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沒有專業的經濟學家?

想表達的意思是,古代中國王朝有這麼長的時間,那麼有沒有文人、或者官員出於自身興趣或在位職責而去有意識的關注王朝經濟,讓王朝的經濟運行的更好,就像現在的專業經濟學家以及他們所做的工作一樣,古代有沒有這樣的人在干著今天經濟學家的事,至於有知友說以前的補充提問「古代的經濟是怎樣運行的? 這和「古代有沒有專業的經濟學家」 沒有必然關聯,原意想表達的是古代的」經濟學家(如果有)」在王朝經濟運行中擔當著怎樣的角色?有多大的幫助?
言語表達不太充分,敬請諒解。


謝邀!中國古代最牛叉的經濟學家管仲。


一、

提起管仲,我們腦海的出現便是一位政治家的形象,其功績是輔佐齊桓公成了春秋霸主。

但是稱霸需要軍隊,需要軍費呀,得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作為後盾。管仲改革讓齊國在經濟上的迅速崛起。

齊國地處東海之濱,平原耕地面積就比不上中原諸國,再加上土地鹽鹼化,發展農業,基本沒什麼出路。想當初姜子牙被分封到齊國,心中苦悶呀。走在去齊國的道路一想到那裡「地瀉鹵而人民寡」, 腳步沉重,行走緩慢,怎麼樣才能過上好日子呢? 最後定下了 「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 為齊國發展的國策。但真正讓齊國經濟騰飛的是管仲,進行了古代春秋版的「改革開放」。

二、齊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發展商品經濟。

管仲首先齊將國國民劃分為「士、農、工、商」四種職業群體,並且把「國」的行政區域劃分為二十一個鄉,其中「工商之鄉六」 ,這相當於古代「經濟開發區」。把齊國將近三分之一的地方搞成「經濟特區」的窗口,真有魄力。把全國的工商業從業者全部集中到他畫的這個六個圈中。

給了土地還不行,還要在政策進行扶植呀。 管仲的讓商業優先發展,減輕稅負,讓利於民,「田租百取五,市賦百取二」,商貿行業的稅率比農業方面的稅率低了一半多,而且「市廛而不稅」,即在市場租房子存放貨物是不徵稅的,這也加快商貿流通。

管仲接著就要「招商引資,吸引人才」。

首先在招商方面,齊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進口物資征了關稅的,就不再征交易稅,對出口物資征了交易稅的,就不再征關稅。「關幾(稽)而不征」,在進出口環節上只進行稽查而不徵稅,齊國建立了古代最早的免稅區了。

對外國商人給予優厚的待遇。「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五養」,就是為外國商人建立專門的樓台會所,帶一車商品來的外賓享受可以白吃白喝;帶三車商品來的,還免費提供牲口飼料;帶五車商品來的,專配五個服務員實行全方位服務。結果「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臨淄成了春秋時候最大最繁榮的商業城市。


齊國重視人才,給國內人才優厚待遇,「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他更引進國外人才,管子提出「三倍,不遠程」,用三倍的高薪招聘國外的工匠,天下的能工巧匠都興高采烈來到齊國進行創業。

三、建立市場經濟體制

管仲說「無市則民乏矣」,「市者,貨之准也」。他在齊國城鄉,建立很多的許多集貿市場,「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即方圓六里的地方叫做暴,五個暴的地方叫做部,五個部的地方叫做聚,每個聚的地方都有集貿市場。

通過建立完善的市場,使齊國的鹽和海鮮產品能暢銷天下。

在齊都臨淄城內設置了的專業市場,例如「魚里」這條街道,就是水產專業市場街,「檀衢」街道就是木材專業市場街。甚至「宮中七市」,在齊桓公的宮城內還設有七個小市場,可見當時齊國的市場是何等的發達。

齊國建了保護市場的法律,1972年臨沂出土的竹簡《守法守令十三篇》的第五篇《市法》,就是齊國市場管理的法律集成。這也是我國最早的關於市場設立和市場管理的法律條文。

齊國設有專門管理市場的機構和官員,建立古代最早的工商局,最高長官稱為「市嗇夫」,相當於局長,低級官吏稱為「市掾」。後來齊國出了一個中國歷史上最牛掰的工商管理員,在齊國被燕國即將毀滅危急時刻,挺身而出,從市場走向戰場,火牛陣打敗了燕國,挽救了齊國。他就是田單。


齊國對手工業的產品的質量非常重視,建立了完善的產品質量的管理制度體系。管理工業、手工業的官員叫做「工正」,相當於古代的工業部部長,「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周禮·考工記》),說這可是齊國的六個最高官職之一。

「工正「及其各級官員對產品的質量嚴格管理。採用了「物勒其名,以考其誠」考核制度,就是在產品寫上產品的產地、作坊名稱和製造者姓名,如發現偽劣產品,便於追究責任。這相當於商標的鼻祖了。對於不法商家廠家嚴懲不貸,「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賈不得食於賈」。

