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兩年前的「香港正在淪為二線城市」的論調？

11-16

最近媒體大肆報道。

應該說，香港錯失了多少機會。
1，「八萬五」政策，董建華當初力推的政策，目的是每年增加「八萬五千套住房」爭取10年內能夠讓香港7成人士擁有住房，在魔都，帝都如果搞這個政策，絕壁一大群死大，底層支持。在香港則是中產上街反對。最後因為壓力而取消，現在香港人又說樓價貴，當初呢？如果這個政策推廣成功，則能夠促進香港經濟良性發展，減少泡沫，也降低年輕人的生活，創業成本。可惜我現在看到香港很多人還是對這個政策極度反感。

2，「數碼港」，這個政策也是董建華提出來的，當時全世界互聯網都是在創業初期，谷歌還是小公司，FB，推特也還沒有影子。國內互聯網企業如163，新浪也在艱苦創業。而當時的香港政府就提出了數碼港鼓勵互聯網產業。那時候是98年，香港在軟體（可以吸引全世界和國內人才），硬體（比當時國內更優越的寬頻環境），資金（非常完善的資金渠道），都比國內強。為了配合這個政策，李嘉誠之子李澤楷還購入了騰訊20%的股份（小馬哥現在股份還不到10%），第二年就賣了。如果不是那麼短視的話，憑著騰訊這個平台，香港和李澤楷將會在國內互聯網上擁有最高的話語權，而李澤楷則可以穩居華人首富。但是這個項目最後在李家的短時之下股份被出售，數碼港也搞成了房地產開發項目

3，「矽港」，這個政策還是董建華提出來的，從台灣台積電出來的張汝京想在香港搞半導體晶元製造廠，雙方一拍即合。但是香港人又堅決反對，說是來炒樓，炒地皮。張汝京說，那麼我不買地，租地方總可以了把。香港人還是反對。最後上海跑出來對張汝京說，要不你來上海辦吧。最後張汝京去了上海，辦了一個企業「中芯國際」

4，「中藥港」，董建華提出，就是利用香港的嚴格規範質檢體系，採購藥材在香港研發，深加工，推廣中醫。但是後來還是無疾而終。現在大陸遊客去香港買外國葯。。

5，此外還有」紅酒交易中心「（建立離岸紅酒貿易，最近數據是中國紅酒銷量逐年增長）」生物谷「（生物技術）」鮮花交易中心「（花卉交易）

可以說97年至05年對於香港來說是非常多機遇的一段時間，大陸剛剛入世，香港則還擁有最好的國際環境。上面的住房政策，經濟政策，如果香港人民能夠有決心，不短視，不追求眼前的利益。積極轉型。何至於今日只能靠賣奶粉，搞服務業，金融業，物流業呢？韓國就是在那段時間轉型成功的。如果香港能抓住上面幾個機遇，亞太互聯網中心、半導體中心，生物製藥中心都可以讓香港現在財富分配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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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我們不舉韓國的例子，就舉香港旁邊的深圳吧。曾經的深圳就是香港的小弟，在97金融危機之後深圳也曾經面臨困境，港資轉移，製造業內遷，當時有一篇文章很出名《深圳，你被誰拋棄》。就是指出深圳的面臨的困境。但是可以說深圳人咬著牙堅持下來，華強北的山寨機老闆，科技園裡的程序員，坂田努力的華為人，水貝的珠寶商人，他們在面臨轉型的時候能夠堅持，能夠努力把握形勢。最終締造了深圳重新崛起的機遇，現在深圳有優秀的通信企業華為、中興，有互聯網企業騰訊，製造業的康佳、創維，生物技術的華大，物流業的順豐，能做電動車的比亞迪，製造業有富士康，中集，金融有招商、平安，地產有萬科等等。這些企業你只要仔細看看歷史，發展都是在97~05年這段時間，可以說這是最大的機遇。可是香港卻因為很多原因，錯過了這個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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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補充，香港人很討厭董建華，實際上董建華可以說是不錯的選擇，本身屬於大財閥大富豪，不必屈從財閥壓力或者金錢壓力。第二，董建華家族是香港少數幾個地產商色彩較少的大富豪，主業是全球海運，而不是房地產。董建華下台之後，曾蔭權上台，這人和富豪關係密切，香港房價突飛猛進。加大了香港年輕人的創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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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補充，有些人說香港地小搞不起這些產業。再舉深圳的例子吧，深圳的比亞迪以前就是個電池廠，後來業務擴展到一些手機零配件。03年說做汽車，結果被汽車業內嘲笑不務正業，瞎搞。現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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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補充，有些朋友認為這是民主的局限性，實際上這個本人不是很認同。香港擁有充分的自由體制，媒體和市民都能充分發表意見，但是行政首腦卻是非民選。這樣既不能像專制體制那樣強硬推行政策。又不能像民主體制那樣以代表大多數利益群體以民選領導人的身份來推進決策。這樣變得體制異常畸形。再加上香港畢竟只是一個城市，這樣少數人的聲音往往被放大，而媒體也容易被操縱炒作。八萬五住房計劃的時候我看香港的媒體，全都是在嘲諷，攻擊董建華，指責他導致房價下跌。
實際上三任香港首腦都不能真正說得上代表大多數。
1，董建華，代表了大財閥利益，但是能考慮底層，但是和公務員團隊關係很差。很多政策沒能推廣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後來的一些政策背離了大財閥的利益，被大財閥拋棄，被胡總點名批評。最後被迫辭職。
2，曾蔭權，同樣代表大財閥利益，和公務員團隊關係密切。可以說任內最大功績就是讓香港房價崛起。
3，梁振英，代表中產，（代表大財閥的唐英年被選舉時候出現意外，導致被最高層拋棄）。這樣導致梁振英成為最弱勢的一屆，即不能和大財閥一路（曾經有財閥揚言梁振英當選就離開香港）。又不是真正最高層一開始意向的人選。和公務員團隊又不密切。所以梁的做法很簡單，討好民粹。如奶粉限購，限制雙非，打擊水客，限制自由行等等。這些政策實際上不符合大多數香港人的利益，但是能夠迎合喊的最大聲的那部分人的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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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補充，什麼叫做敢於決策，上海90年代初才真正意義上搞改革開放，當時的一個口號就是要成為世界級航運港口，但是香港媒體沒少笑話這個，因為那時候香港是遠東第一大港口，上海還是剛剛準備起步，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上海的海床淺，不適合搞深水港口，地質環境不如香港。上海怎麼做的？直接向中央把浙江的洋山島弄下來，修了一條大橋，然後把整個洋山島填成了洋山港（可以去谷歌衛星上看看這個工程有多誇張）。現在上海在港口方面已經不亞於香港了。而香港現在還為該不該修多一條機場跑道在扯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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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補充，有些人認為香港是民主的失敗。其實這是錯的，實際上三任特區行政長官都不是民選首腦，實際上如果是真正民選首腦的話決策的時候可能會更強硬，更果斷些，因為他代表民意。舉個民主社會的例子吧，德國現在在歐盟經濟一枝獨秀，可以說是歐盟的經濟發動機，在歐盟現在的情況下依然有很出色的表現。再看看其他的希臘，西班牙等。德國今天實際上很大程度是前總理施羅德的貢獻，他2003年的任內實行了幾項改革。其中最關鍵一點就是社會福利保障改革，核心就是削減社會福利。其實這種福利體制不利於經濟和就業，很多領導人都明白，但是這東西一動，等於斷送了自己政治前程，歐洲幾個大國家領導人只有施羅德才真正敢下決心動手，代價就是施羅德選舉失敗，讓位給默克爾。到了今天回過來看，試行高福利的歐洲國家面臨經濟問題，敢於削減福利，進行勞動制度，鼓勵創新的德國則活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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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補充，實際上香港的政治體制非常畸形。
1，行政長官並非民選，而是小圈子選舉，甚至這個小圈子的大多數意見都不一定能有用（如果有用就是唐英年做第三任行政長官）。
2，行政長官沒有政黨資源，香港立法會本身已經是畸形產物，但是作為行政長官，實際上並不屬於立法會的任何一個政黨。連所謂親政府的民建聯也不是真正梁振英的團隊，與其說聽梁振英的還不如說聽中央的。而其他國家、地區的行政長官往往擁有政黨資源，屬於政黨裡面的一號人物。
3，香港不是美國那種獵官制，行政長官對於公務員的人事安排影響力很弱。【承襲英國的體制，關於英國政客和公務員關係推薦神劇《是大臣》
這種畸形的體製造成的結果，是一，行政長官不代表大多數，甚至可能連代表誰都不知道。第二，沒有政黨資源，一些基層組織活動，媒體輿論引導，溝通各個利益階層，政策的推廣和協商都需要政黨資源，需要政黨的基層動員，組織活動。（安德伍德：怪我咯）。第三，公務員團隊也不一定能夠買賬。
簡單就說，香港的行政長官，你說他專制獨裁，但是他屬於弱勢群體，什麼資源都沒有。你說他民主象徵，那問他代表香港哪一個階層，估計他自己都說不出。你叫行政長官要怎樣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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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次補充，香港為什麼沒辦法能進行有效經濟轉型和改革。在這個問題上曾經和以前香港的同事溝通過。大致有這幾點
1，執政的行政長官非常弱勢。既沒有辦法對抗財閥階層的權貴（香港最頂層的幾個大富豪從鄧小平時代就可以直接和中央最高層對話，香港行政長官（除了董）在他們眼裡根本不算什麼），又不能真正控制公務員團隊，立法會裡面的建制派隨時也可以把自己給賣了。根本沒有辦法進行施政。你去看看曾和梁你會發現他們根本沒有什麼經濟政策上的施政。
2，財閥門沒有變革的意欲。你看日韓台財閥很多都是以銀行為核心，然後衍生至製造業，形成規模產業鏈。但是香港財閥大部分都是大地產商，無論是在香港還是在大陸投資都是以房地產為主。因此沒有什麼變革意願，因為大陸市場很大，香港財閥在大陸進行資本輸出而獲利很容易。（你看過港企在大陸搞房地產，沒看過美企，日企在大陸搞房地產吧，李嘉誠囤地皮能囤個十年八年翻幾十倍，你看國內開發商哪個敢這樣囤？）。
3，社會上並沒有占形成大多數的中產。刨去香港數目龐大的富豪，你會發現香港的數字並不光鮮，基尼係數非常高（國內是城鄉二元化，但是香港已經是完全城市化了），紙面上看香港人的收入很高，但實際上這個很高是對比大陸人的收入的結論，並不代表他們就是中產階層。真正香港能夠躋身為中產階層的基本都是專業人士，如金融從業者，法律從業者，醫療從業者，高級的建築師，高級公務員，高級的教師等。這種群體在香港屬於少數的精英。你仔細發現香港這種除了公務員之外都屬於於一個人都能過的很好的技術行業，並不需要依賴一個大中型企業，完全可以單打獨鬥（香港醫生可以個人執業）。這種情況下中產人數少，而且在香港這樣的社會體制下依然獲得不錯，所以也同樣沒有變革意願。
4，政黨大量不理性的鬥爭內耗。香港立法會裡大體上分成建制派和泛民兩派。但是實際上派中有派，就算同屬於建制或者泛民，但不代表立場就一支，自己人搞自己人的例子不少，這種前提下就更不用說派系對抗了，政府提出的政策，泛民一些激進派系就不管是對是錯堅決反對，人數不夠就搞拉布扯皮。再如泛民裡面內鬥，激進的派系搞了社民聯，後來社民聯里更激進的又搞出了人民力量。香港又是小選區制，僧多粥少，甚至出現過泛民內鬥，結果建制派撿便宜的事情。這種不理性的內耗，訴求又不統一，又不存在單一獨大的政黨。導致的結果就是任何一個決議都會有人反對，反對不了就拉布扯皮。嚴重消耗政府決策資源。【補充個例子，香港民主派里的司徒華，（詳細維基，我曾經過兩次面，我很敬重他）香港人稱呼他為華叔，他後來覺得這種政治生態太不良性了，嘗試推動和中央溝通，雙方協商走出一條路子，但是突然確診了癌症，臨死前一直都嘗試走雙方共識的路子，這樣的人在死前住在病院的時候，同時泛民派系的激進派，組織了一大群小屁孩在華叔住院的病院門口大肆辱罵華叔老人痴呆，活該癌症上腦，這人一生為香港和中國的民主運動貢獻良多，可見香港政治生態的畸形，這人死後，香港泛民已經沒有一個能夠有足夠威望整合派系並且能和中央溝通的人了】
5，底層階級固化嚴重。香港的底層可以說是真底層，說句實在話除了中六合彩之外，基本上沒有任何翻身的可能。國內你看外面的乞丐，分分鐘鍾比你還有錢，但是香港那些收紙箱的老伯老太是真的可能就是買紙箱的錢就是今天飯錢了（有人說沒看過香港老太賣紙箱，我可以說我看過很多次，我以前還送給一大板紙箱給老太，地址就在新界粉嶺樂業路豐樂工貿中心樓下，還有香港的退休金【香港說法是強積金】2000年才開始弄【還是董生】，老頭老太沒退休金很正常，不是年輕不努力）。PS：強積金我同事覺得很坑，說是政府強迫屁民買股票。
一，知識壟斷，香港只要少部分人才能享受高等教育，大多數人能讀到中六（國內的高三）算不錯了。香港的大學錄取率非常低，能上大學享受高等教育，要麼是家裡非常有錢讓子女出國留學。要麼是一般中產出錢能讓孩子去讀私立學校或者去上補習社（香港補習社是高大上的行業，估計以後國內也會這樣）。
二，資本壟斷，高昂的房價洗劫個人財富，在香港無論是買房還是租房都是一個巨大的支出，這讓底層能夠有富餘的資金進行創業和投資的可能性基本為零，大陸很多人嘴裡說沒房，但是父母至少有一套房，大城市沒有老家也有一套。香港人說的沒房是真沒房，三代人租房住過幾十年的例子很常見。
三，政治壟斷，選票基本沒有辦法對抗利益階層，這個不細說，你們懂的。。
四，法制壟斷，封堵了灰色道路。香港是英美法系，遵循的是判例原則，司法裁量是參照案例扯皮。國內是大陸法系，在國內就算不是法律人士，但是如果涉及一些法律糾紛，你只要肯花少許時間，百度一下相關法律條文，基本上能明白個大致，法官判決也是基於這些條文下判決。香港這種則完全不可能，遵循的英國，美國數以萬記的各種案例，不要說一般人了，新手律師都容易抓瞎，我曾在香港看人打官司，雙方律師上台都都是帶著一大疊案例資料，打官司途中律師還要不時翻書，翻案例。這種意味著這司法成本昂貴。你很難知道自己在面臨一些事情的時候是合法還是不合法。一般人也不敢觸犯法律，哪怕再輕微的，因為隨時法官扯各種案例幫你加大罪行。最簡單一點，國內底層再搓，去混個擺地攤，只要不遇上城管，也能掙不少錢。香港你去做無牌小販試試看。。
所以為什麼香港底層的民粹那麼嚴重，混黑社會的那麼多。因為怨氣真心大，還有就是混黑社會算是底層逆襲不錯的道路。。。
【答主是深圳人，但是多年在香港經商，在香港開設物流公司，所以對香港的一些情形有自己旁觀者的立場，答案陸續補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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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次補充，香港幾所大學個人覺得排名實際上有些虛高，水分不少。有幾年排名比出了幾個諾貝爾獎得主的東大還高，連我認識的香港人都覺得不可能。另外前面也說了香港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不高。。這是真的，，可以去搜一搜香港的一些招聘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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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次補充，個人推薦大家如果去香港的話，去一個地方，中環的「威靈頓街」。比什麼旺角之類強多了。而且這一帶大概是這個地球上米其林美食店密度最高的一條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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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次補充，想看香港底層的環境可以去看《窮富翁大作戰》，非常不錯。我期待國內也能拍一些這些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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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次補充，可以看見很多香港的朋友提出各種質疑董政策方案可行性，這個可以理解。但是我個人觀點，很多時候應該用於嘗試。另外推薦一個與個人觀點接近的文章，因為在牆外，所以很不要臉的轉載了，是一個老文章。

那一個曾蔭權﹐之前在答問大會上﹐在現在樓市已出現炒風﹑不少人連自置物業也有困難之際﹐提到政府資助市民置業﹐還要諮詢五個月...

