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區別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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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看了一下，現有的回答主要是基於主流的政治學和經濟學觀點作出的，很多答主在提到『國內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時，都採取了避而不談的姿態，偶有涉及也未中肯綮。所以希望我的回答，能從一個異端的角度給大家以幫助，或者提供批判的材料。

這篇回答將會涉及這樣的幾個問題：
1.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關係；
2.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關係；
3.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關係；
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以上內容的關係。

1.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關係：

很明顯，這兩個概念的關係必須要回到經濟思想史的河流中去尋找。

『經濟學』(economics)這一詞直接來源於希臘語的 ο?κονομ?α，即oikonomia，其中的oikos指家庭，nomos為規則或法度，所以會有人稱之為『家計學』。而隨後，我們現在所使用的『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概念第一次登上舞台，應該是17世紀法國人孟克列欽（Montchre"tien）的《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隨後的很多經濟學著作都以『政治經濟學』為名，如薩伊(Say）的《政治經濟學概論》、穆勒（Mill）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等。

在這個階段，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國家或君主如何增進國家財富、保障國民生活等問題。例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對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就是：

作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提出兩個不同的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說，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總之，其目的在於富國裕民。

而薩伊則強調了，要把「研究社會秩序所根據的原則的政治學」與「闡明財富是怎樣生產、分配與消費的政治經濟學」區別開來。於是我們看到了『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分野。

---%補充解釋%---
有的同學還是不理解Political Economy和Economics的原初區別，認為政治經濟學是關於從政的學科，並不是這樣的。我們看到，Economy (oikonomia)最初是『家計學』，研究的是一個家庭的收入，而色諾芬的著作中包含的內容其實並不僅僅是『家庭收入』，甚至還包括了為人、修身的問題，所以目前國內的古典學界都傾向於把這本書叫做《齊家》而非《經濟論》。而Political Economy是如何從『家計學』派生出來的？很自然的理解就是『以國為家』，考慮一國的收入，從『齊家』走向『治國』，所以英國重商主義的代表人物威廉·配第的代表著作是叫做《賦稅論》、《政治算術》；大衛·李嘉圖的諸多手稿都是關於『反穀物法』的鬥爭了。//

時間走到19世紀的下半葉，經歷了馬克思的嚴峻挑戰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亟待解決自身的問題。在著名的『邊際革命』以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發生了重要轉變，從對國家的財富積累生產轉向了個人行為和市場價格的變化，內容的變化引起了名稱變化，出現了對政治經濟學這一學科名稱的批評，一些人主張改變政治經濟學的名稱，將政治經濟學改名為財富學或努力滿足人類需要的學說。最早提出用『經濟學』這一名稱的，是邊際革命發起者之一、新古典奠基人之一，英國經濟學家斯坦利·傑文斯（Stanley Jevons）。他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再版序言里指出：
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經濟學）是一個雙名，比較麻煩，應儘早放棄。最好的名稱是Economics （經濟學），因為它既與舊名稱比較接近，又在形式上與從亞里斯多德開始就已通用的Mathematics（數學）、Ethics（倫理學） Aesthetics（美學）等學科名稱類同。『經濟學』這一名稱的廣泛使用，應當歸功於馬歇爾的名著《經濟學原理》，他所創立的新古典理論長期佔據著主導地位。隨後，羅賓斯在著名論文《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中將經濟學定義為『研究稀缺資源配置的科學』。

由此，新生的『經濟學』和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在名稱和內容上就徹底地分開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馬歇爾到薩繆爾森的時代，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區分並沒有那麼徹底，而是在很多時候作為同義詞出現。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中就多次用『政治經濟學』來指代『經濟學』。

隨著博弈論對經濟學分析方法的革命，以及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興起，經濟學分析方法向其他學科問題領域的滲透不斷深入，逐漸形成了我們一般稱為『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關於『新政治經濟學』的概念，有 @徐軼青先生的回答珠玉在前，我水平有限，不再贅述。

2.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關係

這個問題，如果展開了說，可以組成好多篇論文，我在此只簡單地說一點。有興趣的可以去讀一讀吳易風老先生針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比較研究』的相關論文。

這個問題下有的答主，直接地把『國內的』的政治經濟學等同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私以為這是欠考慮的。因為國內有以北京大學姚洋老師、我院聶輝華老師等為代表的一批主流學者，所做的工作正是前文所提到的『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把他們這些人的努力抹煞了，我以為是不太公平的，同時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也是極其不利的。因為姚洋老師前幾日還在發聲，要『構建中國新政治經濟學，從中國的偉大實踐中總結經驗』，雖然他是掛著我們這只不耐看的『羊頭』，來賣他那好看得多的『狗肉』，我還是希望能與之劃清界限，畢竟『新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有著根本上的區別。

還是回到思想史上來說。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最初的名字是叫《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對他之前的英、法、德等各國政治經濟學理論（或者說『國民經濟學』）進行的批判。在經濟思想的圖譜上，他所直接繼承和發展的，是亞當·斯密與大衛·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在這一點上，他最主要的貢獻是提出了『勞動二重性』的理論，從而避免了導致李嘉圖體系解體的危機。

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以勞動價值論為核心的生產理論，經濟學家們就不得不接受『剩餘價值』和『剝削』等概念，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合法性就遭到了質疑。所以馬克思以後，勞動價值論就必須被主流的經濟學家所放棄，經濟學需要有一個新的價值理論，也就是前文提到的邊際革命所帶來的邊際效用理論。

（插播一段私貨。邊際效用理論看似提供了一種價值理論，實際上是取消了價值理論。主流經濟學中的商品是不存在相對穩定的內在價值概念的，進而『價值』和『價格』在很多地方都是混用的。）

由於馬克思理論邏輯的嚴密性，一旦接受了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就不得不接受他的其他結論，所以價值理論也是馬克思理論中遭受攻擊最多的。這裡最嚴重的一個問題就是『價值轉形』問題，即『價值如何轉變為價格』的問題，最早由德國的經濟學家鮑特凱維茨提出，馬克思所提供的數學解法是存在問題的，此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在這個問題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斯拉法提出的純商品體系取消了勞動價值論，被認為是一種可能的發展；另一種更通行的解決方案則是學習主流經濟學，先不管它，用一個勞動價值論的MELT新解釋把問題懸置起來，去研究更緊迫的現實問題去。

