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否會損害貧困者的利益？
今天聽老師講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違反常識的，因為會導致公司提高產品價格，造成物價上漲，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最後還是由貧困者自行買單。
但物價上漲為什麼不是全社會一起買單？這不能看做是一種微量的再分配嗎？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真的一無是處嗎？本題已收入知乎圓桌 ? 日常經濟學 · 我為什麼這麼窮，更多「勞動經濟學」、「貧富差距」相關話題歡迎關注討論
已有許多非常精彩的答案，受益甚多。個人角度看，提高最低工資的影響究竟如何，是一個讓大家了解經濟學家究竟在做什麼的特別好的機會——社會科學中的問題常常是看起來簡單，做起來困難。優美的理論，並不總能征服繁雜的事實。下面兩張圖只是這個主題浩繁文獻的一部分。
圖1
圖2 圖1、2均來自Jardim等六位學者2017年6月在NBER貼出的關於西雅圖最低工資改革的研究報告。圖1是列舉了部分利用快餐業和零售業進行的最低工資影響研究，圖2列舉了部分研究最低工資改革對青少年就業影響的論文。括弧里「人名+數字」的格式代表研究的作者與發表時間
2015到2016年，西雅圖市實施最低工資政策改革，分兩次將每小時最低工資從9.47美元漲到13美元。Jardim等六位學者評估了改革政策的影響：他們拿到了華盛頓州內部保密的數據集，其中包括所有上了失業保險的勞動者每季度的工資和工作時長。
六位學者用了三種方法估計最低工資的影響：雙重差分、合成控制和交互固定效應。三種估計方法得到的結果基本一致，但在數值上有出入。由於雙重差分法沒能通過安慰劑檢驗，作者放棄了這一方法得到的估計結果。文章的正文部分以方法為主，腳註中有許多重要的數據處理細節。
圖3 提高最低工資對就業的影響（部分，Jardim等，2017）
總之，結果顯示：西雅圖把最低工資從9.47提到13的總效應是低收入勞動者的工資上升了3%，而低收入崗位卻下降了9%！總的來看，低收入勞動者平均每個月少賺了125美元。因此，如果事實確實如此，西雅圖的這個改革很難談得上成功——想要保護的人，利益卻受損了。
圖4 提高最低工資對工資的影響（部分，Jardim等，2017）
據說，上帝創造光明，魔鬼創造黑暗；上帝創造一位經濟學家，魔鬼創造另外一位經濟學家。2017年6月，Reich、Allegretto和Godoey貼出論文，其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西雅圖最低工資政策改革後，餐飲業的工資上漲了1%，而就業幾乎沒有變化。這一結論說明政策部分實現了初衷。
圖5
圖6 圖5、6來自Reich、Allegretto和Godoey（2017），其中紅線是合成的對照組，藍線是西雅圖。圖5代表兩地改革前後的就業，圖6代表工資。
這裡不再詳述Reich等三人的研究方法——實際上他們用的也是合成控制法。2017年6月26日，Reich和Allegretto聯名寫信，痛陳Jardim等人論文中論證不充分之處。截止到今天，自己還沒有看到回信，所以只能簡單介紹其中的批評。兩篇文章的區別，在信里也寫得很清楚了。
首先，Jardim等雖然拿到了保密數據，精確到個體，但結論也因此受到限制。一是數據只包括華盛頓州地區，導致他們在估計時無法找到很好的對照組——從數據看，西雅圖和對照組在政策開始之前並不相似。Reich等三人則利用了全美的數據，選擇的對照組和西雅圖趨勢相當一致。
其次，同樣是由於數據集的限制，Jardim等人只能研究只有一個所在地的企業。Reich和Allegretto認為：這相當不靠譜。如果漲薪以後，員工從單一所在地企業跑去有多個所在地的企業，工作就「消失」了。相比之下，餐飲業這個問題輕很多。Jardim等人通過發問卷糾正這一點，但是，在最低工資這個問題上，是有實證研究說明僱主的答案不靠譜的。這可能不足以糾正偏差。
再次，Jardim等人以19美元為界劃分是否低收入工作，但從餐飲業的情況看，這一點不靠譜——有不少勞動者從19美元以下的工作，轉移到了收入更高的崗位。當地這幾年勞動力市場整體狀況不錯，加強了這一點批評。信中還有一些零散的批評，這裡不一一列舉了——比如說，Jardim估計出來的效應幅度很誇張，幾乎是以往900多篇研究估計結果均值的10倍。
這一回合還沒完，對面應該是會回信的。這些討論有什麼啟發呢？首先，社科問題很難，兩邊的計量其實都費了一些心思，但結論卻非常不同。很多實證問題，很難下定論；其次，批評要具體。雖然信件的口氣一點不友好，但真正互懟的時候，問題都是准准地瞅著數據和方法去的。
參考文獻：Jardim E, Long M C, Plotnick R, et al. Minimum Wage Increases, Wages, and Low-Wage Employment: Evidence from Seattl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7. 鏈接： http://www.nber.org/papers/w23532.pdf 。
Reich M, Allegretto S, Godoey A. Seattle』s Minimum Wage Experience 2015-16[J]. 2017. 鏈接：http://irle.berkeley.edu/files/2017/Seattles-Minimum-Wage-Experiences-2015-16.pdf 。
