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斷人口紅利是不是已經消失？
當人口紅利消失，投資回報率就下降，那麼生產率從配製這種生產率的空間也減少的情況下，自然潛在增長就會下降。目前中國經濟減速是正常的。 via 蔡：我國人口紅利在2010年已經消失
東亞地區從1965年到1990年的高速增長被視為「經濟奇蹟」，在此期間，日本、韓國、台灣地區的年均經濟增速超過6%。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希望用人口因素來解釋經濟增長。其中最有名的要數Bloom和Williamson的論文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他們發現，總人口增速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關係，但勞動年齡人口（15歲-64歲）的規模增長速度越快，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也越快。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可以解釋東亞地區大約三分之一的超額經濟增長。
在此基礎上，Bloom和Canning等人在2003年創造出了「人口紅利」這個概念，它的含義非常直接：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上升。
一般來說，每一個國家都會經歷這樣一個過程，首先由於醫療、衛生水平的上升，死亡率開始下降；在一段時間之後，隨著整體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也開始下降。
上圖引用自：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monograph_reports/2007/MR1274.pdf
在死亡率開始下降，生育率還未下降的時間窗口中出生的人，他們不需要贍養太多父輩——他們的父輩死亡率仍然沒有下降到位；他們也不需要撫養太多的孩子——他們不會生很多孩子。當這批人進入勞動年齡時，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的份額開始逐漸升高，人口紅利便開始了。
「人口紅利」的作用很容易理解，其關鍵在於生命周期的產出和消費曲線。
上圖來自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書，橫軸是年齡，縱軸是2000年中國在特定年齡人口的產出和消費。在0-22歲以及60歲之後，人口的消費大於產出，而在22歲至60歲的區間內，人口的產出大於消費。當中間這一部分人口的比例較大時，有以下幾個效應：
上圖來自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書，橫軸是年齡，縱軸是2000年中國在特定年齡人口的產出和消費。在0-22歲以及60歲之後，人口的消費大於產出，而在22歲至60歲的區間內，人口的產出大於消費。當中間這一部分人口的比例較大時，有以下幾個效應：
1，由於總產出大於消費，投資更多，資本積累更快；
2，子女數目減少，勞動參與率，尤其是婦女的勞動參與率更高；
3，勞動力的教育投入更多，人力資本存量更高。
這就是中國在過去30年所經歷的事情。
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速由兩部分組成，其一是勞動生產率的進步速度（
也就是說，即便勞動生產率增長很慢，只要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仍然在上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還是會上升；相反，當人口紅利機會窗關閉，勞動年齡人口佔比開始下降，我們就必須用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增長來維持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下降，一個國家便開始償還人口負債。
對於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大部分東亞國家來說，人口紅利機會窗帶來的甜頭早已嘗盡。諷刺的是，快速降低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雖然讓東亞國家的人口紅利發揮得更充分，這兩把雙刃劍帶來的低勞動供給和快速老齡化卻也使人口負債變得更苦、更久。
上圖是日本和美國總人口中15-64歲人口的比例。從1990年開始，日本的勞動年齡人口便始終下降，其下降速度甚至比50年前的上升速度還要快。如果說人口紅利為日本每年帶來了1.6%的額外增長，那麼不誇張地說，人口負債的作用就是為1990年之後的日本帶來每年1.6%以上的衰退。
那麼中國的人口紅利何時結束？事實上，人口學家早就發現，按照目前的生育率和人口狀況，中國會在2012年把人口紅利全部吃完。
上圖仍然來自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書，成稿時間為2004年之前，而現實也驗證了這一點：
2012年中國15歲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為9.37億人，比上年末減少345萬人，下降幅度為0.6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謝鴻光表示，這是多年增長後勞動年齡人口首次下降。
所以，不要有什麼懷疑，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結束了。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下降速度的加快，中國的人口負債，我們在未來的幾十年里可以慢慢品嘗。
謝 @韋昌明 學長邀請。
關於中國的人口紅利是否殆盡（另一個說法是劉易斯轉折點是否來臨）學界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存在爭議。本人才疏學淺，不敢妄做判定，恰好我本科論文的題目就是以「劉易斯轉折點」為研究方向的，下面就把摘要和研究綜述的部分內容貼上來吧。
答案只包括事實性的描述和對各位學者研究觀點的羅列，詳細了解可翻閱各位學者的相關論文，
答主只作導讀，不負文責。
一.什麼是劉易斯轉折點
根據劉易斯的經濟發展理論，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發展中國家會經歷一個漫長的「二元經濟」過程。在這個過程初期，傳統部門存在大量剩餘勞動力，並且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很低，甚至為負。因此這些勞動力便會以較低的價格（固定的生存工資）向現代部門轉移。隨著農村的剩餘勞動力的減少，會出現勞動力的短缺，工資水平的升高的現象，以不變的工資將不能僱傭足夠的勞動力，經濟發展的僱傭成本將會增加。通常稱這個節點為劉易斯轉折點。
二.中國劉易斯轉折點是否來臨的爭論
相對於第一個爭論，第二個爭論要激烈的多。國內外的學者對於劉易斯拐點是否來臨存在較大的爭議。本節將國內外學者的觀點分成「支持者」和「反對者」兩個部分進行介紹。
1 支持者
- 蔡昉（2007，2008）認為相較於傳統認識的劉易斯拐點，中國實際進入的可以說是劉易斯轉折區間。他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論證。第一，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數量和結構，他首先測度出農業生產活動需要的勞動力數量，然後用農村總勞動力數剔除這部分勞動力，最後再減去轉移的勞動力的數目，得出了大約1.06億的剩餘勞動力。他還認為40歲以上的勞動力不再願意外出務工，也應當剔除，這樣20-30歲的適齡勞動力的數目相對於我國的人口基數將會更少。第二，他對現代工業部門的幾個典型行業的實際平均工資、農村勞動生產效率的進步等證明城市製造業的當時水平工資對農民工的吸引力下降。勞動力開始變得緊缺。
- 大塚啟二郎 (2006)認為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已經來臨。他主要是從中國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的變化和中國的產業結構上說的，他認為勞動力平均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了勞動力素質的同時，也使實際工資水平進一步提高。他認為產業結構調整，使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不再佔優，資金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產業更加普遍。這使得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得到大幅提高，工資水平也會增加。
- Garnaut（2010）[1]認為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是建立在有大量可用的剩餘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基礎之上的，並且長期以來實際工資的增長非常有限。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產生了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率，長期的國際收支失衡（順差）和高度的並持續拉大的收入差距。隨著人口增長速度的減緩受教育群體的增加，剩餘勞動力的數量已經被吸收殆盡。政策制定者應當適時變換政策，以實現平穩的過渡。
- 王美艷（2010）[2]則是對中國曆年農產品價格進行匯總。對近十年的水稻和小麥的勞動生產率和之前二十年的生產率進行對比。她認為後一階段相對於前一階段來說，勞動生產率有顯著的提高。因此肯定了劉易斯拐點的到來。
2 反對者
- 葛蘇勤Dennis Tao Yang(2011)[3]運用《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4]中國國家統計局官方公布的數據對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實際工資進行了統計，得出的結果是，過去的幾十年來農業工資和城市現代部門的工資水平同時保持持續的趨勢。據此，他們得出結論，劉易斯拐點還未來臨。
- Minami（1968）[5]在對日本戰後經濟轉型進行檢驗的時候，提出了Minami 轉折點判定準則，運用此準則可以判斷發展中國家是否到達了劉易斯觀點。卿濤等（2011年）[6]對Minami
轉折點判定準則並檢驗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情況。認為中國經濟雖然已經到達了劉易斯第一轉折點，但是經濟還未到達劉易斯第二轉折點。即「商業化」，因此農村剩餘勞動力還存在。Minami（2010）本人也對中國的劉易斯拐點進行檢驗。得出類似結論。- Knight（2007）[7]認為雖然城鄉居民收入的工資收入持續增長，1989-2005年16年的農村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率是5.8%；遠低於人均GDP的增速（8%）。另外他還認為農村人均收入的增長多是外生的，多與中國政府近年來對農村的持續支持相關。他對剩餘勞動力的估算結論是農村還有八千萬左右的剩餘勞動力。
- 世界銀行（2008）[8]也認為不認同中國到達劉易斯拐點的結論。它認為中國當前出現的勞動力短缺是區域性的，也對中國官方對勞動力工資的統計口徑提出質疑，認為中國政府忽視了小企業中非正式僱傭的勞動力的工資水平。這些都造成了官方數據不能如是反映現實。
[1]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M]. ANU E Press,
2006.[2] Meiyan W. The rise of labor cost and the fall of labor input: Has
China reached Lewis turning point?[J].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0, 3(2):
137-153.[3] Ge S, Yang D T.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s in China: A neoclassical
view[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1, 22(4): 611-625.[4] 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是北卡羅來納大學教會山分校人口研究中心和、美國國家營養安全研究所和中國疾控中心合作對中國9個省的居民健康和營養狀況進行調查研究的項目。[5] Minami R.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8, 82(3): 380-402.[6] 卿濤, 楊仕元, 岳龍華. 「Minami 準則」 下的劉易斯轉折點研究[J]. 中國人口科學, 2011
(2): 47-56.[7] Knight J. China, South Africa and the Lewis Model[M]. Research
Paper, UNU-WIDER,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UNU), 2007.[8] 世界銀行. 中國經濟季報 (2005 年 8 月)[EB/OL][D]. , 2008.
