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古代歐洲沒有類似中國的科舉制度？如果沒有那他們如何進行階級流動的？
比如在中世紀一個農民想要躋身上層社會，那他們如何做到呢？為什麼在古代歐洲就沒有像中國那樣的農民起義和陳勝吳廣所謂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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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答題，喵啊喵。
1，科舉制的起源，是隋唐第二帝國統一後，皇權和大族權力的一次再平衡（西晉因為不平衡玩脫了，之後玩脫了三百年），所以科舉制剛開始是通過一個渠道，讓大族的子弟效忠於皇帝，而不是家族。
2，由於這個起源，唐朝的科舉制非常不公平（改卷子時不糊名字），寒門子弟仍然是很難進入統治階層的，安史之亂後皇權衰弱，大族政治迴光返照，導致這個趨勢更明顯，社會矛盾更尖銳。
3，唐後期，均田制解體，大族莊園完蛋，經濟基礎的改變導致大族政治滅亡。
4，宋朝開始的科舉制和唐朝是兩回事，讀書人真正不論出身地做主了，但是，考試內容還是以文學為主，這導致科舉士人階層快速形成了不可撼動的政治力量，並虛化了兩宋的皇權。
5，明朝建立後的科舉制是個3.0版本，這是皇權和科舉士人集團力量的一次再平衡，再平衡的結果，就是八股文，變成以策論為主，文學格式固定，這大幅削弱了科舉士人的力量，導致中國邁入了明清第三帝國時代。
綜上，歐洲和我們就毫無可比性了。
中世紀的歐洲列國，是羅馬屍體上爬來爬去的一群寄生蜂的幼蟲。
第一，他們沒有主權和民族國家觀念，領主效忠國王，騎士效忠領主，農民依附於小貴族——皇權無法垂直深入基層的時代，談論一個農民通過考試成了宰相，這是神話。
第二，歐洲體系內無日不戰，雖然都是小戰，但這導致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領略到中國大一統帝國治下的和平，沒有這種和平安定的國內和國際環境，指望建立文人考試做官的政治體系和社會認同，這是玩笑。
總結陳詞：
中國政治競爭的殘酷性，導致了中國政治體系的早熟，對和平的無限嚮往，以及對政治公平和人才流動渠道暢通的本能追求，因為數次大分裂的社會基礎，都是這兩點的缺失直接引發了皇權和基層人民的互動失靈。
宣判：讓羅馬的歸羅馬，讓華夏的歸華夏。
完畢。這是個很大的問題。試著回答一下。
據我所知，正式的開科取士是在隋朝才出現的，這就說明，中國古代的選官制度也有個發展過程，可能也是很複雜的，但是這個問題我不懂。留待高人。
不知道有沒有是否有人估算過，通過科舉制度進入社會上層（如果可以劃分出來的話）的人，究竟在農民中佔多大比重。我懷疑是很小的。
應該對提問本身作一番審視。
有一些很棘手的問題：如什麼叫階級，什麼叫階級流動，為什麼要階級流動。
我想，這個問題的提出，本身現代性的後果，因為階級流動（我更傾向於說社會流動，包括垂直的和水平，當然，這裡主要是指垂直的），在現代世界似乎是很正常的，而且可能是十分必要的。
但過去的人們，可能有著不同的認識。
20世紀中期，有個很有名的神話學家Georges Dumézil，提出過社會功能三分說：在幾乎所有古代印歐社會，都有過關於社會功能的三重分類方法：祈禱、戰鬥和勞動。印度的種姓學說、柏拉圖的理想國、中世紀的三個等級學說，都可以見到這種社會功能分工論的影子。
不過，這類理論，恐怕多不是鼓勵「流動」的，而是叫人安守本分，各司其職，如此社會則在差異中達到和諧。
Roland Mousnier曾試圖對歷史上的各種社會分層方式進行一下歸類。他認為，階級社會實際上是非常現代的產物，基本是資本主義的結果，它的劃分標準，主要看個人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以及財富的多寡。19世紀後期的美國是典型的階級社會。它的流動性是很強的。
但歷史上還有其他類型的社會，如明清時代的中國是「文官優先型」社會，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法國是「武士優先型」社會，而古代印度則主要以「宗教純潔性」來劃分階層高低。Mousnier的主要意思是，在不同的社會，階層劃分的標準非常不同。對於歐洲中世紀中後期的等級-團體社會，雖然不乏階層之間的流動，但總的來說，其流動性比現代階級社會要差得多。因為這樣的社會，職業的世襲性較強，比較強調血統。
毫無疑問，Mousnier的學說有很多漏洞，並且受到很多批評。不過，就我本人的了解，社會流動在中世紀後期和近代早期的法國，的確受到很多限制，包括意識形態上的束縛。比如，出身行伍的舊貴族厭惡由市民晉陞為貴族的新貴族，他們認為貴族的本來職業是打仗。
這種行伍意識最初是很自然的事情。中世紀早期（公元1000年之前），除了加洛林時代短暫的秩序，整個西歐秩序混亂，文化衰落，缺少有效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權威；除了其內部的戰亂，外來入侵連綿不絕。在當時的環境下，保障安全是第一要務。因此勇武善戰者很容易出人頭地，坐大為王為爵。最初的一些蠻族國王，跟土匪頭目無異。卡佩王朝若往上追溯，最有名的祖先是西法蘭克的統治者「強者羅貝爾」（Robert le fort），但羅貝爾本人的家族史看來並不顯赫。而且，中世紀早期的王位繼承，仍然有選舉制色彩，這大概是日耳曼軍事民主制的遺風，因此勇武善戰有可能贏得同僚的擁戴。
同樣的情形也見於封建諸侯。諾曼底公爵們的祖先Rollo，本是個北歐海盜頭目。在公元千年之後的封建化過程中，法國出現了很多地方小諸侯。在秩序混亂的年代，大膽敢為、能保一方平安之人即為地方領導者。因此有人說，當時的社會組織，都是以地方軍事安全為中心的。這可能也是為什麼有人能夠接受農奴制奴役的原因。而在這樣破碎動蕩的環境中，實際上也不需要中國那樣龐大的文官體系，因為連國王也只能直接控制一片並不遼闊的領地，從一個莊園到另一個莊園就食，而且路上還有可能遭受襲擊。近代意義上的政府和國家根本不存在。
因此，類似的文官制度，是隨王權的擴張而逐步出現的。王權的擴張，應該說從12世紀才真正開始。這與城市的復興、大學的出現、商業行為和法學實踐的發展有很大關係。
這個擴張過程，當然需要武力，但也需要文化，因為隨著領地的擴張，國王的大臣不能再像管家管理某個莊園一樣。再有，在同各方勢力打交道的過程中，需要專業文化知識，如法學知識。在中世紀後期，國王身邊已經出現一些出身卑微的顧問，他們應該是接受過教育的平民子弟，因為那時的貴族都是赳赳武夫，目不識丁。行伍出身的武士貴族看不起國王招募的這些下等臣僕，這種矛盾貫穿著整個整個近代早期的法國歷史，如眾所周知的「佩劍貴族」和「穿袍貴族」的矛盾。
佩劍貴族喜歡吹噓說，他們的祖先最初曾追隨法蘭克的國王一起征服高盧，但實際上，大多數佩劍貴族的身世並沒有那麼古老，百年戰爭中，法國的貴族騎士損失了九成，佩劍貴族多是後來出現的。
但貴族身份的認證很有意思。中世紀和近代早期是個講究習慣和成例的社會。一個人如果在某地享有領主權，他會堅持說自己是貴族，而且其權利來自其祖先的征戰業績；雖然他拿不出書面證據，但在大家的記憶中，他就是這裡的領主，這反倒成了其家世久遠的證據。
但穿袍貴族，即在國家司法行政機構中服務的貴族，與國王權威的成長關係緊密。前面有知友提到官職買賣（venality of offices），這是近代早期（16-18世紀）歐洲的一個十分廣泛且重要的現象，法國尤其明顯。有的官職能直接給購買者帶來很高的地位，如高等法院的法官，以及貴族身份，或出任地方大員。
不過，很多家族上升到這一步花費了很長的時間。路易十四的軍事大臣Louvois所在的Le Tellier家族，150年前是巴黎的一個商人家庭，起先它買了一個低級司法職位，然後一代代向上爬升，一個半世紀後，這個家族出現了好幾位大臣。在17-18世紀的法國，司法、財政和行政系統中有一些著名的穿袍貴族世家，如Lamoignon，Joly de Fleury等家族，很多大法官、地方總督來自這些家族。
法國的官職買賣制度，有一個不同於中國文官制度的地方：官職是可以世襲繼承的，只要交納一筆稅。
