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斷代工程可信度有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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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夏商周斷代工程一直存在爭議，請問各位知友，該工程的可信度有多高？如果有問題，是在技術方面出了問題，還是在文獻解讀方面出現了問題？

夏商周年表最重要的一個時間節點就是武王克商的年代，整個工程中武王克商年代研究也是最關鍵的一個課題之一。

如果你讀過工程報告的話（《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已出版的簡本是這樣描述這一問題的解決途徑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推求克商年的主要途徑，一是通過關鍵性考古遺址的碳十四測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獻記載的綜合研究，縮小武王克商年的範圍；二是在以上範圍內，通過金文的排譜和對武王克商的天文學推算，尋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後加以整合，選定最佳年代。

說白了，就是用關鍵考古遺址的分期建立商周年代界限，再挑選被認為是商和周層位中的碳十四數據來劃定絕對年代範圍，然後才是依據多學科的方法篩選最合適的年份（有人統計過，單是武王克商的年份就有四五十多種觀點）。

由此可見，這個關鍵性遺址必須含有能夠代表武王克商年這一標誌性事件的層位關係，即不僅含有作為先商文化末期典型遺存的單位，還要包含滅商後西周初期文化的典型單位，同時二者在分期上又能夠截然區分，並能夠獲取各自的絕對年代數據。

那麼工程認定的關鍵性遺址在哪呢，簡本明確的指出了關鍵遺址是1997年發掘的灃西墓地。具體來講，商周關係的分界是通過該遺址的97SCMT1中的H18和T1④這組層位關係來確定的。

1997年灃西墓地發掘報告是正式出版了的，報告的作者也是發掘者在發掘報告中給出了墓地整體的分期方案，斷代工程的克商年就是在這個分期的基礎上逐步推出的。
第一期：文王遷豐至武王伐紂
第二期：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
第三期：成王后期至康、昭王
第四期：穆恭時期
第五期：懿、孝、夷時期
第六期：厲、宣、幽

一共六期，可以看出這個分期方案捨棄了我們常見的在商周考古中使用的先周時期，商末周初，西周早中期這樣字眼，直接將考古分期和具體的西周王世相對應（從結果上看，這種分期表述就是為斷代工程量身定做的），然而這種做法並沒有以銅器銘文等其他能明確提供紀年信息的資料為依據，所依靠的完全是陶器的類型和組合的變化，而真正讓人無法接受的是，它僅僅用陶器分期就把武王的在位年劃為克商前克商後，把成王的在位期也一分為二了。

回到分期問題本身，按照這個分期，武王克商這個商周界限處於了第一和第二期之間。

那麼這樣分期的依據何在呢？

首先，發掘者認為H18含有先周文化晚期的典型因素，而與H18有清晰早晚關係的T1④（即T1第四層）又具有周文化早期的因素，故而H18的堆積形成於克商之前被劃為第一期，T1④則被視為克商之後的堆積劃為第二期。接著，發掘者開始論證H18所屬的第一期的年代為文王遷豐至武王伐紂之間，而第二期則為西周初年至成王前期，但是依據陶器的型式演化和組合變化是無法進行這樣的分期的，因為堆積中成分的變化與具體的年代事件不存在必然的聯繫。

所以，發掘者必須找一個明顯的事件來與陶器變化掛鉤，首先他認為灃西第二、三期開始大量出現商文化因素，如分襠鬲、殷式簋和豆等器物，接著他認為這種現象與周人滅商後，尤其是平定武庚叛亂後，曾將部分商人遷徙到關中一帶這一事件有關。因此第二期可以看作是武王伐紂後的分界。

但是，已經有學者論證了灃西的分襠鬲壓根不是商文化的器物，殷式簋和豆是分別於灃西第二期和第三期才開始流行的，因此殷式簋和豆的出現只能證明東方的文化因素是逐步到達豐鎬地區的。

更重要的是，從陶器類型上看，先周文化與西周初期在界限上是無法完全區分的，因為純粹用考古層位和類型學以特定器物群為分期標準，是無法得到具有有明確界限的分期的，而只能是用大約，約略這樣的字眼作為分期的界限。這是考古學研究的局限性所決定的。即使H18和T1④在形成年代上有先後且不發生交錯重疊，但把H18定為第一期，T1④定為第二期是根據它們各自包含的陶器群來判斷的，到目前為止，武王克商前後的陶器群是相互重疊而無法完全區分的。兩個考古單位在形成時間上的不重疊不代表這兩個單位中陶器群在所代表的年代上也不重疊。

因此第一期與第二期之間的界限只能是模糊的，只能表達為商末周初或西周早期。這意味著什麼呢，所謂的武王克商年既可能在第一期，也可能在第二期，那麼在第一期取得碳十四數據和第二期的碳十四數據到底什麼關係？到底能不能用來劃分武王克商的年代範圍？

按照簡本的說法，武王克商年的日曆年代範圍就是依據灃西97SCMT1各堆積單位中所獲的碳十四測年數據，經過匹配擬合才得出的。匹配擬合是什麼意思呢。按照仇士華先生的說法。

武王克殷的年代問題，碳十四測定並不能直接得出需要的年代，而考古材料也不能直接提供武王的碳十四樣品。考古材料實際提供的樣品是從先周開始到西周，先後分為若干期。將這些有先後次序的樣品測出碳十四年代後，對照高精度樹輪校正曲線作匹配擬合研究，然後根據武王克殷時代應屬哪一期，比誰早，不比誰晚等，才能推定和估計具體年代。分期越細，數據越多，年代的誤差就越少。最後同歷史觀點和天文曆法推定的結果作比較研究，如果同天文曆法推定的結果一致，就可以傾向於肯定武王克商的絕對歷史年代是哪一年。