信件鏈接請戳：http://irle.berkeley.edu/files/2017/Reich-letter-to-Robert-Feldstein.pdf 。
提高最低工資，我能想到的至少有三種影響，題主談了一種，其他兩種我補充一下，幫助大家直觀理解問題。
- （題主）提高最低工資以後，公司的成本升高，因此公司提高產品價格，造成物價上漲
- 提高最低工資以後，一部分員工面臨失業，或者工作時長減少，導致勞動收入降低，而收入降低又進一步減少購買需求。
- 提高最低工資以後，依然就業的員工可以獲得更多的工資，導致勞動收入增加，而收入增加進一步增加需求。
這三種作用，前兩種大體來說會導致社會福利降低，第三種導致社會福利增加。總體的效果如何，要看這三種作用的強弱關係了。
-----開始學術討論的分界線-----
在我看來，如果要對這三種作用定量分析，那麼那我們就必須要估計：
- 各種商品的需求彈性和價格粘性，占當地銷售額的多少。
- 在不同地區，提高最低工資對當地物價的影響怎樣。
- 不同工作的勞動供給彈性，以及各地區就業人數（失業率）隨提高最低工資的改變
其實簡單來說，如果想驗證題主談到的 minimum wage 對當地物價的影響，可以先在 BLS, BEA 這些網站調些 state level 的物價和失業率的數據，跑一個簡單的 fixed effect regression，比如下面這樣：
左手邊放當地物價，右手邊放一些state/time fixed effect， 裡面控制一下local heterogeneity，這個就可以給我們看到提高最低工資對物價的影響。
寫到這，我覺得這個問題好像還挺有意思，要是這一步誰做了，一定麻煩發我看一下！說不定可以成為一篇論文的雛形呢。
就先寫到這吧！歡迎在評論區討論。
看了一下回答，其中 @Manolo 的回答提到了最近一直熱議的有關西雅圖minimum wage的兩篇paper ，另外， @SlowMover 的回答則提到了Card and Krueger (1994,2000) 經典的兩篇文章，內容實在是精彩。
這個問題，前天在上勞動經濟學的時候，我們的教授也與我們分享過。這個問題到現在都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即便出發點不同，它也會因為背景因素而與政治政策息息相關，飽受爭議。就連Card，在採訪中，也承認過此特性：
所以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一次論文搬運工，補充Dube, Lester, and Reich在 "Minimum Wage Effect Across State Borders"對於該問題的看法。
建立在並行趨勢 （parallel trend）的前提下，一般傳統用來回答這個問題的手法有兩種。一種是nationl study，大方面的通過測量不同州之間最低工資變化所帶來的影響，這裡面最著名的論文則是 @SlowMover 所提到的Neumark Wascher, 1992, 2007。另外一種則是case study，通過一個州中的具體政策變化，測量最低工資給勞動市場帶來的效果；其中，最著名的，便是Card and Krueger (1994,2000) 這兩篇經典的文章了。
那麼，這兩種方法，究竟哪種更精準一點呢？
通過分析，Dube, Lester, and Reich最終發現，勞動彈性在傳統方法下不等同於零，也就是說national study並不具有並行趨勢的特性，反而會在測量過程中，傾向負面結果。所以，通過傳統的手段來測量最低工資的影響力，結論偏於負面：
同時，他們想出了一個更好測量最低工資影響的好方法。因為美國每個郡相連接，交通便捷，使得許多不同郡的人出身在同樣的勞動市場中，勞動力有著平行趨勢的特性。在此前提下，通過對比一個郡以及臨近郡的勞動市場，我們便可以找出最低工資對於該郡的影響。
結果，勞動彈性基本為零，這意味著Dube, Lester, and Reich重新驗證了Card and Krueger（1994，2000），證明最低工資標準的變化並不會影響到貧困者的就業率。雖然他們的結論，不像Neumark Wascher （1992, 2007）一樣受到平行趨勢的限制，但是，還是受到許多爭議。畢竟這個問題所受到的政治關注實在太大了，所以每一個人的出發點不同，結論也不一樣。很多經濟學家再讀了這篇文章之後，也發表了自己的評論以及反擊，其中便包括Neumark, Salas, Wascher (2014)，以及Allegretto et al. (2013)。
所以，歸根結底，這個問題還是可以用David Card訪談里的話來解釋：
Ref:
Bruich, Gregory, Labor Economics Lectures, Harvard University, 2017.
我覺得這個問題，不請@chenqin（好幾個不知道@哪個....)這種專業經濟學家來回答，一般人是答不了的。靠直覺什麼的解決不了問題。（其實我對我的答案沒底......)
這個說法本身是基於勞動力市場供需平衡的角度來說，當然是對的。
隨便畫個供需圖就能知道提高供給價格將會降低需求，而且還會降低社會效益。（是....吧？好久沒摸書感覺沒底啊.....)
隨手畫了個圖應該沒錯，不過為什麼知乎不能識別我手繪的圖ＴＡＴ.......
隨手畫了個圖應該沒錯，不過為什麼知乎不能識別我手繪的圖ＴＡＴ.......
