票投資潮里徹底破產，走上了革命之路。

HSBC，滙豐銀行，也就是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當時因為從印度種植鴉片，賣到中國，香港和上海，很多金錢需要管理，自然就誕生了。後來因為貿易賺頭太大，慢慢走向全世界。。。至今香港滙豐的董事也有幾個是鴉片販子的後代。當年滙豐就是給鴉片販子X錢的。。。

上海外灘的沙遜大廈，當年的英國殖民地的猶太人，販賣鴉片起家，舊上海的首富。隨著海上貿易的發展，上海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城市，變成了中國的經濟中心，各種文化貿易技術隨後發展起來。這裡變成了中國的工業中心中國的造船工業在這裡發展，電影中心趙丹在這裡出名。。隨著貿易路線的轉移，當年在草原絲綢之路輝煌的晉商最終衰落。

立頓紅茶就是當年英國收取全世界的茶葉資源而發展，太古輪船是當年英國的貿易船舶。。。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大家都可以慢慢的去挖掘。

其實個人也是一樣，人走得多，自然見得多，那麼對世界的觀察，就更加宏觀，也更加可以發現商業機會（商業是什麼，不就是互通有無嗎），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也。當年的中山縣，也就是澳門的那個地方，上海開埠之後，幾乎全是這裡的人去上海經商，上海的幾大百貨公司都是他們開的，這其實就是幾百年和葡萄牙這樣的海外殖民者不斷交流學習的結果。廣東人和海外交流最方便，最多，所以有了帶來紅夷大炮的袁崇煥，山寨了基督教的洪秀全，散播變法維新的康有為，學習歐洲搞革命的孫中山，引進洋人火車技術的詹天佑。當時的兩廣人遍布世界各地，彼此交流激蕩，帶來了南粵的輝煌。同樣，印度也有這樣的一個族群，就是帕西人，名人也是層出不窮，包括塔塔公司，義和洋行的創始人，舊上海市首富沙遜，聖雄甘地。

絲綢之路大交換和哥倫布大交換，都是可以寫好幾十本厚厚的大書的，影響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我們不經意的文化，產品，公司，事件，都是廣闊的貿易文化交流所帶來的蝴蝶效應。

過去的城市和文明的興衰，跟商路貿易都有很大的關係，貿易的本質就是調動全球的資源，集中到一個地方促進文明發展。香港上海的崛起就是因為大陸文明的對外貿易路線卡在那裡，新加坡就是因為貿易路線在那裡，紐約芝加哥舊金山等等無不如此。。。中國古代的淮陰，就是南船北馬的地方，後來運河貿易路線失去就衰落，石家莊鄭州，無不是鐵路貿易路線造就的輝煌。香港新加坡的興起和布哈拉這樣的大陸型貿易城市衰落是同時的。。。上海香港的貿易商人崛起，和山西晉商的衰落是同時的，有了貿易就有錢，就會有金融，各種資源人才市場都會集聚，文明自然那就會發展。

而在過去絲綢之路交流中無比輝煌的中國，偏偏錯過了大航海時代的文明大交流，或者說不在一線。土豆把德國英國這樣的不毛之地變成了人口密集地，紅薯也讓中國的人口爆發增長，美洲的白銀交換大量的中國瓷器，茶葉到歐洲。但是不得不說的是，中國不是大航海的一線參與者，都是二手傳播的，那種美洲發現的各種東西，基本都在歐洲運用了幾十上百年才進入了中國。比如辣椒，煙草，西紅柿等等，至於橡膠這樣的工業至關重要的原料，直到解放後才進入了中國。

換言之，中國文明很難在沒有西方的影響下，大規模進入現代社會的可能。因為資源不夠，文明稟賦不夠。

而沒有進入現代社會就一定會陷入馬爾薩斯的循環，中國就一定會周而復始的王朝更替。頂多，有時候是內生的流民造反，有時候是外部的入侵。中國真正擺脫馬爾薩斯，是引進的西方的化肥生產線，從此工業能力超越了土地產量的極限。

那麼，這個地球的資源底線，發現的極限是在哪裡？難道大家沒有發現最近的幾十年，技術已經停滯了很久了么？以前是汽油發動機，現在還是。。以前是飛機，現在還是。

我很懷疑，我們的地球供應的資源可能讓人類的文明只能到一個程度，很難飛出地球。就像以前的小島人無法走出小島一樣，等著更高層次的文明來帶領我們進入更高層次。

所以，中國文明的停止也沒啥奇怪的，是人類歷史的通例，文明突破才是罕見的。要真正的擺脫這個，就是要大發現。向外星大發現，向海底大發現，向地底大發現，向北極南極大發現。甚至現在的互聯網時代，也是一個大發現的時代，多交流，向全世界尋求各種資源，比如動物植物，文化經濟資源。

另外，隨著陸權的崛起，中國的鐵路可以獲得巨大的市場空間和資源調度能力，就像古代的內亞草原沙漠的駱駝和馬一樣。古代中亞的那些歷史名城，正等待著中國鐵路帶來的商機實現復興。中國應該說天生是一個陸海雙體國家，不管是陸權海權我們都會有利，現在對陸權的發展必須十分重視，亞歐大陸內部的資源人口各種東西，一點不比海上的少。李鴻章說過中國古代是自西北而東南，近代是自東南而西北，深刻揭示了陸權海權轉化的力量。

即使今天，中國對世界的認識，對世界資源的把控，對國際貿易的深入程度，也是遠遠不如西方的，雖然我們人口多，也很可能會陷死在中華文明圈裡。你看西方學者對於世界各地的文化，語言歷史，特產，經濟的研究，走遍世界的國際貿易，對全球人口和思想的那種傳播。他們文明經濟發展的那種空間和深度，比我們大太多了。他們的研究早就是全球宏觀的思維，大洋洲，南美，非洲的研究比我們深刻太多，獲得的資源和發展能力也強太多。

我們中國要崛起需要去獲得真正的一種突破資源，就像以前的馴化牛，橡膠，咖啡那樣改變人類的文明成果，陷死在現有的圈子裡，是毫無任何可能突破文明的。如果能發現一種新的元素，像鋼鐵一樣硬，而又像木頭那麼輕，我們的文明又可以進步一個台階。。。

