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我們習以為常，其實似是而非的歷史觀？
歷史觀，包括對歷史的看法，對歷史研究的看法，對歷史研究的對象，方法，局限性的看法等等。 補充： 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標準當然是一個眾所關注的話題，也很歡迎大家探討，但並非我的本意。 我更關注的是看待人物和事件的方法，怎麼去理解人物和事件。說的更明白點，就是到底人物是怎麼想的，是什麼力量驅使他們做出了選擇，那些歷史的事件又到底是由哪些選擇構成的。 我的問題是，在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的過程中，我們的方法有沒有什麼問題？ 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我先講個故事。
小時候，我爸爸會帶我看圍棋直播。有一次，雙方下得都很好，黑棋尤其「行雲流水」、「酣暢淋漓」——我爸和我說的。棋逢對手，懸念一直留到了最後，黑棋貼目不足，微弱劣勢輸了這盤。後來，我爸再和我說起這盤棋的時候，黑棋從一開始就是有問題的——「這裡過於自信」、「那裡過於保守」，總之許多關鍵的地方，尤其是原先看來極有創造力的地方，現在都有了問題。
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我的爸爸是關西棋院的業餘六段，至少在判斷上沒有問題。這種轉變其實反映了我們認識事物的一個特點：知道一件事情的結果，會影響我們對過程的認識。心理學上稱之為hindsight bias，在歷史學的討論中，我們常常說這是「倒放歷史」的問題。
考慮一個例子。英國國王亨利八世統治時期發生過很多大事，其中一件就是英國教會漸次脫離羅馬教廷，成為一個獨立的教會。然而，當亨利八世的女兒瑪麗一世繼位之後，一改她的父親和前任的政策，努力「撥亂反正」，力圖讓英國教會回到羅馬的懷抱。從長遠來看，這些政策顯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在瑪麗去世之後，這些努力都付諸東流了，一直到今天英國教會都是獨立於梵蒂岡的。在知道了最終的結果之後，我們很難認為瑪麗的「撥亂反正」是成功的。事實上，由於她的繼承者伊麗莎白一世的空前成就，以及她們二人之間經久的敵意，瑪麗留給後世的形象就只能非常糟糕了——「血腥瑪麗」比「瑪麗一世」更加為人所知。然而，近年來歷史學家在仔細爬梳瑪麗朝史料之後，才漸漸得出了比較公允的看法。瑪麗並不是在把一種落後的宗教強加給大步向前的英國人民，她的反正運動有相當的群眾基礎，也受到了相當的支持——事實上，在當時的西歐世界中是成功的。這其中的一本書是：Eamon Duffy, Fires of Faith: Catholic England under Mary Tudo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從這個例子中，我們看到「後見之明」會讓我們帶有一種成見，以某種固有的判斷來梳理歷史事實——這種判斷可能一開始就是錯的。這進而會引出一個問題，就是對歷史現象選擇性的漠視。
我們換一個中國的例子。我們都知道唐帝國在黃巢之亂之後漸次瓦解了，最終在907年被朱梁所取代。基於這種認識，我們來梳理唐代的政治、社會史，我們會傾向於認為大唐帝國在安史之亂之後就已經雄風不再了。因之，當我們考察九世紀的進程的時候，我們會首先看到藩鎮割據、牛李黨爭、宦官專權等等現象。有意無意之間，我們就會忽略許多同樣重要的現象：中央或宮廷主導的新的政治文化的擴展，清流文人群體的興起，文官政治向地方藩鎮的滲透，等等（見陸揚講演：唐帝國的瓦解及遺產――一個老問題的新思考，2010）。事實上，九世紀的唐帝國依然充滿活力，她的瓦解事實上有某種「突然性」（同上，另見Nicolas Tackett, The Destruc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 Center, 2014）。換而言之，對結果已然的認知會讓我們把注意力聚焦在一些現象上，忽略另一些在當時世界中看來同樣重要的事件或過程。
但有的時候，還可以更糟。我們或許會因之犯下時代錯置的錯誤。
我們把焦點切換到中東。我們知道今天的穆斯林庶幾分為兩大派，遜尼派與什葉派，什葉派的一個基本觀念是先知把大業傳給了他的族人、女婿阿里，之後繼承權又會傳給先知的親外孫、阿里的兒子海珊，海珊和他的族人在公元680年被殘忍的殺死了，在後來的記憶中，這標誌著什葉派和遜尼派的決裂。因為我們知道八世紀以後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分野，同時又因為宗教歷史書寫固有的一些特點，我們會下意識地認為很多觀念在七世紀的時候就已經根深蒂固了。但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的。事實上，在685年的時候，阿里的另一個兒子al-Hanafiyya就被推舉為領袖。他並不是先知的外孫，是阿里和另一個女人生的。但是沒有關係。當時的阿拉伯社會還保有許多父系、部落制下的觀念，是阿里的兒子就好。這和後來什葉派界定的觀念就有很大的不同。要透過後來教派分離之後形成的史料，追索許多早期的觀念，實在是一種知識「考古學」的工作，Jonathan Berkey如是說——見The Formation of Islam.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Near East 6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3 （另見： Hugh Kennedy, 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s. London: Pearson, 2004; 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觀念的變化總是很微妙的，後段的觀念認為之前一定就有了，有時就會出紕漏。與之相關的一個問題是人物的臉譜化或平面化。我們知道一個人後來的選擇或成就，我們就認為他或她一開始就註定要成為這樣的人，他或她的經歷都被解釋為向那個目標邁進。我們經常看到三國愛好者筆下的曹操或司馬懿生下來就是篡位積極分子，彷彿整個人生都在為篡位做準備。某種意義上，我們在哲學史人物的梳理過程中，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我們今天會注意到的是維特根斯坦後來對自己早期作品的批評。於是我們認為存在兩個維特根斯坦，前期和後期——《邏輯哲學論》的維特根斯坦和《哲學研究》的維特根斯坦，而這之間，他的思想都可以發放在從「前期」向「後期」轉變的脈絡下看。這就造成了很大的問題。我們對「前期」與「轉變期」的理解，很大意義上成了「後期」的投射，我們關注一個「壞」的、「帶有形而上學殘餘」的維特根斯坦如何變「好」了、「徹底克服形而上學」的維特根斯坦，這使我們對他的作品產生了許多的誤讀。事實上，分割前後維特根斯坦的取徑本身就有問題，學界不斷修正的過程，我們可以讀Rupert Read Matthew A. Lavery, eds., Beyond The Tractatus Wars: The New Wittgenstein Debate. London: Routledge, 2011，也可以參考Oskari Kuusela Marie McGin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ittgenste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中的有關章節。
更進一步說，除了關乎史實的錯誤以外，常常，我們還會把歷史納入宏大敘事的框架，以一種目的論的角度來看待歷史——彷彿歷史就是在向一個特定的目的奮勇前進。於是，許多觀念——民族國家、進步等等——會融合在一起，把歷史組織成一個特定的樣子。
Christopher Wickham說，許多許多代傑出的歷史學家都習慣把早期中世紀看做現代歐洲形成的時期。所以他們寫了很多的書，題目就可以看出這種傾向，比如「法國的誕生」之類的。他們覺得，法國既然現在是一個民族國家，其萌芽一定是在很久的以前就種下了。於是他們會不斷的上溯，到加洛林時期甚至墨洛溫時期。事實上，在Wickham看來，我們並沒有材料因而也沒有理由認為在1000年左右的時候，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就已經在西歐普遍存在了，一個從中世紀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民族國家的形成或發展的過程是不存在的。彼時，也許，在拜占庭存在著某種較強的「國族認同」，但是，它並沒有形成任何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因而，歷史學家也就傾向於將之忽略了——於是我們又回到了選擇性漠視的問題。（Christopher Wickham, The Inheritance of Rome: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400 to 1000. London: Penguin, 2009, pp.4-6.另見Christopher Wickham,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通過以上的梳理，我們發現，這些錯誤的觀念們都是聯繫在一起的：倒放歷史、選擇性的漠視、人物平面化臉譜化、宏大敘事、目的論的歷史觀，以及因之而產生時代錯置，等等。家族相似似乎是一個有用的標籤。
我自己進入歷史系已經有兩年多了——如果旁聽的時間也算的話。對於新生而言，如果克服這些認識上的誤區是一種基本訓練，被反覆強調。然而，在具體問題的拿捏上，又會非常困難。史學家也經常陷入分歧，以上介紹的觀點也都只是一家之言。畢竟，作為歷史的學習者，我們勢必已經知道結果了，我們不可能不把結果納入我們的思考，而我們的解釋，最終也必須與結果之間建立某種聯繫。我們的歷史書寫，不能只是一些彼此無關的事件的大雜燴。幸而，近年來，許多優秀的作品做了許多嘗試，這裡可以舉兩個例子——我無法對他們的學術取徑、觀察與結論做出判斷，但我認為他們在敘事上都有某種突破。
上引Wickham (2009) 是一本帶給人很多震撼與感動的書。他在講述400到1000年的歐洲史的時候，努力避免對任何宏大的過程的描述。每一章，他都以一個當時的場景、事件為開始。初讀的時候，我們或許會感到一種衝擊——如羅馬世界的暴力，甚至會感到很難理解這件事的本末——如七世紀地方教會的改選。但是他隨即告訴我們，這恰恰提醒我們，當時的世界、當時人的思維方式與今天，甚至與之前之後的世界可以是截然不同的。而這些事情，就他所呈現給我們的樣子而言，期間又有許多史料累層疊加的因素。並沒有一種無形的宏大的力量把這些時間綴連在一起，呈現一幅連貫的畫面——只有對它們有了就其所是的認識之後，我們才能歸納出一些一般特點，就如全書在結論中做的那樣。
一本更加容易讀的書是Stephen R.Platt,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9——中文本《天國之秋》也早已出版。我們不缺少對太平天國的講述，從金田起義到南京陷落。但我們習慣於一種已有的敘事模式，即使史景遷、羅爾綱有時也不能例外：起初他們是有活力的，後來，他們腐敗了墮落了，他們最終滅亡了。但這本書不是這樣講的。全書的開篇，我們被放在了1852年的香港，和西方觀察者一起，和他們一樣從傳聞中一點點了解這場變革的進程。這般，我們和西方傳教士一起，認識了洪仁玕，漸次了解了他的思想，與他對當時世界的認識。追隨著他的視角，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天國在江河日下，石達開的出走、南京的奢靡，這些都被一筆帶過——對洪仁玕來說，這真的不那麼重要，這些都是在正常不過的事情了。我們看到了一個蒸蒸日上的視野。同時，追隨當時各種西方報紙的視角，我們又漸次看到了我們的「天國」正隨著當時世界的許多世界而脈動，這些事件、這些變故、以及這之後的許多觀念，我們又感受到了一個個不同的人對於整個事件與世界的認識，而對於這一切洪仁玕卻對之全然無知的。無須討論必然與偶然的問題，在這些不斷切換的當時人的視角中，在詩一般的結語中，我們對於歷史的認識本身就在發生變化。
要之，我想題主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有許多觀念，我們習以為常，卻可以給我們以系統的誤導。或許，我們需要做的是在日常的閱讀中，對於任何過於流暢的過程或進程，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至於一種更好的對歷史的梳理、解釋或敘事，或許倒沒有一定之規了，但至少，作者對歷史的複雜性與厚度有了經久而痛苦的思考與反芻。這裡前後提到的一次演講與十種書，就一併推薦給大家——事實上，這是我對 @藥師 的「2014的十本書」的邀請的拖了許久許久 的 答卷。
在工業時代以前，普通人是無法再歷史上留下痕迹的。在中國，這個時間的分界線可以划到1949年。