為了保證市場的健康發展,齊國還建立最早的「反壟斷法」,對於「多並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的人就「滅其位,杜其門」,嚴厲打擊壟斷市場、操縱物價的行為。

四、加強文化建設,拉動經濟發展。

管仲在中國文化史最大的貢獻就臨淄開設了「稷下學宮」,稷下學宮是算是世界上第一個高等學府,當時諸子百家都雲集於此,開創了以稷下學宮為中心的蔚為壯觀的「百家爭鳴」文化盛事,這對中國文化史上影響產生巨大影響。


文化人和商人大量的湧入,對臨淄經濟拉動是巨大的。單說一項,「齊桓公宮女中女市七,女閭七百,國人非之」。「女市」就是紅燈區,「女閭七百」就是說有妓院著七百家。管仲開辦「女閭」,不僅給齊國帶來經濟效益,而且還解決了各國學者和商人的生活需求問題。後人也就把管仲當成風俗業的鼻祖了。

管仲的聰明之處在於發展商業同時,也禁止齊國奢侈之風,「工事無刻縷,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禁末作,止奇巧」,禁止非生產、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和流通,把禁止奢侈品上升到了富國強兵的高度。他還下令禁止厚葬,規定「棺槨過度者戮其屍,罪夫當喪者,「未久,厚葬之風已休矣。」整個齊國的風氣是富而不驕 ,貴而不舒,齊桓公能稱霸也是必然的了。

管仲的改革開放很見效。齊國的工商業經濟非常繁榮,《史記·貨殖列傳》說,「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甚富而實,……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幄,舉袂成幕,揮汗如雨。家敦而富,志高氣揚」可見當時的經濟繁榮景象。即便到了漢朝,「齊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巨於長安」,臨淄比首都長安還要繁榮,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臨淄的居民人數達30萬之多,而當時國際上最宏達、富貴雅典人口不到5萬。

五、建立國際商貿體系,打擊對手。

當然管仲還通過商業貿易戰,打擊對手,取得巨大的利益。

管仲通過貿易戰,成功搞垮了魯國和梁國。這就是「以商止戰」「和平稱霸」。

當時魯國與梁國不聽齊桓公的話,管仲就通過貿易手段,削弱這兩個國家。

首先他給齊桓公做了一套華麗的衣服,布料是魯國絲織品-----綈,用絲線和棉線紡織而成。底下大臣也開始穿綈服,後來齊國人都流行穿綈服了,所以綈的價錢翻了十倍,齊國人有錢就是任性。管仲向商人高價收綈,並提出「至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就是進口千匹綈,國家補助三百斤的銅,春秋的金是黃銅,是流通領域的硬通貨。結果魯國的綈價錢大漲,魯國人民為了養蠶種棉織綈,糧食也不種了。梁國也加入其中,兩個國家獲得巨大效益,都覺齊國的錢太好掙了。

第二年,齊桓公又穿上「帛」衣,這帛可是純絲織品,效果自然比綈好的多,於是齊國流行開始穿「帛」衣。魯、梁國的綈堆積如山,賣不了價錢,換不來糧食了。結果魯國發生饑荒,六成的百姓投靠齊國。在《管子 輕重戊》明確記載:三年,魯梁國君請服。

這個真實的故事,可以看出管仲對商業貿易的精確判斷,他首先要知道魯、梁兩國的綈的庫存,否則真是幫助人家去庫存了,而且管仲還要有雄厚的資金作為支撐,用於進口補貼。最後,可以看出齊國絲織業真的很發達,有技術作為保障,用時尚引領潮流前提,就是齊國的紡織帛的質量和技術比綈要好,才能讓人民跟風。管仲的高明之處不是用政治和國家輿論的手段強迫人民進行選擇,更沒有「買魯綈不愛國,不轉不是齊國人」言論,完全是靠市場運作的效果取得。

這一點真的很有當前美帝的作風,掌握了大量貨幣以後,便開始玩起」貨幣戰爭「。

管仲滅衡山國的辦法就更妙了。

衡山國善於造兵器,管仲大量購買衡山國的兵器。齊這樣大量的購置武器幹什麼,當然引起燕、代、晉、秦的戒心,於是各國就開展一場「軍備競賽」。衡山國的訂單就太多了,武器價錢飛漲,全體國民都生產武器了,沒人種地了。一年以後,管仲在國際上又開始大量收購糧食,天下的糧價漲了三倍。

又過了半年,管仲不買衡山國武器了,各國軍備競賽也就停止了。這下衡山國傻了,外需不夠了,武器生產停止了,更重要衡山國沒有糧食了,別的國家餘糧全被齊國買光了。結果, 衡山國只能出更高價向齊國買糧食,國家財政很快破產,最後只能依附齊國,成了齊國一部分了。這就是「衡山之謀「。

這辦法管仲屢試不爽呀!