為什麼說後一種做法是學習主流經濟學呢？因為上個世紀曾有過一次著名的『兩個劍橋』論爭，討論的結果是代表主流理論的一方失敗了，邊際效用理論存在嚴重的問題，但是主流學界選擇忽略、懸置了這個問題，先去研究現實再說。從這個角度來說，新古典和馬克思還真是沒辦法互相嘲笑，都有問題。就好像著名的馬克思主義黑拉卡托斯，在他的《科學的研究綱領方法論》裡面攻擊馬克思主義『沒辦法預言未來的事實，所以不是科學理論』，讀到這裡，我真是替所有的經濟學研究者抹了一把汗，我們是不是需要比一比『誰更不科學』呢。

我在文章開頭的時候提到了『異端』這個詞，這並不是我的發明創造，而是經濟學家們統一的偏好。把mainstream稱作正統（orthodox），其他的理論則都是異端(heterodox），到現在，異端經濟學（Heterodox Economics）倒是成了『Heterodox』這個英文單詞出現頻率最高的地方了。

知乎上有很多人都持有這樣一個觀點，『馬克思的經濟學早就在全球範圍內被否定了，只有中國人還在學習』。遺憾的是，即便是AEA（美國經濟學會）也不敢聲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已經死了』，還是得把我們這些異端放在一個筐子里裝起來，放在JEL的B類下面，作為『現存諸異端』的一部分，即使我們研究的問題包括了價值理論、生產理論、增長理論等很多其他問題，我們丟不掉的就是這個標籤。

遺憾的是，當今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還是沒有能夠超出馬克思及其繼承者的理論視域。我們依然存在著周而復始的經濟危機，我們依然存在著嚴重的兩極分化。如果哪一天，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再是生產力發展的限制，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下不會出現『一極是財富的積累，一極是貧困的積累』，所有勞動者都並非『自由得一無所有』，而是實現了真正的積極的自由，那麼，即使讓我們的理論徹底死了，被放在經濟思想史的神龕上供起來，過年過節的時候提一提貢獻，換後人幾句感嘆，我們也甘心了。

可是現在，在金融危機的餘波尚未完全過去的現在，如果就像姚洋先生在《構建中國新政治經濟學》里說的那樣，馬克思是『老政治經濟學』的代表，其內容應該被『新政治經濟學』所超越，恐怕有點操之過急了吧。

說起馬克思對現代經濟理論的貢獻，很多非專業人士都會覺得馬克思主義只會搞階級鬥爭、政治運動，而在現實經濟領域的研究上毫無建樹，其實不是這樣的。雖然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出於政治需要，馬克思主義者們忽略了現實問題的研究，存在教條或僵化的現象，但是不代表全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脫離實際的，因為馬克思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就決定了，對經濟現象的分析必須是建立在對現實經驗的總結基礎之上的。馬克思的方法論特徵就在於，他認為經驗現象背後必有其本質的規律，研究工作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由此才有了他的全部概念體系。而我理解的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可能是因為休謨問題太過深刻，導致歸納邏輯被許多人所排斥，在研究的時候採用的就是繼承自李嘉圖，以及其他自然科學學者的『抽象演繹法』，或者乾脆拋棄了建立邏輯因果性的努力，只尋找現象之間相關性，總結了奧肯定律、菲利普斯曲線等經驗規則。（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淺見，歡迎批評。但是我覺得討論經濟學問題的時候，休謨確實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計量經濟學試圖從相關性中尋找因果性的努力，在某種意義上可能也是對休謨問題的一個回答。）

還是說馬克思的貢獻。他建立的兩部門再生產模型，批判地繼承了魁奈的《經濟表》，是經濟增長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模型，也是最早進行經濟學數理化努力的嘗試。在主流理論那裡，它被新古典的Solow-Swan模型所取代，原因是Solow模型可以更好地擬合現實統計。（當然，我覺得這裡所謂『更好擬合現實』是有問題的，因為GDP等國民經濟統計指標，就是為了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所設立的，而馬克思的時代不存在這樣的統計，在設立模型的時候自然無法考慮擬合的問題。）不過，列昂惕夫（Liontief, 1973年諾獎得主，曾任AEA會長，前文提到的鮑特凱維茨的學生，也是索洛、薩繆爾森等人的老師）所創立的投入產出體系，很明顯地帶有馬克思的痕迹，當然在他口中，他是『把馬克思作為一個古典經濟學家來繼承』的。現在大量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宏觀經濟研究，都是基於這一體系，來對現實經濟結構和運行做出分析判斷。

總得來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研究的都是現實經濟運行當中的規律，只不過馬克思的表述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而主流經濟學的表述則是『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兩者最主要的分野，在價值理論和分析方法上，馬克思主義堅持的是勞動價值論和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而主流經濟學則堅持邊際效用理論和個體主義的分析方法；馬克思主義強調自身的階級屬性、歷史屬性，認為資本主義有其內在的限制，只不過是人類歷史長河的一個階段，主流經濟學則秉持歷史終結論，取消自身的階級、歷史屬性，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的終點和最高成就。

---%12月3日補充%---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和古典政治經濟學顯然也不是一個東西。大家應該也注意到了，兩者從研究對象上就有很明確的區分。馬克思最初是以『古典』的批判者的姿態出現的。現在很多觀點，構建了『古典』和『新古典』的一組矛盾，同時把馬克思的經濟學歸入『古典』框架，其實是不可取的。因為馬克思面對的問題，和古典、新古典的經濟學家都不一樣。//