我們讀史書，覺得先秦就是百家爭鳴，兩漢就是開疆拓土，漢末三國就是英雄輩出，魏晉就是士人風骨，唐代就是萬國來朝，兩宋就是文化繁榮，民國就是大師輩出。但是無論是百家爭鳴或是魏晉風骨，還是大師輩出，這都和整個中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無關，和絕大多數的普通人無關。他們在中國三千年的歷史中，就是這麼默默地生存，默默地死去，史家和文人都不在乎他們的生老病死，不在乎他們的喜怒哀樂，不在乎他們的一切。
所以我們讀到的歷史，從來都是上流社會的歷史；很多我們心目中的中國古代，只是中國古代的上流社會；我們眼中的古人，也只是古代的上等人。準確的說，是士紳階層。
而且正因如此，我們在讀史的時候會不由自主的把自己的情感代入寫史的人，代入史書記載的那個階層。所以我們看到明末流寇殺地主的時候，我們就覺得流寇好壞啊，人家地主一家人好好地為什麼要殺人家呢？但是我們從來沒想過起兵的那個人可能一家四口都被地主逼死。
很多人幻想穿越，但是要知道，你穿越到北宋，不一定是名門望族的嫡長子，很可能只是流民圖裡面一個快餓死的普通人；你穿越會民國，也不一定是孔二小姐party上的嘉賓，更可能是黃泛區一個房子被淹沒的災民。
看到這個問題，立刻想到了仰慕已久的 @白如冰的回答「為什麼說「這個時代，寒門再難出貴子」？ - 白如冰的回答」
你覺得張居正這樣的人出自寒門，是一種錯覺。張居正是軍戶出身，祖先是千戶，其父親是秀才。
考慮到古代的識字率，張居正的家庭條件在當時所有人中絕對算比較好的了。
其實幾乎所有人都容易犯一個錯誤，就是大人物的角度看歷史，小人物的角度看當下。看歷史的時候你覺得總督巡撫這樣的都是龍套，現實生活中縣長就足以影響你一生的命運。
看歷史，你會認為教諭的孩子中舉，是寒門弟子的勝利。看現實，你會認為局長的孩子上了名牌大學是權貴壟斷資源的體現。
其實自古以來，寒門就難出貴子。你之所以會認為歷史上一些人出自寒門，是因為你往往是自動帶入帝王視角看歷史的。
看歷史的「帝王視角」，是我們習以為常的。
答案版權所有 @白如冰，有贊的話都是他的，如果介意請告知，立刻刪答案。
我也先貼個網上找來的故事！
二戰期間，盟軍需要對戰鬥機進行裝甲加厚，以提高生還率，但由於軍費有限，只能進行局部升級。那麼問題來了，究竟哪個部位最關鍵，最值得把裝甲加厚來抵禦敵方炮火呢？人們眾口不一，最後一致決定採用統計調查的方式來解決，即：仔細檢查每一駕戰鬥機返回時受到的損傷程度，計算出飛機整體的受彈狀況，然後根據大數據分析決定。
不久，統計數據很快出爐：盟軍飛機普遍受彈最嚴重的地方是機翼，有的幾乎被打成了篩子；相反，受彈最輕的地方是駕駛艙及尾部發動機，許多飛機的駕駛艙甚至連擦傷都沒有。正當所有人拿著這份確鑿無疑的報告準備給機翼加厚裝甲時，一位統計學家（Abraham Wald）阻攔了他們，同時提出了一個完全相反的方案：加厚駕駛艙與尾部。理由非常簡單：這兩個位置中彈的飛機，都沒有回來。換言之，它們是一份沉默的數據——「死人不會說話」。
最後，盟軍高層紛紛聽取了這個建議，加固了駕駛艙與尾部，果然空中戰場局勢得以好轉，駕駛員生還率也大大提高。事實證明，這是一個無比英明的措施。
這是很多人經常犯得一個錯誤。自動過濾一些本應該參考的客觀數據。
這個例子和這個玩笑一樣。
上學時候老師開玩笑說:都來齊了了吧？沒來的舉手，好，沒人舉手，開始上課！
大家都喜歡看大神來講解自己如何成功，聽完之後熱血沸騰，好像明天就能改變人生。殊不知成功都是不那麼容易複製，不知道有多少不為人知的因素，而很多因素是成功者沒有說出來的！
同時，成功者往往也成名，給我們一種錯覺，好像成功的人很多。殊不知一將功成萬骨枯，失敗的人更多，而且失敗者是不會出名的！我們自動過濾了失敗者的統計數據。
其實也和最高票答案異曲同工！都是犯了「倖存者偏差」。在一部BBC拍攝的條頓堡森林戰役的紀錄片中，將天氣歸結為羅馬兵團覆滅的主要原因。大雨淋濕了羅馬人的弓弦，使射出的箭失去了威力；積水讓羅馬人深陷沼澤，沉重的鎧甲成為他們的負擔；老天爺幫了日耳曼人，兩萬多名羅馬戰士慘遭日耳曼人殺戮。羅馬人向北的擴張勢頭經此一役被徹底打退。
一場突降的大雨使瓦盧斯的羅馬軍團覆滅，而瓦盧斯軍團的覆滅成為羅馬北進的戰略轉折點。這個邏輯鏈條不禁讓人們產生一個認識：一場大雨改變了羅馬帝國的命運。
這種結論看似不合理甚至荒謬，但卻符合我們習以為常的一種歷史觀。當然它是錯誤的。
生活中，這種認識也是屢見不鮮。
一個朋友，他的母親遭遇車禍身亡。他受此打擊精神恍惚，陷入了無盡的悔恨和自責之中。為什麼？當天下午，他母親電話問他晚上想吃點什麼，他說是想吃紅燒牛肉。而他母親就在去超市買牛肉回來的路上遇了不幸。這個朋友認為是自己害死了母親，如果他不說想吃牛肉，哪裡會發生這樣的事故？
他的這種認識是否正確？
似乎是對的，又似乎是錯的。
他母親發生意外其實無法簡單歸結到一個原因之上。
確實，如果他不說晚上想吃牛肉，也許不會有這意外發生。但是同時，如果他母親不是提前下班，那也就不會遇到那輛貨車了；如果那輛貨車沒有因為更換輪胎耽誤了出發時間，也就不可能撞到人了。
當一件事件已經發生，而你要回頭找它發生的原因時，如果深究起這些影響事件諸多事前條件來，你會發現它們幾乎是難以窮盡的。如果一環扣一環無限延展，甚至都可以追溯到史前時代。這些無以窮盡的條件中即使有一個發生了改變，這個事件就可能不會發生了。
因此，當你聽到某人侃侃而談某一歷史事件必然發生的原因的時候，盡可以持懷疑的態度。因為，他的此種說法包含著一個似是而非的歷史觀。
變動不居、永不停留的現實世界與我們建立的簡化的物理模型非常不同。
牛頓定律說一個物體的運動狀態發生改變時，一定受到了一個外力。而這個外力與這個物體的運動狀態的改變數有著直接的因果聯繫。
但當我們為某一歷史事件的發生尋找原因時，卻一定要慎重對待。甚至，這種隱含的錯誤歷史觀會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有意加以利用，以達到誤導他人的目的。
對待歷史因果關係的似是而非的觀念又衍生出各種對歷史的誤讀，最明顯的就是將歷史人物的臉譜化和對歷史事件解讀的片面化。
先說歷史人物的臉譜化。
譬如，我們對成功考入清北的同學有一種臉譜化的認識。他們的成功，使得在大家的眼中將高中、初中的他們也都鍍上了一層光環。他們歷史上的每一個言行都在為他們考入清北的這個結果作證。當然，也可以追溯到他們幼兒園的種種異常表現。甚至他們出生前的列祖列宗此時都在向大家點頭微笑：「我早就知道！」
這個臉譜化的現象在對歷史人物的認識上也是屢見不鮮。
秦始皇被描繪成為一個暴君。他從小就是暴君的胚子，當然長大就成了當暴君的料。一看劉備，長相就和常人不同，充分證明了他的英雄身世。諸如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往往，這種歷史觀並不是我們有意採用的，而是我們無意之中被潛移默化的。當然也有好處，它讓我們能夠採取一種相對簡化的方式去處理那我們永遠也不可能親身經歷的歷史。
再說對歷史事件解讀的片面化。
我們天生的能力就是只能看見事物的一個面。
當我們看一個人腦袋的時候，看到了他的臉，就看不見他的後腦勺；等到看到他的後腦勺的時候，他的臉又不見了。我們永遠也不可能同時看見他的後腦勺和臉。
當我們的思維沒有被充分訓練的時候，當然是不具備同時看到一件事物的兩個方面的能力的。在看待歷史的時候，也同樣會陷入這樣的誤區。
例如西安事變中，我們看到了南京政府中親日派和反蔣派的種種表演，他們不顧一切欲置蔣介石於死地，這是事物的一面；我們卻沒有看到，真正救了蔣介石命的卻正是這些蔣的政敵，而不是蘇聯、中共、英美或者是張學良本人。正因為蔣這些政敵的存在，才使得各種反日的國際國內力量不願看到蔣介石死後出現一個親日的中國政府。反之，如果當時的南京政府中有能夠統領全局推動反日的、比蔣更有凝聚力和號召力的人物，那蔣介石的命運可就真的難測了。
我們在看待歷史時出現這樣的誤區，不是我們的錯誤，而是我們的認識能力局限。
當我們看待歷史時持有的似是而非觀念，在客觀上有強行加入的因果關係的誤區以及由此產生的對人的臉譜化和對事的片面化的認識。
另一方面，對歷史產生認識的主體是人，不是機器人，也不是別的什麼東西。既然是人，那就脫離不了人的視角、人的觀點和人的立場。
當我們說到一個具體的名詞時，例如「國軍」，聽到的似乎是同一件事，但實際上卻大不相同，甚至可能完全相反。有人心中想到的是「正面戰場」、「民族英雄」，有人心中想到的卻是「不抵抗而潰敗」、「花園口決堤」。
人類歷史上，人與人之間、人群與人群之間發生的種種糾紛、矛盾和衝突，從本質上來講就是對各種「名」的認知不同而造成的。
那些曾經發生的波瀾壯闊的歷史，如今已經成為過去；那百年前在地球上叱吒風雲的英雄人物們，現在也已所剩無幾。那些過往的歷史是當今人們心中的映射和投影。歷史人物和歷史進程被人們心中所持有的各種信念、認知、偏見所扭曲，也被人們紀念和懷念。
如果，一個歷史人物在當今仍然遭到了巨大的爭議，有讚美有謾罵；有頌揚有詆毀，那就說明這個人物仍然具有強大的現實影響力，否則反之。同理，一個歷史事件也是這樣。
歷史已是過去。
不可重複，不容假設，無法回頭。
變動不居的現實世界中，沒有人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同時代中的每一個人共同創造了過往的歷史，經歷著切實的當下，並通過自主選擇走進開放的未來。
進步的歷史觀，是近百年間才佔據主導地位的。
所謂進步，簡單來說就是相信「明天會更好」，認為人類文明會不斷發展，物質日益會日益豐饒，技術不斷進步，人的尊嚴與幸福會進一步被社會所保障。
而在過去，人們普遍相信的是，歷史是毅種循環，認為歷史不過還是牆頭變化大王旗罷了，學者將其稱為」歷史循環論「。
比較有代表的是中國的」五德終始說「，認為朝代更替是金木水火土五種德行的不斷交替，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如此相勝，往複循環。
例如，認為周為」火「，而秦為」水「，屬性相剋，故秦能代周，而漢又是土屬性的，所以漢能代秦
三國演義所說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隱含了這樣一種循環往複
而在西方，甚至還有」歷史退步論「，認為文明從人與神相通的黃金時代退步為白銀時代、青銅時代和黑鐵時代，殺戮和血腥逐漸戰勝了神性，令文明不斷墮落
（原來《小時代》就秉承著這樣一種歷史觀啊）
在古代，這種」一代不如一代「的思想是有依據的：
根據《經濟學人》的統計，人類所創造的生產總值在近千年間並未取得突破性進展。上圖對各個世紀以及21世紀前十年人類生產總值占歷史總值的百分比做出了統計（深藍色部分），發現17世紀前的每個世紀，人類的生產力增長十分緩慢。
根據《經濟學人》的統計，人類所創造的生產總值在近千年間並未取得突破性進展。上圖對各個世紀以及21世紀前十年人類生產總值占歷史總值的百分比做出了統計（深藍色部分），發現17世紀前的每個世紀，人類的生產力增長十分緩慢。
而淺藍色部分，對人類平均壽命的統計來看，人類的健康程度和也未發生明顯變化。
事實上，就算是較早進入現代化的西方國家，在工業技術發生重大飛躍之前，人們也是很難感受到」進步「的
例如，英國人民的平均壽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也是在低位徘徊，直到工業革命後才開始有了明顯的改變
例如，英國人民的平均壽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也是在低位徘徊，直到工業革命後才開始有了明顯的改變
」從前的日色變得慢 ；車，馬，郵件都慢「
昨天，今天，明天，並沒有什麼不同，不過是忙著生，忙著死
昨天，在雅典的衛城之上，先賢們用橄欖油滋潤著肌膚，暢飲葡萄酒討論哲學，羅馬斗獸場中，衣著華麗的貴族觀看角斗盛會
今天，來自魔鬼國度的野蠻人，騎著來自地獄的戰馬，焚燒了村莊，劫掠著城市，瘟疫和鼠疫收割著生命，糞便和膿血流滿了街道。
如果你生於中世紀，面對這樣的昨天和今天，很難會相信明天會變得更好。
如果說數據過於抽象，我們可以用更直觀的方式來看這個問題：
康熙於1654年登基，乾隆於1799年駕崩，期間經歷大概一百五十年，但看過清宮劇的人們大概能感受到，從」真的還想再活五百年的「康熙王朝到」有一個姑娘她有一些任性「的乾隆時期，社會風俗禮儀與生活水平，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
相比之下，想像一下1865年和2015年，同樣是經歷一百五十年，人們的生活狀態和社會制度，你就會發現，世界的遊戲規則已經完全改變了。
如果讓一個康熙時代的人穿越到乾隆年間，他可能不會感覺到什麼不同，至少不會感覺嚇尿了。而讓一個1865年的人穿越到今天呢？
1865年，李鴻章建立了江南製造總局，美國廢除了奴隸制，俾斯麥正在擔任宰相，就是那樣的一個時代。從那時穿越的人，估計見到今天的iphone和特斯拉電動車，坐上高鐵，看到宇宙飛船發射升空，看到國家最高領導人會穿著和黎民百姓一樣的衣服，走到農家掀開鍋嘗嘗裡面的飯。他的心情，或許只能用」嚇尿了「來形容。
正是由於近百年來的翻天覆地，我們才會有了」科幻「，想像在未來幾百年間，人類的探測器會探索三體文明，相當一部分人會定居太空。
而在古代，這樣的幻想被稱為神話故事，認為這些都是發生在過去的事情，是由神所締造的，而非發生在人類所創造的未來。
由於我們看到了生產力進步的力量，我們不再相信戰爭的勝敗和政權的更迭是因為」金木水火土「的屬性相剋。相反地，我們接受了」落後就要挨打「的思想，將國際競爭歸納為綜合國力的較量。
歷史在進步，這一歷史觀，絕非自古以來的，而是最近才有的新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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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嚇尿「這個假設是受@謝熊貓君所譯」為什麼最近有很多名人，比如比爾蓋茨，馬斯克、霍金等，讓人們警惕人工智慧？ 「 一文啟發，在此表示感謝！