因此，一個商人的後代可以成為延續百年、枝繁葉茂的貴族世家。
這個上升過程，需要兩個基本要素：錢，文化。實際上，不是有錢就能買到官職，有些職位需要一定的資質，如法官職位一般需要法學文憑，並經同僚們的認可方可後進入法院。
作一點嘗試性的總結：中國歷史有別於西方的一個重要之處，可能在於它很早就出現了一個龐大的文官官僚體系。這跟中國很早就是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直接相關。這種國家形態，在中世紀以後的西歐出現得很晚，而且其性質和過程有很多不同。
不過，科舉選官之類的上升，幾乎完全繫於政治組織形態。不應該僅僅從這個角度來考察。經濟、文化等因素的變動，同樣會引起社會流動。從這個角度看，大約在11-13世紀，西歐的確是個轉折期，那時外來入侵基本結束，秩序開始逐步重建，城市和商業復甦，社會開始對文化有更多的需求。在這種背景下，更多的人有可能獲得更大的自由、更多的資財、更好的教育，沒有這些條件，不可能衝破僵硬的等級秩序好粗野的武人統治。古代歐洲不太可能形成科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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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羅馬時期也有教育系統以及類似的舉薦制度，分四個階段，但是跟中國的科舉比還是差很多的。一般只有富有家庭才能參與，然後１２歲左右就結束了。只學會了基本讀寫和數學。極為少數的孩子能繼續讀到最後一個階段，１６歲左右畢業。這文憑叫做Rhetor（修辭家）。很少數，整個羅馬八千萬人口，也只有少數幾萬個修辭家。畢業了之後一般能被國家錄用做公務員律師這類工作，有政府提供的年資2500銀幣（相當於普通工人的十倍）。可是對很多貴族來說吧，這也不算什麼特別高大上的事。請的私人修辭老師可能四年來都要好幾萬銀幣了。但是成為修辭家也是進入「元老院」的一個主流渠道吧。老師跟學生經常互相推薦進入元老院任職。
但是到羅馬晚期（中國三國時期），羅馬皇帝不爽這些「高文化」的臣黨，把很大一批給開除掉了。加上之後的基督教化，這個舉薦系統慢慢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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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黑暗時期（相當於南北朝直到北宋），大家都知道歐洲退步很大了。在這個時間段，幾乎沒有什麼文化高的人士。不僅沒有任何教育可言，連貴族家庭都不怎麼識字。好吧，也沒有那麼誇張，學校還是有一些，但是完全都是針對培養牧師的。所有書集藏在這些基督教學校里還有修道院。那時候，基督教可算是達到最高峰了，大王和諸侯都要選某些隱修士來當丞相或學士顧問之類的（類似權力遊戲裡面的maester）。俺中學在約克也是這個時期（相當於唐朝的時候）創立的基督教學校，校長Alcuin居然被邀請到德國做法蘭克帝國丞相（正確翻譯應該是太師）一職。不過，總體來說，那時候沒有律師沒有公務員也沒有任何修辭家的必要了。大家上學也都是學怎麼念原版的拉丁語聖經之類的。能任職的也有，但是完全沒有什麼規範的教育舉薦系統，也沒有什麼考試。
這個時期的教育不重要，但是很多孩子太多的貴族家庭也會把最小的孩子送去做牧師之類的。他們到底什麼目標不好說，不一定是為了讓孩子發展，更是一種家庭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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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比較正規的學校從南宋時期開始。每個國家搞了幾所。比如英格蘭的劍橋牛津就是那個時期建立的。說實話，這些學校只不過是基督教學校的升級版。主要學習內容還都是宗教和拉丁語。沒有其他專業。順便也會學習一些數學幾何、哲學、外語等等，但是不多。歐洲慢慢進入文藝復興時期、科學革命等等，跟這些大學也有關，但是很多科學家都是比較獨立學習的人。社會的總體識字水平增加了一些，貴族皇室也都開始買流行的各種書。印象比較深的就是一些義大利作者把最早的簡單版「百科全書」寫出來了。後來也有牛頓著作「自然原理」之類的。文藝復興時期，諸侯家庭也流行把文化人才收養炫耀（類似中國食客），比如達芬奇什麼的。過了幾百年，又達到一些諸侯自己在家裡做科學實驗的地步。
總體來說，熱愛讀書和科學的趨勢是有的。但是不可能形成科舉。基督教影響太大了，政府里各種大臣要麼是教徒背景要麼是亂七八糟的貴族。
人家對古代的一切也不怎麼感興趣，除了聖經以外。中國春秋什麼的，有那麼多經典古文。中國教育兩千多年一直都那麼強調這些古文作品的分析。古希臘也有很多經典著作，但是歐洲到十八世紀才開始有一點注重。整個一千多年時間段，大概只有阿拉伯文明才研究這些古希臘的東西。
有些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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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九世紀才終於有個轉折點。科學家帶來了工業革命，地位越來越高了。很多人也開始研究文科。英語德語法語等等終於徹底超過拉丁語成為主要讀寫語言。劍橋牛津等等開始分專業。另外，出現了很多很多新大學。大部分英國的三四十個傳統大學也都是這個時候建立的。為什麼？一是工業革命之後，對教育的需求提升很多了。二是宗教受到了各種限制，不再像以前那麼重要了。資本主義算是帶來了新的一種文明。嘿嘿。
更重要的是，從這個時候起，英國政治家和大臣都開始有大學背景。他們的實權已經超過了王室。雖然他們這些精英還都是貴族，但是貴族和老百姓對教育重視的時代已經開始了！
到這個時候，已經是晚清時間段了。歐洲對理科文科的新認識才終於傳到整個歐洲得到認可了。科舉是有機會了。。。可是這個封建社會已經崩潰了，資本主義和民主也都成了主流。雖然已經有對教育文化的重視，但是早就走入了民主選舉的時代了。科舉就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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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說歐洲是正好沒有這些條件的。如果古代羅馬沒有受到基督教影響，持續了更久，長期統一，條件應該足以實現科舉吧。但是沒有。
中國的科舉算是隋唐時期才開始實行的吧。個人感覺中國對學者的重視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有了，比如各種百家思想家成為大臣，蘇秦張儀等等。這些現象都比歐洲早很多了。
（問題後一半，關於階級流動。。。只能說歐洲封建時期不常見。只有貴族能受到教育，而且受到教育都不一定能帶來什麼。十五十六世紀的歐洲貴族，很多都是一千多年前的貴族的後代。之後好了一些，但是真正的階級公平大概只有最近五十年才開始了，甚至還沒開始）
簡單補充
先說答案，無論是古代西歐（特指和今天中西歐主要政治體系有最直接相關的中世紀歐洲，不包括東歐和巴爾幹，也不包括古典時代的歐洲）還是日本（特指平安及以後的古典日本），它們關於階級流動的方案很簡單，就是基本不流動，以階層固化為絕對主流（當然，這個階層是指制度性的政治階層，不等於現在慣常對「階層」一詞的理解）。中國所謂科舉等於階級流動的看法，其實第一，有點誤解科舉的本質到底是啥，第二，這其實是一個特例，世界範圍內，在19世紀以前是個非常奇特的東西。
當然，也不能說歐洲和日本就沒有平民一舉進入中高層階級的辦法了，除了少數小兵逆襲的故事以外，歐洲的教會-大學系統是一個存在一定流動性的體系，日本的話，大概只能說是做和尚了。