3.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關係

這個問題其實很容易理解。首先明確一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概念上也應該有『狹義』和『廣義』之分。前面我們說到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就明確提出『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這就規定了『狹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此相對的，『廣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研究則是各種社會形態下的生產方式以及生產關係。如果有充足的經驗材料，我們不僅可以對社會主義社會進行研究，也可以對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等社會形態進行研究。所以，簡單地說，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子學科，研究的是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出發，對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社會形態進行研究，和從主流經濟學的方法出發研究歷史現象是不一樣的。主流經濟學的前提假設與分析方法都是超階級、超歷史的，其常見的分析觀點是認為歷史是一條向自由市場關係線性演進的脈絡，甚至會把資本主義下特有的心理狀態、行為模式套到歷史人物身上。歷史唯物主義要求我們不能這樣做，歷史唯物主義也要求我們不能對未來社會做出特別細緻判斷，而只能做一點理論上的推測。江澤民同志就曾經指出：『我們對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學上的預見，但未來的事情具體如何發展，應該由未來的實踐去回答。我們要堅持正確的前進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對遙遠的未來作具體的設想和描繪。以往的經驗教訓已充分說明，這樣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江選》第三卷，293頁）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內在矛盾和發展趨勢的分析，提出的關於未來社會的科學構想。在他們那個時代，存在著的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形態的萌芽，不存在對現實的社會主義他們的理論只能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起點，而不是完成和終結。

在經典文獻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經常是混用的，而為了與空想社會主義相區別，共產主義出現的頻率更高。直到後期，馬克思發表了《哥達綱領批判》，在裡面區分了共產主義的高級和低級階段，在高級階段實行按需分配，低級階段實行按勞分配。再後來，從列寧開始，人們逐漸習慣於用『社會主義』來指代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用『共產主義』來指代高級階段，形成了我們現在的慣用法。

此外，在馬恩的著作中，還有一個叫做『過渡時期』的提法，也就是無產階級在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以後，還必須經過一個過渡時期才能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在這個漫長的過渡時期，舊有的生產關係、交換關係還必須被保留，並且不斷被改造，以為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創造條件。

一般而言，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或者『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專指蘇聯的經濟理論。十月革命後，列寧就組織一大批專家，研究社會主義下的各種經濟問題進行了討論。1937年，蘇共中央開始組織編寫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斯大林的領導下，1954年教科書正式出版，其主要觀點大概是：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基礎，公有制有兩種形式：國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體所有制；
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
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是社會主義經濟中調節社會主義經濟的主要規律；
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經濟最基本的分配形式和重要的經濟規律，這一規律要求按勞動的數量質量分配物質資料；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主要限於個人消費品，價值規律不是生產的調節者，但在一定範圍內對個人消費品的流通起調節作用；
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經濟關係則是建立在完全平等、互利、尊重一切大小民族的國家主權、兄弟互助、一切經濟聯繫的計劃性和組織性之上的。
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以上內容的關係。

這個問題相對要困難得多。以下內容雖然大多傳習自各位師長，但是只能代表我個人立場，沒有任何傾向。我的水平也十分有限，如果各位感到不滿意，還請原諒則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可能是大家都熟悉，又都說不清楚的內容。很多教授這門課的老師有時候也感到很困難，主要是這一套理論自身的問題。因為我們並不是現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再用這一套理論來指導社會主義經濟政策實踐的。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系列的政策實踐的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以及作為這一理論體系一部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是為了總結現有政策經驗，給未來政策實踐提供理論依據而出現的。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實踐推動理論』，而不是『理論領導實踐』，或許像羅素說的『在先進的國家，實踐啟發理論；在落後的國家，理論鼓起實踐』。而經濟學家們儘管都喜歡在論文中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張，但是真正被採納的其實少之又少。像美國的『涓滴經濟學』、『華盛頓共識』那樣對內、對外產生重大影響的政策建議，主要還是因為符合了統治者的政治利益與意識形態需要才得到了推行。正因為政策制定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是獨立於學術界的，所以中央文件下達後，學界還需要組織學習、解讀，有時候左右兩面的聲音爭論不休。

我覺得有必要先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策實踐做一點討論。對於這一系列政策主張究竟算作什麼體系的內容，一直都是有爭議的。主流經濟學界認為，中國的發展完全可以用國際分工、比較優勢理論來解釋，需要特別關注的只是中國獨特的政治過程；很多較為激進的觀點（左右都有），就直接把中特和Neo-Liberalism畫上了等號（David Harvey的《新自由主義簡史》就把Deng 和 Volcker, Reagan, Thatcher作為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並列，Paul Sweezy在80年代以後拒絕和中國官方有任何聯繫），而官方定下的基調則是強調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堅持。
（關於中國和新自由主義，可以參看《政治經濟學評論》2016年第6期刊載的《大衛·科茲與孟捷對話：新自由主義在中國》，不方便用知網的朋友，可以直接在http://crpe.ruc.edu.cn下載）

不談別的，我只談一談對於官方定調的理解，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並且建立與之相協調的理論體系，而不是照搬照抄國外理論來解釋中國現象。這不單純是出於國家崛起需要或者保持執政合法性的需要，更重要的我覺得是為了保證正確的前進方向，或者說『不忘初心』。有的觀點認為，既然資本主義的發展，會讓它自身成為自身的限制，越發達它就越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那我們什麼都不做，就讓它自己滅亡不行嗎？可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我們不能夠『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一旦放棄了鬥爭，等待我們的事業的就只有死路一條。

在此前提下，建立中國自己的理論體系，其緊迫性和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並不是用現有的理論框架來解釋中國的現實就叫做中國理論，我們需要的是在總結中國經驗的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為核心，建立一套新的理論體系。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其他異端經濟學家），大量精力都放在了，從各個角度出發來攻擊主流經濟學的漏洞上，可是即使主流經濟學真的被打成篩子了，我們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也沒有辦法取代對手的地位，『畢竟只有理論體系才能取代理論體系』（Landreth Colander, 2001）。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在理解上，有一個語法上的問題。也就是應該理解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學界目前傾向於前一種理解，也就是把它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特色下的產物，這是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的。辯證法中有關於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矛盾，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我們在日常生活和科學研究的時候，所能夠直接接觸到的是無數個特殊的、具體的事物，我們只能由特殊的事物中所蘊含的部分一般性的規律，來逐步接近和把握抽象的一般性，所謂的一般性在現實中是直接觀察不到的。就好像一般的資本家、勞動者我們是見不到的，我們見到的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只有文學作品或者理論研究中才會出現某些具有強烈的、典型的特徵的人物。所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也只能從具體的實踐中逐步發掘。我們可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可以有『古巴特色』的，未來說不定還會有『美國特色』的。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教條主義的問題，僵化地拘泥於既有的理論，忽略了現實實踐對理論的反作用，並認為自己的社會主義理論是唯一正確的。