附：1.蔡昉定義的「人口紅利」
蔡昉（2010）年定義的人口紅利，當一國擁有較多比例的富有生產能力的勞動力時，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能夠給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額外的源泉，這被稱作人口紅利。建國以來，我國經歷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長率的階段（1949-1961）和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兩個階段，已經開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人口增長方式過渡，目前人口自然率僅0.5%。蔡昉、王美艷（2005）年測算的人口紅利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達到26.8%，而到2010年代中，人口紅利將趨於消失。
2. 中國人口的變化趨勢金字塔圖。
圖 中國的人口結構（1950-2050[1]）
圖片來源：「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訂,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
上圖是聯合國經濟發展和社會司統計和預測的中國分年齡分性別的人口圖，形象地描繪了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由典型的金字塔形向倒金字塔形過渡，預計本世紀中葉60歲以上的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達到30%以上。
[1] 2050年的人口數據是聯合國人口與經濟發展委員會預測值
之前實習有做過相關內容的研究。蔡昉將人口分析與劉易斯二元經濟分析結合，同時討論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問題，這樣新穎獨到的分析近年來逐漸被國內外經濟學家認可。順著他的觀點，我們來分析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人口紅利和劉易斯拐點這兩個概念。
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指的是在一個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從而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
劉易斯拐點：
概念指出發展中國家有兩大典型部門，農業和現代工業。如果國家經濟處於增長階段，現代工業的資本積累就能將傳統農業過剩的勞動力吸收，提高生產力。但是當工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增長速度快於勞動力釋放的供給速度時，如果沒有工資增長等動力吸引，勞動力就不會出現轉移。這時就出現了劉易斯拐點。
2004年沿海地區出現招工難，普遍認為是制度性的、結構性的、短期的因素造成的。接下來愈發嚴重的民工荒擴展到了全國。儘管2004年到現在農民工的工資以平均每年12%的速度在增長，但是招不到農民工還佔主流。這已經表明：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悄悄到來。
與農民工工資上漲幅度同樣驚人的，還有中國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幅度。2010年勞動年齡人口到達峰值之後開始減少，2012年一年減少了345萬。隨著人口變化，人口因素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的貢獻越來越小，甚至現在為負值，也就是說經濟學家口中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
過去30年，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呈上升趨勢，勞動力轉移帶來生產率的提高，保證了中國10%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十一五」期間的經濟增長率達到10.5%。然而「十二五」期間國家測算的潛在增長率(為了保證經濟的健康發展，國家會對生產要素、資本、土地、勞動的供給，以及生產率的提高的潛力進行預測，測算出一段時間的潛在增長率)降到了6.1%，「十二五」期間也僅有7.2%。現階段收入差距繼續加大，利益格局難以動搖，而減慢的經濟增長速度最終威脅的是利益格局裡弱者。加上利益集團會試圖維持現有體制，反對改革，從而整個社會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認為人口紅利，不僅僅等同於勞動力充足。經濟產業在向前發展的階段，對勞動力的質量也有要求。勞動密集型第二產業平均需要的受教育年限是9.1年，勞動密集型第三產業需要9.6年，資本密集型的第二產業需要10.4年，技術密集型的第三產業需要13.3年，農民工目前的技能(平均受教育為9.5年左右)顯然不勝任。從經濟轉型來看，人口紅利也可以算消失了。
當勞動力總量不再增長，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提高勞動參與率。今天城鎮就業的主體已經就是農民工，沒有農民工就沒有勞動力市場上龐大的就業人群。沒有城鎮戶口的農民40歲以上留在城鎮工作的只有18%。因此，改變現行戶籍制度，為農民提供社會保障，均等基本公共服務，保證農民在城市有更多穩定的就業機會。從勞動參與率上，減輕人口紅利消失對經濟帶來的影響。
除了提高勞動參與率，戶籍制度改革還能將勞動力資源從地生產率的農業轉到生產率更高的部門非農產業，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勞動力質量的提高代替數量的增加也是提高勞動參與率，增加潛在增長率，減緩人口紅利消失對經濟的打擊，以及避免中國社會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徑之一。
因此，從蔡昉的角度分析，人口紅利已經消失，但是可以有很多辦法保持住經濟發展的勢頭，實現中國經濟的軟著陸。
最近火遍中國的就是房地產，一線城市的房地產，上海的房價接棒深圳，拉開了新一輪的暴漲，其實一開始看到這些感覺是個偽命題，一線房價雖然存在泡沫，但剛需支撐著這些泡沫不斷壯大。迫於消化庫存的壓力，為地產商減壓，尤其是銀行減壓，不至於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中央連出組合拳，首付比例的降低，調整房地產交易環節契稅，再加之之前的房產五年轉兩年免徵交易稅等等又會措施。乍一看，政府又回到房地產支撐經濟的老路上來了。這些措施在普通老百姓看來只不過是中央刺激樓市，增加GDP活力的舉動，但是被一類特殊人群（房地產商，房地產中介，炒房機構）加以利用，再加上被收買的無良媒體瘋狂報道博取眼球，瞬間在社會形成恐慌效應，老百姓的消息面從來都是單向，試問這般重磅的消息怎能不引起樓市哄抬效應，最終老百姓都成了接盤俠。
以上談的只是現象，接下來我們重點分析一下由房地產泡沫問題之下更深層次的問題
首先，城市化導致的資源過度集中，在這裡我指的過度集中是指一二線城市，從面上看，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幾乎壟斷了全國最頂級985高校，北京長安街央企的總部就像步行街的商埠一樣一家接一家，上海浦東從陸家嘴開始排隊到張江幾乎都是外企的總部，還有中國的一些超頂級的科研院所也基本上在一線城市落地生根。
其次剛需，有人會說一線二線城市房價的暴漲有地產商及利益相關方集體炒作的嫌疑，但是話說回來，炒作的目的就是有人得接盤（三四線的城市由於沒有接盤者，庫存壓力大，鬼城現象普遍，這就形成了少數大城市房地產火爆而絕大多數城市鬼城遍布的怪相），最後接盤的一定是有剛需的普通老百姓，否則炒作失去了意義，但是現在的怪像是房價已經這麼高了，為什麼還有剛需，因為優質資源基本上全在一二線城市，資本論告訴我們，社會化大生產最基本的定律是生產者需要生產資料才能進行生產，這些高端的生產資料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一二線城市，所以大家都擠破頭的往一二線城市趕，那麼問題來了，這些趕來的人只能選擇落地，但是落地的話只有生根才能發展下去，最後真正的剛需是房子背後的戶口以及戶口背後的教育，說白了就是教育資源，沒有戶口你的孩子將來無法從正常渠道獲得教育資源。戶口房子和教育三者綁在了一起。受過良好教育精英有一定的經濟承受能力，迫於對預期的壓力做了房奴，至少80%的精英階層在35之前還是房奴（這已經是很樂觀的估計了），那麼那些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進城工作的呢，為了生計，被迫放下孩子父母來到城市打拚。
其實房地產泡沫下面的問題還有好多好多，今天寫的就談談以上說道的兩點，這個還得從歷史說起，1978年，那年的中國窮，還是叮噹響的那種，以當時的國情，全面富裕那是不可能的了，必須走先富帶動後富的路子，於是以深圳為代表的特區高速發展起來，於是集中力量發展一座城市的思維便深入人心，什麼資源都往區域的中心城市集中，於是人們都往大城市擠。因為國家的資源還在往一二線城市給，比如自貿區（第一個就給上海）。
資本論還告訴我們，上層建築必須適應經濟基礎，在適應的基礎之上才能提高經濟發展，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央的果斷的政策是一方面，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中國的人口紅利，中國有廣袤的土地，巨量的勞動力人口，隨著中國義務教育的推廣，這些巨量的有著一定知識的勞動人口，再加上中國豐富的礦產資源，支撐著中國的高速發展。如今，以粗加工方式輸出中國製造的貿易出口方式已經遇到了瓶頸，我指的瓶頸不是指經濟衰退，而是經濟的停滯，有人會問這6.9%是怎麼回事，這裡有個數據一個數據，2015年中國的年發電量較上一年增長了1%。這樣靠廉價勞動力以及資源消耗維持的增長已經走到了終點。下一階段的終點就落到了提高生產效率，也就是提高科技生產力的地位。終點發展科技。
現在人口紅利基本上已經消失，迫於這樣的壓力，國家開放了二孩政策。這一政策的目的是繼續維持人口紅利。但是絕大多數人的思維還是經歷了三十年洗禮的特區化思維，維持人口紅利只會是人越來越多，最後北上廣深就像黑洞一樣吸引著全國包括社會精英在內的人落地勞動，未來一二線城市的房價還會繼續重複今天暴漲的故事，試想國家未來科技和社會的建設的精英們都生活在巨大的壓力下，怎麼能充分釋放他們的潛能，怎麼能全身心投入到創業中去，最終反過來打壓的還是國家經濟活力。（一個正直智商高峰期，創新能力的高峰期的年輕人因為房貸而束縛了手腳，是一種巨大的人才資源浪費）
剛剛過去的春運，鐵路在此期間總發送旅客量為29億人次，大家一開始看到這條新聞的時候我們也只是以娛樂性的視角看待這次破紀錄的數字，可這是真真切切反應了地域之間資源分配不均，收入差距拉大的事實，如果不是為了生存，誰願意拋下自己的父母孩子背井離鄉（莫是為了生計，誰願背井離鄉），中國現在留守兒童約6000萬（法國人口6620萬）這何嘗不是一筆巨大的人才庫啊，可是他們的得到了優質的教育資源得到保障了（有代課教師的幾十年工資還不到一萬）。
有時候我們不能單單以經濟學視角去看待發展，更應帶著人文的眼光，以人文本，要做到重視人才，理解人才，給人才鬆綁，給人才解壓，讓他們在下一輪提高中國製造質量發展浪潮中輕裝上陣，最後送上八個字：人才紅利，利在萬代！
3000塊錢的大學生，一招一大堆。
200塊錢一天的工地小工倒是招不到了。
前兩天看到我們在建的一個項目，小工一個星期從200塊錢漲到250塊錢一天。漲幅已經堪比房價了。
在工地里上班。
高溫上班還有高溫補貼。
太冷了不用上班還有低溫補貼。
早上九點多鐘上班。
晚上六點鐘就下班了。加班還要向政府申請一下。 因為晚上工地開工會擾民。人家一舉報你就得歇業。
我的理解，人口紅利是一個動態概念。
是相對於當時的市場環境，達到某個知識水平的人口和市場總人口比例之間的一個關係。
當超過平均生產水平和平均知識水平的人口達到某個比例，那麼可以看作是出現生產端的人口紅利。
同理，當超出全市場平均收入水平的人口達到某個比例，那麼可以看作是消費端的人口紅利。
所以當下中國的所謂人口紅利消失，實際上是低端勞動力過剩，符合市場需求的人口紅利衰退。
解決的辦法，長期投資教育是最關鍵的一個解決方案。
順帶一提，今天的人口紅利的來源恰恰就是建國後的義務教育投資所得；生育高峰只是表象罷了。
純粹個人理解，不喜輕點噴。
一、新聞聯播
按傳統，標題黨後要離題萬里扯點別的，最後再繞回來扣題。為了聊清楚題目的問題，先來看看最近一些新聞。
10月17日,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發表題為《IBM允許中國ZF審查源代碼》的報道稱，上述知情人士透露，IBM已開始允許工信部官員在受控空間檢查專有源代碼，源代碼無法從受控空間帶走。尚不清楚IBM允許接受審查的是什麼產品，也不了解工信部官員審查多久。
10月16日，台灣著名主持人蔡康永、小S發微博先後宣布要離開主持12年的台灣王牌綜藝《康熙來了》。兩人共同主持節目12年，不但入圍多次金鐘獎，近3000集的節目，這檔長壽節目正式進入了停播倒計時。
9月22日，由熊影業公司耗資1.5億元拍攝製作的《蜀山戰紀》在愛奇藝上線，並且首次嘗試先上網路再上星的會員排播策略。9月22日上線後的第一個小時，該劇就有273萬VIP會員(付費)觀看，擠癱了伺服器...9月23日早8:00，12小時內有超過380萬會員在線觀看了該劇...上線8天播放量破億...