- 說個很常見的歷史觀吧，就是政權的締造者尤其是早期的「賢人」總是偉光正，而亡國之君尤其是奴隸時代的「暴君」一般都是暴昏殺，這種觀點一直也是在社會中流傳很廣的。所以這裡就把這種說法的鼻祖拿出來說一下，堯舜禹湯文武這種「大聖賢」以及夏桀商紂周幽這種「大流氓」的歷史判斷問題。（當然了也歡迎大家交流和指正，其實「歷史觀」這種東西本身就有很大的副作用，所以這裡也就是換個角度，和大家一起看看這段歷史）
首先是上古歷史也就是所謂三皇五帝的問題，很多人都會有這種疑問，為什麼那個時候的人大首領都那麼偉大，動不動就把自己的位置「禪讓給有德」之人，很多人會覺得天啊我們這社會不成了越來越退後了么。這段時間的東西本來就是半神話半傳說，很多我們對於那段時間的歷史都來源於戰國之後諸子百家包裝出來的東西，尤其是儒家這種提倡「法先王」「厚古薄今」的學派，那就更是把堯舜禹湯文武這幾個「先賢」說的聖人一樣，也是因為《竹書紀年》或《清華簡》，很多時候我們才可以重新去推測求證那段錯綜複雜縹緲的歷史。
- 其實看似一片祥和的禪讓，實際上是從傳統部落到部落聯合時代，在沒有一個強權政治之下，互相不服互相爭奪的血淋淋的奪權。
在歷史上本來是「黃帝」控制的炎黃部落因為打敗了南方來的三苗，算是暫時當了個大首領，但是看過我專欄的大家也應該知道，山東一帶的商業民族東夷其實可以說物質文化是要比華北平原要更發達的，結果老大的位子在自己家沒有幾代，就落到了更發達的東方首領——帝嚳的手裡。
- 帝嚳（ku），子姓，看這個姓就知道，這個部落和女旁姓的華夏人，不算是一個源頭。也就是說到了帝嚳的時代，部落中心從河南一帶偏移到山東西部，這個華夏化的東夷人成為了大部落首領，這人為了限制華夏集團，大封宗室，尤其是把自己的兒子「放勛」封到了河北山西一帶的唐地。
可是東夷本身就存在著「熟番」和「生番」，過了不久，東夷的生番「十日」開始騷擾這個部落，這時候帝嚳也就沒了，他兒子帝掣繼位，結果是怎麼都拼不過。而唐地（山西南）的「放勛」帶領的「伊祁」部落趁亂奪取了大首領的位置，這人拉攏東夷生番有窮部落的「羿」直接造反，幹掉了十日，這也就有了後來后羿射日的傳說。而這個成了大首領的放勛，也就是後來所說的堯。
所以這個堯本身位置就很尷尬，這人手下的部落實在是血統太亂了，這人自己算是東夷血統，卻拉攏了東夷的生番，而控制的地盤還全是華夏人。所以說這個時候他不得不拉攏一下華夏人的大部落，來達到這個平衡。所以這個時候華夏的大族——有虞氏可就是首先要拉攏的對象了。
有虞氏部落，媯姓，是個華北平原西部的大部落，放勛也一直爭取這個部落的支持，而這個時候一個貴族的兒子「重華」看到了機會。這人有個不幸的悲慘的童年，老爸是個瞎子，老媽死得早，後媽天天欺負自己，總之這樣的人多半心理都健康不到哪裡去。
可是這人卻一直隱忍，對自己這混蛋爸媽好的要命，逐漸在部族裡獲得了威望。這時候堯就注意到了這個小子，這小子也很聰明，他知道堯要扶持一個在有虞部落的小弟，所以就讓人推薦自己，大大宣傳自己出身的可憐和無邊的孝心，最後堯一感動，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女英」「娥皇」全部嫁給了重華。
重華就這樣利用了堯的支持，開始逐漸掌控權利，這人十分擅長輿論造勢，開始各種派人宣傳自己的孝順賢能，並且開始派人抹黑堯的兒子「丹朱」。堯的末年，其實也發現了這個重華有很嚴重的問題，結果更不巧的是，洪水又來了，堯這時候只能為了制衡權利，去派頗有治水心得的西羌部落有崇氏首領鯀去治水，可是還沒成功，堯去世，丹朱接替首領的位置之後，重華就發動了政變，這就是舜。
「堯之末年，德衰，為舜所囚」；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
「舜篡堯位，立丹朱城，俄又奪之」。
出自——《竹書紀年》
所以可以看出，這人要是放到後世那絕對不是像孔孟包裝的「大仁大義大德」那樣的人物，可是隨著儒家的興盛，這個不講究變革更講究法古的學派，就讓這些所謂的「聖主」們也就這麼給偽裝下去了，我們可以看出，後來的姬發也是如此，這個之後再說。
- 舜上台之後，改稱姚姓，終於不用偽裝的舜，他那老爸老媽的下場就可想而知了。
而正在治水的鯀，其實可以說馬上就要成功了，這人利用治水，籠絡了不少的部族，逐漸融入到了華夏圈子裡，可以說和史記裡面說的鯀只會堵不會疏通是完全不同的。
「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於羽郊」，「息壤者，言土自長，故可堙水也」。《山海經》
當然了，山海經這東西本來就是玄之又玄，不過可以推測出來這可憐的鯀就這麼被搞死了，治水途中，禹出生，這人就像趙氏孤兒一樣，只能重新發展自己的產業，也對以舜代表的舊貴族有著很大的仇恨。
禹這個人逐漸統合華夏的零散部落，用自己的能力以及曾經同情老爹的人，逐漸的壯大了勢力。而鯀死了，洪水卻重新襲來，最終舜沒有辦法，只能再次啟用有治水經驗的禹。
眾所周知了，禹這人三過家門不入的治水，終於完成了老爹沒有完成的事業，並且說是治水，在這期間禹也團結了各個大部落，深得民心了。舜迫不得已，還得賜給本來不屬於華夏族群的禹——姒姓（又是個女旁姓）。從此禹開始越來越得勢，竟然給了自己這個部落一個逆天的名字——夏後氏。
其實吧，後這個詞從我們的祖先古羌人的時代開始吧，一直都是.......掌管的意思，這個字和「司」是同源，都是掌管的意思，看一下後的這個字形。
看一下秦始皇的這個手，是不是和「後」很像。
圖 後的演變 可以看到甲骨文金文後和司就是個對稱的圖形。
所以說這人勢力已經膨脹到了，可以自稱「夏」這麼神聖意象的」後「了，後來的「后羿」啊「后稷」啊都是這個東西，只不過慢慢的後就成了最高地位女性的稱呼了。也就是說這部落的凝聚力已經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所以舜的下場可想而知，就算後來的史書包裝出來舜如何禪讓給禹，禹又是如何推脫。而現實是
堯幽囚，舜野死
舜在」南巡途中「死於」蒼梧之野「。禹象徵性的閉門不出好久，還將王位讓給舜的兒子商均來噁心舜，但天下的大酋長們都離開商均去朝見禹。在各個部落的擁戴下，禹正式成為部落首領。禹隨即分封堯的兒子丹朱於唐，分封商均於虞 ，這也是後世我們的領導者一貫愛做的事情，用這種分封來團結不服從的貴族。
可是禹的繼位可就不像堯舜那麼不穩了，因為這個治水行動實在是太得民心了，又或者是這個傳說中的治水，本來就是禹的夏後部落的一次大規模的征服，總之這之後啟算是毫無懸念的成為了下一任首領，禹的天下終於可以穩定的世襲下去了。
那麼先不談夏的建立，我們再看一下商的滅亡。
隨著東夷的又一次崛起，夏人再一次被這個發達的民族攻破，商人有著極其發達的「物質精神文明」，我在專欄里也介紹了一下這個可以說對「中國」的形成至關重要的時代，其實商的文化和夏人很不一樣，夏人稱首領「後」，但商自稱「帝」，一般認為五帝之一的帝嚳就是商時代樹立出來的光輝祖先，商人熱愛造神，也熱愛占卜，當人也熱愛侵略。
- 所以說無論我們是否確定，商到底控沒控制長江以南，最少可以說，這群人已經把戰爭燒到了更遠的地方，把文化傳到了更遠的地方，把生意做到了更遠的地方。
可是之後神奇的是，從帝武丁到帝乙，一路向上500多年的商，突然地被閹割在了壯年階段。
帝乙的兒子帝辛繼位，名字是——「受」。
這人的性格和名字正好相反，自小愛攻擊別人，據說單人可以攻下一頭牛，並且這人極其聰明，以至於朝臣都感覺自己的實在是弱爆了。
就像漢景帝立了幼子當繼承人一樣，帝辛也是帝乙的幼子，這兩個人都是看到自己的小兒子十分聰明，加上他們的老媽太會玩，所以才廢長立幼的。只不過這兩個人的命運完全不一樣，這個之後再說。
- 帝辛在位期間極其勇猛，用一些歷史文章的老話說，對內加強集權，對外加強武力擴張，帝辛在位的時候正好又碰上了東夷大亂，我們知道傳說的堯的時代，東夷就分為生番和熟番，商本身作為東夷的熟番，算是當時文化的集大成者了，所以自然而然的要驅逐這群自己的蠻族兄弟，當時的東夷還主要是安徽江蘇一帶的「淮夷」最猛，帝辛直接就御駕親征了，很快控制了淮夷，直接極大地擴大了領土。
圖
可是帝辛很不好的一件事就是錯誤的估計了這一點，前面說過，夏族的遺民就開始退回到了渭河谷地，也就是上圖的最西邊，現在的西安一帶，號稱周。這地方吧，北邊就是黃土高原的羌人，南邊是秦嶺，東邊才是華北平原，易守難攻，商過於強盛，他們只能屈服。可是從帝武丁的時候，這群周人就開始欺負自己的西羌小夥伴，並且開始大量融合強悍的西羌游牧民，到了帝文丁的時候就已經警覺了（商朝的老大名字一般都是帝加上個天干），所以直接活捉搞死了周王季歷（周一般都是稱自己的老大是「王」），隨後周王昌繼位，也就是封神榜里的那個「姬昌」，其實客觀來說那時候人不是直接把「姓」放在名字前面的。
- 昌繼位之後更是作死，繼續吞併大戎，攻 ，攻崇，攻黎這些西羌部落，所以帝辛征伐東夷的時候，人家征服西羌，這下子帝辛這個氣啊，直接吊打了周王昌，史書兩種說法，一個是抓住後弄死了，一個是折磨之後放回去了，反正下場不怎麼樣。
周王昌死後，兒子周王發繼位，現在大家應該知道帝辛是誰了吧。
這下子周別說當小弟了，都要恨死商的一代又一代的帝了，結果這個時候正好有個在商都混不下去的小官，同樣屬於夏族的姜姓呂尚投誠了，這貨給周帶來個大新聞，帝辛的哥哥微子啟，本來就一直不服帝辛小受，再加上帝辛的兩個叔叔「比干」「箕子」屬於微子啟幫的，所以說也不怎麼支持帝辛。帝辛擴張後志得意滿，開始大肆排擠原來在中央內部佔有重要地位的巫師們，這一下更是積累了極多的反對黨。再加上帝辛剛剛戰勝淮夷，沒有消化不說還在內部充滿了仇恨，一旦趁虛而入，就會自然而然的內亂。
這下可倒好，巫師們開始大肆抹黑帝辛，說帝辛不敬重鬼神，昏庸暴虐。加上經過內奸老薑的運作，微子啟直接倒戈投向了周，在政治鬥爭中比干被帝辛處死，更成了周宣傳造勢手段。
最後帝辛也意識到了危機，對周圍的人產生了極大的不信任，開始啟用一些親商的夏民部落首領，飛廉、惡來（爺倆）等，可能大家對這兩個人不熟悉，但是我要說他們後代是「嬴」姓呢，嗯沒錯這群人就是秦國的先祖，但是是後話了。
結果這麼一來可倒好，因為重用外族，商的內部又出現了很多的貴族反對派，所以說帝辛是一步一步的下錯棋，可以說帝辛是個明智的將軍，但是商從武丁開始一直以來的窮兵黷武，沒給帝辛留下一個當一個好的首領的機會。
- 所以說，商的制度終究要滅亡，一個嶄新的時代就要開始了，在帶著西羌野性的周部落的攻擊下，在一個個內奸的背叛下，在剛剛征服的淮夷的倒戈下，帝辛這算是個雄主的人物，帶著它鼎盛的，從成湯開始的500年的商王朝，悲壯的隨著大殷朝歌而轟然倒塌。
可是後來者的周人，他的哥哥微子啟，甚至都沒有給帝辛一個當悲情英雄的機會。
- 帝辛被冠上了一個「紂」的謚號，周人用他們的說法稱之為「紂王」，對外大肆宣揚其暴虐，這也是我們這個國家一直以來的傳統，彷彿如果不大肆的污衊前朝亡國之君，就無法證明自己是替天行道充滿合法性的政府。
就這樣，帝辛成了一個無惡不作的千古混蛋，甚至妲己一個女人也被大肆揪出來批判。當然了，本朝太祖對帝辛的評價還是很高的——「把紂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壞人是錯誤的，其實紂王是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經營東南，把東夷和中原的統一鞏固起來，在歷史上是有功的。帝辛伐徐州之夷，打了勝仗，但損失很大，俘虜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虛進攻，大批俘虜倒戈，結果商朝亡了國。」太祖認為周王發把帝辛說的太壞了，所以當年的小將郭沫若也附和道：「統一神州肇此人。」
我們可以發現，商這個充滿浪漫主義的國度，給這個民族帶來太多的榮光，從此之後東夷和夏族大融合不說，這個新興的族群也是鳥槍換炮，成了區域內控制力最大文化最先進的族群。而全盤接手的周，是個和游牧民族融合的農耕民族，浪漫奢華的商碰上務實勇猛的周，這個民族的文化開始又一次上升，畢竟商是在最強大時候死亡的，不服從周人管理的必然也是極多。周開始宣揚所謂天命思想，一種為了證明「易姓革命合法性」承襲天命的模式出現，很有可能這個時候所謂「五帝禪讓」的東西就開始被宣揚了。並且這個農耕民族的最大特點是，祖先崇拜多於神明崇拜，或者換句話說，周的祖宗就是他們的神，而神不是種地出身就是治水出身的農業之神，如果金坷垃穿越回去，也是金坷垃之神。這種農業民族的祖宗崇拜，極大地加固了部族穩定。周炮製出炎黃傳說，塑造出了自己高大全的祖先，並且更加豐富商的「帝嚳」崇拜，三皇五帝的雛形開始出現（但是真正能看到確切的三皇五帝記載還是戰國時期的）。並且隨後開始揪出來傳說中的夏，自稱繼承其正統，並且大肆美化夏、商的開國之君，禹和湯幾乎成了神，而大肆貶低亡國之君，這個前面也都說了，桀紂就這樣成了淫亂、屠夫的代名詞。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周這個部族的作風，很深的影響了這個民族之後的意識。
- 可是同樣的命運也發生在了周的亡國之君身上。
周為了穩固階級，設定了嚴格的禮樂制度和嫡長子繼承製度，包括生產上的井田制，這個這裡就不廢話了。但是生產力確實發展太快了，最後平民開始壯大，下層人也懶得給這些沒什麼乾貨的貴族打工，私田越來越多，井田制也瓦解了。封出去的姬姓諸侯雖然多，但是人家到了一個地方就用地名作為」氏「，只稱氏不稱姓，所及這些姬們實際上也沒什麼認同感了。
最後周后院起火，國人暴動，雖然有個宣王中興，但是還是彌補不了這個已經不能維持下去的周的制度，一切的矛盾隨著」宮湦「，也就是後來被稱作周幽王的人上台而爆發了。
- 下面的有些關於中國史的文章可能會拿史記開一下刀，史記的歷史地位不可否認，但是我們同樣不能忽略司馬遷也是受到自己年代以及信仰的局限性，報道上出現了一些偏差，當然了，我們也不能讓太史公去負責。