看著這個只懂耍政治滑頭的曾蔭權﹐我忽然間想起了八萬五﹐又忽然間想起了董建華。

八萬五﹐一個曾經用來嘲諷董建華的政策﹐現在終於看到它的實際功效了。

當時董建華推出八萬五﹐正是樓市炒風過熱之時﹐他期望透過增加樓市供應量﹐令樓價軟著陸。

然而﹐一場亞洲金融風暴的到來﹐打亂了八萬五政策的陣腳。

董建華為了挽救樓市﹐便宣佈八萬五政策「不存在」了。

不能否認﹐董建華宣佈八萬五「不存在」時﹐是一場政治公關災難。然而﹐八萬五政策的「不存在」﹐實在是逼於無奈。

因為這一場亞洲金融風暴﹐殺傷力不在於當時索羅斯衝擊港元﹐而是這場風暴令香港泡沫經濟爆破。

事實上﹐香港自八十年代工業北移開始﹐實體經濟已出現挖空化現象﹐只靠金融業﹑轉口物流這類「買辦服務」﹐以及旅遊服務業支撐著。

香港到了後過渡期﹐經濟更加迷失了方向﹐大家醉心在樓市﹑股市炒賣﹐炒賣獲利者帶動著內需消費﹐從而產生經濟滴溜效應。

直到亞洲金融風暴來襲﹐人們經濟信心被打亂﹐炒賣造成的樓市﹑股市泡沫失去了承托力﹐開始爆破﹐從此香港進入經濟低迷。

然而﹐即使當時樓市泡沫爆破﹐樓價急跌﹐對一般打工仔來說﹐當時的樓價其實也不低。

問題是樓市泡沫爆破帶來了負資產和通縮﹐通縮帶來了減薪和裁員潮﹐不少已經上樓的中產﹐在減薪或失業下無法定期償還按揭﹐走上了破產或自殺的路。

中產無力償還按揭而破產﹐又增加了銀行的呆壞帳﹐打擊香港的銀行業。

由香港兩大經濟支柱﹕銀行金融業和房地產業﹐都因為經濟泡沫爆破大受打擊﹐而香港的實體經濟還沒有其他出路的時候...

不挽救樓市﹐香港經濟有可能徹底崩潰。

因此﹐董建華為了穩定樓價﹐取消了八萬五後﹐後來還停建了居屋﹐甚至停止過賣地。

可是﹐如果當時沒有亞洲金融風暴﹐又或者香港能夠挨過那一陣痛﹐泡沫爆破後尋找到新的出路﹐堅持著八萬五政策的話﹐回歸十多年後的今天﹐應該已興建了過百萬個單位。

當初董建華希望全港七成市民能夠置葉的目標﹐未必是空話。

更重要的是﹐當時董建華除了八萬五外﹐亦嘗試提出過香港未來的經濟出路。

當時﹐他就提出發展高新科技﹑科研﹑第四產業和中醫藥研發的發展方向…數碼港﹑中藥港這類名詞﹐相信大家也不會陌生。

雖然不少人曾經批評董建華提出的數碼港﹑中藥港計劃﹐是「假大空」的構想。然而﹐這些構想本來可以不是「假大空」的﹐只是香港政府願不願意直接插手干預經濟的說。

君不見南韓十多二十年前﹐汽車工業﹑家電工業﹑高新科技業乃至電影業﹐都遠遠落後於日本嘛﹖人家是怎樣發展到今天的成就呢﹖

靠的就是政府直接注資﹐建立國營及公私聯營的企業去進行開發﹐等待這些產業發展日漸成熟之時﹐才國退民進。

因為尋找經濟新出路是燒銀紙的玩意﹐燒銀紙很多年才開始轉虧為盈﹐所以由國企或聯營模式開發﹐才有機會成功。

現在大陸的輕﹑重工業發展﹐也模仿著南韓模式經營著…而事實上﹐大陸在IT和高新科技領域上的發展水平﹐突飛猛進。

香港呢﹖董建華有長遠的經濟構想﹐但香港人又迷信經濟自由主義﹐政府又堅持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自己綁手綁腳。

如果香港走南韓模式的話﹐不是有一幫信奉佛利民的龜孫子破口大罵﹐就會有一堆政客在鑽空子﹐說政府官商勾結…

事實上﹐在泡沫經濟重臨香江的今天﹐我們更見到董建華當年的遠見。

董建華的經濟構想﹐如果能依照南韓模式去開發的話﹐經過回歸十年的打造﹐現在成績已經出來...

正是因為這些構想變成了「假大空」﹐現在香港的高新科技已落後於大陸﹐珠三角在製造業開始向內陸省份遷移之際﹐已在搞經濟轉型﹐同時發展第三產業和第四產業。

大家不妨看看騰訊的股價作價多少﹖每年除稅後純利還有多少﹖大陸製的手機﹑電腦的技術含量...有哪一點現在的香港比特來﹖

雖然在高新科技和IT產業上交了白卷﹐但中醫藥成藥研發方面﹐我們也開始看到一些成果來。證明瞭﹐其實董建華的經濟構想﹐本來就不是假大空。

董建華﹐他只是政治公關上的一個白痴﹐但他絕對不是一個老懵董。

我至今依然認為﹐董建華是一個好特首。

可是﹐在這個所謂的資訊年代﹐控制著媒體話語權的人﹐主導著社會的輿論。

一個政治公關白痴的人﹐就會被人認為他是一個無能用者。

樓市為何炒風再現﹖八萬五為何最終會不存在﹖居屋為何會停建﹖「假大空」為何始終是「假大空」﹖香港經濟為何除了炒賣繼續迷失﹖地位逐漸被邊緣化﹖

為何一個有政治遠見的領袖會被一群傻蛋趕了下臺﹐換來了一個世界仔﹖

是我的老朋Saito說的「香港地運已盡」﹖是港英政府回歸前建新會展﹐設了靈龜入海之局﹖

都不是

一切﹐都只不過是香港人作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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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次補充。必須推薦中環一代威靈頓街啊。去香港旅遊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不要老去旺角吃小吃和購物了，旺角吃這塊在香港根本就是一般水平，店家更是坑爹。強烈推薦路線是

去了星光大道和海港城之後，從中間的碼頭坐天星小輪到中環（幾元港幣就可以坐船看維港）

到了中環出來走一下是IFC，要買蘋果的可以順路，IFC地下有添好運分店（這個分店沒有進入米其林，但是沒時間去總店嘗試的可以試一下）樓上有正斗粥面專家也是米其林推薦店。從IFC最右邊的門出去有一個上山天橋，沿著隧道走一點就到了威靈頓街了，下天橋路邊有蛇王芬，米其林推薦店，叉燒飯非常贊。然後轉入為威靈頓街，粘仔記的雲吞可以試試。蓮香樓和鏞記聞名中外，王府的北京菜不錯，還有個越南菜和一個日本拉麵也是米其林推薦店（名字忘記了）。整個中環有21家米其林店，其中三家米其林三星。中環大概也是這個世界上米其林和米其林三星最密集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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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次補充。關於政改其實結局並不意外，唯獨一個建制派退場的插曲增加了不少談資。其實作為一個對香港過客來說，個人覺得其實泛民實際上應該講究策略，用支持政改方案，換取廢除功能組別，議員全部按照選區直選。這樣就可以誕生一個讓中央滿意，又有一定民意基礎的特首（如果公民提名投票選出讓中央不滿意的特首，只會導致雙輸），而泛民可以利用立法會的優勢監督政府，維護民主。中央有台階下，泛民可以取得立法會優勢，香港可以走出了民主選舉的第一步，給國內做個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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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次補充。一個近距離觀察香港青年樣本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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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次補充。有香港人回復說認為香港大學升學率低是好事，社會並不需要太多大學生。其實這個觀點可對，也可不對。

那是因為香港升學率低，除學霸以外的人就是你所說的靠補習班提升競爭力。我覺得你說的也沒有錯。
我個人覺得這沒什麼不好，反而近年所增加的大學學位才是不必要。香港本來就對大學畢業生沒那麼大的需求，學位增加後跑出一堆人來說大學畢業了也找不到工作，罵社會罵政府。其實真正原因就是競爭力較低的那一群人的學位本來對香港來說就是不必要的。

為什麼說對，確實香港支柱產業是金融業，物流業，旅遊業，房地產業，文化產業。除了金融業外，其他從業人員並不需要太高學歷。除了這幾個支柱產業之外，香港其他產業都很薄弱，對於大學生的需求並不多。而且香港一般的工作，並不需要太高學歷要求，就可以月薪一萬多港幣起。不能買房上樓，但是過過日子，等公屋輪候還是可以。所以才會有認為香港並不需要太多大學生的說法。某種意義上也是為數不少的香港人的想法。

至於為什麼錯呢？這實際上是我個人的想法。我覺得一個人要跨越階級壁壘，最低門檻的做法，就是上大學。大學可以讓一個人視野變光，可以建立起一個人的知識儲備，建立一些學習和分析諮詢的思維。具體到了香港這個城市。如果擁有大學學位至少給予了一個可以脫離階級，跳出鳥籠的機會。

為什麼這麼說呢，香港很多所謂的高薪，例如月入一萬六的洗碗工之類的，是建立在香港這個環境這裡。這些洗碗工只能在香港拿到一萬六，跨過深圳河，洗碗工能拿個3000算不錯了。也就是說這個洗碗工並不是他具有很高的競爭力，而是只是因為他在香港這個地方。離開香港，可能不要說一萬六，一千六都不一定能保障。但是再看看一個在深圳拿一萬六的人，他可能是騰訊的程序員，華為的工程師，招商的金融從業人員。這些人哪怕離開深圳，去北京，去香港，甚至去美國繼續從事他們的工作，他們的收入都不會降低，哪怕是去二三線城市，只要從事回其原來主業，收入未必比在深圳高，但是在當地都會屬於高薪職業。

這一萬六的洗碗工和一萬六的碼農，有個根本區別就在於擁有大學學歷這一點，後者會因為這個獲取了具有在人力資源市場上競爭的資本，取的了能夠為自己謀生和面對競爭的技能，可以面對更廣闊的世界。而前者只能局限在香港的這個城市，因為他沒辦法離開。

香港人不需要讀大學可以生存是對的，香港不用太多大學生也是對的。但是香港讀了大學能夠讓你可以面對更廣闊的世界，讓你擁有擺脫香港這個畸形的鳥籠的機會。
一個香港貨車司機的兒子，中五，中六畢業後考不上大學很可能就子承父業去開貨車，階級繼續固化。而另一個香港貨車司機的兒子如果考上大學，那麼他機遇和機會就會比前者更多，世界更廣了。

PS：某些人喜歡抖香港人均收入高的數字~不過我想問問這些數字包含香港的菲佣，南亞裔工人的收入么？如果北京，上海統計收入不算非本市戶籍人口，估計會被噴成翔吧。。

首先頂一個陳振宇關於素質的說法。

香港的問題可以和澳門一塊來看。

先扯澳門，澳門現在每年給居民發錢，大家表示很羨慕，但是澳門發錢的原因是啥，花錢買和諧。澳門經濟體，賭場的分量很重，之前做賭場，賭場就是賭場，賭場裡面的各種服務不是那麼全，賭客玩耍完畢，該到外面玩耍的，外面的店面，還是很有油水賺錢的。也就是說，澳門中下層民眾，可以從澳門上層賭場經濟發展中獲益。澳門的賭場也可以僱傭很多無教育背景的勞動力做荷官之類。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賭場啥都有，一個賭客，從進澳門被賭場巴士拉走到離開澳門，整個過程可以全部在賭場環境下進行。賭場經濟開始蠶食中下層的經濟空間。中下層，獲得收益明顯趕不上賭場經濟體，越來越多的民眾直接進去賭場工作，賭場工作要求年輕，做荷官，手得快，大了就做不了了，年紀一大就幹不了了。再出來干別的沒教育背景之前收入又高。也不像干太苦的活

大家有意見，澳門人也不是那麼多，花錢唄。

香港的故事，也與這有相似之處，自由行來了不少大陸課，與之相適應的是各種綜合體蓬勃發展。一個內地遊客，到在香港，也可能全程都在城市綜合體內玩耍，更牛逼的是，城市綜合體內的各種商店，都是大地產商旗下的品牌。租金提高，帶動周邊租金提高，普通商販活動空間越來越小，房價提高，整個社會中產階級的幸福感不斷被削弱。