無心者，幾則新聞；有心者，見微知著。
二、新人口紅利
1、消費的力量
首先，個人非常喜愛的杜琪峰的一部作品《黑社會以和為貴》中，一個非常典型的大隊長有段對話，具體台詞忘了，大概的意思是對友商說：「來我們這投資？歡迎；來我們這賺錢？可以；但是，必須得按我們的規矩來！」。
近期的一些消息，串起來看，足以說明中國市場已經大到足夠讓國際巨頭屈服，碼農同學可以幫我解讀一下IBM開放源代碼被檢查是意味著什麼。庫克上台之後來了多少次中國，甚至都明擺著說粉色就是專門為中國定製的...微軟為中國放開免費更新win10，中國市場上的win10默認搜索是百度（懶得調教自家的bing）。
往前10年，中國也一樣是強內需市場，但是當時是對銅、鐵礦石、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強需求，直接托起了大宗商品多年牛市，養肥了澳大利亞、俄羅斯這些資源型國家。當時即使有強需求也沒用，一樣被修理的不要不要的，看看鋼鐵行業當年被三大鐵礦石巨頭修理得多慘就知道了。
究其根本，是因為大宗商品的供給也是壟斷聯盟，沒有替代供給，而且當年中國大基建幹得火熱，上游的大宗缺不得，自然也就在角力中處於劣勢。但是現在是大眾消費品時代，形勢就完全一樣了：產品的供給端明顯多樣化，這個時候消費者的談判能力就強了，需求的替代性大大加強。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除了蘋果實在干不過，其他外國手機廠商被國產手機修理得多慘...
國內個人消費的強勢崛起，甚至是強到能讓外資為之修改規則，這就是中國新的人口紅利時代——想想，13.6億人，最關鍵口袋裡還都揣滿錢，這是一個多麼恐怖的需求？這樣強勁的內需市場就是足夠的談判籌碼，在國際事務中的發揮的能量就不能同日而語。
中國去挖TPP的牆角，靠的是什麼，還不是我們這有錢賺，要不要來呀？
在尚未完成工業化，大家都口袋空空的時期，中國所謂的人口紅利，其實就是廉價勞動力的代名詞。在中國GDP已經超10萬億，全球奢侈品20%以上由中國人購買的今天，中國的人口紅利，則已變為令每一個人眼紅的需求市場！
2、文化的崛起
其次，《康熙來了》當年是何等的輝煌，現在的停播讓人唏噓，關於這個事情，建議去找找《智族GQ》的一篇老文章《康熙來了十年記：最好的時候過去了嗎？》讀讀，文中提到一些數據，《康熙來了》每集製作預算只有50萬台幣（約人民幣10萬元），這已經是全台製作預算最高的談話類節目，卻不及《中國好聲音》單集製作費的百分之一，立白冠名《我是歌手》的製作費就夠台灣做一家電視台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文化產業其實是高度資金密集型的產業，一個地區的文化產業的發展建立在兩個基本要素之上：
1）足夠大的內需市場；
2）足夠多的資金支持；
其中前者遠比後者重要，這也就解釋了當時港台文化的盛行以及今日的衰落。港台文化盛行的時候就是當時大陸一窮二白，港台地區經濟增長最為強勁的時候，強勁的內需市場吸引資金投入，資金持續性投入導致內容質量的提升，最後優質內容進行出口，輸出文化。
這一切的根本也就是你得有足夠強的基本盤，僅在區域內就可以回收投資，最後順帶出口再賺一筆。國內這幾年文化產業的發展迅猛，除了到了飽暖思淫慾的階段，還是內需強勁，罩不住你消費者多啊，一檔好的節目直接面對的是億級的用戶市場，自然資金就湧進來。投資額上來了，優質的人才也就被吸引進來，即使當下爛片還很多，但是卻為精品的出現提供了基礎。起碼這幾年我唯一看得下去的電視劇是《琅琊榜》，每一幀都能聽到製作費在燃燒的聲音...這些年已經有內容輸出了，就像當年在TVB看到《喜羊羊》、《甄嬛傳》其實我的內心是拒絕的....這幾年《中國好聲音》的版權也賣到台灣了...
國內有幾億觀眾的基本盤，有足夠多的資金，一定能出精品，個人是相信將來文化產業輸出是肯定的，這難道不就是產業轉型的一個路子么？能刷回外匯的都是好產業，將來是會出現中文原聲、英語字幕么？人口紅利不僅僅體現在低端製造業的血汗工廠，強勁的內需市場也是人口紅利，有這樣的人口紅利才能支撐起新的產業和更光明的明天。
3、網路的變革
最後，文化產品和互聯網產業兩者很像，都是需要足夠的內需市場，足夠的資金支持。但是互聯網企業更苛刻，沒有內需市場就發展不了互聯網底層企業，因為互聯網底層企業的基礎投資額高，邊際成本低，過了盈虧平衡點往後就是一馬平川，沒過就一聲嘆息。
就近觀察港台甚至日本，一些大型的底層企業像搜索、社交都是外資，包括一些資訊類的網站，感覺都是上個世紀的產物，除開地域用戶的偏好之外，更大的原因就是本地市場容量不足以支持本地企業邁過盈虧平衡點，由於特殊原因，又幾乎是不可能進入同語種的大陸市場，因此使用外資產品就是最符合市場規律的決定。而沒有互聯網底層應用，創新就無從談起。
中國這個全球最大的區域網造就了BAT三巨頭。坦白講從用戶的角度是很痛苦的，因為三巨頭很多時候是沒節操的，甚至於像百度都推出了百度全家桶這種令人髮指的東西。但是從投資的角度，他們曾經是好標的，國內的互聯網公司的這些套路更符合國內市場，即使google認慫重回中國，我也不認為他能幹得過拿作惡當飯吃的度娘，何況還有更沒節操的、用一個輸入法把你強行綁架到自家那個要多爛有多爛的搜索引擎上的...三巨頭在國內市場賺的盆滿缽滿的時候自然就向國外發展，像阿里系的速賣通，雖然在英語系的發達國家搞不過ebay，亞馬遜，那就去第三世界啰，去年還在做跨境電商的時候，速賣通宣講的段子就是速賣通年度大促如何讓俄羅斯郵政局局長下台...雷總的《Areyou ok》也成為一時佳話，其背景是國產手機傾銷印度...
國產互聯網手機的套路，直接把外資手機廠商收拾得不要不要的（除了蘋果），同時讓國內智能手機的普及率大大的提高了，絕對用戶數超5億，加上幾巨頭、O2O的瘋狂補貼，讓這些智能手機都變成移動的錢包，消費場景和消費頻次都大大提高。有個數據一查讓我嚇了一跳，《琅琊榜》的播放設備中，移動設備佔比達74%！回過去看《蜀山戰紀》那個前幾年無法想像的數據也就更可以理解了，小說IP改編之前在網路電台刷一輪，電視劇上的時候遊戲跟著一起上，新的消費形態在孕育——天知道這片神奇的土地能刷出怎樣的新模式，三巨頭們這些年激進的投資，戰線拉這麼長也透露出巨頭的焦慮：也許一夜之間，不知道哪冒出來個東西就變天了。
全球最大的區域網的血海中廝殺出來的互聯網巨頭，即使開放了和國外巨頭干也有一爭之力，而且在非英語系的第三世界，其實兩者是在同一起跑線的，食物鏈都是這樣一層一層的壓下去。
三、舊人口紅利VS新人口紅利
改革開放後，廉價的勞動力，廉價的土地，構成舊人口紅利，加上以房地產為軸的一攬子消費刺激，支撐起了中國現代化基礎設施建設，也搭起了完整的工業製造體系，其實現在中國製造的能力是很強的，只是市場需求沒到那個階段，之前主力市場還是價廉物美，高端、品牌溢價市場份額相對不高。其實大部分製造業都是代工出身，絕對製造水平是很強的，完成原始積累後，就有能力、有資本刷品牌、刷高端、刷創新了，走出國門看，不少中國產品已經在某些領域站住腳跟了。
技術含量低的產業有退出很正常，有的在崛起，有的在消亡，請看新生代的歌爾聲學，請看新的女首富：市場在迭代很正常，舊的功成身退也挺好，畢竟，沒有人願意回到那個血汗工廠的年代。
現在滿世界在討論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正如，我們都知道最終我們都將死去，但明天還是照樣來臨。人口老齡化不是明天睡醒就全部60歲了，全體平均年齡是一個持續的增長過程，終點都看到了。眼下的人口結構和平均年齡，也許已不是最能流血流汗干苦力活的時候，但卻正是消費能力最強的時候，抓住這個強勁的內需市場，盡量的培育出一批新的消費領域的產業，通過消費領域消化製造業退出的就業人口，某些行業能走出國門，壓榨第三世界，甚至逆襲英美，都完全可能。
舊人口紅利時代是單純的製造業時代，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基礎。新的人口紅利時代是消費領域的時代，是刷品牌、刷高端、刷創新、刷產業變革的時代，中國花了30多年時間上了一個新台階，中國確實回不去了，但也根本沒必要回去，利用新的人口消費紅利，更上一層樓才是正選。
是的，我們終將老去，但，過程呢？
四、印度vs中國
回到近期關注的熱點。格隆匯一篇《無路可退的中國》，引燃了全市場關於中國人口老齡化和印度崛起等問題的大辯論。看完我上面的分析，其實這個問題就自然而然的出結論了：兩者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線上，完全不具有可比性。
假設印度真的要崛起，必然重走中國改革開放的路子，中國趟過的坑，印度一個不拉的也都會全中招。假設真要消化印度如此強勁的人口紅利，必然要走前工業化時代的路子，鐵公基一樣要從頭來過，這個體量的需求被釋放出來就等著被大宗商品收拾吧。這麼強勁的人口紅利，如此強勁的勞動力供給，工資水平肯定被壓低，一個新的阿三血汗工廠的形象躍然紙上。人口只有充分就業了才是紅利，沒有就業的人口就是社會不穩定因素，印度想靠醫藥、軟體這些高度智力密集型的產業發揮或者消化人口紅利去崛起是不可能的，這些行業吸收不了多少就業，印度不比以色列，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的人口，靠科技很容易把自己給玩脫了。馬省長的淘寶如果沒有全球最快（不一定最高效率）的物流系統（鐵公基），沒有江浙滬包郵，沒有次日達，哪裡會有今天的風光？！
至此印度和中國之爭也就清楚了，印度要想做世界工廠，就是中國舊的人口紅利時代，那像美帝當年歡快的來中國投資一樣，我們的錢也歡快的過去壓榨其廉價的勞動力，如果要相信印度真的崛起，投資按著鐵公基的路子去肯定沒錯。
至於說印度要威脅到中國，至少他先把自己12億人口的口袋填滿再說，否則，就且在血汗工廠的「人口紅利」泥潭裡打滾吧——按中國10萬億GDP、印度2萬億的GDP數字簡單粗糙比較，5個印度人的消費能力，才比得上1個中國的消費能力，這還不算消費後面帶來的科技創新，產業變革。
後記
中國過了舊人口紅利時代，到了新的人口紅利時代，是強勁內需的市場，以此為軸可以支撐起新產業的發展，在這個時代一定能刷出一批新的行業巨頭，互聯網？旅遊？文化？教育、體育？衛生醫療？不知道，反正肯定不是鐵公基了。
有的在崛起，有的在消亡。企業倒閉迭代很正常，關鍵是在真正老去之前，抓住新人口紅利，趟出一條新路子，發展一批新產業，中國從此確定屹立於世界強國之列。
這事，如果13億人口的中國都完成不了，你認為全世界還有誰能完成？
找到個2010年的
由圖可見，中青年齡層次比較明顯的發生了上移，但說2010年人口紅利消失為時過早。按此表推演，2020年應該可以說人口紅利消失，步入老齡化社會
