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究竟有多可怕？
相關問題：貓能識別有鼠疫的老鼠么，它們如何保護自己?
鼠疫的危害性大家都答得差不多了，我偏個題，來說說關於鼠疫的一個人
國士無雙
零、前言
鼠疫在歷史上有著三次大爆發
第一次，起源於公元542年爆發於查士丁尼大帝統治下的東羅馬拜占庭帝國。對，就是搞了《國法大全》的那位。
在瘟疫傳播的高峰期，每天有5000人到10000人染病死亡，總死亡人數在20萬人以上，幾乎摧毀了君士坦丁堡，並從那裡傳播到西歐，此後又在地中海地區飄掠肆虐兩個世紀之久。人們把這次起源於公元542年的鼠疫稱為「查士丁尼鼠疫」（Plague of Justinian），它的流行使歐洲南部1／5的人口喪命，它以後五、六十年間里又有幾起流行，估計總死亡人數達1億人。
（引用部分來自百度，下同）
第二次，起源於中世紀，延綿數百年。也正是這一次的恐怖，奠定了鼠疫「黑死病」的恐怖名頭。
1348～1351年在歐洲迅速蔓延，患者3～5天內即死，3年內喪生人數達6200萬（有的說是3000萬），歐洲人口減少近1/4，其中威尼斯減70%，英國減58%，法國減3/4。從1350～1400年間的歐洲人壽命從30歲縮短到僅僅20歲。直到16世紀末，歐洲每10年就發生一次鼠疫流行高峰。整個16、17世紀，鼠疫仍是威脅歐洲人生命的頭號元兇，至少有2500萬人死亡。
1664年到1665年，倫敦再次發生鼠疫大流行，鼠疫就是在這次流行中被命名為「黑死病」（Black death）
第三次，則來到了我們中國。1894年，香港地區爆發鼠疫，20世紀30年代達到最高峰，波及亞洲、歐洲、美洲、非洲和澳洲的60多個國家，死亡逾千萬人。其中，印度最嚴重，20年內死亡102萬多人。此次疫情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區，流行傳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區之廣，遠遠超過前兩次大流行。
一、亂起
1910年，末代大清，
鼠疫從西伯利亞肆虐而至，很快蔓延到女真龍興之地，日俄爭霸之鋒，中國東北。
10月26日，第一例病例報告出現在滿洲里
10月27日，哈爾濱被鼠疫攻克
10月30日，長春告急
11月02日，瀋陽淪陷
11月15日，疫情最嚴重的哈爾濱，數萬中國人聚居的傅家甸因感染死亡人數過多被隔離
日俄均以防疫為由，準備搶奪東北控制權，各國外交使團頻頻施加壓力。
時任外務部右丞，年僅33歲，因為冷靜果斷處理1908年伊藤博文案而聲名鵲起的政治新星施肇基挺身而出，請求擔任防疫大臣。
施肇基先生是中國的外交先驅，中國歷史上首位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生，先後獲得本科、文學碩士以及PHD。作為一位外交家，防治鼠疫只是他的一次友情客串而已。除了之前提到的伊藤博文案，之後他三度擔任中國駐美公使（大清一次，民國二次，其中1935年升級為大使後成為中國首位駐美大使），一次擔任駐英公使（民國），二戰後擔任中國聯合國代表團高級顧問。
施肇基先生是中國的外交先驅，中國歷史上首位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生，先後獲得本科、文學碩士以及PHD。作為一位外交家，防治鼠疫只是他的一次友情客串而已。除了之前提到的伊藤博文案，之後他三度擔任中國駐美公使（大清一次，民國二次，其中1935年升級為大使後成為中國首位駐美大使），一次擔任駐英公使（民國），二戰後擔任中國聯合國代表團高級顧問。
而對於中國教育洗禮的同學們來說，他代表參加的最出名的一次會議，是1919年的巴黎和會。參加者除了時任駐英公使的他之外，還有外交總長陸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駐比公使魏宸組，以及，另一位廣為人知的傑出外交官，巴黎和會中國全權代表，時任駐美公使，顧維鈞。
但是很遺憾，今天，我們的主角不是年少得志的施肇基。
施肇基在當上了防疫大臣後，遍邀名醫去東北主持防疫工作。
但是均遭到了婉拒。
行醫而已，誰也不希望把自己搭進去。
直到他找到了那個比他還年輕2歲的醫生。
時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年僅31歲的他帶著自己的助手兼學生林家瑞以及簡單的醫學儀器，
兩個人迎著洶湧的逃難人潮，向東北出發。
1910年12月24日，平安夜，到達哈爾濱，一座已經被鼠疫統治的死城。
第一次爆發是2個世紀
第二次爆發是4個世紀
而這一次在哈爾濱，這位醫生到來之後，僅用67天，就將鼠疫扼殺。
挽狂瀾於既倒 扶大廈之將傾。
國士無雙，伍連德。
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史記·淮陰侯列傳》
二、緣生
施肇基作為中國近代史首批學霸，手握康奈爾三個學位外加首位康奈爾中國畢業生的名頭，自然可以藐視眾生的。
但是正所謂人間自有妖孽在，學霸之外有學神。
第一個進入劍橋的華人，24歲就拿到劍橋大學5個學位（醫學學士、文學學士、外科學碩士、文學碩士、醫學博士）的伍連德呵呵一笑。
很遺憾，嚴格來說，他不是中國人，只是華人。
伍連德，字星聯 ，1879年出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當時為英屬），祖籍廣東新寧。
1896年，17歲的伍連德獲得維多利亞女皇獎學金，赴劍橋大學學習。
1903年，7年時間拿下5個學位，師從諾貝爾獎得主Elie Metchnikoff教授與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教授。
1905年，伍連德與施肇基相識。誰都沒想到，5年後他們會再一次站在一起。
1907年，28歲的伍連德受袁世凱邀請，歸國擔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他將和大多數首批留學生一樣，
在此後數十年的歷史巨變中，如無根之萍，隨波沉浮，
最終化成一聲悲嘆，飄散在圖書館厚厚的典籍雜文中。
但是，1910年底，在離1911年10月10日，20世紀中國歷史劇變的開始僅僅不到一年，
他出現在了哈爾濱。
這一刻，命運選擇了他，
或者說，他選擇了命運。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孟子·公孫丑上》
三、狂瀾
2003年，非典爆發。
歷時四個月，內地13億人口中，共確診5327例，死亡349人。
帝都全城恐慌，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口罩、白醋、板藍根飆至天價，千金難求。
軍隊出動，僅僅數日，小湯山醫院拔地而起，京城各大醫院專家入駐。
全國各地組織頂尖醫療團隊赴京增援。
全球實驗室馬力全開，以求找出病源。
舉國之力，抗擊非典
1910年，東北鼠疫。
東北1400萬人口，最終死亡6萬餘人，感染者不計其數，僅傅家甸死亡就超過總人數1/4。
東北地區甚至沒有像樣的西醫醫院，醫生數量將將達到兩位數。
橫屍遍野，疫水橫行。
口罩手套很少人使用，對於文盲率接近100%的中國人來說，「傳染」「隔離」實在是很難理解。
千里之外，英國一個叫弗萊明的年輕醫生剛剛取得了自己的外科資格證書，並決定留在母校跟隨老師，從事痤瘡和梅毒的免疫研究。
直到19年後，他才在因緣際會之下，發現了抗生素。
當時的東北，藥品儲備基本是個笑話。
而伍連德手上，只有自己的學生，和之前在東北的兩位連「接觸患者時自我保護」都不知道的醫生。
時值年末，除夕很快到來，大批闖關東的漢子們要帶著他們一年的收成，帶著他們的老婆孩子，以及帶著他們身上的鼠疫桿菌和因為鼠疫死亡的親人的屍體，回到關內。
全國大爆發近在眼前。
伍連德到達後立刻用英文電報向施肇基報告了現狀：
（1）醫無素養之困難；
（2）藥品無儲備之困難；
（3）財政應付不及之困難；
（4）病院隔離籌備不及之困難；
（5）斷絕交通之困難；
（6）焚毀屍體、物品隔離之困難。
無人、無葯、無錢、無地、無權、無力。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
——《孫子兵法》
對面是肆虐人間上千年的妖魔，
這邊，只有一己之力。
縱然是敵眾我寡，縱然是深陷重圍，但是我們敢於亮劍！我們敢於戰鬥到最後一個人！一句話，狹路相逢勇者勝！亮劍精神就是我們這支軍隊的軍魂！劍鋒所指，所向披靡！
——《亮劍》
浮雲生死，此身何懼！
戰鬥，開始了。
四、謀定
北里柴三郎，日本細菌學家。
履歷無比炫目：師從發現了結核桿菌的德國科赫教授，世界首位分離出破傷風桿菌（1889），將免血清免疫的方法應用於白喉和破傷風的治療，開啟了血清學領域。回國後自建細菌研究所，指導志賀發現了志賀桿菌（1898），後在如今日本的首相搖籃，慶應義塾，創辦了醫學部。自己也加授男爵。
而在他履歷上最濃墨重彩的一筆，來自於1894年，第三次鼠疫爆發之後，分離出了鼠疫的致病原——鼠疫桿菌。
在當時的醫學界，在對鼠疫桿菌進行了初步研究後，以北里柴三郎為首的科學家們普遍認知是鼠疫是由鼠傳染給人的，而人與人之間不會傳染。
因此，對抗鼠疫的方法也非常簡單：滅鼠！
伍連德到了哈爾濱，很快發現了問題。
哈爾濱的冬天動輒零下數十度，老鼠怎麼會大規模活動？
就算天地有異變老鼠亂跑，跑一次也應消停了，怎麼疫情還在不斷加重？
他仔細調查了爆發最嚴重的傅家甸，發現發生在這一區域瘟疫之疫源，來自滿洲里的一個俄國人和當地人捉土撥鼠的窩棚。
土撥鼠，亦稱旱獺，屬嚙齒類，主要生存在蒙古、俄國貝加爾湖和中國東北地區，是一種穴居於乾燥寒冷地帶的小動物。要注意的是，學名是旱獺，和老鼠並不是同一個物種。
當時的東北，儘管俄軍新敗於日本，仍有大量俄國人在此。俄國人鍾愛紫貂皮毛製作的各類服飾用於禦寒。可人多貂少，一皮難求。而中國自古以來悠久的山寨傳統，自然有許多精明之士想到了皮毛膚色相近的土撥鼠來代替紫貂。到了1910年，市場上的假紫貂皮已經到達了令人瞠目結舌的250萬件。
伍連德立刻讓助手想辦法找來土撥鼠進行研究。
12月27日，一位旅店的店主患鼠疫而死。
伍連德趕到後，立刻問小廝：之前是否有皮毛商人入住？
小廝說：有，一周前剛走。
傳染鏈漸漸浮出了水面，接下來只需要在死者和土撥鼠體內找到鼠疫桿菌，就能明確病魔所在！
但是當時清政府禁止屍體解剖，同行的兩位醫生極力勸阻，伍連德不為所動，毅然不顧風險，和助手二人就地解剖屍體，獲取了重要的臟器和血液標本。
回到實驗室，在顯微鏡下很快在器官，尤其是心、肺和血液中發現了大量的鼠疫桿菌！
經過培養，三天後出現了大量鼠疫菌團。
而與此同時，在土撥鼠體內，也發現了大量鼠疫桿菌團！
伍連德確定這是人與人之間通過呼吸和唾液的傳染，而並非鼠傳染給人。
立刻給施肇基發電報，要求想辦法讓政府予以配合進行隔離。
在他的心中，征服鼠疫，指日可待。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史記·高祖本紀》
五、驚變
在施肇基的支持下，伍連德開始對哈爾濱進行全面布控，尤其是傅家甸所有的公共設施，旅館、飯店、商店，均全面消毒，對病人和家屬實行嚴格的隔離，對有可能接觸病人者，必須呆在家裡自行隔離。
然而很遺憾，當時在東北的話事人，並不是中國人。
而是把東北當成了殖民地的各國友人們，尤其是日本及俄國。
想要控制疫情，必須爭取到他們的支持。
伍連德首先拜訪了俄國時任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霍爾瓦特將軍。俄國當時已經派了醫學專家依沙恩斯基過來。所以拜訪時，二人並不相信一個來自中國的醫生會有什麼樣正確的看法。
但是伍連德張口就是流利的英語，讓二人震驚不已，收起了藐視之心。伍連德告訴他們，他已經通過屍體解剖、樣品觀察以及細菌培養，得出了此地流行鼠疫的結論，並闡述了該病菌是通過呼吸和唾液傳播方式。霍爾瓦特出於保護俄僑的考慮，很快就將1300節火車車皮（內置取暖火爐）批給了伍連德醫生，使醫生有了一個較寬裕的臨時疫病隔離所。伍連德說服那密切接觸患者的人，並陸續將他們安置到這裡。病人則送到防疫醫院。相關家屬和一般接觸則在家裡自行監測。
接下來是日本。哈爾濱瘟疫剛剛爆發之際，日本同樣也派了一名醫生來調查。這位醫生，恰好就是北里柴三郎教授的學生。同樣，出身名門大派的他看不起來自中國的赤腳醫生們。
直到伍連德的助手林瑞生告訴他，伍連德醫生是劍橋大學畢業的博士。
但是，他仍然堅持著師門的「鼠疫源於鼠傳染人」的思想，在之前已經解剖了數百隻老鼠，並請伍連德觀看他解剖老鼠的樣本，堅持認為自己沒有從一隻老鼠身上發現鼠疫桿菌。因此，哈爾濱流行的並不是鼠疫。
對方畢竟是鼠疫桿菌鼻祖的得意門生，伍連德深感難以說服對方，只得做罷。