但是這個說法的缺點是它只是分析了「勞動力市場」。而且還沒有細分。
對於企業的生產來說，其實是多要素決定的，簡單的經濟學會劃分為「勞動力」和「資本」兩大要素。
因此，對於不同的企業來說，勞動力的重要性是不同的。
對於資本密集或是科技密集企業來說勞動力成本對他們而言並不敏感，提高最低工資，對於公司的競爭力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而降低勞動力數目影響反而要大得多。所以這些公司會傾向於提高工資維持現有勞動力規模。
對於勞動力密集企業來說，勞動力成本就是生命，因此他們對於最低工資也是最敏感的。因此對於這部分由於最低工資上升導致的企業競爭力下降引致的失業，將由政府的失業補助來覆蓋。
最低工資政策本身，的確「降低「了勞動者的最終所得，不過這部分損失，將部分的由政府承擔，而部分由企業承擔。從最終的結果來看，是政府逼著企業一起，拿了一部分錢來補貼勞動者。從而提高了勞動者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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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所以，是因為經濟學是一門不講人情的學問。從學術研究上，它考慮且僅考慮的，是市場最優配置，它所強調的是效率，而幾乎不會去兼顧「公平」。因而它的結論常常是反人類或反常識的。這首先是因為我們僅從我們的假設著手，而不需要考慮更多「虛無」的東西。
所以，才誕生了布坎南，和他的公共選擇理論，將政府視作一個「獨立的」、「理性的」、「有利益訴求的人」。與此類似的還有考慮到實際經濟運行中信息的不對稱而導致供需平衡市場長期不均衡而產生的信息經濟學。
從這些新的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對於最低工資制度的效果評價，又是一個全新的結論。
多說這些，只是為了提醒一點，經濟學的任何結論，是不能背離其「前提」來看的。直接將基於一個假設背景而得出的結論運用到現實世界，很容易被碰的頭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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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最近抽風太頻繁了，昨晚開始發了半天發不出去.....po圖也po不上來.......最低工資這個話題很有趣。從學界來說，如果經濟學有左派（政府干預）和右派（自由市場），那麼對最低工資的態度應該算是左派和右派的分水嶺標誌之一；在學界之外，最低工資又往往可以成為裝X的話題。如何裝X？且聽我細細道來。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一個人頭一次接觸到最低工資這個問題時，他所處的語境可能是這樣的：X國的最低工資XXX，一個月可以買XX（很多）個XX；中國的最低工資一個月只能買XX（很少）個XX，這到底是為什麼/到底誰才是社會主義/政府都幹什麼去了/請迅速轉發
在這樣的語境下，這一個剛剛接觸到最低工資這個概念的人，根據他的直觀感受，往往會得出「最低工資應該更高，甚至越高越好」的結論，因為他可能下意識地認為，最低工資的提高可以幫助那些底層人民，讓他們不至於過於困苦，而且這應該是政府的責任。
這種下意識的判斷其實也很正常，因為人們總是希望工資越高越好，那麼最低工資更高一些，似乎也應該是正確的。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很不幸的是，這個人所處的語境是可能一個釣魚貼，一旦有魚上鉤，就會有一些人前來叫陣：
雖然這些人可能只學過Economics101，或者只看過幾本「古典名著」，但是這完全不妨礙他成功裝X，並讓一批人獲得「哦哦原來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奶奶也不是你的親奶奶」這種醍醐灌頂的感覺。
雖然這些人可能只學過Economics101，或者只看過幾本「古典名著」，但是這完全不妨礙他成功裝X，並讓一批人獲得「哦哦原來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奶奶也不是你的親奶奶」這種醍醐灌頂的感覺。
的確，在經濟學的初等課程中，我們首先學到的是「最低工資對底層勞動者有害」這一判斷，其邏輯在之前的幾個回答中已經有所涉及：最低工資提高，markup最低的企業開始虧損，於是只好減少僱傭，降低產出，然後邊際成本降低，價格提高，markup重新回到正值。此時，一批生產力最低的人已經被解僱了——於是，最低工資不僅沒有幫到底層人民，反而會對其有害。
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
按照上面的邏輯，最低工資簡直一無是處，那為什麼各國政府還要討論最低工資的高低？直接取消不就行了嗎？經濟學家為什麼還要研究最低工資問題？事實上最傾向於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也不會贊同完全取消最低工資（前提是他是真正的經濟學家）。
換句話說，如果一座山你怎麼看他都是水，那可能不是山的問題，而是你的問題。畢竟，從抽象的理論到複雜的現實，有許多東西可能會造成結果的改變。
一，假設一個企業原本僱傭了一些拿最低工資的勞動力，當最低工資上升時，如果仍然要繼續僱傭這些低工資勞動力，企業的成本會增加，但這並不意味著企業會把這些人裁掉，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在需求方面，裁人需要成本，將他們的工作分配給別人，也需要成本，因此把人裁掉，也許對企業來說並不划算。這就是所謂的「菜單成本」，即餐館不會因為食品價格的變化頻繁更換菜單，每天都提供「最划算食品搭配」，因為菜單本身就是需要成本的。
在供給方面，當整體最低工資增加時，低工資勞動力的流動率（Turnover）會下降，他們的勞動效率會提高，這甚至可能補償最低工資提高帶來的成本上升。舉一個例子來說，有兩家企業，為了降低成本，拚命壓榨員工，結果員工離職率很高，從甲企業到乙企業，或者反過來，這樣頻繁的流動讓員工的生產經驗得不到增長，企業的產出停滯，利潤降低，只好進一步壓榨員工，於是陷入了囚徒困境，處於惡性循環中。而最低工資上升，反而有可能讓兩家企業跳出囚徒困境，社會總效用會上升。
二，最低工資的增長，也夠促進低收入人群的消費，並對家庭來說顯得更重要。如果一名低收入者是一位父親，那麼他的收入提高可能就不僅僅意味著自身的消費上升，還有可能讓他能夠更多的投資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而教育的外部性，更是難以估量的。
在消費上升，總產出上升後，經濟將會產生新的就業機會，這一項研究表明，美國的最低工資如果從7.25美元/小時上升至10.10美元/小時，將能夠產生14萬個額外的就業機會。