齊國高價收購呂國和萊國的紫草染料,最後輕鬆搞定兩國。

對付楚國,管仲用高價收買楚國」鹿「的方法,三年就讓楚國元氣大傷。


在齊桓公稱霸以後,管仲更會利用的政治上的優勢來創造財富。

管仲讓齊國生產大量的石璧,然後庫存起來。等到諸侯會盟時候,把周天子當成招牌,把以前《周禮》規定拿出來,凡拜見周天子的人都要獻石璧。上百個諸侯及其大臣只能臨時買齊國高價的石璧了。結果齊國之璧天下流通,天下財物盡歸於齊。

後來周天子見管仲很有商業頭腦,讓他幫出個主意。齊國幫周天子立了一個規定,以後諸侯拜見周天子的時候,都要獻上東周都城洛邑附近的茅草。結果茅草成了周天子專賣品,炒到百金一束,從那以後周天子再也不用向諸侯要錢要糧了。

在管仲的」改革開放「和「商貿戰」以後,天下大半財富歸於齊國。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改革開放」達到了「富國」的目的,但沒有「強兵」,齊國人反而開始享受生活,聲色犬馬,苟且偷安,不思進取。在齊桓公以後,齊國也失去尚武精神。到了秦統一六國的時候,齊國竟然恥辱的不戰而降。嗚呼哀哉,真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古代應該沒有專業的經濟學家。現在我們所謂的古代經濟思想,其實是從那些思想家的著作里零星出現,被我們收集總結歸納出來的。例如亞里士多德的經濟思想,孟子的義利觀等等。
古代的所謂經濟學思想主要形成於對經濟的管理的實踐,或者在大學作為倫理學,法學的一個分支存在,直到很晚以後才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
中國古代有很多經濟政策的制定者是有意識研究過王朝經濟的,例如鹽鐵論事實上就是古代政治精英對經濟問題的大辯論。王安石變法的核心在於經濟,還有元代關於官方發行紙幣問題的討論,單純的思想家也對經濟問題有很多深刻的,並非泛泛之談的研究,例如黃宗羲對賦稅問題的研究。


古代是農業經濟,和現代最大區別是,那時的硬通貨是糧食。以糧為綱,糧食就是一切。糧食不夠、糧食物流不暢、或糧食分配不均,則會有人造反政權倒台。所以大多數經濟政策都圍繞怎麼穩定的生產糧食、有效的輸送糧食、公平的分配糧食。
於是戰國時一個牛逼閃閃的經濟學家出現了,李悝。他在魏國變法時候提出了平糴法。以下選自漢書食貨志。

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百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這完全就是現代央行的貨幣穩定政策!李悝至少意識到三個重要的公共經濟原則,1是價格是供需關係決定的,影響價格不能通過設定價格上下限(比如今天的房價限價令之類的)來實現,而是需要用政府入場干預供需來實現。2是價格劇烈波動對經濟非常有害,由於戰國時一個個小國基本可看做開放經濟,因為價格波動導致的人口、資源流失會非常嚴重,對小國的政權的打擊更為嚴重,所以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穩定價格。3是經濟政策要以人為本,需要核算居民生活實際,也就是說data要給力——只有獲得一手數據,才能算出來政府把老百姓資源榨乾(儘可能多收稅)同時又能使其安居樂業不造反那個最優稅率是什麼。