這段話很繞，但顯然人為的分期會嚴重影響擬合的結果，而且就簡本來看我們搞不清楚這個擬合過程究竟是怎麼樣的。

下面這個表是蔣祖棣（他也是工程年表最激烈的批評者之一）採用不同的誤差校正程序對簡本中H18（也就文王遷豐到克商前這一期）木炭樣品所測數據進行的重新校正運算，表中的擬合行是工程簡本中所得的年代結果，OxCal3.5行是蔣採用與工程同樣的誤差校正程序但未進行擬合的結果，其他幾行採用的是別的校正程序。

結果是很明顯的，工程中擬合過的結果在相同的置信度下，克商前的年代範圍明顯被大幅度的縮小到了50年。回過頭來看工程所用的碳十四測年的兩種方法：傳統的常規測試以及加速器質譜法。

我們必須明確的是碳十四給出的原始數據並不是日曆年代本身，而是置信區間，68%的置信度與95%的置信度所代表的年代範圍顯然是不同的。所以碳十四數據帶來的不確定性本身就限制了它所給出的日曆年代範圍所能發揮的作用，但顯然，工程簡本已經把碳十四數據視為最基礎的年代範圍依據和絕對年份篩選工具來使用。

從表中的數據可以明顯的看出，通過一系列的擬合，簡本碳十四數據的年代範圍（置信度應該都是68%）全部都落入到一個很小的範圍內，最終簡本說在對這些數據進行樹輪校正後，得出，採用常規檢測的武王克商年的年代範圍是公元前1050-公元前1010，而AMS法的測年範圍在公元前1060-公元前995。

之後，簡本採用了相關遺址的年代數據對這兩組數據進一步的縮小範圍，它們分別是：
殷墟四期公元前1080-公元前1040年左右
琉璃河一期一段公元前1040-公元前1006年左右
曲村一期一段公元前1020-公元前970年左右

注意上面這些年代範圍也都是擬合之後的結果。然後簡本是怎麼說的呢：

考慮到殷墟四期的年代有可能延續到西周初，故克商年範圍的上限取為公元前1050。琉璃河遺址一期H108出土有「成周」甲骨，其年代不得早於成王，因此，其上界可以作為克商年範圍的下限。該遺址第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數據的中值為公元前1020年，由此得出克商年的範圍為公元前1050-前1020年。

這就是這個著名的克商年年代範圍的由來，整個過程我就不評價了，它非要取1050而不是1048，不是1045那誰也沒辦法。

好了，碳十四的年代範圍有了，接著你就會看到工程使用甲骨月食推定的克商年範圍也是1050-1020，所以好像碳十四數據和甲骨月食推算完美的相互印證了嘛，這就叫多學科研究嗎？！！這到底是多學科多種證據相互印證呢，還是假多學科之手篩選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呢。

在這兩個年代範圍之下，以往2000多年間的眾多學人依據各自的學問為我們提供了將近50個武王克商的年份觀點，即從公元前1130到公元前1018年的112年的範圍，被一下子壓縮到1050-1020這30年里了。

然後在這個範圍的基礎上才開始天文方法的回推，也就有了1046，1044，1027三個方案。再後來就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這個日子被放在我們眼前。

不寫了，吃飯

之所以要寫這個答案，不是要評價斷代工程取得了哪些成績，人家就沒問有什麼成績，花了那麼多人力物力財力取得點成績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武王克商年和西周年代序列是簡本自己認定的標誌性成果。但就結果的得來而言，是不是也應該給這筆錢和那些金主們一些交代呢。

就是參與斷代工程的專家們，限於專業知識，搞古文字的不一定明白陶器類型，做商周考古的可能看不懂古代天文資料，搞測年的可能除了測試分析，其他的都所知有限。這答案改編自我的商周考古筆記，我雖然於考古沾點邊，畢竟也是門外漢，去看工程報告和發掘報告，也是要反覆比對參照，翻一堆書，來來回回好幾遍才看出其中的機竅，再參照前人所寫的批評文章才明白有哪些問題。

那普通人呢，除了簡本給出的代表著從帝辛到厲王的確切年代學序列，他還能看出什麼呢，大部分人都是充分信任專業人士給出的研究成果的。如果這一成果被學界一致認可沒有異議，普通大眾知道商晚期到周厲王是從哪年到哪年，然後把這個寫進教科書，那也就夠了。可事實是國內國外對這個結果有著大量的質疑，而且這些質疑有些是直指整個工程的方法論的。我們承認考古研究方法有它的局限性，古文字有局限，古文獻有局限，碳素測年有局限，但是把所有這些合到一起換個名字叫多學科研究了是不是就沒有局限性了？這是我們要真誠反思的地方。

如果不把其中的問題交代出來，不僅對不起自己所學的東西，恐怕也對不住那點工資和科研補助吧。

所以問這個工程的可信度有多高，我只能說這個年表中每一個確切年份的得出都經歷了千迴百轉的複雜過程，厲王以前的年份最好都加上大約兩字，然後愛用就拿去用吧。

先不提夏商周，我們看看世界其他幾大文明的斷代怎麼來的。

一、古埃及和許多人想像的不一樣，古埃及的任何年表均以曼涅托的劃分為基礎。曼涅托（公元前三世紀）是一位埃及祭司，寫了一個埃及的國王列表，分為30個王朝，至於曼涅托為什麼要這麼劃分，無人說得清楚。

按照慣例，曼涅托的《埃及史》失傳了。這部著作最早出現在約瑟夫斯（公元70年）著作的摘要中。摘要經刪節後，收入基督教計時員尤西比厄斯和喬治修士的書中。後來記錄者又加了一個王朝，這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31個王朝的由來。