下面有人說石墨烯，請注意，人力製造的東西我覺得很難比得上自然的東西，往這方面努力我感覺有點問題。。其實我的意思，中國印度阿拉伯在古代的文明也不算停滯，只是發展緩慢了，然後就進入了一種高水平的均衡。印度是最典型的，種姓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穩定的制度。這樣的發展，進入工業社會也是有極小可能的，只是沒有那麼快。非洲的黑叔叔，給他個幾億年，說不定也能慢慢的變成現代人。但是世界是彼此競爭的，別人稍微領先一點，就立馬把你吃掉了。

歐洲是發現了新大陸，大量的新東西發現了早就了文明的大突破，就像橡膠這個東西，如果不是天然發現，而是用自己去攀科技樹去研發這樣的一個東西，那怕是很費時間和精力的。土豆紅薯這個東西，如果不算天然發現，在中國舊時代里用改進大米的做法來提高糧食產量，那也是很困難的。今天我們這麼厲害的農業科技研發，畝產也就是一噸而已，遠不如紅薯。這就像當年的竹子，如果沒有竹子，你要找個東西來做筷子做竹簡做扁擔，那個成本會大幅提高，會嚴重的影響文明的發展。沒有這些文明的發展程度自然也就低了。大自然是一個大系統，是一個比超級計算機強大一億億億倍的系統，他演化的東西比人厲害多了。我們要做的，就是充分的利用這個大系統所演化出來的一切資源，去發現利用他們。這比我們人力要效率高太多了，也就是所謂，君子性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引用高曉松的那句話：歷史不是鏡子，歷史是精子，犧牲億萬才有一個活到今天

附記：文明交流的副產品：安祿山，蒲壽庚，白彥虎。。今天的歐洲穆斯林，美國的黑人

文明交流，往往也有正反兩面，這個世界上，文明是經常被野蠻征服的。因為海外來得人，往往關係龐大，他們可以通過這個關係網獲得巨大的商業收益，他們壟斷的是信息的交換權。當年的唐朝長安，高利貸幾乎全部被回鶻商人壟斷，就是因為他們是絲綢之路上的活躍者，關係非常特殊。而安祿山這樣的人，也是絲綢之路帶來的武將，他們強大起來之後就會有欺壓漢人當主人的思想。安祿山的造反，和蒲壽庚白彥虎的造反有一定的相關性，都是有巨大的外來人口或者外來勢力外來思想的控制下得一群人對抗中央政府的行動，而這些人因為長期在中國，已經掌握了中國的文明成果，加上他們先天的野蠻特性，造反會破壞力很大。這是文明交流的副產品，不可避免的，後來明朝清朝的海上貿易，都嚴禁外來人口在港口長期定居，就是這個歷史的教訓。

現在的歐洲穆斯林，已經跟當年的安祿山這樣的人差不多了餓，而且更嚴重，現在歐洲根本攔不住海量的難民進入歐洲，這些難民堅信真主，抱團，一生就是一窩子人。再這麼搞下去，當年蠻族滅亡羅馬事情恐怕又會來。

誒呦狗屁吧，你就看看這些問題：

僧一行、郭守敬都測量過子午線長度，那麼他們的觀念中對「地球是圓的」有概念嗎？

中國跨越了好幾個時區，每個地方作息時間都不一樣，為什麼古代中國人認識不到地球是圓的呢？

中國在官方層面第一次知道地球是圓的大約是在什麼時代？

天文學爛到這個程度，連三角函數都悟不出來，古希臘人就解決的問題中國人愣是到宋朝都還沒搞懂，還敢吹工業革命科技革命嘞，我都替古人捉急哦。搞不懂有些人怎麼好意思靠著造紙術、火藥、指南針這類純手工技術的發明創造覺得中國古代科技很過人。

分享一個比較搞笑的說法，外國有幫種族主義者，他們主張的是白人智商高於黑人，東亞人智商高於白人。

結果有次演講的時候就有人問了，既然如此，那麼為什麼絕大多數現代科技是白人們推動的？

well，主要是東亞人的智商雖然高，但是過於均勻，而爆炸性的革命需要天才推動的，一個牛頓能做出來的事，來一萬個平庸的人也沒用，東亞人比較少蠢貨，但是天才也少，西方人蠢貨一大堆，但是卻能產生推動人類發展的天才。

以上不代表我同意這種看法

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確實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在古代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處於當時世界的科技領先水平（特別是宋朝）。這個情況一直持續到十六世紀左右，直到歐洲在文藝復興時期末，開始興起了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

因此李約瑟提出了他的著名難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很多人嘗試回答李約瑟的這個問題，或者將問題推廣為「中國為什麼在近代落後了」等等。

我的畢業論文寫的就是關於李約瑟難題。我當時對比了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與明末清初的中國的科技情況，主要是對比兩者的金屬開採及冶煉技術。以宋應星的《天工開物》(1637年)和比林古喬的《火法技藝》(1540年)為主要的材料，研讀、分析和比較。我想通過比較這些primary sources，來證明中國在16、17世紀的時候，也有領先的科學和技術，也有科技更新和改革。以試圖來證明李約瑟難題為偽命題。但是我在詳細地對比當時的背景，以及中歐相近時期的科技記錄後，不得不承認中國當時確實沒有發生科學革命也確實是在16、17世紀的時候開始落後了。

《天工開物》和《火法技藝》這兩本書都很詳盡地描述和解釋了金屬金銀銅鐵鉛等的採礦，開採，冶煉，分離，過濾，精鍊，鑄造的過程。有幾點較大的區別是：1，中國發展出了blast furnace（鼓風爐？），而歐洲沒有；2，中國有更有效的方法分離銀，鉛，銅；3，中國明確鋅是一種新金屬，並且首次記載了它的冶煉方法；4，中國有更廣的金屬提取純化的方法。

從這些對比可以看出，中國古代的金屬冶煉確實很發達，並不遜色於歐洲，甚至有更多更有效的冶煉技術。那麼問題來了，既然中國當時這些科技這麼發達，怎麼科學革命不是發生在中國而是發生在歐洲呢？？？