『就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說來，總是由認識個別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後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當著人們已經認識了這種共同的本質以後，就以這種共同的認識為指導，繼續地向著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質，這樣才可以補充、豐富和發展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而使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不致於變成枯槁的和僵死的東西。 ……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
——《毛澤東選集》（第1卷）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歷史起點，可以追溯到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主席組織一個讀書小組在杭州開展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後來相關學習內容，經由鄧力群整理成冊，形成了《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和批註·清樣本》，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刊印（未正式出版，網上可以找到一個《簡本》的chm格式文檔，大家自助）。毛澤東對《蘇聯政治經濟學》中的很多內容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例如批評了前蘇聯注重個人物質刺激、不強調政治覺悟；社會主義要反對平均主義，也要避免過分懸殊；社會主義必須重視集體福利建設等等。理論內容很豐富。隨後，改革開放到92南巡之間的過程，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名稱成型的階段。進入新世紀以來，這一理論又經過的不斷的豐富和發展，但是基本上都是政治實踐推動理論發展，理論發展支持政治實踐的過程，期間討論的主要問題如『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關係』、『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問題』都是以解釋、支持實踐為核心，而非以理論邏輯為核心的。

以上內容基本上是『理論的必要性』和『理論的對象』、『理論的歷史』，接下來談一談理論的方法問題。

在前面我們就知道，理論之間的差別不僅體現在研究對象、研究問題上，還體現在所使用的方法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思想毫無疑問的是馬克思主義，其基本分析範式和理論基礎則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但是在這個基礎之上，在官方的解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還可以有其他的理論來源：一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二是主流的經濟學。

關於這兩點其實都是有爭議的。一提到傳統文化，很多人就會想到封建糟粕的復辟，這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另一個問題就是，馬爾庫塞曾經不無刻薄地指出：『有什麼證據能夠表明先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區可以選定一條本質上不同於資本主義和當代共產主義的工業化道路呢？在那些地區的本土文化和固有傳統中有什麼東西能夠預示出這樣一種不同的選擇呢？』（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也就是說，在『現代性』已然形成其自身傳統的情況下，我們有什麼證據表明現代以前的傳統文化，能對現代產生新的影響呢？不過如果只是用現代視角，對傳統文化做出再解釋，我覺得是可以接受。例如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理想主義精神，以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倫理觀，其實和現代的存在主義人道主義是有相通之處的。

關於第二點，引入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倒不是有人說這一點不對，但是很多人在實際應用中對度的把握存在問題。關於堅持馬克思主義，我們必須要明確的一點就是，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也就是唯物辯證法，才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如果只是認同馬克思關於人類自由、平等解放的觀點，而並不接受歷史唯物主義，那麼你可以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同情者，或者一個左翼自由派，但是你不能算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引入西方經濟學的過程中，有的學者就出現了喪失理論自信的現象，更願意接受一套從天而降的新理論，而非從現實中進行艱難的探索。

總結：我們最後討論的話題，是一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主要理論基礎，同時吸收借鑒其他先進內容；它以中國現實實踐為核心關注，是為了順應政策實踐需要而產生和發展的理論，還亟待完善，有的人認為它的理論和邏輯還不夠深刻、徹底，這也是情有可原的。

最後播一段私貨：
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里說到：『哲學家們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關鍵在於改變世界。』這句話也被作為墓志銘刻在了他的墓上，其中深刻地體現了他關於『實踐』的重要觀點。列昂惕夫在談到自己年輕時候於德國的求學經歷時說：『當你在理解系統之後再去完成優化是再好不過了，可是我覺得對於經濟學家而言，首要的工作是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規律。』很明顯地，我們看到了『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這兩個層次的出現。我覺得，經濟學之所以特殊，就在於它不是首先完全認識了世界，才去改造它，而是摸著石頭過河，一邊改造世界，一邊改造認識，是社會科學的獨特的實踐過程決定了這一現象。所以持不同理論觀點的雙方，通常一邊為了取得現實實踐的力量而相互鬥爭，一邊又在理論上互相學習借鑒。作為一個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學生，我從來不排斥學習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只要它有助於我更好地認識世界。希望主流經濟學的學生們也能同樣越過這一意識形態的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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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筆力有限，閱歷有限，不能盡如人意。各位有任何意見，歡迎補充討論。
如果我的表達出現了任何偏差，請各位前輩不吝賜教。
第1節中關於亞當斯密和薩伊的引文，以及第3節中對於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內容概括，均來自於張宇老師的文章。望查知。

做理論的，因此從理論的角度回答一下。

這個問題難回答在於經濟學基本上是一個以方法論來定義的學科，你用理性選擇+數學建模就可以管自己叫經濟學就可以往經濟學雜誌投。但是政治學是一個研究問題/領域來定義的學科，你需要研究政府的那點破事才能算政治學的範疇，但是政治學對於方法論通常比較開放，你可以理性選擇+數學建模，也可以走理性選擇+非數學建模，也可以走半理性選擇，也可以走社會心理學的道路，都有人在做，還有一個細分領域叫 genopolitics，研究基因對於政治行為的影響，很酷。

以政治學的角度來看的話，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意味著除了，除了使用經濟學方法論，對政治過程進行建模，還要對經濟過程進行建模，研究的是政治和經濟的相互影響。政治學的模型通常是博弈論的模型，對應的經濟學模型可以是非博弈論的一般均衡模型，也可以是博弈論模型。樓上說的 AR 的《民主與獨裁的經濟起源》這本書裡頭，嚴格來說實際上不算政治經濟學模型，而是政治學模型，他們的模型生產部門是退化的，因此嚴格來說沒有對經濟進行建模。但是由於經濟學是方法論定義的，因此經濟學家普遍也把它看做經濟學。很多選舉模型，完全沒有對經濟進行建模，但是經濟學家做選舉理論也比較多，因此通常被歸為廣義上的政治經濟學。

我覺得一個比較好的政治經濟學的例子是 Besley Persson 兩人合作的系列論文，討論了 state capacity 對於經濟發展等問題的影響。影響比較大的是 AER 的一篇 (Besley, Timothy and Persson, Torsten (2009) The origins of state capacity). State capacity 政治學家討論很多，有很多很深入的成果，他倆把這個概念拿過去介紹給經濟學家，做了一些並不是很漂亮的模型，以及一些還可以的實證工作。