首先，要明確科舉制度中的「官員」何來，簡而言之，中國的官僚權力是直接來源於皇權的，並沒有第二個權力來源，而這一點從形式上，自先秦就在逐步確立，尤其是秦漢兩代已經成為了主流，簡而言之，是職官而非世官，也非選舉官員，也就是最直接意義上的官僚。但實際上，這一點其實一直到了明代才真正確立下來，都說隋唐創科舉，其實舉薦還是當時選官的主流，科舉是補充性質的。所以這本身就是皇權逐步一元化的過程。而就西方而言，這樣一元化的國家權力結構直到18世紀，甚至19世紀才普遍確立起來。
而這就涉及韋伯的所謂「支配類型」了，在這一意義上，其實不僅歐洲沒有典型的科舉式官僚，東亞也沒有，朝鮮的兩班制度還是和身份貴族高度結合的，它和表兄弟越南對於科舉的學習其實都不徹底，至於日本雖然引入了漢式官制，但在選官上乾脆是一點都不理睬科舉這一套（有，但基本是儀式性的）。因為在這些國家，一元的國家權力從來就沒有真正存在過，所謂君主本身就只是權力的來源之一，對於實際的地方行政而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權力來源，歐洲在18世紀逐漸形成一元王權之前，這套系統是毫無意義的。
另一方面，要明確科舉制度中的官員是什麼。
首先，中國傳統的官並不是簡單的官僚，它並不是服役或聘任性質的（之前用服務引起大量誤解，serveice其實理解成服役和聘用也行），而是皇權的派出代表。這一點可以相比於歐洲的城市官僚制度，後者的市長始終是以一個受雇者的角色出現的，因此以義大利為例，它那裡的城邦長期流行著只能聘請外邦人作為城市行政首長，也就是市長的傳統。另一方面，包括土耳其，也包括歐洲，除了「自治市」以外，大多數地區的所謂地方行政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封建主家計的放大版，因此它的實際執行者也就更接近於僕役，而從很早開始，它就委託給很多掌握這種行政技術的群體，比如猶太人（這其實是猶太人遭人恨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近代開始流行『猶太人聰明』說的源頭），從這一點而言，歐洲傳統中的「官」其實更加接近於中國的「吏」而非官，它的價值來源於官員的管理技能，而非政治身份，說白了，歐洲的官其實是由會計這樣的僕役變化來的（但歐洲有服從傳統，為上層貴族做僕役本身就是很榮耀的一種封建義務，比如歐洲中世紀宮廷的宮女可不是丫頭，國王家的貼身女僕出身都是響噹噹的）。
中世紀大學開始出現，並成為歐洲社會最普遍的精英專家生產方式以後。大學直接與教會對接，教會直接與大部分地區的屬地行政事務對接，這個體系實際上比中央選官制度高效（當然，以個人關係和買官獲得官職即使在1718世紀的西歐依然是常態，比如孟德斯鳩，為抽象的「人民」或「百姓」服務，這個概念在大多數歐洲歷史中是不可思議的）。其實在宋元明清四朝的官學制度中，也一定程度上蘊含這一因素，完全的公開選官在行政選拔上低效的，而且極容易生弊，唐代和北宋的實踐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所以從北宋末期開始，實際上科舉是建立在官學體系之上的。專家或知識分子群體就這樣直接成為一個獨立的技術官僚來源，因此，官員是掌握特殊技能的service man也就成為了一種普遍共識。所以當科舉自南宋開始快速成熟，明清兩代基本定型之後，科舉在邏輯上反而有點接近教會參與行政管理的模式。但問題在於，官吏兩分造成科舉定型之時，也是官員的實際事務性能力下降之時，考出來的官成了一個很詭異的群體，此後明清兩代官場始終掙扎在官胥之爭中，這一點也是原因之一。
在歐洲，最終的結果是這樣的，其實大多數中世紀城市都可以看到，政治權力和行政許可權實際上是分離的，前者屬於世俗或教會領主，後者屬於一個專業行政群體，它的首腦往往是首席僕役之類的人物。當然後者同樣也在歐洲的封建傳統下呈現出強烈的世襲色彩，某一行政領域的職位，比如會計、法律、城市防衛等等，往往是同一個家族世代傳承的，本身就成為一種具有產權特性的東西，當然，這不是普遍情況。但無論如何，結果是歐洲社會中，「官」本身趨向於獨立化，它首先是一種職業，而不是皇恩浩蕩的產物，它與身份階級的關係是非常微弱的，當官僅僅是當官，而這一點在中國社會僅僅在很底層的「吏」中才有所體現。因此，當歐洲進入近代社會之後，這套觀念很自然的分離出來政治官僚和技術官僚兩類「官」，經過東印度公司這樣超大行政機構的孕育，也就自然的形成了考試和政務培訓為中心的文官體系（文官一詞的原始含義），直到今天，西方社會在官員體系上的二元結構依然繼承著這種歷史邏輯。
因此在這一方面，其實不僅歐洲，世界上的絕大多數社會都不需要，也建不出一套像中國宋明清三代那樣的科舉制度來選官（實際上科舉是非常貴的一種制度，以大清為例，哪怕是浙江，縣府省三級每年花在組織考試上的公帑也至少佔財入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民間花在上面的各種資源更是無法數計），因為考察科舉歷史可知，它基本上不是一套考察和培育行政技術的體系，而是為朝廷選代表人的辦法。歐洲也有類似的代表人需求，但是不像中國這樣的集權政體，它們普遍不需要那麼多人參與。很多人把英國東印度公司以來的文官制度說成中國科舉的衍生物，其實是很不公允的，除了它們都考試，其他方面它們真沒有共通點，其歷史根源完全不同。
所以，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科舉制度下的「官」其實是一個很特殊的東西，幾乎無法在其他社會中找到相類似的比較對象，那其他社會為何沒生成「科舉」，尤其是歐洲這麼一個其實高度多元化的對象為何沒生成這麼一套其實非常特殊的制度，這就算不上是一個問題了。
為了避免觀眾出現不必要的情緒波動，加幾句
歐洲出現這樣一種行政發展模式，其實主要就是因為在封建製為基本構架的情況下，實際的行政事務本就不複雜，所謂行政官員很多時候只是各種自治團體之間的協調人而已，典型的鄉巴佬行政。
首先，反對這所有上百贊的回答者，我還是建議不了解就彆強答。
實事求是來說，古代西方以及近東國家並沒有形成中國的科舉考試製度，但是這並沒什麼好特別的。
西方的情況我們要分好幾個時期來看。
首先西方的官僚系統成型成熟，始於晚期古典的君士坦丁-狄奧多西改革，要注意一個事情，在古典時代，沒有真正形成一個「官僚」階層，而在古典時代羅馬也只有一堆官職，而且這些官職之間通屬問題非常的不清晰。
在君士坦丁-狄奧多西改革之後，羅馬的官僚體制被徹底確定起來，並明確了他們之間的隸屬關係與職權劃分，不過當時羅馬的官僚選拔並不是中國的科舉，更何況中國的科舉也是隋代才開始產生的了。
就先簡單來說一下羅馬-拜占庭的官僚選拔機制。
在晚期古典時代，羅馬官吏選拔的不是完全依據個人出身，更多的是秉承著「選賢任能和以能取人」的原則。
掌管著全國政府官員升遷的就是所謂的 Magister officiorum 【直譯即辦公總長官，此處我翻譯為國務總理大臣】
而國務總理大臣的任命均有皇帝親自選定，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不是貴族出身，但是所受教育均都優秀【這在後來也逐漸演變成了君士坦丁堡大學幫把持中央政府頂級官僚的情況】
在君士坦丁體制內，羅馬國家的官吏是不分的，官僚圈子自然也有自己的潛規則，那就是出身天子腳下的學府【君士坦丁堡大學】無論是在仕途上還是在人際脈絡和受重視程度都遠超地方學府。
君士坦丁堡大學是整個國家內規模最大、影響最為強的學府，君士坦丁堡大學創辦於425年，是由政府設立的世俗性教育機構，由政府任命教授和支付教師的薪俸。而在當時的羅馬國家裡，同樣也存在著【北大與清華之爭的情形】。沒錯，新羅馬除了一所君士坦丁堡大學外還存在著另一所一直與其競爭的高等學府----新羅馬牧首大學（Patriarchal School），其歷史可追溯到公元5世紀，它主要是一所神學院，但也提供世俗學科。該校起初擁有三名神學教授和一名傑出的修辭學家，三名神學教授分別教授福音、使徒書信和聖詩。
但在帝國其他地方，不論是教會的還是私立的，仍有一些頗為高水平的學校。如埃及的亞歷山大，雖然晚期古典時代亞歷山大作為東地中海智力中心的地位大大下降，但還是依舊保持著相當的繁榮。除了亞歷山大以外，還有大名鼎鼎的貝魯特法學院，其也是查士丁尼的母校，安條克、尼西亞、帕加馬、尼科底米亞、以及色薩洛尼卡也是相當繁榮的地區智力與學術中心。