對於史記里周幽王主要也就是這麼個情況「王寵褒姒，褒姒不好笑，幽王舉烽，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為之數舉烽。及犬戎之，舉烽，諸侯救不至，遂殺幽王。」
這也就是被我們連同夏桀、商紂一起黑的大型「狼來了」故事的始作俑者周幽王，但是歷史上的周幽王真的是個這麼缺心眼的玩意么？
其實錢穆曾經給太史公記載的這段歷史來了個狠狠的評價——此委巷小人之談。諸侯兵不能見烽同至，至而聞無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舉烽傳警，乃漢人備匈奴事耳。驪山之役，由幽王舉兵討申，更不需舉烽。史公對此番事變，大段不甚了了也。
圖 驪山，很巧的是蔣禿頭也是在這裡被張學良抓的
- 錢穆先生在史學界確實也是個泰斗級人物了，我們被無數次搬上高考作文的太史公，經受了「一次又一次宮刑」的太史公也確實被黑了一下。
其實在史記中也記載了，我們這個冰山美人不笑的褒姒啊，其實不是個後來的小三，而是周幽王在當太子的時候就已經是「太子妃」了，包括他倆生的兒子「伯服」，要是小小的側室小兒子，也不可能用「伯」這個字，我們知道古代起名字都是「伯（孟）仲叔季」，伯本來就是老大的意思，比如周王發他哥哥就叫「伯邑考」。而仲呢，就比如孔仲尼，為什麼被叫孔老二也是這個原因，用日本的說法也可以說是「次郎」。而叔呢，就比如「鮑叔牙」就是這樣，包括我們現在稱呼老爸的弟弟「叔叔」，也是來源於這個。季就更好說了，最小的兒子一般是季，劉邦這名字也是後來發跡之後才有的名字，他還是街頭地痞的時候其實是叫「劉季」的，也就是那種承蒙道上兄弟包涵，都叫一聲「三哥」那種感覺。
- 所以一方面說人家是「伯服」，一方面總說人家是庶出的小兒子，這本身就是挺大的一個矛盾的。
其實周幽王姬宮湦繼位的時候吧，就打算立他最喜歡的褒姒為後來的，伯服也就應該是太子，可是我們都知道前文說的國人暴動這個事情了，這個時候周王室的權威性已經很弱了，不得不和周圍的諸侯國保持緊密的關係，所以把自己妹妹嫁到周王室的申侯就十分不同意幽王立出身低微的褒姒當後。
- 幽王也知道自己幾斤幾兩，所以說沒辦法，只能立了這個自己並不喜歡的申候的女兒當後，然後他倆的兒子「宜臼」也就自然是太子了，可是我們可憐的周王其實很不甘心的，他不願意就這樣被這些諸侯操控，於是隨即開始聯繫自己的叔叔，也就是前面說的，引起國人暴動的周厲王的一個小兒子，他的名字也很神奇，姬姓，名友（當然還是不應該叫人家姬友的）。
嗯，這位就是日後被稱為「鄭桓公」的一位老同志，同為周家人，當然也要好好幫助自己的大侄子啊，所以鄭桓公就利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了一個「姬友」的職責，周邊諸侯被壓制，所以我們的周王隨即揚眉吐氣的廢掉了太子，把褒姒和伯服扶上他們應有的位置。
- 所以烽火戲諸侯傳說中的廢長立幼，本身也是很扯的，我們知道不管別的諸侯國如何各位己政，最起碼周王室一定是嚴格按照周禮的，廢后以及改立太子一定是要按照嫡長子繼承製或者特殊原因的，否則「違禮」關東諸侯肯定也會來BBB。但是周幽王廢后之後，各地諸侯甚至一直標榜自己「根紅苗正」的周公旦後人的魯國都什麼也沒說。我們站在道德制高點的魯國，還有那個後來看齊國強大還拿自己的公爵位去壓人家的宋國都沒管，說明周王也沒做錯什麼。
但是這樣一來，申侯可就不樂意了，說好的一起享受榮華富貴呢？你來了個「姬友」就敢這麼對待我？於是就開始更加猖狂，最後導致周王打算對他用兵了。申侯一看大事不妙，心想你以為我不會請救兵么，結果我們的申候先生玩了很神奇的一筆，人家去求了犬戎，自己跑到黃土高原讓外族去攻擊自己的國家，這就和後來孫中山為了對抗北洋軍閥恨不得把日本人引進來一個道理。
所以就這樣，人家犬戎正愁沒地方打，啪嗒天上掉下來個大漢奸，所以就和申候愉快的達成了協議。
- 而這時候的周王也確實很缺心眼，根本就沒有準確明白自己的定位，而他的「姬友」鄭桓公可是比誰都清楚，鄭桓公本來封地在現在陝西華縣，離現在的西安很近，姬友發現一旦犬戎進來的話，自己就是個肉盾，所以就開始和周幽王申請遷移土地，最後硬是從虢、鄶這兩個國家各分出來幾個城池，把自己的土地遷到了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在哪裡呢，現在洛陽以東，因為是個新的鄭國，所以都城也就叫了「新鄭」，這地方也就是現在的河南省省會——鄭姆斯特丹，啊不，是鄭州。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隨著鄭伯的遷移，終於永遠在自己的名字前帶了一個「鄭」字，不過這是後話了。
而在傳說中，周幽王點燃了烽火，哄騙了各路諸侯博得褒姒一笑，實際上那個時代的烽火台，也無非就是個鎬京周邊的信號彈，東邊的諸侯全都離自己距離長短不一，並且基本都是幾百公里，怎麼可能一夜同時趕到？這種漏洞恐怕也只有儒家的衛道士才會選擇性的忽略。
- 幽王攻申候，犬戎趁機從西邊殺入渭河谷地，幽王一看狡猾的姬友在東邊逍遙自在，強硬的把姬友叫到了鎬京，果然，臨死也要拉一個墊背的幽王，和姬友鄭桓公雙雙死於驪山之下，褒姒被犬戎擄走，西周滅亡。
或許褒姒確實笑了，笑的是自己的身世，笑的是這些在權力和慾望中沉浮的男人們。
這個申侯的外孫「宜臼」繼位，也就是周平王，但就是這個時候，還是很多的大臣不服周平王，最後大臣虢公翰立的新王「攜王」還一直和申侯控制的平王分庭抗禮，所以說幽王到底是不是這種缺心眼的放羊娃，誰也說不準。
- 最後還是一直被周放在西邊當肉盾的，前面說的「紂王」時代大將惡來的後代——嬴姓秦人，在晉文侯和前面說的鄭桓公的兒子鄭武公的協助下，護送了東遷，西周徹底滅亡，諸侯全部做大，春秋時代開始。
其實通過前面的東西我們也能看出來了，歷史這個東西是可以被後人儘可能的去按照自己的意向去打扮，其實任何時候都是一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其實戰國時代也曾爆發出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法家名言，可是在歷代的酸儒的包裝下，原始時期的大首領、朝代的創建者全都成了十全十美的聖人，而亡國之君就要被非黑即白的淹死，殘酷的政治鬥爭被美化、簡化，一切都為了新政權的合法性以及被包裝出來的「階級禮教」服務，這麼想想，這些帝王將相也挺可憐的。
所以有些「中國特色」，2000年都沒有變。
以上
這次不安利太多回答了，就放一個這個吧，也是今天剛寫的
古代匈奴、蒙古、回鶻、突厥四個民族的血緣關係如何？ - 安森垚的回答
觀眾視角
網上對部分歷史人物的評價如下
項羽：
他空有高志卻目光短淺；他愛慕虛榮，不乏自滿自得的小農意識；凡事勇在先，智在後，殘忍有餘，仁善不足；缺乏從諫如流、寬宏大量的領袖氣質。
孫權：
雖無好高務遠之心，可畢竟是王侯將相家室出生，沒經歷風雨挫折，自然是胸無大志氣，更無野心可言。正所謂智者千濾，必有一失；愚者千濾，必有一得。
李治：
李治帝王一生，前期權力掌握在長孫無忌等權臣手中，後期被武則天掌控，但他似乎樂於如此，非常享受。只是當武則天步步緊逼，把大唐江山玩弄於股掌之時，李治才開始警覺，可惜為時已晚，只能看著＂無可奈何花落去＂。大唐江山在他之後，出現了短暫的中斷。
孫中山：
孫中山是一個演講家，孫中山是一個煽動家，講的慷慨激昂，博得給他的鼓掌。我聽過他的演講，也跟他談過話，跟孫中山談過話，孫中山他是不準人駁的，不準人反駁他的，提不得意見。
袁世凱：
中日甲午戰前，因朝鮮東學黨事件而起衝突，作為清廷駐朝鮮大臣，處理不當，且不能守節，竟然告病潛逃，造成陣前換將，又和李鴻章（時任北洋大臣）及翁同龢（戶部尚書？待查）及光緒不和。甲午戰爭大敗，袁世凱的失職，是根本原因之一。
相較於中法戰爭時的張之洞（兩廣總督），袁世凱的能力，不足其億萬分之一。
其中李治和孫權含著金鑰匙出生，項羽和大炮頭是瞎折騰，後人對他們的能力、性格都有所詬病。
那麼我是在討論怎麼正確評價歷史人物嗎？
不不不，我只是想說
15歲：孫權任江蘇宜興縣委書記，你縣縣委書記多大歲數？ 18歲：孫策這一年掛了，孫權在對未來的恐懼中被周瑜哭哭啼啼扶上馬，負起國家三分之地的守土任務，這一年你在幹什麼呢？
22歲：李治登基
23歲：袁世凱以幫辦朝鮮軍務身份駐藩屬國朝鮮（清國駐朝辦事處主任、朝鮮軍區司令員），朝鮮人親切得稱呼他為袁司馬，這一年，你在幹什麼呢？
24歲：項羽這年起兵了，你在幹什麼呢？
26歲：項羽和50歲的大了一輩的劉邦在鴻溝談笑風生，問鼎中原，也是這一年80後孫權把50後的曹操打回北邊
27歲：在彭城，項羽3萬軍隊破劉邦56萬軍隊（你看軍隊素質、組織度有多重要）
28歲：這一年孫文同學跟時任國家總理李總理（我中堂大人）親切發信件想談談對國事的看法，可惜李總理沒有理他。同年興中會建立，這一年，你在幹什麼呢？
30歲：項羽這一年已經戰敗自殺，結束他戎馬的一生，雖然對於大部分人半輩子都不到
31歲：李治攻陷高句麗，在他的時期，大唐的實力發展到了中亞，大唐版圖達到頂峰
那麼我是想說寬容嗎？
不不不，我只是想說，他們一直在承受他們的年紀不該有的責任和擔子
那麼我是想說大家不要評論了嗎？
不
我們不反對評價任何事情，歷史觀只是世界觀的一部分，就像我們不反對任何鍵盤俠，我們不反對任何憤青，但是只有一天你真正飽嘗過人生的艱難，深知歷史的兇險，歷經風霜，你的評價才真正有了價值，有了重量
那些永遠在台下搬個小板凳坐著吃爆米花，嘲諷台上的人，只能做一輩子觀眾
而那些在台下設身處地思考台上人境地的人，終將走到聚光燈下
好問題。
而學生則想以此回答為 @殷守甫先生的答案作一些補充。就像我倆在其答案的評論中所言及，在史學本科或研究生的低年級階段，老師們都會反覆叮囑我們留意一些問題，莫落入窠臼。英國史學家J.C.D克拉克以18世紀英國為研究對象的背景下，他曾提出過類似 @殷守甫先生曾提到的三種「錯誤」：
- 時代錯誤：我們用來回顧這個時期的概念和範疇，是很久之後才形成的。如「自由主義」或「激進主義」。
- 預期描述法：一個熟悉的詞語在過去被廣泛使用，……於是想當然地認為，這個詞語早已具有了今天的所有含義。如「家族」、「民族」、「革命」。
- 目的論：根據想像出來的某種事物的結果來確認其本質特徵：如果說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是橡樹的話，漢諾威時代的社會則一定是橡樹果（即，想當然地認為，觀念形態自然會通過我們熟悉的概念表達出來）。[1]
若把克拉克的這一觀念放到中國史來看，葛兆光先生在其《中國思想史》中，以思想史為對象的結論便與其所有呼應：
思想史對於精英與經典的歷史性的位置確認，常常是因為「溯源的需要」、「價值的追認」、「意義的強調」等等原因引起的，事後由思想家所進行的「回溯性的追認」。[2]
上述兩位先哲告訴我們在大歷史中，不得不對一些常識作知識化，就好比「民族主義」是一個19世紀的詞，但這一概念在18世紀尚不為人所知。在18世紀及以前經常出現的對英吉利「民族」的論述，並不意味著民族主義的初起：它們表達的是普遍的日常生活結構的組織化和概念化的其他方式，尤其是在由共享的歷史、法律、宗教以及對王朝忠誠所提供的框架內進行的方式。[3]而這裡的常識，是後世我們，為我們自己當下歷史認識所局限的視界，以此回顧歷史，不免似帶上了有色眼睛，容易形成色差——使用相同的語言，難免會讓我們產生天然的親近感。
而以學生所作的日本史研究中，這一點極為重要，因為東亞所共享的漢字系統，給中國的日本研究者來說，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同時又埋下了陷阱。這裡有一個笑話與諸君分享：曾有一位做日本近代的年輕學者，將日語的「高校」理解為了中文的「高校」，於是中學與大學攪混了，自然後文也毋須在看了。當然，這是學生老師在課上給予我們的警告之例，是否真實，並不作保證。但學生想著大凡對日本歷史感興趣的同學，肯定會有共鳴。
最後還要補充的是，歷史學的研究往往還需要將知識作常識化，這一點學生很感嘆 @屈嘯宇先生在問題：近世之前的日本島，為什麼沒能夠像英國之於歐洲大陸那樣，對中國以致內亞地區發揮離岸平衡的作用？ - 知乎用戶的回答中的回答，提到：相比之下，其實除了唐宋短暫的直接接觸，日本島文化和大陸文化幾乎沒有實質接觸和聯繫，其實歷史上的常態是，日知中多，但多停留在文獻（日本很快發展出了不依賴漢語閱讀漢文典籍的體系）和海商言，中幾乎不知日（當然，中國，尤其是宋後對於周邊諸國的了解意願非常非常低）。
「日本很快發展出了不依賴漢語閱讀漢文典籍的體系」，或許對諸君來說這似乎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但對這一領域的研究者來說，日本「漢文訓讀」的完善體系這便是一個「常識」，也正因為如此，許多非該領域的人士看似是問題的問題，或許本身他並不一定那麼具有可探討的價值（當然也不排除以另一角度去重新思考的方法，譬如海外漢學的一些「成就」）。最簡單的例子，莫如 @王贇 Maigo先生在某日語問題下的三聲高呼：
日語和漢語不是同一種語言
日語和漢語不是同一種語言
日語和漢語不是同一種語言
便是如此了。
至今還記得第一次習作時，因為依然沿襲著高中歷史教育所來的方法，被老師狠狠批評的場景，
師曰：你那文章，就像那「何不食肉糜？」的痴帝所作，以為古人都和你一個德性？
我答：咱不是挺萌的嘛。
[2]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導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P.12
[3] J.C.D.克拉克著，姜德福譯：《1660-1832年的英國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P.9-10