中國還那麼多靠低人力成本堆出來的產業，人口紅利怎麼會消失……
比如快遞，比如快遞，比如快遞。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口，各年齡區間人口數是多少，東北人口到底流出多少，中國老年人到底有多少，中國生育到底比率如何，等等。
這些問題成了專家說上說下的老問題。
可有人口普查的啊，有嚴格的戶籍制度啊，有身份證的管控機關啊。還是奇怪的爭來爭去。
我覺得人口紅利是個非常廢的概念，實際中沒有絲毫政策價值。稍微從微觀層面分析下人們的決策，就很容易明白人口紅利並不是經濟高增長的因，它與經濟高增長的共因應該是「好政策」，具體邏輯如下：
如上圖所示，所謂「人口紅利」描述的就是上圖這種胖肚型（橄欖型）人口結構：在整個社會中，人口以青年為主，社會整體撫養比低——幼兒和老年人比重低。要形成這種人口結構，必須有兩個原因：1、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下降；2、死亡率比出生率下降的早。只要滿足這兩個條件，人口結構自然是胖肚型的。如果不滿足這兩個條件，比如出生率不下降，死亡率下降，那麼人口結構就是金字塔型，人口中有非常多的幼兒；如果出生率與死亡率同時下降，那麼人口結構就近乎是倒金字塔
當我們把人口結構胖肚型的原因拆開來，就會發現二者和經濟增長都有著密切的關係。
首先談死亡率下降的原因。一方面隨著醫療技術和公共衛生的投入，嬰兒死亡率會下降，傳染病預防能力增強。另一方面醫療服務本身就是人們需求的重要產品，人們消費結構中醫療產品的比重會越來越高，這自然會造成老年人死亡率下降。如果老年人死亡率不下降，那老年人自然對醫療服務沒有需求，那當人收入到一定程度後，自然沒有消費和生產的慾望，因此覺得老年人醫療消費高，浪費資金就是蠢想法。如果每個人都是50歲死，你45歲的時候還會勞動么？
所以說顯然，醫療技術屬於經濟增長技術進步部分，公共衛生屬於投資（包括人力資源投資）部分，醫療服務是人們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都是經濟增長的因，因此人口死亡率下降和經濟增長顯然是共因的。
其次談出生率下降的原因。首先人生育時會考慮兒童的存活率。當兒童存活率比較低時，為了遺傳自己的基因，就必須提高生育。這甚至是一種原始衝動，比如當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爆發衝突時，以色列的生育率就會提高。同樣中國也遵從這樣的法則，如下圖所示，新中國隨著公共衛生的投入，比如改造龍鬚溝、消滅血吸蟲病這些運動，中國人口死亡率開始下降。相應的從1953年開始，中國人口出生率開始下降，隨著衛生條件的提高，為了保持原有的家庭規模，大家沒要維持以前的出生率了。1958-1961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人口出生率在隨後迎來報復性增長，直到1970年左右才恢復到56年左右的出生率。從生育基於兒童存活率這點考慮，實際上生育率也和經濟增長是共因的。
人們生育時除了會思考兒童存活率，育齡婦對生育年齡的考慮也十分重要，這點實際上也是生育率下降遲於死亡率的原因。在發展中國家，婦女勞動市場參與率的初始值比較低，發展中國家受教育水平偏低，而婦女尤甚。在二元經濟下，廉價勞動力工資增長緩慢，用工企業首先偏向於廉價男性勞動力，其次才會是婦女，因此我們常常看到男性外出打工，女性在農村留守的情況。隨著經濟發展，婦女越來越多的參與勞動力市場，婦女的勞動力市場細分也會越來越細，這時婦女受教育水平就會越來越高。在育齡有限的條件下，婦女受教育水平的提供，婦女勞動力市場參與率的提高，婦女生育時間自然削減，那麼生育率自然會下降。
可婦女勞動力市場參與度與受教育水平，又是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力資本則是經濟增長的因，因此顯然出生率下降也和經濟增長共因。首先應該先明確，人口紅利在過去我國的高速增長中的貢獻率是多少？2008-2012年均8.62%的人均gdp增長率中，工作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的增加（也就是人口紅利），對其的貢獻約在0.46％，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學校教育的增加）帶來的負面影響約在-0.57％，也就是說這樣來看，人口紅利甚至無法覆蓋勞動參與率下降帶來的負面影響。那麼這期間的快速發展主要來自什麼？是庫茲涅茲效應和U部門的人均生產效率的提高。
由於庫茲涅茲效應和人口紅利的減弱是不可逆轉的，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體的可持續增長潛力將主要依靠u部門的人均生產率的繼續提高，尤其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最後，放張圖吧。
2015年很可能是中國人口紅利的拐點。
計劃生育前中國人口呈現左上角形態，即青少年人口多，老齡人口少的分布。計劃生育後，呈現鴨蛋形態，今後將逐步向右三角形態發展。
2015年是中國有工作能力的人在社會中的佔比達到最高點，達到73%，比當年的日本還要高，但是由於之後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及早期的光榮母親政策會使得中國老齡化到來得非常的劇烈、非常的迅猛，勞動力大幅下降，所以會對經濟的增長構成很大的挑戰。
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失，改革迫在眉睫。不好意思，借題發揮一下！感覺絕大多數中國人從骨子裡迷信科技、迷信生產，為什麼不能以人為本呢？從最極端的狀況來說，如果真的能夠做任何事情都用機器來代替是否就是發展的終極理想狀態？傾盡全力保持生產高效率但原有小尺度、微循環、可持續的社會形態全部瓦解是否值得？大規模生產的產品如果沒有足夠的年輕人口消費意義又在哪裡？單就農業現代化來說，朝鮮40年前就已大規模機械化，但蘇聯解體以後，石油進口途徑被封鎖，缺少石油的農藥化肥灌溉收割系統完全失去作用，是今天朝鮮饑荒的重要原因。也許你會說中國不會閉關鎖國，但我要說的是高科技機械化不是生來純天然無條件的成為被人類馴服的工具！現在的我國高強度、集約化糧食生產導致的東北黑土地板結、營養物質流失和農藥帶來的土壤污染有多嚴重？退一萬步說，即便機械農藥化肥不消耗任何能源礦產人力且毫無污染，但摧枯拉朽的改變原有農村社會結構、資源配置和生產方式使中國迅速邁向那種資本家和無產者的結構是否合適？就好比我一天吃5個饅頭，但我不想浪費時間，所以一頓都吃了是否合適？100個商業小店原來相互制約並競爭發展前赴後繼，突然有一天萬達超級商業綜合體來了，高度集約化針對性可複製的資本運作產生了極高的利潤和產值，但這種抹殺了多樣性、多元就業和地方自然生長的舶來強勢插入是否合適？居住區將道路設施房子開發好然後圈人，還是像日本那樣在自由的遷徙下達到一定的居民規模和聚居狀態才跟進建設公共服務設施更好？公共服務應該跟著人走，而不是人適應經濟效率而變成GDP機器上的零件！（也許這個例子並不恰當，只是想說以人為本）總之社會發展和人的需求（包括生存、生活、就業、社會關係等）是第一位的，而經濟發展是為了人和社會服務的！單純為了追求經濟生產的所謂效率，而進行所謂集約高效什麼的毫無意義！在基本溫飽解決的前提下，盲目賺錢是一種無意義的消耗（就如壟斷資本主義的那種與民眾生活無關的產量提升是一種虛耗）。我們需要擺脫這種科技生產原教旨主義思想！我國幾十年來只注重擴大生產和就業，完全忽視了人口再生產，使創造的GDP大部分不是用來消費以提升生活質量而形成了嚴重生產過剩（資本主義經濟的宿命）導致全球性的生產過剩，西方人一邊使用中國廉價產品帶來的福利，一邊罵中國搶走就業機會。為什麼我們要夫妻倆工作才勉強養活一個孩子而美國哪怕博士妻子也在家專職帶四五個孩子（很平常的狀況）？為什麼我們一心鑽到錢眼裡，認為一切提高科技就行了，一切擴大生產就行了？我們的生產已經足夠大了！但生產的產品給誰用？中華民族不用養育後代將文明持續而像工蟻一樣專門為全世界生產？我們為什麼不能兼顧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平衡？連教育都成為掙錢的工具？為什麼？
談幾點看法：
1. 人口紅利是個很淺的概念，用來宏觀上說東亞國家經濟騰飛階段人口紅利是有貢獻的，但具體實用的，是去調研人口結構變化對不同層次人才需求以及使用的影響，而把這個淺而泛泛而談的概念去細究具體那年結束，是個很無聊的做法，真趕緊社科院養了些閑人。
2. 用人口紅利去解釋中國三十多年的經濟騰飛是很扯淡的事，穩定的內外環境、發達國家產業轉移、教育科技水平的提升、地方政府的招商基建熱情、中國人的勤勞才是根本。現在用人口紅利消失來唱衰中國經濟也是很扯淡的事。
3. 實際上過多的人口引來的害處也不小，使中國一直為了保就業而頭疼，於是只好不斷推動基礎設施建設，而不敢調慢GDP發展速度，進行產業轉型並致力於提高生產效率。
4. 從頂樓的圖可以看到大概20年後，會有極大的養老壓力，逐步延長退休年限是必然之舉，另外就要寄望於習李政府的產業升級了，科技帶來的生產生活方式變化也不可估量。
5. 人口所的這個蔡昉是水貨一個，從他把日本經濟的停滯歸因於人口紅利結束就看出來了（大家都是道是美國打壓的哈）。水貨說2010年人口紅利結束也根本不是從人口紅利的概念出發的，而是2010年發生了農民工用工荒，於是他就藉此忽悠了。而用工荒的原因其實很多，比如農業收入上來了，農二代讀書出來不願意從事體力勞動等。總指望這剝削體力勞動者來發展經濟這想法，是病，得治。
6. 再去看他原文，說GDP下調對就業沒影響那是扯淡，去年和今年找工作的嚴峻大家都看在眼裡呢，只不過沒那麼快傳導到失業率上而已。我們目前正處於日本92年的結構，我們的經濟下行將會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05，出生1130萬人口，國家衛計委將2.15年的生育率修改為1.6，公布2016年出生1846萬，多出了50%以上。這是一種犯罪，
易富賢：去年官方公布人口出生數據有50%的水分
2017-05-22 15:34:08 來源：鳳凰財經