1911年1月2日，政府第一批增援趕到。
僅有一人。
北洋醫學堂首席教授，法國人梅斯尼。時年45歲，比伍連德大13歲。
與日本人一樣，傲慢的法國人並不相信伍連德的「人人傳染」的說法，堅定地認為滅鼠才是唯一可行的防疫方法。在談話中，他控制不住自己，面對伍連德揮舞雙手，瞪大眼睛喊叫：「你這個中國佬竟敢蔑視我，目無你的尊長。」甚至還要與伍連德搶奪防疫控制權。
無人信，無人服，隔離工作舉步維艱，鼠疫發病和死亡人數每日飆漲，人人自危，戶戶驚恐。
伍連德陷入了絕境，向施肇基求救。
施肇基上報清廷。然而，在那個西方醫學遠盛於東方的年代，無數西方專家的反對下，一個僅僅初出茅廬的伍連德的說法，又如何能夠讓清廷大人們相信呢？
歷史在此時展現出了它黑色幽默的一面。
當時已經有很多人逃回了關內，鼠疫的恐慌開始在全國瀰漫。
東三省與北京近在咫尺，清廷也開始了恐慌，擔心有朝一日，這個惡魔獰笑著撲向紫禁城。
而伍連德所提出的隔離患者，全城戒嚴的方法讓清廷大喜過望，
對施肇基的奏章，毫不猶豫地批准，直接任命任伍連德為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醫官。並且免去梅斯尼職務。
但是僅僅有朝廷的支持是不夠的。
閻王好見，小鬼難纏。
想要真正掌握話語權，還需要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而歷史再一次垂青了伍連德，用另一個人的生命，為他掃清了所有障礙。
這個悲劇人物，就是梅斯尼。
被清廷停止職務後，不甘束手的梅斯尼去了俄方醫院，現場查看病人。為防止感染鼠疫，他戴上了白袍、白帽、膠皮手套來隔絕一切可能的與老鼠接觸的部位。
但是很遺憾，他仍然沒有相信，那個比他小13歲的年輕中國醫官所說的，鼠疫會通過呼吸和唾液傳染。
所以，他沒有戴口罩。
1月5日，梅斯尼被停職後立刻去看病人，之後從醫院回到住處，一切正常。
1月8日，梅斯尼開始出現低熱，頭痛，發燒。夜裡煩躁不安。
1月9日，凌晨開始出現咳嗽伴有咳痰。立刻被送至俄方醫院搶救。
1月10日，注射免疫血清，連續治療24小時後病情仍在加重，開始大量咯血，很快失去意識。血中檢測出鼠疫桿菌。
1月11日，梅斯尼死於鼠疫。距離他來到哈爾濱，僅僅9天。
梅斯尼之死震驚了所有在哈爾濱的各國使館，以及當地政府。
如果連中國醫學最高學府北洋醫學堂首席教授都不能倖免，那麼沒有人是安全的。
在死亡的恐慌下，關內來的醫生們得到了無比的優待，政府高官們甚至騰出自己的官邸，請他們和自己同吃同住。
而伍連德，也得到了當地政府的信任。
儘管在大人們的眼中，這些關外匪民的生死遠不及自己身家性命緊要。
但無論如何，在清廷、當地政府和霍爾瓦特的強力支持下，防疫控制有了突飛猛進的進展。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
——《留侯論》
六、煙橫
為了控制疫情，伍連德將傅家甸劃分為四個區域，隔離監控。
開始訓練大量醫務人員取代警察進行疫情監測。
同時，調動了數百名軍隊及警察封鎖隔離區，尤其嚴禁毛皮商人進入。
最重要的是，有了人事大權之後，果斷撤職了一些無能的醫官和隔離區官員。
一系列動作一氣呵成，殺伐決斷之下，漸漸穩住了人心。
但是面對鼠疫，僅僅有雷霆手段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千金妙方。
儘管已經隔離，但是城中死屍無數，衛生狀況極差，處處危險，步步驚心。
伍連德在梅斯尼的死上汲取了足夠的教訓，開始設計了棉紗做成的簡易口罩。這種口罩簡單易戴，價格低廉，他調動了大量人力物力，確保口罩源源不斷地供應給市民。
這種口罩，後世被稱作「伍氏口罩」
（圖片來自哈爾濱醫科大學醫史學教研室副研究員馬學博）
（圖片來自哈爾濱醫科大學醫史學教研室副研究員馬學博）
學過生物的同學都知道,
傳染的三大要素是：傳染源、傳播途徑、易感人群。
易感人群沒什麼好說的，只要不是外星人，都是鼠疫的易感人群。
口罩解決了傳播途徑問題，那麼最後，就到了解決傳染源的時候了。
其時土撥鼠已不多，真正威脅最大的傳染源，是那些死屍。
由於死亡人數過多，且冬天木材緊缺，大量死者無法下葬，隨意拋在街道中。
伍連德當機立斷，上書請求准許火葬。
1985年2月8日，國務院頒布《國務院關於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中國土葬改革拉開大幕。
其時中國剛剛經過建國後近三十年動亂，尤其是十年浩劫已將舊社會的禮義廉恥衝擊地七零八落。
就在這種情況下，火葬推進的過程中，仍然產生了無數阻力，在基層，火葬和計生成為了官民對抗的焦點，全國各地每天都爆發著流血事件，延綿十餘年。
而在1911年的清朝，死者為大，入土為安，更是最根本的倫常道德。
伍連德的提議掀起了軒然大波。
幸運的是，他的身後，始終站著那位比他大兩歲的友人，施肇基。
靠著自己精純的政治手段和圓滑的外交技巧，加上鼠疫巨大的恐慌，施肇基成功說服了清廷，同意將棄屍予以火葬。
這也是中國歷史上首次。
1911年1月31日，大年初一。破舊歲，迎禧福。
傅家甸卻全無過節氛圍。
24000名中國人里，已經有超過1/4死於鼠疫。
兩千多具疫屍曝於荒野。
防疫人員將屍體堆成22堆，每堆100具。
伍連德要求文武官員全數到場，同時還有大量百姓圍觀。
倒上煤油，開始了中國歷史上首次集體火化。
同時，大量發放傳單，鼓勵百姓在新年裡多放鞭炮。
不僅僅在心理上讓百姓們有了消災辟邪的安全感，更重要的是利用鞭炮散發出的硫磺味道滅菌，有良好的消毒效果。尤其是在全城燃放鞭炮，對瀰漫在空中的病菌是一次極好的驅趕和滅殺。
同時，也對疫情嚴重地區患者接觸過的傢具、生活用品等一併焚燒。
（圖片來自《中國醫史》，王吉民，伍連德著，1932年出版於上海）
（圖片來自《中國醫史》，王吉民，伍連德著，1932年出版於上海）
了卻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後名。
——《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
七、辟易
焚燒過後，全城死亡人數急速下降，感染者也越來越少。
1911年3月1日，距離伍連德到達哈爾濱67天。
深夜，所有防疫人員聚集在總部內，就像《環太平洋》的基地一樣，仰頭觀看時鐘。
隨著零點鐘聲的敲響，爆發出熱烈的歡呼。
24小時內，哈爾濱無一例死亡，無一例感染。
之後數日，均無感染及死亡。
伍連德宣布，解除對傅家甸的隔離。
並親率防疫人員走進居民區看望市民。
百姓走上街頭歡慶，喜極而泣。
劫後餘生，恍若隔世。
在此次防疫行動中，參與工作人員2943名，297人殉職，其中包括梅斯尼醫生。
是他們用血肉之軀抵擋住了鼠疫，用自己的生命為後來者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和研究資料。
讓我們對他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圖片來自《中國醫史》，王吉民，伍連德著，1932年出版於上海）
（圖片來自《中國醫史》，王吉民，伍連德著，1932年出版於上海）
鼠疫結束了，但是伍連德的工作還沒有結束。
根據在這次鼠疫中得出的成果，他提出了一項改變了鼠疫研究史的學說：肺鼠疫。
從這項理論開始，鼠疫在後世的研究中逐漸分成了腺鼠疫（鼠傳染人），肺鼠疫（人人之間可傳染），敗血症鼠疫等等。
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召開國際學術會議。
年僅32歲的伍連德被推選為大會主席，而擔任副主席的，正是鼠疫鼻祖，北里柴三郎。
會議上，伍連德主持，與各國專家共同完成了500頁的《1911年國際鼠疫研究會會議報告書》
（圖片來自《中國醫史》，王吉民，伍連德著，1932年出版於上海）
（圖片來自《中國醫史》，王吉民，伍連德著，1932年出版於上海）
（大會會議錄，圖片來自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員程光勝）
1913年，他整理的相關文章發布在了醫學頂級雜誌柳葉刀《Lancet》上，成為了中國歷史上首位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的人。
1926年，他將自己的疾病資料整理出版：《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 1926，肺鼠疫論述）。這部480頁的鼠疫理論專著，正式創立了「肺鼠疫」學說，被譽為「鼠疫研究的里程碑」
「威德遐被，四方賓服」 「成功駿烈，卓乎盛矣！」
——《成祖本紀》
八、百戰
1918年，亂世開端。
剛剛當上山西王不久的閻錫山，之前在段祺瑞和孫中山護法軍的戰爭中站在了段祺瑞一方，最終導致手下精銳第一混成旅全軍覆沒。只得老老實實在山西休養生息。
然而，命運卻沒有給他修養的機會。
1918年1月1日，北洋政府接到急電，山西鼠疫爆發。
但是好在，命運給他關上了門的同時，還給他開了一扇窗。
這扇窗的名字，叫做伍連德。
北洋政府委派伍連德全權負責。
在伍連德的指導下，
1月5日，山西軍政當局下令「遮斷交通，嚴密檢查，則南下行旅不可復返」。
之後，閻錫山調動所有部隊，圍繞疫情最嚴重的臨縣組織起三條防線。
時近年末，無數商旅企盼歸家。
但是在軍隊的強力彈壓下，疫情沒有過度蔓延。
雖然蔓延28縣，導致2667人死亡（多為疫情中心的臨縣及興縣），
但是，疫情在蔓延74天後，即被撲滅。
1920年10月，東北鼠疫再起，仍然是從滿洲里傳至哈爾濱。
駐守東北多年的伍連德早有準備，儘管在亂世，手中無權無錢無人，仍然成功將死亡人數控制在5000人以內。
國際醫學聯盟授予「鼠疫鬥士」稱號。
晚年梁啟超評：「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博士一人而已！」
梁啟超手書
梁啟超手書
鼠疫的戰爭結束了。
但是仍然有許多戰場等著他去開拓。
他先後兩次杜絕了哈爾濱霍亂的大流行，杜絕了上海爆發的中國最大的霍亂的流行。
他負責成立全國海港檢疫事務管理處，陸續接收了各沿海、沿江口岸的檢疫機構。
他一生致力于禁毒事業，無奈在那個鴉片泛濫，甚至民間流傳著鴉片能預防鼠疫的年代，沒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
他專註於中國醫學的發展，擔任中華醫學會會長，親手創建了北京中央醫院，即今日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並擔任首任院長。
作為中方代表，陪同並說服洛克菲勒基金會考察人員，建立了協和醫學院和協和醫院。
伍連德博士與洛克菲勒基金會Welch 醫生和 Victor G. Heiser 博士在PUMC。（禮露 供圖）
伍連德博士與洛克菲勒基金會Welch 醫生和 Victor G. Heiser 博士在PUMC。（禮露 供圖）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從軍行》
九、衣錦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
在上海主持防疫工作的伍連德，被日軍飛機炸毀了他在上海的寓所，妻子黃淑瓊去世。
他被迫離開了中國，回到了故鄉，馬來西亞的檳城。成為了一位普通的醫生。
終其一生，再也沒有回到過他為之付出了青春與熱血的東北。
1959年，劍橋大學出版了他的英文自傳：《Plague Fighte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Modern Chinese Physician》（鼠疫鬥士：一個中國醫生的自傳）
儘管今日，很多人認為他只是華僑，
但是在他心中，自己就是一位中國人。
而寫作這部傳記的提議，來自一個更加為我們所熟知的名字，伍連德的劍橋師弟，李約瑟。
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了一個問題，
後來，這個問題在當代的中國大學考場上折磨過無數大學生：
「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沒有人能夠回答。
但是，曾經有一個人，用他偉大的努力，證明了中國人，也可以在科學領域做到世界頂尖。
只是當時，這個人已經無法再回答了。
1960年1月21日，檳榔嶼鄒新慶律卅九號，一位偉大而平凡的醫生因心臟病逝世。
1月27日，《泰晤士報》寫道：伍連德是「流行病的英勇鬥士」，「伍連德的逝世使醫學界失去了一位傳奇式的人物，他的畢生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無以回報，我們將永遠感激他。」