一個M型社會結構形成。在這種社會結構下，不出問題，基本不可能。這時候出現的問題都不是什麼道德啊，素質啊，那都扯淡，都是表相。原因都是這種社會結構。對香港，就是那種表態的大地產商壟斷一切的社會結構。9
香港民眾為啥鬧騰，更應該反地產商啊。

鬧騰和反地產商其實一個味，地產商的發展被認為與內地的支持有關，統戰統了高層，中下層沒統好。

繼續更新，

說中下層，說個我身邊的事吧，我的一個老師，香港人，高級知識分子，在內地任教，到現在還和父母住一套房。為什哦，房價真心貴啊，我老師收入不低，但買房，還是很有壓力的，很有壓力的。香港現在買房300呎的怎麼也得四百萬了吧，也就三十多平的房子啊。明白這個居住壓力多大了吧。

房子意味這什麼，教育，別覺的香港教育有多好，劃區的，從小學幼兒園入學就開始考試，不光考學生還要考家長，看家長的身份什麼的。

說著些，考慮到，飛速上漲的房價，不斷擴大的經濟體，然後在，考慮到，平時狹窄的居住環境對心理的影響。呵呵呵呵～～

沒有人鬧騰才怪，有人鬧騰太正常了。

為什麼政府不能進行大力度改革？

一個字，難，也沒動力，政府高層不說，政府中基層絕對沒動力。

不要說香港的公務員怎麼廉潔，香港公務員的成本有多高？不說很高層，就單說基層的公務員做到退休退休金是多少，那筆數字是非常非常可觀的，平時的薪水在香港社會也是屬於體面的，這麼好的待遇，這幫人的準則，就是不出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改革必然出錯機會加大，誰願意啊。

了解的差不多也說全了。
。

一開始有不少香港的朋友關注了這個問題，
我理解作為一個香港人看到這個問題的心情一定是很複雜的。
我只是說點我看到的事實，
首先是經濟層面：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香港的GDP都是領先於新加坡的，無論總量還是人均。
如今，兩者皆非。
作為兩個定位差不多，經常被拿來比較的城市，新加坡這幾年的發展領先了香港太多。
確實，香港依然還有他獨特的文化優勢。
但是曾經傲視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優勢已經基本不存在了。
倒是澳門回歸後搞得風生水起，
GDP增長了557%，人均9w多美金，僅次於挪威，盧森堡，卡達。
和內地相比，北上廣的GDP已經超越，深圳非常接近，且增速快於香港。

然後是文化娛樂藝術層面：
香港電影自無間道系列之後的衰落是可見的，除了警匪片之外都沒什麼亮點。
本地電影還是靠那麼幾個老面孔撐著。
無論是演員還是導演都出現了斷檔。
歌手的斷檔比演員更嚴重，四大天王后繼無人。
靠著陳醫生一人撐檯面。
曾經紅磡體育館是所有歌手的夢想，如今鳥巢大有取而代之之勢。
此外，香港的產業頭重腳輕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這直接影響到了香港大學的學科競爭力，
除了金融，無論是港大還是港科大的理工科都沒傲視亞洲的資本了。
雖然說大學排名算個屁，但是港大對於內地學生的吸引力正在迅速消退，對於教師的吸引力也在下降是不爭的事實。
不過目前，香港僅僅是衰落，對比的對象是巔峰的自己，並不是說已經掉落神壇。
但造成這個的原因是回歸嗎？當然不是。
哪怕香港不回歸，只要中國開放了，資金，技術，人力就會被抽調到內陸的這個大市場。某種意義上來說大陸的不完全開放其實延緩了這個趨勢。

這幾年內陸的快速崛起讓香港取得的進步優勢顯得微不足道。
曾幾何時，港人對陸客也曾笑臉相迎，熱情有加。
現在想想，大概更多是出於一種對於弱者的同情和憐憫吧。
如今，隨著大陸人民的富裕，他們通過自由行的方式把一種內地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強勢的輸出到了香港。
讓習慣了自己生活節奏和文化的香港人感到了不適應，進而產生了排斥。
為什麼我在香港耳邊全都是普通話，
為什麼你們吃飯要大聲說話，
為什麼你們在地鐵吃東西，
為什麼你們吃了麥當勞不收盤子，（這點有爭議，有知友說港人也有不收的）
為什麼你們要來買一大堆奶粉，
也許那些觀光客們也根本沒意識到國內餐館吃飯熱熱鬧鬧的挺好，但是香港不是。
國內出差你把當地超市買空了也無所謂，但是香港不行。
國內的麥當勞不用自己收盤，但是香港不是。
與其說是沒素質，不如說是生活觀念的差異。畢竟大家成長的環境不同。
不否認確實有素質低下的一部分人，
不過小部分人的行為被放大到了代替整個中國大陸人的形象是不合適的。
在很多香港底層民眾的意識中，他們依然眷戀那份大不列顛的餘暉，認為自己就應該比大陸人民高尚，知禮。
其實呢，新一代的中國大學生無論是國際視野還是個人修養都不輸香港的大學生了。
很多香港大學生依然是把GCD等同於中國。
而中國大學生們在公知的教育下反而完成了對於西方民主的基本認知（對錯尚且不論）。

為什麼我要說一下陸港矛盾，
因為對於香港來說，作為一個金融中心，以服務業為主的地區，
穩定壓倒一切。
這個理論不是我說的，榮耀屬於李光耀先生。
為什麼當時外國金融機構選擇了香港，而不是班加羅爾，不是曼谷或者河內？
答案不言自明，因為中國。
看看最近的恒生指數，如過矛盾繼續下去，資金只會進一步的外逃。
雖然說最近中央的政策對於內地有所傾斜，但是香港畢竟還是亞洲金融中心，
連續多年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有著發達的基礎建設和完善的法制體系，
短時間內這些優勢不會被取代。
基本屬於自己不做死就不會死，但是香港是否具有不可替代性？我對此持保留意見。
對內來說，上海在政策以及和內陸的聯繫方面有更好的優勢。
對外來說，新加坡，迪拜都對亞洲金融離岸交易中心這個頭銜虎視眈眈。
所以香港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並不是高枕無憂的。
中國不是當年那個連八佰伴都沒有的中國了，
香港也不是艾敬歌聲里那個「他可以來瀋陽，我不能去香港。」的花花世界了。
現今的香港應當明確自己的定位。
像以往那樣憑藉政治上的特殊性躺著賺錢對於現今的香港太不現實了。
敞開門戶擁抱資本的同時，也要做好接受衝擊的準備。

中國有句老話：和而不同。
前提是和，家和萬事興。
ZZ的這種行為表面上看是為了爭取民主，實質上無非是一部分人裹挾民意。
哪怕是不支持的人，此刻也不敢發聲了，更別提多少湊熱鬧人士。
此外有相當一部分人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倒掛國旗，打敏感標語在我看來不是ZZ的所標榜的理性與和平吧。
不過，香港人民的抗爭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視為為中國的社會體制現代化進程的一次嘗試和鋪路，大家也不必過度冷嘲熱諷。

我希望香港人民有天能夠正視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的這個現實，
不要再有什麼陸客港人的貴賤之分。這樣，香港將永遠是一顆東方明珠。

最後希望香港的同學能夠有理有據的說一下自己的看法，
大家也好兼聽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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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問題其實最終是要交給香港人民自己去解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寫在基本法里的。
我支持香港人民在法律的框架內充分行使自己的權利。
有時候我們看待香港的問題總會帶有大國沙文主義的思想，
一味的強調中國這個大一統的概念而忽略了香港自身的努力和特殊性。
這是不利於誤解的消除的。
小平同志說過，下一代比我們聰明，有的問題留給後人去解決。
我真誠的希望能夠跟香港的同齡人們互相溝通，了解彼此的想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林建建

樓上幾個高票的答案都分析了香港為何近些年發展勢頭不如內地一線城市，說得都挺好的，也沒什麼可以反駁的。我在這裡從另一個方向，針對題主的問題中的【香港正在淪為二線城市】這一點來談一下。

首先，我們來明確一下概念，如果北上廣深算是一線城市的話，那麼目前在中國哪些城市算是二線城市呢？2014年《第一財經周刊》給了份新一線城市榜單：成都、杭州、寧波、南京、武漢、重慶、瀋陽、青島、長沙、大連、西安、廈門、無錫、福州、濟南，我們姑且就把這些城市看成目前內地的二線城市。

題主提到的「香港正在淪為二線城市」，說白了就是香港發展的不如內地一些城市快，但這並不意味著香港沒有在發展，更不是倒退著發展。即使很多內地城市正在大步流星地往前發展，想要達到香港目前的水平，也並非一朝一夕。其實城市的發展，說到底也要以人為本，而影響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無非也就是收入（經濟），出行（交通），教育這些方面。那麼香港經歷近些年疲軟的發展，在GDP上，對外被新加坡超越，對內被北京、上海超越，現在的香港還剩下什麼呢？香港距離「淪為」內地二線城市還有多遠呢？我們就拿香港跟內地最發達的兩座城市——北京、上海，以及新加坡做一番比較。

經濟：

香港：2014年GDP（PPP）總值4123億美元，位居世界（國家及地區）第44位（數據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人均GDP 56，428美元，位居世界第10位（數據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人類發展指數0.910，屬於極高，位居世界第12位（數據來源：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5年人類發展報告）。2015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755，僅次於倫敦（796，第1），紐約（788，第2），位居世界第3，高於新加坡（750，第4），東京（725，第5）（數據來源：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2015）。2014年，84家中國500強企業總部設在香港。

北京：2014年GDP（PPP）總值3472.49億美元，位居內地城市第2位（數據來源：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5 IMF-WEO ），人均GDP 30，241美元，位居內地城市第2位（數據來源：Statistical Communiqué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2014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人類發展指數0.821，屬於極高，位居內地城市第1位（數據來源：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3中國人類發展報告）（註：2013年報告中，香港人類發展指數為0.862，屬於極高）。2015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676，位居世界第29，內地城市第3（深圳全球金融中心指數694，位居世界第23，內地城市第2）（數據來源：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2015）。2014年，98家中國500強企業總部設在香港，與此同時，北京還是52家世界500強企業的總部所在地，世界500強總部數量位居全球第一，擁有43家世界500強企業的東京位居第二，分別擁有18家世界500強企業的紐約、巴黎並列第三。

上海：2014年GDP（PPP）總值3835.54億美元，位居內地城市第1位（數據來源：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5 IMF-WEO ），人均GDP 29，156美元，位居內地城市第3位（數據來源：Statistical Communiqué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2014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人類發展指數0.814，屬於極高，位居內地城市第2位（數據來源：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3中國人類發展報告）。2015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698，位居世界第21，內地城市第1（數據來源：The 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2015）。2014年，42家中國500強企業總部設在香港。

對比：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來看，香港的GDP總量明顯仍然位居國內第一位，高於北京，上海，而人類發展指數三座城市都屬於極高，但香港仍然略高於北京，上海。至於，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雖然這兩年不太穩定，有被新加坡取代的危險，但放眼國內，短期之內沒有一座城市可以替代香港的地位，而且，香港享有的一國兩制制度，獨立的金融體系，完備的金融監管，法律制度，使得香港仍然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清算中心，其佔有比例高達72.4％遠高於第二位的新加坡（6.8%），第三位的倫敦（5.9%）。而且近些年，香港一直穩居全球經濟最自由地區（數據來源：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世界500強企業數量上，香港的確不如北京，北京在這方面的巨大優勢，不僅遙遙領先於國內任何城市，放眼世界，除了東京，也沒有任何城市在500強企業數量上接近北京。最後，我們看一下人均GDP，香港人均GDP（PPP）56，428美元仍然高居國內城市第一，遠高於內地城市第一位的天津（GDP（PPP）30，887美元）（數據來源：Statistical Communiqué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2014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人均GDP的確不能反映人均工資水平，香港不可否認也是全世界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地區，但這些數據同樣也沒有反應目前的香港正在淪為二線城市，而且數據反應的是，包括北京、上海在內，沒有任何內地城市在GDP，人類發展指數，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這些重要經濟指數上超越香港。數據反應的是香港的這兩年GDP上面已經被新加坡（2014年GDP（PPP）總值4526.86億美元，位居世界（國家及地區）第40位（數據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人均GDP 82，762美元，位居世界第3位（數據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超越，而新加坡也逐漸成為跟香港同級別的全球金融中心，但同樣，新加坡不是內地的城市，不是內地二線城市，香港經濟上被新加坡超越，但沒有被內地一線城市超越，而我們能看到的是，內地一線城市跟香港的差距正在逐漸縮小。

出行：

香港：香港面積1104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7，324,300（數據來源：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ong Kong)），目前擁有覆蓋市區的10條地鐵線路以及在新界西北的屯門區及元朗區之間運營的12條輕鐵線路，外加昂坪360纜車系統，軌道交通路線共23條，總里程為218.2公里。此外，香港共有636條公交線路（包括九巴、城巴、新巴、龍運、嶼巴）。香港目前沒有高鐵站。香港有一座4F級民用機場——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也是香港唯一一座民航飛機場。香港國際機場有2座航站樓，設有164個停機位，兩條跑道，24小時全天候運作；香港國際機場被Skytrax評為五星級飛機場，於2001年起至今一直躋身三甲，期間8度被評級為全球最佳。香港國際機場4度被評級為中國最佳機場、連續第10屆獲得選舉為最佳機場，並且在年客運量逾4,000萬人次的機場中，獲得國際機場協會推選為全球最佳。香港國際機場從2010年至今，年均空運貨量一直保持世界第一。香港國際機場是國泰航空、港龍航空、香港航空、香港快運航空、香港華民航空的基地機場，有通往內地45座主要城市，全球180座重要城市的航線，有100多家航空公司在此運營，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機場之一，2015年旅客吞吐量68,488,000，位居全球第8，全國第2位（數據來源：Airport Council International）。

港鐵MTR線路圖

香港輕鐵LRT線路圖

北京：北京面積16410.54平方公里，人口24,900,000（數據來源：OECD Urban Policy Reviews: China 2015），目前擁有18條地鐵線路，總里程達554公里。此外，北京市有1020條公交線路。北京作為全國高鐵樞紐，高鐵便利程度全國之最。北京市目前擁有1座4F級民用機場——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以及1座4C級軍民合用機場——北京南苑國際機場（旅客年吞吐量500萬人左右）。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有3座航站樓，3條跑道，2015年,首都機場旅客吞吐量90,203,000位居全球第2位，全國第1位（數據來源：Airport Council International）。