首先，科技發達並不說明科學先進。科學是萬物的理論和規律，而科技是對科學的應用和表現。中國古代的科技確實很發達，但是很少是建立在系統的科學理論上的。這個從宋應星和比林古喬的兩本著作中可以明顯對比出，宋應星在文中詳盡描述現有技術（某地有何技術，怎麼製作，怎麼使用，製作過程中各金屬的比例是多少）卻很少談及這些技術的原理，而比林古喬除了描述外還有很大的篇幅在討論這些技術的理論（有他人的解釋和他自己的理解，雖然現在看都是錯得離譜的滑稽之談）。有此可見，古代中國在意的是實際應用，而當時歐洲在乎的是理論應用。這讓我聯想到美國哲學家托馬斯·庫恩的範式法則，歐洲的一個階段的理論積累為一個Paradigm，當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候有了理論突破，便進化到了下一個Paradigm。而中國古代沒有積累科學理論的習慣，因此沒有進化也沒有有科學革命的產生。我並不是說中國古代從未關注過任何理論，只是關注的理論在哲學方面，注重的是人的精神社會的精神。

中國古代的科技落後，也有很多歷史原因。在傳統的古代中國文化里，主流是文學、藝術、歷史、哲學等，絕不是科技和科學。在中國古代的傳統社會，工匠和商人是低社會階級，而詩詞大家或者政府官員才是世人所追捧的。想要有個光明的仕途，就必須走科舉考試這根獨木橋。而科舉，在乎的是八股文而不是科學理論。所謂的科學原理，在當時看來無非是不上檯面也毫無實際用處的怪談罷了。

但並不是所有的科技都被古代朝廷所忽略，政府尤其在乎軍事及經濟相關的科技，譬如軍火，礦采，紙張，印刷，農業等。但是，朝廷對科技是持有壟斷態度的。私自採礦或是製造武器，那絕對是一經發現，天牢里見。因此，這些科技很少也很難在民間流廣。

而掌握科學技術的古代工匠們，種種科學技術都是代代家傳，甚至傳兒不傳女。基本是天知地知我家知。即使這些工匠們突發奇想打算向廣大群眾科普技術知識，也無濟於事，因為他們往往不識字所以寫不出來書籍來推廣，也不可能有這個財力去僱傭人幫忙做筆錄。畢竟在古代（特別是活字印刷術普及前），書籍也算是奢侈品了。

而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科學技術的傳播沒有被阻擋也沒有被限制。雖然有一部分的科學傳播因為宗教原因被歐洲的教堂有所打壓，但大體上整個社會都是對科學傳頌和宣揚的態度。歐洲逐漸開始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科學革命，漸漸到了跨時代的飛躍 —— 工業革命。在歐洲工業革命時期（約1760－1820），在科學科技進展如火如荼的的同時，清朝開始全面閉關鎖國（乾隆二十二年（1757））。這個時間點的吻合真是戳中了吐血的穴位。更不要提到同樣惱火的文字獄了，在歐洲知識迸發一片智慧之光的時候，在清朝書本燃燒成一片熾熱的火光。當然，清朝也是曾經很輝煌過的，畢竟也曾盛世了很久。

在最後，我的畢業論文並沒有找出「中國古代科技發達，為什麼沒有產生科學革命」的答案。因為上文提到的這些，都只是原因中的冰山一角，有關思維模式，有關歷史原因。但究竟哪個是主要原因，我們不知道。究竟所有的原因是什麼，我們找不全。歷史是不能被拆解解釋的，所有過去的一切都是原因。就像蝴蝶效應，如果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不小心扇了一下翅膀，可能幾周後在美國德克薩斯引起一場龍捲風。那麼，可能在中國古代的兩河流域中的某座山腳下的某個老農，他不小心放了一個輕P，可能幾百年後吹破了可能發生在中國古代的某場科學革命。

李約瑟難題之所以是難題，是站在歐洲（裔）的立場上看待他者（Others，比如中國）的問題。而正常的命題應當是「為什麼工業革命先發於英國」、「為什麼工業革命是由歐洲（裔）國家開啟」。
如果站在歐洲（裔）的角度，得到的回答無非就是歐洲各種方面的優越論罷了。而實際而言，1500年以後世界市場逐漸形成，即使是在中國，也有了美洲白銀-世界貿易-中國東南沿海-內地邊疆-蒙古西域的白銀流通鏈（見趙世瑜主編《長城內外》中諸篇論文）。一旦有一個國家先發工業革命，其餘國家只能是隨從者，基本沒有可能產生原生的工業革命，工業時代世界的發展速度已經等不及另一個文明的原生革命了。
社會發展的軌跡不止有一種，科技發展的邏輯也不止有一種，我們中國目前的思維邏輯一是承中國古代思想體系，二是吸納西方（歐洲、歐洲裔）的思維體系。但世界上不止有中、歐這兩種思維模式和社會模式，在18、19世紀的澳洲、美洲等地區還有大量文明處於認知的低分化階段（見塗爾干《原始分類》），像中國、歐洲這種高度分化的文明社會實際上鳳毛麟角。因此很多事情並沒有那麼多為什麼，反倒需要探討的是先發的那個，後發的那個是沒有足夠的反應時間的，他們的思維邏輯、社會制度全部在先發文明的衝擊下被徹底摧毀（像朝鮮、日本、越南、澳洲美洲原住民），原生文明自然也很難產生原發的技術革命。非要算的話，那麼德國、俄國同樣也是引進的工業引進的人才，人家也並非原生的工業革命，為什麼只有「中國難題」而沒有「德國難題」、「俄國難題」呢？無他，因為在歐洲人看來俄國人作為白人是「我者」而非「他者」罷了。從「他者」立場看得話，這個前提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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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裡不討論中國本身的問題。滿清問題也好，中國社會本身弊病也好，但在西歐攜先發優勢下，滿清在有一抗之力時（一鴨）沒做出足夠的反應（當然跟滿清本身的策略有關，海疆問題在滿洲統治者看來只是邊疆、邊釁），後面再也不可能有足夠的機會做出反應了，原發的工業革命更是無從談起。

討論近代科學為什麼沒有發生在中國就好像討論為什麼儒家沒有發生在16世紀的法國一樣荒謬。——Pamela.Long
科學革命不僅沒有發生在中國，還沒有發生在阿拉伯世界，沒有發生在非洲，沒有發生在古希臘，沒有發生在中世紀的歐洲……發生科學革命才是一件值得去反思的問題，沒有發生科學革命不過是常態而已。
那麼西方世界為什麼發生了科學革命，可以去閱讀弗洛里斯?科恩的《世界的重新創造：近代科學是如何產生的》，這裡有十分複雜的思想歷程。

分享一篇我在一門通選課中做的小論文，助教當時表示代表了當前的主流觀點，供參考：

主要參考資料：

1.
托比?胡弗：《近代科學為什麼誕生在西方》第二版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 第七章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八章中國的科學與社會組織；