三，從現實到抽象理論之間的距離，如果理論說不清楚，那麼我們就要用實證研究來彌補。大量文獻研究了美國的最低工資上升對就業的效應，而絕大部分都得出了同一個結論：最低工資上升，就業並不會下降，反而可能會上升。其中最經典的一篇文獻要數Card和Krueger的最低工資和就業——對新澤西和賓夕法尼亞的快餐行業工人的研究。在研究最低工資的效應時，一個常見的argue是識別問題——你無法判斷一個地區的就業上升抑或下降是來自最低工資的變化，還是來自經濟狀況的好轉或惡化，這兩種因素無法被截然分開。
為了應對這個argue，Card在那篇論文中選取了替代性較強、技術含量比較低並且相當部分的員工只能領取最低工資的快餐行業，採用了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方法。由於新澤西的最低工資從4.25美元上升至5.05美元，而與之地理位置、經濟狀況都接近的賓州沒有最低工資的變化，於是將賓州的就業變化作為基準時間趨勢，從新澤欣的就業變化中減去，就能得到在新澤西的最低工資的純粹效應。
Card的發現是，儘管在新澤西最低工資上升了將近20%，可新澤西的快餐工人就業情況相對於賓州來說，並沒有顯著性差異；那些原本有很多最低工資員工的快餐店，與原本大部分員工工資都高於5.05美元的快餐店相比，前者因最低工資提高而受到成本壓力更大，但在僱傭行為上卻與後者差不多——僱傭都增加了，而不是減少。
四，最低工資的提高對商品價格的影響也很小，比如這一封信說到，如果美國的最低工資從7.25美元上升到10.10美元——近40%的增長——那麼麥當勞只需要將產品價格提高2.7%，就可以完全覆蓋成本上升。Card的研究也同樣發現新澤西的最低工資上升造成了該地快餐價格上漲速度比賓州高出3.2%。一邊是20-40%%的最低工資上升，另一邊是2-3%的價格上升，如何權衡？如果此時最低工資收入的勞動力生活質量正在受到嚴重影響，那麼我想，政府的選擇也就不難預測了。
山山水水無窮盡也
雖然證據確鑿，但爭論卻遠沒有結束，Neumark等人又提出了了不同意見。這方面的研究仍然層出不窮，幫助我們完善理論，補充我們對現實的理解，使我們總能在今天比昨天更進一步地接近真相。
也許我們曾經看山是山，曾經看山是水，但只要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最終我們還是會發現山山水水混雜在一起，其實根本無從分開，使我們無法做出任何斬釘截鐵的判斷。
但反過來，如果有人要對你說一項斬釘截鐵亘古不變的「事實」，並且說服你相信，千萬多長個心眼。倒不是因為他一定錯了，而是因為他的思想太封閉，因此很可能是個笨蛋。
很好奇你的老師是怎麼得出來這個結論的……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會導致公司提高產品價格，造成物價上漲，最低工資標準的提高最後還是由貧困者自行買單。
造成物價上漲沒錯。我猜想他的邏輯是高物價對低收入者的影響遠高於高收入者。但同樣的，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受益的也是低收入者。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很難講貧困者是否買單。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等偏低收入者是要買單的——物價上漲對他們有顯著影響，但提高最低工資對他們卻無任何影響（因為他們的工資高於調整後的最低工資）。
如果要考慮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對貧困者是否有影響，更應該看他們會不會因此失業。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認為，如果勞動力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供求雙方擁有完全信息，那麼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一定是會降低就業率的。具體看圖
但如果勞動力市場並不是完全競爭市場——事實上正是如此——情況就不太一樣了。通常情況下，資方有更大的議價能力，也就是有一定的壟斷地位。
看這個例子。某公司，如果出價1000元，能招到5個工人；出價1100，能招到6個工人。工人的生產力相當於1500元。那麼招6個工人，賺 (1500-1100)*6=2400 元；招5個工人，賺 (1500-1000)*5=2500 元。所以該公司會招5個工人。換一個角度看，這時候第6個工人的邊際成本其實是1100*6-1000*5=1600 元，高於他的生產力（1500元）。
但如果此時設立最低工資1050元，那麼招6個工人，賺 (1500-1100)*6=2400 元；招5個工人，賺 (1500-1050)*5=2250 元，所以公司會招6個工人。換一個角度看，這時候第6個工人的邊際成本其實是 1100*6-1050*5=1350 元，低於他的生產力（1500元）。
如果用圖表示就是
從圖可以看出，最低工資再定得高一點，就業就會下降。注意：這個理論只適用於資方具有一定的壟斷地位。
以上是純理論。其他答案也引用了很多實證方面的證據。最經典的莫過於Card Kruger (1994)了。比較新澤西和賓夕法尼亞的快餐行業的就業水平，證明了提高最低工資有助於增加就業。對此的批評也很多，比如研究沒有納入市場份額超過50%的麥當勞；比如研究選取的是兩州交界處的快餐店，會有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等等。總而言之，這個問題，經濟學界沒有共識
經濟學界跟知乎一樣從來都不是一言堂。
即使是 Card and Krueger (1994) 那篇「最經典」的文章也不乏 contender，比如這篇：- Neumark, David, and William Wascher.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1362-1396.
早在 2000 年時就被發在了經濟學頂級期刊《美國經濟評論》上，而且證據也相當「確鑿」。搬運一下前兩頁：
對此，CK 還作出了回復：
- Card, David, and Alan B. Krueger.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ast-food industry in New Jersey and Pennsylvania: repl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1397-1420.
針對這一系列文章的討論，更詳細的信息可以直接參考維基百科：Minimum wage。而我最關注的則是這個問題在中國的「實證」：
A 2013 study by labor economists Tony Fang and Carl Lin which studied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found that "minimum wage changes have significant adverse effects on employment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of China, and result in disemployment for females, young adults, and low-skilled workers".