北京地鐵線路圖

上海：上海面積6340.5平方公里，人口34,000,000（數據來源：OECD Urban Policy Reviews: China 2015），目前擁有14條地鐵線路，1條磁懸浮線路，一條張江有軌電車線路，軌道交通線路工16條，總里程為657公里。此外，上海市有1374條公交線路。同北京一樣，作為全國重要的高鐵樞紐站，國內出遊擁有極高的便利度。上海市目前擁有1座4F級民用機場——上海浦東國際機場以及1座4E級民用機場——上海虹橋國際機場。上海浦東國際機場有2座航站樓，3條跑道，2015年,上海浦東國際機場旅客吞吐量59,700,000位居全球第13位，全國第3位（數據來源：Airport Council International）。上海虹橋國際機場在2014年的旅客吞吐量為37,971,135，位居全球第37位，全國第5位（數據來源：Airport Council International）。

上海地鐵線路圖

對比：市內公共交通方面，三座城市的從公交線路到軌道交通線路都已經非常完善，香港在公交，軌道交通線路數量上雖然比北京、上海少，但同時香港的面積以及人口數量也遠遠小於北京、上海。因此，從市內出行便利度來看，三座城市相當，都屬於國內甚至世界範圍內公共交通最發達的城市。在去往內地各大城市的通達度方面，北京與上海顯然明顯高於香港，但由於香港緊靠深圳，而深圳也是重要的區域性高鐵樞紐，而深圳火車總站位於羅湖口岸，從香港市區乘坐東鐵線終點即可到達羅湖口岸，因此香港居民出行內地城市的便捷度也較高。而目前廣深港高速鐵路正在修建中，預計2018年通車。機場方面，三座城市都有世界級的國際機場，都是重要的客運、貨運樞紐，而目前內地在客流量，航線通達度上能與這三座機場在一個數量級的（即年客流量達4000萬以上的）只有廣州白雲國際機場（年客流量55,200,000，世界第18位，國內第4位）與成都雙流國際機場（年客流量42,200,000，世界第30位，國內第5位）。因此，不管是國內旅行，還是出境游，三座城市都十分便利。而這三座城市的機場也是中國擁有國際航線最多的機場。這裡還要註明一點的就是，內地居民所有城市居民持有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去往全球50個國家免簽；

而香港居民持有的護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護照，去往全球154個國家免簽，屬於全球最不受限制護照之一（數據來源：The HenleyPartners Visa Restriction Index 2016）。

因此，在出境遊方面，香港居民相對更加便利。香港是全球120多個國家的領事館所在地，因此，即使遇到需要辦理簽證的情況，也十分方便。在出行便捷度方面對比了下，總體來看，國內一線城市跟香港沒有太大區別，而很多二線城市雖然也有眾多公交線路，但是幾乎所有二線城市的地鐵線路還無法達到北上港的覆蓋程度，因此出行數據方面，能看到的是國內一線城市已經跟香港達到同一水平，但這方面也無法說明香港正在淪為二線城市。

教育：

香港：香港的基礎教育仍仿照英國模式即6年小學，3年初中，4年高中（高四為大學預科），12年（小學、初中、高中（不含預科））免費教育。香港有20所有權授予學歷的大學，其中學術世界排名前500的高校有5所，包括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數據來源：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主要面向香港本地招生。

北京：北京按照全國標準，實行9年（小學、初中）免費義務教育。北京市有普通高等院校91所（26所985/211高校），其中學術世界排名前500的高校有7所，包括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農業大學、首都醫科大學、北京協和醫學院（數據來源：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所有大學面向全國招生。

上海：上海按照全國標準，實行9年（小學、初中）免費義務教育。上海市有普通高等院校68所（9所985/211高校），其中學術世界排名前500的高校有4所，包括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理工大學（數據來源：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所有大學面向全國招生。

對比：香港、北京、上海三座城市都擁有著豐富的基礎教育以及高等教育資源，北京跟上海的高校總數雖然遙遙領先，但是高水平院校（學術排名世界前500）數量方面，三座城市旗鼓相當，北京略優於香港跟上海。在教育方面，內地城市一直加大投入，而香港的優秀高校雖然近些年學術研究不如從前，但相對於大多數內地高校，仍然不遑多讓。教育方面，能看出來的是，香港在高校質量上總體上跟內地一線城市持平，但數量上不如北京、上海，二線城市雖然也有高水平學校，但數量上不如香港。但總體來說，目前國內二線城市的教育（基礎教育、高等教育）體系已經十分完善，尤其是像南京（南大、南航、南理、東南等）、武漢（武大、華科、武理、中地等）這樣的全國教育中心城市，同樣擁有眾多優秀高校，這一方面國內二線城市跟香港的差距並不很大。教育方面，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由於內地對於高等教育的大量資金投入，香港的確已經被國內一線城市反超，部分二線城市高等教育水平已經趕上香港。但是，學術自由方面，香港高校做的要好於內地高校，原因就不多做贅述了。而在過去幾年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香港學生的表現一直都不錯，這方面也可以部分反應香港的基礎教育水平(下面附上近5次PISA測試結果排名，上海從2006年才開始參加這項測試)。

2000年PISA測試排名

2003年PISA測試排名

2006年PISA測試排名

2009年PISA測試排名

2012年PISA測試排名

很多國人喜歡把城市的高樓數量，城市的天際線看作是一座城市繁榮與否的標誌。的確，高樓大廈可以給人最直觀的感受。我們下面就來看看香港的高樓數量。（按照國際慣例，我們這裡把高度在150米之上的高樓定義為摩天大樓。）

高樓數量：

香港：香港有380座高度在150米之上的建築，位居世界第1（第2紐約（250座），第3迪拜（168座））（數據來源: The Skyscraper Center）。

北京：北京有24座高度在150米之上的建築,位居世界第37，內地第11（第2重慶（102座，世界第7），第3深圳（100座，世界第8），第4廣州（98座，世界第9），第5瀋陽（72座，世界第12），第6成都（70座，世界第13），第7天津（50座，世界第17），第8南京（46座，世界第21），第9大連（27座，世界第33），第10武漢（26座，世界第34）（數據來源: The Skyscraper Center））。

上海：上海有135座高度在150米之上的建築，位居世界第4，內地第1（數據來源: The Skyscraper Center）。

對比：在摩天大樓數量上，第一名的香港比第二名的紐約多出100多棟，比第三名的迪拜多出200度棟，內地城市前3名總數加起來還沒有香港一座城市的摩天大樓數量多。可能會有知友說，九龍島上一對破舊的高樓怎麼能跟大陸這邊新建的高樓比，但是我想指出的是九龍島上的很多高樓不要說150米，連100米都夠嗆，之所以按照國際慣例高度提升到150米，就是因為即使在香港高度達到150米之上的，也都算是比較新的建築，大多集中在港島上，在太平山頂上瞭望港島的那些摩天大樓才是我們這裡對比的。大家可能看到北京排名這麼低有點驚訝，雖然北京摩天大樓不多，但是高層建築（按照Emporis的標準，35米以上的建築即為高層建築）也不少，之所以不比高層建築，而比摩天大樓是因為...根本毫無可比性，香港在2005年的時候高層建築就達到7417座，比第二名的紐約（5444座）多出近2000座（數據來源：Emporis）。就算這10年上海經歷了飛速發展，達到7000座這個天文數字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可能有很多人覺得對比高樓數量沒意思，高樓說明不了太多問題，這麼說我也同意，但是有一點肯定的是，不發達的地方也沒有那麼多資金建設摩天大樓（高於或等於150米）。北京摩天高樓數量雖然在全國連前10都進不了，但這不影響北京作為內地最發達的城市之一。但是，我們只是在高樓數量方面上看一下，香港仍然遙遙領先於任何一座內地城市。一座城市的天際線是一座城市繁榮的象徵，而維港的夜景放眼全球也絕對算得上最佳之一。所以，無論高樓的數量（質量的話大家自己判斷）,還是天際線的觀感，內地在數量上最接近香港，天際線的觀感不輸於香港的只有上海。從最為直觀的方面來看，內地目前仍然沒有任何一座城市超越香港。

香港維多利亞港夜景

全球影響力城市指數(綜合考量了城市的經濟、研發能力、文化互動、可居住度、環境、便捷度這6個大項，涵蓋了70多項指標。)：

香港：2015年，世界排名第7（數據來源：Global Power City Index 2015）。

北京：2015年，世界排名第18（數據來源：Global Power City Index 2015）。

上海：2015年，世界排名第17（數據來源：Global Power City Index 2015）。

對比：這個數據對比，應該是最具有說服力的，綜合考量了一座城市的各個方面，然後給出排名，香港綜合排名高於北京與上海，中國城市上榜的只有這三座城市，也就是說按照國際指標來判斷，目前的香港仍然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最具影響力的城市，一線城市影響仍不及香港，這項指標中仍然看不出香港淪為二線城市的跡象。如果我們看另一項國際排名，GaWC排名（此排名講城市分為不同梯隊，自上而下分別為：Alpha++， Alpha+, Alpha-, Beta+以此類推）的話，香港與北京、上海、巴黎、新加坡、東京、悉尼、迪拜同屬於Alpha+城市，僅次於Alpha++ 層次的紐約跟倫敦。所以，從兩項國際城市排名來看，香港無論如何排，都是穩居世界前10的城市。因此，無法得出香港淪為二線城市的結論。

說了這麼多，硬性的指標排名，我們接下來，就談下一些數據上反映不出來的方面。

香港目前實行的制度雖然算不上完全的三權（行政、立法。司法）分立（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特首地位超然於行政、立法及司法之上），但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十分接近三權分立。拋開行政與立法不談，只談對普通市民有最直接影響的司法。香港法係為英美法系，而內地採用的是大陸法系，兩種法律體系談不上哪種更加優越，但是，在香港，司法是完全獨立於行政與立法體系之外（特首特權一般也不會幹遇到司法體系）的體系。司法獨立最大程度地保證了司法公正，而從法官到檢察官，不對任何行政、立法部門負責，則保證了案件的起訴、審判環節的獨立性。

關於權力制衡與獨立性的重要性，舉一個我們大家比較熟悉的例子——廉政公署。香港是全世界最廉潔的國家/地區之一，在最新的全球廉潔指數報告中，香港位居世界第18位，高於日本18位，法國第23位，中國大陸第83位（數據來源：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其實，1974年廉政公署（ICAC）成立以前，香港是個貪腐盛行的社會。1974年廉政公署（ICAC）成立以前，香港曾是個貪腐盛行的社會。廉署成立後短短數年，香港便躋身全球最清廉地區之列。與之相應，香港廉署也走過了從最初被質疑到很快確立強大公信力的過程。在相關的系列民調中，香港公眾對廉署的信心始終維持在90%左右，對廉署工作的支持度則超過99%。香港廉政公署是根據《廉政公署條例》於1974年2月15日成立的。它獨立於香港政府的架構，廉政專員則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廉署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全權獨立處理一切反貪污的工作。

我們可以看到，廉政公署是完全獨立於香港政府之外的機構，除特首外，無需向任何機構，個人負責，這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廉政公署執法的獨立性。而在內地城市都設有反貪局，但實際作用，想必大家都清楚。反貪局是檢察院內設部門，需要向檢察院負責，這很難保證反貪局的獨立性。而效果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香港作為一座享受一國兩制的城市，才很大程度上建立起了權力制衡的體系，這是內地城市無論一線、二線還是三線、四線城市都無法做到的。而公檢法的獨立，廉政公署的獨立，則保證了香港整個社會的「法制」，保證市民的權益，監督港府的作為，而也正是這個體系給使得香港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而在人文關懷方面，就舉兩個小例子：

1.香港所有人行道交通指示燈都有面向盲人的提示音，這也許並不是什麼大的成就，也用不了多少投入，但他反應了，這座城市對殘障人士的友善。

2.在香港很多高層住宅雖然老舊，但很少會看到一棟樓的樓梯間的燈滅掉幾天都沒人來修理的情況。

最後再回到，題主的問題「如何評價「香港正在淪為二線城市」的說法？」。不論是從涉及民生的經濟、交通、教育數據的橫向對比，還是到綜合指數的國際排名，再到制度，人文關懷等細枝末節，我能看到的都是一座發達城市的身影。誠然，內地城市這些年發展迅速，在很多方面都已經迎頭趕上世界發達城市，像北京，上海已經是公認的國際化大都市。而且但是，我們不要忘了，20年前的香港就已經是國際化大都市。如今內地除了北京、上海，其他城市在國際社會上的存在感仍然很低。一座城市的國際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就算北京、上海這樣的巨無霸也是近20年兩位數的不斷增長，國家政策性的傾斜，才走到了今天的位置，內地其他城市要追上香港的步伐仍然任重而道遠。

雖然如今的香港面臨諸多挑戰，自身也有著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中國有句老話（用在這不是特別恰當）：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況且，如今的香港還不是瘦死的駱駝，香港仍然是國際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清算口岸，全球最繁忙的空中樞紐之一，是座人均GDP世界前10，人類發展指數極高的城市，是座政府對人民負責，司法維護人民利益的城市。

希望不久的將來，中國的二線城市也能達到這個水平。

以上

2016年3月8日

參考截至2015年3月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HK在營商環境（治理水平、稅率、腐敗水平、經濟自由度）、專業人才、市場准入（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基礎設施和綜合競爭力（物價和生活水平）等五個大方面僅次於紐約和倫敦，是全球第三的國際金融中心。大陸城市最高排名是第16位的上海。

還HK正在淪為二線城市？你們啊，不要總想搞個大新聞。知道國際金融中心是幹什麼的么？你以為蓋些高樓，開個股市，搞個滬港通，騙些Chinese Dama入場炒高本地股就成金融中心了？醒醒吧。除了基礎設施建設可以靠大幹快上短期趕上，沒有法治和信息自由，稅制朝令夕改，存款利率管制，匯率每天設定中間價的地方，你認為以MSCI Global為標的的大型基金會把錢放你這？你們社團高級幹部們的資產配置都懶得放上海好么。