尤西比厄斯對統治時限經常做出不同的解釋，統治年表和每位統治者的總年數也不可靠。只有幾個王朝的國王總數是完整的。記錄也缺少其他原始材料的佐證。

其他王表的古代證據主要來自以下：巴勒莫石碑是和羅塞塔石碑齊名的古埃及歷史文物。可惜和盛名不符，石碑斷片不全，即使完整，也只記錄了前五個王朝的事件。

都靈王表保存在義大利都靈古埃及博物館中，只有殘片流傳下來，以僧侶體寫在草紙上。留下了80多個皇家名字。阿比多斯王表和卡納克王表分別在兩座神廟的牆壁上發現，分別包含了76位和61位皇家名字。順序和前面有出入，殘缺不全。

二、美索不達米亞

被稱為最古老的文明，是在1869年一間德國圖書管理髮現的，當時正在研究亞述文化的儒勒歐坡特突然意識到自己發現了一種更久遠的文化，他稱為「蘇美爾文化」。

和古埃及一樣，美索不達米亞的斷代也出自公元前三世紀的王表，作者是貝羅索斯。當然，他的書又丟了，在其他人的著作里找到了一小部分。貝羅索斯和曼涅托不一樣的是想像力過於豐富，記載的統治者的年齡動輒幾萬歲。

古埃及史和聖經扯上關係的是《出埃及記》，美索不達米亞就不一樣了，這就是聖經舊約故事的依託嘛！因此，美索不達米亞歷史裡充滿了聖經故事的人名地名。比如，著名的阿卡德，雖然阿卡德的城市遺址到現在都沒找到。

三、古印度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直到1921年，世界都認為印度的歷史不會超出2000多年。直到修鐵路挖出了摩亨佐達羅和哈拉帕遺址。但印度這個國家（古代印度是個地理概念）不重視文字記載，這2千年的歷史都主要靠中國的文獻，別說2000年以前了。

不過，印度文字記載少，卻有代代相傳詩歌的習慣。最古老的吠陀書《梨俱吠陀》擔負起承載印度古代史的重任。再把語言學上的一個辭彙借過來形成一個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並佔領的故事。

四、古希臘

古希臘的歷史和考古界的一個傳奇人物施里曼分不開。《荷馬史詩》在施里曼之前，所有人都認為是個傳說，只有施里曼認為那是真實的，並在40歲之後開始尋找傳說中的古城。

施里曼宣稱在土耳其西薩里克山找到了特洛伊的遺址，可實際上那個遺址一共有9層不同年代的遺址，不論是哪一層都無法和特洛伊相吻合，西薩里克山上也從沒有關於特洛伊這個名字的文獻。

如果說施里曼對考古的錯誤解釋來自他對《荷馬史詩》近乎偏執的迷信。克里特島上的伊文思就是在公然作假。伊文思在挖掘米諾斯宮的時候，用進口鋼材和混凝土來代替古代木樑，當面臨考古證據不能提供答案的時候，建造新牆壁，裝上天花板，缺乏考古證據的地方，建築師們就從古代繪畫那得到暗示。伊文思根本就是在建造自己夢想的宮殿。

就在這些不嚴謹的考古基礎上，加上佩特里對照古埃及陶器，西方劃分出了古希臘的所謂邁錫尼時代，克里特時代等，並寫出了明確的紀年。

講這些，不是想否定這些文化的存在。只是想說，以西方及某些中國人對夏商周的標準，這些文化斷代哪個站的住？

嚴於律己，寬於待人。標準卻是要統一的。

　　在公元279年，西晉大舉征討叛亂的鮮卑首領，盡起中原之兵。而養兵的糧餉徭役自然就攤派到了老百姓頭上。三國末期的兵民比之高本就僅次於戰國末期，拿蜀國舉例，90萬人口竟然養出10萬軍隊，說是喪心病狂也不為過。承襲自魏的晉國情況稍好，但是也好不到哪去，平時尚可勉強維持，但是戰時真的是打起來後方死的比前方還多。於是河西征戰，中原腹地的老百姓普遍表示日子過不下去了，那怎麼辦呢？

　　好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河南的農民學了魏武王的生財之道，盜墓。這一挖就不得了了。史載汲郡人偷盜魏襄王的陵墓，得到竹書數十車，全是科斗文書寫，稱「汲冢古文」。這些竹簡經過整理,有《竹書紀年》12篇，因為原本寫在竹簡上而得名，敘述夏、商、西周、春秋時晉國和戰國時魏國史事。這個竹書紀年非常不得了，致於為什麼不得了，還得先說說史家第一經典《史記》。

　　對史記有超過歷史教科書水平的研究讀者通常會有怪怪的感覺，說哪裡怪呢，又說不出來。近年來吐槽愛好者們總結了一些，比如司馬老爺爺也沒親臨現場，怎麼對方說啥都知道？再比如夏朝和商朝滅亡的故事實在太象了。但是這些根本不是史記最怪異的地方。真正讓人起疑的是，史記敘述的上古歷史太少年漫畫了。堯舜禹互相和平禪讓，伊尹掌國，見太甲有德，就把政權讓給太甲了。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總的感受古人的思想覺悟高過今人幾個檔次。而我們的經驗判斷是人類社會的政治是青年漫畫式的你死我活，陰謀陽略一起來。而史記中的記載，簡直比新聞聯播還和諧，少年漫畫一樣熱血，這是不符合所有人的經驗認識的。

　　但是竹書紀年就完全不一樣。竹書紀年對於堯舜禹的記載是這樣的：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舜放堯於平陽。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夠不夠黑暗？而關於賢相伊尹的記載是伊尹放逐太甲後，自立為王，7年後，太甲潛回殺掉篡位的伊尹，並改立伊尹的兒子伊陟和伊奮繼承伊家」。夠不夠血腥黑暗？雖說如此，但我們都知道，這更符合一般人的經驗認識。