2.
陳方正：《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三聯書店 2009 導論與總結部分

3.
林毅夫：《李約瑟之謎韋伯疑問和中國的奇蹟》載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7 年7月
第44卷第4期

4.
陳炎：《儒家與道家對中國古代科學的制約——兼答「李約瑟難題」》載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年第1期

對於歷史問題的原因探究，托夫勒在其《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了些懷疑，在論及工業革命時，托夫勒就歷史推動力的複雜性和深刻性有著獨到的見解，他認為「任何對工業革命原因的探索都是徒勞的，因為它沒有一個簡單的和主要的原因：技術本身不是推動歷史的力量；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本身也不是；階級鬥爭也不是；歷史也不僅僅是生態變化、人口趨勢統計或者交通工具發明創造的記錄。單單用經濟因素也不能說明這個或其他歷史時間。這裡沒有超乎相互依賴的可變因素之上的其他『獨立不變因素』。這裡只有相互關聯的可變因素，其複雜性深不可測。」

這段帶點不可知論意味的論述揭示出了任何分析闡釋在歷史的宏大與複雜面前所顯現的蒼白。近代科學為何沒有發源於中國，其原因的複雜性和深刻性，絲毫不會亞於工業革命發生的原因。因此，按照托夫勒的觀點，探索李約瑟難題的答案完全有可能是徒勞無功的。

另一方面，如席文(Nathan Sivin)所言，歷史上沒有發生的事情比比皆是，我們沒有必要也不可能都去追究個中緣由，「李約瑟難題類似於為什麼你的名字沒有在今天報紙第三版出現的問題一樣，它屬於歷史學家所不可能直接回答，因此也不會去研究的無限多問題之一，而那些問題可以說是無所不包的」[2]。

席文的質疑應當說是富有見地的，但是李約瑟難題還是引來了學者的關注和嘗試，尤其是中國學者，如任鴻雋（《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梁啟超、蔣方震、馮友蘭（《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竺可楨（《為什麼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究其緣由，我認為一來近代中國的喪權辱國、內憂外患促使一大批中國的知識分子，以一種飽含希冀也帶著些許痛切的目光去審視這個並非純粹的理論問題；更重要的是，輝煌的中國古代文明與中國近代在科技方面的落後形成了鮮明的比照，如李約瑟認為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5世紀之間，「在將自然知識應用於實際的人類需求方面，中國文明比西方文明更為有效」[3]，而西方文明在科學領域的崛起與中國的沒落似乎只在一個及其有限的歷史維度內驟然發生，將問題以這種前後落差的悖論形態展現出來似乎更具理論探討的價值。

前述第一點只不過是描述了中國學者帶有民族情感傾向的訴求，此不贅言；而第二點理由，卻值得推敲，儘管李約瑟使用了「將自然科學應用於實際的人類需求」這樣有些含糊不清的表述，但其實際指向依然是明顯的，即中國文明在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5世紀處於領先地位的是應用型的工藝技術。然而，中國文明在15世紀後的落後更多是科學理論層面。之前的「技術」與之後的「科學」，兩者是否具有直接的可比性？

我認為，科學區別於技術的特徵是不容忽視的。「科學是相對於技藝(techne)的認知(episteme)，它具有思辨性，它總是猜想新實體、新過程和新機制的存在，更不用說可能存在的新世界了」（Huff 第229頁），從一個更為淺顯的視角來看，「科學與如何描述、解釋和思考這個世界相關，而不是與如何使勞動更容易或如何控制自然相關」（Huff 第229頁），但是，「技術發明幾乎總是缺乏哲學和形而上學的蘊涵，而這些蘊涵卻是科學研究的固有成分」（Huff
第229頁）。

因而，前述問題實有將「科學」與「技術」混為一談之嫌。中國文明在15世紀之前的技術領先和之後的科學落後兩者之間並不存在直接的反差，如席文所言，「早期技術的成敗，並不取決於它是否有效地運用了科學提供的知識」[1]，「只有在近代，各種各樣的科學與技術的結合才變得密切起來」[2]，這意味著，中華文明在早期的技術領先，並不必然暗含了中華文明在科學上同樣領先的前提。我們完全可以假設，中華文明在科學上的落後是由來已久的，只是基於某種原因，中華文明的技術在早期處於優勢地位。以此作為看待問題的基本視角，很多所謂的難題、悖理（puzzle, paradox）其實都會自動消解。由此，我們似乎更應將上述問題分而論之（當然，將這兩個問題不可能完全割裂開），即：

1、工藝技術層面：中國文明為何在早期獲得了技術上的領先；

2、科學理論層面：中國文明的科學是否如其工藝技術一般，曾領先於西方文明或阿拉伯文明；以及近代科學為何沒有在中國出現。

中國文明在早期技術領域的優勢地位自不待言，其中原因卻值得玩味。我贊同席文對於早期技術與科學之間的關係的論斷——即早期技術的成敗，並不取決於它是否有效地運用了科學提供的知識，這意味著，早期技術的獲得，並不基於科學的抽象理論基礎，也非來源於科學理論的理性指導，它實質上是一種以經驗為導向的試錯過程：「在18 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國或是西方世界，新技術的發明一般來自於直接從事生產的工匠或是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偶然的偏離常規方式的試錯的結果，」[1]而我們假設試錯發現新技術的概率是一定的，則人口規模龐大的古代中國在新技術的發現方面就有了其他地區所無可比擬的優勢；另外，「中國古代官員的流動，農書的印發與產品和勞動力的自由市場流通等先進的社會經濟制度則間接加速了新技術的擴散」[2]。由此，中國文明在一個相對長的歷史跨度內維持著自身在技術上的優勢地位。

這種「試錯概率」理論需要回應一個最為直接的質疑——為何試錯在17、18世紀之後無法再讓中國文明保持其傳統優勢。對此，林毅夫教授也給了頗為完滿的回答，「這種以經驗為基礎的技術發明方式，隨著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技術發明的空間將會越來越小，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終將趨於停滯」 [3]。到了17、18世紀，技術發展的瓶頸已不是經驗性的試錯所能突破，必須經由基礎科學的努力，在理性認知的層面加深對於自然界的認識，以科學理論為指導去拓展新技術發展的空間，而中國的科學沒能在17、18世紀達到此種水平。