「The Old China, to which the author had devoted the best part of his life, from the later days of the Manchu Dynasty through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until the collapse of the Kuomintang regime, is still fresh in the minds of many, and it is hoped that the ascendency of the new Chines People』s Government may result in the continued happiness and prospersity of that great country, which in the course of its 4000-5000 years of history has seen so many triumphs and vicissitudes before achieving its present status in this everchanging world.」
Wu Lien-Teh
我曾經將我的大半生奉獻給古老的中國，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建立，直到國民黨統治崩潰，那一切在許多人的腦海里記憶猶新，中國是個有五千年歷史的偉大文明古國，歷經世世代代的興衰榮辱，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我衷心的希望她能更加繁榮昌盛。
伍連德
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首萬里，故人長絕。
——《賀新郎》
十、滄桑
諾貝爾獎規定，獲得提名但未獲獎的科學家只有在頒獎50年後才能解密。
在2007年，諾貝爾官方公布了1901-1951年的所有獲得提名的科學家。
在生理和醫學獎中，50年來，只有一位中國人的名字出現在這份名單中。
他獲得提名的理由是「Work on Pneumonic Plague and especially the discovery of the role played by the Tarbagan in its transmission」
1935年，諾貝爾生理和醫學獎提名：伍連德。
1989年2月21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
將傳染病分為甲、乙、丙三類
後經多次修訂，覆蓋了所有常見傳染病。
無數讓人聞之色變的疾病，如艾滋、甲流、非典、梅毒、血吸蟲病、炭疽、結核、傷寒、猩紅熱、狂犬病、乙肝、瘧疾等等，都排在了乙類傳染病。
危害最大的甲類，始終只有兩種，
鼠疫，霍亂。
鼠疫，又名：一號病。
在21世紀初的一個無所事事的日子裡，
我坐在圖書館民國史書架旁，看著軍閥們在紙卷油墨中縱橫馳騁。
直到，翻到了一本《國士無雙伍連德》。
「這貨是誰？國士無雙？打仗像韓信一樣厲害？我怎麼沒聽說過？」
我自言自語，打開了這本書，走進了百年前一位前輩的世界。
民國，不僅僅有北洋軍閥，文學大師
也有著舉世聞名的科學家。
然而今日，我們熟知魯迅巴胡適的軼事，了解中正百川的趣聞，
卻沒有人曾經記住那位拯救了無數人民的醫生。
殺戮者長享紀念，作文者永垂不朽。
救人者，被遺忘在歷史的角落裡。
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臨江仙－漁樵問答》
完。
參考文獻
1、《國士無雙伍連德》王哲著，2007年出版
2、《鼠疫鬥士——伍連德自述》伍連德著，程光勝等譯，2011年出版
3、《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本土發表最高國際頂級期刊的人是誰？》科學網秦逸人博客
4、《銘記我國現代醫學先驅伍連德博士》科學網秦逸人博客
5、《伍連德醫生——紀念伍連德醫生撲滅東北鼠疫100周年》阿成，光明日報，2010年12月17日12版
6、《國家與地方的公共衛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為中心》曹樹基，《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
7、《伍連德博士與北京協和醫學院》禮露，中新網2007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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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醫生，且家中曾有人經歷過鼠疫，我覺得自己比較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
從專業的角度看，鼠疫是一種烈性傳染病，旱災後過度降雨可爆發，致死率極高。
但鑒於題主的問題是「有多可怕」，而不是「是什麼」，所以在那種環境下的人的心理感受應該才是題主真正想了解的。且據我所知這種感受遠遠不是「可怕」能形容。
以下摘自本人外公的自傳---《山村孤兒》
「大爹被大媽傳染後，家中本來就一貧如洗，被煙鬼弄得吃早無晚，哪裡還有什麼錢醫治，雙雙病逝。
二爹和我的父親前去幫忙辦理喪事，均染病在身。瘟疫蔓延開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前前後後，大媽、大爹、二媽、二爹和他們的長子，我的父親、大姐、大哥和叔母及大爹家長子先後去逝。小叔在外教書，幸免於難。我的大姐本是早已出嫁的人，她得知父親、哥哥噩耗後，無盡的悲痛思念，不聽勸阻，前來送喪，也一命歸天。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一時間大廈傾倒，天翻地覆，日月無光。媽媽如五雷轟頂，萬箭穿心，朝夕相處，風雨共患難，冷在一起，熱在一起的親人、骨肉一下離開了她，走了，永遠地走了！但他們的魂在，生命終結了，屍體卻還沒有走，怎麼辦？上無老，下有兩家留下的四個娃娃，會吃不會做，左無親人，右無幫手，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此時此刻的媽媽，心已碎，肺已裂，眼前是萬丈深淵，天空是一片漆黑。
媽媽心如刀絞，走吧，一起走算了！
她絕望，她吶喊，天吶，天，你怎麼不長眼！
她在樑上拴好了一條帶子，做好了自縊的準備。
忽然一聲「媽媽，媽媽，我要找媽媽」的聲音貫入她的耳膜，這聲音似春雷，似海嘯，驚醒了她的頭腦。我走了，娃娃們怎麼辦？沒媽的孩子是乞丐，揣破碗，要冷飯，啊，不能，我不能走呀！活下去，山崩地陷也要活下去！媽媽撐起了虛弱的身體，在一個堂哥的幫助下處理了最後一具遺體………」
後來跟外公聊起當時的人和事，他說：「死的人多了，到後來誰誰誰家又死了人就跟誰家死了一隻雞一樣，會麻木。而且誰若是把身子哭壞了就會染病，也會跟著一起走的…」
唉…突然好想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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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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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評論區問洗手+注意個人衛生能否倖存於疫區，我就明白還有人對鼠疫的可怕程度還沒有概念。
再科普一次吧…
鼠疫屬於甲類傳染病。
什麼概念呢？就是人們熟知的炭疽、艾滋、非典、禽流感和甲流等一大堆談之色變的傳染病均屬於乙類。
所以，患上甲類傳染病幾乎用不著談什麼潛伏期了…直接潛土裡吧…
所幸的是，得益於公共衛生管理和抗生素應用的發展，大面積的鼠疫爆發也快成為過去式了。
為什麼說「快」而不是「已」？因為偏遠地區的一場嚴重地震，切斷災區與外界聯繫後，就已經具備了鼠疫爆發的所有條件。
這麼說可能還是有點抽象。不明白的朋友可參考《生化危機》的一些背景設定---浣熊市的T病毒就是通過感染實驗室下水道的老鼠，再由老鼠身上的虱子不斷重複感染老鼠和人類，由於各種原因軍隊無法進去災區控制疫情，最終整個城市變為喪屍之城，總統不得不使用核武器消滅整個城市來阻止病毒蔓延。
所以，「鼠疫大規模爆發」對應的不是「飯前便後七步洗手法」，而且「核武器摧毀整座城市」。
你說，鼠疫可怕不？
以上。在古代屬於亡國滅族級別的疾病。
輕鬆改變歐亞大陸人類文明發展進程。
可與之比較的是天花，輕鬆改變美洲大陸歷史進程。
現在的話，在《傳染病防治法》裡面的甲類傳染病排名第一，行話叫「一號病」。頗有一種「He Who Must Not Be Named」之感。
不過也就那樣，重視就好，恐慌就不必了。
挖坑待埋。嘛，上學期剛學完微生物，有答得不對的地方還請指正，畢竟醫學僧還沒接觸臨床書上寫的可能有的地方不全面。
部分圖片可能會有不適感。
鼠疫是自然疫源性的烈性傳染病，歷史上的三次世界範圍的大流行死亡人數是上千萬。人類鼠疫是直接接觸、剝食燃油鼠疫的動物或者被感染鼠疫的鼠蚤叮咬而感染。
鼠疫一般是先在鼠類間發病流行，通過鼠蚤叮咬傳染人類，人患鼠疫後又可通過人蚤或呼吸道傳播在人群間流行。
臨床上常見的有腺鼠疫、肺鼠疫、敗血症型鼠疫：
- 腺鼠疫：特點是急性淋巴結炎，鼠疫桿菌在吞噬細胞內生長繁殖，沿淋巴流動到達局部淋巴結，引起嚴重的淋巴結炎，侵犯的淋巴結多在腹股溝，引起腫脹、化膿、壞死。
- 肺鼠疫：通過呼吸道吸入感染，也可以由其他兩種鼠疫蔓延而繼發。患者高熱寒戰，咳嗽、胸痛、咯血，多因呼吸困難或多器官衰竭死亡。死亡患者的皮膚常呈黑紫色，又稱"黑死病」。
- 敗血症型鼠疫：重症鼠疫患者的病原菌侵入血液，導致敗血症型鼠疫，體溫升高至39~40℃，發生休克與DIC，多器官衰竭，病死率極高。
鼠疫的病原菌——鼠疫耶爾森菌對理化因素的抵抗力較弱（可以輕易被消毒液殺死，平時要注意好衛生），但在自然環境下在痰液中可以存活36天，在蚤糞、土壤中能存活1年。（叫你還隨地吐痰）
鼠疫為我國法定甲類傳染病，患者如不及時治療，極易死亡，肺鼠疫的死亡率為100%。若搶救及時，大多數患者能夠治癒。
目前的疫苗多為無毒活疫苗，免疫力可維持8~10個月。
最後盜幾張老師PPT上面的圖
解放前整個村莊的人被鼠疫全部消滅
說到鼠疫，不得不提一下我的家鄉通遼。一個默默無聞的草原城市，坐落在內蒙古東部，他建城時間很短，但是在這段短短的歷史中，鼠疫說不得不提的問題。
一九四七年，說通遼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年，鼠疫的大爆發讓這裡成了一座死城。我聽長輩說過提起過但是了解到不多，所以後面會轉一篇通遼之窗網站的文章。我的長輩說：當時的情況有多恐怖呢，前一天和一個小夥伴一起玩，晚上各回各家了，第二天早上再去找他玩，就已經死了；當時的防疫人員會注意觀察煙囪，誰家的煙囪幾天沒冒煙了，就知道這家人死絕了，然後去收屍。
因為這場鼠疫爆發的時間距離日本鬼子投降時間很近，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隊又距離的不遠，盛傳這場鼠疫說日本人投降前故意放出來的。當然，我沒看到確著的證據。
下面是引用的文章。
通遼地區，原為蒙古族放牧的草原，1914年建通遼鎮，從此通遼人在這裡開墾了大片肥沃的可耕地和豐饒肥美的草牧場。然而在通遼歷史上有過這樣幾句話：「黃鼠遍山野，勝過牛羊群，傳染鼠疫病，九死無一生。」
傳說通遼建鎮前也曾發生過鼠疫，而建鎮後的三十幾年內，通遼地區鼠疫年年發生。1947年5月，人間鼠疫在哲盟蔓延至5個旗縣，而通遼城最為嚴重，每天平均死亡100多人，有時達到160人，甚至有的整戶感染了鼠疫，生者不能互相照顧，死者無人裝殮掩埋，在大街小巷隨時隨地可以見到或坐或卧的患者以及病死的人。
對於通遼地區的疫情，東北行政委員會和遼北省委十分關注。1947年9月東北行政委員會派出東北防疫機動大隊四個中隊150餘人，在大隊長張傑藩的帶領下來到哲盟；東北行政委員會衛生部白希清副部長又親自帶領哈爾濱市的醫務工作者、防疫隊和東北行政委員會衛生部的一批醫生趕至哲盟；遼北省政府的防疫隊、遼吉軍區防疫隊也先後到達哲盟，洮南縣雖屬疫區但也派出了6人防疫小分隊。這支共有300多人組成的防疫隊伍給通遼地區帶來了防疫知識、技術力量、藥品醫療器械，並配合當地防疫隊伍對城鄉人民普遍進行鼠疫疫苗的預防注射，對鼠疫患者進行較好的藥物治療。經過多方治療，隔離所70%的人終於陸續出院。