最近，從袁騰飛到高曉松，民知普遍認為宋朝特別牛掰，回到宋朝特別幸福，是這樣嗎？前提是你得是當官的，很多人都想當然得覺得自己在古代一定不是個小民，事實是絕大多數人，都是底層人民的後代，宋代的底層人民生活怎樣呢？我們以南宋為例：
在南宋初戰亂之後，勞動力缺乏，地主們激烈爭奪佃客。地主利用「契券」，剝奪佃客自由移動的權利。如果佃客隨意起移，封建官府認為「無故逃竄」，地主依據契券便可以「經所屬自陳收捕，所在州縣不得容隱」。
孝宗時，朱熹還向朝廷建議：凡是外鄉遷來的佃客，如果私自搬走回鄉，地主可向所屬州縣訴理，官府追捕，判罪以後，仍發落交還。這樣，不僅本鄉佃客，連外鄉遷來的佃客也不準再遷移了。
荊湖等路，在高宗紹興年間，地主可以隨同土地的買賣而轉移讓渡佃客。
地主在田契上寫明佃客的姓名，在買賣土地時，佃客無權退佃，作為買主的地主則可以強迫他們依舊承佃納租。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南宋官府曾採納庄綽的建議，規定：民間典賣田地，不得私自把佃戶名姓寫在契約上，隨契約分付；買主不得強迫原佃戶耕佃。如果違反，准許上訴，定罪。這一規定在實行中，遭到荊湖等路地主的普遍反對。據說這使他們之間爭奪客戶的官司，打了十年還沒有解決，永遠查不清。
南宋末年，佃客的身分地位越來越低。如湖北峽州的地主，已不再把佃客寫在田契上隨同土地讓渡給買主，而進一步象買賣奴隸那樣，將佃客「計其口數立契，或典或賣」。有的地主，變換手法，將荒遠的小塊土地連同佃客，立兩張契約，在公開的假契上說這些佃客是「隨田佃客」，在私下的真契上就直接說是「佃戶典賣」。
荊湖北路荊門軍等地區還有一種「隨主佃客」。即使地主犯罪，田地被官府沒收，種田的佃客也還要隨地主到別處去。隨主佃客是被地主當做財產來看待的。因此，象《宋會要稿·屯田雜錄》記載的，有些地主有權把佃客跟土地、耕牛、農具、船屋等生產資料一起當做禮物來送人。這種佃客和農奴差不多了。
南宋時期還出現了比佃客身分更低、遭受壓榨更為嚴重的佃仆。北宋時已開始有佃仆的名稱。到南宋時，浙東、浙西、江東、淮西和福建等路，佃仆制度逐漸盛行。
佃仆除向地主交租外，還要負擔繁重的勞役。勞役是多種多樣的。根據南宋的記錄，地主可以在半夜三更呼集佃仆，叫他們扛抬物品；地主外出，指派佃仆隨身服侍；地主還可叫佃仆為他們修房蓋屋，每天上山砍柴，搬運柴禾，看守墳墓，修治河道，等等。有些地主還強迫佃仆充當抵抗「盜賊」
的地主武裝，有些地主強使佃仆和仇人械鬥，甚至死於非命。
農民一旦淪為佃仆，就要子孫世襲，永遠不得逃脫。佃仆是佃客中最為低下的階層。
北宋初，地主打死佃客，還沒有特殊的法律規定。到哲宗元祐（一作神宗元豐）時，才明確規定：地主打死佃客，減罪一等，發配到鄰州。一一三一年（高宗紹興元年），南宋官府規定再減罪一等，改為發配本州。這實際上是把佃客的法律地位連續下降了。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佃客因此「人命寖輕，富人敢於專殺」。佃客連最起碼的生命權利也失去了保障。
一一九○年（光宗紹熙元年），南宋又規定佃客不能控告地主。這就是說，佃客只能聽從地主任意宰割奴役，連控訴的權利也沒有了。
南宋王朝把地主對佃客的奴役，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各地官員，在處理有關案件時，利用司法的手段，來保護地主，鎮壓佃客。朱熹曾主張，凡有獄訟，首先應當「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然後再「聽其曲直之辭」。如果「以下犯上，以卑陵尊」，「雖直不佑」。就是說，在下者雖然「理直」，也不能保護。如果「理不直」，更要加罪。
當時一些地方發生了「以妻殺夫」，「以族子殺族父」，以及「以地客殺地主」即佃客的反抗斗
爭。朱熹認為，這類事情關係到「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必須以「經術義理裁之」，否則就是「泯滅」「天理」。
南宋後期的《名公書判清明集》一書，收集了地方官們處理刑獄的很多案例。凡是涉及佃客和地主的案件，無不強調「主佃名分」，以「一主一佃，名分曉然」、「主僕之分」
等等作為判斷是非曲直的依據。
到了元代，佃農的地位達到最低點，近似於驅奴，明太祖高皇帝建立明王朝之初，雖然基本上恢復了封建紀綱，但農民起義時期的主弱飼強的影響尚未完全消失，朱元璋從農本思想出發，「鋤強扶弱」，「右貧抑富」，對於提高當時農民的身份地位和促使明後期的農民自由化趨勢的出現也有著積極影響。法律上進一步確立了佃戶的「凡人」地位 早在洪武建國前的吳元年，朱元璋一次除授了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行前，他告誡百官曰：「君長」與「百官有司」的職責在「鋤強扶弱，獎 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儘力田畝，足其衣食，輸租賦以資國用」。洪武三年，朱元璋得知淮西蘇州一帶多富民，曰：「富民多豪 強，故元時，此輩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其來，朕將勉諭之。」待富民人見時，他一再訓誡他們為要保全身家，必須「循分守法……毋凌弱，毋吞寡，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母，和睦親族，周濟貧乏，遜順鄉里」，爭取做良民，「若效昔之所為，非良民矣」 。就是說，富民再不能像在元時一樣奴役和凌虐農民，武斷鄉曲，必須按朱元璋所訂之法行事。那麼朱元璋所訂之法的特點是什麼? 這就是「懲元末豪強侮貧弱，立法多右貧抑富」。洪武五年，朱元璋繼續著手改革元蒙時期的舊俗，謂：「鄉黨論齒，從古所尚，凡平居 相見，揖拜之禮幼者先施。歲時宴會，坐次之列長者居上。佃見田主，不論齒序，並如少事長一之禮；若在親屬，不分主佃，則以親屬 之禮行之。」就在這次談話中，他隨即宣布要恢復古代「鄉飲之禮」，以期「明長幼，厚風俗」。葉盛詳載當日舉行鄉飲酒禮盛況，謂主持 者「奉詔惟謹， 乃即其鄉賓禮耆英， 遠近畢至」。 又曰： 「洪武五年……朝廷降鄉飲酒讀律儀式， 命有司官會同儒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 以賓之年最長者居中，眾則序齒居左右。」《五禮通考》云：「洪武二十二年所定鄉飲儀，分善惡三等敘坐，不得溷淆。」根據後面的一系列記錄，在鄉飲酒禮中並不十分看重主佃等級之分，而是按年齒與德義論坐，善惡分等或分別就席，不能混淆。參加的人士農 工商均有。即使從洪武五年朱元璋的談話看，也僅把地主的異姓佃戶視為幼輩，如是同姓親屬，則仍「不分主佃」，止行親屬禮。總之， 按《明律》和當時的禮儀精神，佃戶與地主一樣只要能「循分守法」，則都是國家的良民，如越禮犯分，則都有可能成為奸惡，成為「非良民」。
「鄉宦」與佃戶是有「貴賤之別」的，但朱元璋立法定製的本意是確認佃戶為國家齊民，「鋤強扶弱」，「右貧抑富」，禁約地主以至「鄉宦」擅作威福，欺凌弱小。所以維護「貴賤之別」的條件是貴族官僚也須承認佃戶是國家的齊民， 不是私人的奴隸， 不能任意擺布和「打縛」， 如果對佃戶橫加凌虐， 則業主自己已經陷身於刑網之中，是要依法懲處的問題， 根本談不上「存 體」了。對「鄉宦」尚且如此，對一般地主更可以想見。 反映明代佃戶已確立「凡人」地位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禁止官府和豪強任意役使農民。封建社會的公私徭役歷來是強加在人民頭上的最大災難，朱元璋為了均平徭役，避免使官府差徭被片面轉嫁到農民頭上，曾於洪武元年、三年、八年一再申令實行按田出夫之制，田一頃， 年出一夫，每年赴官府供役一個月。為防止地主轉嫁官差於農民，又特別規定：凡田多丁少者如以佃人充夫，則田主必須出米一石，以資其費用。
所以民知喜歡宋代，是因為他們可以恣意揮霍，恣意壓榨驅使屌絲，到明代也可以欺負屌絲，但是可能要慎而又慎了，而屌絲們喜歡宋代，真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
許多人想像中的宋代，是寬鬆自由，商業高度發達繁榮的社會，那麼私人經濟的發達程度自然也應該遠遠高於一向被認為是專制黑暗的明代了。但實際上的情形卻恰恰是相反，宋代的經濟恰恰是建立在國家對私人經濟活動全面干預和控制的基礎之上，這是宋代和私有經濟佔主導地位的明代的一個重要區別。
宋代的城市消費有一些不容忽視的特殊性。首先，許多消費品不通過正常的工商業渠道供給。如重要奢侈品香料主要是通過市舶司抽買獲得的。官方不但不向普通商人購買，相反要向他們出賣。如京城每年通過漕運獲得數以百萬石計的糧食，這也無須通過正常商業渠道。官方每年通過和預買直接從百姓處獲得數以百萬匹計的絹帛，通過幾個大的官辦綾錦院獲得大量高級絲織品，皇室甚至官兵的許多衣料都由此得到解決，這些都不通過正常的工商業渠道。……其他例如藥品、書籍等，也往往由官營機構製造和向百姓出售。至於禁榷品鹽酒茶礬等，自然更不必說了。總之，官營工商業及相關制度，把私人工商業發展的空間擠壓得很少餘地。我們看到，宋代城市中，合股經營的工商業十分罕見，信用關係很是不發達；有較多人數的私人手工業工場十分罕見；私人間大宗買賣十分罕見。，官方的榷貨務、便錢務、交子務、會子務生意興隆，官方發行的楮幣流行天下，而私人經營的較大規模和長久存在的金融機構幾乎不見記載。宋代的採礦和金屬冶煉業相當發展，但其中大部分為官方控制，其產品用於鑄幣。
宋代仍主要用銅錢作流通手段。為什麼貴金屬遲遲不能重新返迴流通領域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工商業特別是私人工商業發展的遲滯。如前所述，大宗交易少，出境貿易少，對貴金屬貨幣的需求也就少。人們經濟生活中經常遇到的是小額支付，宋代一個人的日平均消費水平，一般是銅錢十文至百文。顯然，對於這種小額支付來說，銅錢是非常適宜的。在發行官交子之初，曾印行面額為十貫（鐵錢）的大鈔，但到宋神宗時，即改為發行面額一貫、五百的二種，面額十貫的便停止發行了。南宋發行會子，起初發行的面額分別為三貫、二貫、一貫三種，後來改為一貫、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種。其他幾種楮幣的面額大抵也在一貫上下。馬端臨甚至把面額的減小作為楮幣同鈔引的重要區別。（參《通考·錢幣考》）楮幣面額的變化，說明了當時社會需求的水準，說明面額在一貫和一貫以下的楮幣較為適合需要。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當時的交換水平尚較為低下，大宗商品交換尚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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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幾點：
下面是南宋額外地租的幾種主要名目：
佃客代納二稅——佃客向地主交租外，只向官府交納丁稅等幾項雜稅。但是，地主豪強經常拒絕向官府輸納，或者無限期地拖欠應納的賦稅，官府就將這些賦稅全部均攤到佃客身上，強迫佃客交納。據《慶元條法事類》，南宋曾明文規定，倘若地主到期違欠賦稅，官府可追求佃戶補償。這一法令無異是公開鼓勵地主不納二稅。所以，佃客被迫代地主納稅的現象很普遍，而且越來越嚴重。一二○三年《南郊赦文》說：「佃戶租種田畝，而豪宗巨室逋負稅賦，不肯以時供輸。守令催科，縱容吏胥，追逮耕畝之人，使之代納，農民重困。」南宋末年，土地日益集中，農村下戶紛紛破產，佃客便變成了官府大部分賦稅的直接負擔者。
耗米——跟官府一樣，地主收租也徵收耗米。據《吳學糧田籍記二》記載，平江府的學田向佃客收租時，按照慣例每石白米約收耗米一斗，同時還要加收什麼「帶收錢」、「糜費錢」。
大斗收租——地主任意增大量器，用大斗收租，是對佃客的又一種額外剝削。南宋兩浙路地主收租普遍使用加二斗和加三斗。方回《續古今考》記載，斛斗有百合的斗，有加一斗、加二斗、加三加四斗，「民田收租，皆加二三」。洪邁《夷堅志補》記載，湖州「鄉俗」，地主收租，使用一百十二合斗，田主取一百十合，干仆取二合。又記載平江府常熟縣地主張三八，私制大斗收租。一年夏天，颳起龍捲風，他平日使用的大小不等的私鬥十三種，一起被大風吹到門外，真相大白，醜態畢露。有的地區的地主，甚至使用一百五十合至一百九十合的大斗收租。
麥租——隨著佃客逐步增加作物品種，提高產量，地主就將這些產品攫為己有。南宋初，官府在南方推廣種麥，規定地主不收麥租，佃客種多少得多少，但沒有多久，麥租的名目就出現了。理宗時，明州奉化縣的「義倉」，徵收麥租，又出現了「早租」的名稱。
所謂「送禮」——地主逢年過節強迫佃客「送禮」，凡農副產品諸如雞、鴨、絲、食油、鱉等都成了地主掠奪的對象。毛珝，《吳門田家十詠》寫道：「今年田事謝蒼蒼，盡有瓶罌卒歲藏，只恐主家增斛面，雙雞先把獻監庄。」為了使地主少增加斛面（即耗米），佃客不得不送一對雞給地主的監莊子。這種送禮不是親友間的往來，而是地主憑藉其土地所有權對佃客單方面的勒索。這大約就是宋朝以後「佃雞」、「佃鴨」等剝削方式的起源。