而在官僚任用上，晚期古典時期羅馬國家大部分官吏來源於四種
1、從地方學術中心以及首都國立大學聘用
2、從底層事物小官吏一步步做起
3、買官【個別時期】以及走關係【一直貫穿全歷史】
4、皇帝欽定【這種情況非常稀少，因為無疑是破壞官僚圈子內部運作規則】
國務總理大臣手下的稽查官的選拔任用也極為重要，他們是皇帝控制並掌握帝國官僚機構的重要助手，也是提拔中央和地方官吏的搖籃。稽查官分成五個等級，分布於帝國中央與地方大區-行政區與行省。按照當時政治規則，稽查官是拒絕顯赫家庭的子嗣出任的，當然也絕不可能徹底排除走後門托關係以及權錢交易，但是稽查官這個群體絕大部分的組成毫無疑問是不那麼顯赫的『寒門』【城市市民/富農及小地主】
國務總理大臣依據他們的業績而非出身進行賞賜和逐級晉陞。榮譽和晉陞的機會都可能賜給業績最好最有才幹的人而非家庭背景。
在此基礎上，許多高級稽查官也逐漸因其工作出色而被推薦成為行政區、省區的重要官員。有時國務總理大臣還將處於上層而極有本領的高階稽查官引薦給皇帝，使他們升任行政區或行省的政務長官。鑒於業績升遷的基本原則，以及這種遴選提拔官吏的方式，使帝國御前會議對手下官員了如指掌。但是，下級官員承高級官員提拔之恩必然與其互相照應，不可避免形成官僚集團，不同的官僚集團因利益糾紛也會展開鬥爭，形成內耗，這對當時的政府將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這是官僚制度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問題。
羅馬國家的官僚機構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官員都受過良好的訓練，受惠於高標準的普遍教育。全國上到官家下到農村平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權力【只要付得起錢】。格里高利說過一句話【我們認為任何有理性的人都將承認，教育是我們擁有的最重要的財富】。
在全國的學校里，地方城邦公立學校的教授是由國家或者當地政府支付薪俸，他們主要訓練有能力的行政官員。依照狄奧多西法典規定，高等法學專業學生必須有 5 年以上法學專業學習，全面掌握羅馬民法後，經過嚴格的國家考試，獲得證書，才可以從事法律工作【律師等等】。
貝魯特的法學院是帝國當時聞名的行省教育機構之一，他是律師和官員的主要訓練基地，《查士丁尼法典》也直接欽定其是「法律的搖籃」【畢竟查士丁尼母校】，貝魯特也是三所得到官方認可的法學院之一，另兩個在羅馬和君士坦丁堡。
初級的律師從業者以及市政官員必須學習一門特別的高級法律課程，帝國駐埃及的官員必須去初等學校、拉丁文學校和法律學校學習，並且要成為合格的從法律學校畢業的律師，以勝任自己的工作。御前會議與宮廷大總管的秘書們則要在學校進行「速寫」訓練。
還有一個非常因吹斯聽的事情，在君士坦丁之後的羅馬國家。【公公】也是國家官僚的一份子，這個官僚體系中，公公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但是這裡，公公與普通官吏的差別就顯現出來了。
在基督教化的羅馬國家裡，閹人並不被視作『殘疾人』，而是被認為是【第三性】，在官僚體系內部，有大量針對閹人的官職，比方說宮廷，而這也與羅馬國家的性別分工有關。大總管只能由閹人擔任也不是男性，相對應的，閹人也不能擔任絕大部分的政府官職，但是有一點是一樣的，那就是閹人官僚與男性官僚本身不存在【貴賤區分】官階、俸祿上宮廷大總管是與國務總理大臣平級的甚至高於財政大臣以及大區長官。
由此，可以看出晚期古典時期羅馬國家的官吏選拔機制是相對公平的。在早期拜占庭，官吏選拔的初衷的的確確是秉承著選賢任能、業績第一的原則。
如果你是當時的一個農民，那麼你想出人頭地大致有這幾條道路。
1:讀書上學院/大學，畢業後出來做律師/政府公務員/政府基層事物官/各種書記/醫生
2:努力種田節儉持家想辦法成為地主一步步緩慢往上爬
3:當兵，爭軍功（當時羅馬國家的軍人待遇不俗，一年十二索里德的薪資，小康之家完全沒什麼問題）
4:從商
5:自願接受閹割，送皇宮裡
說白了，其實這跟中國古代農民翻身路數基本沒什麼區別。
在當時還有非常多的記錄，就是以當時羅馬的大學生們為主角，有很多教授甚至抱怨他們總是曠課去打工不來聽課，還有許多望子成龍的父母寧可賣掉家裡最後一畝田，也要供自己孩子上大學等等。
【可憐古今中外天下父母心啊】
在中國古代，科舉考試是中國古代標準化、普遍化的選拔制度，普通人士和官員自願向官府報名，經過一系列的分級分科考試，按照成績沖中選取人才和授給官職。從社會角度來說，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的確為臣民提供了一個相對更加公平、公正、公開的平台。雖然晚期古典羅馬帝國並沒有形成制度化、標準化的公務員考試選拔機制。但是，以首都君士坦丁堡大學與牧首大學為核心、以地方高等民辦公辦學府為補充，從這些高等教育機構錄取聘用各種不同種類人才與學生來作為帝國中基層不同類別事物的事物官，並以各地事物官的自身業績與才能為核心進行考核與提拔，是相當的有活力與彈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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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歐情況又是相當的複雜了。
這裡長話短說一下，西歐農民的話要看地區，法意最好，英德最次。
法國很多地區的領主隸農不少的的確確是過得比自耕農還要好，因為不用承擔自耕農的過多風險，而中世紀西歐的平民上升的通道的的確確是不如中國的，不過這些情況太複雜了，難以用幾百或者千字來進行概論。
而中世紀教育資源，平民也的的確確是可以有機會攀上的，中世紀西歐的大學大學生大部分都是平民出身，當然他們主體還是城市市民階層，而農民想翻身也無外乎從軍，經商以及讀書，無非在中世紀早中期和盛期更加狹窄。
而在中世紀後期，如法國，平民勢力已經開始得到了非常長足的發展，法王的宮廷與王領地方充斥著平民與寒門的精英，他們絕大部分要麼是教會人士要麼是大學的畢業生亦或是能力非常優秀之人，穿袍貴族的崛起也是城市平民勢力崛起的一個直接提現。
需要注意的是，當我們談論歐洲和中國的古代時，其實我們通常所論及的兩種社會類型。
我們對古代中國的基本印象，首先來源於口口相傳的故事，而這些故事的源頭，又通常是戲曲和戲劇，這些都打著深刻的明清社會意識烙印。所以我們首先反應的古代，其實明清小農社會。
中世紀歐洲長期停留在類似我國春秋戰國，或者叫後漢魏晉南北朝時代的社會形態中：農人依附於大莊園，大莊園經濟獨立，蓄養武裝和與之相應的政治地位。這明顯是與明清皇權永固的情況是不一樣的。
你可以把這叫封建割據，但我更習慣將此成為救生筏社會體系。傳統的政治敘述中，單方面強調這種體系中上層對下層的剝削，而無視了下層在這種社會體系中享受的權利。農人固然要上貢，但與此同時又獲得專業武裝的保護，免於劫掠橫死。想想那些冰火之歌里稱職和不稱職的領主們。
在這艘同舟共濟的救生筏上，領主不敢過於驕橫，想想大憲章，想想春秋時期的貴族叛亂，下層也不敢越軌，因為五人分一餅，人緣不好搞不好就開除船籍了。
春秋時發生過後來意義上的農民起義嗎？這個問題見仁見智，因為什麼是農民起義，本來就概念模糊，加之先秦史料缺失，目前難有定論。
但確定的是，科舉制度，卻是誕生於這種社會形態崩潰之際。也就是說，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歐洲，在領主制度底下，領主或者叫世家大族作為實力派，當然地壟斷著政治，無須再另尋人選參與政治。
隋唐之際，尤其是武后到玄宗之間，發生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情，讓中國的社會性質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首先是世家大族的衰落。東漢時發展出來的士族，經濟與軍事動員力大不如前，在武周奪權的鬥爭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他們退場所空缺出來的政治舞台由新興小地主所替代（進士、斜封官）。效忠私人的部曲，或者類似封臣性質的武裝，也在全民去武裝化的浪潮中，為外族僱傭軍替代。歐洲在中世紀始終沒有進化出類似中國的科舉制度的原因是：