1947年11月蘇聯紅十子會半月協會的防疫隊由防疫專家麥斯基率領32人來到哲盟，帶來許多新藥品無償地捐贈給中國防疫隊。蘇聯防疫隊專門承包了通遼的積善屯以及周圍村屯，建立多處患者中心收容所，擴大對患者的治療。
1948年1月5日至2月8日，對通遼火車站（舊址）附近的墳地進行清理，取屍焚燒深埋，共翻埋處理屍體1710具，屍體碎骨318件，古墳518個，掘墳2546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1950年，東北人民政府確立通遼縣為「消滅鼠疫試驗縣」，提出「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和「三年內消滅鼠疫」的要求，按照上級指示精神，通遼縣人民政府健全防疫組織，加強環境衛生管理，滅鼠滅蚤，積極進行預防注射。全市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同鼠疫進行不懈的鬥爭，鼠疫的流行範圍逐年縮小。至1953年，全縣鼠疫患病人數由1947年的15710人下降到13人。
1958年6月12日至19日在通遼召開「全國根除鼠疫現場會」，發出「動員人民群眾在三五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拔除鼠疫疫源性」。1960年防疫工作進入全面預防、重點消滅鼠疫疫源的新階段。同年6月25日至7月5日。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領導小組、國家衛生部在通遼市召開「全國消滅鼠疫現場會」，中央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王鐸、候補書記胡昭衡，遼寧省副省長王梓木，蘇聯專家納依金，中直機關、解放軍代表，以及17個省區的衛生廳長和專家學者261人參加會議。推廣通遼市的滅鼠做法，交流各地滅鼠經驗。1961年按照內蒙古自治區黨委關於《鼠疫防治方案》要求，結合通遼縣具體情況，繼續推行「三級負責制」行之有效制度。
1965年通遼縣清河北、遼河南，其滅鼠指標分別達到每公里無鼠無洞和不多於1隻黃鼠。經驗收，全縣84個生產隊滅鼠面積佔總面積98.7%，平均鼠密度為每公頃0.64隻。1969年，通遼劃歸吉林省後，滅鼠措施和組織形式按部隊的班排連編隊，並組織三級滅鼠拔源宣傳隊深入基層廣泛宣傳。
1972年，貫徹吉林省6號文件「滅鼠拔源」的規定，實行生產結合滅鼠的做法。當年滅鼠投入技術骨幹1416人，其中，草原滅鼠100人，結合生產滅鼠383次。等到1985年7月至8月，對通遼縣4個鄉鎮、12個村進行黃鼠密度考核，360公頃土地面積捕獲黃鼠26隻，平均鼠密度為每10公頃0.72隻，當年沙土鼠在全縣境內消失蹤跡。1987至1992年，鼠疫防治工作連續6年完成自治區、盟下達的鼠疫監測任務。1992年，市防疫站鼠疫血清檢測點，設在通遼最後一個人間鼠疫疫區，即民主鄉腰營子村，在進行大量流行病學調查之後，經全國鼠布基地、中央流研所和哲盟地病站專家鑒定，排除鼠疫流行。
來源：科爾沁都市報 作者：文/胡宇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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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鄉，科爾沁。最聞名的不是草原，不是沙化，而是世界十大鼠疫源地、中國鼠疫源地之首。
1943年到1947年，還不發達的城市每天都死去數以百計的人和牲畜。很多處「萬人坑」，到處都是墳。1948年對火車站附近的墳地進行清理，取屍焚燒深埋，共翻埋處理屍體1710具，屍體碎骨318件，古墳518個，掘墳2546個。
這些數字其實只是數字，對我而言感受最深刻的莫過於我在讀小學，正趕上家鄉城市化建設如火如荼的時候，到處都在開發樓盤，但凡是開發樓盤，無論在城市的任何角落，挖地基絕對會挖出屍骨。離我最近的就是我讀的小學要新蓋一棟逸夫樓，挖地基的時候就毫無懸念的挖出了骨頭。蒙古黃金家族後代的英雄沒有戰死沙場，卻敗在了細菌。這就是我所理解以及看見的鼠疫。
劉廷 已經說得很全面了。補充一點，根據傳染病的分類來說，甲類只有鼠疫和霍亂兩種，SARS、禽流感、艾滋等均屈居乙類，嚴重程度可見一斑。
死神魅影：鼠疫
以下來自百度百科：
《傳染病防治法》根據傳染病的危害程度和應採取的監督、監測、管理措施，參照國際上統一分類標準，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將全國發病率較高、流行面較大、危害嚴重的39種急性和慢性傳染病列為法定管理的傳染病，並根據其傳播方式、速度及其對人類危害程度的不同，分為甲、乙、丙三類，實行分類管理。
一、甲類傳染病
甲類傳染病也稱為強制管理傳染病，包括：鼠疫、霍亂。對此類傳染病發生後報告疫情的時限，對病人、病原攜帶者的隔離、治療方式以及對疫點、疫區的處理等，均強制執行。二、乙類傳染病
乙類傳染病也稱為嚴格管理傳染病，包括：傳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脊髓灰質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麻疹、流行性出血熱、狂犬病、流行性乙型腦炎、登革熱、炭疽、細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肺結核、傷寒和副傷寒、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百日咳、白喉、新生兒破傷風、猩紅熱、布魯氏菌病、淋病、梅毒、鉤端螺旋體病、血吸蟲病、瘧疾、甲型H1N1流感（原稱人感染豬流感）。對此類傳染病要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和防治方案進行預防和控制。其中，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和甲型H1N1流感這四種傳染病雖被納入乙類，但可直接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三、丙類傳染病
丙類傳染病也稱為監測管理傳染病，包括：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風疹、急性出血性結膜炎、麻風病、流行性和地方性斑疹傷寒、黑熱病、包蟲病、絲蟲病，除霍亂、細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傷寒和副傷寒以外的感染性腹瀉病。
並非專業人士，只不過幾天前恰好看完《鼠疫圍城》，今天又恰好在知乎看到這個問題，所以猶豫了許久，還是決定獻上我的知乎處女首答來混混眼熟，內容就當作對眾多回答的補充吧。
1940年至1945年在寧波、衢縣、金華和常德等地曾爆發大規模鼠疫。在民國政府檔案中常德城有姓有名登記在冊的死亡人數為36人，然而在經過張禮忠等常德細菌戰調查者30多年的統計常德雞鵝巷作為第一傳染圈死亡人數達294，在第一圈由常德城傳出的疫圈裡，南坪崗鄉死亡38人；蘆山鄉死亡218人；德山鄉死亡419人；河洑死亡43人。石公橋鎮屬於第二個傳染圈死亡了1017人。它很快就形成了一個新的傳染源，向它周邊的鄉鎮擴散：鎮德橋鎮（死亡329）、白鶴山鄉（死亡31）、大龍站鄉（死亡30人）、雙橋坪鄉（152）、周家店鎮（死亡1537）、中河口鎮（死亡21）、蒿子港鎮（死亡20）、韓公渡鎮（死亡347等全部染疫。於是以這些第三階梯的疫源再向第四階梯傳染，如韓公渡鎮，從周家店染疫後，從這裡又傳到牛鼻灘（死亡31）、）賀家山（死亡1），洲口鎮（死亡139），洲口鎮又成為第四階梯的傳染源，再傳到文尉鄉（死亡30）、鴨子港鄉（死亡78）。而為這些鼠疫點之間也不是相互孤立的，實際上它們互為疫源，隨著人、物的流動而互相甚至多向交叉傳染。
常德鼠疫擴散圖
然而每一位中國人都需要知道的是這場鼠疫並非來自於自然環境對人類的懲罰，它是來自於死亡工廠的人工製造，是陰謀的投放，是濫殺無辜的戰爭謀略！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清晨，日軍駕飛機在常德上空撒投鼠疫細菌
『大霧天一大早，一架飛機獨自飛臨常德，它飛得很低，低到離地面只有20多米，它從西邊進入城市，沿著繁華的法院街、關廟街、雞鵝巷、到東門外五鋪街、水廟街，然後又折回，在中心區低空盤旋了三周，扔下些什麼東西，就飛走了。』
『「當時是秋天，陰曆九月十六日，日照時間短，六點半鐘後天才亮，因此正大街上投下的物品天亮後才被清道夫隨同垃圾掃走了大部分，小巷子遺留最多，時間最長，清道夫搖鈴鐺收每家的垃圾，大家都圍著這些東西看，猜測日機扔下的是什麼東西，議論紛紛」。張禮忠老人說。
一位充滿好奇心的男子很有頭腦，他在這些東西被清掃完之前，留了滿滿一簸箕，並把這些東西帶到教會醫院。』
『「我們用無菌生理鹽水洗滌這些穀子，用離心沉澱，取其沉渣作塗片染色，在顯微鏡下（油鏡頭）發現有許多雜菌，其中亦有少數兩極染色較深的革蘭氏陰性桿菌，類似鼠疫細菌」。1972年譚學華在勞改農場寫道。
當時的送檢物里，並沒有跳蚤。為了排除敵人「使用精神恐怖戰術」譚學華決定進行細菌培養。
「日軍飛機撒下的糧食里有類似鼠疫細菌的存在，而糧店取來的糧食對照，則無此等細菌發現。」譚學華1972年回憶。』
『第二天上午，由市防空指揮部出面召開警察局、衛生院、縣政府等人員的座談會上，譚學華提出此次空投極為可疑，鑒於曾經有日軍在浙江金華、衢縣等地空投物引起鼠疫暴發的消息，提出四點建議：1、由警察所負責組織居民收集、打掃空投物並用火焚之；2、在報刊上宣傳鼠疫癥狀及防禦方法，並開展滅鼠；3、立即打電話給湖南衛生處，要其派鼠疫專家來；4、找一合適房子做防疫醫院，一旦流行，可作為隔離處。
譚醫生的建議在事後只得到了部份落實。省里遲遲沒有回電，到了8號再報，則只要求「切實查明據報」，沒有派專員來。實際上省里將消息報往國民政府，但得到的回電是：「事關國際信譽，不得謊報疫情」。防疫醫院由常德衛生院落實，但因為「該院院長怕負責任，未能及時做到」。譚學華說。』
隨後常德城裡出現了第一例被確診為鼠疫的患者。
『1941年11月12日，12歲的少女蔡桃兒，由母親背著來到的常德教會醫院廣德醫院，她在前一天的夜裡出現高燒惡寒、頭痛噁心，全身或局部淋巴腫痛，「一夜呻吟不止，煩躁不安」。
廣德醫院的副院長譚學華醫生檢查了她的體溫：「105°（40.5°C），脈搏115，看上去她患有急症，處於神志不清狀態」。』
『蔡桃兒被留在醫院，「當時我因其來自死鼠較多的關廟街，故疑為鼠疫。但必須先除去惡性瘧疾，所以當時要化驗員汪正宇作白血球計算及查找瘧原蟲。檢驗結果，她的白血球計數在一萬以上而中性細胞亦增高，並未發現瘧原蟲，但卻在塗片上發現有少數兩極染色較深的類似鼠疫桿菌，和日機所投下的穀粒檢驗時的發現極相似，因此我們初步診斷為鼠疫，並收入隔離病室治療。」
這是當年的常德教會醫院廣德醫院副院長譚學華做出的診斷。』
『次日8時，醫生報告了死亡的消息。從發病到死亡，鼠疫留給蔡桃兒和醫生的時間只有36小時』
為了確定死因，醫生在對蔡桃兒父母反覆勸說後對蔡桃兒進行了解剖，被診斷為鼠疫。
『蔡桃兒是第一個被紀錄的鼠疫死者。第二個是25歲的工人徐老三，第三個是58歲的聶述生、第四個是27歲的蔡玉貞。蔡玉貞家住東門外常清街，11號發高燒，13號死亡。此時，廣德醫院將死者開肚剖腸的消息想必已經在城內傳開，蔡玉貞的家人準備將她運出城悄悄埋掉。在去鄉下的路上，中國紅十安會醫生肯特攔住了棺材，詢問死因後一定要開棺檢查。死者後被強行抬到廣德醫院解剖，結果是肝臟和脾臟的塗片上都發現鼠疫菌。』
蔡桃兒家住在雞鵝巷，雞鵝巷作為第一傳染圈死亡人數達294人。
『程家大屋程志安之妻張桂英21歲，產後九個月零十天，11月8日9時許，為了增強乳汁，要丈夫去雞鵝巷買了一碗餃子面來，張吃後幾個時辰，突感不適，高燒，抽筋。全家看到張氏突發疾病，驚嚇得不知所措。公公程星悟雖為名醫，事發突然，對此病既無認識，也無主張，第二天不到中午，張桂英死亡。」張禮忠說。