廣義上的政治經濟學，對我們來說，就是經濟學方法論+政治學問題。基本上和經濟學家對於政治經濟學的看法差不多。

就美國學術界目前的情況而言，經濟學和政治學都有被稱為political economy的子學科。

在政治學裡，political economy的定義並不清晰，通常是指對那些與經濟決策有關的政治過程的研究，例如某法律如何出台，勞資糾紛，經濟發展和權力的關係，等等。

在經濟學裡，political economy有深遠的傳統。有朋友提到了，經濟學在古典時代就被稱為political economy，現在經濟學界最著名的雜誌之一就叫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但是，對現在經濟系的學生來說，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是一個相對較小的子學科，是指那種將一般經濟方法（理性選擇加實證主義）應用於與政府及權力有關的問題的研究。為了與政治學裡的政治經濟學相區分，有時，這個子學科被稱為political economics。

舉例以來說，2006年，MIT經濟學教授Daron Acemoglu和哈佛政府學院教授James Robinson出版了《獨裁與民主的經濟起源》（或許是向政治學家Barrington Moore早年的《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致敬），比較系統地將動態博弈（dynamic games）應用於政治經濟學分析。他們和其他幾位經濟學家如Tim Besley、Torsten Persson、Guido Tabellini, 幾乎重新定義了這個領域。此書在2007年被美國政治學會授予本年度最佳圖書獎，並被美國各主要政治學系引為參考書目。

政治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的一部分。政治經濟學之外的經濟學往往把政府的角色和權力結構視為給定，也就是說，政府不是行為主體，那麼，在市場失靈時，國家就要進行干預。政治經濟學放鬆了這一假設。但是，如何理解政府的行為仍然缺少廣泛共識。幾種有影響的看法包括：

1. 有效制度論：即包括國家在內的制度傾向於減少交易費用
2. 霍布斯、盧梭傳統：國家出於「公意」，促進合作，接近有效制度論
3. 馬克思以及芝加哥學派的社會衝突論：國家是某個社會團體的代理人或是不同個體利益的集結
4. 布坎南、圖洛克、史萊弗等人：國家是掠奪之手，官僚、政客逐利
5. 韋伯傳統，包括Charles Tilly、Peter Evans和許多政治學家：國家是獨立的官僚體系：與4不同處在於，官僚體系可以照顧更廣的利益，可以是發展型的，強調國家能力
6. 意識形態或政治思潮論

現在大多數經濟學家認同第三個看法，因為邏輯比較徹底。當然，由於」理性「是在競爭環境下浮現出一種秩序（阿爾欽的as if辯護），政府作為行為者不」理性「的情況並不少見，要將3社會衝突論一以貫之，也有難度。

總之，我認為，將政治經濟學看作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或外沿）較妥。至於國內泛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則不在此列了。

從歷史的角度講，經濟學最初在西方被稱為「政治經濟學」，是一種為當政者服務的一種知識。後來，研究經濟學的人越來越多了，也就慢慢去掉了政治這個帽子。
從內容上說，高楠解釋的很清晰了。國內和「政治經濟學」相對的是「西方經濟學」，是國內經濟學教學模式的一種分法。國際上沒有這種分法，而是把國內所謂的「西方經濟學」稱為「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是經濟學思想對國內學生來說，在國外也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個部分。
經濟學家有兩大主要職能，一個是「科學家（Scientist）」，就是以經濟學理論研究為生的學者之類的；一個是「政策建議者（Policy Adviser）」，為當政者的經濟政策獻言獻策。這也是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必然屬性，通過理論研究解釋現實經濟，並通過事實得出理論來指導經濟更好運行。
國內的所謂政治經濟學已經被異化了，變成了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的代稱，但又沒有完全教授馬克思的經濟思想，僅僅是為了政治目的而進行教學，所以價值很小，已經在大學和科研院所被邊緣化了。

這個太雜亂了。整體而言，政治經濟學一般指的是古典經濟學的叫法，一般古典經濟學家都會把自己的書叫政治經濟學原理之類的。但是很多時候又特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還有在新古典框架下研究集體行動，政府行為的叫新政治經濟學，也經常簡稱為政治經濟學。
當然國情原因，國內提政治經濟學一般就是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還包括了後人發展出來的公有制理論，初級階段理論。

經濟學是純粹研究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同時研究政治和經濟。政治經濟學門派比較多。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從經濟角度研究政治，認為人的所有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獲取物質利益（經濟），而為了獲取和保護物質利益，必然會建立軍隊、法律，還會成立宗教，還會搞愚民教育（這些都屬於政治），總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有反作用。

我只就中國大學裡所學的「政治經濟學」情況來講。
本人在大學修過「政治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與另外兩門區別蠻大的。
1 「政治經濟學」基本上是在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其他派系幾乎沒有涉及。經濟學是個很大的範疇，有很多的派系，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目前很少用，只是起到奠基的部分。
2 「政治經濟學」沒有模型分析「政治經濟學」傾向於文字說明，而不是公式推導，這樣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你很容易一下掌握很多關於經濟的基本知識，壞處是當你想問為什麼時無從下手。
3 「政治經濟學」內容部分傾向於講「政策干預」，這一部分與「宏觀經濟學」有少量重疊部分，但「宏觀經濟學」的干預措施更有針對性，劃分細緻，分析深入。「微觀經濟學」中的市場分析更是「政治經濟學」中完全沒有的

我們的學習順序是「政治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
建議也這樣做。

這問題可咋答呢，因為政治經濟學就是經濟學。政治經濟學這個詞的原意，經濟這個詞的概念的創造者是古希臘的色諾芬，其原意是家庭管理，後世者在前面加上政治一詞，政治經濟學的意思就是國家如何管理經濟生活的科學。

近代政治經濟學的源頭是亞當.斯密，後來分別出現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和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倆大發展方向，馬克思只是後者的創始人。進入二十世紀以後，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以凱恩斯革命為分水嶺，成為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標誌。後來的新劍橋學派，新古典綜合派以及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和倫敦學派的新自由主義皆是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

而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建樹確實不如對方多，可以說現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是自五十年代初以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為標誌，才算建立起來。