他們一直處於封建社會。
因處於封建社會，所以既不能支持大規模階級流動，也無必要。
先秦時代的中國就是封建社會，神話多、童話多，湧現出來的歷史故事精彩紛呈，然而豬腳幾乎都是貴族【日本產生源氏物語的平安時代也是。
秦朝終結了中國封建社會，解放了人民的思想，才教會人們去問「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個問題【一直到今天，英國人日本人還不習慣這樣問呢。
@冷哲老師提到的藉軍功進階，基本已經是封建社會末期時候的事情，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是這樣。在封建社會的大部分時間裡，即使由軍功進階，也得看出身(最次也得是某貴族家多少代的僕人。此外的極少數例外就跟世上的黑天鵝一樣神奇罕見)；一旦這種慣例從制度上被打破，往往也就意味著封建社會接近崩潰了。
補充：正如有答案提到的，打仗效死乃封建時代一種特權。
我謅這個數字的意思就是說，東西方近古中世的階層流動的規模，完全沒有可比性；雖然教科書上說中世紀一片黑暗是靠不住的，但也完全可以認為西方的中世紀的階級流動是不存在的。
1、查理曼以後到工業革命都沒有大一統帝國，不需要成熟文官制度，後來大英帝國復刻了東方文官制度是為了建設全球霸權的需要。
2、教會掌控意識形態，壟斷知識，技術上斷絕了世俗權力文官化的可能性。
3、階級流動的概率很小，無非就是軍功+蔭庇
4、中世紀歐洲的生產力水平本身也供養不起龐大的政權
5、因為文藝復興+工業革命以後原有的市民社會和新生的工商業資本共生出了現代憲政制度，並且帶給了歐洲以文明的璀璨果實，所以歷史上歐洲在政治文明建設上有過空白已經不重要了。。。you win then you be right~~~
關於這個問題，首先推薦一本書《Institutional Revolution》。這本書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歐洲政治制度的演變，評說歐洲政治制度相對於當時技術、歷史條件的合理性。
歐洲在工業革命以前，政府官員的選拔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賣官，一種是庇護/贊助（Patronage 我不太清楚中文學術的翻譯，這裡只是自己的一個翻譯）。
賣官很簡單，就是一手交錢一手交官。也就是我國古代作為「王朝衰敗」跡象之一的「賣官鬻爵」。當時很多軍官頭銜，都是自己買的。
庇護/贊助是說一個身在高位的貴族或國王，手握大量職權，然後把自己的一個官銜或自己手下控制的一個官銜交給一個貴族的擔任。這個方式，在中國被稱為「任人唯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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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為什麼歐洲要使用這些制度呢？
這是因為在古代，技術條件非常落後，當下屬的工作出現差錯時，上級很難判斷究竟是這個人犯了錯、貪污還是其他自然條件導致工作失敗。
既然難以通過工作成效考察下屬的能力，那麼有些官職乾脆賣掉，讓買官的人自己來經營。比方說軍隊，軍官打了敗仗，上級也不知道究竟是偶然因素，還是這個軍官太草包。乾脆，把職位賣給軍官。讓軍官去打仗。這樣，軍官花了錢，自然想要賺回來，如果戰敗，被撤職，自然就賺不回來，於是買了官的軍官就會盡心竭力去打勝仗。
但是呢，很多職位不能這樣做。比方說，公爵賣了個村長的職位，買官的人總想要儘可能多地獲得收益啊，於是到村子裡橫徵暴斂，最後引發民亂，那公爵可能還要武力鎮壓。因此，把官位賣出去，並不意味著賣官者就一勞永逸了。賣官的結果，有可能讓賣官者得不償失。因此，擁有大量權力的人，可能會選擇自己信任的人來任用。這就是庇護/贊助。
庇護/贊助是一個樹狀結構。就是一個大貴族任用一批中貴族，然後中貴族再把自己手下的職銜贊助給一批小貴族。在歐洲，一個貴族的地位不單取決於他的頭銜，更取決於誰是他的贊助人。因為贊助人地位越高，他的地位就越穩固。
在那個時候，官銜和財產幾乎視為同類。官銜甚至可以用於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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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流動主要有三種途徑。
最古老的，莫過於軍功貴族。跟著貴族老大打仗，贏了戰爭，獲得了土地，運氣好能分點湯喝。後來也有，戰爭時期買個軍官的官銜，然後打仗立功，被授予貴族頭銜。
一種是給貴族做家僕，做得出色，貴族會讓其操辦一些事務（相當於庇護/贊助），逐步積累財富和人脈，漸漸進入貴族圈子。當然，家僕也不是什麼人都能做的。做家僕能出頭的，往往也是士紳子弟。比如說丘吉爾的先祖約翰·丘吉爾（第一代馬爾伯勒公爵，又稱萬寶路公爵），之所以能發跡，是因為當年在詹姆斯二世手下當家僕。而之所以能走上這麼一個「快速通道」，是因為丘吉爾家當年是保皇黨，而且也是士紳（Gentry）（這個例子可能不是非常準確，關於這個問題可以看 @seamonkey 的答案）。至於有人提到的「上大學」路徑，這個是相對較晚才出現的（最早也要到13、14世紀了），其升遷路徑和做家僕是類似的，都需要得到貴族僱傭並提攜，而且也是要看出身的。
還有一種是先攢下大筆錢財，然後成為士紳，逐步滿足貴族的入門條件，然後結交貴族，逐漸擠入貴族圈子裡。這往往包括購買莊園，退出任何盈利產業，舉辦舞會、茶會等等社交活動，換言之就是燒錢（上面提出的那本書對這種行為的合理性有深入的解釋）。有時候還要靠聯姻來推動。第二種路徑在後期實際上也要走這個過程，但是由於有大貴族的庇護/贊助，所以相對容易。
農民是沒有可能像在中國一樣一步登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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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人拿中國的制度做比。我這裡就不得不提一句。我覺得這些制度遠遠落後於中國的科舉制度。
第一點，無論是賣官制度還是庇護/贊助制度，身處高位的主政者關心的是下屬是否可靠，是不是會背叛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是否有才能。這意味整個政治結構的政治治理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第二點，無論是哪種制度，官員都只來源於貴族，而貴族是當時社會極小的一部分人。一般人難以進入貴族圈子。即便家族非常有錢，也需要花費至少兩代人的努力，要建毫無經濟收益的莊園，要不停地花錢結交各個貴族，而且作為貴族，還不能有自己的產業。沒錢的，基本就不要想了。由於基礎人群的有限，官員的才華，本身也是非常有限（這就更別提中世紀貴族近親結婚的問題了）。
相比之下，中國的科舉制度，首先考慮的是才華（雖然評判才華的準則並不完全適合當時的需要），官員可以來自於任何人群。還設有專業官僚監督、考核各地官員的施政情況。賣官鬻爵和任人唯親，在中國是被廣泛否定的官員選拔辦法。基於才華和監管的官員選拔制度，在英國要到1871年才正式確立。因此，我覺得中國的科舉制度在古代是領先於整個世界的。歐洲古代官員選拔制度的落後，是因為現實壓力不大。封建制使得每一個貴族需要管理的範圍很小、事務也不多（一個大貴族，其直接管理的範圍也往往不過就是中國的一個縣），自己手下的貴族、士紳基本都認識，監督的工作往往自己就能完成。所以通過賣官和庇護/贊助，基本能滿足其需要。一旦這些國家開始要管理更大的範圍，或者實施中央集權，過去的那一套就不夠用了。或者說，這就是「熟人政治」和「陌生人政治」的區別。這就像「熟人社會」和「陌生人社會」的區別一樣。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層面的「熟人政治」終究是要退出歷史舞台的。古代歐洲——姑且認為題主所謂的古代是歐洲文藝復興以前吧，也就是通常所謂的古羅馬與中世紀時期——確實沒有科舉，科舉制度的使用時間上中國確實是大踏步領先了的。不過一個制度是否被使用，也要關注它背後的大體制。這就不得不先對比「使用科舉制度」的古代中國時期與「沒使用科舉制度」的古代歐洲的體制。