然而，凡事都有一體兩面，准漲不準跌的勾地制度，金融地產業獨大和裙帶資本主義後花園造成的嚴重貧富分化現狀，當初又是誰造成的呢？總之一句話：97年之後，無產者沒有聯合起來，有產者反而率先聯合起來了。來龍去脈不能說太細，有興趣可以自行google~

以下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今日（一月十三日）在二○一四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發表的演辭全文（中文譯本）︰

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嘉賓︰

　　我謹代表香港司法機構全體仝人，熱烈歡迎各位蒞臨本年度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

　　香港法院應付的工作，反映我們身處的社會的現狀。法院所處理形形色色的案件，正正反映了社會各個截然不同的生活層面︰經濟、政治、社會問題、國際及商業事務。法官和法院的憲制角色，是要將法律引用於這些社會範疇所產生的各種不同情況。我們的法律制度不但讓個別糾紛得以解決，更藉案例提供高度明確的法律指引，讓社會人士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上，處事有所依據。

　　去年，我集中談論了香港法律制度的要素——或精髓。我稱之為法律持正不阿的精神。今天，值得重申的就是法律持正不阿的精神的幾個要點︰真正獨立的司法機構、單單根據法律的條文和精神去恰當地引用法律的法官，以及看重法院所做的一切須具有透明度，以彰顯法律持正不阿的精神。後者尤為重要，因為要使人對一個社會享有法治有信心，並非單憑某些人（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所說的話，或者某些機構（包括政府）所說的話。反而，我們必須嚴謹地檢視各項相關的客觀因素，來評估法治是否存在。

　　這些客觀因素之中，最重要的是法院解釋其判案理由的判案書。這些判案書公眾人士可自由查閱，以致他們可嚴謹和仔細地分析法院在裁決過程中的法律思維和推論，以確保法院的判決，乃是法院按其憲制上的職能，依據法律執行司法工作所作出的。其他客觀因素當然亦包括在法院進行的絕大部分法律程序都是公開予公人士旁聽。本港法院的審訊（由一般人最可能接觸到的裁判法院，到終審法院）都是對公眾人士公開的。終審法院方面，我們已推出案件及判案書摘要。在每一宗上訴案件正式開審時，我們會以英文和中文提供上訴爭論點的摘要；而當終審法院頒布判案書時，我們會同時提供上訴判決要點的摘要。我們希望這些摘要能加強公眾人士對終審法院工作的了解。

　　在過去一年，各級法院須審理不少困難的案件，其中不乏關於公法的訴訟。最能體現法律持正不阿的精神的，也許就是這一類案件。公法案件——當中很多是司法覆核的案件——所涉及的可能不單是關乎極大的公眾重要性和利益的問題，有時亦涉及立法、行政與司法機關之間的分界線的爭議。於我而言，司法機構的憲制權限清晰明顯︰法院和法官只處理訴諸法院的糾紛所引致的法律問題，並只就這些法律問題作出裁決。即使訴訟各方之間的糾紛或會產生政治、經濟或社會上的影響，例如那些關乎政府政策的案件，法院仍貫徹始終，只會考慮訴訟各方爭議的法律問題。正如我之前多次談及，法院的角色並不包括就法律問題以外的任何其他範疇作出決定。《基本法》清楚訂明立法、行政、司法機關三權分立的原則，並以頗為明確的字眼界定三者的不同角色。就司法機構而言，其憲制角色所涉的範圍是司法權力的行使，即依據法律審理訴諸法院的糾紛。

　　香港法官的獨立性、對法律持正不阿的精神的尊重，以及司法機構的憲制責任，都是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層面，但對法律制度的整體作出評定時，有一方面必須納入考慮之列，這就是司法工作的執行，也就是法律在實際情況下的運作。司法工作的執行所指的是司法機關是否具備實際的能力，足以確保訴諸法院的法律糾紛均獲得公正和妥善的解決；簡而言之，這就是法治的實踐。顯而易見，法治所涵蓋的不僅是忠於法律和對法律持正不阿的精神的尊重，同時亦包括如何在實際情況下秉行公義，以及如何確保公眾人士可有效地向法院尋求公道。

　　要妥善執行司法工作，關鍵在於各級法院法官的質素。很久以前，法院的工作量明顯比現時的輕省得多，案件亦遠不如現今訴訟中慣見的複雜或困難。現時，司法機構所聘任的法官必需具備至高的水平，這是社會上公認的期望，亦是我們務必要維持的標準。司法機構自一九九七年起作出的司法任命，充分反映本港法官和司法人員的水平卓越。我們必須堅持委任的法官必須具備至高的水平的一貫政策。法官並非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一人甚或一組的法官委任。候選人由一個按《基本法》規定成立、稱為「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法定組織考慮是否適合接受任命︰此組織的職能是就所有級別法院法官（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向行政長官作出推薦。推薦委員會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擔任主席，並由八名其他委員組成，當中有三位是與法律執業無關的業外人士。推薦委員會委員必須作出與法官的司法誓言一般莊嚴的就職宣誓︰他們聲明在履行職能時，定必本不懼不偏、無袒無憎的精神，直率地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

　　多年來，推薦委員會在考慮司法任命方面的政策，一直是以下述四項準則為依據，即法律知識、為官性情、言行操守及案件管理能力。推薦委員會作出推薦的基本信念，乃是唯有具備卓越才能的候選人，才值得推薦接受任命。此做法過往一直行之有效，並將繼續是適當、甚至是唯一的做法。委員會所作的推薦，會提交行政長官，行政長官有最終職責作出實際任命。我從未獲悉或聽聞行政長官曾拒絕接納委員會所作推薦，或試圖以任何方式影響委員會的決定。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終審法院法官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而言，行政長官亦須徵得立法會同意。本港的法官任命程序的目的，是確保只有具備卓越才能、專業水平及良好操守的人選才能獲得任命。

　　法官質素和公眾對他們的期望並非一成不變。一個與時並進的司法機關，務必維持最高水平，甚至力求進一步提升；而我們也期望每名法官在履行職責時，均貫徹這一文化。整體而言，司法機構亦已取得很大進展。我們現正對司法培訓制度作出重大改善。香港司法學院現已成立，以取代司法人員培訓委員會，負責培訓司法人員的工作。司法學院將為我們的法官提供更有規範、更重實務、更實用的培訓制度，讓他們獲得更佳的司法教育，並持續進修法律知識。值得一提的是，上訴法庭副庭長司徒敬法官在這方面一直不遺餘力，將來亦定必繼續作出貢獻，我們謹此向他致謝。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執行司法工作方面的其中一項職責，是評估司法機構將來的實際需要——包括短期、中期及長期需要。我們法院的工作依然繁忙，而社會上各類重大的、具有深遠影響的法律問題和挑戰，仍有待我們的法官去處理。我在過去一段日子，不斷評估司法機構未來的實際需要。這評估包括嚴謹地研究人手情況，檢視是否需要增加香港法官的數目。無論根據任何標準，以我們所處理案件的數量和複雜程度而言，本港司法機構的規模相對細小；我們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編制人數為193位。倘若考慮增加法官的數目，亦必定要研究相關的事情。譬如，如果司法機構增加法官的人手，就必須確保有足夠的法庭數目和辦公地方，才能配合人手的擴充。與此同時，其他後勤支援方面，自然亦要加以考慮。

　　去年七月，我曾就司法機構需要更大的辦公地方和足夠的資源的事宜，與行政長官通信。這次通信的原因，是因為倘若不考慮這些事宜，不但任何擴充的計劃會受到掣肘，司法機構要應付現時的種種需求亦會飽受壓力。正如大家所知，司法機構現正籌備成立競爭事務審裁處，作為司法機構轄下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多個級別的法院——高等法院、區域法院、家事法庭及土地審裁處等均需要大量的辦公地方。

　　我在此欣然向大家匯報，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非常樂於就這些議題與我們展開甚具意義的對話。他們認同，一個高效率和獨立的司法機構對法治至為重要，而行政機關亦應全力提供一切所需支援，以提升香港司法工作的效益和效率，確保司法工作能公正地執行。我相信，法治和司法工作對香港之重要性，廣為社會人士所認同。法治和司法工作之重要性，不僅為行政機關所深知；透過司法機構和立法會之間甚具意義的交流，特別是我近期與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多名委員的會晤，立法會似乎亦抱有同樣的看法。

　　我歡迎這種對話，日後如有重大進展，亦將知會社會各界。這反映出法律在香港的重要性，反映出香港市民認同司法工作是重要的。司法機構改善民事司法制度的措施（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於二○○九年推行）、對調解的推廣、亟需改革的家事訴訟程序法律（司法機構於不久的將來會就此諮詢所有相關持份者），以及其他各個方面，均需要足夠的資源才能取得全面的成效。司法工作的有效執行，符合公眾最佳利益；也為法治奠定有利條件，促進社會穩定，同時鞏固大家對社會現今與未來福祉的信心。

　　最後，我謹此向陳兆愷法官致意。陳法官在兩個月前剛從終審法院退休，他服務司法機構達26年之久，期間對法律發展及法庭工作，作出了重大貢獻。陳兆愷法官也是本港首名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陳法官在退任前的法庭儀式上致辭時說︰

　　「正如所有同僚一樣，我只是履行了每一名擔任法官之職的人所應完成的職務。我們肩負憲制上的職責，公平和公正地審理案件，維護法治，以及保持司法獨立。我們清楚明白，我們所作的每一個決定，不僅對法庭內訴訟各方是重要的，同時亦會影響公人士對司法工作的觀感。我們必須確保每一個來到法官席前的人，都享有公平機會去提出其案情理據；在合理範圍內我們必須耐心聆聽其所作的陳述。我們必須不斷提醒自己，無論是在庭內或庭外，我們的言行舉止，均會深深影響公眾人士對法治及司法獨立的信心。這些年來，正如我所有同僚一樣，我只是竭盡自己所能，忠於我的司法誓言。」

　　這段話言簡意賅地道出了法官的角色。這是今天在台上每一位法官所致力達到的目標，亦是任何一個良好法律制度的基礎。

　　各位嘉賓，我謹代表司法機構，祝願各位和你們的家人身體健康，新年進步！我亦祝大家馬年萬事如意！謝謝！

到深圳6年了，過去一直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到過香港（主要原因是懶，次要原因是窮），但最近由於工作的關係，去了幾次香港，也因老闆的關係，受到當地港人的熱情接待（包括香港本地居民和大陸移民過去的）。由於知道我第一次去，所以對方很熱情地介紹了香港，也就香港的一些方面跟我進行了一些探討。就在香港的見聞做一些膚淺的思考：
一.香港為什麼會發展起來。
幾位香港同胞認為香港的核心競爭力，在於其法制和自由。這一點不可否認，首先講法制。我們的業務屬於時髦的互聯網金融，這個概念在國內很火，但是在香港可能還是比較陌生的，對於監管以及合作方而言，這個東西對他們而言創新的地方比較多，雖然到目前我們的業務還沒有落地，但是在跟監管溝通的過程中，可以感覺得到對方關心的始終是是否合法，而且對方明確告訴我們，如果合法一定允許我們做，如果不合法，找誰都么用，說明香港的法律界限很清晰，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很少有灰色地帶。因此我們對業務落地仍然保持信心。自由就不多說了，還沒有太深的體會，不過從實際情況看應該是具備的。
但是香港的核心競爭力僅僅是法制和自由嗎？我覺得不是，香港之所以發展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仍然是依靠了中國的大市場。金融始終是服務於實業的，香港自身地方小，實業也不發達，怎麼會容納那麼大量的資金使其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港口也是一樣，香港本身的進出口是不可能支撐香港成為一個大港的。所以我認為大陸在這裡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過去大陸開放程度低，香港幾乎成為了中國經濟對外交流的唯一窗口，也就是香港一城肩負著中國全國的經濟對外交流，再配合其法制和自由，當然就牛逼拉。

二、香港政府的服務意識。
上面講到我們去香港拓展業務，需要面對監管部門，在與監管部門溝通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香港的行政效率非常高，政府的服務意識特彆強，態度也非常的平易近人，例如：1.香港金融管理局在網站上留下了諮詢郵箱，當我們發郵件諮詢相關事情後，半天之內就給與了我們準確的回復，回復內容非常容易理解。2.在香港海關網站註冊用戶，需要審核我公司身份，被告知需要最多24小時審核通過，實際上3小時不到就受到海關的確認郵件。3.赴香港海關辦事，雖然沒有預約，但是他們還是很快安排了專員來指導我們，由於我們團隊粵語差，專員與我們交流採用了普通話（水平比我們的粵語還差），這一點讓我們非常感動。在一個填表的環節，該專員並沒有給我們一個文件讓我們對照填寫，也沒有指揮我們填寫，而是細心的問我們公司和業務情況，然後幫我們填表，我沒想到公務員還能這樣當。我想這樣的一個政府，應該是一個城市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礎吧。

三、關於香港的創新精神。
曾經在很多港片裡面，看到說創新是香港的基本精神，但是從我最近去香港的經歷來看，確實感覺這方面香港反而是落後的，可能是因為香港是一個成熟的社會了吧。1.互聯網產業在香港的發展相對落後，我猜測可能是香港當地市場較小，互聯網又是一個需要以量取勝的行業，可能先天條件差點。而且就港人自己所說：我們好像不需要。所以包括互聯網金融，包括電商，在香港都幾乎沒有發展。2.銀行的電子化水平較低，大多數人還是習慣於到網點辦事，比如炒股，基本上就是去櫃檯或者電話轉賬，不像國內登錄客戶端操作一下就OK。3.對新事務的態度，上文說了，我們的業務創新性比較強，在香港面臨監管的壓力非常大，雖然從法制角度我們存在討論空間，但是討論效率確實太低，流程太長。
這裡有一個小故事，我們去某銀行請求開戶，對方了解了我們的業務性質之後，表示拒絕為我們開戶，理由是我們的業務與銀行有競爭關係。這個理由讓我們驚呆了，但是陪同香港同胞表示他們是對的。如果這個理由成立，那所有的金融創新都跟銀行有這樣或那樣的競爭關係，三方支付沒有了，P2P沒有了，眾籌沒有了。所以這個理由我至今不能接受，還請專家予以解答或開導。