蘇聯政經教科書對政治經濟學作以下定義：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社會各發展階段時期社會的物質資料生產與分配規律的社會科學。也是歷史科學的一個分支，但卻不是研究歷史過程，而是對各種社會經濟制度的特點提出根本概念，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相互作用方面研究生產關係的歷史科學。

生產科學有兩個方面：技術方面和社會方面，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研究的是生產的技術方面，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則是生產的社會方面，也就是人的經濟關係，借用一句列寧的話就是「政治經濟學絕不是研究「生產」，而是研究人們在生產上的社會關係，生產的社會制度。

也就是說，題主的問題真的讓人難答。政治經濟學就是經濟學，是研究經濟學的社會方面問題。而統計核算之類，這些是經濟學技術層面上的問題。你怎麼能分成倆個東西了。

為了更好解釋，我把政治經濟學經濟學對比闡釋一下。
「單純」的經濟學（以新古典為典型代表），研究的是給定條件下的人的最優決策與行為；典型的研究方法有成本收益比較，邊際分析；研究目的是為了達到所謂的資源最優化配置利用。
政治經濟學（包括馬或非馬）研究的是不同的制度或約束條件下會有怎樣的經濟績效，通過經濟績效的對比來評價，改進位度與約束，；研究方法上必須與歷史，文化，制度聯繫起來。
嚴格說來，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二者的界限是清晰明確的（當然學者在進行研究的時候經常會有交叉），宏微觀是在經濟學內通過將研究的對象按照體量來區分開進行研究，宏微觀都是屬於經濟學而非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比經濟學更難入門（哪怕在國內的幾乎人人都學馬克思的條件下，真正能大致把握政經的人都不多），從某種角度上說它更哲學。（評價制度這種事情你不熟讀歷史，不洞悉人心根本做不到）
之前的幾個回答其實沒有到點上，不是跟政府有關就叫政治經濟學，那可以叫政府經濟學或公共部門經濟學。它們都用到了「實證」與「規範」分析所以這也不是它們的區別。根本區別在於研究的取向。
在經濟學的發展過程中，政治經濟學之所以去掉政治二字變為經濟學，那是因為大是大非的問題討論的「差不多」於是大家就開始解決具體問題~~
政治經濟學的典型代表或代表作有古典的斯密李嘉圖，大神馬克思，歷史學派李斯特，以及新舊制度學派等等
現在的經濟學呢越來越「單純」，幾乎可以與新古典經濟學划上等號（許多新的領域實際上是將新古典分析的假設前提帶入進去按照新古典方法研究），在這種情況下，將政經與經濟學區分開還是有必要的。（當然它們都屬於「一個含義更廣泛的經濟學」）

帶馬克思的是政治經濟學
不帶馬克思的是經濟學
帶宋鴻兵的是貨幣戰爭學

瀏覽了一下已有回答，啼笑皆非，我來回答一下。

（1）在當今中國的理論語境下，政治經濟學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濟學就是以西方經濟學為主體的所謂主流經濟學。

（2）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資本論》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是其經典文本。

西方經濟學分為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其微觀經濟學以邊際生產力論為基礎，從而在根本上是錯誤的，其宏觀經濟學則基本上是胡扯。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和曼昆的《經濟學原理》是其代表文本。

（3）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真正的唯一科學的經濟學，但由於種種原因，它並沒有在馬克思與列寧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發展。這應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努力的方向。

西方經濟學是打著經濟科學旗號的意識形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辯護士，其目的就是證明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和諧性和永恆性。

（4）在現有的主流經濟學體系中，應用經濟學部分比如金融學、財政學等等，如果不涉及基礎理論，就具有相當的科學性。打個比方的話（某大神的比喻，精闢！），政經與西經相當於電腦主機，而應用經濟學相當於電腦插件。目前，這些插件插在西經這台主機上。我相信，如果這些插件插在政治主機上，將會運轉得更好。

參見：

落井下石，我來揭西方經濟學的老底！_國際觀察_天涯論壇_天涯社區

市場經濟的邏輯--我來開講政治經濟學_國際觀察_天涯論壇_天涯社區

經濟學就是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

經濟學很明確，就是大家日常接觸西方經濟學，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則有所不同，在不同的場合可以有三種不同的指向：
1.作為經濟學的分支，研究法律、政策等怎麼影響經濟運轉的；
2.作為政治學的分支，研究怎麼規範和管理經濟運轉；
3.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一部分，研究生產關係。
在中國，政治經濟學大多數指的是第三種。

經濟學的核心關切是有效配置資源，主要討論供給、需求、價格、博弈還有均衡這些東西。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關切是經濟活動中的生產關係，主要討論勞動、價值、剩餘價值、剝削還有所有制這些東西。因為生產關係本質上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天然地會導向階級劃分以及政治鬥爭，所以它被附加了「政治」二字，稱為政治經濟學。

如果有仔細審查經濟學，你會發現它不涉及具體的科技或所有制，主要採用數學工具。這種做法使得它實現的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學，而是一種超越於具體歷史階段的一般性經濟學。這種做法的妙處在於，這套純粹經濟學的遊戲規則對資本家是有利的，這套遊戲規則也是最直觀的，所以是普及得最好的。最終，它成了資本家的遮羞布和代言人。

在另一方面，政治經濟學則是指向具體歷史階段的，這個階段的核心特徵是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和生產活動在社會範圍內進行。這個階段往前一點，經濟活動相對來說是自給自足的；這個階段往後發展，說不定經濟活動又會變得自給自足。反正，我們現在恰好處於這麼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馬克思從支配、剝削和私有制這三條公理出發，推理出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從而預言它必然滅亡。

從這個角度來說，政治經濟學是經濟學的子集，是後者在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投影和運用。

從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史看，有助於釐清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的關係。

政治經濟學伴隨民族國家與市場經濟的崛起而產生。最初，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國家隊財政事務管理的學科。第一批政治經濟學的學者都被稱作重商主義者，為國家管理和控制財政提出建議，如1767年英國人James Steuart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探究》（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如果要進一步定義，則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國家、社會與經濟關係的學科，或者說，研究政府、利益集團與市場關係的學科。