增租剗佃——宋朝出現永佃權的同時，也出現了剗佃的現象。地主為了使地租增加到最高額，就縮短租佃期限，讓佃客互相競佃。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稱，高宗時各地荒田很多，地租較輕而收入多，因而「有增租以攘之者，謂之剗佃」。寧宗時，佃客租佃土地，地主乘機加租，再趕走舊佃客，把地租抬到最高限度。官戶和上戶地主承佃官田，更經常進行剗佃，彼此爭奪得極其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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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地主在收租的時間、地點、租米質量等方面也都有苛刻的規定。如平江府地主規定，每年十月開倉收租，佃客必須如期把租米送到地主指定的倉庫。毛珝《吳門田家十詠》又說：「主家租入有常規，十月開倉不許違。」在租米質量上，不準稍濕，而且規定一定的成色。范成大《秋日田園雜興》說：「租船滿載候開倉，粒粒如珠白似霜，不惜兩鍾輸一斛，尚贏糠殼飽兒郎。」佃客必須以兩石的白米，才能折交一石上等米的租，自己剩下的只有碾下的糠殼了。
地租以外，南宋地主剝削農民的另一種重要方式是高利貸。《名公書判清明集》記，每當下戶自耕農因破產而投靠地主時，地主尋方設法：「邀其假立文約領錢，以為羈縻之術」，利用借債來束縛佃客。在地主「倍稱之息」的盤剝下，佃客債務叢集。春借秋還，秋借春還，舊欠新債，日積月累，永遠沒有還清的日子。到時候，地主就強奪佃客的房屋、農具、種子和口糧，甚至強迫佃客的妻女作奴婢。
在地主正額地租和名目繁多的額外地租以及高利貸的敲骨吸髓般的剝削之下，佃客的土地產品大部分被地主所掠奪，佃客終年辛勞，所得無幾。「十月以後，場圃一空，小民所有，悉折而歸大家。」葉茵《田父吟》詩說：「未曉催車水滿溝，男兒鬼面婦蓬頭，但求一熟償逋債，留得糠粞便不憂。」這就是佃客在一般年景時經濟生活的真實寫照。為要維持生活，佃客必須全家老小終年投入各項緊張的生產活動，還要依靠副業生產來維持全家最低限度的生活。婦女晝夜紡織，男子去燒炭、制陶、捕魚、伐薪，兒童為人牧牛，才能勉強糊口。一旦遇到凶年飢歲，無以為生，佃客被迫以農具或副業的生產工具作抵押，向地主借貸口糧，或者賣兒鬻女。最後被逼得逃荒行乞，凍餓而死。
地主的殘酷剝削，使佃客無法交清地租。地主們便擅自捆縛佃客督租，嚴刑拷打，甚至逼迫佃客自殺，有些地主則讓官府派人替他逼租。官府代地主催租，這在宋朝以前的歷史上是沒有過的。北宋時也還少有這樣的事例。南宋統治時期，官府為地主督租便開始成為常見的現象。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高宗時，「公門賦斂，私開租課」，稍有拖欠，官府就派人抓進監獄，或押在邸店，用長繩捆成一串，獄吏在後面執鞭拷打，路上行人為之落淚。到理宗以後，官府明文規定每年十月初一到明年正月三十日之間，是知縣受理地主訴訟，取索佃客欠租的日子。據黃震《黃氏日抄》記載，州縣的巡尉司經常直接出面，為地主追租討債，對佃客百般迫害。平江府吳縣的巡尉司，每天都要接到上司送下索取私租的許多「帖牒」，一個帖牒要追索數十家，甚至百五六十家。巡尉司就派出弓兵五七十人一群，拿著刀槍，搜捕欠租的佃客。捕到縣裡以後，草草審訊，就押到巡尉司，「託名監租」關禁。被捕的佃客往往「只見百人往，不見一人還」。如佃客顧四十等八人，即因欠租被顧姓地主誣為「盜」而監禁在弓兵家裡，「一一飢餓垂死」。又如佃客詹百三、凌七五，因長期被禁而餓死。
成批無辜的佃客就這樣死於非命。得以僥倖生存的佃客，繼續在這種殘酷的壓迫之下，過著暗無天日的奴隸式生活。不要用古代宮廷的鬥爭模式和kmt封建式的鬥爭模式來看待tg的過去歷史！
不要用古代宮廷的鬥爭模式和kmt封建式的鬥爭模式來看待tg的過去歷史！
不要用古代宮廷的鬥爭模式和kmt封建式的鬥爭模式來看待tg的過去歷史！
重要的話說三遍= =
我遇到太多的人抱著分析三國演義的模式來分析tg的過去，實際上，這是嚴重錯誤的= =
楊司令不是劉備，我不是關羽，你姜大牙也不是張飛，我們一切的行動都要聽從組織的。
——王藍田政委
切記不要用軍閥的思維來分析tg這支極其先進的現代政黨。
tg創立以來，只有一個人有著軍閥思維，張老四，所以他失敗了。
即便是毛澤東，蘇區的締造者，提出了黨指揮槍的原則，王明一來，沒帶一槍一炮，組織一決定，叫你毛潤之滾蛋你就得滾蛋，叫你邊緣化你就得邊緣化。
有的人拿張老四的四方面軍西征的問題在這說一些宮廷鬥爭的思想，這就是典型的軍閥思維。那我就要駁一駁，首先，四方面軍也不是他張老四一手建立起來的，他也是空降過去的，他為什麼能空降？還是因為組織。
給張老四辯駁，說他可以當中央，因為當時他的軍事實力最雄厚！笑話！
tg哪一條黨章里規定了兵多就要取得領導權的？
張老四後來另立中央，這就是分裂中央！這個罪名，說實在的，槍斃他都不過分，然後他又跑到了kmt那邊去了，這就說明這個人一點黨性都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原則就是個人要聽從組織的安排，不能想怎麼干就怎麼干，這種軍閥思想憑什麼當中央？
張老四後來北上去和中央會合，結果走一半又不去了，會上說好的事情，出爾反爾。當時四方面軍的陳昌浩大罵張老四，張老四自己就說，我們去了就完了，我們的罪名肯定要被槍斃的。
接下來劃重點，看看人陳昌浩怎麼說的。
「誰有權決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決定是錯誤的；必須去會合，會合後就有辦法了，分裂對中國革命是不利的，我們是黨員，錯誤要向中央承認，聽候中央處理。」
這下應該明白tg獲勝的原因了吧？kmt和tg的鬥爭，就是封建政黨對抗現代政黨，怎麼可能贏？
不要自己在那裡想像，什麼軍委主席就是皇帝，什麼政委就是監軍。
tg一切的行動都要聽組織的，不是聽某一個人的，不是「你是政委所以你最大。」「你是主席你最大。」一切的決策都要由黨委會開會決定，而且從1942年大掃蕩之後，中央軍委作出決定：政治委員在與同級軍事指揮員有爭執時，除屬於作戰方面的行動由軍事指揮員決定之外，其他由政治委員作最後決定，但均須同時報告上級軍政首長。
夏曦殺得根據地人頭滾滾，他有一兵一卒？
王明從蘇聯一回來就把黃超李特斃了，他有什麼軍事實力？
張國燾跑到鄂豫皖，直接把曾中生，許繼慎殺害，他又有什麼軍事實力？
ps：亮劍里的李團長如果真是那個性格，鄂豫皖時期他早就被張老四給斃了。
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譬如朝代更替的問題，說XX必然取代YY之類的，就多是扯淡。這種論調，實際就是一直以來的「天命論」，目的只是為了把自己列為正朔而名正言順而已。
顧誠先生《南明史》序論：
歷史進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學界長期關心的問題。在我看來，必然性只有一條：就是社會要發展，要前進；其間可能出現短期的逆轉和曲折。至於統治王朝的建立和統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屬於偶然因素。只不過人們太習慣於把既成事實當作歷史必然，就本質而言，這同封建史籍中的" 天命眷顧" 沒有多大區別。明朝自萬曆中期以來，朝政日益腐敗，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順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孫可望掌握實權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較長時間處於分裂的局面……如果把既成事實都說成是歷史的必然，那麼，學習和研究歷史就沒有多大用處。
鑒古論今，顧先生一向膽子大。
逆境更能造就人才，歷史上的大家多是逆境里出來的。
不就是「自古雄才多磨難，從來紈絝少偉男」嗎。
這一觀點曾被廣泛接受，被用來看待歷史問題。我們從小接受的思想教育無一例外地告訴我們「逆境更能造就人才」、「寒門出狀元」、「生於憂患」，上升到國家層面，就會有「多難興邦」這樣的說辭。
這種歷史觀已經歪到一定程度了。
在我們的印象中，思想品德的課本上的那些偉人一般都是貧苦出身，他們一直是「聽話的好孩子」，行為舉止「中規中矩」。然而課本有意忽略了一點，那就是這些大家往往是天賦異稟，生來就在某些方面展現出超人的才華，也正是這些優點才促成了他們成為大家。
不要再說什麼「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了，自己在國內瞅一瞅，能上重點名校的學生，到底有幾個是來自貧苦山區的，有多少是來自教學資源相對豐裕的地區的？
很明顯，生活在基礎設施完備、教學資源優秀的地區的學生，更有機會去上重點名校。
煩請某些長者不要再拿寒門學子出狀元的故事來騙人了。窮山溝里，考上重點名校的學生，在那裡絕對算新聞。而且，你告訴了我這些催人奮進的感人故事，但是我的思想並沒有因此得到升華，就像我拚命記誦答案在史學史的卷子上寫下「史學三通」是什麼卻並不能學會多少東西一樣。就像當初高中的考試卷子上的題目告訴我們「多難興邦」，但是我們並不能改變苦難，並不能吸取教訓一樣。
據我所知，那些逆境中的人才往往是受到積極因素的鼓舞，才能夠披荊斬棘，取得成就。這些「正能量」，可以是父母老師的愛，也可以是戀人的鼓勵，甚至是某些價值觀。總之，黑暗得看不見光明的逆境主要起負面作用。
另外，把苦難強加於孩子，以為吃苦就能夠取得巨大成就，實在是異想天開。軍訓能塑造完美人格嗎？住在不通熱水的寢室里就能處好人際關係？這些東西不叫「鍛煉」，只是當局不願意改善環境而製造的苦難。任何宣揚「苦難是財富」的個人或團體，都是在轉移話題，逃避責任。
我們有什麼資格將苦難強加於人呢？吃了苦卻一無所成的人比比皆是，我們拿什麼來補償他們呢？
一味強調「逆境才能出人才」，很有可能是當局掩飾其失敗的說辭。
當然我不是說持之以恆的練習以及鍛煉的過程不重要，我只是想說，一個人的天分對將來的成才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以及，創造良好的條件更有利於人取得成就。
教科書告訴你，愛迪生艱苦奮鬥、法拉第從小飽受磨難、焦耳的童年生活困難、富蘭克林歷經艱險，但是教科書是否應該告訴你們，這些科學家很早就顯露出他們非同尋常的天分。
事實上，愛迪生少年時的生活不算非常艱苦，他甚至有自己的實驗室，而且雖然他不受老師待見，但是他的父母一直對孩子的管教始終是鬆弛有度，教導有方。他們不去扼殺孩子的興趣，任由他發展。
焦耳年輕時的家庭教師是約翰·道爾頓，這位教師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正是他的天賦和後天的教育成就了他的事業，而不是一味的吃苦塑造了這位科學巨匠。
聽話的孩子有糖吃，沒錯，但聽話的孩子不見得就有想法。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這句話被無數人用爛了，好像所有的歷史都是虛構的，史書都是假的，跟自己觀點不合的歷史都是被篡改的。
其實篡改歷史哪裡有那麼容易，多少嚴謹的歷史學家不敢推翻的結論，居然被鍵盤俠嗤之以鼻。
舉兩個簡單的例子，清朝篡改明史是公認的，確實存在的，但是遠遠沒有網友推測的那麼嚴重。皇太極曾經想放棄皇帝尊號跟明朝和談，這段歷史被隱晦不談，但後來在滿文老錄中的一篇檄文中漏了馬腳。
唐太宗曾經對突厥稱臣，也被隱晦，後來到底被人從史書中找到蛛絲馬跡抓了出來。
篡改歷史不是在史書中改幾個字那麼簡單的，歷史事件相互聯繫，想篡改一件事就牽一髮而動全身，更不必說某些鍵盤歷史學家所說的大規模篡改，哪那麼容易？
所以，在沒有絕對證據的情況下，相信史書，相信正史，是最正確的選擇。
你的感動如此廉價？不要被捏造的英雄事迹蒙蔽了雙眼！——虛假的張國福事迹，真實的張國富形象。
2009年之後，互聯網上出現了一個名為《國人嘆服：老兵隱姓埋名40年真實身份震驚總參-搜狐》的帖子，講述了一位特級戰鬥英雄張國福戰爭年代屢建奇功，和平時期隱姓埋名的動人故事，幾年來賺取了無數眼球，博得了無數讚譽，感動了無數網友。說明了大家對於英雄的崇敬之心。因為英雄是民族的精神支柱，英雄信仰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的源泉。
那麼，英雄究竟是真真實實的人物還是胡編亂造的形象？毫無疑問，當然是前者。但不幸的是，這篇讓無數人為之感動乃至落淚的《國人嘆服：老兵隱姓埋名40年真實身份震驚總參-搜狐》所展示的張國福主要事迹卻只能用荒誕不經、一派胡言來形容，且看：
1，「三下江南」「四保臨江」，一個在北滿、一個在南滿。兩地相隔300公里以上。除非會分身大法，否則不可能同時參加這兩次戰役。獨立3師參加的是三下江南。
2，所謂趙伯昭並非國民黨中將，而是一個保安7團的團長。
3，奇襲廖耀湘兵團指揮所所在地的胡家窩棚戰鬥和10縱一點關係也沒有，而是3縱打的，具體番號是3縱7師21團3營8連2排，排長任炳全。
4，,47軍在1949年10月分兵，軍部率139師和141師配屬二野遂行湘鄂西作戰以及進軍川東，140師（前身即是獨立3師）留在湘西剿匪。 他不可能參加進軍四川。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真實的張國富形象。
1950年全國戰鬥英雄代表會議紀念刊
張國富名列其中的代表名單
廣西通志 軍事志
柳州地區志
剿匪鬥爭 中南地區 （下冊）
長春市志 軍事志
當代廣西人民武裝
根據上述史料，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1，我們能在史料中查到的張國富，是一位在剿匪戰鬥中湧現出來的英雄，沒有那篇帖子里身經百戰、屢建奇功的神奇光環。
2，我們能在史料中查到的張國富，是49軍146師436團戰士，和47軍毫無關係。
一篇連基本事實都不搞清楚，只靠信口開河煽情的文章，為什麼能引起如此之大的轟動。究其原因，還是只圖熱鬧、只圖過癮、不問真偽的心理在作祟。無需諱言，有這種心理的網友不在少數。否則這種沒有起碼戰史常識的文章根本不可能廣為流傳，讓無數人信以為真。