http://h2.ifengimg.com/0f56ee67a4c375c2/2013/1106/indeccode.png人口形勢與經濟發展研討會於5月22日在北京大學舉辦，《大國空巢》作者、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易富賢出席並發言。易富賢表示，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05，出生1130萬人口，生育率包括第一個孩子和第二個以上的孩子，第一個孩子都是合法的，中國一孩生育率只有0.56，是非常非常低的。2016年只比2015年多出生了8.9%，實際上應該出生1200多萬，總和生育率約1.14左右，但是國家衛計委、國家統計局公布2015年出生了1655萬，2016年出生了1786萬，比客觀數據多出了46%。國家衛計委將2.15年的生育率修改為1.6，公布2016年出生1846萬，多出了50%以上。這是一種犯罪，國家花那麼多財力和物力得出的數據棄而不用。
以下是發言全文（未經作者審核）：
就中國目前的人口，有多少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根本，但是目前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剛才梁老說到了，目前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生育率會自發下降。當年台灣跟韓國社會發展水平超出中國大陸大概是21-23年，它的隨著經濟發展，生育率下降。泰國經濟發展水平跟中國大陸一樣，目前的生育率只有1.5，以前印度的平均生育率跟中國一樣，平均每個婦女生六個孩子，沒有計劃生育，隨著經濟的發展，目前的生育率是2.3，印度的發展水平落後中國大概十幾年，當年中國為什麼實行一胎化政策，就是當年1980年預測，如果不施行計劃生育，中國的人口會達到40億，事實上，即便中國不施行計劃生育，中國人口也最多只能達到16億，然後會下降，我們這個政策本身就是沒有必要的。
發達國家需要生育率在2.1，一對夫婦生兩個孩子，部分小孩，大概有2%的小孩在25歲之前會死亡，正常是105個男孩，100個女孩，所以正常應該生2.1個孩子。中國是生育率應該保持2.3才能保持人口不增加也不減少。中國90年之後，我們的生育率跳躍式下降，90年的2.3到了95年的1.5，2000年只有1.2，當時至少在90年之後，中國就應該廢除計劃生育，如果廢除計劃生育的話，中國60年代出生的還可以生二胎、三胎。國家計生委跟人口學界不相信，說我們怎麼可能是1.2，他們預測如果一旦放鬆政策的話，我們的人口會增加，如果繼續一胎化政策，人口在2030年也會達到15億。 2010年，人口普查再一次證實了我們的生育率只有1.18，國家衛計委跟人口學界又將這個數據改成1.63，建議可以實施單獨二孩政策。2015年，小普查，生育率是1.05，他們修改成1.6，他們以這個為基礎才支持了全面二孩政策。90年之後，我們生育率的跳躍式下降，奠定了2012年經濟下行，以及今後人口長期衰退的基礎。 2014年為什麼只放開單獨二孩政策，本屆政府上台以後，應該說有很大的政治勇氣，我當時給內參也建議，十八大以後，要儘快廢止計劃生育，為什麼2014年只放開單獨二胎，因為20多位人口學家出了一本書，《人口形勢的變化和人口政策的調整》，他們預測如果一旦全面二孩，每年會出生4700萬，目前只出生一千多萬，如果達到四千多萬，國家領導人也感覺很恐怖，所以說中國實行了單獨二孩。國家衛計委預測，單獨二孩以後，每年多出生200萬，生育率達到1.8，總人口將達到14.53億。實際上2014年開始實行單獨二胎，懷孕周期是266天，出生高峰是2015年，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不但沒有多出生兩百萬，反而少出生64萬，2015年的生育率只有1.05，是全世界最低的，說明單獨二孩理論是錯誤的。
2016年為什麼支持全面二孩政策，當時國家衛計委組織一大堆專家進行了一兩年的調研，最後完成了一本書，《實施全面兩孩政策人口變動測算研究》，這個研究就是說，他們認為2010年到2015年，我們的生育率還有1.54到164，他們預測全面二孩以後，生育率會達到2.1，到2050年，生育率還能達到1.72，2050年總人口達到13.83億，事實上調查這些數據是錯誤的。台灣、韓國社會發展水平超前中國大陸23年、21年，他們在鼓勵生育的情況下，2001年到2015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15、1.20，我們怎麼可能靠全面二孩政策，到2050年生育率還能在1.72，所以全面二孩理論也是錯誤的，不可能達到1.72，能達到1.2、1.3就很不錯了。
國家統計局，我們的人口普查是跟人力、財力調動不一樣的，2010年普查600多萬人參與，直接、間接投入80億、600億元，國家行為，這是很嚴肅的事情，國家耗費這麼多錢，數據應該是很權威的，當時國家統計局、人口計生委，人口學會對這個數據棄而不用。2000年普查生育率只有1.2，修改成1.8%。有一些超生，沒有上戶口，隱瞞了，剛出生得有可能隱瞞，到了10歲，就沒有必要隱瞞了，2000年人口普查，10歲人口只有1445萬，公開戶籍人口到2010年只有1438萬，這些孩子到了2014年開始讀初三，初三的學生只有1426萬，這些孩子到了2015年是15歲，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15歲人口只有1364萬。這麼多的數據表明，還是人口普查的數據相對還是比較準確的，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就是錯誤的，目前為止，儘管這麼多數據認為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是錯誤的，但是目前為止，國家統計局仍然是公布2000年出生是這麼多人。
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生育率只有1.05，出生1130萬人口，生育率包括第一個孩子和第二個以上的孩子，第一個孩子都是合法的，中國一孩生育率只有0.56，是非常非常低的。2016年只比2015年多出生了8.9%，實際上應該出生1200多萬，總和生育率約1.14左右，但是國家衛計委、國家統計局公布2015年出生了1655萬，2016年出生了1786萬，比客觀數據多出了46%。國家衛計委將2.15年的生育率修改為1.6，公布2016年出生1846萬，多出了50%以上。這是一種犯罪，國家花那麼多財力和物力得出的數據棄而不用。
為什麼強調一孩生育率，一孩是合法的，與政策是沒有關係的，一孩生育率與總和生育率是直線相關的，比如說隨著一孩生育率下降，總和生育率也下降。日本在1973年總和生育率是2.2，一孩生育率是0.9，是平行地下降。日本2011年，各個縣的一孩生育率和總和生育率都是直線相關的，如果超生的話，二孩可以超生，這個我不管，根據一孩生育率來診斷總和生育率。台灣、韓國、新加坡、香港2015年一孩生育率只有0.6左右，總和生育率只有1.2左右，即便是2015年我們的一孩生育率只有0.56的話，即便是沒有計劃生育限制，我們的總和生育率也低於1.2，也只有1.1左右，我們現在2015年還只是單獨二孩，總和生育率1.05有什麼不可行的，這是可行的。
還有一個理想子女數，國家衛計委一直說我們生育率很高，每個婦女願意生1.8個孩子，以為生育意願很高，實際上1.8個孩子生育意願是全世界最低最低的，實際上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的。比如說日本、德國、布朗、匈牙利理想子女數都是2個以上孩子，但是實際生育率只有1.2、1.3左右，理想和現實之間差距40%的距離，你想生孩子，還要養孩子，你養不起，現在想懷孕懷不上，不孕症，中國的理想子女數只有1.7到1.9之間，全世界最低的。2016年全國婦聯調查，一孩家庭中只有20.5%願意生二孩，如此低的意願，單獨二孩政策下，2015年生於率1.05，這很正常，很合理，他們鼓勵生育的情況下，我們總和生育率怎麼可能達到1.6。
2016年到底出生多少人，我比較90年之前，統計公布的數據，跟客觀數據，基本上還是比較吻合的。我們的數據差別是在90年之後，90年之後開始出現水分了。90年的人口普查總人口是113368萬，國家統計局公布2016年人口是138271萬，91年到2016年，這24年時間，人口死亡22528萬人，這當中還有很多水分，因為死亡以後，為了很多利益他不報，死亡人口應該是高於2.25億。出生人口，國家統計局在公布的時候有30-50%的水分，考慮到這部分，91年到2016年只出生了3.77億人口。2016年的人口等於90年的人口加上這段時間出生的人口，再減去死亡的人口，2016年實際人口應該是12.86億，實際人口比國家公布的人口少九千多萬，人口數據是國家治理的基礎，我們這個社會、經濟、政治、國防、外交、文化、教育、城市規劃等各種政策，都是依照準確的人口數據，如果人口數據處問題，整個規劃是沒有意義，比如說人均GDP，整個社會治理的基礎，整個規劃都沒有意義，因為整個社會都有問題了，威脅著國家的安全。
我們中國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怎麼樣？國家衛計委預測我們即便是支持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會到2.1，今後一直會在1.7-1.8之間。但是台灣的發展水平是超前中國23年，它的生育率是急劇下降的，台灣發展委員會分了高、中、低三個方案，高方案是1.5恩，種方案是1.2，低方案是到2050年大概是0.95左右。我們的理想子女數，台灣生兩個以上孩子，我們目前只願意生1.8個孩子，我們的理想子女數比台灣還要低。我們實行了三十多年一胎政策，經濟、社會各種政策都圍繞著一個孩子，即便停止計劃生育，這種慣性是很難改變的。我預測分為高中低方案，高方案，中國的生育率會返回到1.5，種方案保持1.2的水平，低方案會到1.0左右的水平。根據這個方案，預測中國人口，種方案的話，會到2050年只有11億不到，2100年只有4.8億不到，中國人口的減少，作為中國實力的減弱，我們中華民族是人口大國，中華民族佔全世界1/3以上的人口。1820年，我們總人口是3.8億，當時美國人口才幾百萬，美國人口是建國以來，從250萬增加到現在的3億多人口，我們1820年是3.8億人口，我們佔全世界的36.7%。但是1950年，我們是5.4億人，佔全世界21.5%。1980年我們是9.8億人口，佔全世界的22%，50年到80年，我們的人口增長與世界是同步增長的，但是由於計劃生育政策，2015年總人口只佔全世界的17.8%，並且我們的出生人口只佔全世界的10%左右。2050年，我們只佔全世界的12%，到2100年，只真佔全世界5%，就是因為一個錯誤的政策，會導致我們成為一個不斷萎縮的人口。我們無論如何要鼓勵生育，國家衛計委的政策是非常荒謬的。