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是古典政治經濟學（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繁榮的時代。
包括了三個主要理論流派：
1、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焦點於國家（政治），代表人如斯圖亞特等。
2、自由主義（Liberalism），焦點與個體（市場），代表人如斯密（Adam Smith）等。
3、馬克思主義（Marxism），焦點與社會（階級），代表人如馬克思（Karl Marx）等。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經濟學產生重要發展：研究對象上，專註於完全競爭的市場；研究方法上，邊際效應分析與數學化得到確立。經濟學的崛起標誌著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結束，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被不同學科所瓜分。所以說，在今天，政治經濟學並不是一個統一的學科。我們可以按照經濟學裡的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學裡的政治經濟學來考察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後的學科發展。

經濟學裡的政治經濟學：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政治經濟學結束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從此之後「政治經濟學」這個詞就不該用了。
眾所周知，新古典經濟學崛起成為主流。尋租理論的出現打開了一個新的窗口，經濟學家們開始考慮理性官員介入市場會出現什麼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也開始重拾「政治經濟學」，把經濟學的分析工具與政治學的研究對象相結合，來探索政治經濟規律。

政治學裡的政治經濟學：
相比經濟學領域，政治學領域相對更開放，不存在霸權理論。
政治學裡發展出的政治經濟學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並不斷吸收新內容，是一個更完整的研究領域。早期的政治經濟學由政治經濟哲學、本國政治經濟學組成。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最重要的兩大領域——國際政治經濟學、比較政治經濟學才正式形成。原因是當時冷戰期間，產生的第一次石油危機。面對這種國際形勢，不同學者作了不同的思考：國際政治經濟學思考的是，在危機下，美國如何維持國際霸權；比較政治經濟學思考的是，在危機下，不同國家的不同表現受什麼因素影響。
簡而言之，國際政治經濟學思考的是國際層面、國家間的關係，比較政治經濟學思考的是國內層面、國家間的比較。

以上，我們可以看到政治經濟學在經濟學和政治學兩個學科內的平行演變，兩派學者互不相讓，甚至可說互相「看不順眼」，其間的學術論爭，有興趣的知友可以進一步發現。至於國內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你們都懂的，在此不表。

希望有所幫助，歡迎討論~

狹義的經濟學就是研究人們經濟利益交換的學問，也即經濟成本和經濟收益的測算和決策。

政治經濟學就是研究政治對人們經濟利益影響的學問，但不研究政治成本和政治收益的測算和決策，那是厚黑學。

宏觀一點的政治經濟學實際就是制度經濟學。

實際在社會生活中，對健康，性，成就感、愛好的追求都和政治一樣，影響人們經濟利益的決策，就派生出健康經濟學、性經濟學、成就經濟學等等。

但就當代經濟學的發展看，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廣為普及，經濟學已有一統社會科學的趨勢，上升到實用哲學的高度。

我喜歡這句話：經濟學統治世界！一語道破天機。

經濟學是一門科學，是有機整體，是研究人類社會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各種經濟活動和各種相應的經濟關係及其運行、發展的規律的學科。經濟學核心思想是資源的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經濟學的發展曾經分為兩大主要分支，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經濟學起源於古代中國經濟思想、希臘色諾芬與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早期經濟學，經過亞當·斯密、馬克思、凱恩斯等經濟學家的發展，經濟學逐步由政治經濟學向科學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和實際應用不斷完善。
　　政治經濟學是歷史學科的一個分支。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各個階級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根據所代表的階級的利益為了突出某個階級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發從某個側面研究價值規律或經濟規律。

政治經濟學的內涵一直在豐富：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到馬克思對勞動價值、一般均衡這些ideas的繼承，再到現在將博弈論、計量經濟學等手段靈活運用、重新解構政治與經濟的研究。
與經濟學這個更大的領域的區別在於：不管是古典的政治經濟學，還是前沿的政治經濟研究，都更關注counterparty analysis，也就是說涉及到的問題、考慮的角度是有政治氣味的，但思想上，依然有經濟學的思辨與邏輯。

政治經濟學更加偏向於政府、政治和制度方面的因素對經濟的影響，是經濟學的一個學科，經濟學所包含的範圍遠遠大於政治經濟學。但是，二者基本的分析範式有很多的共通性，包括分析方法工具和目的等。

因為受環境的影響，國內的政治經濟學更偏向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但是要清楚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只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而且所分析的方法也絕對不僅僅是用文字描述，很多現代經濟學的方法和模型都有使用。

建議你先看下《盧瑟經濟學》。

當然，最好畢業後再看，否則要麼你掛科，要麼你把這書撕了。

俞可平：我們違背了哪些政治學公理

政治學的歷史非常悠久，是歷史最悠久的學科之一。

這門學科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00多年。他是許多學科的奠基人，寫過很多書，其中一本叫作《政治學》。

如果問亞里士多德，這麼多學科，哪個學科最重要？我相信他一定會說政治學。他在《政治學》說，政治學是「master science」，即「首要學科」或「主導學科」。為什麼？因為政治學關係到共同體的善或者公共利益。

27年前，我在北大給學生講課，講到政治學、經濟學和倫理學的區分。我說，經濟學主要研究怎麼以最低的成本生產更多的產品，以最低的投入產出更多的效益，產品生產出以後怎麼分配，是政治學的事情。

政治有許多的定義，在世界範圍內來看公認度最高的一個定義是：政治是關於重大利益的權威性分配。在國內也是這樣，如果走上工作崗位，你的領導說什麼什麼很重要，要從政治的高度來對待，這就是最重要了。

去年有位法國的經濟學家寫到，經濟學已經不講分配了。當經濟學一講分配的時候，經濟學就不是純粹的經濟學了，叫政治經濟學。

政治與人的根本利益相關，不同的利益就會有不同的立場，從而形成不同的觀點。因此，對政治學的公理很難形成共識。「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況在政治學中普遍存在。

政治學確實很複雜，但政治學有自身的公理。如果違背了這些公理，無論是誰都會受到懲罰。

1. 誰產生權力，權力就對誰負責

舉個例子，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官員是人民的公僕。按理，公僕應該聽主人的話，可是，你看很多官員對上唯唯諾諾，對主人百姓則頤指氣使。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現在一些官員的選拔制度，違背了一條政治學公理：誰產生權力，權力就對誰負責。