　　而且事實上，竹書紀年的記載也更符合考古證據。

　　在日本有一派古史學者，認為《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只要不能證偽，就應該認為它是真的。我國長期以來也有類似觀點，尤其是甲骨文上商王世系非常接近史記的描述時，這種觀點集體達到高潮，他們認為史記是真理，沒發現的也一定會發現。直到《竹書紀年》出現。中國近現代有一個歷史哲學學派古史辨派，發現歷史記載，越是古老細節越少，而越是新近細節越多，並且「時代愈後，傳說中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所以他們的方法論就是「疑古」。只要不能證實的，一律是假的，這個和之前的史家學派方法論非常不同。雖然他們極端到共和元年之前的歷史一律不認的地步，但是他們依舊為我們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思路：他們推廣了歷史記載要和文物發現互相印證才能算是證實的方法論。

　　早年《史記》的支持者認為，竹書紀年之所以黑暗是因為該書的作者魏國史官們的危機意識，因為魏國地處中原，是十戰之地，要教導國內臣民，尤其是貴族了解世界的殘酷，提高警醒程度。但是後續的考古事實證實了黑暗史觀並非單純的意識形態需求。比如紀年中「（殷）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與《史記·殷本紀》等以中宗為太戊不同，但與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稱謂卻完全相合。同時，竹書紀年與西周青銅銘文和漢初古墓史書的吻合度也更高。　

　　所以，我們的上古史到底是怎樣的？茫茫歷史早已散落在不可知的時間迷霧之中。竹書紀年最早的部分也是成於春秋早期，而竹書紀年的價值只是向我們論證了人性的不變，卻不能向我們提供更多信息。而作為勝利者的周人，有沒有可能篡改歷史？事實上成王敗寇，這幾乎是必然的。比如我們現在通過文化考古學知道，紂王並不「紂」，文王也不一定聖德，商朝滅亡的時候甚至並稱不上不衰敗，其原因更多在於兩面作戰和軍事技術的落後。要復原我們的上古史，單靠文化考古學和史學幾乎已經做到了極限，所以想搞明白三皇五帝時代的中國發生了什麼，甲骨文里的「鬼方」，「人方」到底是些什麼模樣，就必須徹底的交給考古學和分子人類學，考古學顧名思義，而分子人類學並不是大家腦中想的那種田野調查的人類學，它實際上是一門遺傳學與考古學結合的學科，是一門實證科學。

　　僅僅這樣介紹分子人類學未免讓旁人覺得費解，但是如果舉些例子，大家就知道它到底是什麼了。20年前，我國宣傳的一直是中國人很可能是中國本土起源的（譬如鏟型門齒北京猿人與現代中國人相同等體質人類學證據），但是90年代後分子人類學這個新興學科以不可阻擋的威勢橫掃了全世界，因為它直接著手於我們的遺傳信息，通過研究Y染色體和MTdna的演變來還原我們的遷徙與演化進程，直接證明了所有人類（智人）都起源自非洲，黃白人種於數萬年前分離，而華夏族的祖先在一萬年前左右才從東南亞進入中亞，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最早也是前9000年左右的，之前則有長時期的斷層。所以我們現在的所有教科書，基本都在講述走出非洲的學說。所以，當文化考古學，體質人類學與分子人類學研究結合時，雖然我們不知道山海經中奇肱國到底是什麼，但是我們卻知道三星堆文明，也許被考古學家們命名為牛河梁遺址之類的土氣名字的背後，正是古籍中赫赫有名的黃帝族的來源之一。所以，真實的上古歷史在近二十年離我們首次如此接近，尤其21世紀以來，幾乎每年都會有顛覆人們歷史常識的研究出現，而我們卻事實上還在進行著千年來相同的歷史教育，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而正因為如此，才使我們在走近真實的上古時，多了一種小心翼翼的激動，而真正的上古史，還是要從開篇說的商人談起。

　　商朝是中國第一個文明，注意，不是說夏朝不存在，而是說，夏朝即使存在，也很可能還稱不上文明。因為它缺乏文字，文字是在商朝初次出現的（龍山骨刻文屬於符號還是文字還在爭論中）。在普通中國人的認識中，自古以來這片大地上只有一片人，同樣的文化，語言，文字，相貌。一個接著一個的朝代進行輪迴.秦以後恐怕確實如此,但是在上古時期,商人,夏人,周人恐怕在文化與外貌乃至基因上都有巨大差異.這是三個不同的民族.挑選商族做為切入點,是因為商人代表的東夷文化是華夏文明的根源與基石.什麼，你說炎黃？那是什麼玩意？上古的中原人民肯定不會理解，因為他們的君主是崇拜鳥圖騰的東夷部落首領．商文明直接承襲自東夷文化，詩經雲＂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窩萌萌噠
，而鳥崇拜正是來自東方的少昊部落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山東龍山文化．而龍山文化在傳說中的黃帝時代，統治了中原的全部地區．除了山東龍山外，還有山西，河北龍山與陝西龍山文化．如果說龍山你不理解，那麼說起十日與羲和，大家就該瞭然了，羲和正是東夷部落聯盟在漢族神話中留下的印記．我們現在不確定這是政治統一還是文化交流的結果，但是少昊顯然不是黃帝的兒子，而該是黃帝的老子．因為早期的漢族藝術與建築乃至禮制和文字，商周以來都直接承襲自龍山文化．而龍山文化直接承襲自大汶口文化，也是來自山東的東夷文化．

龍山一統治天下

龍山之前，仰韶文化與大汶口文化二分天下
所以我們必須正視一個事實：漢族文化的主體，包括漢字都來自東夷而非華夏．如果仰韶文化和陝西龍山文化代表華夏的話，那麼顯然華夏先是文化落後，後是直接被人家文化輸出剔發易服了．