程家是中醫世家，父親程星吾和兒子程志安都坐診行醫，在常德城裡很有名望。但他們面對媳婦奇怪的病也毫無辦法。張氏娘家來人，看到女兒「面色烏黑，口掛血泡」認定是被程家下藥毒死，告官不說，還要將9個月10天的小孩陪葬，官司一直鬧到常德專員歐冠那裡，後法醫和廣德醫院醫生共同鑒定，張氏死於鼠疫。但是程張家兩家從此絕交，幾十年再沒說過一句話。張氏留下的女兒程啟秀直到1996年才見到自己的姨媽張桂麗，解放前夕，張家人去了台灣，「母親死後54年，我才又見到了母親娘家人」，兩家人因為親人突然離世而造成的仇恨和誤解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才慢慢消解。』
『雞鵝巷裡的「聶皮匠」聶家林，當年他6歲，他說清楚地記得程家大屋裡死人的情景：屍體橫在院子里沒有人收，人們好奇又害怕，只是遠遠地圍觀。他在我的筆記本上畫了雞鵝巷的草圖，並說禍起於那250多口大醬油缸。因為所有的醬油缸都是敞口向天的，日軍的投擲物直接落在了缸里，並且醬油園裡老鼠多，初起的發病人大都吃了醬油園周圍小餐館裡的東西。
這是雞鵝巷鼠疫流行的民間版本。』
『隨後幾項防疫決定迅速做出：設立隔離醫院，向全市人口進行預防注射並發給注射證；雞鵝巷、關廟街等地被劃為疫區，警戒封鎖，斷絕交通，不準居民外出；開展滅鼠行動，動員居民捉老鼠；建立焚屍爐，疫病屍體一律燒掉；全城封鎖，所有的泊船碼頭、交通站點設立檢查站，只有持注射證的人才能外出。』
陳文貴出於嚴謹檢查了從常德帶回去的穀物，但是卻由於距離投放日已經過了34天，培養之後，只發現有大腸桿菌、葡萄狀球菌等，沒有發現鼠疫菌。這份「嚴謹的報告」使得當時英國最權威的波頓研究所，做出分析報告：「在飛機和鼠疫病例之間顯然不存在已經被證實了的關係」。
『就在常德拉出防疫的架式準備迎擊鼠疫時，死神突然止住了腳步。住在關廟街楊家巷的胡嫂在1942年1月11日發病，13日死亡之後，沒有再發病的人，沒有新的死亡者，一切突然沉寂下來。因為再沒有新的病患出現，陳文貴12月2日帶著由病人培養出的純鼠疫菌種和少量飛機投下的糧食離開常德回貴陽。伯力士也因為戰局緊張而離開常德。
但是，老鼠，就在兩位大專家前後腳離開常德之後，開始頻繁出現在大街上。這些老鼠行為怪異，平常只鑽地溝的它們，居然光天化日地在大街上躑躅，它們獃頭獃腦，行動遲緩，脊毛倒立，任由行人踩踏而不逃命。』
『1941年1月中旬，大個子高鼻樑灰白頭髮的伯力士又回到常德。
伯力士一來常德，目標就是常德的老鼠們。很快常德就發出號召，讓人們抓老鼠送到廣德醫院裡來，不僅如此，城內提供老鼠的人還會受到獎勵，「人們只要發現一隻老鼠並交到醫院就會得到1塊錢，人們口耳相傳，大量的老鼠被交到醫院，一共有成百上千隻！」不僅如此，他要求各保甲的保甲長每天必須送活鼠一百隻給他，而他每天做的事就是埋頭於實驗室解剖這些老鼠。
常德很多80多歲的老人都記得他的名字：伯力士。
有關伯力士的零星資料顯示，伯力士是一名奧地利猶太人，畢業於維也納大學醫學系。從1919年他就到來到中國的東北。當時中國東北正爆發鼠疫。在哈爾濱，他取代一名逃跑了的細菌學專家，成為中國鼠疫專家伍連德最得力的助手。國際聯盟出版的伍連德《肺鼠疫療法》一書中有相當一部分英文內容都是伯力士撰寫的。東北鼠疫之後，他與國際聯盟衛生組織建立聯繫，成為國聯的中國鼠疫專家，直到1949年。』
一九四二年參加常德防治鼠疫技術人員合影（紅圈為伯力士）
『1月，他解剖了24隻老鼠，發現其中有5隻染疫，染疫率達20.03%，2月解剖168隻，染疫鼠32隻，染疫率19.04%。
「當這些老鼠17%攜帶感染了鼠疫菌時，一場流行病馬上就要蓄勢待發了。」
儘管1月、2月的染疫老鼠已經超過了界線，但是一切靜悄悄的。1月13日死亡的胡嫂，似乎是上一年鼠疫的餘緒，整個一月、二月都在平靜中渡過。
3月，伯力士解剖了810隻老鼠，發現疫鼠181隻，染疫率達22.35%，4月解剖350隻，染疫的老鼠達到了159隻，染疫率達到了44.29%！』
『常德城內3月20日出現第一個生病者，向玉新，男，50歲，住在華嚴庵，是一個商人，24日死亡，敗血性鼠疫。22日、23日、30日連續有人生病死亡，到了4月發病和死亡的人更多，都是敗血性鼠疫和腺鼠疫。4月6日，一個叫陳劉雲的住在法院西街34號的33歲主婦發病，4月9日住院治療，11號死亡，在她身上，第一次出現了烈性鼠疫的傳染——肺鼠疫。
軍警迅速封鎖了法院西街，整條街都用滴滴涕來滅鼠消毒，34號的居民全部被送到隔離醫院留觀。這天下午6時，常德防疫處召開了緊急會議：「主席報告，昨日法院西街三十四號發現最危險之肺鼠疫，此項疫患可由病者說話與呼吸及飛沫傳染，死亡率百分之百，換言之，即凡患此疫者都無倖免。幸檢疫得力、發覺尚早，否則由一人可傳至千萬人而無止境……」』
『伯力士提出，凡是疑似病人，一律送隔離醫院檢驗；捕送死鼠必須用瓦罐密封，每隻加發獎金到1.5元，其它各自的死鼠要用開水燙死再用火燒滅；學校停課，旅館、浴室、飲食店、妓院停業一星期以觀事態；徵用民地以籌建鼠疫公墓。』
『參加防疫的劉厚坤醫師回憶說，「有全家老幼都罹鼠疫而死的，也有得肺鼠疫等不到24小時即死的」。』
『伯力士在防疫計劃中提以下對策：一，群眾衛生宣傳，但考慮到大多數貧民不識字和為生計忙碌，他認為只進行報紙宣傳、集會宣傳是不夠的，要進行逐戶的講解宣傳；二，預防接種。這一項在常德也極難推進的工作，常德人基本上沒有過打針，很懼怕，民間遙傳打針會導致婦女流產和孩子死亡，伯力士為了減輕群眾的抵觸，特意放寬見了至2歲以下兒童、孕婦和結核病、心臟病等重症病人可不注射。儘管在所有的醫療機構、常德城的6個城門，水陸碼頭站點進行預防接種，但到了5月鼠疫爆發最熾烈時，接種也只達到28.6%，於是8月只得改為逐戶接種。』
『在伯力士的督導下，常德東門外約三華里的徐家大屋建成了隔離醫院，隔離醫院四周挖成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寬的壕溝，溝里灌滿水，只以一面弔橋與外面相通，這是為了防止帶病菌的老鼠進入醫院。醫院裡面設三個病房，每個病房容納40－50名病人。隔離醫院「戒備森嚴，儼然一個魔窟，人們望而生畏，任何人不能接近，也不敢接近。只有醫務人員身著防疫衣，全身心地救治鼠疫病人。這個隔離醫院先後收治過兩百多例病人，在這期間城裡很多人染病後不但不報疫情，更不願送隔離醫院治療，就是死了也不報死訊。」』
『然而隔離院的真實情景恐怕只有從裡面活著出來的人，才能描繪，但從裡面出來的人少之又少。國民政府留下的檔案中常德鼠疫患者共42人，其中只有5人治癒出院，20歲的楊志惠（當時名為楊珍珠，文革時改為楊志惠）就是其中之一，並且在事隔半個世紀後留下了口述。
楊志惠和13歲弟弟楊彼德及母親住在廣德醫院的對面一間沒有地板的木板房裡，因為信基督教，父母給兩個孩子取了教名「珍珠」、「彼得」。兩年前父親被日軍飛機炸死後，一家人靠母親在家門口的街上擺個香煙雜貨攤活命，是常德最貧苦的平民。
「1942年4月的一天，我和弟弟放學回來，忽然同時發病，兩人的癥狀一樣，高燒，抽搐、淋巴起砣，病勢急重，當時常德流行瘟疫，急重病人都送入隔離醫院，我家左邊隔壁一崔姓鄰居（開棕索繃子鋪）和右邊隔壁一羅姓鄰居（開香腸店鋪），見我母親無能力，就把我和弟弟抬到隔離醫院去治療。」
楊志惠進去的時候，隔離醫院裡大約有200多名患者，一堆堆人裹著破衣爛衫痛苦地蜷縮一團，一陣陣撕心裂肺的哭喊聲，一盞盞鬼火幽靈似的馬燈，映照著一張張憔悴、恐怖的面孔。在徐家大屋建起來的隔離所極其簡陋，室內地面上鋪著稻草作病床，一間房裡容納幾十名病人。
「進隔離醫院頭天，我的神智還有點清醒。環顧四周，時不時看到有人被抬了進來。有7～8歲的小孩，也有40～50歲、甚至60～70歲的老人。有男的，也有女的。耳邊經常聽到哪個哪個被蘆席裹著抬到郊外燒掉了。死者的親人在地上哭得打滾。」
「其中有一個慘狀我仍記憶猶新。那是我到隔離醫院的第二天，我拖著沉重的病體匍匐著去找醫生，只見前面一堆人正痛哭欲絕地在講著什麼。我抬頭一看，大門外有幾個用竹床做成的擔架抬了過來，人群中發出陣陣嘆息聲，擔架越來越近，上面是黑乎乎的一堆。擔架到了眼前，頓時嚇得我臉發白，心亂跳。原來，竹床擔架上的死者燒成焦炭，形體扭曲，各種很難形容的怪異姿勢，只剩了類似人體的輪廓。站在我身邊的一個胖女人，驚叫一聲，用雙手掩住面孔哭泣起來。聽人群說，這些燒成焦炭的人，是被他們的親人們從郊外焚屍堆中搶出來的，然後回家掩埋。我忽然想嘔吐，一陣頭痛，就昏過去了。」
楊志惠的母親不斷去找同是教會教友的廣德醫院副院長譚學華，求他救救她的兩個孩子，譚學華將姐弟倆從隔離所轉到了廣德醫院。在廣德醫院，姐弟倆都被安排在隔離的小房間里，不與外面接觸，兩人不停地高燒抽筋昏迷，每當抽筋時，母親就把毛巾塞在姐弟的嘴裡，防止咬斷舌頭。後來，楊志惠的腹股溝長出巨大的黑色腫塊，「譚醫生對我母親說，這是鼠疫菌造成的糜爛性淋巴腺腫大，給我和弟弟（弟弟長在耳朵後面）做了手術，病情才好轉」。經過6個月零9天的住院，姐弟倆才從死人堆里爬了出來。』
恐慌的更大來源是建在常德城的西門外千佛寺邊上的三座焚屍爐，為了阻斷傳染鏈，規定凡是鼠疫病死者，必須火化，而且必須由家屬自備燒屍用的柴火。焚屍爐是用舊磚砌的，爐子高大約在3.5米，寬1.5米，深2.5米，分上下二層，上層是燒屍體室和煙囪，下層是骨灰室，每天下午四點開始燒，到第二天早6點結束。每具屍體需要用松木劈柴200斤，要燒兩個小時。
常德人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恐怖的東西，這簡直比得鼠疫的死亡更可怕。』
張禮忠老人手繪的焚屍爐
張禮忠老人手繪的焚屍爐
『人們一想到火葬，那滋味如同人活著被火燒烤一樣。人們心中害怕，偏又好奇，往往火葬屍體時，總有好些人圍觀，看到的人，就把屍體在火葬爐里如何皮炙肉燔的情景加以渲染，於是恐懼情況傳得更遠。」
參加細菌戰調查後，張禮忠訪問了親眼看見燒屍的滿大啟老人，留下了老人的口述，他講述了自己親見的焚屍爐的情景。那一年，他讀中學，和負責火化的保安司令特務排文班長相熟，就要求他帶他去看燒屍體。
「走到火葬場時已擺了七具死屍，每具死屍用舊棉絮或被單從到腳嚴實地裹著，分不清男女，從長短看是五具成人，兩具小孩，這是隔離醫院送來的。文班長下令士兵開始工作，將死屍裝入爐中，屍體周圍放滿柴火，澆上汽油，點燃火，關上爐門。三座火爐發出呼呼的聲音，一股濃煙從煙囪里噴出，煙囪不高，一陣旋風吹下來，使我聞到像燒焦的豬頭的氣味」。
文班長告訴滿大啟，現在燒的是第168具，以後只要見到文班長，他都要問燒了多少人，到焚屍爐停止工作時，文班長告訴他共燒了309具。
人們怕死後被解剖，更怕被火燒，鼠疫加上防疫造成的恐慌在常德越演越烈，人們想盡一切辦法逃離。但常德各城門都設有崗位，整個城都被圍起來，儘管這樣，還是阻止不了人們逃離的腳步。
一開始，誰家死人了還能聽到哭聲，後來人們不哭了，因為哭聲會引來軍警和防疫人員，人死了後他們先想辦法把屍體藏起來，然後再想辦法運出城去。
於是死屍開始逃離常德城。』
『張禮忠老人的四弟張國民、五弟張國成死於42年4月的大流行。當兄弟倆高燒不退神志不清時，心疼孫兒的姐奶奶催促父親趕快將孩子送到廣德醫院就診，但父親壓低聲音說，「去醫院不但診不好，還要破肚開刀挖心挖肝做解剖，最後丟到火葬爐里燒成灰」，奶奶頓時不敢響了。
「奶奶、父母親、我和大哥五人守護著四弟、五弟，我們悲痛欲絕地眼睜睜地看著四弟、五弟雙目緊閉，全身手腳抽搐不止，最後悲慘地死去。一家人只能偷偷流淚，小聲痛哭！奶奶母親叫著兩人的名字輕輕搖著他倆的身體，『醒來呀，昨天還好好的呀，我的心肝寶貝，好孫兒』。奶奶用毛巾捂住嘴，不敢哭出聲，嘴角都咬出了血，當年秋天奶奶便因傷心過度而病倒，不久就去世了，死的時候才61歲。」
當時的防疫措施是死者家屬必須在隔離醫院內設的留驗所留驗，留驗時間得滿7天。但留驗所設備不周，感染鼠疫的危險成倍增加，因此沒有人願意送親人去隔離醫院，更沒有人敢於接受留驗，剩下的選擇只有一個，全家協助患者逃離常德，或者藏匿死者。
四更天時，張禮忠的父親先叫人把兩個木匣子用床單包好送出城，自已用兩個籮筐挑著兩個孩子，裝做孩子睡著了，挑著出城躲警報而混過檢查，張禮忠跟在父親的身後，一步一步走到小西門外的校場亂葬崗，將兄弟倆埋了。1949年後張禮忠去找兄弟倆的墳，卻再也找不到了。
當年在常德市東門外水巷口的何英珍家，18天內死了6口人：嫂嫂、姐夫、弟弟、侄女，以及從江西老家前來奔喪的伯伯、叔叔，但這6個人都不在政府防疫部門的死亡名單上，原因就是生病之後不敢送醫院，死亡之後通過家裡的後門，每次2塊銀元租個小漁船運到德山悄悄埋了。
人們想盡辦法把死去的人藏起來，東門外陳家大屋，有個80歲的老漢死後，家人實在運不出去，就把他埋在自家的屋後的菜園裡，一切處理好後，家人才敢放聲大哭。』
『國民政府衛生署防疫處處長容啟榮後來也承認：儘管火葬是阻斷鼠疫傳染的最好辦法，但常德在實行火葬時「布置未周」。火葬爐有時候是幾具屍體一起燒，或者用同一爐再燒死亡的老鼠，如此對死者不敬的作法，「遂引起死者家屬之怨恨及一般民眾之反感」。
焚屍爐在發生一件事後不得不停止。一次在燒一位孕婦時，爐子突然發生爆炸，瞬時塌了一半，此消息在常德城不翼而走，人們認為這是一個預兆，常德要遭更大的劫難了，一時間民怨沸騰，謠言四起。