古代中國在秦以後的體制就完全不是封建制，而是郡縣制中央集權。封建制的領主應當有任命權、稅收權和組建軍隊權，但中央集權的稅收逐級匯至中央，政府支出是中央逐級下發的，各級官員均有中央任命，且軍隊在一個單獨體系中調配，是完整的金字塔形。[說一句題外話，中國在世界歷史上有一條與眾不同的發展道路，很大程度是就是由於中國採取了中央集權。在工業革命以前的社會，人是最重要的資源，而中國可以算是歷史上佔有人口最多的中央集權大國，其他連望其項背的對手都沒有，所以一直那麼強大也是因為人這種資源的極其豐富。而工業革命以後，重要資源變成了原材料與市場，再往後是能源和資金，人反而越來越累贅，中國甩不掉人口這個包袱，資源又說不上特別豐富，想強大不是很容易了。]中國大部分朝代都沒有向外擴張的意圖，反正土地夠用，人口也夠用，統治階級最關心的是國界以內是否穩定，所以看歷史書，關係國祚十分重要的大事都是守邊，治水，平反這樣的事情，對外戰爭的目的主要是朝貢，大概也就唐和元有占土地的想法。所以，要注意，對於古代中國這種超級中央集權大國，維穩是特別特別重要的。是古代中國哦。
那麼，科舉制度使得社會底層百姓可以實現階級間向上流動，這沒錯，但應當說這是科舉制度的客觀效果，而不是目的。科舉制度是中國的統治階級設定並施行的，主觀訴求一定是為統治階級服務，所以初衷應當解釋為「使社會底層百姓相信自己可以通過官府允許的途徑在階級間向上流動，從而不採取官府不允許的途徑實現向上流動」。也就是說，是一種維穩手段。在執行良好的情況下，科舉的特點是公平，即英雄不問出處，流氓不問歲數。而科舉雖然要寒窗苦讀，畢竟不用拚命，中了秀才以後連勞役與部分稅收都免了，是個比「舉大旗」要舒適得多的選擇（造反倒是也不交稅啦……），所以大家就不再選擇造反了，而是削尖腦袋往官員行列里鑽。並且，科舉在和平年代是機會無限的，這次不行等三年，三年不行又三年，還常有恩科，走上造反之路就不一樣了，一般沒有復讀班。所以科舉對社會穩定有很好的效果。當然，也不止這一個好處，隋唐時期之所以開啟了科舉制度，主要也是因為門閥割據，官員階級被大姓盤踞，有時候都不把皇帝的親信放在眼裡，科舉是直接對皇帝負責的，就便於皇帝選拔自己人，抑制其他的國內勢力做大。
好了，古代歐洲什麼樣？古羅馬帝國瓦解之後，歐洲就再也沒有一個大一統的國家了（何況古羅馬也沒有施行嚴格的中央集權），日耳曼蠻族不懂得治國的道理，甚至他們佔領帝國的領土這件事都是誤打誤撞的，所以基本是分區佔領各自為政。他們曾經是游牧民族，不會耕種，只會搶錢而不懂錢生錢，地盤小人口少徵稅不夠花，所以就找曾經羅馬帝國的地主貴族們封邦建國，分權給他們，換回他們的忠誠與錢財。因為一開始治國之道不精，貴族們早早就確立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規矩，等到君主實力強大了也沒辦法再掠奪了，否則人家可以換個君主宣誓。那些君主不好當啊，國內的貴族有時候非暴力不合作，他要團結商人甚至農民的力量與之抗衡。國外有他國林立，覬覦著他們的地盤和人口，他又得請求本國貴族們的兵力來聯合保衛國土。這樣的一群國家，國界內穩定是最重要的嗎？不一定，有競爭力的、強力的貴族能宣誓效忠或許更加重要。
因此，如果這些古代歐洲國家施行對君主負責的科舉制度，那就是削弱了貴族的權利，把為貴族幹活的農民招募成為自己幹活的官員，首先他可能不需要那麼多官員，咱稅不多，養不起，其次貴族肯定跳腳罵街，一走了之或騎兵造反都是君主不想看見的，所以，不太有科舉的土壤。
古代歐洲當然是有自己的階級流動的方式的，除了 @冷哲 提到的做家僕與買官之外（題外話，其實古代中國買官是買一個官做，而買爵是一個比較籠統的概念，有更大比例是買一個免勞役免兵役的權利，爵位有官方定價，買爵後除了免那些役外沒有更多的統治權，是一種預先收稅的手段。詳情可查看錢穆講授的《中國經濟史》），還有很重要的手段是武功，因歐洲國家較多，戰爭的機會也較多，在戰爭中表現好一些，是很有機會向上流社會邁進的。這方面了解不多，還要看其他人的回答。《紅與黑》里不是早就說過了嗎？在世襲貴族統治下，平民唯一出人頭地的機會就是進神學院刻苦攻讀，出來再拚命鑽營，成為一個年俸十萬的大主教。但是貴族們也願意將自己沒有繼承權的幼子們送到教會去當神父，反正神父們的情婦往往比貴族還多，除了不能有合法的後代外，日子過的和貴族老爺一樣舒坦。所以其實主教們大多也都是被出身貴族的世家子弟們佔據的，但是對於平民子弟總算還是開了一道門縫。
這方面日本人還算相對比較開明，平民子弟想出人頭地，除了當和尚之外，還可以去當茶人，棋手和相撲。到了江戶末期，富商們還可以給落魄武士們一大筆錢，成為他的養子，繼承他的家名。當然波旁王朝末期，法國商人也可以花錢購買爵位成為穿袍貴族，甚至連官職也可以花錢購買，成為世職，傳給後代。孟德斯鳩為了專心研究學問就將自己家族世襲的波爾多法院院長賣給了別人。而要說平民子弟向上爬的典型那就數野心勃勃的丹東了。丹東的女房東是位富有的寡婦，一位律師暗戀她多年，但卻因二人財富懸殊而不好意思向她求婚。於是丹東向自己急於出嫁的女房東借了一筆錢，作為定金去購買律師的職位（那時律師也是可以出賣的世職），讓律師可以有膽量去跟女房東求婚。然後又以此為資本和一個富商的女兒訂婚，用老丈人給的嫁妝付清了餘款。
其實歐洲也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如英國的瓦特泰勒起義，法國的扎克雷起義，德國的閔採爾起義等。至於為什麼不像中國的農民起義這麼普遍，這也很好理解。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也很少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在中央集權國家裡，只要出了一個昏君，整個國家機器就可能癱瘓爛掉。而在封建割據時代，全國被千百個大大小小的貴族領主們所統治，即使你自個的領主兇狠殘暴，昏聵無能，搞的人人都想揭竿而起，但是隔壁的領主卻很可能愛民如子，精明能幹。所以起義很難在全國大規模擴散，而且只要有一二能幹的將領。那些從小就舞刀弄槍的貴族子弟，滅掉你們這些從小拿鋤頭把的莊稼漢，那也是分分鐘的事。用斯賓格勒的語言來形容，文官制度是文明發展到爛熟時才有的產物，既表明文明已經達到晚秋的成熟階段，末人可以透支未來，享受一時的歡愉，又預示著凜冬將至，文明距衰亡已經不遠，只等待新一波蠻族從帝國邊疆蜂擁而至，在枝葉枯朽凋零之後，以自身為營養，為新生的民族提供培植的土壤。
對於歐羅巴來說，文官制度的引進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自羅馬帝國崩潰以後，這片野蠻但又自由的土地擺脫了脖頸上的石軛，不必再像東方吏治社會的遠親生生世世享受科層制的歡愉和折磨，
在查理曼帝國和神聖羅馬帝國草創之際，文官制度曾有所萌育，但屢次被外部干涉打斷，直到百年戰爭結束到西法爭霸這一階段，絕對主義思潮狂飆突進，再一次出現於西歐。
歷史學家往往將1870年追求帝國霸業的英國視為西方文官制度之祖，使其不公正地被承擔惡名。然而樹大必先有根，在此前的三百年間近代文官制度已有其原型，一如隋唐帝國的科舉制度並非突如其來的創新，有心人按照譜系學原理尋根溯源，在秦漢時便能發現歷史的先聲。