　　但是這足夠反常識了嗎？不不不，完全還沒有！我們根據分子人類學和體質人類學的研究，分別得出了相互對應的結論：首先商人體質外觀偏向古東北型其次，商人在遺傳結構上更接近東亞和北亞人群．復旦人類所的論文比較隱晦，並且只更多的強調商人對漢族的遺傳貢獻，但是實際上按照復旦的數據，商人貴族的遺傳類型與體質外觀均接近蒙古族與朝鮮族之間，可以說在基因上商人與北方漢族／蒙古，朝鮮族的接近程度相似，而相貌與蒙古／朝鮮族更為接近，近似為古北亞和古東北亞類型的結合．我們也許不能就此認為宇宙都是朝鮮人的，但是朝鮮人確實與我們至少就母繫上（父系漢族以O3-m117 O3-m134 O3-m122為主，而日韓以O3的其他下游點位,O2,C,D為主）共享一個偉大的祖先．而最有趣的是，朝鮮人與我們都不把東夷人當自己的正統的直系祖先．

　　這還沒完．既然商人無論平民還是貴族長的都不象我們，那我們不會是石頭縫裡蹦出來的吧？當然不是，事實上，按照吉大的朱泓教授的分類，我們當下北方漢族的體質外表既不接近古中原型也不接近古東北亞型，而更接近古西北型．因為夏朝到近代正好是從溫暖期向寒冷時期的走向，所以中原地區的體質類型會因為環境影響與北亞，東北亞人群接近，這與基因無關．但是讓馬來人到俄羅斯繁育10代，馬來人也不會更象中國漢族．這是環境影響無法逾越的．而中國北方各部落集團中，只有來自陝西，甘肅的周人帶有古西北與古中原結合的特徵．而仰韶文化的主要外貌更接近於現在的華南組．而仰韶－山西，河南龍山－夏二里頭的脈絡下的分子人類學研究揭示，被認為是夏代的二里頭遺址所代表的基因型雖然足夠北方，但是依舊比商人偏南，而且較少帶有古西北成分．

　　所以真正的事實就呼之欲出了：華夏是一個從未有過輝煌的文明，反而是受東夷文化強烈影響甚至最終取代自己文化的帶有南相的北方族群．而周人確實是他們所自己記載的那樣「自躥於戎狄之間」，同時帶有古中原型和古西北型的特點．黃帝也許是周人對自己某個久遠祖先的記憶，作為最終勝利者的周人，捏造了華夏臣服四方的上古史，只為自己的統治增加合理性，周人重祖先，重禮制，周禮講究一個＂合乎於禮＂．而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勢力，為了現實與情感考量，重新修改了歷史，將上古歷史改造成禪讓與美德的理想世界，最終體現在了史記上．

　　當然，我們也沒必要因此產生自卑的文化虛無主義情感，因為漢族本就是華夏與東夷的文化，血緣雙混血的結合體（後期還有百越等南方部落，這就是南方漢族的故事了．），我們共同繼承了商人的文字與神話，周人的禮制與神話，這才是漢族的真正形象．畢竟，商人與周人都是操著原始漢語的兄弟民族．

　　而到最後，我們就又可以轉回竹書紀年的黑暗歷史中了，這回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不一樣的東西，篡夏的后羿（不是射日的那個，這是兩回事，射箭射的好的都叫后羿）是東夷族．而被坑的凄慘的堯帝也是出自東夷族．整個上古史就是東夷與華夏爭權奪利的政治史，好吧我的朋友，這麼一說，是不是又感覺，這是個熟悉的世界了？

作為一個偽歷史愛好者，我對考古的事不清楚，但是我對碳十四測年還略懂一些。針對排名第一的答案對於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中的關於碳十四年齡方面的一些質疑，我覺得可以評述一下，讓大家有個正確的認識。

1、高票答案中，表格（十和十一）中的碳十四年代（BP=before present，present=1950），是碳樣品直接測出來的年齡，是根據放射性元素的比值測定的，實際上是放射性碳元素衰變的時間，不能作為日曆年齡使用。這是因為歷史時期，C13和C12的比值是變化波動的，所以這個年齡必須要經過樹輪校正，變成日曆年齡（BC/AD，公元前後），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日曆時間（圖1）。

圖1、我的一個樣品數據
（其中紅色部分是樣品測得的衰變時間，灰色部分是校正後日曆年齡概率分布，藍色曲線是樹輪校正曲線）

另外，根據表十一的標註，報告中的日曆年齡，應該是兩個2σ置信區間，也就是95.4%的置信度，而不是高票答案說的68.2%。

2、單個碳十四年齡結果，確切的說，意義不大，具體原因不展開闡述了。只有一系列樣品，通過系統性擬合，限定某個「事件」得出來的時間才有意義（圖2），所以仇士華先生的說法是對的。具體擬合過程，是碳十四校正軟體開發者研究的東西，具體的擬合過程一般都有論文發表，並且在軟體介紹中有具體文獻引用。因為斷代工程只需要一個可靠的結果，至於這個可靠的結果怎麼擬合出來的，軟體使用者，包括高票答案的答主，項目組成員都無需知道。而只要在擬合的時候，標註了使用的擬合程序，就可以了。這點是不存在問題的。（對了我用的軟體是牛津大學OxCal 4.24 online版，參考文獻請看圖1頂部）

圖2、我擬合校正的一個事件

3、蔣祖棣的表中，擬合後使年代範圍縮小到50年，是可能的。如圖2，我的樣品XGY-4的日曆年齡是775-795AD（5.5%）和800-985AD（89.9%），XGY-1的日曆年齡是1405-1455AD，通過擬合後事件的年齡限定在了895-1435AD。這是由於XGY-4樣品的日曆年齡的概率分布曲線非正態分布，而是明顯偏向800-985的偏態分布，使得擬合出來的「事件」的年齡範圍被縮小了很多。