再回到題主的問題，香港會不會成為二線城市。我認為這二線是相對而言的，應該是說被北上廣深超過吧。
我覺得從GDP上而言，數據顯示北上已經超過了，廣深超過也就這兩年的事情，從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來看，內地城市趕上去還需要一定時間，但是也不是困難的實情，畢竟市場在境內，香港擁有的是更開放的環境，但是萬一內地金融也開放了呢？
在香港，港人朋友說香港最貴的公寓，已經十七八萬一尺了，相當於一百多萬一平方米，我就在想哪裡來的這麼多錢呢？後來想明白了，全球各地創造的財富往香港聚集，這裡自然是錢多，換言之，當全球資本已經不再需要香港作為進入內地，或者內地資本已經不需要香港作為跳板（典型的就是大批股票直接美股上市而不是上港股）之後呢？我想這也就是為什麼香港近幾年發展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之前知乎有個問題，問北京和深圳誰將成為互聯網發展第一城。由於我在深圳，當然更希望答案是深圳，但知乎上的回答，普遍認為是北京，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深圳人才供應遠不如北京。目前深圳的人才，主要還是來源於武漢這樣的內地（直觀感覺，沒有數據），旁邊的廣州也補充了不少，但是如果能港深在人才方面形成互動，我想這個問題會得到更好地解決。唯一的遺憾，好像是香港學生並不樂意到深圳來。聽相關人士說，前海深港合作區，貌似也是深圳一頭熱，香港那邊動靜也不大。所以我也覺得香港發展路子不是沒有，關鍵是能不能放下身段，充分擁抱內地市場，相信自己在社會機制上的優勢，以及長期積累的國際形象，在保持相對的獨立性的同時，能夠更好的發揮自由港作用，別把自己孤立了。

以上純粹個人膚淺的理解和推論，歡迎大家批評指正，但請不要撕我。

不可否認的，香港在最近十年的發展有點滯後，被內地很多城市都趕上了，因此也有不少朋友開始看衰香港。這種看法可以理解，但卻未必有理。在下面的分析中，我會遵循證據主義的原則，來具體談談為什麼我們不應該過分看衰香港的未來。

香港經歷了過去幾十年的發展，早已不是一個貿易轉口中心那麼簡單。當今世界誰最需要香港？恰恰是國內的資本，其次是國際資本。

在國內如果資本有了一定量的積累，你會有許多需求，比如融資，比如跨國投資，比如理財，比如避稅，等等等等。現在有什麼地方可以和香港競爭么？再換個角度，假想一下你自己是歐洲或者美國的資本所有者，你想擴散投資範圍去亞洲，你需要找一個讓你放心的地方，比如語言，法律環境，稅收，人才供給，治安，服務提供商（銀行/律師/會計等等），你會選哪裡？所以你需要明白，香港的金融業，提供服務的對象是國內，和國際的資本。

上海有可能替代香港么？我從來不說沒可能這樣的話，但很難。倒不是說搞個金融中心有多難。難就難在國際這兩個字上。很多朋友只看到了國際金融這幾個字表面的光鮮，感覺什麼名稱帶著「國際」，「金融」就高大上了。現實中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對帶有「國際」，「世界」等字樣的大學科系的崇拜（世界經濟系的入取分數要比經濟系高很多，雖然他們在同一院系下面，老師和用的教材都是一樣的），中歐商學院也是一個例子（換成中國商學院可能申請人數要降一大半）。

國際意味著什麼？就是你需要開放，接軌，競爭。簡單問問自己，你願意開放資本項目么？你願意制定一部對本國人和外國人一視同仁的法律，並且嚴格執行么？你願意開放匯率，讓貨幣自由兌換么？為了提高吸引力，你敢降稅，並且承諾50年不變么？

這些金融改革的項目，恰恰是北京需要嚴格掌控的，不是說不會發生，而是北京都沒有一個時間表。事實上每促進一步開放，對不同利益者造成的影響都不一樣，因此要推行改革的前提就是要集權，否則肯定會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在這個充滿不可預測因素的過程中，香港提供了一個現成的選擇，沒有理由不充分利用。所有我上面提到的因素，比如人才，法治，資本市場等等都是經過了多年累積形成的優勢，你想要超過她，得花很大努力。

對於上海來說，你需要算一筆帳（當然不用你算，那是上海和中央的大佬的事），我的收穫和成本相抵么？純粹為了一個名頭去硬爭，我的付出和所得成比例么？從中央來說，上海和香港一樣，都是孩子，沒有必要薄此厚彼。如果香港通過過去幾十年已經有了高質量的積累，我是不是還需要第二個國際金融中心（注意國際兩字）？

所以說，上海能否替代香港成為金融中心，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行不行的問題，而同時也是一個需要不需要，願意不願意的問題。上海有實力成為金融中心，但不會是去替代香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芝加哥也是金融中心，但其功能和紐約一點也不衝突，從沒想過要去替代紐約。

有讀者提出新加坡。既然上海不能取代香港，那麼新加坡呢？我只能上圖了。

上圖比較的是新加坡和香港股票市場的市值，兩者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地理位置是一個（畢竟從深圳去香港只要半小時，飛新加坡要4小時），新加坡的周邊環境是一個（被兩個相對落後的穆斯林大國包圍，長期來看總有安全隱憂），我就不展開了。

那麼為什麼香港股市會比新加坡股市大那麼多呢？根本原因在於：國內資本的需求，和國際資本的需求。

我估計一些讀者沒有理解我這句話的意思。那我給你看另外一張圖：

Sourc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上圖顯示的是2014年港交所上市公司註冊地的分類。對，你沒有看錯，73%的香港上市公司，是在開曼群島和百慕大註冊的。為什麼呢？這個問題比較複雜，我這裡就不展開了，但請你再仔細看一下我原貼中寫的：在國內如果資本有了一定量的積累，你會有許多需求，比如融資，比如跨國投資，比如理財，比如避稅，等等。

記不記得張蘭，那個在電視上罵海外華人都是漢奸的女企業家，為了俏江南上市改變國籍？為什麼她要選擇香港上市？為什麼要把公司註冊在開曼？為什麼要改自己的國籍？你想過的問題，資本家們早就都想過了。你以為她沒有考慮過上海或者新加坡？事實上香港對於國內資本提供的價值是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替代的，最相近的是新加坡，但是還是有不少差距。如果你有空去對香港的來自內地的資本做一些分析，你會發現很多資本來香港是度假式的，即先出來到香港，再投回內地（如果有興趣你可以去研究一下他們為什麼這麼做，這其中涉及的法律，稅收，操作等方面的原因是什麼，等等。

說了那麼多，希望大家可以冷靜下來看待這個問題。中國崛起了，所有的華人都為之感到高興和自豪。香港也是中國的一部分，也是華人的驕傲，香港衰落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只有壞處沒有好處。香港由於其特殊的法律和地理位置，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過特殊的貢獻。從我上面的分析你可以看出，香港目前還是有一些內地城市所缺乏的東西，比如法律，行業多年下來的積累等等。我們更應該想的是，如何利用這些優勢，讓香港對內地的經濟形成互補，更好的服務於更宏大的目標。

希望以上對大家有所幫助。

http://weixin.qq.com/r/ZzuIkLbE5euarfLz9251 (二維碼自動識別)

這個觀點實在是不知道怎麼想出來的，如果說港獨是井底之蛙的話，那麼說香港正淪為二線城市的人大概是在做天朝上國的美夢吧。

從政治層面上講，很多人都在說，北京方面如何強大，大陸的一線城市發展如何快速。確實，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決心與執行力，在全球都是出名的。然而各位在歌頌黨和國家的成績之時，似乎忘了這麼一個問題——這樣的黨和政府，對於香港的定位是怎樣的？

可以說，中國為了收回香港的主權，投入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政治上，提出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同時承諾香港社會制度50年不變。各位，什麼是政治的核心利益？權力啊。中國可以放棄香港社會管理的權力，允許在社會主義國家當中存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還50年不變。這麼大的投入，僅僅是為了一個二十年後（從1997算起）的二線城市？要知道如果只是想要主權的話，真的不用這麼費事。大陸的期望應該是：在1997年以後至少50年內，香港能夠領先大陸一線城市，成為大陸發展的榜樣。如果說在50年期限還沒過半的時候，香港就已經成為二線城市，那麼可以說，中國在收回香港問題上的投入是虧本的，中國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么？

從經濟層面上說，特別是金融行業，現在聊香港變為二線城市真的是太早。許多東西不是說內地沒有香港做的好，而是香港做的很好，內地還沒有，或者說，大陸和香港做的完全是兩個東西。比如股市，好吧，大陸有上交所有深交所，體量還不小。但是請問，大陸的股市是T+0交易么？漲停板跌停板又是什麼鬼？為什麼某些保險在大陸買不到，而大陸客戶會蜂擁到香港去買？家族信託差距到底多大？外匯管理如此嚴格的情況下，大陸一線城市到底有沒有和香港分庭抗禮的本錢？幾個例子舉下來我們不得不承認，香港金融市場的，無論是從產品種類還是市場成熟程度上，都是可以把大陸遠遠甩在身後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說香港正在淪為二線城市，真的不知道從哪得出的？

最後從人口流動角度看。眾所周知的是，中國的人口流動遵循這樣的規則，即青壯年勞動力由農村流向城市；由二線、三線城市流向一線城市。如果香港真的在變為二線城市，請問為什麼香港同胞不湧向北上廣深呢？要知道香港居民來到大陸的難度，要遠比大陸居民到香港的難度低得多。從目前情況看，香港作為一個「二線城市」，未免太擁擠了一些。

總之，從目前的情況看，即使是大陸一線城市，在發達程度上也距離香港有相當的距離。隨著L型經濟形勢的推進，大陸是否能夠保持對香港的追趕勢頭也存在疑問。當然，香港需要警惕的是越來越濃厚的政治氛圍——主要來自港獨。法治、中立始終是香港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石，而政治，幾乎是中立的反義詞，某些時候，也是法治的反義詞。

明確所謂一線城市的說法，某一年翻過中國城市發展藍皮書，應當界定成在全國政治、經濟等社會活動中處於重要地位並具有主導作用和輻射帶動能力的大都市。

（同理，二線城市是對地區有主導作用和輻射帶動能力的大都市）

按照這個標準：

北京：全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上海：全國的經濟、金融、航運中心。

廣州：全國的對外經濟貿易中心。

深圳：全國的科技創新中心。

嚴格的來講，無論是三線劃分還是五線劃分。一線城市，只有這四個。從來沒有香港，更談不上「淪為"。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是除了紐約倫敦之外的第三大的金融中心。

如果用幾線來形容的話，應當是超一線城市吧。

這幾年大家觀察到了政治的混亂對這個城市造成的傷害，卻沒看到這個城市在服務業上的發展水平、法律的健全程度。一句老話：瘦死的駱駝那個那個啥。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中國一線的城建水平並沒有輸給任何一個大都市。上海也是准國際化城市了。但是說香港就此被國內一線城市超越了，還是有點太樂觀了。說香港淪為二線城市了，我怕二線城市的隊列實在塞不下這個巨人。

ps.

評論里說香港早晚三線的，你們真的

牛逼啊。

羅馬帝國都會毀滅，香港的沉淪又算什麼…

沒有什麼能夠長盛不衰…

謝邀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相對其他地方，最大的優勢依舊是社會體系。

這個體系指的不僅僅是經濟開放程度，更有法制，社會保障等等其他。香港所有的金融產業都是基於此發展出來的。

哪天香港真成為二線城市了，那也是因為一線城市有了更好的社會體系。

第一名的答案有很多謬誤和對香港的不了解，尤其是「香港錯過的機會」這一部分，基本上是信口開河，把很多施政的嚴重錯誤推到普通香港民眾身上，所以我希望先對這一部分進行一些說明：

1.作者提到「八萬五」，認為「八萬五」是改善民生，讓人人有房的好政策，香港人不支持，沒有實施，所以造成現在樓價高的局面。

事實上「八萬五」在董建華先生上任當日就已經宣佈，並且在首份施政報告，就詳細列舉「八萬五」大計的指標，揚言：「我們有土地，有財源，有決心，有何理由做不到呢？」，做不了的話，將「有人要負責」。此時，該計劃開始正式實施。
八萬五確實對樓價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是毀滅性的，據統計，香港樓價在1997年10月19日的最高峰後的一年間下跌了一半，其後在1999年反彈兩成，但隨著八萬五時期所興建的樓宇陸續落成，加上種種因素，樓價在其後3年多再下跌超過40%，在2003年8月24日跌至谷底。在這5年10個月，香港樓價下跌70%。
很多人會說，樓價跌不是很好嘛，地產商大受打擊，跟著年輕人有機會安居樂業了？然而事實卻是殘酷的，受打擊最大的幷非是房地産資本家，而是許多貸款買房者。許多人在資産高漲時貸款買進高價房，價格跌落後，不僅資産增值化爲泡影，且迅速淪爲負資産一族。（舉個例子，1998年一個500萬的房子，貸款400萬，到2003年，房子價值是150萬，這時候你還欠銀行300多萬，作為業主，你的心情是怎樣的，銀行也被迫要承擔巨大的壞賬風險），一買樓很有可能變負資產，這時候年輕人你敢買樓？那麼這個計劃後來怎麼樣了？事實上該計劃在實行2-3年以後就默默停止了，董先生的表態也很有意思，直至2000年6月29日，董建華在禮賓府接受無綫電視新聞專訪，被問及會否修訂「八萬五」目標時，董建華首次明言「從98年就再沒有說過『八萬五』這個字眼，那你說還存不存在？」。市民和學者對於董建華這種「不提及等同不存在」的施政態度都感到驚訝，市民對政府施政失去信心，董建華的民望持續下跌。到了今天，「八萬五」已被香港人視為董建華任內頭號劣政，一輩子揹上摧殘樓市的罪名，下台數年仍有小學生在電視問答比賽中，把「八萬五」當作鴕鳥政策的同義詞。

八萬五政策本身有很多問題，例如
錯誤估計未來人口（預計二Ｏ一一年人口可高達八百一十萬，實際到現在也未達到此數量）
房屋委員會在使用電腦計算樓市需求的說明中明言，房屋需求「要因應不斷轉變的情況而定期檢討和調整」，包括市民負擔能力、人口增長速度、經濟情況等。偏偏董建華看不到這點，硬性規定長達十年的建屋數量，當環境突變時他便墮進自設的陷阱，進退失據。