另外，我找到去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篇相似的文章。他們用的數據涵蓋了中國幾乎所有的大型製造企業及其勞動力。他們估計出來的彈性是 -0.1，在 99% 水平上顯著；即，當其他條件不變時，最低工資每上升 10%，企業就業人數平均下降 1%。鏈接：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4/wp14184.pdf
從僱用者的視角說點，加拿大魁北克便利店，兩店雇7人。目前的最低工資是小時10.15，工資收入和一般社保收入有一定距離。勞動局替僱員出頭打官司什麼的，保護過度。
1. 最低工資無疑阻礙了我僱傭低技能者並培訓的積極性，同時迫使我很多時候自己暫時頂上。事實上我希望有機構給低技能者做崗前培訓
2. 曾幾乎全僱員運行其中一個店，但不划算。操心還是不少，毛利感覺會損失。現在把店租出去，租店的人減少了一半的僱傭。如果能夠把工資拉開，我會傾向於高獎金，低工資來保障工作的努力程度
3. 僱主自己的工作時間不受勞動法約束。加上更用心，所以有很多優勢。而法律又傾向於不保護僱主利益，這對小公司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比如說僱員可隨時離職，僱主必須提前通知。僱員的官司勞動局給打，僱主如果不是無限責任公司則需要請律師上庭，雖然官司可能只是幾百。
4. 蒙特利爾和多倫多大概黑工的價格在八元左右，但罰款風險不小。
總的來說，感覺在勞動密集的小企業，最低工資上升對勞資雙方都屬於不利因素。
發現很多回答沒有考慮僱主的反應。如果提高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後，僱主不改變他的投資水平。那麼，提高法定最低工資，可能會使那些最低低收入者的收入提高。事實上，當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提高後，僱主會出於利潤最大化的考慮減少勞動的投入，用機器代替變得昂貴的勞動。在這種情況下。生產效率最低的也是工資最低的那些人就會被解僱。因此，一項出於好心的法律，可能最終變成殺人的刀子。
提高最低工資→老闆找非法的低價僱員（外來者、黑工、童工）→貧困人口失業，利益受損。
老闆找黑工→政府治理缺失
這個邏輯鏈里，關鍵的部分是老闆找非法僱員壓低成本。事實上哪怕不設定最低工資，他們也會找。
如果因為最低工資讓貧困人口失業利益受損，那鍋不在於最低工資制度本身。
分以下幾點開始亂談，歡迎指正，不歡迎罵人。
- 最低工資的上升，並不一定會導致企業立即提升產品價格。
- 最低工資的上升，並不一定會導致企業減少用工數量。
- 最低工資的上升不僅要看誰受益了，還要看誰買單了。
- 最低工資的上升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
- 最低工資的上升帶來貨幣財富的消失。
- 最低工資的上升，並不一定會導致企業立即提升產品價格
產品價格的確定有很多種方式，例如通過成本+合適的利潤（國內很多實體經濟的模式），或者通過對使用者的價值做定價依據（如IPHONE、互聯網經濟等）。如果是後一種定價機制，則價格與成本基本無關，也就與組成成本的工資無關。如果是前一種定價機制，則人工工資在總成本中的比例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高，通常情況下在10%-30%之間合理，即使是作為民工大戶的工程施工單位也一般只是30%-45%。即使是全部按比例上漲，產品價格上漲也遠低於工資收入上升。
產品價格不僅受內部因素影響，也受外部因素的影響。如果市場平均價格不上升，則其中的企業一般不敢單獨上升（參考：2013年國內快遞行業價格戰泥潭 ， 快遞漲價，企業陷入不漲價等死漲價找死的尷尬局面）。
所以，最低工資的上升，會打破整個行業目前的平衡狀態，等到新的平衡出來時，可能是價格上漲，也可能是企業兼并降低了成本，也可能是產業升級了，或者是別的什麼平衡狀態。
- 最低工資的上升，並不一定會導致企業減少用工數量
企業用工數量不僅是用工成本的問題，也是整個業務流程需要的問題。如果某條生產線需要10個工人，並各有分工。很難想像僅僅是因為工人工資增加了，在沒有想出提升效率、改革業務流程前，就能把10個人變成8個人，如果這樣的話，造成的不良品損失會遠遠大於節省的那一點點工資。
當然，對於本身已經處於虧損臨界線上的企業，最低工資的上升會導致其立即破產。但在當前中國處於「用工荒」的大環境下，其釋放出來的工人立即被其它企業吸收了。所以也不會導致用工數量減少。（隨便搜幾條用工荒：河南中等職校：不去富士康打工就不給發畢業證 ，需求多，應聘少，再現「用工荒」）
- 最低工資的上升不僅要看誰受益了，還要看誰買單了
國家規定每年最低工資上升至少13% （尹蔚民:十二五期間每年最低工資標準調整不低於13%），而受最低工資影響最大的通常是民企，國家規定了漲工資的政策，但沒有為此支出一分錢，買單的都是民企。至於說是通過政策給中小企業以支持云云，做過企業的都知道要真正落實政策有多難，落實的那點好處比天上下的毛毛雨還少。
換句話，最低工資的上升，其實是搶奪了民企本身用於投入再生產的利潤，用於解決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事實上最近幾年來，社會分配不公最突出的並不是民企老闆與民企員工之間矛盾，而是體制內收入與體制外收入之間的矛盾，是權力壟斷收益與自由競爭市場收益之間的矛盾。最低工資的上升，是用體制外的人的錢解決體制外的人的矛盾，體制內的既得利益者即部分解決了壓力，又轉移了社會矛盾的焦點。
- 最低工資的上升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
是否關心最低工資的上升，是關係到「代表誰」、「站在哪邊」的大是大非的問題。所以跳出經濟範疇看問題，也許有另一個角度的收穫。特別是在當前還有很多人處於問「可惡的日本人，怎麼不去死」這樣的層面時，提出最低工資的上升具有多大的政治意義不言自明。
- 最低工資的上升帶來貨幣財富的消失