「當地民眾反視衛生防疫人員為寇讎，竟有毆打防疫工作人員者。同時謠言四起，有謂常德鼠疫系衛生人員所偽造，以騙取防治經費；有謂檢驗屍體因外籍醫師伯力士欲挖割眼睛及睾丸以製造汽油；亦有謂得病身死之人系因曾被強迫接受所謂『預防注射』，凡此種種無稽謠傳，其影響於防治工作之推進甚大」。國民政府衛生署防疫處處長容啟榮在《防治湘西鼠疫報告書》里說。
伯力士認識到火葬造成的恐慌嚴重干擾了防疫，而且隨著疫情的發展，三個火葬爐也不敷使用，於是建議放棄火葬，改建鼠疫公墓。4月18日，在常德東門的隔離醫院邊一座鼠疫公墓建立起來，所有死者經過消毒後一起深埋安葬。』
『李宏華清楚地記得1942年5月6日的那個早晨。他幫助爺爺李佑生趕著一群豬從家裡出發，前往常德。
李宏華今年86歲了，但73年前的情景一閉上眼睛便歷歷在目：他們沿著田間的小路走，20多頭豬們走得很慢，還容易走散。從馬鬃嶺莫林鄉到盤塘再到石板灘再到常德城有45華里，爺爺常走這條路：家裡的田裡的稻、棉收完了要挑到城裡去賣，鄉里沒有的鹽、煤油也要從城裡挑回來。這一次他趕在稻子成熟之前的空閑，販了一些生豬，趕到城裡交易。
走過旱路到水碼頭的時候，爺爺讓李宏華回去，豬上了船後，就一路到常德了，不會再走散了。
爺爺是第二天半夜裡回來的，早晨李宏華再見爺爺時，發現他有點沒精打采，沒有像往常一樣早起，上午在稻田裡勞動時也沒精神。：「下午爺爺一頭栽在床上，動不了了，高燒。爺爺當時50歲不到，正壯年，從來沒有這樣過，一家人慌了神。奶奶為他燒紙錢，撒鬼飯，一點也不見效」。5月9號見弟弟的病癒發沉重，爺爺住在隔壁的哥哥李耀金責怪侄兒不帶父親去看病，侄兒說自己也全身無力難受。李耀金見此二話不說，背上弟弟，走了十幾里的山路，到漆河鎮去看郎中抓藥。又翻山越嶺地背回來。但回來之後不但沒效，還更嚴重。
「樣子非常嚇人，劇烈咳嗽，口吐血泡沬，爺爺的兩個兒子，一左一右跪在身邊，給他擦血沬。10號上午9點左右，沒有說出一句話，就咽氣了。全身紫一塊黑一塊的。」
又是哥哥李耀金幫著張羅喪事，辦棺木、穿壽衣，請道土。就在李佑生的新墳前，主喪的哥哥李耀金突然一頭栽倒在地上，嘴裡連喊「拐答」！（常德方言：糟了）
抬喪的人剛抬出一個死的，回來又抬著一個半死的，他的樣子和死去的弟弟一模一樣，5月13日發病，15日就暴死。
爺爺李佑生去了趟常德，倒底撞見了什麼？
李家請來的做道場的道士，說是妖邪太重了，加緊做壇念經。後來從奶奶、常德和爺爺做生意的人口中，李宏華慢慢湊起爺爺在常德這一段的經歷：分手之後，爺爺的船傍晚才到常德，就在常德大西門莫老闆的屠宰行把豬交了，這是爺爺經常趕豬來交貨的熟人，當晚在莫老闆家吃了飯，找了一家旅店投宿。
當時的常德城6扇城門都有軍警把守，需要注射證才能出入，沒有證的需要接受注射。李佑生說他害怕打針，就花了一塊錢，買了張注射證。他認為自己身體很強壯，沒事。他不知道此時的常德正是鼠疫流行最熾烈之時，肺鼠疫暴發已經20多日。
李佑生在城裡轉了一天，想買些貨物帶回來。「下午就感覺到身體不適，想出城門回家，但看到軍警持槍把守，就回來繞著城牆走了一段，買了一根繩子，找到一個城牆缺口處，乘著夜色翻牆出城，沿河急走，連夜趕到家中。」
「奶奶起床給爺爺煎了兩個雞蛋，炒了一碗棉油飯，爺爺扒了幾口飯，覺得口味不好，又要祖母給他倒一杯米酒來喝，便腳都懶得洗就上床睡覺了」。
李佑生兄弟二人的死只是一個開始，接下來和他們有過接觸的人接二連三地倒下。
這就是1942年5月常德桃源縣馬鬃嶺李家灣鼠疫大流行的開端。當常德軍政聯合嚴防死守，想把鼠疫控制在常德城牆範圍之內，不想這樣一個農民的行動，把肺鼠疫帶到了平靜安寧的鄉里。』
『背李佑生去診病，又幫著穿衣辦喪事的是李佑生的哥哥李耀金，於15日死亡；與李佑生第一個接觸，並保持近距離關係的，是他的妻子，李宏華的奶奶，陳梅姑，19號死亡；第三批死亡的是李佑生的次子李新陔，和李耀金的妻子朱菊英、李耀金次子李宗桃，他們都是侍奉丈夫、父親的病而死在家中的，他們都為病人擦拭過咳出來的血痰，怎麼可以逃過肺鼠疫的傳染？21號這天最慘，死了5個人，上午9、10點鐘是李宏華爺爺的第三個兒子16歲的李惠陔，響午剛過是爺爺的已經嫁出去的女兒李春香，她是聽說父母病了趕回家看望的（18號得病，20號送回夫家第八保謝家灣，死在夫家）。下午6點是李耀金的末子李元成、李耀金50多歲的姐姐李月英和74歲的姑母李玉姑。死亡一直持續到30號，一圈圈地向外圍擴散：李家的隔壁鄰居、回家探父母的出嫁的女兒、前來探視的親戚，參加葬禮的親朋。』
『從10號李佑生死到30號，李家本家、姻親和鄰居向國恆家一共死亡16人。這個名單記載於容啟榮的報告書。但報告書里少了一個人，就是來自臨澧縣王化鄉的道士。
這個在方圓幾百里內都很有名道士，在李家做法事捉鬼做到一半時，突然一陣風將祭壇上的燈齊刷刷地全部滅掉，道士被此情景嚇呆，扔下祭壇逃走，回到家中，不幾天也死了，他至死都認為遇到了魔力強大鬼怪，自己反被妖捉了。』
『李宏華當年也得了鼠疫。和他一起發病的還有九個人。鼠疫在這裡的命中率幾乎是百分之百。
李宏華的姑姑——李佑生最小的女兒李玉仙2013年去世，活到95歲。她留下了一段口述，講述了她們十個人生里逃生的經過：「我母親死後的第二天，靈柩也沒有出，我已哭得再沒有淚水流了，我自己也病倒了，人事不醒。我丈夫陳海燕(於1962年病故）怕我死在娘屋裡，一肩把我背了回去，我丈夫把我這個「死人」作活人診，請來了老中醫楊春柏，他來我們家後，將冰糖、甘草、雄黃、石灰、山茶熬成藥水，先給我灌了兩碗。他見仍不見效，便用一根竹竿往我鼻子里吹這種藥水。倒也怪，到第三天，我真的蘇醒過來了。又過了幾天，便可以坐起來吃飯了，此後，我那奄奄一息的丈夫陳海燕（他後我10天發病）及我二哥李松陔等10人，都是楊春柏用這種往鼻子里吹藥液的土方子治好的。後來，我們都叫楊春柏為活神仙」。』
『李家經鼠疫沉重打擊，從此人丁稀落，伯父死了，沒有子嗣，李宏華被過繼了過去，叔叔李惠階，當時沒有結婚，在咽氣前，把李宏華的弟弟李安谷過繼給了他。「我們是一個農耕之家，母親織布，我白天看牛，晚上幫母親踩紡車，一天下來母親能紡2斤棉花。父親種地，租人家的田。家裡出事後，我們窮到沒飯吃，辦喪事欠的帳只能賣地還，仍無法償的，李家大屋被人圍住，強行將大梁拆去抵債」，李宏華說。』
在第一圈由常德城傳出的疫圈裡，德山鄉死亡419人。
『德山鄉茶葉崗村村民王吉大（1931年出生）母親1942年農曆七月十九日去常德城裡看姐姐，一到姐姐就不留她，說城裡發瘟，快點回家。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趕緊回家，當天晚上，就四肢無力，頭痛發燒。因為家裡正在收稻是農忙時節，母親強打精神做了早飯，中午不到就手腳抽筋不省人事。「我媽就這樣死去了。死得好慘，口鼻流了好多血水，手和腳痛苦地捲曲著。我嬸娘（已故）給我媽穿衣時費了好大勁才穿好，放進棺材時，我叔父和請的喪夫使勁板壓，才把我媽的手腳弄直。我媽死時才36歲。」
母親葬了不到兩小時，37歲的父親也抽搐死亡。接下來是4歲的弟弟吉雲和2歲的妹妹冬枝，最後一家6口人只剩下王吉大和一個5歲的妹妹桂枝。』
石公橋鎮死亡了1017人。
『老人們的記憶里最早死亡的，是30歲的石冬生，就病了一天多時間。因為是暴死，人們懷疑是不是有冤家放毒仇殺，目標集中在哥哥身上，石東生結婚後沒有和哥哥分家，平時兩家不睦。石冬生死亡事未平，隔壁漁行張春國的妻子又發病，第二天早晨又是暴死。接著石冬生的母親又染病死亡；死神再次交替到張春國家，他18歲的大兒子張伯君，還在讀書，準備放寒假後結婚。從學校回家來，立即染病不起，也是暴死。就在全家為長子張伯君的死悲痛欲絕時，屍體還沒有入殮理葬，張春國自己和女兒又同時染病，父女雙雙慘死。一時間張家全部死絕，屍體擺滿廳堂，無人料理喪事。
張家人死絕之時，隔壁花紗行丁長發家也開始死人。丁家開始於女主人丁長髮妻子魯開英，之後，女兒丁月蘭，祖母丁劉氏、管賬先生魏樂遠、丁長發本人、兩個弟弟和弟媳，僱工魯方新，賀第卿等人，一個接一個在一周內全部死亡。
石公橋丁家傳出噩耗，丁家未過門的長媳李麗枝惶恐不安，婆婆暴死，「我自己也十分困惑，難道是我的八字太惡，過門前就剋死了婆婆嗎？」
李麗枝沒有想到，只有她成了丁家日後慘劇的見證者和控訴者。
李麗枝的未婚夫丁旭章正在常德求學，得到家人慘死的消息，連夜跑到李麗枝家，拉上她往家裡跑，一跨進門檻，李麗枝見到人世間罕見的悲慘一幕：「大廳里橫躺著6具親人的屍體，兩位僱工也已是奄奄一息了。面對這悲慘的情景，我的心已碎了。想哭但又不敢哭，唯恐防疫隊的醫生來取死者的內臟化驗。我看了看公公的遺體，手臉發烏，兩眼半睜。聽人言，死者的眼睛睜著，只要一抹就閉上了。可誰也不敢把公公的眼睛抹一下，怕染上這可怕的瘟疫。旭章呆若木雞，臉上脹得發紫。」
周圍的人阻止丁旭章久留，他沒有打預防針，很容易傳染，如果行父母之孝的話，就是早早離開，留下丁家的一條根。
李麗枝說丁旭章平日里最為孝順，聽到這話，便拉未婚妻，向公公拜了三拜，匆匆逃離。「靈堂三拜成了我和丁旭章的結婚儀式，因為這天就是我倆的婚期，11月12日，農曆9月24。」李麗枝說。
丁旭章自此以後成了一個一生都鬱鬱寡歡的人，有時不經意間會透露出對別人兄弟姐妹眾多的羨慕，60年代他選擇了自殺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蕭宋成不僅掩埋鄉人的屍體，經他親手掩埋的親人竟有十二位。他的妻子染病後，半歲的小女兒還在哺乳中，母親得病，孩子吃了母親的奶，結果母女兩人雙雙死去。蕭宋成的表兄一家6口來周士鄉捕魚僅8個月，蕭宋成借他30塊大洋剛購置了漁船，結果全家6口加上一個前來依附的表弟，全部死絕；蕭宋成茅草街的老表田學良一家3口，也在荒洲上染疫死亡。死後埋屍燒房都是蕭處理的。
蕭宋成說，當時鄉公所雖儘力處理，但無奈地域廣大，疫病嚴峻，加上還在打仗，人心惶惶，很多死難者難以顧及。據他估計，周士鄉染疫死亡人數可達二千餘人，以至於解放後，此地每當治水修堤時，就會挖出白骨。』
以下為常德鼠疫親歷且倖存者自述：
王華璋，1922年生，今年93歲。世居石公橋鄉王家橋村。
『所有的國外首相對戰爭的看法，我都關心，都知道，我看電視」。他掏出一個巴掌大磨損厲害的小本，上面用很小的字寫著默克爾勸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歷史問題認錯的內容。他說，對他來說，細菌戰，只要他還活著，就不會成為過去，因為日本人沒有道過歉。
「1941年日本人在常德空投鼠疫的時候，我19歲，第二年在石公橋鼠疫大流行，我20歲了，什麼都記得清清楚楚。
石公橋離常德30公里，日本飛機偏一下就到了我們這裡，投了穀米、棉絮。1942年9月（農曆）深秋時，石公橋出現好多死老鼠，白天天氣晴朗時，它們也在街上緩慢爬行，不曉得躲人。米店魚行里死的最多，拿撮箕撮，當時不知道是鼠疫。
我家原來住在石公橋西北公里的鄉下，1942年時家裡有5個兄弟，2個妹妹。讀了幾年私塾後，母親安排我習商，到石公橋北橫街的熊三順綢布南貨店做學徒，那一年我13歲，幾年出徒後，就到同一條街上的『大德昌』綢布店當採購先生。我雖然年輕，但不打牌不喝酒，得到老闆彭偑陔的信任，我把一船船的稻穀運到長沙、武漢賣掉（一船一千多石），換錢採購上海工廠里出的嗶嘰（一種當時流行的高檔機織布料）、紡綢運回來。老闆很信任我。
10月中旬的時候，北街開始死人，那一天吃過晚飯，街上突然沸騰起來，和我們在同一街的丁長發魚行里家裡加上僱工一共11個人（一個兒子在外上學倖存下來）都死了，成為一時奇聞，街上的人都去看，我也去了。
丁老闆魚行圍攏的人不少，但又不敢進屋，我也是隔門往裡張望，屋裡橫一保里的政務幹事周文善，他對我母親說，我可能得的是鼠疫，現在縣裡在石公橋南的鄧家莊設有醫院，到那裡治可能能救你兒子一命。
就這樣我住進了鄧家莊的隔離院，當時醫院已經有很多病人，醫生進進出出的。一個個子很高，50多歲的大鼻子外國人讓人抽我胳膊上的血，抽出來抹在玻璃片上。大個子的外國人會講中國話，但講得很慢，他告訴我：『你幸虧來得及時，遲一天就無法救活了，你得的是鼠疫』。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人叫伯力士。他給我一天打三針，吃兩種藥丸，一種是黃色的扁圓的，一種是白色的。一個星期以後，我漸漸的有精神了。
到冬天后，死人少些了。防疫隊在鎮上滅鼠，打預防針，還把我們的被子衣服拿到樟樹山用蒸籠蒸，我記得春節時防疫隊還在石公橋，第二年3月份他們才走。
沒有我母親遇事果斷，沒有巧遇周文善，沒有伯力士他們來石公橋防疫，我也活不到今天。73年時光如水，把很多東西都沖淡了，但用細菌殺我們的事怎麼能沖淡呢？雖然年深日遠，但永遠也不會忘記。」』
熊善初，1929年9月24日生，今年86歲。世居常德市新德鄉熊家橋村仲仙坪。