在進步主義出現之前，文官制度只能是大一統中央集權帝國的產物，空前龐大的疆域與王座下被統治的億萬生靈，迫使統治者不得不訴諸複雜的統治技術，哪怕明知是飲鴆止渴，但長遠目光本來便不是政治人物的特長，後來人也只有少數人能總結經驗教訓，摸索出一套粗糙的文明興亡的框架，在這視野下中國人並非唯一享受短暫歡愉，卻不得不在靈魂與肉體深處承擔文官制度腐敗和低效率的民族，一如秦暉所言，印度莫卧兒帝國的曼薩卜達爾（mansabdar）體制就有33級官階，從「十人長」直至「萬人長」，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徵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羅馬基礎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國也有複雜的羅戈瑟特（logothete）文官體制。
這些社會的共同特徵便是，階級社會解體，人與人只是一團散沙，原本只是用來仲裁各階級衝突的君主/政府，力量超過所有階級的總和，高踞於所有人之上，人民享受奴役下的無差別平等，沒有諸特權與諸自由保護自己的財產權安全，更無從援引自治組織資源抵禦權力的侵蝕，階層流動迅速，卻沒有階級存在，個人可能因政治投機瞬間成為青紫公卿，也可能因君王好怒而跌落塵埃，命運根本無從把握，這種平等的代價之一便是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皇帝輪流做，今年到我家。
因此君王必須將所有人視為假想敵，發明複雜的統治術，在這裡沒有法統觀念，只有赤裸裸的暴力被人人認同與推崇，這樣的社會之所以不解體，僅因為政權壟斷了暴力，而文官制度則是他最精緻的統治術。文官制度進一步催化了社會的原子個人化，然而又起到了沒有自治組織保護自己的民眾的最後一層保護傘。一旦官吏體制的腐敗和低效率在人口壓力下達到了一個臨界點，王綱紐解，帝國崩潰，暴力就會像一千零一夜故事裡魔瓶中的魔鬼被放出來肆虐人間。
等到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丁口十不存一，秩序重新建立，活下來的人繁衍子嗣，繼續下一個馬爾薩斯循環。中國的歷史周期律是最鮮明的典型，卻不是唯一的栗子，黑格爾嘲笑中國人沒有歷史，不是說中國社會在兩千年間沒有多少變革，而是強調這樣的變革只是量上的低效率循環，沒有質的突破。
中世紀是一個階級社會，與人類各大文明早期並無多少差異，只是因為其足夠幸運，在某些人力不可複製的低概率的歷史路徑下，沒有走進這樣的歷史循環，就算日後階級社會解體，也因為工業革命而走出周期律，但當選擇文官制度後，同樣走上另一個非常危險的道路。
在階級社會裡，人與人在身份上並不平等，但是每一個階級有自己的特權與自由，每一個人在各安其位的同時，也不得侵犯其他階級的特權與自由。人君自食其邑，沒有民族國家的概念，沒有公事與私事之分，一切政務都是領主/國王的份內事，與平民沒有多少關係。除非出現傳統上不屬於任何一個階級的公共事務出現，才會聚在一起湊錢，三級會議的出現便源自於此。
這些剛從野蠻部落孕育而出的封建社會崇尚武力，貴族目不識丁，雖然粗陋野蠻，但事實上分權自治，不存在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國君軟弱無能，歲入微薄，與大貴族的區別僅因為法統的存在，每日每刻國家境內都有騎士之間的暴力衝突存在，然而這些暴力烈度低，對平民侵擾較小，像中國每一次改朝換代便天翻地覆在歐洲歷史上從沒有出現過。精緻複雜的文官制度自然沒有存在的必要，國君要處理的政務與私務無甚差別。
輝格在對基督教進行分析的時候，指出封建制不需要文官系統，以前吸引年輕人讀書的激勵消失了，接受教育既不能讓他做官，也無法幫他混進由文盲武夫組成的上層社會，於是民間教育也消失了，書籍也很少看得見了。結果，教會成了唯一繼承了閱讀書寫能力和教育傳統的地方，在整個中世紀，教會基本上壟斷了教育，非教會出身的學者只有個別極其罕見的特例，僧侶要花大量時間念誦和抄寫經文，主教神父為提供宗教服務也需要識字，另外，為了給窮人治病（施捨和治病始終是主要的傳教手段），他們還抄寫許多古代醫藥著作，為了統一復活節等宗教節日的計算方法，他們也掌握不少天文和數學知識。
在十六世紀之前，除了十二十三世紀新湧現的一批商業城市外（農奴進入城市一年零一天後，自動成為自由民，所謂「城市的空氣令人自由」），平民唯一能夠出人頭地的地方，僅有天主教會，除此外絕少存在脫離自身階級的栗子。事實上查理曼帝國與神聖羅馬帝國在王權未被摧毀之前，也非常仰仗平民主教，以抵禦貴族對王權的侵蝕。奧託大帝在對斯拉夫人的征服中，索性將新得到的土地統統分封給不能世襲繼承的主教而非貴族。
但查理曼的帝國被諾曼人、馬扎爾人、薩拉森人摧毀，神聖羅馬帝國則被教廷打落雲端。天主教會是兩大帝國中央集權衝動的天然的並且是唯一的繼承人，羅馬法的再發現也是教會法學家的功績，只是天主教會天然不適合成為世俗的統治者，得到西法爭霸引發的歐陸一系列惡性軍事競爭才復活了文官制度，從此之後，平民登上歷史舞台，法統瀕臨滅絕，「 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韓非子對戰國殘酷的軍事競爭的白描再度出現。
歐洲之所以沒有像其他民族捲入歷史周期律得歸功於大英帝國的光榮革命與工業革命，但立憲國家沾染上文官制度的病毒，並不意味就能輕鬆擺脫。民主社會相對廉潔高效的文官體制，與其他遠親一樣，都有天然的擴權衝動，「從搖籃到墳墓」包辦一切的福利國家是他的必然的最終歸宿。
在這樣的社會裡，歐洲民族正在經歷理性自殺，人們缺少生育的衝動，丁克家庭既意味著人類理性的進步，同時也在表面的光鮮蒙上不祥的陰影，如果高素質的小家庭傾向於絕育，那麼帝國邊疆如沙丁魚一般能夠生育的野蠻人必將湧入帝國中央，取代文明人的生態位。整個人類的集體墮落早已開始，而我們不過是在經歷這難以阻擋的歷史路徑。「我死後，哪管身後洪水滔天」。
全世界各文明不一定都要經歷部落野蠻-封建自由-文明啟蒙-平等專制-福利帝國-費拉順民的永劫回歸，只是我們恰好不幸在經歷這樣的進程。尼采說超人從駱駝變成獅子和嬰兒，那麼他筆下的末人必定是從駱駝退化成蟲豸，文官制度便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末人之所以成為末人的驚險一躍。
自十九世紀以降，諸如韋伯一類的思想家，從未停歇過憂慮科層制對人類的危害，但歷史路徑從來不以知識分子的意志為轉移。知識分子唯一的歷史職責不過是在事後，為自己起草死刑判決書，宣判的是我們，受刑的也同樣是我們。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真正的科舉，科舉制度也不是近代以來的文官制度。通過科舉制度上升的實際上相當於現在的政務官，而事務官--「胥吏「根本不用科舉考試的。現代文官制度的需要考試的是胥吏--事務官，政務官一般是民選或任命。
科舉制度實際上是王權空前強大的伴隨產物，歐洲中世紀是封建社會，權力分散，不存在中國這樣高度集權的制度，因此不可能也沒必要實行科舉。封建社會下一般不可能有農民一步登天發跡，但上升通道也不是完全沒有。
中世紀歐洲的政治制度叫「分封制」。君主權力很小，且「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所以一國之主不會直接管理基層，也就不存在提拔基層制衡大權貴的問題，因為他碰不到基層。
整個中世紀的歐洲更注重君臣分封關係和宗教神權、法理歸屬。而國家認同就是另一回事了。因為王室通婚，國家分分合合很正常。而國王也習慣於用分封來制衡大貴族。
總的來說，當歐洲各國中央政府沒有經濟能力和科技能力直接了解、影響基層的情況下，國王不會產生讓寒門子弟進入上層的想法。
另外，歐洲不是沒有農民起義。但農民起義本身成功率極低，我國幾千年也就成功了兩次。歐洲難以找到農民起義出身的君主很正常，時間不夠長罷了。
假如樓主穿越成了中世紀的農民，改變命運就得靠打仗了。立軍功，爭取成為騎士，這個最低等的貴族。然後左右逢緣，娶一個有背景的老婆，再祈禱岳父家族人丁枯萎，繼承一下岳父家產，然後廣交朋友，爭取成為男爵或者伯爵，然後你就可以開始正式進入仕途了。關於中國人奴性那個問題，居然關了。白寫了，放這裡吧。略跑題。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這是誰喊出來的。
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
這是哪國的名言。雖然該國對謀反懲罰極重，凌遲、誅九族。