嚴格而言,歷朝歷代都是有經濟學家的。最早可以追溯到齊之管仲和魏之李悝那一代人。早期的經濟學家主要的著眼點倒不完全是經濟,更多的是制定規則,因為先秦由遠古奴隸制度發展而來,有嚴格的規則才能保證國家的經濟發展體系,所以早期的很多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都多少帶有經濟學家的頭銜,他們保障奴隸主制度下社會體系的穩定,從而保障經濟的有序發展。
秦漢之後,國家的中央集權下,古代經濟發展和上古開始逐漸區別開,制度的改良革新重於制定。因為種種原因,主要是儒家的重農輕商思想大行其道,重商主義這樣一種有利於近代經濟學萌芽的思想一直被佔據幾千年中國古代思想制高點的董仲舒朱熹等的士儒所壓制。區別於國外的直接對經濟剖析的經濟學研究,中國古代的經濟學家更多的是控制國家經濟運行和管理的文官體制中的個別卓越文官們,他們雖然也對經濟學發展起了很多貢獻,但他們的初衷是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維繫中央王朝的統治,經濟在他們而言更主要的是作為王道之系的一個支撐,他們不管內心如何作為,表面上仍舊是君子不言利佔據了主流,最明顯的證據便是,他們沒有相關的經濟學論著,但翻開相關的正史食貨類記載,他們所在所為展現了他們卓越的經濟學天賦,立德立言立功,歸根結底他們不認為或者說不便於承認他們是經濟學家,他們更傾向於認為自己是瑚璉之器的子貢,後者比前者更重要的在於,子貢是孔門十哲之一。但毋庸置疑,上下兩千年,總有那麼幾個傑出的經濟學家。這裡不妨以漢唐之桑弘羊和楊炎為例。
桑弘羊,漢武帝之宰相。出身商人世家,善心算,可以認為是「根正苗紅」。武帝連年用兵,本人又縱游幸、營宮室,揮霍無度,以致府庫空虛,財用不繼。為了擺脫財政困境,桑弘羊擬改革經濟政策,主要措施有增加賦稅,改革幣制,鹽、酒、鐵官營,均輸平準,算緡告緡等,而桑弘羊是這些改革政策參預製定和執行、實施的重要人物之一。自元狩三年(前120年)起,桑弘羊歷遷大司農丞、大司農、搜粟都尉等主管財政的要職,賜爵左庶長。武帝末為御史中丞,位列三公,受遺詔與大司馬大將軍霍光等輔立弗陵,是為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昭帝召集各地賢良文學至京會議鹽鐵官營等國家大政。賢良文學反對鹽鐵官營和均輸平準等政策,桑弘羊堅持這些政策對國家的重要作用,雙方展開辯論,結果除廢止酒的官營改為徵稅外,其餘的沿襲不變。次年,桑弘羊因捲入燕王旦、上官桀父子謀反事件,被族誅。
由於前漢的儒學統治性不足,加上桑弘羊的出身背景,使得其並沒有後世王安石張居正等改革家的濃厚的儒生習氣。桑弘羊最重要的成就在於他是站在貴族和鉅賈大賈的對立面,他以為「富國非一道」,「富國何必用本農」,「無末業則本業何出」 ,在武帝的信任支持下實行了鹽鐵官營、「平準」、「均輸」等一系列政策。鹽鐵官營毫無疑義就是重要的自然資源鹽鐵酒等收歸國家經營。均輸就是在各地設置均輸官,負責徵收、買賣和運輸貨物,地方應交納的貢物,摺合成錢交給均輸官,均輸官再在各地之間賤買貴賣,調節物價,同時也為國家增加了收入。平準則是官府負責京師和大城市的平抑物價工作,賤時國家收買,貴時國家拋售,抑制奸商的投機倒把行為,穩定物價。但是由於理論的過於理想化,造成了百姓買什麼什麼貴的惡性循環。
桑弘羊站在封建中央政府的立場,強調法治,崇尚功利,堅持國家干涉經濟的政策,對鹽鐵官營、平準、均輸等重大政策措施採取堅決維護的態度,認為它「有益於國,無害於人」,既可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以佐助邊費」,又有發展農業生產,「離朋黨,禁淫侈,絕併兼之路」的作用,因而決不可廢止。他在為鹽鐵官營等政策辯護時,全面地提出了他對工商業的看法。他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國家經營工商業的思想,認為工商業在人民經濟生活中是不可少的,人民生活所需的「養生送終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所以,他主張「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農商交易,以利本末」。但他認為工商業應該由政府控制,發展官營工商業。這樣既可以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又可以「排富商大賈」,抑制他們的兼并掠奪,有利於「使民務本,不營於末」,有利於「建本抑末」。-(更多內容請參考《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鹽鐵論》等書)
楊炎,唐代宰相,唐代最著名的財政改革家之一。沒有去掉之一,是由於他的前任,另一位牛人,劉晏,這裡讀者可以直接去度娘劉晏。
楊炎最重要的成就是「兩稅法」的提出,這在整個歷史上都是一件里程碑意義的事情。楊炎在唐德宗時任宰相約兩年,在財政方面進行了重要改革。他將國家賦稅從歸皇帝私有、由宦官掌握的大盈庫收歸國庫大藏庫,恢復了安史之亂前國家公賦予皇帝私藏分管的制度,維護了國家公賦收支獨立的原則。建中元年(780年),楊炎主持在全國施行兩稅法。他提出與西周以後的「量入為出」原則相對立的「量出為入」的財政概念;並主張「人無丁(丁男)、中(中男),以貧富為差」,作為兩稅法的課稅基礎,拋棄了唐代原來以人丁為征課標準的租庸調製,以土地、業產等財富的多寡,按每戶的貧富差別進行課徵。這使得封建人身依附關係有所削弱,適應了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計資而稅的兩稅法代替西晉以來計丁而稅的制度,是一項帶有劃時代意義的措施,在中國財政思想史上是一個大突破。兩稅法還採用以錢定稅的原則,除穀米外,均按田畝計算貨幣繳納,反映了唐代中葉貨幣經濟的發展。兩稅法大為簡化了稅制,便利了租稅的徵收,免去了稅吏許多催索的苛擾,不但使國家的財政收入增加,而且也減輕了人民負擔。《舊唐書·楊炎傳》稱:實行兩稅法「天下便之,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貪吏不誡而奸無所取,自是輕重之權始歸於朝廷」。兩稅法與租庸調不同,它「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這樣就多少改變了貧富負擔賦稅不合理現象。同時,貴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財產納稅,擴大了納稅面,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兩稅法是中國稅制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改革,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
除了兩稅法這一成就,需要額外指出的是他提出的「量出為入」制度。楊炎主張「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這裡所謂「先度其數」,即是首先確定國家每年各項支出的數額, 然後根據這個數額向人民徵收。這樣,收支都預先有一定的數額規定,然後按計划進行收支,從而有效防止浮收濫支現象的發生,所謂「量出以制入」,這樣做無疑有助於保持收支平衡。雖然他這裡提出的「量出制入」只是根據「舊征額數」來確定要徵收的稅額,做法沒有現代意義上的預算制度那樣完善,但生在八世紀的楊炎開世界各國預算制度的先河實在難能可貴。應該特別標舉的是,在中國財政史上,楊炎之前和楊炎之後(直到近代),都是實行量入為出,只有楊炎提出了量出制入即量出為入。經濟學界認為,像楊炎這樣實行量出為入,才算是在真正意義上確立了財政制度。因為隨著國家機器日益龐大,量入為出的原則無法適應實際需要。「西方國家直到19世紀末期才出現量出為入的原則,中國一直到近代的財政思想基本上也是量入為出,這是因為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換句話說,是楊炎的措施太超前,帶有臨時性。但是,畢竟楊炎在世界上最先提出了這一原則。胡寄窗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中評價說,僅這一點,就可以使楊炎在世界財政思想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管仲啊卧槽
大神好吧