按照此種進路，分析順理成章地進入了第二個問題，即中國文明的科學理論在整個歷史進程中的發展及地位，或者說為中國的科學為什麼沒能在17、18世紀達到某種水平，以突破經驗試錯所無法突破的瓶頸。

首先，根據胡弗的觀點，「中國的科學自大約11世紀以來不僅落後於西方，而且落後於阿拉伯」（Huff 第230頁）。在書中，胡弗細緻地考察了中國在近代科學的傳統核心研究領域——天文學、幾何學、三角學、物理學、光學和數學，認為中國並未在這些領域取得領先於西方或阿拉伯文明的成就，而馮友蘭先生則更為直截了當地寫道「中國的落後是因為中國沒有科學」[4]。我們似乎可以認為，中國科學的落後是一以貫之的歷史進程，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出現這一事實在這樣的語境之下也顯得順理成章，追問「近代科學革命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發生」似乎沒有意義，某種程度上，這個問題和「近代科學革命為何沒有在馬達加斯加發生」或者「為什麼你的名字沒有在今天報紙第三版出現」的問題一樣，屬於席文所謂的歷史學家所不可能直接回答，因此也不會去研究的無限多問題之一。

然而，胡弗在書中對於席文的質疑進行了批評（儘管我覺得這種批評帶有倫理意味和價值預判，但依然不失為精彩的論述）。胡弗認為我們應當承認這一假定：「在所有的文明的每一時代中，至少有一些人曾追尋過關於人和自然的真理，並且那些經受住了理性批判和經驗比較的結論代表了普適真理的趨同秩序」（Huff 第235頁），既然這種追尋是東西方文明都曾有過的，那為何最終歐洲產生了科學革命而中國沒有就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如果兩人都努力試圖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報紙第三版，那麼，沒有成功上報的那個人失敗的原因就是值得追尋的。科學革命亦是如此，我們「可以沒有偏見地努力確定那些社會、宗教、哲學、法律、經濟和政治因素——它們推動或阻礙了世界上各種社會和文明中的科學思想的智識發展」（Huff 第235頁），「否決如下疑問：為何一個社會群體或另一個——一個社會、文明或其他——沒有沿著一條特殊的文化和經濟發展路線，尤其是通向更高水平的科學成就的經濟成就的路線前進，無異於道德責難」（Huff 第236頁）。

因此，「近代科學為何沒有產生於中國」，同樣是社會科學所應當研究和解釋的現象。

關於前述問題，林毅夫教授認為，可以歸結到一點，即中國古代科舉考試製度這一導向性極強的特殊激勵。「中國的科舉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勵機制，使得有天賦、充滿好奇心的天才無心學習數學和可控實驗等對科學革命來講至關重要的人力資本，因而，對自然現象的發現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觀察的原始科學的階段，不能質變為依靠數學和控制實驗的現代科學。」[5]，林教授的解釋以人力資本為中心，「官本位」與「學而優則仕」的普遍理念使得在古代中國，仕途在任何意義上都是有才能抱負者的康庄大道；然而，由於科舉考試的內容被限縮在一定範圍（儒家經典和歷史），而這種考試又以帶有智力測驗性質的高級文字遊戲為載體，最終使得中國有較高天賦的人都埋首故紙堆，專註於科舉應試。學習數學和可控實驗的激勵的缺乏使得中國不可能擁有充足且優質的人力資本去推動近代科學革命。

應當說，以上觀點是邏輯清晰且值得稱道的，但我更傾向於把科舉制度視為解釋的一個因素而非根本原因。且不論科舉制度的出現已經是隋唐年間的事，科舉制度的發展也是從針對不同人才進行不同科目考試，到將考試範圍限縮到以「進士科」為主，這種限縮背後的深層次原因似乎也值得探究。當然，我並不是想進行「十萬個為什麼」似的層層溯因，無限度的窮究是沒有意義的，但科舉制度畢竟是人為創立的一項制度，將溯因停留在這一層面似乎有些太過淺顯了；更重要的是，科舉制度出現之前中國文明已經歷了上千年的發展歷程，而相比於歐洲文明，中國文明在科舉產生之前同樣缺乏如古希臘文明一般的科學與理性精神，而此問題是科舉制度的解釋所難以涵蓋的。有觀點認為，現代科學革命實由古希臘數理科學傳統的復興所觸發，「公元前3世紀的亞歷山大數理科學已經決定性地將西方與中國科學分別開來；從此再往前追溯，則可以見到，西方與中國科學的分野其實早在畢達哥拉斯—柏拉圖的數學與哲學傳統形成之際就已經決定，公元前5至4世紀間的新普羅米修斯革命是西方與中國科學的真正分水嶺。」[6]

如果西方文明早在公元前就已經隱含了能觸發近代科學的基因，那出現在公元6世紀以後的中國科舉制度則不可能是中西文明走向殊途的根本緣由，這其中必然有更為原始、深刻的原因值得去發掘。

在《近代科學為什麼誕生在西方》一書中，胡弗論述了幾個方面的原因——從法律制度與理念、行政體系、教育和考試體系、語言到國人的思維方式。

法律與政治方面，胡弗認為，在中世紀盛期，歐洲經歷了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和智識革命，這場革命的意義在於，它重新定義了所有領域的社會組織的性質。由此，法律上自治的新團體（包括居民社區、城鎮、大學、經濟利益團體和職業行會）出現了。胡弗認為此種變革對於科學革命的意義在於它促使了一塊沃土的產生，「中立空間——一個免於宗教和政治審查干擾的相對獨立的空間——開始嶄露頭角」（Huff 第238頁），由此，通往智識自由的大門被打開了。胡弗對於中西文明在這一時期的比較是以「自治空間」為核心的，然而，考察同時期的中國，卻會發現自治空間毫無生髮的跡象：無論是在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下，還是強調等級、集體責任的法律文化中，抑或是在科舉考試引導下的功利教育體系里，自治空間都沒有產生的驅動力或是生存的空間。

對於上述現象，我認為其實質原因在於，中國古代的政治與法律有著對於「克己復禮」的內在強調，例如，中國文明的官方意識形態要求臣民按照君王的意願遵循既定的孝道和謙恭要求，以維持帝國的安寧與和諧，而這種強調抑制了任何自主思想和行動的產生與發展。