所以才有各種大型遊行，以及董先生腳痛下台，所以這真的是香港人沒抓住機會？

2.數碼港項目，在2000年，政府在未經公開招標的情況下，把鋼綫灣臨海優質地皮免地價批與李澤楷的盈科拓展，意圖發展成類似美國矽谷的高科技中心。然而，此舉引起官商勾結的指控，當時各大地產商都強烈不滿，指政府偏坦李嘉誠家族，數十名在商政界有一定地位的地產商人到香港政府總部與董建華會面表示抗議。數碼港項目本身立項之初就是一個包著高科技外衣的地產項目。
另外李澤楷賣騰訊股份就更搞笑了，也不看看買家誰：MIH 持有 34% 騰訊股份，是馬化騰持股數的 3 倍，馬化騰為什麼不效仿馬雲借貸增持股份？ - 股權
你確認是他想賣的？而且這個跟香港在國內網際網路話語權有什麼關係？

3.漢鼎亞太要求港府稅務優惠和優惠價格撥地200－250公頃土地以興建晶圓工廠以及其配套設施．但當時香港傳媒不斷以「炒地皮」來質疑這個計畫，其後漢鼎亞太更改為租用20－30公頃土地，並且地點可以分散，唯當時財政司司長曾蔭權拒絕撥地．矽港計劃停頓不前．這是董先生執政乏力的又一表現啊....連自己手下都搞不定...不知道又關香港普通民眾什麼鬼事。

4-5.中藥港是香港民間對於1998年由當時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的發展香港為國際中醫藥中心構思的稱呼，這個名稱的靈感來源自當時新興的數碼港計。不過該建議後來和董建華同時期提出的多個計劃，如水療度假中心、鮮花港、物流園區和新貨櫃碼頭等構思一樣，最後都是不了了之。

這個問題其實不錯，香港的發展正面臨很大的挑戰，自身內部也存在不小的矛盾，大家的答案很多都很有啟發。因為第一名答案對香港理解有很多誤導之處，所以先對其進行解釋和說明。之後有時間我會繼續完善這個問題。

我覺得香港在世界上真的會淪為二線，但在中國還將是一線。
我是八零後，爸媽年輕時去廣東打拚，所以我在廣東長大。小時候感覺被廣東本地人厭惡和地域歧視，在一些廣東人眼裡看來是鄉巴佬。我估計當時香港人也是這樣看待廣東的。（我沒有任何憤恨廣東的意思，在我心中那是我兩個故鄉之一。）
小時候基本是看tvb 長大的，香港電視對我有許多正面的影響。
後來回到湖北讀初中，真心覺得湖北很差勁。不但比香港差，比廣東也差許多。
那時表姐很憧憬香港廣州，總是問我許多，後來跑去廣東打工。
那時我就在想，香港真厲害啊，一個小小的地方，人才輩出，周星馳李連杰成龍金庸衛斯理……
那時以為香港人傑地靈。
回到湖北之後，香港已經回歸了，報紙總是報道香港人在深圳包二奶，在大陸當大爺。
我當時正迷戀衛斯理小說，衛斯理的小說中充滿對TG 的厭惡憎恨和不屑，有一本書描寫一個海邊金融城市回歸之後民不聊生，城市龍脈被破壞，從而導致了偉大城市毀滅的故事。
我的心情很複雜。
回到湖北之後，我才開始看台灣綜藝節目，那時覺得台灣節目很精彩（反正講到這個時間段，就把台灣也說說）。
對比之下，東南衛視的一檔歌唱節目，真是萬分寒酸。
那時我懷疑我們大陸人是不是最寒酸最可憐。
我只知道香港人台灣人生活比我們好無數倍，還可以來大陸當大爺，戲耍下我們，還經常瞧不起我們。
tvb 電視劇主角一邊嘲笑大陸鄉巴佬，一邊捐贈大陸山區孩子。
多麼高貴文明。
我還知道那時很多懷有歌唱夢想的年輕人努力存錢，去台灣參加歌唱比賽，在電視里一臉可憐兮兮。
漸漸地香港不再是我心目中的天堂，而是瞧不起人又喜歡包二奶的傢伙。
我沒想到有朝一日我們會變成了「強國人」，而且那麼快那麼快。
長大之後，我才知道，金庸和衛斯理都不是香港本地人。
我才知道香港許多人才精英都是大陸偷渡過去的，我才知道香港那優秀的競爭力，不是因為他們基因比我們強，而是因為吸納人才。
只是我不明白，這些人跑去香港，怎麼做到忘記自己從那裡來，好像自己本就是純正的香港人。
香港回歸之前，多少港人說著香港要亡了，大家快逃命，驚慌失措提心弔膽。
還好只是虛驚一場。
但是沒人感激上天給予他們的自由和特權，他們沉浸在「全中國最上等國民」的幸福生活中，不思進取。
香港回歸那時，我們多窮啊，我小時候什麼玩具都沒有，一個人在院子里玩盆子里的水。
香港為什麼不如以往了？我覺得是因為大家漸漸不在拚命的偷渡去香港了，我們可以選擇去廣東拼搏，創造好一點的生活。
甚至現在年輕人可以選擇就在家鄉，不去廣東了。
我們這些窮地方終於有了和香港競爭的希望了，我們有知識有能力了。
我們的幸福生活來的多不容易。可是有些香港人不這麼認為。
他們覺得是有人拖了後退，佔了便宜，有人偷了他們的幸福，是那些最低等的人。
香港人真的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文明最法制的地方之一。他們是對的。
但是中國的發展是誰都阻攔不了的，中國的發展勢必強烈影響周邊地區。
如果香港台灣不那麼仇恨大陸，他們本應該佔據優勢。
現在終於輪到中國吸引周邊人才了。以前大家都在香港，為香港做建設。多年之後，終於把他們還回來了。
以前大陸人每天累的要死，卻吃不起豬肉，香港人每天健康工作，來大陸逍遙快活的日子終於越來越少。
我很開心。
我想起了我和老闆的一次談話。那天我拍馬屁說：當老闆的雖然掙錢多，其實很辛苦啊。
老闆說：哦，你也懂啊。
我：當老闆每天深思熟慮，不像當員工的無憂無慮。又懶又無用的人註定窮一輩子啊。
老闆欣慰的笑了。
一轉頭，我看見窗外，正下著暴雨，一個乾瘦的老農挑著兩擔白菜行走在馬路上。
我感到羞愧不已，不知道為了什麼。

你高興就好：）

說得好像真的一樣。

剛好看到一個分析文章，大部分還是很中肯的，轉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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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權特首的回歸與李嘉誠的出走——談佔中之後香港政治經濟格局的演變前景
　　李曉鵬

　　梁振英2015年的施政報告是罕見的強硬，申明「高度自治」不是「絕對自治」，強調香港必須服從中央權威，而且點名批評了一些激進刊物的言論，現場抗議的議員則直接就給架出去了。這種風格是「佔中」之前從未出現過的。

　　我們把這個事情跟最近的一些新聞串起來看，就很容易發現中央政府對香港「佔中」後政策方向的變化。簡單來說，就是在保持「一國兩制」的承諾不變的情況下，對香港現行政制進行調整，建立「強權特首」制度。

　　——應該說，「佔中」是一場測試，把各方面的底線態度基本上測清楚了。在佔中之前，梁振英的態度是比較曖昧的——或者說至少是比較軟弱的，也就是對香港反對派的訴求，表現出一種比較左右搖擺的態度。這種態度我們也不好說梁本人內心到底怎麼想，但起碼在直觀上給人一種印象：就是香港政府在敷衍塞責，甚至是有意識在放縱反對派的極端言行來向中央施加壓力，試圖索取更大的利益。在諸如奶粉事件、國民教育事件這些問題上，港府基本無所作為，放任事情鬧大，然後讓中央妥協退讓。

　　新華社在佔中後發了這麼一則新聞——《梁振英：曾每天都向中央彙報香港「佔中」情況》。這則新聞是很耐人尋味的。他彙報了些什麼，中央指示了什麼，這是機密，誰也不知道。但最終的結果很明顯：梁利用這種形式向中央表示「效忠」，也取得了中央的信任。也就是說在中央政府強硬的表態下，梁最終放棄了表面上的搖擺，選擇了完全站到中央這一邊。港府的處理方式，從最開始的放任自流，到武力清場，到現在的秋後算賬，拘捕佔中領袖。這一系列動作都顯然都是「每天彙報」之後，得到中央支持，梁振英才逐漸開始硬氣起來了。

　　與此同時，我們再對照另外兩則新聞。第一則，就是佔中爆發的前夜，以李嘉誠為代表的一大批香港富豪到北京來訪問，打的旗號是希望維護香港穩定。

　　第二則就是佔中結束之後沒多久，李嘉誠就宣布把公司註冊地遷出香港。

　　顯然，李嘉誠等人去北京其實是要去試探中央的態度，希望居中調停，說服中央在2017年的普選問題上讓步，避免「佔中」運動的爆發。這個要求當然是被拒絕了。會面的結果，只是習總重申中央對香港的政策不會變。

　　調解失敗之後，「佔中」隨即爆發，中央和香港極端民主派的關係終於徹底決裂。而這種徹底的決裂，受打擊最大的，不是別人，就是這一批控制著香港經濟命脈的大富豪們。

我在佔中期間發過一條微博，就是說從「學民思潮」領袖黃之鋒所做的演講內容來看，他的訴求是錯誤的，但他反應的問題是真實的。香港回歸中國以後，經濟發展緩慢、社會貧富差距擴大，香港底層人民沒有從祖國統一中獲得什麼好處，青年學生對未來失去希望，他們擔心畢業就失業，看不到通過自己努力上升的渠道。這個經濟基礎，才是「佔中」運動爆發的最重要的原因。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首先是社會上有了對香港現狀的怨氣的積累，才可能有西方敵對勢力來挑撥離間產生效果。

　　那麼這種經濟社會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原因是什麼呢？在大陸這邊看來，中央已經給了很多優惠政策給香港，而且還大量廉價的淡水、蔬菜、肉製品供應給香港，保障香港的民生和經濟繁榮，其它的方面一概不管，給了你最大限度的自由。然後你自己還搞不好怪誰？只能怪你們香港人自己嘛。

　　但在香港人看來，就不是這樣。1996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前，基尼係數是0.517，2012年，基尼係數上升到了0.538，貧富差距是擴大的。雖然看上去增加的點數不多，但一般認為超過0.5就是很嚴重的貧富分化了，在這個基礎上，每增加一點點都會讓底層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而這個貧富分化的加劇，是跟回歸以後中央政府不作為密切相關的。

　　自由資本主義一定會帶來滾雪球一樣的貧富分化，這個應該是一個共識。香港回歸以前，就是一個自由港，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當中也算是非常自由的了。但是英國的殖民統治畢竟還派了總督，他代表英國統治香港，其職權是高於行政、立法、司法這個三權分立體系的。有這麼一個強權人物鎮著，大資本要想為所欲為還是很困難。

　　但是在中國收復香港的過程中，在過渡時期，我們一方面不能直接派遣官員管理，一方面又不可能信任英國的官員，所以選擇了依靠所謂的「愛國人士」來協助中央政府實現香港平穩過渡。而當時愛國人士的代表，當然就是李嘉誠、霍英東這些大資本家了。在這個過程中，這些以前尚不能干預政治的資本大佬們開始獲得大量的政治資源，李嘉誠和霍英東都成了香港回歸籌備委員會委員，成為中國在香港政治力量的代表。

在資本大佬介入政權交接、新任政府權力分散的這麼一個情況下，政治力量對資本力量的節制就完全失效了。對李嘉誠這樣的大資本家來說，以前還有總督管著，回歸以後在香港就可以徹底稱王稱霸。所以實際上我們看李嘉誠的財富增長，速度最快的就是香港回歸之後的這麼幾年。他的公司市值在回歸前的1995年才只有420億港元，盈利才只有30億港元。到2009年，就增加到了一萬億港元，相當於同期香港經濟總量的50%，盈利更是高達兩千多億港元，增加了七十倍。大頭都是回歸後掙的。而這期間，香港GDP增加了不到一倍。

　　所以，回歸以後，香港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好處都是大富豪們拿走了。底層人民並沒有得到什麼實惠，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特別是房地產市場泡沫化嚴重，財富分配的差距比收入的基尼係數更加嚴重。李嘉誠在回歸兩年後就成為華人首富，但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卻不足十五平米，此外還有十多萬人住在不足兩個平方米的籠屋裡面，所謂「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就是現今香港現狀的真實寫照。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收回香港以後，對香港的治理是有所失職的。「香港明天更美好」這個承諾並沒有完全實現，起碼對於香港的底層人民和年輕一代來說，他們所看到的現實就是回歸以後，他們的處境和未來變得更加黯淡了。

　　這個問題的根源在哪兒？就在於過度的自治造成的「政府缺位」。香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供700萬人發展，已使用地區只佔了所有面積約24%，扣除不可開發的山地，還有40%的可供開發面積，但是就是空著不讓開發。主要原因就是政府過於弱勢，難以下定決心，因為一旦開發就會造成香港樓價下跌，讓擁有住房的階層利益受損。董建華多次打算學習內地新建保障房，都迫於既得利益階層的政治壓力而被迫放棄了。香港想要修一條高鐵接上廣深高鐵，死活修不動，因為政府太弱勢，根本無法完成高鐵所需的拆遷工作。這些問題，在中國都不是問題，唯獨在香港克服不了，你說是中央政府失職，還是香港政府失職？我覺得應該是都有責任。

　　底層人民在生活得不到改善的情況下，他們會選擇什麼樣的意識形態來要求改革？就是一個輿論宣傳戰的問題了。西方的敵對勢力也好，本地的像這樣的資本勢力也好，就開始在青年學生中間煽動，把這樣的問題歸結為大陸不給香港民主，以及大陸人到香港來買奶粉、生小孩佔用香港的資源的問題上來了。這個邏輯其實很荒謬，因為大陸的政制和英美民主差距更大，但是對岸的深圳發展的比香港好的多；至於大陸人民到香港來，那是有利於香港經濟的，沒聽說過買東西還把人家給買窮的。香港的問題，核心不是自由民主太少，而是自由民主太多，導致政府缺乏權威和執行力，無法大規模的配置公共資源，推動有利於底層人民的改革，放任大資本肆意擴張。

　　但是呢，目前來看，在香港這個宣傳陣地上，我們是失分的。青年學生被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理論給洗腦了，覺得問題就是中央不給香港民主造成的，所以才有了「佔中」運動。