另外，沒太搞明白蔣祖棣的下面幾個年齡究竟是單個樣品的年齡還是什麼，如果是單個樣品的年齡，拿來跟事件年齡比較，是存在很大疑問的。

4、碳十四年齡，是目前已知的測年手段中，最精確的方法（精確，是指誤差範圍小，同時結果準確度高）。因此該方法用作最基礎的年代範圍依據是完全合理的。通常都是先用碳十四年齡，排除其他一些年齡範圍，然後再根據歷史記載或者其他依據來確定準確時間。所以斷代工程在這點上，不存在問題。

5、關於取1050/1048/1045這個問題，碳十四年齡在校正的時候，會有個選項是選取結果的誤差是1/5/10/50/100/500/1000（圖1左側下拉框）。由於碳十四測年手段本身的測量精度及其帶來的系統性誤差，一般情況下取整10的比較多，往下取意義不大。斷代工程中，可能就取了10，所以結果不會出現1048，也不會出現1045。

因此高票答案對斷代工程中C14測年的結果及其運用的質疑，是存在一定問題的。

作為讀考古學研究生的，還是來說說我的看法。

由於本人主要關注夏商時期，對武王克商年沒有系統的關注，這裡只說說夏商交替的公元前1600年。

這個年代是怎麼定下來的呢？

首先要確定哪一個考古學上的地層能夠證明代表了夏商交替的時間點，最後大家決定以偃師商城小城始建年代作為標誌（李伯謙：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考古學新進展），並且指出二里頭遺址全部屬於夏王朝。

接下來確定年代，當時依據之前測定的年代《中國考古學中碳14年代數據集》認為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均始建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但是這個數據誤差極大，有200多年的誤差。之後又進行過新的一輪校正，使得誤差小於100年。

不過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前面還有一個條件：二里頭遺址當時被判斷全部屬於夏王朝。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後，這些人又對二里頭遺址進行了測年，結果是災難性的………………

二里頭遺址三期就已經晚於公元前1600年，而第四期結束時已經大約是公元前1520年了。而且由於測年水平的準確度提高，這一結果誤差已經只有正負二十年。

這是怎麼回事？偃師商城居然是二里頭三期是建起來的？這也太不符合考古事實了。而且據最新發布的二里頭遺址研究，所有的二里頭遺址宮殿建築均是在四期晚段廢棄的，沒有證據證明在這之前發生了夏商更替。

這顯然使得公元前1600年的結論難以自圓其說，但如果將這一年代下壓，馬上又會遇到另一個嚴重問題，商代早期的時間太短。

商代在盤庚以前有十代十二王，盤庚以後八代十王，如果盤庚遷殷像斷代工程說的那樣是公元前1300年的話，則按照新的測年結果來看盤庚遷殷前只有230年，少於之後，反倒比之後多了兩代人，這也太不符合邏輯了。

所以總體來說，公元前1600年是有問題的，就我個人感覺，這可能是因為把夏商交替時間定在偃師商城一期一段開始所導致的問題，事實上，正如劉緒在2013年指出的，偃師商城實質上是在偃師商城遺址一期二段建的，這差不多就是二里頭遺址最後消亡的年份。

總體來說，我覺得夏商周斷代工程最大的問題可能還是過於迷信碳十四能解決問題，但是畢竟我們現在的技術還做不到這一點。

1.年表不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全部學術結果，如何評價夏商周斷代工程不等於如何評價年表。
2.考古學不是歷史學（特別是在史前考古和原史考古範圍內），考古學長於把握大的時空坐標下的文化變遷，對微觀的歷史事實不可能完全掌握，此所謂考古學的局限性。即使是使用高精度測年和天文學方法，在缺乏能將三者相連的可信文獻記載的情況下得出的任何數據都不可能是精確的，而文獻記載（《古本竹書紀年》、利簋銘文）往往是孤例，所以沒有辦法證明記載可信，很難得出準確紀年。
3.夏商周斷代工程一個卓越的學術貢獻是進一步推動了自然科學與考古學及其他科學綜合結合的研究方法，使考古學與其他科學的關係更加緊密。而這種方法已成為後世文化工程和考古學研究的主流。
4.夏商周斷代工程硬傷處處，如@花毛提到的武王克商年代問題，另外還有報告編寫問題和學術道德問題（參李維明：《鄭州青銅文化研究》），從考古學的角度講，報告編寫問題是最嚴重的。
5.一時腦熱的學術攻關難以達成令人信服的成果，但不代表這種攻關沒有意義且沒有成果。比如斷代工程結束以後，文化工程執行者充分意識到年代學特別是絕對年代的把握是較為困難的，並且轉入以聚落考古為中心的文化動態過程研究中（不知能否標誌文化歷史研究的破產），而這一轉向影響了考古學之後近10年的發展方向。
6.總體來說，斷代工程的主要學術目的（提供年代或年代框架）雖有所突破但並未取得實質性的成功，但在其研究過程中暴露的問題和取得的收穫一直在給中國考古學輸送營養。

斷代工程涉及的學科很多，以下主要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說

1.關於斷代工程的學術定位。
目的就是斷代，是將夏商周時期的年代學進一步科學化、量化，制定夏商周這一歷史時期有科學依據的年代學年表。基本不涉及對三代經濟、政治、社會等複雜問題的研究，研究的技術性較強，涉及概念性、理論性的問題較少。斷代工程基本上是歷史學取向的研究，考古學在其中處於從屬地位，在考古學上主要憑藉類型學和地層學的研究成果，而這些方法在90年代以前已經相當成熟，甚至可以說在當時就毫無新意；田野工作相對較少，主要是建立相關考古遺存相對年代序列和分期，為測定絕對年代提供層位和文化屬性明確的測年標本。
工程不是為了證實夏的存在，因為其預設就是夏的存在已是共識；可以認為工程的前提有問題，但不能拿這批評工程成果。斷代工程也不是為了論證文明起源或中國早期文明史，那是後來探源工程的任務，探源工程所涉及的理論和方法比斷代工程複雜得多，主力多是中青年學者，研究周期也長的多，說永無止境也不為過。可以認為斷代工程的定位和範式存在時代局限，但用它承擔不了的任務去批評它也是沒有意義的。