帶兵打仗被各個國家吊著打 一鼓作氣這個成語就是刷的管仲的部隊刷出來的還有老馬識途等等

沒怎麼贏的漂亮過

但是用經濟戰玩死了多少個國家啊


PS:管仲認為,富豪應該燒火用的木頭都是雕花的
這樣起碼能養活幾十個人專門雕木頭

卧槽這可比所謂的奢侈品更能緩解階級矛盾啊大神


現代經濟學是從亞當斯密抽象出看不見得手,然後推出整座理論大廈的,中國古代不大可能出現這類學者。

建議讀下亨廷頓、 勞倫斯·哈里森 主編的《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書里並不是只有政治學、經濟學的視角,還有人類學、心理學的視角。書裡面通過實驗,討論了各個地區人民傳統思維的差異。

現代科學依賴可控的試驗、理想的數據以及演繹思維。前兩者為理論提供了可靠的檢驗方法,後者則是通過構建公理化的理論體系為研究指明方向。然而不僅僅是中國人缺演繹思維,全世界除西方國家外,大部分地區國家的百姓都缺少演繹思維,傾向於類比思維。類比思維本身就註定很難發展出現代科學體系,而經濟學只是現代科學之一罷了。

當然,思維和現代科學體系可能是一個雞蛋相生的問題。不過從傳統思維的角度,雖然中國古代肯定有人專門研究經濟,可能也有少數人具有邏輯思維,但是科學的進步是需要不斷研討的,所以中國古代很難產生亞當斯密這樣的經濟學家。


中國古代有很多人研究經濟。想要詳細了解請報考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經濟思想史專業,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是我院的特色專業。


專業的經濟學家是近200年才出現的角色,古代只有「掌管經濟運作的人」,你要說TA為今天的某種經濟學思想有貢獻是可以的,但TA們都不是經濟學家


經濟經濟,這個詞在傳統中文裡究竟是什麼意思?

經邦濟時,經國濟民。
「經濟」這個詞最早出現在初唐,《大唐創業起居錄》里記載高祖李淵的一句話是「經邦濟時」。杜甫有「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的詩句(《水上遣懷》)。《宋史?王安石傳略》給王安石是這麼蓋棺定論的:「以文章節行高於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已任。」
可以看出,在中文語境中,「經濟」一直有很明顯的政治學、道德、和公有主義色彩。中國式的經濟,首先是為政府財政服務,其次還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影響,目的是讓「天下太平」、「百姓安康」。
和economy並不相同。


經濟學是在現代的政治體制和知識體系下產生的一個學科,經濟學家也只有在近代以來可以被視為一個專門的稱呼。另外,需要明確的一點是,經濟學所處理的問題雖然複雜,但無外乎兩個:其一是社會財富的增長,其二是社會財富的分配。但無論如何,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應當是建立在保護社會財富,合理分配財富的基礎之上的。從這個角度上說,古代只有懂經濟的官僚,根本沒有一個合格的經濟學家。
先別忙著拍磚,就拿兩個最為人熟知的例子來說。
先說管仲,毫無疑問,近年來有不少人都從經濟學的角度指出了管仲經濟思想的超前意識,指出了《管子》的獨特意義。管仲本身的超前智慧,是無可非議的,放在今天也至少是個經濟學副教授的水平。但是,首先,必須要說明的一點是《管子》只是一本學術著作,根本不是管仲的言行記錄,也不是真實歷史的記錄,因為在現實中書中記載的很多事件根本不可能實現!!!!!比如那個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齊魯桑糧貿易戰,在邏輯推導上根本就不能成立(可百度搜索李子暘先生的《齊國的那個貿易戰》)。其次,即使《管子》所記載的東西是真的,那管仲的許多理念也是在基於破壞社會財富的基礎上進行的。例如《管子》中著名的高橋謀:
齊國重視武備,國家對皮、干、筋、角(四種製造兵器的材料)徵收太重,使得市場上皮、干、筋、角的價格十分昂貴。桓公就向管仲請教解決的方法。
  管仲說:「請下令修築高橋深池,使行人站在橋東看不到橋西,站在橋南看不到橋北。」
桓公照辦了。過了一年,國家對皮、干、筋、角的徵收減少了一半,人民在這方面的負擔也減少了一半。