如果這個官職是老百姓給的，那這個官員就必定聽老百姓的話。如果這個官職是上級領導給的，那他當然就只對上言聽計從了。

2. 執政能力與制度設計：政須出一門

現在，官員隊伍很龐大，這麼多的官，還非常幸苦。

北大有個博士做過調查，某省縣級層面的機構就有124個。但那麼多官，大家依然非常辛苦，有句話說是「5+2、白加黑」。經常聽官員講，禮拜六保證不休息，禮拜天休息不保證。有一次，我到一個地方去調研，地方一個很重要的領導跟我講，他說我想不清楚，我們一些幹部「從早上雞叫干到晚上鬼叫」，有忙不完的事，怎麼老百姓還是不滿？

為什麼？這就是因為我們相當部分的制度設計違背了政治學的一條原理：執政能力與制度設計密切相關：政須出一門。如果一件事有好多部門管理，那麼效率肯定低。

大家都是讀書人，就拿出書做個比方。要按出版規定，出書要報選題，好多選題出版社自己不能決定，比如說宗教主題的要到宗教局去審，外交議題的要到外事部門去審，民族主題的要到民委去審，領袖人物的要到黨史辦去審。稿子交給出版社，出版社拿不定主意就交給主管部門的領導，主管部門領導看完再送給中央有關部門，然後這些領導一本一本審。你看看，出版社出本書要經過這麼多部門，有這麼多人審閱，官員當然忙不過來。

3.由上及下的決策指令與由下及上的決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管道

還有另一種現象，上面領導到下面去調研發現很多數據不真實，有水分。中央領導去地方調研，地方肯定要做準備，但很多準備其實是造假，有的連「群眾」都是幹部扮裝的。有的地方，白天開會講一套，到了晚上，私底下又會說，白天講的不算，現在和你講些真實情況。

大家都想講真話，可是為什麼真話這麼難？因為我們的不少制度設計，違背了另一條政治學原理：由上及下的政策指令信息與由下及上的政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條管道。誰要是違反了這套規律，毫不例外，得到的信息在相當程度上是不真實的。

我想中央肯定不希望下面的幹部說假話，老百姓也不喜歡幹部說假話，不希望政府說假話。但是想一想，如果我是這個政策的制定者和實行者，又要我來評價這個政策的效果，要是我說這個政策效果不好，這不是打自己耳光？如果這個政策不是我制定的，是上級政府制定的，我去實行，如果其他部門或地方都說好，就我說這個政策不好，上級部門會不會說我執行能力不行？於是假話就難以避免。

4.權力須受到制衡，並形成封閉的環

還有一個現象是，貪污腐敗，現在整治力度很大，抓起來的「老虎」有100多個。其實，歷屆領導人都非常重視反腐。3年前，我的一個博士後專門梳理過黨內法規，一共有102條黨內法規是與廉政有關的。詳細到管到你吃飯，「四菜一湯」還是「三菜一湯」。這麼嚴，為什麼還有貪官？

作為一個政治學者，我們看到的是制度問題。如果幾個官員腐敗，那確實是他信仰缺失等等，如果是一片官員腐敗，那肯定是制度出了問題。正像一個魚塘，有幾條魚死，那可能是魚本身的問題；便若有成片的魚死亡，那必定是魚塘的水有問題了。有人認為說制度問題就是貶低我們自己，其實並非這樣。說制度有問題不是說我們的基本制度有問題，而是指那些具體的權力監督與制約制度出了問題。

權力必須受到制衡，這句話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後面還有句話很多人不知道，權力不但要受到制約，而且還要形成封閉的環。不能有一個環節缺失，只要有一個關鍵環節缺失，那麼其他的環節都無效。特別是對第一把手的制約，缺漏太多。

這兩年，第一把手腐敗的案件大幅度上升。其中有不少地方的政協領導出了問題，不了解中國政治的人，以為政協腐敗嚴重。實際上，這些出事的政協領導此前多半擔任過地方的書記，犯案多半是在他任第一把手時。

5.下屬權利原則

在民主政治條件下，官員權力的上下級關係並不等於官員權利的上下級關係。上下級官員之間的權力是不對等的，但他們作為公民的權利是平等的。但在現實生活中，「官大一級壓死人」的現象比比皆是。

有些上級領導對下級可以為所欲為，下級在上級面前有時失去了自己的基本人格，奴顏婢膝者有之，人身依附者有之。為什麼下級和上級，會變成這樣一種關係？因為，我們的有些制度違反了政治學中的「下屬權利原則」。

也就是說，在行政體制內，權力有等級，行政有等級，這是現代政治基本的特徵，也很正常。但是，公共權力的行使需要等級科層，不等於上下級官員之間在公民權利上的不平等。即使是下級，他也擁有自己的正當私人權利，其人格是獨立的。

我們的許多制度設計違反了下屬權利原則，例如，不同官員級別不僅薪水不同，而且在退休、住房、用車、醫療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待遇，這種制度設計完全沒有體現出「下屬權利原則」。許多發達國家，在憲法裡面都有這樣的條文，就是下級也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權利，對上級履行公共職能的時候應當尊重上級，但你不能動不動就侵犯我作為下級的正當權利。

6. 每個官員都有自己的「理性」

現在政治生活中有一個非常頭疼的問題，就是公共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合法化，最後是合法利益個人化。同樣是政府的官員，同樣是處長，不同部門、不同地區之間收入差距比較大，這也是為什麼近年開始中央推行新的《公務員法》，要把公務員的收入規範化。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有很多巨大的成就，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會進步了。但是，不同的利益群體事實上也已經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體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有些群體掌握著決策權，在制定政策的時候自覺或不自覺地為自己的群體或部門利益傾斜。

每一個官員都有自己的理性，這個理性就是每個人都會追求自己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利益，他追求是正當的。但我們現在的許多制度設計，沒有考慮官員的這種「理性」，以為我們黨的領導幹部都是無私奉獻不計私利的。其實，官員是活生生的人，他有自己的利益，其行為遵循「理性」的原則。相應地，國家的制度設計，必須規範官員的「理性」，既保護其正當的利益要求，又防止其「理性」的過度擴張。

作者為北京大學教授，本文為作者在北京大學的公開演講，原演講題目為《政治學的公理》，經作者修訂授權財新網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