英雄需要崇敬，真實才是力量。真實最有力，真實最感人。胡編亂造是對英雄最大的侮辱，尊重事實，實事求是才是對英雄的懷念，才是對英雄精神的繼承。
擦亮眼睛，不要被捏造的英雄事迹蒙蔽了雙眼！
我們的精神支柱不能是虛假的、不能是胡編亂造的！
ps：
1、47軍有沒有同名同姓的戰鬥英雄，有的資料顯示有。但是恕我見識少，沒有查到更過硬的證據。參加1950年戰鬥英雄代表會議的究竟是47軍的張國富還是49軍的張國富，請方家指教。
2,、我質疑的是《國人嘆服：老兵隱姓埋名40年真實身份震驚總參-搜狐》這篇文章所記載的主要事迹，而非張國福本人。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也有可能是無良文人或者責任心不強的媒體作虛假宣傳，這恰恰是對張國福的不敬和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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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註中越戰爭史，兼習解放軍其他歷史時期戰史，只用乾貨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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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歷史觀太多太多了，先寫幾個吧：
第一個：關於科舉考試！
中學的時候我們都學過一篇文章，叫做范進中舉，具體的細節大家都知道，
結果很簡單：一個范進，考試考到54 歲，終於中了舉人！
然後呢？然後就瘋了！
這個情節被大家當段子笑了整個中學三年。
於是乎，我們經常會有這樣的錯覺：
科舉考試不難，考取科舉的人都是一些死讀書的老八股，沒有真才實學！
這幾乎是每個人的印象，但很不幸：這是一個100%錯誤大謬不然的觀點！
我們來看看科舉的難度，你就知道考取科舉的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大牛中的大牛了！
大清朝的科舉考試，其實一脈相承於大明朝，
主要就是為了角逐三個學位：
秀才，
舉人，
進士，
世人往往喜歡把古時候的秀才舉人進士和現在的學歷相對應：
秀才對應小學文憑，
舉人對應大學文憑，
進士對應名牌大學文憑。
有很多人秉持這樣的觀點，包括一些近代史上的大家（如唐德剛先生），也把秀才看做是「小學文憑」！
基於這個對應，我們會發自內心的感慨：
秀才好考；
舉人有點難度，但是難度也不大；
進士可能確實挺難的，但是只要努努力踮踮腳，以自己的智商，熬幾個通宵也是能夠過關的。
基於這樣的判斷，我們也容易得出一些結論：
古人的知識水平不咋地，我們現代人就是牛P。
這樣的結論非常深入人心，
於是我們鄙視考秀才的人：窮酸秀才，
我們也鄙視考上舉人的人：只會讀八股文狗屁不通，還不知變通；
甚至對於「進士」這樣的金牌學歷也不以為然！
於是今人飄飄然而有得色，甚至糞土當年萬戶侯！
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愚昧是無知！
並且無知者無畏，所以敢糞土當年萬戶侯，所以敢罵當年的秀才舉人乃至進
士都是老八股都是封建衛道士！
這是幼稚病！
得治！
為了取得老軍醫一針見效的療效，
本大叔決定直接上結論：
秀才，考中的難度大概相當於考上當代比較優秀的一本大學--對應211/985院校。
舉人，考中的難度大概相當於考上清華北大這兩所大學--中國TOP2。
進士，考中的難度大概相當於取得牛津劍橋的博士學位--世界TOP10。
如果這樣對應，您還能得出以上的那些結論嗎？
秀才好考嗎？
想想看現在的211 和985 的難度再作回答。
舉人好考嗎？
想想清北每年在你們省內錄取幾個人再做回答。
進士好考嗎？
這個就不說了，就問你牛津劍橋的博士牛逼不牛逼！
有人會覺得不服氣：哪裡有那麼難？！
好吧，我們來上數據，看看當年的科舉考試，為什麼難度如此之大？！
科舉第一步：秀才學歷=985/211 本科
首先說秀才，秀才考試每三年舉行兩次，
人口大縣有錄取名額三四十個，中縣二三十個，小縣十餘個（《清會典》）。
捫心自問：放在當今，在全縣範圍內進行統一考試，你確定你有把握考進前三十、四十名嗎？
那些全縣統考進了前三十、四十名的考生，是不是有能力考211 和985?
舉個直接的例子：
曾國藩的老爸叫曾麟書，也是個讀書人，並且學習非常用功（積苦力學），
但是卻屢試不第，被個秀才考試折磨慘了（平生困苦於學），
一直考一直考，直到43 歲，
在連續考了17 次之後才最終考上（府君於是年四十有三，應小試者十七役矣），
出自曾國藩之口，講他父親的高考故事，應該不會有假！
首先非常努力，然後考了17 次，考到43 歲，
只不過才考個「秀才」，在「大學文憑爛大街」的單單，
你跟我說當年的「秀才」相當於現在的「小學文憑」？
科舉第二步：舉人學歷= 清北TOP2 本科學歷
秀才考完之後就是舉人，我們再來看看舉人！
秀才的地位已經如此之高，那舉人不是上天了！
確實！
所以要考取舉人，同樣也難如登天！
要不然范進會考到54 歲才考中舉人？！
選拔舉人的考試叫鄉試。
鄉試每三年舉辦一次，逢子、卯、午、酉年的八月舉行，因時逢秋季，故稱「秋闈」。各省秀才集中在省會的貢院中考試，但不是所有的秀才都有資格應試，必須在各州、縣學政舉辦的科考中名列第一、二、三等者才有資格參加。
和我們的高考相比，「鄉試」非常殘酷的一點就是：三年一次！
我們現在的高考，今年考的不理想，明年可以接著考，就是復讀一年！
即便只有一年，通常考生的壓力都已經非常大了：已經復讀一年了，
如果考不上多丟人啊，壓力山大啊！
但是你放在當年想想：三年一考，如果今年考不上，那麼後面要等3 年以後才能考，
這其中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當然舉人考試的錄取率也是低得嚇人：
大清朝的規定，各省的舉人錄取名額參考各省人口多少、教育水平高低，
以及每年各省給中央繳納的稅收金額，人口越多，教育水平越高，
納稅越多的省份，錄取人生也就相應越多！
但是這個「多」也是相對而言的：
例如天子腳下的河北省，錄取人數是120人；
江蘇安徽兩省（合稱江南省）錄取120 人；
浙江、江西、福建屬於考試大省，各錄取八九十人，
廣東、河南、山東、山西、四川，這些在當時屬於中等省份，大概能錄取到六七十名，
雲南、兩湖、廣西，則大概各錄取四五十名，
偏遠的貴州、陝西、甘肅則屬於科舉小省，每科能錄取三四十名。
注意以上的數字不是「每年」，是「每科」，
因為三年才開一科，所以以上的錄取數字是「三年」一共錄取的人數：
高考大省，三年錄取120 人，也就是說平均1 年大概錄取40 人，
小省的話平均一年大概能錄取15 到20 人！
這樣的錄取率，比國內TOP2 的清北兩所大學還要低吧？！
根據清史的記載，滿清267 年的歷史，共開科112 科， 錄取舉人總數152100人，以清朝立國267 年計，一年平均錄取570 人， 按照開科112 科來計算，每科錄取1358 人。
這樣的錄取人數，這樣的錄取率，考舉人比當代考清北還要難。
其競爭程度，是何等的激烈？
都不能用激烈來形容了，應該用「慘烈」來形容才對！
正是因為競爭如此慘烈，所以考生的壓力山大，經常出現考生「自戕」的記載！「場中考生死者三人，一死於蛇，一以燭簽自刺，一自碎其睾丸。」不是瞎說，這件事情發生在1902 年的浙江鄉試（考舉人）的過程中。
「燭簽自刺」也就算了，「自碎其睾丸」你能想像嗎？這是要承受多麼大的痛苦，才能對自己下得去那麼狠的死手啊？！
別說是經歷，就看看這幾個字都蛋疼的要命！
范進考試考了大半輩子，最後終於在50 多歲的時候考上了舉人，結果自己樂瘋了！
其實放到現在，如果我們的高等教育只有清華北大兩所學校可以考，把其他所謂的C9，211，985，一本，二本，三本，大專，職專，職校，中專等等都取消掉，都不準考，高考只能考清華北大，那麼我們可能多數人都沒辦法接受高等教育了，如果有一天老天突然開眼，讓你考上了清北，相信你也能樂瘋！
所以說：范進考了一輩子高考，終於考上了清北，「樂瘋」這件事並不見得有多丟人，挺正常的！
本山大叔說的好：你跺你也麻，你考你也瘋！
想想現在的清華北大，多少關係戶，演員運動員大小名人，
只要願意，都可以進去深造，出來之後則蓬蓽生輝，碩士博士好不威風！
讀史則指點江山，激昂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實在可笑！
今人笑古人科考之迂腐，古人何嘗不笑今人之自欺欺人哉？！
以今度古，為古人所笑耳！
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一旦你走過了舉人的門檻，可以說作為
一個讀書人，你基本已經非常成功了----考上了清北嘛，還不算成功？！
對於考上舉人的秀才，這個時候一般老百姓就要稱其為「老爺」了，
和普通人的差距已經徹底拉開了！
考中了舉人名義上說你已經是國家公務員了，到吏部去註冊，
原則上可以做縣官了，也就是縣太爺。當然是候補的，至於這個「侯」的時間是多久，
則要看你自己的造化和運氣了！
科舉第三步：進士學歷= 世界名校TOP10 博士學位！
考上了舉人之後，通往統治階級最高殿堂的「會試」之門也已經向你打開，
你可以施展自身的才華，進入到最高統治階級的陣營，真正實現姓「趙」這一壯舉。
會試照例在鄉試舉行過後的第二年三月舉行，由禮部主持，通稱「春闈」。
這是科舉考試最重要的一場考試，錄取率也最低，為什麼低呢？
因為歷年來各屆會試中未中的舉人，都可以一同應試。
也就是說，你需要面對的不光是現代意義上的「應屆生」，也不光是「復讀生」，你需要面對的是「歷屆的復讀生」，這個「歷屆」到底是多少「屆」，具體數字不清楚，可能是3 年5 年以前落榜的考生，也可能是30 年50 年之前落榜的考生，我們所看到的最高紀錄是24「屆」的----前前後後參加了24次會試的！
如果按照3 年一屆的話，24 次的話就是72 年，如果算上他考秀才和舉人的時間，大概這位老先生的年紀至少也是90 出頭了！90 歲了還來考試？
實際上以上的演算法並不嚴謹：大清朝為了體現「皇恩浩蕩」，每每會在特定的時期，開一些「恩科」，給天下舉子更多參加考試的機會，例如國家有重大慶典啦，還比如皇太后皇帝萬壽啦，皇帝登極或者結婚啦，跟北方打仗勝利啦，遇到這樣的年份，就會多開一科，讓廣大學子參加考試，即所謂的「恩科」。
這也是為什麼大清朝267 年卻考了112 科的原因：按照3 年一科，112 科要考336 年，實際上267 年就考完了，也就是說大概平均每2.4 年就會有一科考試。
按照2.4 年來算的話，這位老先生考24 科的時間，大概是58 年，掐頭去尾4 年，也就是54 年，如果他26 歲中舉人的話（26 歲中舉已經相當厲害了），這位老先生參加完其最後一屆會試的歲數大概是80 歲。
80 歲的「復讀生」，這就是科舉考試的殘酷性，所以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五十少進士」，也就是說你50 歲考上進士了，還算是進士裡面年齡比較輕的！
也就是說，和你一起參加會試的競爭對手，可能還有50 年前落榜的那批「復讀生」！
50 年的時間，半個多世紀，他們一直在參加考試，你可以想像一下，他的戰鬥力有多強？
對比看現在的高考，如果一個人復讀了50 年，和你坐在一個考場里考試，大家的目標是同一所大學：就問你怕不怕？！
從時間線上來說：你今年17 歲參加2017 年的高考，有個80 歲的老爺爺，參加過1963 年的高考，現在和你一起考試！
就問你你還有多少信心？！
考中的幾率有多大？！
對於高考，我們經常說一句話：以我們的努力程度，還達不到拼天賦的階段。
那麼對於科舉考試，我相信最後比拼的一定是天賦，而不是努力，
否則你怎麼解釋努力了50 幾年考了20 幾次，還是屢試不售呢？
會試的錄取人數沒有定額，一般是百餘名至二三百名不等，
最多的一次在雍正八年(1730)，錄取406 名，
最少的一次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共取96 名。
大清朝267 年開科112 科，總共錄取進士人數為26849 人， 按照清朝立國267年計， 平均每年錄取100 人， 平均每科取中240 人。
這個考試的難度，是不是如道長所說的世界TOP10 的大學博士學位的難度呢？
世界TOP10 的大學，每年合計量產出來的博士生數量應該至少10 倍於這個數字吧？！
能考上進士的，說實話真不是我等芸芸眾生能做到的！
考中的概率，和中500萬的彩票的概率差不多，可能一輩子打死都中不到！
這也是為什麼中國人古代為什麼對讀書人那麼崇拜的原因！
好吧，當你走過了縣試→府試→院試→鄉試→會試，
走過了童生→秀才→舉人→貢士之後，
你已經成為了這個龐大帝國統治階層的一員，
這個時候，你可以整理整理身上的破衣爛衫大笑三聲：
老子終於姓「趙」了！
是的，作為一個讀書人，你成功了，你已經是這個國家的公務員了，
你真正翻身做主人了，你是統治階層的一員了！
有了進士的名頭，基本上你可以在這個國家裡橫行無阻了，基本上吃喝不愁了，
全國各地，無論走到哪裡，基本都有人買你的賬了，把你當個人物當個大老爺伺候了。
你是這個社會裡最高大上的精英階層，
「精英」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從另外一個維度來看一下：
按照60 年一代人來算，
清末咸豐（11 年）、同治（13 年）、光緒（34 年），3 朝一共58 年，
錄取的進士人數分別為：
咸豐1046 人，