桓公召見管仲詢問這是什麼緣故,管仲回答說:
「橋和池平坦的時候,夫妻兩三人拉著車子可以輕鬆地走百里路。現在橋高池深,東南西北的行人互相看不到對方,一旦天下小雨,十個人的力量也不能推車上橋,窪地遇雨,十個人的力量也靠不住。除了利用牛馬的力量別無其他辦法。
牛馬被累壞了,而且不斷死在路上,牛馬的皮、干、筋、角白送都沒有人要。
牛馬的價格必然上漲,天下各諸侯國聽到這個消息,勢必像流水一樣趕著牛馬到齊國拋賣。
「所以,高架橋而深挖池,正是用來『招引天下的牛馬、而減少這項負擔』的辦法。——誠如《道若秘》所說:『重視財的生產,不如重視財物的收聚』。」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麼看這個問題,我從管仲的「謀略」上感到了一陣寒意。管仲的這種「經濟改革」,最終的得利方只有一個,那就是政府。最為關鍵的是,管仲的這種「經濟觀念」,完全是在破壞財富的理念下進行的。這忽然讓我想到了那個著名的笑話,說有經濟學家看到小孩踢球踢碎了玻璃哈哈大笑,因為他認為促進了玻璃生產的GDP。如果今天有一個政府,故意不修建道路短的公路,而是執意的把本來100公里的路繞到500公里,增加GDP。然後在道路上灑上各種釘子,兩邊埋伏下拖車,一旦有人的輪胎被扎,拖車就立即上前或者拖車,或者換輪胎之類的。修公路的人自然可以振振有詞的說,我這是在促進經濟發展,拉動GDP啊。然而,這種以破壞財富的方式拉升的GDP卻根本不具備合理性。管仲就是這麼乾的。
再說王安石。王安石的一些改革,的確也是在基本的經濟學思路下進行的,但王安石的改革最終的目的只有一個——富國強兵。所謂的富國強兵,直接一點說就是想辦法怎麼讓政府搞到錢。所以,王安石改革的一系列經濟舉措,完全是在為政府謀財,其結果也可想而知。以最廣為人知的青苗法為例,這種行為說白了就是政府直接放高利貸。無論頂著多麼富麗堂皇的帽子,最終也不可能成功——這跟用不用小人無關。不明白?做個邏輯推理就一目了然。假定我是一個地方的官員,王安石給我布置了青苗法的推廣任務,制定了考核標準。那麼,如果當前市面上的貸款利率比青苗法的利率低,那麼很顯然青苗法是沒人貸的,我為了要完成考核目標,只能強行推廣這種高利貸,結果是不但損傷了農民的利益,也損傷了普通商人的利益。
有人會說,你這是胡說,青苗法之所以把利率定在20%,那就是因為當時的利率遠高於20%,所以這是一個有競爭力的利率。OK,重新按照這一情況假設,如果20%的利率比市面上的利率低,而普通農民急需用種子,那麼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顯然,會有大量的農民前來貸低利息的貸款。經濟學最簡單的道理是什麼?供求決定價格啊。供不應求的時候,利率焉有不漲的道理,當這個利率最終跟市面上的利率相差無幾的時候,也就回到了最初的平衡狀態。
對了,你可能還會說,政府有雄厚的實力,可以把利率穩定在20%,就算再多人貸,也都是20%。好,假設北宋政府真的有這個實力。那麼,現在我不是一個官員,我是一個商人。既然政府的貸款利率比市面上的利率低,那怎麼辦呢?簡單,資本運作啊。我完全可以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跟政府申請貸款,或者給些錢讓一些其他百姓來給我貸款,然後我拿著20%利率的貸款,到其他的地方以30%甚至更高的利率放出去,空手套白狼做個資本運作。豈不美哉。
不對不對,你還可以提出反駁,說假定北宋政府可以通過各種手段防止大商人藉此牟利,那青苗法是不是就可以順利推行了?當然不會,別忘了官僚系統一個天生的最可怕之處,就是他們握有權力。我是一個縣的縣令,上級給我下達的任務是一年貸50000石種子出去,可我要想得領導賞識就得超額完成任務啊,一狠心,我今年貸十萬石。可老百姓不需要這麼多種子怎麼辦。簡單,行政命令唄。每個人必須貸,不貸打屁股。要麼,不貸的去當兵。這種生殺予奪的權力,我還是有的。
於是,王安石的改革不可能不陷入失敗。