2.斷代工程的主要意義和價值是比較大規模的多學科相結合的工作，大量自然科學的技術方法進入了考古學領域，為後來的探源工程的組織和實施提供了重要的經驗。通過過斷代工程的機會，中國的碳十四測年技術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儀器得到更新，從取樣到校正等各個工序都作了系統的研究，在工程結束後測年工作並未停止，而是繼續源源不斷地提供了大量年代學研究成果，整個中國新石器時代年表都有了革命性的變化，而斷代工程就是這個革命的開端。即使在今天看來其學術史意義也是不容抹殺的。
具體地說，夏年框架涉及禹州瓦店遺址和偃師二里頭遺址，夏商分界和商前期年代框架中涉及偃師商城、鄭州商城和小雙橋遺址，商後期是安陽殷墟遺址，商周分界是豐鎬遺址，西周列王年代學研究涉及琉璃河遺址和天馬—曲村遺址。如果排除夏商周的標籤，相關遺址的C14年代框架的建立還是很有意義的，特別是龍山-二里崗這一段。

3.目前的報告只能是「階段性成果」。《簡本》在出版說明中也明確表示，「它（簡本）還不是三代年代學研究的終極目標，而是三代年代研究步入新階段的標誌。「但是公眾在了解夏商周年表時接受了大量不切實際的宣傳，以為這個年表代表了終極結論或者可以和西周以後的年表相提並論，這和工程主持者的說法相去甚遠。
年表存在的一些問題在當時看就很扎眼。最主要的不是在測年技術或文獻解讀方面，而是考古學、歷史學和自然科學（測年）之間的整合問題。例如，斷代工程利用1997年灃西（馬王村）發掘的一組有疊壓打破關係的單位所提供的系列樣品的碳十四測年，作為商周分界界標來確定武王克商的年代範圍，林沄《「商—周考古界標」平議》和蔣祖棣《「系列樣品」的考古質疑》對此已有所批評。」匿名用戶「也對此有詳細介紹。我只是試著把原理說得明白一些

工程的邏輯如下。灃西97SCMT1有這樣一組層位關係：T1第3層疊壓T1第4層，T1第4層疊壓H18，從地層學上可以判斷其相對早晚。這些單位都出土有陶器，根據以往的建立的陶器編年和序列研究，判斷H18屬於先周晚期，T1第4層為西周早期，T1第3層為西周中期。工程認為武王克商之年（即商周分界之年）應在H18第一小層和T1第4層最底層所代表的年代範圍之間，所以在這組地層中採集系列樣品，得到公元前1050-前1010年的結果，並據此把武王克商之年可能的範圍從112年（公元前1130-前1018，依據文獻得出）縮小到40年，結合琉璃河和天馬-曲村的測年結果可以縮小到30年（公元前1050-前1020）。也就是說，把不落在這個年代範圍內的一些說法給排除掉了。

林沄認為，這個地層關係得出的測年數據確實有比較和參考價值，但只能作為第二位的旁證，而決不能作為討論武王克商年代的主證。從豐鎬地區考古分期建立的基礎來看，先周期和西周初期之間界限存在不明確性，年代上可能有交錯，無論如何也無法證明T1第4層的陶器和H18的陶器是以武王克商為年代界限的（即，H18所屬的第一期的年代為文王遷豐至武王伐紂之間，T1第4層所屬的第二期年代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林沄，2004）

（即使按照用考古遺存對應歷史事件的邏輯，也不考慮擬合的問題，武王克商之年的範圍應涵蓋所有西周初和先周樣品即公元前1210-前980，而非先周期單位中最晚的樣品和西周初期單位中最早的樣品之間）

蔣祖棣認為，系列樣品的校正之所以比常規樣品更」精密「，是把考古學者對地層的劃分作為已知信息和限定條件參與排序的結果。但根據考古地層學原理，地層的年代和地層中包含物（即測年用的木炭和炭化粟）的年代並不相同，工程測年所依賴的系列樣品間並不存在類似樹輪間那樣的絕對先後關係，因此系列樣品的擬合也是不可靠的。（蔣祖棣，2009）

（如果是用單個校正年代而不是系列校正年代，先周-西周初樣品的年代範圍應為公元前1130-前930）

總之，工程的參與者把僅有相對意義的考古分期給絕對化了，並可能誤導了測年領域的學者（使其相信考古信息），用這樣得出來的一個年代範圍作為標尺，去評價史家以往的克商年研究，不符合者予以排除，當然是不合適的。如果僅考慮灃西的話，從上引兩表來看，按照工程的邏輯得到的武王克商之年的範圍仍然跨度很大，不足以將依據文獻推算的年代裁決到一個可以容忍的範圍內。

參考文獻：
林沄：《「商—周考古界標」平議》，《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4年第5期。
蔣祖棣：《「系列樣品」的考古質疑》，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俞偉超先生紀念文集·學術卷》，文物出版社，2009年。
仇士華：《14C測年與中國考古年代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首先，要先說一個常識：對於有文字之前的歷史時期的研究，更多要以考古學為主要方法來進行。但是，考古學是建築在材料不充分的基礎之上的，其方法論有其局限性（任何學科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善於構建宏觀的文化發展和演變，而不善於進行微觀事件的研究。
所以從夏商周斷代工程所使用的考古學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文明在那個時間段的形成和演進，但是對朝代搬遷這樣具體到年的微觀事件就只能進行儘可能精細的推測了。
所以我其實挺認同夏商周斷代工程對自身的定位：」現有材料下的最優解「。

夏商周確實不是太靠譜

但是比起西方對埃及巴比倫之類的，那還是好太多了

中國歷史的可靠程度比西方強一百倍

中國歷史問題是，紂王有那麼殘暴嗎？武王伐商是不是有天下支持？

西方歷史問題是，有紂王這個人嗎？有周這個國家嗎?