以前經常在競賽節目中看到主持人說：給所有選手加10分。看上去皆大歡喜，其實跟沒加一樣。最低工薪的上升，影響到的是這個社會中最大多數的群體。設想一下，如果每個人的收入都增加13%，但社會上可購買的東西不變（假設GDP固定），那結果是每個人原來能買到什麼，收入增加後購買力不變，相當於貨幣貶值了13%。在這個過程中，唯一受損失的是原來貨幣儲蓄的人。也就是說，原來的既得利益者可能因為最低工資上升帶來的貨幣貶值，而逐漸喪失財富。ZF即降低了社會貧富差距，又通過貨幣發行人的地位獲得了額外的收益，多好的事啊。
綜上所述，如果我是ZF，我也希望快速提升最低工資標準。至於是否最終損害貧困者的利益，這種事誰能說得清呢，誰又在意呢？
最低工資標準對僱傭的影響，實證做出來各種相反的結果很正常，參看 @chenqin的回答就有一些提高最低工資沒有顯著降低僱傭的情況。最低工資提升，失業率增加是由供求關係推導出來的，有很多的預設條件，尤其是需要勞動力市場是基本有效的，但是現實中，有太多的因素可能會把這個關係中和乃至於逆轉。
我先構建一個理論模型的例子說明為什麼可以逆轉。現實中大家都有一個「找工作」的過程，並不是工資一高或者一低，人就瞬間找到或者失去工作。那麼找工作其實是一個僱員和公司之間搜尋和匹配的問題。如果所有的僱員都學過經濟學，尤其是不完全信息下的經濟學，那麼當最低工資提升的時候，會有三個效應：
- 正在找工作的人會感受到競爭壓力，從而更加積極的提升自己；
- 因為其他人都在努力提升自己，正在找工作的人會更加積極的找工作，更加積極的投簡歷，因為覺得可能競爭更激烈了；
- 公司預計到潛在僱員的質量得到提升，結果沒有減少職位供應
這依然構成了信念的自洽，公司的信念是符合現實的，僱員的質量確實得到了提升，所以職位沒有減少； 找工作的人的信念也是自洽的，因為競爭確實更加激烈了，只是這個激烈不是來自於職位供應的減少，而是來自於其他人搜尋的努力和自我的奮鬥。
所以你看提升最低工資反而在工作崗位不變的情況下，促使人更加上進了（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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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現象出現的原因是：一旦引入了不完全信息，完全信息下的納什均衡這個概念就不夠用了，也就意味著會根據人們的『信念』不同而產生貝葉斯納什均衡。而一旦引入了信念，幾乎不可避免的會根據人們的初始共同信念的不同而產生很多乃至於無數個均衡 （大家有興趣看經濟學論文的時候可以注意一下細節，討論到帶信念的貝葉斯納什序貫均衡的時候，很多文章都會開發出各種各樣神奇的規則來『精鍊』，或者乾脆說自己只討論某一個『有意義』的貝葉斯均衡）。多重均衡下，各種奇葩的初始信念下，什麼結果出現都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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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說，在一個信息已經高度透明，人們工作匹配非常便利，工作流程非常標準化、非常適合監督而人們也沒有太多自我提升空間的行業，上述的情況就不大可能會發生，這也是在其他的答案中，堅決支持最低工資上升導致職位減少，反對 @chenqin 答案的往往來自於高度標準化的製造業從業者的原因之一。
在哪些情況下，政府干預能讓市場更健康？ - 知乎
勞動力買方壟斷市場下，提高最低工資，只要不低於完全競爭市場形成的工資，都既提高工資，又能增加就業。除了減少資方的壟斷利潤，對社會經濟效率沒有什麼不好的。
如果勞方一盤散沙，則偏重於買方壟斷，如果能組織強有力的工會，則偏重於賣方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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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說說為什麼最低工資制度能夠既能提高工資水平，又能增加就業，下面是一個非常簡化的模型，而現實世界的參量太多，以至於基本無法用一個簡單模型來模擬。不過凡是說最低工資降低就業的，也都是用一個簡化模型來論述的。
一、幾條基本前提：
1．在自由競爭市場，資方和工人都是勞動力價格的接受者，他們的個體決策不影響勞動力市場價格。也就是說，單獨一個資方少僱傭或者多僱傭一個工人，不會影響勞動力市場價格，因為充分多的其他的資方或工人會隨之調整自己的決策，導致均衡工資不變。
2．在勞動力買方壟斷市場，唯一的資方是勞動力價格的制訂者，換言之，他少僱傭幾個人就可以降低一點勞動力價格，多僱傭幾個人就必須提高一點勞動力價格，因為沒有其他資方與壟斷者競爭勞動力資源，所以資方可以自由決策，得出對自己最為有利的僱用人數和工資。
3．多僱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也就是，隨著僱用人數的增加，多僱傭一個工人，對資方帶來的好處是逐漸下降的。資方僱傭工人，直到資方的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這樣就達到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4．資方面對向上傾斜的勞動供給曲線，即隨著工資的增加，願意參加工作的工人也隨之增加，這是因為工人在工作與閑暇+低保之間進行取捨的結果。
5．勞動力市場上，如果勞方厲害，能組織強大的工會進行集體談判，就偏重於賣方壟斷，如果勞方一盤散沙，資方卻能組織礦警、護廠隊，就偏重於買方壟斷。
二、完全競爭勞動力市場
在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無論是工人還是資方都是勞動力價格的接受者，
勞動力的供給隨著工資的增加而增加。不妨假設符合下面的表的線性關係：