要想理解真正的經濟學,就必須回到經濟學誕生的歷史背景下。眾所周知,現代經濟學誕生的基礎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也就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所產生的歷史背景是大航海時代結束,初步的全球貿易市場正在形成,英國已經通過歷次革命確立了資本主義體制,正在向現代國家邁進,與此同時工業革命已經悄然拉開了序幕。在這樣的環境下,《國富論》之所以被視為現代經濟學的基石,是因為他不是從如何為政府謀財的角度出發的著作,而是第一次完整、全面、系統地從普通公民的角度論述了國民財富的產生和發展過程。最為重要的是,《國富論》所主張的是自由競爭和自由資本主義,這與傳統社會根本是格格不入的。正因如此,建立在這種基礎上的經濟學,才能被視為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在此之後,即使是像凱恩斯這樣的人主張政府干預經濟,但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是維護社會穩定及經濟平穩運轉,而非是斂財。從這個意義上說,古代有的是通曉經濟學常識並能夠將其用來增加政府收入的政客,而沒有專業的經濟學家。


中國古代有很多精於經濟的執政者,但沒有專業的經濟學家。

古代小農經濟的經濟結構簡單,官僚不可能專門搞經濟研究,而是會包攬多種事務。工業社會催生出社會大分工,使社會職能細化,才產生出專業的經濟學家。

而且古代經世致用之學的地位較低,不存在讓大量知識分子專心研究經世致用之學的大環境。數學等相關學科尚且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真正體系化的經濟理論自然無法出現。

舉幾個類似的例子吧:我國古代有精於「法醫」的宋慈,有長於水利的海瑞,有精於數學的秦九韶。然而這些不完全算是他們的主業。


嚴格的來說,直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出版之後,經濟學才正式獨立出來成為一門人文學科。所以說,如果以專業的經濟學家來衡量,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中國古代的經濟研究多半摻雜在政治事務中,不過其中蘊含的思想的確令人欽佩。
先秦:
代表人物:管仲
在那個奴隸制往封建制轉型的年代,這位妓院的祖師爺擁有驚人的市場經濟的思想。管仲的鹽鐵專賣思想傳承至今,影響深遠,成為春秋以後長達兩千餘年的中國食鹽專賣制度的濫觴,後世因此尊管仲為「鹽宗」。
「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可見齊國當時不重複徵稅;稅率則低至「五十而取一」、「關賦百取一」;甚至在某個時期,對某些商品乾脆免稅,《管子·霸形》所載「關幾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意思就是關卡只檢查而不收稅、市場只登記而不收稅。管仲對於商業的理解不愧為那個時代的霸主。
代表人物:李悝
上面有答主提及到了,不在此贅述。其設立的平糴法直到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天朝也還在運用。
諸子百家幾乎都有對經濟上的論述,但是缺乏實操,就不一一舉例了。(我不想吐槽孟子的那段話了,「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百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漢代:
代表人物:桑弘羊
桑弘羊出身商人家庭,十三歲時以精於心算入侍宮中。自元狩三年(前120年)起,在武帝大力支持下,先後推行算緡、告緡、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幣制改革、酒榷等經濟政策,同時組織六十萬人屯田戍邊,防禦匈奴。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為武帝繼續推行文治武功事業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原諒我懶,引用自百度百科)
唐代:
代表人物:劉晏
安史之亂以後,唐朝的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劉晏受命於危難之際,主管中央的財政經濟工作,實行一系列的經濟改革,使國民經濟出現復甦的曙光,在漕運、鹽政、常平三個方面實施的改革,在歷史上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代表人物:楊炎
這位仁兄的名聲就很一般了,主要是因為拿了劉晏的人頭(同行是冤家)。主要的功績在於改「租庸調製」為「兩稅法」,可謂是中國稅制上一個偉大的革新,進步意義巨大。
宋代:
代表人物:張詠
此君真乃多才多藝之人,除了在經濟學上有建樹之外,在中華法律史上也是個繞不開的人物。張詠在經濟學上的貢獻主要在於對原有的交子(紙幣)鋪戶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專由16戶富商經營。至此「交子」的發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認可。
這比西方國家正式發行紙幣早了六七百年的時間。
代表人物:王安石
如果拗相公生活在現代,那他一定是個凱恩斯主義者,通過國家強制力控制經濟,提升國家財政收入。
以青苗法為例,其中與現今的農村小額信貸制度非常相似,另外還引用了信用制度,理念著實超前。
明代:
代表人物:張居正
—條鞭法是中國田賦制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賦役的項目和徵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
代表人物:黃宗羲
實話說,把黃宗羲放入這個列表中還是有一些問題的,畢竟他主業是思想家,經濟方面不過是閑暇副業。
「吾見天下之田賦日增,而後之為民者日困於前,」指出江南的田賦特重,有些田畝將一年的產量「盡輸於官,然且不足。」黃宗羲對經濟的觀點由現代學者秦暉總結,歷史上的稅費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稅費改革後,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局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又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成為「黃宗羲定律」。
清代:(主要指前中期,晚清就步入了近現代史的範疇了)
代表人物:...(不知道都幹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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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再接著補上吧。