『1942年的時候，我家8口人，三代同堂，住在新德鄉熊家橋村仲仙坪，以種田為生。父親熊大川、母親魯多姑都已年近六旬。大哥熊用楠31歲，嫂子陳雙英30歲，二哥熊八生28歲，他們3人是家裡的主要勞動力，是支撐家庭生活的頂樑柱。大哥大嫂有一對可愛的兒子，大的叫熊紹武8歲，小的叫熊紹平5歲。我是父母的么兒，時年13歲，當時家裡有3畝地，又租別人8畝種，每年收成不錯，家境富裕，所以能供我在石公橋小學寄宿讀書，在學校吃住，不是假日不回家，當時我讀到了六年級。
當年10月，大哥每天駕船去砍柴，中午在石公橋上岸吃碗面，有一天他聽說魚行丁長發家正在死人，成了鎮上轟動性事件，大家都去看，他便也去看了一眼。大哥砍柴禾砍到第四、五天的時候，就病倒了，頭痛高燒：後來又四肢抽搐，那病厲害得很，不到天亮他就慘死了，第二天，我得到大哥暴死的消息，從學校趕回家中，看到大哥屍體皮膚烏黑，而我的父母親和大嫂哭得一會便昏死過去一次。
大哥死後，在村裡鄉親們幫助下，埋葬在熊家橋村的墳地里，他的墳今天還在。就在我大哥喪事剛辦完畢，誰知第二場悲劇又發生了：我大哥的5歲的小兒子熊紹平病倒了，接著我大哥的大兒子8歲的熊紹武也病倒了，病情與我大哥模一樣：高燒、頭痛、抽搐，兩三天內二人相繼死亡。這還沒完，接下來我的二哥又以同樣的癥狀發病了，3天後死亡。
就這樣，我家在10天內被鼠疫奪去4名親人的生命，還專挑我家的壯年人，大哥二哥整天種稻田，身體多好啊，還有兩個侄兒，正是成長的少年，怎麼說死就死了呢？我家就像天塌了一樣，我的父母失去了兩個兒子兩個孫子，我的大嫂失去了丈夫和一對孩子，此後，大嫂被迫改嫁另找歸宿。
我二哥死了之後，我父母眼看著我們家只剩我這根獨苗了，深怕我也抽搐暴死，絕了後代，斷了祖宗的煙火，便督促我趕快回學校去。其實他們不知道，正是石公橋鎮流行的鼠疫，讓我大哥得病，並把病菌帶回家的，而我大哥只是去看了那麼一眼。
我回學校不久就發病了，頭痛、發燒，身上覺得很不舒服，食慾嚴重減退，吃東西乏味，但還沒有發展到我兩個哥哥那樣四肢抽搐的程度。學校的走讀生大都回家了，我們班上的另外幾個寄宿生也開始發病，我們班的班主任丁介南老師就把我們送到了設在鎮上的簡易醫院，這是常德城裡的醫療防治隊設立的，專門收治鼠疫患者。醫院設在鄉公所旁邊的一個天主教堂里，醫生給我抽血，一個外國醫生來給我作的檢查，查完了之後說病情還不算嚴重，治療還來得及。我是後來才知道這個醫生叫伯力士，是個外國來的鼠疫研究專家。我們幾個患病的學生被醫療隊隔離在學校的一間學生宿舍里，每天給我們打兩次針，每天發藥丸，每日服三次，接連打了7天打針後，我的病便開始好了。此時學校也全校停課了，學校直到第二年初才重新開學，開學一看班裡少了不少人，那些走讀的孩子得了病回到家裡沒有送到防治醫院來治，很多都死了。和我當時―同在學校被隔離治療的同學中還有一個女同學現在還在世，住在常德城裡，她可以作證。
現在回想起來，我算是不幸者中的萬幸者。令我終身痛恨的不是鼠疫這種病菌，而是撒播這種病菌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我們一家人死了4口不說，幫我家辦喪事的人也被傳染而死。村裡不像石公橋，有防疫隊，只知道死人卻毫無辦法，也不知道到底死了多少，我是參加細菌戰調查後，才知道當時全村120多戶人家，有73戶染疫死亡了人。」』
曾曉白 1940年10月11日出生，今年75歲，世居常德市周家店鎮柳溪灣6組。
『曾曉白在鄉間是一個有文化的人，他在周家店鎮柳溪灣、他的家鄉的瓦壋中學教了一輩子的書，直到退休，他自己是初師畢業。曾老師教初中孩子的語文和政治35年，但他告訴我，他從來沒有向他的學生教過日軍在中國、在他的家鄉使用細菌戰的內容，因為教材里沒有寫，他沒有機會教。直到2000年，經日本和平人士發動開展細菌戰受害調查、中國受害者赴日訴日本政府等一系列事件，才推動本地的鄉土教材里寫進了細菌戰，那是一種高考不會考的輔助性歷史教材，曾老師才結合自己的受害經歷給學生們講這段歷史，但此時他已經退休了。』
『1942年，周士鄉向家榨房的向資行家發生了鼠疫，他的兒子向道華，女兒向蘭英，孫女向淑蘭三人染上鼠疫後僅兩天就相繼而亡，此後，便迅速蔓延流行到附近村寨的許多農戶，我母親的姑母胡友姑、舅奶熊再姑、表弟蔡坤生祖孫三人染上了鼠疫，不到五天時間就被中毒身亡：那時，我剛剛兩歲，還沒有懂事，我母親23歲，還是一個年輕的小媳婦。當時母親帶著我回周家店集鎮的外婆家裡，外婆家得知親戚家發生了人瘟死了人，於是我外祖父母和母親帶著我前去弔唁。突然間，我母親和我身體都感到不舒服，頭疼、時冷時熱，當時把全家人都急壞了，我祖父曾貴白急中生智，說在石公橋有醫院，聽說是外國醫生能治這個病，於是當機立斷，叫人把我和母親送往石公橋醫院，經伯力士醫生檢查是鼠疫感染，便連忙打針吃藥，才轉危為安。
我和我母親都活了下來，真是太幸運了。我們柳溪灣這個小小的村子，當時只有489人，短短20天，就死了158人。我當時小，不懂事，後來參與調查才知道有多慘。村裡的曾廣達，是一個武學教頭，在家裡辦了個武學館，學生有來自石公橋、鎮德橋、大龍站的20多個人。曾廣達作為教頭天天舞槍弄棒，身體是全村裡最強的，可是鼠疫偏偏發生在他家。先是他的兒子曾紹生，兩天之後是他老婆，再接著是他，只得病一天，就死了。就這樣，人傳人，戶傳戶，村傳村，只有十多天，就死了31人，年紀最大的曾廣茂，70歲，最小的曾妹芝看只有2歲。不僅人死，豬、牛、狗也死。死人之快，死人之慘，真是無法言表，真正是一場空前之浩劫哪！」』
陳國建 1931年3月出生，今年84歲。世居石公橋鎮周士鄉瓦屋壋下陳家。
『「1942年10月石公橋流行鼠疫時，我11歲。在石公橋高小讀6年級，是寄宿生。石公橋一條街鼠疫先發生在北街，我們學校在南街。開始死人時我們還在上課，後來死人多了學校就放假，我就回了家。
回到家裡，發現村裡、家裡都在死人。我的伯伯克銑的女兒卯香先得病，也就是只有2天的功夫，就死了。我和我的三個姐姐梅香、文香、桃香，叔叔克權都生了病，開始了發燒、頭痛，身上起淋巴。我是家裡的獨苗，我父親到了34、5歲時才生了我這一個兒子，父親當時就急了，背起我就往石公橋鎮跑，送我去醫治。誰知半路上都設了卡子，石公橋作為疫區被封鎖了。我父親又背著我回來，雇請了一隻小船，乘夜色沿水路把我送到了石公橋。當時石公橋小學校已改成臨時醫院和隔離所，我們的教室，都變成了病房，上下鋪，一個教室里住著20多個人。我住的教室門口沖著一條大街，我躺在那裡，看著大路上每天不停地有抬死屍的經過，有的時候同時過幾組。但我們教室里的病人死的人很少，大都康復了。我回到家，才知道，我住院後，我的三個姐姐和叔叔都死了，唉，我父親重男輕女啊，那時候女人的命不值錢。當時也是條件太差了，我父親送我到石公橋還是偷偷摸摸的，再送三個姐姐就不太可能了。我活了，我的三個姐姐卻都沒了，當時治療不要錢，要是能送去她們一定也能活下來的，可鄉下送不到鎮上的醫院裡啊！
復學了以後，我才知道給我從頸部抽血化驗、我們叫他『俄國佬』的高鼻子醫生，是伯力士。他救了我5天，我才脫離危險。我的生命是伯力士醫生給的，我要感謝伯力士醫生再生之恩。」』
向道仁，1933年5月21日，今年82歲，世居常德周家店鎮。
『「我家裡當時有父母、一個哥哥和我，過著半耕半農的生活。1942年10月我哥和我外祖父在洞庭湖裡打漁，每天收穫了鮮魚後，運到石公橋魚行里出售，我當時9歲，住在石公橋響水壋村的姨夫家裡。
我哥和我外祖父可能是在石公橋魚行賣魚時染上了鼠疫，他倆在駕船返回捕魚地的路上，雙雙死在船中。家裡幾天不見人歸，便去尋找，才發現他們已經在船里腐爛了，於是拆下船板，就地上岸把他們草草掩埋。而我在姨夫家裡並不知道消息，但鼠疫也追到了這裡，就在我哥和我外祖父死亡的時候，我大姨夫的侄兒易惠清和他的弟媳也染疫，兩人在同一天死亡。他倆在得病時，我幫助作了些護理的小事，死後我又幫著撫屍入棺。當天夜時，我就開始發燒，頭痛，陣寒陣熱。家裡人怕我也會死，當夜把我往石公橋送，當時石公橋建了一所隔離醫院，我被送到一所小學校改的醫院裡，給我治療的是一個外國醫生，後來我是在進行鼠疫受害調查，查閱當年的防疫資料時，才知道有個外國的防疫專家叫伯力士，我想就是他救活了我。經過一周的打針吃藥，我奇蹟般地脫離了危險，才有幸活到今天。」』
這是一首他做的詞，詞牌為《浪淘沙》：
「東亞共榮圈，換日偷天。日軍空投細菌彈，殺我同胞千百萬，苦不堪言；
血債要償還，漫道雄關。世界風雲多變換，同仇敵愾審惡魔，歷史公鑒。」
他說這是2002年聽到對日細菌戰訴訟一審敗訴消息時，悲憤的心情難抑，脫口而出的一首詞。』
以下摘自加繆《鼠疫》
叫賣晚報的在高聲喊叫，告訴人們鼠患已經停止的消息。但里厄卻發現他的病人半個身子翻出床外，一隻手按在腹部上，另一隻手圍著脖子，大口大口地往臟物桶中
嘔吐淺紅色的膽液。看門人上氣不接下氣地掙扎了好半晌才重新躺下。他的體溫達39.5℃，頸上的淋巴結和四肢都腫大，側腹部位發現有兩處淺黑色的斑點，正
在擴大。他訴說他現在感到內臟難過。
病人說：「燒得厲害，這混帳東西在燒我。」
布滿煤煙色日垢的嘴使他說話時結結巴巴，他將目光轉向醫生，劇烈的頭痛痛得他一對圓滾滾的眼睛淌出淚水。他的老婆憂心忡忡地望著默不作聲的里厄。
「醫生，」她問道，「這是什麼病？」
「什麼病都有可能，現在一點也不能肯定。到今晚為止，按規定給食和服用清血葯。要多喝水。」
看門人正渴得要命。
里厄一回家就打電話給他的同行里夏爾，後者是城裡最有地位的醫生之一。
里夏爾說：「沒有，我沒有發現特別情況。」
「沒有人因為局部發炎而引起發燒的嗎？」
「啊，這倒有的，有兩例淋巴結異常腫脹。」
「腫得不正常嗎？」
里夏爾說：「嗯，所謂正常，您也知道……」
晚上，看門人不停地講胡話，抱怨那些老鼠，體溫高達40℃。里厄試行固定性膿腫處理。在松節油的燒灼下，看門人嘶聲嚎叫：「啊！這些畜生！」
淋巴結已腫得更大了，摸上去像木塊似地堅硬。看門人的妻子急瘋了。
「夜裡得守著他，」醫生對她說，「有什麼情況就來叫我。」
第二天，四月三十日，天空一片蔚藍，已經微帶暖意的和風送來了濕潤的空氣。隨風而來的是一陣從遠郊吹來的花香。早晨街頭的人聲好像比往常更加活
躍，更加歡樂。在我們這個小城市裡，全體居民從一星期來暗中擔憂的心情中解放出來，這一天頗有大地回春的氣息c里厄自己也由於接到了他妻子的回信而放了
心，懷著輕鬆的心情下樓來到了看門人的家中。病人早上的體溫已下降到38℃。他覺得渾身軟弱無力，躺在床上微笑著。
他老婆對醫生說：「醫生，他好點了，是嗎？」
「等一下再看。」
但到了中午，體溫一下子上升到40℃。病人吃語不斷，又嘔吐起來。頸上的淋巴結痛得不能碰，看門人好像拚命要把他的頭伸出身子之外。他老婆坐在床腳邊，雙手放在被子上輕輕握住病人的兩隻腳，眼望著里厄。
里厄說：「這樣吧，把他隔離起來進行特殊治療。我去給醫院打電話叫輛救護車來把他送去。」
過了兩小時，在救護車裡，醫生和看門人的老婆俯身望著病人。從他布滿章狀贅生物的嘴裡斷斷續續地吐出幾個字：「老鼠！」他臉色鐵青，嘴唇蠟黃，眼
皮也呈鉛青色，呼吸短促，身體被淋巴結腫脹折磨得像在撕裂開來，他蜷縮在小床里，好像想讓床把自己裹起來似的，又彷彿地底下有什麼聲音在緊迫地召喚著他。
看門人在某種無形的壓力下呼吸停止了。他的老婆哭了起來。
「醫生，難道沒有希望了嗎？」
「他死了。」里厄說
玩過《瘟疫公司》後，看見鼠疫整個人都不好了。想想黑死病的殺傷效果，想想腺鼠疫和肺鼠疫進化後的致死率，嗯，可以表白了！
今天真的沒吃藥！！！
鼠疫有多可怕？
按照《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鼠疫和霍亂是甲類管理的傳染病。
在傳染病學和微生物學中，通俗地，將鼠疫叫做「一號病」，霍亂是「二號病」。
「一號病」，這還不可怕么？
上兩張圖感受一下吧（來自維基百科，黑死病詞條）
鼠疫(plague) 是由鼠疫耶爾森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病， 也叫做黑死病。鼠疫耶爾森菌等可以成為生物恐怖的武器，危害人類和平。因而鼠疫的防治更為重要。鼠疫是流行於野生啃齒動物的疾病。鼠作為重要傳染源，人類主要是通過鼠蚤為媒介，經人得皮膚傳入引起腺鼠疫，經呼吸道傳入發生肺鼠疫。臨床表現為發熱、嚴重毒血癥狀、淋巴結腫大、肺炎、出血傾向。均可發展為敗血症，傳染性強，死亡率高，是危害人類最嚴重的烈性傳染病之一，屬國際檢疫傳染病，在我國《傳染病防治法》中列為甲類傳染病之首。
寫在前面：
答案里有很多關於鼠疫的危害，不過好像沒人提到一位在鼠疫防治歷史，乃至檢疫防疫事業歷史不應該被忘記的先驅，有興趣的可以看看。
伍連德——曾是距諾貝爾獎最近的華人，撲滅東北大鼠疫，拯救億萬生命，卻被我們遺忘了！！
第一個獲得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華人
中國歷史上走近諾貝爾獎的第一人
他主持並主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
他是中國海港檢疫管理處第一任處長
他起草了中國第一部海港檢疫章程
他在國際學術界第一次創立「肺鼠疫」學說
……
他是中國檢疫、防疫事業的先驅
中國現代醫學的開創者
01.