因為資方只不過是勞動力市場價格的接受者，那麼他無論想僱傭多少人，都可以按照現行的均衡市場價格支付。即僱傭一個人的邊際成本總是等於完全競爭市場產生的勞動力價格，設為1000元，具體是多少人，要看他多僱傭一個人所取得的額外好處，即資方僱傭工人，直到資方的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這樣就達到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多僱傭勞動力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
如表二所示：在完全競爭市場上，資方願意僱傭的人數是10個人，如果再多僱傭一個人，自己反而受到損失。所獲得總收益是1900+1800+...+1000=14500元，付出工資10000元，獲得利潤4500元(暫不考慮其他因素對成本的影響)。
三、買方壟斷勞動力市場
簡單一點，現在假設只有一家資方，那麼他就壟斷了勞動力買方市場，對於勞動力價格來說，他是價格的制定者，雇一個工人，就出100元的工資，想雇兩個人，就得出200元的工資。注意，這200元不單單要給新僱傭的那個人，還得給前面雇的那個工人漲工資才行。所以多僱傭一個工人的邊際成本等於工資加上給前面僱傭的工人漲工資的總和。而具體僱傭幾個人，還是按照僱傭工人，直到資方的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的原則來達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如表三所示，資方願意僱傭的人數下降到了7個人。所獲得總收益是1900+1800+...+1300=11200元，總支出4900元，獲利6300元，這比完全競爭市場的利潤4500元要大,多出的就是資方靠自己的壟斷優勢獲取的壟斷利潤。
結論：如果資方壟斷勞動力買方市場，那麼他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以較低的工資僱傭較少的工人，而資方自己的獲利卻增加。注意到這時僱傭人數少於完全競爭市場，工資也較低，說明社會整體效率低於完全競爭市場。
四、最低工資制度下的資方決策
現在假設政府將最低工資制定為800元，那麼資方會發現，當他僱傭人數少於等於8人的時候，總可以按照不變價格800元僱傭，此時邊際成本總是等於800元。
如表四所示，在800元的最低工資限制下，資方願意僱傭8個人，工人的工資也漲到了800元，這樣既增加了就業，也提高了工資。對於資方來說，所獲得總收益是1900+1800+...+1200=12400元，總支出6400元，獲得利潤6000元。總收益增加了，意味著產量提高了，增加了社會生產的效率，只不過在資方和工人之間的分配比例變化了。
如果政府進一步將最低工資增加到1000元，即達到完全競爭市場下的均衡工資，那麼資方僱傭的人數將與完全競爭市場相同，為10人，這時候社會整體會達到最佳效率，不過僅僅限於到此為止，要是提高到1100元，資方願意僱傭的人數反而下降到9人。
結論：不高於完全競爭市場均衡工資的最低工資政策確實能夠既增加工資，又增加就業。但這並不是免費的午餐，而是資方從他的壟斷利益中拿出一部分來買單，對於整個社會卻是更有效率的。
高於完全競爭市場均衡工資的最低工資政策反而減少就業，因為理想的完全競爭市場在地球上從來也不存在，所以這個最佳工資誰也不知道，只有在勞資雙方和政府的多方博弈中不斷嘗試。
chenqin的回答雖然很多人贊，但我還是不認同。
原因：「chenqin 」明顯沒怎麼接觸底層工廠。還是讓我這個底層工廠的人來說說吧！
先擺明觀點：最低工資法對底層工人有害無益。
1. 何謂底層工廠？例如：我在一廠，老闆問我晚上加班到幾點，答曰10點半。老闆說：不好吶，要跟廠規11點。
2. 這樣的底層工廠（或血汗工廠）賺錢多嗎？不多！稍有風吹草動，這樣的廠很易關門。有一次，我感到一間廠就要倒閉了，趕緊辭工走人。走後十天那廠關門。（我是技術人員，負責報價類的工作，所以知道工廠內的具體情況）
3.所有的人都想做公務員，看看報紙喝喝茶，然後收高工資。問題是：你做得到嗎？做不到公務員也想做高級白領。問題一樣：你做得到嗎？所以，進血汗工廠的人對他自己來說，已是最佳選擇，不然就要耕田了。
4.最低工資法提高了血汗工廠的成本，導致血汗工廠破產。導致血汗工廠破產對只能夠進血汗工廠的人來說是有利還是有害應該很清楚吧！
此處分幾點說說。
4.1 有人會說血汗工廠一般不遵守勞動法。這說法是事實。但，血汗工廠會因此而被罰款或者被逼賄賂，總之，提高成本。
4.2 最低工資法對租值高的廠（通俗說法就是好廠）影響較小，因為他們的工資本來就比最低工資法的規定高。我曾在東莞諾基亞廠旁邊做過，當時（2000年左右）的東莞諾基亞廠就是好廠，我們那的組長想進諾基亞廠做員工都不行。
4.3 我做技術工作，買一台機器前要計算效益，機器多數可以減少人手。這樣，就有機器成本與人工成本的比較，提升最低工資（對遵守勞動法的企業來說）會增加機器，減少工人。
4.4 對打工的人來說，希望：找工作的人越少越好，要招的人越多越好。對只能進血汗工廠的人來說是減少招工機會，當然有害。
4.5 血汗工廠是一個相對概念。今天的血汗工廠條件在30年前是天上才有的。我在1976年挖土方，曾經有一天幹了13個小時賺了3.38元，高興得一塌糊塗。所以，相對的血汗工廠一直會存在。準確地說：「血汗工廠」本身就是媒體搶佔道德制高點編出來的產物。血汗工廠對只能進血汗工廠的人來說就是衣食父母。
5. 為什麼我國的最低工資法到現在為止對就業的影響不大？
這要感謝我國的基本國策計劃生育。因為計劃生育減少了增加的人口，導致我們國家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人數超過了實際人數。即：「民工荒」。民工荒推高實際最低工資，而各地的官員說，現在招不到工人，要提高最低工資。也就是，到此為此的情況是：因為民工荒已經提高了實際最低工資，所以，我國的最低工資法到現在為止對就業的影響不大。
6. 2011年10月13日20:44 歐盟敦促希臘下調最低工資標準以刺激就業增長
從這個新聞可以看到：降低最低工資標準--就業增長，是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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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謝謝支持的和反對的。大家都想底層工人日子過得好一點!