　　所以我才說：「佔中」運動中，青年學生的訴求是錯誤的，但他們提出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必須要解決的。只要這樣的問題不解決，僅僅是鼓吹什麼反對國外敵對勢力的滲透宣傳，只能是治標不治本。

　　要解決這個問題該怎麼辦？首先就要跟香港大資本家分道揚鑣，不能再像回歸前後一樣，把他們當做政治上的依靠力量了。因為社會公平的改革，必定會觸碰到這些人的利益。

　　其次，就是要建立「強權特首」制度，要讓特首扮演一個像回歸之前的港督的角色，或者說是像現在中國地方政府的黨委書記的角色，一個超越行政、司法和立法之上的職位。大幅度的削弱立法會的職權，因為這個陷入黨派鬥爭、不用對實際決策負政治責任的機構，是很容易因為各方面勢力的滲透而變得四分五裂、無所作為。變成一個極端勢力表演的大舞台。

　　目前，中國政府一方面要堅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所以不能真的搞社會主義改造，直接委派香港市委書記、市長；另一方面，又不宜完全的坐視不管，讓港內港外的敵對勢力把香港搞得一塌糊塗，這樣在輿論上同樣對我們不利，因為香港畢竟是屬於中國的。

　　兩方面均衡的結果，一個效忠於中央政府的強權特首，就成為了一種必然的政治安排。梁振英在關鍵時刻以「每天向中央彙報」的方式效忠，最終促成了這一政治決策。

　　所以，佔中結束以後，李嘉誠收拾家當準備走人，梁振英態度強硬發表施政聲明，批評大學反對派刊物，對「佔中」領袖秋後算賬。這些東西都是連在一起的。李嘉誠不是不看好香港的未來，而是不看好他自己的家業在香港的未來。在一個強權特首的政治安排下，一系列的社會變革恐怕將勢在必行。二十三條立法那是肯定要做的，國情教育也一定會重新啟動，土地與住房制度的改革恐怕也是在所必行。在此過程中，以李嘉誠為代表的，依賴於土地形成的大資本財團的利益必然受到巨大的觸動。這個時候把資本註冊地遷移到香港之外的避稅天堂，其實是在給自己準備退路了。

　　香港明天會更好，但李氏家族的明天恐怕是不會更好了。

我書讀得少，你們不要騙我。如果香港淪為二線城市對中國是好事？
為什麼有些人好像很迫不及待想看到這一天？
中國拿的出手的城市總共就那幾個，國家為什麼要犧牲一個已經發展得這麼完善的國際化城市呢？又不是發展深圳就非拖垮香港不可。你們當掌權/錢者像我一樣蠢？
大家在這裡只不過在「贊」哪個答案看得更舒服而已，分析得對不對跟押寶中不中的概率差不多。不說了，繼續搬磚了。

這新聞無非是說，我們北京是一線，上海是一線。
作為金融中心，香港的潛在對手就大陸的上海。上海的相對地位的確在上升，但是，我們看看，上海的上升邊界在哪裡？同時，也是香港的地位下降的邊界在哪裡？
搶做中心城市，無非以下幾個要素：人，物，錢，服務，公司建立 的自由聚集與自由流動。(0%自由度到100%自由度）
-------------------補充----------------------------------------------------

這裡的百分比，指得不是，人，物，錢，這些因素本身。值的是這些因素的自由聚集與自由流動
拿錢的自由聚集和流動來說，我們外匯沒有放開吧？匯率沒有市場化吧? 中國人想對海外投資，用到巨筆的外匯的時候，審批權還在外管局吧？所以，這些大陸任何城市有的限制（無論北京，上海，深圳）香港都沒有。
-------------------原文----------------------------------------------------

以上幾個，香港基本全占。
30年前，上海一個沒有。
現在，上海有的（個人觀點）：人，60%。物，85%，錢，50%，服務，70%，公司建立，50%
限制上海以上，人，物，錢，服務，公司建立阻礙這些要素邁向 100%自由度的限制是什麼？中國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金融管制，匯率管制，文化管制，所有你可以想像到的。
過去上海的進步，就來自從0到有的市場的放開，管制的相對放鬆，背靠長三角，輻射全中國。但是，管制放鬆的邊界是不是已經到了瓶頸了？改革的下一步怎麼走？
那麼如果你想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貿易中心，物流中心，航運中心，金融中心，必須進一步放開管制。但是，所有的這些，上海都不可能單獨做。單獨做，就是國中國了。

所以，一國兩制的合同到期2047年前，香港的地位都不會動搖。香港地位下降的邊界，就在所有這些以上限制條件上卡死了。

舉個最簡單的栗子：單拿金融國企壟斷放開這一個改革來說，根本就不是能不能，而是想不想的問題。
拿工行來說，2012年，其中利息凈收入4178.28億元，在營收中佔比78.9%。
利息收入，就是存貸利差產生的收入，這個就是靠利率沒有市場化的利潤。
所以，你只要相信人性，就知道改革有多難，知道我們改革有多難，就知道香港的地位有多穩固了。

香港應該有點危機感，不要像某些高票盲目自大。因為大陸發展的原因就是沒有退路，不發展就是死。

香港淪陷成天津，短期三五年是不可能，但是繼續這麼地產港下去，製造業繼續空心化，等到人民幣匯率貶到均衡點，逐漸走出國門了，可是真的苦日子要來了。

現在中國輸出投資已經開始大於輸入資本了，這可不是資金外流。

又到了香港的雨季，下班時候如果你站在街上打計程車一般都不太容易打到。可是如果你手機裝了「快的打車」App的話，叫到一輛計程車似乎並不難，即使在這種壞天氣里。

與司機攀談打車App，發現香港計程車司機用快的的人數還是很多的。過去也同大陸一樣會返現給司機做補貼。現在沒有補貼了，但是有積分，可以用來兌換加油卡，換取車輛保養之類的。但是可惜的是，最重要的支付環節還沒有打通，快的打車在香港還不可以使用支付寶支付。所以我們最後還是要給司機現金。

支付寶在香港的主要問題就在於幣種轉換以及與各銀行關聯的快捷支付。目前快捷支付支持的銀行較少，且都是信用卡。幣種轉換需要付出一定的手續費。這種過程繁瑣且成本高。在7-11還有支付寶的充值卡賣，用戶要根據當天匯率來折算買一定數額充入到支付寶賬號里。這樣的用戶體驗，用的人不多也就不足為奇了。

即使用戶這些都搞定了，在某寶某貓上購物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貨物過關。一般清關需要3-5個工作日，加上運輸派送，最快也要一周才能拿到貨。而且運費高昂。我見有的香港同事在某寶買東西，買貨的錢還沒有運費多。某寶在國內的價格優勢，物流的時間優勢，在香港這裡瞬間皆無。

我問了身邊一些香港年輕人對於互聯網，對於創業，對於現有規則的看法。似乎沒有人了解互聯網行業，沒有人願意出來創業，且對現有的商業模式社會規則等都十分認同，覺得沒有什麼需要改變的地方。

自己在香港在這裡學習，工作，生活已快進入第五個年頭，就我自身感受到的，覺得以下六點是香港缺少互聯網思維，缺乏創新的原因：

現成社會結構穩定，進入老齡化社會

香港與大陸不同，紡錘形社會已形成多時,中產階級佔據社會的大部分。而中國大陸仍處於金字塔結構社會中（正在發生激烈的轉變）。在這種社會垂直流動穩定的地區，必然在創新動力上要低於流動激烈的地區。加之香港地區人均壽命很長，社會進入老齡化階段。而創新是年輕人的事情，對於處在老齡化社會的地區，天然的缺乏創新能力。

傳統商業非常完善，傳統服務業發達且方便。

香港的社區很完善，幾乎每個社區都有配套的公共體系。無論是交通，購物，飲食，健身娛樂等設施一應俱全。也就是說人們對於日常的消費來說只要去樓下就可以解決。加之香港很小，交通便利，人們即使去買一些非日常消費的商品也很方便，無論到銅鑼灣，尖沙咀，旺角，即使你住的再遠，一個小時也都可以到達。所以香港人從來沒有感受到購物的不方便。而大陸因為面積過大，發展不平衡，很多用戶的一些購物的需求得不到滿足（特別是三四線城市、農村的用戶），必須要藉助網路來完成。

人工成本和房租高昂

香港的房租是出了名的高，幾平米就幾萬幾十萬。光房租這一項就讓很多創業者望而卻步。加之香港的人力成本高，老闆對於僱員的人數是極度敏感的，因為光人工這塊也要吃掉很多成本。

精英社會，金融至上

記得吳曉波曾經這樣評價過上海：「一個喜歡大資本的城市，和一個必須以破壞、創新為主的互聯網公司，有一種天然的衝突。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上海是沒有互聯網基因的城市。」（詳見吳曉波《這些年，馬雲犯過的錯誤》）這句話放在香港也是一樣的。上海與香港很類似，都是以資本為主的城市，金融業發達，城市繁華多彩，本地人又有點排外。太多相似的地方，就有相似的病症。都是精英社會，人們都對資本充滿渴望，而對於資本的獲取過分依賴於金融產品而非實業。這導致了人們過度關注金融業，而忽略了創造資本的本源。金融本身不會創造資本，實質僅僅是資本的轉移。

在一個大城市中，外地人是這個城市向前的動力。因為外地人背井離鄉，渴望在大城市裡打拚出自己的未來，敢於吃苦，樂意奮鬥。外地人帶來了大城市的活力。所以北京，深圳這樣的城市誕生了無數個奮鬥勵志的故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創業奇蹟。而香港今年來的留學生留港率逐年降低，新移民返回大陸找工作的比率也逐年增加。

保守的性格

兒時記憶里，香港是個開放，繁榮的地方。可是來到香港發現其實香港人骨子裡特別保守。對於新事物的接受總是很慢，更看重現有的既定的東西。而互聯網創新，要的就是不能保守，敢於挑戰現實，敢於打破常規，勇於試錯。這點似乎與香港人的性格特質完全不符。

與我們看問題的方式不同

說了這麼多原因，究其根本，個人覺得是由於我們和香港人看問題的方式不同。香港人傾向於解決現有問題，我們傾向與解決長遠的問題。香港人傾向於做好眼前的，我們傾向於向一個確定的目標前進。香港人認定的是明確的規則與法律，我們更願意認定的是約定俗成的潛規則。

所以香港人更加尊重規則，而我們則更易顛覆規則。這就是我們的區別。這種區別直接導致了在互聯網時代發展的道路上，我們越走越遠，香港依舊原地不動。

香港究竟是互聯網的處女地還是荒地？

港漂、新移民對創業充滿熱情

馬雲在香港的演講引得上萬人前去觀摩，我想在香港的年輕人還是有很多有想法的。他們有創業的熱情，香港社會也有創業的需求。但去聽講的，幾乎都是大陸過去的港漂。真正的香港本地年輕人少之又少。為什麼？

我問身邊的幾個香港本地的年輕人，有沒有創業的打算。得到的回答全是：沒有！原因就是他們都希望穩定，不喜歡這種充滿風險的生活。當然這不能代表全香港的年輕人的想法，但還是反映了一部分香港年輕人的態度。

競爭者並非同行業對手，而是傳統

在香港若做移動互聯網，做O2O，做電子商務，可能除了要面對同行業競爭對手的競爭外，還要面對更困難的東西：傳統的觀念。

香港不缺熱錢，但是投資者們還不能接受互聯網這種目前還在「燒錢」的商業模式。短期內沒有回報甚至會投入更多，傳統的投資者就會望而卻步。

以顛覆現有為根本的互聯網公司，需要面對的一個整個偏「右」的保守社會。對於新產品的不信任，面對社會的輿論，現有的規則、法律等。這些問題都是每個香港互聯網公司所必須面對的，而解決這些問題，又不是一家公司所能辦到的。這需要整個行業的努力，建立起完善的互聯網生態鏈之後，香港人才會逐漸接受這些。

拿誰的？美國，中國，本土？

中國的互聯網產品，大部分都是拷貝美國的產品，進行本土化修改後就可以直接上線，推到市場上。這樣的過程讓我們可以直接拿到已經成熟的產品案例和經營手段，降低了創新成本。

所以產品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本地化能否做好。做出更接地氣，更符合國人需求和使用習慣的產品。

香港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誰的產品可以拿過來直接用？美國的？中國的？香港使用頻率最高的幾個App全是國外的：Whatsapp, Facebook, Instagram…那香港人是習慣西方式的還是中國式的呢？這與地區文化有關，「土洋結合」就是香港的文化，無論是美國的還是中國的其實直接用起來都不太對口味。開發出符合香港本地人使用習慣的產品，需要本土的香港公司更深層次的挖掘和努力。

香港人需要從島上的狹隘意識中走出來重新認識中國。而中國也應該在香港的現狀中吸取教訓

香港今天的繁榮源自過去香港人的努力開拓，源自法律的完善，社會的公平。這些都是我們正在追求的。

然而在很多東西固化之後，一部分規則在當今的互聯網時代看來卻是僵化的，不合理的。

記得羅大佑有一首歌曲《亞細亞的孤兒》，講的是台灣當年被世界遺棄的故事。台灣人也曾經看不起大陸人。看過去年的一個調查統計，現在的台灣年輕人60%多希望來大陸工作。這種轉變可能連大陸人都想像不到。而反觀香港年輕人對大陸的反感卻是與世界的現實相背離的（別的國家都在擁抱中國，而香港卻在排斥）。我們這裡不討論政治關係，更無意挑起中港矛盾。只是真心希望香港的年輕人可以學習一下台灣的年輕人，去擁抱大陸的發展。年輕人是一個地區的未來。一個保守的，孤立的年輕人群註定不會帶來繁榮的未來，如此發展下去，也許下一個亞細亞的孤兒就是香港。

同樣，中國大陸的也應該從香港的發展現狀中汲取教訓。我們處在高速發展中，看上去似乎一切都很美。但是發展的速度有天終將會慢下來，社會結構也會趨於穩定。那時候我們的年輕人是否還有活力，有動力去創業，去創新？會不會那時我們的年輕人也如今天香港的年輕人一般？

結語：我在這裡討論的只是我的一些個人感受，沒有太多的數字圖表，也沒想寫成一篇很嚴謹的報告。我在大陸出生，成長；我在香港工作，學習。我對這兩個地方都充滿感情，所以無法用非常客觀的眼光去評價。錯誤之處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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