教育和考試體系方面，不同於作為自主自治機關的歐洲大學，中國的書院從來都不是擁有獨立學術傳統的自治機構，在官本位的社會背景以及科舉制度的強勢引導下之下，中國的教育全以科舉考試為中心，「無私利性的學術研究的興趣讓位於科舉及第的強烈願望」（Huff 第299頁）；而儒家意識形態的絕對統治，也阻礙了適於研究自然現象的方法論的創立，總之，「科學研究被放逐在了中國社會的邊緣」（Huff 第269頁）。

語言方面，由於中國悠久的文學傳統，漢字作為個體符號具有非常廣泛的暗含意義，而「中國古代文人習慣使用多種古老的隱喻、典故、陳詞濫調，以及名聲不好的未直接標明出處的古代作家的抄本」（Huff 第274頁）。這種語言的特性以及語言的使用習慣毫無疑問與科學研究所要求的簡單明確的表達方式有相違背。

胡弗最後論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這一極具理論張力的問題，我認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胡弗拓展得最不充分，然而卻是最基本，最深刻的方面。思維方式及民族心理結構作為一種貫穿始終的強大力量，一直站在諸如科舉制度、政治體制、法律理念等等具體因素的幕後，其所牽動的方方面面都能作為李約瑟難題的註腳。我認為，對於這一點的分析可以引申出三個具體的方面：

1.
關懷現世，不務「玄虛」的「實用理性」精神：

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其名作《全球通史》中談到「中國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在任時候都未產生過祭司階級的文明，這根源於中國文明獨特的現世主義」[7]。我認為，儒家思想以倫理為中心，以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作為考慮問題的基點；其帶有濃厚的實用理性精神，從「修身」、「齊家」到「治國」直至「平天下」，儒家最終還是皈依於現世的人倫世界，而無關乎超然的哲思，也無關乎對人與自然的思考。儒家一直都迴避抽象的形而上玄思，對於許多科學應當關注的事物，採取「存而不論」的迴避態度。如「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不難發現，儒家學者素來主張學以致用、知行合一，而不務玄虛空靈之學問，但是，早期的科學素來遊離於現實生活之外，因而注重思辨、理論的科學在儒家思想所支配的思維結構中便難覓一席之地，在儒家思想大行其道的時代，那些既非功利，又注重抽象性思維的科學理論無從產生。

實用理性精神建構出了以倫理為中心的中國古代社會，現世關懷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徵。正如李澤厚所指出，「實用理性」關注於現實生活，它不作純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讓非理性的情慾橫行，事事強調『實用』、『實際』和『實行』，滿足於解決問題經驗論的思維水平，主張以理節情的行為模式，對人生世事採取一種既冷靜又理智的生活態度。[8] 受實用理性支配的心理結果和思維方式，很難超越「經驗論的思維水平」，這也正好應合了林毅夫教授關於中國科技在近代落後的原因的解釋——即經驗性的試錯空間愈趨狹小。

2.
脫離客觀自然，直面精神世界的知識論傾向：

中國的思想者一貫注重內省，注重精神世界的追求與升華，而輕視對客觀自然的探究。《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白虎通義》謂「學之為言覺也，以覺悟所不知也」，一切的認識都能夠通過「心」與「性」的覺悟來獲得，此因中國古代所重之修身之學無關於客觀自然，「它通過文字的媒介，敲開心靈的混沌，激發道德的潛能，將文字中所涵的旨意，化為行動，提升人格」[9]，此亦是「荀子所謂的『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的君子之學」。誠如馮友蘭先生所言，「中國的哲學家們，沒有科學的確實性的需要，他們所要知道的只是他們自己而已，同樣地，哲學家們也不需要科學的力量，因為他們所要征服的也僅是他們自己」。[10]

3.
中國式的關聯性思維模式：

胡弗認為，「中國文人所傾向使用的語言表達形式增強和保持了關聯性或類比性思維模式」 (Huff 第279頁)，這使得古代中國從未能超越以二元對立為基礎的關聯性思維方式，從而走上對科學理論有所裨益的因果思維之路，這也是對於中國古代抽象的理論科學發展的障礙之一。

綜上，我認為，關懷現世的「實用理性」精神、脫離客觀自然而注重內省的知識論傾向，以及未走上因果之路的關聯性思維模式是國人思維方式及心理結構的三個重要方面，內生於此三個因素的要義往往與現代科學所要求之精神相違背。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比較蛋疼的。

現代文明有（且僅有）一個依賴技術，叫做反射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verberatory_furnace

這項技術的對科技，文化，資源和社會的依賴並不大。中世紀的絕大多數地區都滿足條件。其發明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在這個版本的地球上，反射爐由一個叫 Clement Clerke 的 英國人 於 17世紀發明。這導致了兩件事。

18世紀開始工業革命。進入現代文明。
工業革命起源於英國。導致歐洲成為現代文明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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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說原因，大概需要幾十萬字。只能列舉大綱

必要的知識。

1.在古代，科學和技術是分開的，兩者關係並不密切。科學是貴族們的形而上，技術是勞動人民的手藝。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發明者大多數全都是手藝人。

2.蒸汽機在公元1世紀就被發明出來了。

3.機械文明的前提是需要有製造機械的材料。也就是《鑄造鋼鐵》。

4.反射爐的加熱原理是輻射加熱。和其他冶煉方式都不一樣。

5.鐵碳合金的熔點隨碳含量增加而下降。碳含量達到4.19%的時候為最低。熔點為1227度，而要產生融化的鋼材。溫度至少要達到1400度。

6.鐵器時代的煉鐵技術分為兩類，一類是冶煉液態生鐵。一類是冶煉固態鋼鐵。液態鐵碳含量極高。脆，易碎，可鑄而不可鍛。固態鐵雜質混雜在鐵里。需要極其耗費人力的煅打除雜。可鍛而不可鑄。

7.想要產生鑄造鋼鐵。方法是提高爐溫。中國人這樣做了。他們採用煤作為燃料。然後使用強力鼓風。但是他們還是失敗了。煉出了性能和生鐵類似的「鋼鐵」。原因是。煤里有硫。

8。是的，反射爐可以把爐溫提高到鑄造鋼鐵所需要的溫度（因為它用煤）。同時還能避免鋼鐵里摻入壞元素硫（因為輻射加熱）。所以它是人類第一次製造出鑄造鋼鐵的裝置。(中國人好可憐）