好像有部分朋友不相信我的打工者身份，特補充幾點：
1. 90-91年我在深圳沙井實用電器廠打工。（剛剛網上搜索了一下，這個廠現在還在沙井）
那時的實用廠是港資。港方是與沙井鎮下的村如萬豐、博崗（「博」是音，字形打不出，有點像「堂」）直接合作。港方與村的合作模式與現在的租廠房不一樣，那時的工人名義上屬於當地村政府。資方每天每人支付15元RMB給村政府，村政府支付每天每人5元。
這種合作模式有一個問題，資方不用付房租，因此，倉庫越來越大。對此，村政府自然有意見，約在91年底，資方與村政府的合作形式改為租房交固定房租。聽當地廠長(這類廠長不管廠內運作）說租金定為：10元RMB每平方米。
2.我在上面說老闆要求我加班到晚上11點的廠位於東莞道滘鎮（「滘」音「窖」）。我在離開4年後再去過原地，發現原廠址已變成了其他廠。估計原廠已關門。我對原廠關門是感到高興的。因為這說明原來這廠的工人去了相對好一點的廠，日子比原來好，雖然他們去的廠還是被人叫做血汗工廠。這是因為血汗工廠是相對的。
3.東莞倒閉的廠不少。這可以從東莞的廠房租金驗證。工廠大量倒閉，廠房在短時間內過剩。只要你從東莞過一次，不難發現價格為每平方米5元、6元、7元、8元的廠房招租橫幅。各位可以將此價格與你知道的比較一下。噗，我本科畢業論文寫得就是這個題目，不請自答一個。
這個問題國外的學者研究了很多，成型的理論有衝擊效應理論、壟斷模型、效率工資理論、企業反應模型、家庭供給反應理論。根據現有理論和調查，在大部分市場中，尤其是充分競爭的市場條件下，最低工資的確立是會使就業有減少的趨勢，反而損害整體社會利益。
但是在僱主壟斷的情況下，即在買方決定的市場，如果是非歧視性的僱主壟斷，恰當的最低工資會增加就業。因為僱主壟斷的情況下，僱主為優勢方，為了爭取更大利益，趨向於壓低工資以此減少成本來提高利潤，而勞動者相對弱勢，議價能力較弱。惡性循環，社會平均工資不斷下降，當社會平均工資下降到一定程度，低於某位勞動者心理底線，他就傾向於不工作，全社會就出現了勞動力不足的跡象。當且僅當在這個時點，提出合適的最低工資標準，（即保證工人僅靠最低工資收入，在當時當地的物價水平下，即可維持基本生存。在有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的情況下，還要和社會救濟標準拉開一定的差距。）或者適當提高過低的最低工資標準，有助於提高全社會平均工資，進一步提高就業率。
現實世界的工作千千萬萬，無法用一種模型來全部囊括。低收入的工作其收入之低，一般都有合理的原因。例如
一、工作不是全日制的，比如在餐館打零工。工作時間較少，而且來去自由，有時按天結算。收入雖低僱員仍然願意，是因時間靈活，僱員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時間。如果提高了最低工資使得老闆只能請更高工資的全日制服務員。那麼之前的這些僱員是得到損害的。失去了這樣的機會。
二、工作比較輕鬆。譬如保安。整天呆坐著不必幹什麼。喝茶看報都行。這世界上總有很多這樣的懶人無所謂多低的工資只要能糊口就行沒什麼追求。提高了他們的最低工資。要麼這個位置被裁撤調整，要麼進入門檻變高。比如某些壟斷國企衙門裡面的一些職位很清閑，進入其中是需要耗費代價的。
三、僱員本身的資質差。比如，在美國的 偷渡者，童工。僱主僱傭這些人本身是 違法的。要將違法成本攤在人力成本裡面。買盜版碟當然要比正版碟便宜否則誰買正版的。硬要提高這部分人的工資那麼就是老闆不雇這些人了。買盜版碟跟正版碟一樣貴誰傻啊。還有些傷殘人士。他們完成工作的能力就差些。
美國各州、各市隔三差五就要為是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爭論。看上去，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對低收入者來說是一件好事。很多人為此而走上街頭去遊行，爭取15美元的時薪。
但是，對於勞動價值為10美元時薪的人而言，一旦最低時薪提高到15美元，就意味著TA很快會失業。試想，誰會願意花15美元購買只值10美元的東西呢？對於勞動的購買者——僱主來說，也是同樣的道理。
而受害最深的，是那些缺乏技能和經驗的年輕人。他們本來可以拿著較低的工資，獲得一個工作機會，然後在工作中學習技能、積累經驗、增強議價能力，從而獲得更高工資的工作。可是，現在，因為最低工資的門檻，他們得不到第一個工作機會了，直接就被關在就業大門之外了，當然也就喪失了提高收入水平的可能性。
想想，那麼多無所事事的黑人青年是從哪裡來的？他們大多受教育不足，所以欠缺工作能力，可又被最低工資法案剝奪了邊工作邊學習的機會，於是就墜入了一個聲稱要「保護」他們、實質是坑害他們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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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我的真實情況來說吧，我幾乎每周都會收到來自於其他行業的小朋友郵件，希望能夠從我這裡開始進入影視行業，雖然他們學的是可能八竿子打不著邊的專業，做的是完全不同的領域。
經過初步篩選，把那些葉公好龍的，特別文藝的，沒有禮貌的，腦子不清楚的篩去以後，我會給他們一個機會參與我們的工作——當然是沒有薪水的。在幾個月的試煉和苦口婆心的指導以後，能幹的，開竅的，覺得有前途的，我們會商議未來的薪水。
如果要是有見鬼的最低工資的話……這些完全跨行的學徒，我一個都不會招。你們知道帶一個小朋友有多費心嗎？我們當年去電視台實習都要付實習費和學費的好嘛！
「最低工資」增加了有技能的底層員工的工資，但是斷送了願意從事這一行業的「學徒」的機會好嘛。
當年央視落實勞動法，最後導致各欄目組實習生和一線編導被辭退的何以千百。
「最低工資制度」是典型的政府用自己的視角來替市場的雙方做判斷。之前幫王家衛找剪輯師，明確表示薪水沒有，報名的年輕人擠破腦袋好嘛，你逼他必須給個業內工資，幹嗎招年輕人？最低工資起到了一個防止惡性競爭的作用。就好比以前發生的美國農戶倒牛奶事件，與其讓牛奶價格無限制下跌，不如捨棄一部分牛奶，維持一個「最低牛奶價格」，這樣反而使得那些能夠賣掉的牛奶可以維持合理利潤。
最低工資，確實會造成比這條線低的人失業，但同時也造就了一條競爭的底線，使這條線上的人民能提高收入，提高收入可以促進他們的消費，還可以改善他們子女的教育，這都是正面作用。
如果失去了最低工資的約束，就可能造成工人為了得到工作惡意殺價，不比誰更有才能，而是比誰更便宜。最低才能的那部分工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後，帶動比他高几等的工人工資一起下降，最後大家都很艱難，不敢消費，對子女的教育投資也吝嗇，可能導致社會整體很難發展。
與其讓這群低能力工人進入勞動力市場惡性競爭，倒不如讓他們失業，以救濟援助的方式維持他們生存。這和美國農民倒掉部分牛奶的道理是一樣的提高最低工資，較高標準的勞動法規定，在我國的主要作用是使大面積的僱工處於違法狀態（無保險低工資），破壞對法治的信心。
人民認為違法是常態必須的，要不然無法生活，認為違法行為是對社會生活的重要補充，嚴格執法的人員是人民的對立面，對法治毫信心越來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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