同治1588 人，
光緒4088 人，
合計6688 人。
再看看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總人口，大概數據是4 億人左右（以為太平天國，人口減少了不少，但是加權來看，平均人口應該在4 億左右）。
4 億人裡面取6688 人，
大概是0.0017%，
也就是萬分之0.17，
也就是十萬分之1.7，
也就是百萬分之17！
100 萬人中取17 人，就是這麼牛的存在！
如此低的錄取率，你還會覺得科舉考上的人沒本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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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在說清朝末年讀書人少，
所以參加考試的人少，
相對來講競爭少，
這個說的很有道理，謝謝大家補充。
但是這個事情也可以從另外一個方面看：那個時候投胎技術就已經是個技術活了，能生在一個可以供得起你讀書的家庭很重要，你得有個好爹！拼爹不是只有今天有。
歡迎理性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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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晚清民國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看看以下幾個回答
怎樣評價民國的軍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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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多人喜歡看，
準備更新一個太平天國的，
贊在哪裡？
過千贊告訴你官媒對洪秀全到底有哪些跪舔的故事！
76年以前，農民起義都是正義的。
78年以後，變法改革都是正確的。貼一篇以前看到的文章，
「同人於野」就是 @萬維鋼
讀史的三個境界
同人於野
絕大多數人對於歷史的愛好僅限於聽故事圖個熱鬧好看，拿評書和歷史劇當歷史，熱衷於一呂二趙三典韋四關五馬六張飛之類的演義八卦，這不叫讀史。高級一點的 認為真實歷史比小說有意思，比如說喜歡看二戰史，對德軍高級將領如數家珍，這也僅僅能算對歷史的入門而已。就好比喝酒不是為了解渴一樣，」讀」不是」 看」，要想談論讀史的境界，光了解人物事件不行，關鍵是自己要能從中得到思想。
本文研究讀歷史的三個境界。
- 讀史的第一個境界是權術。很多人可能看不起試圖從歷史中學習權術，其實懂得權術的人才是成熟的人。
真正讀懂歷史，最起碼的一個認識就是人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拿《封神演義》當歷史的人可能會認為周文王好的不得了，而商紂王壞得不得了；可是如果你去讀 正經書《淮南子》，《孟子》，可能會發現商紂王也不像小說里描寫的那麼變態；如果你去讀專業史書《史記》，可能會發現周文王也許不像小說里描寫的那麼神 聖；如果進一步去讀更早的《左傳》，《尚書》，你的最終結論甚至可能是周文王和商紂王，這兩個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還真不好說。（參考文獻： http://xiaoshui.gkong.com/article.asp?bid=1zid=6jid=53）
中國人一向喜歡用道德標準去衡量歷史人物，然後非得整出一個忠奸善惡來，然而真實歷史完全不是這樣的。用善惡標準看待歷史是非常危險的事情，最大的受害 者可能是萬曆皇帝 朱翊鈞。當他發現自己原本無比尊敬的張居正先生居然也有奢侈腐敗行為，美好形象破滅以後對社會徹底失望，乾脆來個幾十年不上朝。現在的家長只讓孩子看 PG-13的電影，培養出來的都是朱翊鈞，殊不知R級片才能訓練真人才。
第一次把政治鬥爭中很難區分好人壞人這個思想在老百姓中 普及的可能是當初一部叫做《雍正王朝》的電視劇，其實這個片對雍正還是有點故意美化。等到《走向共和》出來以後，大家思想徹底崩潰，發現怎麼李鴻章慈禧也 做有道理的事啊，一直到最近開始有人呼籲給秦檜平凡甚至批評岳飛，人們已經見怪不怪了。既然現實如此殘酷，不如多學點權術吧。整天看《雍正王朝》的人跟看 《還珠格格》的人玩辦公室政治，那還不是視之若掌上觀文么？
《百家講壇》的《王立群讀史記》走的就是這個路數，幫你分析權力鬥爭 中的成敗得失。很多政治人物，比如張學良，非常喜歡讀《明史》，大約也是出於與人鬥爭其樂無窮的意思。當今在權術史學方面的大家當屬吳思先生，他的《潛規 則》早已深入人心成為現代漢語新辭彙，其跟後來的《血酬定律》的合訂本，叫做《隱蔽的秩序》，副標題」拆解歷史弈局」，權術味道十足。我記得記者問他你是 否擔心有人把你的書當官場指南看，吳思笑說那也沒辦法，簡直是做廣告。
其實權術也有高級的，比如說《戰國策》就比《厚黑學》高級得多，兵者詭道也，一點都不丟人。
達到讀史的第一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經進入不知道善惡的狀態。 - 讀史的第二個境界是天下大勢。如果說達到第一境界的已經是人中之俊傑，達到第二境界可謂鳳毛麟角，因為只有把歷史讀通才能達到這個境界。
是人改變事情還是事情改變人？只有把握了天下大勢才能真正理解那些歷史人物：他們想的不光是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他們也有關於中國應該往何處去的理想。達 到這一境界，不但不會去劃分好壞人，而且會發現用道德標準去評價歷史人物其實沒什麼意義。比如說武則天。大多數人可能對武則天的」面首」問題最感興趣，並 以此來批判她；第一境界的」歷史學人」會從宮廷鬥爭角度去評論，總結一個女人怎樣稱為女皇，怎樣屠殺異己。但是如果你看的是天下大勢，就會更加註意儘管當 時朝廷上腥風血雨，老百姓的日子其實過的還不錯。
看天下大勢首先要看大局。中國史書特別愛寫宮廷鬥爭，而對經濟和社會的大局描寫不夠。如果100年後有人找出我們這個時代的報紙，很可能得出結論說最近幾年的高等教育改革是失敗的，因為搞得學費那麼貴，大家怨聲載道。但大局是什麼 呢？是2006年高校招生540萬，是1998年的五倍！那些今天抱怨學費貴的大學生，如果不改革的話可能連上大學的機會都沒有。現在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 學率達到23%（ 高校債務是歷史過程中的特殊情況），這就叫大局。
其次要把大局放在前後歷史中去看。三國的天下大勢不是什麼」分久必和合久比分」，而是中國統治集團從貴族階級到士族階級過渡的大局中的一個插曲。如果把 握了這個大勢，就會更加註意袁紹和荀彧這樣的人，而不是呂布和貂蟬。易中天最近的《品三國》最後幾集講述了這個天下大勢，其境界顯然遠高於王立群的宮廷斗 爭。
研究天下大勢的人根本不會在意朱元璋殺戮功臣，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和推動八股文才是更重要的事情。雍正用不用血滴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攤丁入畝土地政策。
研究天下大勢，看政治主要看制度的演變，看經濟主要看政策和數字。明朝為什麼滅亡？從崇禎的性格去解釋，其實不如從整個明朝的稅收政策，稅率偏低導致國家沒有力量干大事這樣的角度去分析有道理。
但是把握天下大勢是非常困難的，而且歷史學界根本沒有定論，只能靠個人自己體會。中學歷史課本其實一直都在強調天下大勢，但郭沫若的那一套把中國分成奴 隸社會到封建社會的理論到底對不對？郭沫若從個人品質入手去分析李自成兵敗，《甲申三百年祭》到底有多少道理？很難說。
就算知道 了政策比道德品質重要，那麼一項具體的政策到底是對是錯，其實也不知道。比如說雍正的攤丁入畝，把以前的按人頭徵稅改為按土地面積徵稅，顯然對老百姓大大 的有好處，是好政策沒錯吧？也不一定。正是這個政策導致人口暴增，而在沒有先進灌溉技術的情況下，人口暴增可能是乾隆以後中國積貧積弱的最重要原因。
再比如說八股文考試，現在主流意見當然是它限制了人的思想。但八股也有積極的一面，就是確保了公平。如果文章樣式內容隨便，可以想像身在京城大戶人家的 孩子肯定見多識廣寫出來文章比山區孩子好看。比如幾年以前全國統一高考試題的時候，北京分數低錄取率高，北京教委的辯護就是我們北京孩子雖然分數低，但是 有見識啊！聽到這種說法邊區孩子肯定反問你會背幾句《大話西遊》台詞就叫有見識？八股的優點就是根本不可能考《大話西遊》。八股就好比GRE考試，是一種 盡量確保公平的」能力」測驗，這就確保了來自海南的人也能在官場有一席之地，就好比說中國大陸學生GRE成績普遍超過美國學生一樣。
興一利必生一弊，真正選擇政策真是如履薄冰。
達到讀史第二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經進入了不知道對錯的狀態。 - 讀史的第三個境界是純粹為了歷史。大多數人學物理是為了通過考試，有些人學物理是為了使用物理定律為人服務，只有極少數的人學物理純粹是為了好奇，他們 對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不能統一感到坐立不安。前面說的兩個讀史境界其實都有點以史為鑒的用意，而真正的 主流歷史學家，比如我最近讀的這本《Are We Rome?》新書所介紹的西方絕大多數歷史學家，實際上認為古為今用毫無意義，歷史沒什麼用處。易中天在接受崔永元採訪的時候也說過，他不提倡古為今用， 這一點顯然比吳思專業。
政治家特別喜歡引用歷史來說明今天的行動。因為以前古人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他們是這麼做的，這件事告訴 我們的道理是。。。但歷史學家會告訴你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古人遇到的情況根本不是你說的那個情況，他們採取的行動也不是你說的那個行動。搞不好歷史學家還 會告訴你，這位古人是否存在，我們有爭議。
一個最新例子是9/18東北軍不抵抗。以前的主流看法一直是蔣介石命令張學良不抵抗， 板上釘釘一般。金一南2004年講話介紹了一個版本的說法是張學良跟東北軍將領討論之後認為根本打不過日本人，因為害怕而主動不抵抗，跟蔣介石沒關 系。（我以為這種說法的問題在於低估了當時東北軍的實力，張作霖家底雄厚，比如空軍飛機數量超過日本全國戰機總數的一半。）最近看到張學良自述，他自己的 說法是當時他判斷只是小股日軍鬧事，不想把事情搞大所以不抵抗，也就是說大意失東北。（你信么？）那麼東北軍到底為什麼不抵抗？注意從三個版本我們可以學 到三個不同的人生道理，那麼哪個才是對的道理呢？
這個問題我是這麼看的，如果你想古為今用，其實歷史上是否發生了這個事件根本不 重要。滿清入關不需要讀真實歷史，讀的是《三國演義》，而且把」群英會蔣干中計」的故事用來陷害袁崇煥還取得了成功，儘管」蔣干中計」其實是羅貫中虛構的 故事。從小說，寓言，神話中都可以學到道理古為今用，而且真能用上。學術界對南懷瑾的最重要批評是他使用典故不分真實還是虛構歷史，其實南懷瑾說的明白， 大意是史書上的東西可能除了名字是真的，事情都是假的；而小說里的東西除了名字是假的，可能都是真的。所以所用水滸傳分析江湖鬥爭一點問題沒有。
真正的歷史學家研究歷史不帶有功利目的，他們只是想知道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史書也是人寫的，司馬遷也有主觀情緒，撥開歷史迷霧去分析真實情況，是極具挑戰性的工作。
達到讀史第三境界的人，他的思想已經進入了不知道真假的狀態。
不知道善惡，不知道對錯，不知道真假，一問三不知才是真正的歷史專家啊！
20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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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一下，之前是用手機弄的，現在排一下版。
之前在給一個朋友講古代四大美女（貂蟬，王昭君，楊玉環，西施）。我講完之後，想了一下，總結道：這四位都是傾城之貌，但都是古代男權社會的犧牲，不足取。
後來有人和我再說到文天祥。說文天祥當時的行為是愚忠。我這才知道，之前我說的那句話大錯特錯。任何歷史人物無論如何超凡脫俗，其本身都有其歷史局限性，這是屬於那個時代的局限。就像我們現在喚醒了民主，自由意識之後，再去嘲笑之前的奴隸封建社會的人是多麼愚昧。這本身就是耍流氓。
若干年後，後人看今人為了點石油，為了同性戀合法化，為了意識形態而斗的你死我活也會啞然失笑的吧。我猜。有些歷史，我們習以為常，但卻似是而非；同樣的，有些人闢謠歷史，我們照樣習以為常，但卻也似是而非。。。
（這個打臉帖前陣子在微博上很火，圖是從原作者「能靠點兒譜嗎」的微博里直接盜來的，在這兒表示感謝，同時也為博主精（xian）益（de）求（dan）精（teng）的精神點贊。。。）
（原微博鏈接請戳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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