9。在人類掌握了除硫技術之後，反射爐很快就被淘汰了。原因是費火。（輻射加熱）

10。事實上，鑄造鋼鐵這個技術。更像是一個大過濾器。在長達兩千年的時間裡。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掌握這項技術。也因此維持了全球長達兩千年的中世紀。是的。中世紀是全球性的。卡死人類文明兩千年。(其實並不是基督教導致技術停滯，而是技術停滯之後，基督教才興起，中國人開始讀尊儒術，其部分原因也是由於技術停滯）

11。文明的發展就是這樣，沒遇到坎的時候指數增長，遇到牆了就停滯不前。由於越過了鑄造鋼鐵這面牆。人類目前處於指數增長的時期。但是不代表未來就沒有牆。

12。在牆的前面鎖死一個星球的科技是相當容易的。如果在17世紀。三體人通過某種手段殺死了Clement Clerke ，那麼我們現在多半還是處於中世紀。

13。任何的文明得到了鑄造鋼鐵技術都幾乎必然會導致工業革命。鑄造鋼鐵可以製造盔甲刀劍火槍和大炮而價格比農具貴不了多少。任何人都會大力生產這玩意。人們會拚命的挖煤拚命挖鐵礦。於是蒸汽機就成為了必然。於是更多的煤鐵製造更多的蒸汽機。更多的蒸汽機挖更多的煤鐵。於是煤鐵產量直接指數增長。是的。這就是現代社會政治形態的基礎。煤鋼複合體。有了鐵就機械。有了機械就有一切。因此。除了鑄造鋼鐵技術之外。其他幾乎所有的中世紀成就都是非必要的。（包括但不限於，文藝復興，大航海，科學成就，建築學，販賣黑奴，資本主義，貴族制度，基督教，人本主義。這些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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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的知識。

1。炒鋼（百鍊鋼）是中國人發明的一種一種固態煉鐵法。氧化液態鐵從而產生固態鋼。除雜工藝比原始的塊煉法更費人力。最終產物和塊煉法相似。唯一的好處是不需要塊煉法所必須的高品味鐵礦石。中國人採用百鍊鋼的原因是中國的高品位鐵礦石用光了。

2。中國人並不是最早使用煤炭的民族。古羅馬也有煤炭煉鐵的記載。發現產物品質差之後就不用了。

3。英國人在17世紀嘗試用煤煉鐵的原因是由於英國的植被被破壞了。中國人在漢代嘗試也是因為同樣的理由。之所以中國人比英國人早了1500年是因為中國植被破壞得比較快。。。。

4。古代人普遍認為鋼和鐵是兩個東西。在中國，兩者價格相差幾十倍。

5。歐洲具有很多高品味的鐵礦石。所以他們一直堅持使用塊煉技術製造盔甲。一套板甲價值連城。但是也導致了板甲武士幾乎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被殺死。這種高防禦高價格的裝備導致了歐洲的騎士制度。

6。中國在礦產資源方面比較貧瘠。導致盔甲技術一直落後。於是催生了先進的弓弩技術用於射殺無甲士兵。又因為士兵總是很容易被殺死。於是中國人打仗喜歡拿人堆。也是因為士兵死得太快。中國人在戰術上高度發達。（用奇襲戰術讓敵人先死，然後再正面對抗）。

7。中國最好的盔甲是明光鎧，就是普通魚鱗甲的基礎上加上兩片「胸罩「。這個胸罩是用百鍊鋼作的。於是整個盔甲價值連城。只有將領能穿得起。

8。青銅其實也可以製造機器。但是青銅最大的問題是太貴。一言九鼎的鼎其實就是個青銅製造的鍋。極其貴重。國家象徵。

9。對於火炮的製造上，歐洲人的優勢就沒有了。他們要麼用生鐵製造矮粗的低膛壓火炮。要麼用青銅製造稍微好點的加農炮。前者的缺點是射程短。後者的缺點是。。。。價值連城。

10。穆哈默得二世攻佔君士坦丁堡的烏爾班巨炮，長5米，重17噸，青銅鑄成。只能說。。。真！土豪。

11。高價格高生存能力的兵種是貴族制度存在的必要條件。因為這需要完全脫產一輩子磨練武藝的階層。包括日本的武士歐洲的貴族印度的剎帝利。當廉價火槍和無甲軍隊普及之後。貴族制度就解體了。而在現代軍隊中，最具有貴族情節的是飛行員。

馬克斯·韋伯：中國為什麼沒有「科學」？

原文比較長，這裡摘抄幾個有趣的地方，大家可以想想怎樣反駁：

在中國哲學中，人是世界的意義，因此在中國古人的意識中，世界不在人之外，世界也就是人的社會，人與世界、人與自然互為共存，所以天人合一。
儒學作為人性的哲學或哲學的人學，把人的社會等同於全部世界，把社會的本質人性化了，道德化，人倫化了，正是在這個原點上，中國思想和中國文化的本質不是關於或對於世界的學說，而是它自身就是作為人的本質的世界的本質，這是與西方哲學和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區別，西方哲學總是關於世界和對於世界的，所以西方文化中的人性和人本主義也總是關於人的和對於人的，而不是作為人的，這是真正理解西方文化一個最本質的觀點，也是理解中西文化相區別的基準點。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的本質是自身人性的，所以它就不會以形式化的理性表現自己，而是世界以人性化的本質的存在，這種同一是西方哲學所無法分解的，這就是為什麼從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學的觀點來看，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總蒙著一層神秘的外紗的原因。

儒教雖然發展出了一套宇宙創成的理論，但本身卻極無形而上學的理論興趣。韋伯認為正統儒教除了純粹的古物研究或者純粹的實用項目以外，其他概無興趣。中國的思維還是一直停滯於相當具體形象（直觀）的狀態。邏輯、定義與推理的力量，尚未為中國人所接受。儒教的本質，只不過是一種倫理，即道。儒家純粹是俗世內部的一種俗人道德。儒教所要求的是對俗世及其秩序與習俗的適應，歸根結底，它只不過是為受過教育的世人確立政治準則與社會禮儀的一部大法典。世界的宇宙秩序是固定和牢不可破的，社會的秩序不過是世界宇宙秩序的一種特例罷了。偉大神靈的宇宙秩序顯然只希望世界的尤其是人的幸福。社會秩序亦如此。只有融入內在和諧的宇宙之中，才能實現帝國「幸福的」安寧和心靈的平衡。