正是中國人對上升通道如此渴望，中國才有了科舉制度，打通了寒門和貴族的通道。曾經的門閥貴族更多的在舊歷史里。不讓這幫聰明人有了上升通道，他們就要折騰，就要謀逆啊。
看看某些地區，現在的王室貴族，打母系社會就是那幫人。日本的天皇萬世一系，歐洲的王室這個國家的國王掛了，寧願從外國貴族調一個過來，也沒有從造反的農民裡面出一個。
歐洲的那些革命，還是因為草根出身的聰明人沒有進身通道。在中國，那種聰明人早科舉當官，參與到對底層的剝削了。在歐洲你再聰明，再優秀，賺了再多錢，你還是平民。即使到今天，要是皇室給授個勛，大部分人還是屁顛屁顛的。大部分授勛只是榮譽，根本拿不到終身貴族的身份。
經濟積累到一定程度，就肯定要政治權利。這就是所謂資產階級革命。沒有這個動機，大部分時候再民不聊生，底層人民等著餓死吧。歐洲歷史上沒有大饑荒嗎？擱中國，早反了。解放後還有多起農民造反自封皇帝的事兒呢。
要說奴性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事兒，我說就是扯。沒事幹就琢磨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民族奴性重？要說是個體。十幾億人口，出一些奴性重的不稀奇。見到有錢人跪舔的，見到洋大人跪舔的我們見多了。以前的黃色笑話有個段子，農婦說，老爺真是個講究人，卵子還是用錦囊包著呢。呵呵呵。前兩年跟朋友吃飯，有個老外說，孩子在中國買到烈性酒，嚇一跳。馬上有一口流利英語的妹子附和說，是啊是啊。都是奸商，有的中國人為了賺錢啥也不考慮。我說放屁，中國的小朋友買酒買煙基本上都是替老爹買，跟打醬油一樣。店老闆賣這東西，大多也是默認是給大人買的。這是文化不同而已。微信上還有個妹子，某日感慨說，中國人奴性就是重，當年在美國如何如何。我就呵呵呵拉黑了。野雞台那個玫瑰，說紐約人過馬路也闖紅燈，然後說人家闖紅燈是看路上確實沒有車所以闖的，跟中國式闖紅燈是不一樣的。總之是高我們一等。呵呵呵。我只想說，這些人不能代表總體啊。不想要那麼長的答案啊！！！！
他們考試不寫作文，他們直接考打仗。。。
每隔幾年就會有一批學員畢業，然後直接在戰場上考試。
簡單粗暴，效果明顯，具體內容如下：
考生姓名：十 字 軍
考試科目：東 征
一號考場：耶路撒冷
就這樣。。。
中世紀農民要想進上流社會，主要是走宗教路線。和貴族政府相比，教會可謂唯才是舉了。
出身卑賤的教皇都不少，當然你別用道德框來套，別以為教會的晉陞是靠道德高尚，出身微賤又爬的很高的教士，上升歷史裡黑幕很多，但可以肯定都是有能力的。
自從隋唐發明了科舉制度，中國的教育就發生了質的變化，由士族的家族私學為主轉變為皇族設立的官學為主。教育變成了統治階級完成其政治目的的工具。
在隋唐以前，士族教育之目的主要是為了振興家族，教授的多是經學兵法武藝等等經世致用之學。那個時代是讀書人的黃金時代，蘇張一怒而諸侯懼，司馬家族更以經學世族之地位主宰天下。
而隋唐以後，皇族通過科舉制度對抗世襲的世族豪強。教育的核心內容也因而發生了質的變化。科舉剛發明那會還考核很多實用性科目，運行一段時間後發現只要是實用性的科目，父母就可以將經驗傳授給子女，擁有上一代傳授經驗的士族子弟比平民子弟具有壓倒性優勢，士族世襲權力的問題仍然沒有有效解決，經學家族對皇權的威脅仍然存在。既然凡是實用性科目必然有遺傳性世襲性，科舉實用性科目自然不斷被削減，到明清最終定型演變成了八股文，成為一種純粹的智力考核。
注意到一旦考核內容涉及到實用技術，就必然有經驗的遺傳。考試就必然演化的十分不公平。這對平民子弟極度不利，社會流動性因此而堵塞，世襲技術官僚家族會再次形成，這與皇族目的背道而馳。因為這個原因，科舉的考核必然務虛化，必然與實務脫節。讀書人終身學習的都些類似奧數單純考智力的東東。因為讀書人學習的主流是務虛的東西，對科學發展十分不利，所以中國沒有衍生出科學體系。這是近千年來中國科技落後的根本原因。
產生科舉制度的土壤是郡縣制，只有郡縣制足夠成熟，中央掌握絕大部分地方官員的任免權力基礎上才可能產生科舉制。歐洲就從來沒有真正集權過，一直以封建製為主，當然也就不具備科舉制的土壤。教育以家傳經濟實用之學為主，也因此才能創建出現代科學體系。顯然，西方的階級流動性一直比我國要差，才會鬧無產階級革命。
對於科舉結束後產生的高考，實際上是一種制度上的折中。高中之前不教授和考核實用性知識，單純考核智力水平，以儘可能減少父輩教育水平造成的不公正影響。為滿足社會需求和科技發展的需要，進入大學之後，則教授考核實用性知識為主。中國現行高考制度實際是以科舉制度基礎上又一次巨大的改進。它兼顧了社會階層流動和科技發展的需要，現行高考的制度設計充滿前代高人的智慧。
在回答問題之前要討論清楚，所謂「古代歐洲」具體指的是什麼時期？中世紀還是文藝復興？既然題主也沒有說清楚，我就假定為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一直到文藝復興時期為止吧。
第一個問題：歐洲人也不得不承認科舉屬於我國首創，這在那個年代屬於難得的制度創新。而文藝復興之前的歐洲，是無數小城邦和鬆散王國組成的雜亂地域，所以根本不可能也不需要古代中國的那種大規模的、統一的考試製度，因為政權都是鬆散的。
第二個問題：文藝復興以前的歐洲可以理解為許許多多的鄉下小地方拼湊而成，你說在鄉下小地方怎麼出頭？除了好好乾活，無非就是巴結巴結領主和領主的手下，或者就是投身神職了。而且，古代中國與其說是封建社會不如說是官僚社會，是官本位的主導思想。相比之下，那時候的歐洲是真正的封建，各階級的嚴密性比中國強得多。
一個農民躋身上流社會，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的一段黑暗時期了很常見，畢竟兵荒馬亂的，許多國王都是蠻族出身。不過等到封建制度完善之後，底層屌絲躋身上層，基本上就不大可能了，還是那句話，除非投身神職。
另外，歐洲的商人地位比中國的要高得多，所以做生意也是一條路。但是古代歐洲的生意人也沒那麼簡單。各個政權都會發行自己的貨幣，你如果不能對幾十種貨幣的行情時時了熟於心那遲早賠本。而且國境關卡稅收變換頻繁，有時候遇到局部戰爭而你的情報又落後，那就往往一車貨物都賠出去了。所以古歐洲的商人都需要師傅，從學徒干起，做很久才能出師。他們行商的線路都是一定的，沒幾個人敢貿然改變線路。
更重要的是，西歐的君主不是有力量就能坐上去的。羅馬帝國的影響力持續千年，沒看到哪怕到了近代還有個龐大的神聖羅馬帝國么？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歷代的統治者想坐上皇帝的寶座，必須要扯起「羅馬」這面大旗，至少要證明（瞎編也行但你得編得出來啊）是「羅馬」的繼任者，否則教廷不會為你加冕，你的皇位就沒有合法性。所以，不可能有造反者坐上至高無上的寶座——因為主的目光在注視著你。
1、古代歐洲都是分裂的，而且不只是分裂成一個個小國，還分裂成了很多的領主地。所以對於農民來說，他們要有意見就是對自己的領主有意見（反叛領主、殺害領主的事情還是蠻多的）。但因為這種分封關係，歐洲的農民很少會串聯起來建立政權。中國會串聯起來，很大原因是中國建立了大一統的國家體系和集權的政治制度，因此要反就反皇帝，不然也沒辦法，而不會像歐洲那樣看自己的伯爵不順眼乾掉他然後跑路就好。
2、也因為歐洲的這種情況，使得歐洲的貴族更加註重血統的地位，並且反對階級流動。歐洲的君主實際上只是名義上許多領主的頭頭，他們管不到下面，自然也不可能開科舉這種大一統國家才能開設的制度。但在一些小的領主地，根據才能選拔人才的模式還是有一些的。
3、科舉制度被歐洲人稱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在很多紀錄片里的科舉作為一項發明，地位甚至高於造紙術、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
4、反過來想，也正是因為隋朝建立了大一統且打擊了門閥，才能順利推行科舉制度。在兩晉時期，門閥橫行，根本沒有推行科舉的土壤，因為寒門做官在當時的貴族看來是不可想像的。不管科舉制度被多麼攻擊和非議，但它對中國的偉大意義永遠不會被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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