我們的人口在不斷的萎縮，事實上我們的結構也在不斷老化，人口跟經濟是核心作用的，按照年齡大小排列，位於中點的那個人的年齡是中位年齡，年輕人越多，創新活力越強，這反映了經濟的活力。日本、義大利、希臘都是隨著中位年齡的提高，經濟增長率都是直線下降的。
我們的中位1980年只有22歲，美國是30歲，但是2015年，我們是38歲，美國也38歲了，我們已經開始超過美國，到2030年，中國中位年齡是45歲，美國只有40歲，印度只有31歲。我們怎麼跟他們去比，計劃生育導致，由於中國的中位年齡持續增加，我們的經濟活力持續下降，我們的經濟下行，這是一個長期的趨勢。從這個角度出發，中位年齡看，我們的一個特點，計劃生育最嚴，生育率下降很快，在1980年生育率已經低於全國的平均水平，東北的中位年齡最老，經濟也是最先衰退。廣東的中位年齡相對比較年輕，廣東才有經濟活力。中國從中位年齡看，中國的經濟潛力是東部會走向衰退，尤其是東北，還有華東，然後是華中，最後西南是最有經濟潛力的，中國的經濟重心從2006年開始往西南開始轉移。 中日人口結構比較，日本經濟危機的核心是人口危機，因為日本以前的勞動力也是比較充足的，中位年齡比較年輕的，但是日本92年出現經濟危機，我們的人口結構事實上已經相當於日本92年的水平，比如說我們的勞動力跟老齡人口紙幣小於4.8%，日本是93年，中國是2022年，相差29年。中位年齡大於38歲，日本是92年，我們是2013年。65歲以上的人口大於13%，日本是92年，我們是2021年。老年化指數大於80%，日本是93年，我們是2018年。20-64歲勞動力達到頂風，日本是1997年，中國是2016年，一般是提前四年左右出現。綜合來說，我們目前正處於日本92年的結構，我們的經濟下行將會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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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在的最大危機，不是人口數量少，人口13億不少了。
中國是人口結構的畸形，倒金字塔結構，是會發生社會奔潰的。
中國絕大多數人，對人口結構的畸形，還一無所知。
我發的失獨家庭的文章，就是大大的警示！ 一篇特別的文章 中國失獨家庭調查：有人每天花20小時與亡子QQ自問自答一篇特別的文章 中國失獨家庭調查：有人每天花20小時與亡子QQ自問自答 - 知乎專欄
人口學者：目前人口結構嚴重扭曲 人口學者：目前人口結構嚴重扭曲_新聞頻道_中國青年網
人口問題 誰來養活中國?_大公網人口問題 誰來養活中國？_大公網
中間層出現真空的可能性並非危言聳聽，而且這一後果將很嚴重。一方面體現在中國巨大的養老壓力；另一方面體現在勞動力缺失導致的產業層面的困惑。目前中國製造已經面臨產業轉移的困境，同時中間層人群外流將導致中國整體競爭力的削弱，是關乎中國發展的大事。
中國正面臨一場新型的人口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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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畸形人口結構需要100年時間
2015-10-29 20:01改變畸形人口結構需要100年時間
改變畸形人口結構需要100年時間
《新聞極客》：當下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達到什麼程度？有學者預測到2050年，65歲以上的人口可能達到4億，佔總人口的30%，這意味著什麼？
郭志剛：未來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差不多接近4億，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則可能接近5億。當下中國60歲以上老年比例大約15%，老齡化程度在世界上還排不上號。但我國老齡化速度非常快，2050年時60歲以上老年比例約35%，前提還得是生育率過低得到部分解決。解決得更好些，可以降到30%左右，解決得不好有可能接近40%。
老齡化雖不可逆轉，但還有緩解空間。2050年時的老年人口，正好是現在20歲到60歲的，存活到那時候可能性很大。我們現在的人口金字塔上邊少、中間特別鼓、下面又瘦，這些人口正是中部鼓脹出來那一大塊，到那個時候都在老年，現在死亡風險下降、壽命延長，所以4.5億人肯定打不住。這沒法改變，問題是誰來支撐那時的老年人口，有多少勞動年齡人口。
隨著這一大塊逐漸進入老年，老年人會越來越多，老齡化問題越來越凸顯，到2030年時這個問題就相當突出了，在2050年時將接近老齡化最高值。我們若能順利渡過2030年到2070年這一段，中國的人口轉變就基本勝利結束了。如果挺不過去，那人口老齡化和人口負增長就會給社會經濟的發展會造成很大困難，因為人口是社會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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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是否真正悲觀，未來在哪裡？
如何評價許小年的演講「中國已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看待黨報的評論「中國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
試預測中國在未來百年內的國運？如何看待許小年所說的「中國已處於中等收入陷阱」，該陷阱是房地產行業的魔咒嗎？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中，衰落的概率有多大？取決於什麼？回答話題。【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中，衰落的概率有多大？取決於什麼？】，這是一個超級問題，是一個世界上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都無法回答的問題，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中國國家領導人每天辛勤工作，就是為了中國的長久繁榮，避免【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中，經濟進入了短期或者長期的衰落局面】。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建立某種模型，自己獨立的思考一下【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中，衰落的概率有多大？取決於什麼？】，這個思考過程，我們是有收益的，起碼可以幫助我們做出更合理的決策與選擇。
經濟問題，一個建模的基點，是在確定的時間段以內，確定的地理空間範圍內，一個人類的具有共同意識的群體【國家、民族、階層、年齡層等等】，他的行為表達的一部分。這個共同體的經濟行為是受到他的政治制度、文化傳統、民族意識、宗教習俗、生產力發展水平、人口數量、控制的資源、國土面積及其構成、與周邊鄰國的關係，以及當時全球政治思想之格局、全球貿易體系、經濟模式、科技之水準、宗教之發展趨勢等等的重大影響的。
我們的建模的基礎，是十分複雜的、多層級、多角度的關係。這也就是我，【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中，衰落的概率有多大？取決於什麼？】，這是一個超級問題，是一個世界上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都無法回答的問題，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建立經濟行為的預測模型，首先就是建立一個坐標體系，分析體系內的因素構成，以及體系的可能輸出結果。
對【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中，衰落的概率有多大？】超級問題，建模是沒有數學模型的，有的只是邏輯比較模型，我們在時間軸與空間軸線劃定的區域中，選取不同的樣本點，與現在的中國樣本，進行邏輯比較，分析他們的因素構成以及可能的輸出。
這樣，就可以對【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中，衰落的概率有多大？】超級問題，提供一個邏輯推演的預測。
第一個樣本點，就是1500---1800年的歐洲以及起源於英國工業革命。
1500--1800年以前的世界是多元的，沒有一個經濟中心，歐洲經濟在全球範圍，並沒有任何明顯的、完全為西方自己獨有的優勢；只是19世紀歐洲工業化充分發展以後，一個占支配地位的歐洲經濟的世界中心才具有了實際意義。
在1750-1800年這一階段，中國最為發達的江南地區與歐洲最為發達英國的英格蘭地區在經濟發展上沒有明顯差異。江南地區與英格蘭地區的人均壽命是35--40歲，說明二者地區的人民的生活條件與營養的獲取情況是十分接近的。
對比明末的經濟情況，也可以判斷，中國在1500--1800年的經濟實力，不落後於歐洲世界。16、17世紀間，明代曾是世界上手工業與經濟最繁榮的國家之一。
隆慶元年（1567年）明朝廢除海禁後，海外貿易重新活躍起來，全盛時遠洋船舶噸位高達1.8萬噸，占當時世界總量的18%。
萬曆皇帝重用張居正，推行了中國明朝中晚期的改革開放政策。「一條鞭法」是明代嘉靖時期確立的賦稅及徭役制度，在嘉靖十年（1530）提出，萬曆九年（1581）推廣到全國。新法規定：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這樣大大簡化了稅制，方便徵收稅款。「一條鞭法」推行以後，農民不在束縛於土地之上，有了從事手工業與商品生產的可能，促進了明朝手工業的發展，推動了商品經濟向前邁進，明朝的紡織業、進出口貿易大發展，城鎮化人口大增，明代的特大型城市有杭州、蘇州、南京、北京、廣州等地，其他人口數量應該都達到了兩百萬以上的水平。