按現在的標準,經濟學是要找出行為發生或改變的條件。這條件最好能一般化,以解釋愈多行為愈好。而專業經濟學家就是做此事為主,或至少以講授該學問為主或謀生。他可以本身很富有或以此為主要謀生手段。最好不做其他工作或做其他工作只是為了研究人類行為。

若他們要試驗某個制度相關理論,因此提出政策,其目的決不可以是為民謀利或為君謀利,而只能是為滿足科學試驗的好奇心,以證偽或證實一個理論。


專業往往是分工的結果。分工是因為比較優勢。專業分工令研究細化,增加對某一方向研究的最適合人力資源,企圖令研究的邊際產出上升或至少不下降。


總而言之,自工程與基礎理論分工後,經濟學往往只指後者。搞基礎理論的主要困難是實驗及收集大量數據。君主集權或諸侯的權力是往往不會落在研究者之手的。所以搞理論的成本在古代同樣地很高。


在以上標準下,這麼高的研究成本只有少數富二代才能支付。所以古代缺乏純粹的研究者。


經濟學自然不是搞政策。只是太多人只看這種行為。它只是眾多行為中的一種。不過它伴隨權力,動用社會大量資源,史料更多,所以搞的人多。這些人多少會進行某程度上的經濟學理論思考,以期更有效地最大化自己的收入。這種經濟學思考僅是經營的衍生物,它未必成體系未必嚴謹也用不著,按今天的標準稱不上學問,就只是一些經濟學相關思想。在人類發明貨幣後有許多經濟學思想都涉及它。但貨幣只是經濟學的一大課題。就算沒有它如今經濟學的一半以上理論還可以用。


題主要是問專業的經濟學家,這個應該是沒有的,其他很多人說的只是有經濟思想的人,你不能說你會做數學所以你就是數學家吧,就是這個道理。


個人覺得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可以作為中國歷史上比較早的經濟學論述,裡面有對於經濟規律的簡單表述。但司馬遷本人更多的是作為一個歷史學家而非經濟學家呈現在世人面前。如果說以經濟學論述作為經濟學家的標準來看,司馬遷可以看做是一個「准經濟學家」吧?


嚴格來說,沒有…近代經濟學是從亞當斯密開始的,現代經濟學是將高等數學大量引入經濟學才產生的


有很多吧,其中最喜歡春秋晚期的范蠡,就是西施的男票。復甦當時越國國民經濟的功臣,可以說是中國最早提出專業分工的市場經濟理論,而范蠡在這經濟復甦中運用得更好,地域產業分工,還有更妙的是用糧食調節生產,國儲糧食,用放糧收糧來控制供需和價格,從而刺激生產和整個工商業的良好發展


經濟學家是現代概念,能符合這個身份的人必須熟悉和掌握基本的經濟理論,從事理論研究,或者經濟應用研究。在中國古代,那些善於處理經濟問題的人只能視為賢能,不成其為經濟學家。


沒有。對古人而言,正經的職業差不多只有做官。古代的文人墨客、科學家等等,多數都是邊做官順便研究學問(包括研究經濟學)、吟詩作對。而且研究學問中研究自然科學和工程之類的還容易被當成奇技淫巧。至於耕田種地、手工業者,只是糊口的手段。至於經商,重農抑商下那是不入流的,有錢但卻被當做社會底層。士農工商裡面沒有職業科學家。


管仲經濟學超過西方所有經濟學家

管仲提出貨幣輕重理論,超過所有西方貨幣學。就是流通貨幣為重,影響物價,儲存貨幣為輕,不影響物價,跟今天流動性很像解釋非常清楚

管仲提出妓院,緩和社會矛盾

管仲提出糧食滅國,讓一個國家種桑樹而不種糧食,然後用糧食逼迫其滅國。跟今天的石油封鎖一回事

管仲提出供給側改革。讓國王用一種石壁,然後高價把石壁賣給富人,跟今天高價賣奢賜品一樣賺富人的錢

管仲提出貨幣的國家控制,最早的中央銀行

管仲提出,老百姓願意去河川捕魚是因為有利可圖,最早自由經濟

管仲提出徵稅靠官山海,就是把國家資源道路壟斷起來,然後老百姓用這些就徵稅了。看看今天的特色稅收

中國社會問題沒有出管仲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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