24歲，在劍橋大學拿了5個學位
伍連德，祖籍廣東新寧（今台山縣），1879年3月10日出生於馬來亞北部的檳榔嶼，父親伍祺學是開設金店的僑商。
伍連德，不是學霸，而是學神。
他7歲考入英國人設立的檳榔嶼公學，17歲考取英國女皇獎學金，赴劍橋大學意曼紐學院學醫。
在劍橋，他勤奮刻苦，多次獲獎金和獎章。先後在英國聖瑪麗醫院、德國哈勒大學衛生學院、法國巴斯德研究所從事研究，曾師從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獲得者梅奇尼可夫和霍普金斯。
1903年，伍連德以有關破傷風菌的學術論文，出色地通過了劍橋大學博士考試，被授予醫學博士學位。
身著劍橋大學博士服的伍連德
除了博士學位，他還拿到了醫學學士學位、文學學士學位、外科學碩士學位、文學碩士學位。
那一年，他年僅24歲。
02.
臨危受命，4個月撲滅百年不遇的大鼠疫
1904年底，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檳榔嶼，開設了一家私人診所。
1907年，他應袁世凱之邀回國服務，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副校長職）。
1910年12月，一場百年不遇的鼠疫在東三省爆發了。
疫情蔓延迅速，吉林、黑龍江兩省死亡達40000人，哈爾濱一帶尤為嚴重，每天近200人死亡。
彼時，清政府尚無專設的防疫機構。沙俄、日本均以防疫為由，準備搶奪東北控制權。
迫於形勢，清政府委任伍連德為全權總醫官，到東北領導防疫工作。
伍連德臨危受命，走進死亡之城，站到了世界鼠疫鬥爭的最前線。
雖然年僅31歲，但他熟諳細菌學、流行病學與公共衛生學。
他在哈爾濱建立了第一個鼠疫研究所，不避艱險，深入疫區調查研究，追索流行經路。
1911年，伍連德在他的第一個鼠疫實驗室里工作
確定傳播源為鼠疫後，他果斷採取加強檢疫、控制交通、隔離疫區、火化屍體、收容病人等多種防治措施。
1911年，防疫人員在城裡收集屍體
鼠疫，綽號「黑死病」，曾在16、17 世紀肆虐歐洲，造成 2500 萬人死亡。
一旦失控，後果不堪設想。
就是在疫情快速蔓延、沒有特效藥、日俄帝國主義環視掣肘等的不利局勢下，伍連德以絕世無雙的醫技，強大的組織能力，在不到4個月時間內，就撲滅了這場震驚中外的鼠疫大流行，拯救了億萬生命。
伍連德（前排左三）與他的領導的抗擊鼠疫組成員
可謂「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這次行動被稱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流行病防疫行動，伍連德採用的很多防疫方式直到今天，仍舊是人們面對突發傳染病流行的最佳手段。
作為抗擊東北鼠疫的總指揮，伍連德以「鼠疫鬥士」名揚世界。
在隨後的幾年內，哈爾濱又發生霍亂，東北再次發生鼠疫。1926年，又發生全國性的霍亂。正是在伍連德的領導下，這些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03.
虎口奪食，從帝國主義手中收回檢疫主權
在伍連德的推動下，中央政府成立了專門的防疫機構，一向被忽略的防疫工作，至此被作為國家的一項事業而重視起來。
然而，讓伍連德心痛的是，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海港檢疫權與海關主權一併被帝國主義把持，由外籍醫生擔任檢疫醫官，為外國人服務。
工作中的伍連德
辛亥革命後，伍連德多次呼籲「自己辦檢疫」，提出收回檢疫主權、統一全國檢疫事宜的主張。
1923年，伍連德未雨綢繆，派人赴丹東、滿洲里等地主持陸路檢疫工作，為中國收回檢疫主權做準備。
1924年，泛太平洋保存食品會議在檀香山舉行時，伍連德力陳海港檢疫改革之必要。
1926年，伍連德再次倡導檢疫主權應歸屬中國，由中國人擔任檢疫醫官的主張。
1929年12月，伍連德與來華的國際聯盟衛生處據理力爭，終於達成協議。隨後，伍連德受命負責收回檢疫主權事宜。
1930年7月1日，全國海港檢疫管理處成立，伍連德任處長，接管了外國控制的海港檢疫機構。
1930年代，伍連德任海港檢疫管理處處長
從辛亥革命後的首倡，到1930年的事成，伍連德為此奮鬥了20年。
正他的勇氣、擔當與堅持，丟失半個世紀的檢疫主權終於被收回，中國衛生事業由此打開了新的局面。
伍連德與外國學者
04.
獲諾貝爾獎提名，開創中國現代醫學
梁啟超這樣評價伍連德，「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即伍連德）博士一人而已！」
基於肺鼠疫方面的實踐和研究，伍連德獲193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提名，成為中國歷史上走近諾貝爾獎的第一人。
他著述頗豐，發表學術論文300餘篇，論及公共衛生、傳染病流行病、醫學教育、海港檢疫題等。
1913年，伍連德就在國際頂級醫學雜誌《柳葉刀》上發表論文《旱獺（蒙古Mamort）與鼠疫關係的調查》
他先後發起成立了中華醫學會和中國防癆協會，任會長或常務理事重要職務。
他主持興辦了北京中央醫院（今位於白塔寺的北京醫科大學人民醫院分院）、東北陸軍總醫院（現中國人民解放軍202醫院）、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前身）等20多所醫院和醫學院校。
1918年1月，伍連德創建並任第一任院長的北平中央醫院落成揭幕
在他的領導下，東北防疫總處成為了世界上最頂尖的瘟疫研究機構，在疾病防疫、科學研究上居世界領先地位。
伍連德多次代表中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多次擔任國際醫學聯合會、遠東熱帶病學會等國際組織主席，在國際學術界享有盛譽。
1911年4月，萬國鼠疫研究會與會者合影。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伍連德被推舉為主席
1927年，日內瓦國際聯盟衛生組織(今W.H.O前身)授予其「鼠疫專家」稱號。
1983年，國際著名流行病學家J.M. Last主編《流行病學詞典》，伍連德是惟一被列入的華人科學家。
伍連德在國際、國內一些重要場合，都會身著劍橋大學博士服，希望藉此會向世人展示：中國人很聰明，有智慧，一樣能夠在科學領域做到世界頂尖。
他做到了！
伍連德的一生豐富多彩、曲折坎坷，見證和親歷了從晚清到民國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
他出生在國外，卻心繫祖國。
他接受的是外國教育，卻秉持著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
他熱衷科學研究，卻主動走出實驗室，救死扶傷。
最難得可貴的是，是他的民族情懷。
在歷史的洪流中，伍連德沒有如浮萍般隨波逐流，而是將自己的命運與國家命運緊緊相連：
1904年，他在馬來西亞開設私人診所，熱心為當地華僑服務。
1915年，在一次抗日集會上，工人張泰沉痛講演，刺腹血書「誓死報國」。他深受感動，親自救治張泰。
1925年，哈爾濱市群眾聲援上海「五卅」慘案受難同胞，他參加義演，募集善款。
1930年，他呼籲20年，終於收回被帝國主義把持半個世紀的檢疫主權。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拒絕與日本合作，被日軍誣陷為間諜，險些喪命。
他完美詮釋了
什麼是真正的
「國士無雙」
晚年雖遠居海外，但伍連德一直眷念為之奮鬥一生的祖國。
他在1959年出版的自傳《鼠疫鬥士》一書序言中寫道：
「我曾經將我的大半生奉獻給古老的中國，從清朝末年到民國建立，直到國民黨統治崩潰，那一切在許多人的腦海里記憶猶新，中國是個有五千年歷史的偉大文明古國，歷經世世代代的興衰榮辱，才取得了今天的地位，我衷心的希望她能更加繁榮昌盛。」
1960年1月21日，伍連德在馬來西亞的檳榔嶼逝世，享年81歲。
28歲那年，他回到中國，將一生最美好的時光獻給了祖國，造福了億萬人民。
今天，他的名字與事迹卻鮮為人知。
追憶、紀念伍連德先生
感謝他，在100年前，以驚人的勇氣與擔當，迸發出耀眼的光芒，將人類的星空照亮。
整理自世界華人周刊
作者：洋流
鼠疫滅了大明國
1644年，甲申國喪，李自成帶領十多萬暴民包圍帝國首都北京城，崇禎帝本是想在李自成擊敗孫傳庭的時候選擇南遷的，可是大臣們都說，我大明向來「重京畿而輕外省」，京師三大營尚有十餘萬精銳部隊，加上大同宣府的兩邊兵馬，足以確保京城無虞！可悲的是，大同宣府兩邊兵馬不戰而降，京師三大營也全部感染了鼠疫，喪失了戰鬥力。本來宣大兵馬投敵後崇禎帝還是有機會南遷的，錦衣衛早就在天津衛準備了船隻，以供不時之需，可崇禎？又把希望寄托在了三大營身上，通常來說，三大營守住京師絕對不成問題甚至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那時候的三大營已經全部感染鼠疫，更可怕的是官員害怕被殺頭隱瞞了這個消息，崇禎壓根不知道！於是僅僅一天，僅僅一天！！十餘萬京營全盤崩潰，李自成進了北京城，大明滅亡！
於是也有了崇禎著名的遺言:朕非亡國之君，群臣皆亡國之臣！
傳染病界的伏地魔
可以看看遲子建的《白雪烏鴉》
因為鼠疫引發的一個真實的傳奇故事，我家鄉在內蒙古東部地級市赤峰下屬旗縣，@高尚 緊鄰通遼，當年通遼發生鼠疫，我記得還是小學，領導腦袋抽筋竟然讓全旗中小學生去滅鼠，由每個班級班主任帶領本班學生去荒地挖老鼠洞，分幫分片，向老鼠洞里下老鼠藥，現在想想感覺如此的荒唐。但是但是...我學校有一個班級的小學生挖出了一具屍體，已經高度腐爛，後經證實是已經失蹤一個多月的公安局局長，然後查查查...確認是黑 社 會 老大策劃殺害！後將抓獲，關押，槍決。另外，這事兒被孔二狗寫入《黑道風雨二十年》里...沒看過這書...看過的幫回憶一下！
去看電影《卡桑德拉大橋》吧,初中時看過後一直記憶猶新…
推薦一本描寫1910年冬至1911年春在東北哈爾濱爆發鼠疫的小說，遲子建《白雪烏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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