明代蘇州是時尚之都，工藝之都，人文之都，是全國的手工業中心，藝術文化中心，思想輿論中心，消費娛樂中心。在任何程度上，現代蘇州的繁華和人口密集程度都不可能與明代的蘇州相比。明代晚期僅僅蘇州城內的絲織業規模至少在十萬人以上。蘇州可以說是明代中國的巴黎。明代蘇州府除了蘇州城本身之外，還包括了吳江、常熟、嘉定、太倉、崇明等地區。而其中吳江、常熟，嘉定，太倉本身都是相當繁榮，手工業頗為發達的城市。
蘇州是明代的文化藝術中心，文人才子的出產比率是全國最高的地區。明代江南四才子唐伯虎、祝允明、文徵明、徐禎卿四個人都是蘇州人。明代的蘇州還是當時全國的書籍出版印刷中心。
整個明代，南方的工商業比比方發達得多，而蘇州府尤其是南方的工商業中心，是整個南方工商業最發達最繁榮的地區之一，也是全國的絲織業中心
至遲到1580年代初，中國的絲綢就已經威脅到西班牙產品在美洲的銷路了。17世紀初，墨西哥人穿絲多於穿棉，所謂穿絲，大多是穿中國絲綢」「以至於墨西哥總督於1611年呼籲禁止中國生絲的進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況愈發嚴重，墨西哥的絲織業都以中國絲為原料，墨西哥本土蠶絲業實際上被消滅了。鄰近墨西哥的秘魯也是中國絲綢的巨大市場，中國絲綢到秘魯的價格只抵得上西班牙製品得三分之一。從智利到巴拿馬，到處出售和穿著中國綢緞。」
「中國絲綢不僅泛濫美洲市場，奪取了西班牙絲綢在美洲的銷路，甚至繞過大半個地球，遠銷到西班牙本土，在那裡直接破壞西班牙的絲綢生產。」
明代的蘇州是比杭州更為巨大的一個城市，既然杭州城市人口數量已經達到二百萬以上，蘇州城市居民可能要達到三百萬了。蘇州可以和明代南京競爭當時世界第一人口大城市的地位。
明代城市化水平之高是今天人難以想像的，明代的杭州這兩百萬人中絕大部分都從事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甚至主要就是第三產業。明代的杭州乃是當時世界頂級的高消費娛樂型大都市，其同時代的地位遠超現在中國的上海，每年杭州城居民消費360萬石的大米，以此計算明代萬曆時期杭州城也應當有211萬以上人口。
明朝城市居民消費各類蔬菜品種之豐富，基本上已經不下於現代中國了：主要有姜、芋、蘿蔔、胡蘿蔔、油菜、歡菜、芥萊、烏落菜、夏菘菜、菠菜、甜菜、白菜、覓菜、豆芽菜、生菜、窩筍、冬瓜、黃瓜、甜瓜、生瓜、香瓜、絲瓜、葫蘆、菱白、胡姜、蔥、韭、蒜、刀豆、茄子、天茄、甘露子、薄荷、紫蘇、山藥。在澳門，西方人已用洋蔥待客，說明洋蔥頭也逐漸傳入中國。
奶製品，乳酪的製作精美程度遠超現代中國，就是類似現代溫室培養的反季節蔬菜，明代也不乏其例「冬季里吃嫩黃瓜，別有一番風味，這些黃瓜，就是萊農從暖洞子里培植出來的.明萬曆年間王世愁《學部余蔬》中載:『王瓜，出燕京者最佳，種之火室中，逼生花葉，二月初即結小實。』
明朝商品經濟的繁榮帶動了白銀貨幣的流通。白銀的廣泛使用為「一條鞭法」實施折銀徵收提供了有利條件。中國在世界經濟總額可以從白銀用量看出，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國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中國當時的GDP佔世界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從1800年開始，西歐和中國才走上不同的道路，開始了「大分流」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有兩個，一是1500年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以後，全歐洲古希臘、古羅馬文化傳統又一次佔領了歐洲思想文化的主流，基督教新教的改革運動，使得歐洲各國的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逐步形成，各國為了自己有力量與羅馬教廷抗衡，紛紛與資產階級的商業力量、行業工會結盟，運用商人提供的信用資金為本國戰爭服務。現代金融業在歐洲開始建立起來龐大的金融網路系統，歐洲新型金融業依靠與國王、貴族、商人甚至教廷的良好關係，具有了巨大的信用資金的控制能力。歐洲各國，在古羅馬法傳統基礎上，逐步建立了商業規則與法律制度，歐洲商業體系在教廷與國家行政權力之外，依靠信用與商業法律制度，獨立的、高效的的發展，有了不斷創新的商業制度、商業產品，度過了一個又一個商業危機。
二是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歐洲的商業冒險力量，藉助歐洲發達的商業金融業的支持，以及國家作為後盾，不斷開始海外的探險活動，西班牙、葡萄牙、菏南、英國、法國、義大利等等，都開始了向美洲、非洲、亞洲的海外殖民地拓展。
美洲、非洲、亞洲的海外殖民地，為歐洲的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提供了資本積累、工業品市場、廉價的資源和農奴勞動等，海外殖民地解除了西歐受到的生態制約，殖民地提供的豐富的土地集約產品棉花、木材和穀物等，使歐洲工業革命能夠迅猛發展，使西歐與世界其他部分發生了巨大的分流。
再看中國的明清時代，快速增長的巨大的人口壓力與中國擁有的資源之間的矛盾，成為中國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中國2000年以來的，皇權的高度集中統一的政治體制，無法面對人口與資源矛盾的根本衝擊，明朝雖然擁有世界最高的GDP產值、世界最繁華的城市蘇州、杭州，全球最發達的紡織品工業，但是由於明朝沒有建立與最高的GDP產值匹配的現代金融業，不能解決北方的農業災荒、流民問題、滿族人在東北的崛起，加之朝廷內部長期存在的皇帝與東林黨人的鬥爭，整個明朝迅速垮台，而被滿清替代。
滿清初期，中國巨大的人口壓力與中國擁有的資源之間的矛盾，以戰爭的殘酷方式得到了短暫的緩解，巨大的人口數量得以迅速降低，中國江南地區人口大大減少，工商業、城市規模大大減少，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中國受到了重大打擊。
明朝至嘉靖、隆慶時，人口已達1億2千餘萬，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突破一億大關。萬曆6年全國的總人口數12394萬，南方地區8000萬。
清朝初期，順治8年（1652年）人口3861萬人，【明朝末期的戰爭與災荒，中國人口減少了70%，只有30%的人口存活下來】，康熙24年（1685年）人口6281萬人，1700年康熙39年人口7836萬人。
乾隆六年(1741)人口數為14341萬人，中國人口恢復到明末的人口數量的高峰期，時間又一次花費了100年。
乾隆58年(1793)人口數激增至31328萬人。50餘年中，人口增長118%。
「康乾盛世」的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的持續時期，在中國歷史上是最長，康熙、雍正和乾隆祖孫三代長達134年。中央政府對作物推廣很重視，乾隆皇帝特別喜歡吃紅薯，還親自下詔推廣番薯、馬鈴薯、玉米。番薯、馬鈴薯、玉米、南瓜的單位面積產量，比中國傳統的穀子、高粱、小麥要高出許多倍。糧食的大量增加，為中國人口激增，社會經濟步入繁榮打下了堅實基礎。
滿清王朝的疆域遠比明朝更大，他把北部蒙古人、西部的維吾爾人、西南的西藏人、東北的滿族人，納入了統一、高效的皇權官僚行政體系，大清握有的資源遠超過大明朝。滿清接受大明朝的教訓，對於文化思想意識實行高度控制，以防出現東林黨，決不許皇權的最高權威受到任何挑戰。
滿清的經濟迅速得到了恢復，在乾隆時代中國社會經濟，又基本達到大明朝晚期的水平，人口迅速增加，乾隆時期的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總量的30%多，遠遠比今天美國佔世界經濟總量的份額要多。
但中國社會經濟，固有的根本矛盾又出現了，【中國巨大的人口壓力與中國擁有的資源之間的矛盾】，中國社會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意識體系沒有重大創新，以致後面出現的太平天國衝擊、西方各大國的衝擊、現代工業文明與思想的衝擊，中國應對不了，中國社會經濟就開始徹底潰敗了！
對照第一個樣本點，我們進行邏輯對比，可以得出以下輸出
1.中國作為一個共同體，在世界歷史中，有過多次的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排在世界前列的時期。中國作為一個共同體，它內在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與意識的因素構成情況，與歐洲確實有重大的區別。
但是中國社會經濟總量確實在大明朝中後期、大清朝的乾隆時期，佔世界經濟總量的30%以上。中國的蘇州、杭州有過全球人口最多的、最富有的、排名第一或者第二的經歷。中國的江南地區的人民，曾經享受過世界級最富裕地區的生活質量。
我們不能下結論，中國的傳統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就一定比歐洲近現代的政治社會經濟制度落後。
我們的傳統政治社會經濟制度，在明朝中後期、清朝的乾隆時期，與歐洲相比，也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們的傳統制度是適應明朝中後期、清朝的乾隆時期中國的。中國人依靠中國傳統政治社會經濟制度，在明朝中後期、清朝的乾隆時期取得社會經濟的繁榮的。
2.在面對人口壓力與擁有的資源之間的根本矛盾的時候，在遇到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瓶頸的時候，歐洲社會選擇了向外發展，尋求海外殖民地的方式，為歐洲的資本主義工業發展提供了資本積累、工業品市場、廉價的資源和農奴勞動等，海外殖民地解除了西歐受到的生態制約。
中國社會在遇到上述瓶頸的時候，卻選擇了向內的方式，通過戰爭與改朝換代的方式，短暫的解決了人口壓力與擁有的資源之間的根本矛盾，比如滿清替換明朝。
但歐洲在20世紀再次遇到，人口壓力與擁有的資源之間的根本矛盾，卻沒那麼幸運，他只有依靠一站、二戰的殘酷方式，實現了矛盾的緩解。
3.