儒教的「理性」，是一種「秩序的理性主義」，缺乏對現實世界的緊張性和鬥爭性，沒有對現實世界的一種「宰制」和「征服」的衝動，從而對改造世界沒有產生興趣。而新教理性主義是以「動力」橫決天下的。因此，這個學派在科學上的成就很微小。自然科學整體而言乃停留在純粹經驗性的層次。在最高超洗鍊的中國藝術里，全都缺乏這種促成（西方文藝復興意味下）理性主義野心的誘因。因此，一切都停留在精純的經驗層次上。

第一、中國的哲學體系建立在對「天」「道」的個人感悟之上，缺乏嚴密的邏輯與嚴謹的體系。

中國哲學注重追求道、創造自己。古代中國幾乎所有的哲學流派都可以用幾個字概括，孔子的「仁」，孟子的「義」，老莊的「道」，惠施的「名」，韓非的「法」。這些抽象的概念，既無法進行精確的論證，也無法進行嚴密的推導，純粹靠個人感悟試圖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所以中國哲學在源頭上就不具備科學精神。

反觀西方，誠然早期希臘哲學家提出的幾乎所有各種宇宙論都是是極度和明確的謬誤，但即使以後的哲學家立刻拋棄了前人假設的答案，仍然不能逃避古希臘哲學家所提出的問題：

? 一切事物從哪來？

? 它到底是由什麼製造的？

? 我們如何解釋大量事物組成的本質？

? 為什麼我們能用單一數學來描述它們？

希臘哲學家所追隨的形式和傳達他們的答案方法，變得與他們所問的問題一樣重要。儘管哲學家對關於理性和觀察相關重要性尺度有所爭論，但2500年來他們基本上一致使用由前蘇格拉底學派最早發明的方法。

而中國古代優秀的貴族所學「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數」被放在最後，而且也僅僅是「算學」。「六藝」之中,既無邏輯，也無修辭。而從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始，西方哲學就建立在公理化與嚴密推理的基礎之上，而這些是科學的基本前提。

第二、中國古代科技先進，實際上僅指「技術」，一直沒有建完整的自然科學體系

很多中國的愛國分子討論此問題是總是引《九章算術》為證。但事實上其僅僅是一本應用題習題集，《九章算術》中確有許多數學問題都是世界上記載最早的。例如，關於比例演算法的問題，它和後來在16世紀西歐出現的三分律的演算法一樣。《九章算術》的敘述方式以歸納為主，先給出若干例題，再給出解法，不同於西方以演繹為主的敘述方式，中國後來的數學著作也都是採用敘述方式為主。始終囿於具體問題的分析，沒有在方法論的層次加以抽象。

誠然中國古代在技術上有卓越的成就，比如天文學，甚至記載了人類歷史上最早有文字記載的超新星爆發，其數據至今仍有借鑒價值，。而《農政全書》，《天工開物》，《夢溪筆談》等確實是一流的技術著作，但始終達不到同時期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著作的理論高度。

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如是說：「我國有些人士以為科學『我國自古有之』，看了英人李約瑟大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而大喜，蓋其列舉許多技術發明，有早於西歐數世紀的，足證超於西歐也。然細讀該書，則甚易見我國的發明，多系技術性、觀察性、紀錄性、個別性，而……弱於抽象的、邏輯的、分析的、演繹的科學系統。……一般言之，我們民族的傳統，是偏重實用的。我們有發明、有技術，而沒有科學。」

西方的航海殖民與中國的滿清入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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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人以為「李約瑟難題」，指的就是純然的「科學發展的中斷」，其實，大謬矣。
「李約瑟難題」指稱的，是全面性的，檢討中國歷史，所有歷史學家都會碰到的大哉問。

就以大家最熟悉的「四大發明」為例吧，李約瑟關心的重點，並不是中國四大發明有多早？有多原創？而是他搞不明白「為什麼四大發明，無以為繼？」

二、
比如造紙術，西傳後的歷史，就是不斷地工業化，「人工作業」被「機器取代」的種種發明，而中國呢，從北宋到清末的光緒年間，幾百年過去，一直保持手工作坊，真正的工業化，竟要到八百年後才出現，中國歷史上第一家造紙工廠「華章造紙廠」，竟是光緒7年，西元1881年才建成，那，還是西洋人的技術，西洋人的資金，在華創設。

又比如「印刷術」，眾所周知的，活字印刷是中國人發明，且不說這個技術一直沒有普及化，中國人一直離不開雕版印刷，甚至幾百年過去，中國人還在堅持使用「木模活字」，可悲的是銅模活字、鐵模活字不是中國人發明（那是朝鮮人的驕傲），就是最重要的「油墨」，也是老外的研發。

指南針，沒有帶來大航海時代，甚至連原型都考據不出來。火藥術，成了節慶的煙花，一直停留在黑火藥的水平，再沒有更進一步。

這，才是真正的「李約瑟難題」。

三、
「李約瑟難題」，很多不明就裡的人（比如在知乎上），會據以嘲弄：「李約瑟在外國沒有名氣」「李約瑟難題並不存在，只因中國文明中，沒有科學系統的養成。」，很抱歉，我要提醒大家，你們都誤會了「李約瑟難題」的真正意義。

李約瑟關心的，不只是「科學范籌」而已，而是：「中國文明為何有各種創見？而無改進能力？」

根本的原因為何？

最好的例子，比如「交子」，當初李約瑟把這個問題交給黃仁宇，本來只是寫下短短几個篇章，準備放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不料黃仁宇一頭栽進去，搞起歷史研究，最終成了費時多年的大工程。

交子，發明於北宋，眾所周知的，那是公元一千年左右的重大發明，是獨步全球的先進經濟手段，為什麼很快就沒落了？沒能在後來的歷史演進中，被不斷改善，提升？強化功能？

請問「交子」是什麼科學發明嗎？它顯然不是。

四、

說結論吧。

請不要在網上撿一些支字片語，就來嘲弄「李約瑟難題」。
老實說，我也不懂。但我知道，這是一個近代史學家們競相投入的大哉問。

它討論的，不是什麼「科學」，而是中華文明一個千年大疑點，那疑點，不只是「科學」二字。
包括儒家，包括佛學，包括組成中華文明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一樣的困境：「無力進化」。

總之，「李約瑟難題」，不是能被人拿來隨意掰解，當作笑話看待的五個字。

因為歐洲人要遠洋航海啊，航海要觀星啊，觀星要數學啊，航海更直觀地觀察慣性啊。

近代科學的一切都是航海的實際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