中國的政治大碗們，已經提醒我們中國是遇到發展瓶頸了。2017年5月5日，許小年先生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的演講，就宣布【中國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了】！財政部部長樓繼偉2017年4月24日在清華大學，也宣布【今後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很大，五五開】。不管大碗口中的中等收入陷阱具體含義是啥，事實是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在2017年，又到了瓶頸時期了。
在2017年，中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又一次遇到人口壓力與擁有的資源之間的根本矛盾，中國就只有衰落的一條路，中國難道就沒有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嗎？
4.中國又一次遇到發展瓶頸時期，又用歷史的、殘酷的辦法，解決矛盾，行嗎？不行！首先中國人不接受，中國政府不接受！其次，全球的東亞地區、歐美各國人民與政府，也不接受。
中國如果被迫回到歷史的，用老辦法解決人口壓力與擁有的資源之間的根本矛盾的老路上，也就預示著全球的滅頂之災！因為中國擁有核武器，中國13億人口就失去了管理與控制，這是全人類堅決不能允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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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中國2015年生育率只有1.04，世界倒數第一？人口斷崖式下降不可避免嗎？
中國人口在1949年以前，一直低於6億。中國人口低於6億就是5000年歷史的常態。
歷史資料給出的中國歷史上各時代全國總人口數據統計表（《中國人口史》，趙文林等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公元前220年 （秦王政二十六年） 約20,000,000
公元2年 （西漢平帝元始二年） 59,594,978
公元57年 （東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 21,007,820
公元75年 （東漢明帝永平十八年） 34,125,021
公元88年 （東漢章帝章和二年） 43,356,367
公元105年 （東漢和帝元興元年） 53,256,029
公元125年 （東漢安帝延光四年） 48,690,789
公元140年 （東漢順帝永和五年） 約49,150,000
公元144年 （東漢順帝建康元年） 49,730,550
公元145年 （東漢沖帝永嘉元年） 49,524,183
公元146年 （東漢質帝本初元年） 47,566,772
公元156年 （東漢桓帝永壽二年） 56,476,856
公元280年 （西晉武帝太康元年） 16,163,863
公元581-600年 （隋文帝開皇年間） 約44,500,000
公元609年 （隋煬帝大業五年） 46,019,956
公元705年 （唐中宗神龍元年） 約37,140,000
公元726年 （唐玄宗開元十四年） 41,419,712
公元732年 （唐玄宗開元二十年） 45,431,265
公元740年 （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 48,143,609
公元742年 （唐玄宗天寶元年） 48,909,800
公元754年 （唐玄宗天寶十三年） 52,880,488
公元755年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 52,919,309
公元760年 （唐肅宗乾元三年） 16,993,806
公元764年 （唐代宗廣德二年） 約16,900,000
公元820年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 約15,760,000
公元1008年 （北宋真宗景德三年） 16,280,254
公元1053年 （北宋仁宗皇佑五年） 22,292,861
公元1066年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 29,092,185
公元1083年 （北宋神宗元豐六年） 24,969,300
公元1122年 （北宋徽宗宣和四年） 46,734,784
公元1281年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 約58,830,000
公元1291年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59,848,964
公元1381年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 59,873,305
公元1393年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 約60,540,000
公元1403年 （明成祖永樂元年） 66,598,337
公元1502年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 50,908,672
公元1504年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 60,105,835
公元1741年 （清高宗乾隆六年） 143,411,559
公元1751年 （清高宗乾隆十六年） 約181,810,000
公元1764年 （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 約205,500,000
公元1776年 （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 208,095,795
公元1790年 （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 301,487,115
公元1795年 （清高宗乾隆六十年） 約297,000,000
公元1812年 （清仁宗嘉慶十七年） 約333,710,000
公元1834年 （清宣宗道光十四年） 401,008,574
公元1840年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 約412,810,000
公元1844年 （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 419,441,360
公元1845年 （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 約421,350,000
公元1887年 （清德宗光緒十三年） 377,636,000
公元1901年 （清德宗光緒二十七年） 456,447,325
公元1910年 （清宣統二年） 約568,150,000
公元1911年 （清宣統三年） 564,423,867
公元1913年 （民國二年） 約532,000,000
公元1928年 （民國十七年） 約474,780,000
公元1931年 （民國二十年） 約421,700,000
公元1935年 （民國二十四年） 約462,150,000
公元1937年 （民國二十六年） 約443,400,000
公元1947年 （民國三十六年） 約431,000,000
公元1949年 約421,670,000
公元1954年 562,660,000
公元1964年 704,990,000
公元1969年 806,710,000
公元1974年 908,590,000
公元1981年 1,000,720,000
公元1988年 1,110,260,000
公元1995年 1,200,000,000
公元2000年 1,300,000,000
中國人口減少，對中國就是福音，是大好事。中國人口減少，以前是用戰爭的手段，實現的事情。 中國人口減少， 是對人類的最大貢獻。中國人口如果五百年低於4億，那中國就真的有了永久的幸福，中國的文化基因就會改變了。中國人就會進入一個高素質的生活狀況，不會只想著生孩子，一輩子圍著孩子中心而活。
你要適應中國人口斷崖式下降，短期是痛苦的，長期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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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悲哀就在於只看到今天的世界，不知人還有永恆的靈魂世界。這是中國人一切悲哀的源頭。中國人試圖在今天的世界，找到世界一切的合理與意義，實現世界的一切愛、恨、怨、仇，可能嗎？
先放「人口紅利」概念
所謂「人口紅利」指的是在一個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從而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
為了便於分析，人們使用總撫養比小於50%（14歲及以下少兒人口與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之和除以15歲~64歲勞動年齡人口）為人口紅利時期，進入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打開，退出人口紅利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關閉。而人口總撫養比超過60%時為「人口負債」時期。
所以，處於人口紅利的國家，勞動力富足，在考慮資本、技術不變的情況下，本國勞動力價格低。
我們知道GDP的函數
Y=F(K,L,T,O)
Y表示GDP，後面四個自變數分別表示為資本、人力、技術、其他因素，F是自變數關於GDP的函數關係。
當一個國家擁有人口紅利的時候，多半資本和技術不行，或者處於工業化過程中，最典型就是中國。
然後會說到劉易斯拐點。
所謂劉易斯轉折點是指這樣一種情況：在二元經濟結構中，在剩餘勞動力消失之前，社會可以源源不斷地供給工業化所需要的勞動力，同時工資還不會上漲。直到有一天，工業化把剩餘勞動力都吸納乾淨了，這個時候若要繼續吸納剩餘勞動力，就必須提高工資水平。否則，農業勞動力就不會進入工業。這個臨界點就叫做 「劉易斯轉折點」。
改革開放後，我國在資本和技術上不佔優勢，因此靠廉價勞動力作為優勢，參與全球化競爭。主要的策略是對接發達國家的邊際產業。正如台商等在我們沿海一帶的廣泛投資。但是當財富增加的同時，勞動力成本依然維持低水平，就會導致收入分配不均。高階層人群間接佔有了低收入勞動力的報酬。但是劉易斯觀點認為，在二元經濟結構中，在剩餘勞動力消失之前，社會可以源源不斷地供給工業化所需要的勞動力，同時工資還不會上漲。直到有一天，工業化把剩餘勞動力都吸納乾淨了，這個時候若要繼續吸納剩餘勞動力，就必須提高工資水平。否則，農業勞動力就不會進入工業。因此，勞動力並非在市場上一直處於劣勢，因此收入分配會在工業化完成後改善。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劉易斯的觀點不涉及我國的兩個現狀——計劃對市場經濟的轉軌
和戶籍制度。
計劃對市場經濟的轉軌中，問題體現在「國進民退」現象。我們國企的運營，長期有著計劃經濟的色彩，追求大規模。為了保證大規模，從邊際成本遞減角度，擠出小企業，出現「國進民退」現象。但是在這樣一個非競爭的市場，平均成本不完全決定平均收益，國企通過設置行業壁壘，來獲取超額利潤。因此演化為資源未優化配置的局面。因此國企、集體和私企在同一發展水平地區中，出現不平等的收入分配。
戶籍制度問題體現在制度對農村勞動力報酬的限制。統計局統計的數據顯示，一個農民工平均工作時間為9.8個月，世行統計的數據則更短。如果農民工在城市定居落戶，則每年在城市工作的時間將會延長至11.5個月。另外一個統計結論是，農民工終身平均在城市打工的時間為8年，如果落戶以後則就業的時間將得到大幅延長，高達30年。同時由於有穩定居留和收入的預期，通過職業教育培訓等方式，他們將明顯加大在自身人力資源培育上的投入，而這也會顯著提升有效勞動時間和生產效率。因此戶籍制度限制了勞動力只有參與競爭中獲得報酬。換句話說，非農村勞動力對農村勞動力在競爭中具有某種優勢，使得造成了非公平的競爭，也加深了收入分配不公。
因此採用西方的觀點，要給予勞動者議價能力，實行集體談判的策略，在一次分配問題上，讓政府參與進勞動力市場，作為裁判，保證勞動力有集體談判的權利，保證工資率的提高。
看服務機器人的普及程度。
首先，人口紅利是指高比例勞動人口帶來的經濟增長。
但重點在於，高比例的勞動人口是怎麼拉動經濟增長的？
有人肯定認為是勞動能力。我覺得大錯特錯，日本的機械化水平已經比較高了。很多工作不直接由人來操作了，可日本卻不具有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表現為勞動人口高比例提升社會的收入，同時拉動投資和消費，促進經濟發展。
還是用我的那個有效需求概念來解釋這個問題。
有效需求=min（收入，產品消費需求係數）（社會主體的需求係數由消費產品的豐富程度和貧富差距共同決定）
勞動人口多，將會同時提高社會的收入、產品消費，甚至需求係數（縮小貧富差距、豐富消費產品種類）。究其根本，人口紅利還是提高的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大於供給，將刺激經濟發展。
如何看中國的人口紅利是否消失，就看看中國購買和消費力的影響。第一，就看看中國的持有的美國國債，就知道中國的社會收入有多高，更別提國企跨國併購的交易額了。第二，還真的是第二，中國的進口額已經連續多年世界第二，說明中國的消費能力還是很強。第三，中國的文化娛樂業、服務業蓬勃發展，就從近期的《港囧》和《捉妖記》等電影來看，一部接一部地打破票房紀錄，文化需求興旺發達，說明消費產品種類日益豐富。
人口紅利消失了嗎？是，有一部人口紅利的確在減少，比如持有外債的增額已經不大，社會總收入的增長開始放緩。
儘管如此，我們的收入也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消費（儲蓄率還是很高），有效需求短期內不會被收入拉低。此外我們還有兩個殺招，消費能力和豐富的產品供給，這兩個殺招短期內不會受到人口老齡化的影響，持續快速發展，提升有效需求。
所以，我們的人口紅利還未耗盡，持續不斷地為國家發展提供動力。
在我看來，人口總量的意義在於確保社會進步所需的有效需求，僅此而已。我認為，只要有效需求受到人口總量變化的積極影響，就說明具有人口紅利。即使是計劃生育，在當時也是有積極意義的，相關分析請見：案例分析——生育率與社會老齡化現象 - 李說經濟 - 知乎專欄餐館服務員的工資水平 / 服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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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老家雖然賺得少一點，但生活質量高很多，到處都可以找到工作，誰要來伺候你們這些沒教養大呼小喝的城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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