簡單地說，它不是不可信，只是不成熟而已，也就是比以前的認知要完善，但離歷史真實還差得遠的意思。

詳細分析：夏商周斷代工程之所以面臨可信度的極大爭議，正是因為它是一個有關學界信用破產的經典案例。它在一個學術成果不成熟的時候就貿然進行了大規模的宣傳，導致學術意義上的質疑進入公共領域，而公眾的廣泛了解又限制了學界的自我糾錯，從而事態複雜化，事件影響綿延數年難有公論。

如果只把它作為一個學界內的學術爭論來看，討論他學術上的可信度的話，正如「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領導者，當前國內考古界泰斗李學勤先生所言，「作為一個階段性的學術成果，我們也沒有想它就此成為定論，有爭議很正常」。我們，考慮到它作為一個2000年發布的學術成果，在經歷了數次討論會與國內外學者的批判之後，其發表的數篇論文成果，仍然能得到基本認可，在學科內和跨學科都有相當的引用，可以認為這個工程目前在考古領域和歷史研究領域的貢獻並不是負面的，而且挺重要的，其學術可信度評價是正面的。

然而，把它作為一個有極大公共影響的學術事件，討論其公眾信用度的話，這個工程的成果顯然是低於當時公眾對歷史學界的信用要求的。因為歷史領域的研究非常講究求實，而它的許多創新方法是冒進的，挑戰了學術傳統導致爭議大；又加之政治敏感，使大眾對學術上的質疑容易推進到對學者的人格質疑，使有關學術信用標準的討論也不容易客觀展開，否定其信用度的聲音甚囂塵上。但現在十多年已經過去了，我覺得，對於現在的歷史愛好者而言，這個問題中的可信度可以理性地分兩個方面看，如果只是要引用相關結論的話，可以查閱課題相關的幾篇論文來獲取歷史知識，因為據我所知當前學界無論國內國外都沒有其他更好的研究成果來代替他作為學界共識向外推廣；如果對這個學術課題感興趣的，個人覺得可以先讀發表於《文史哲》2006年第3期的《「走出疑古」的困惑——從「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失誤談起》，一增爭論癥結切實所在的認識，開始慢慢進入歷史研究的領域吧。

我在旁聽我校中國史課程時，老師說他在讀博士時跟隨導師參加了該工程，他覺得該工程的最大意義在於培養了一批掌握了多學科知識和研究方法的學者。。。至於其他，沒啥。。。武王克商等年代就是為了新千年獻禮，趕時間，逼著出的結論，許多新出的青銅器沒辦法排進去。。。你懂的

現代人說夏商周和神話時期，引用的文獻主要有三種，即《史記》《竹書紀年》《尚書》

其中《史記》是儒家觀點，唯心的成分比較多，但是跟已經挖出來的古董相比較，《史記》的可信度是很高的。

《竹書紀年》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跟現代歷史觀非常相符，也是歷史研究員喜歡引用的文獻。

《尚書》就是一份被低估的文獻，這個書雖然屢屢被人質疑為偽作，但是在始皇帝的眼裡，它的分量卻是很沉重的，重要到需要通過燒書來絕禁這本書，可見其在秦以前的書生中的地位。

而且皇帝這個詞，也是趙政從《尚書》中的三皇和五帝取來的。

至少，史前時期的一些人名和部落名稱，是不會錯的，一些基本事件，剝離掉神話色彩之後，很大概率也是真事，

在知乎這種高逼格的地方，夏商周斷代工程這種政府參與的必然是一點都不可信的。

（氣憤）把大虞朝置於何地

剛上大學那會，恰逢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成果出來。一個參加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專家到我們學校講座，出於個人興趣去聽了。有一點觀感。
第一，很多成果是靠譜的，例如武王伐商的年代，用到了天文學、考古學、年代學，這個年代是很靠譜的。
第二，這個工程存在一些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例如某個年代，專家說到底是XX01還是XX99，他們其實還沒弄清，最後「為了全國人民好記」（原話），給定成了XX00。不是專家們不想弄清，但是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都不夠，當時條件下根本弄不清楚。
第三，該工程時間比較緊張。因為是國家工程，到了時間必須出成果來驗收，否則經費很成問題。這種情況下，有些問題只能放過留待日後解決。
綜上，夏商周斷代工程部分成果還是很靠譜的，不靠譜的部分大多是資料不足造成的。

大學時接觸了一下，聽過李學勤老師的一堂講座，具體忘了，好像到現在還沒證明夏朝是存在的信史。
我覺得二里頭已經很能說明問題，明顯的中原文化特徵，但找不到一個文字說不過去。考慮到商人是海濱民族而且崇拜鳥，按中原人看來非我族類，入侵後很有可能搞了個文化滅絕。
亂猜的。
不過聽說這個工程花了不少錢，還沒搗鼓出什麼。為了獻禮，政治意義比較大。這個和清史一樣，還沒搗鼓出啥東西，水平么，天知道。

斷代工程是實質就是通過考古發現和史記對比印證，並通過對文物進行碳14年份測定，爭取得出共和執政前的夏、商、西周早期較為準確年份。
目前的結果是，由於有殷墟，周原豐富的商周遺址和大量甲骨，帶銘文青銅器的出土，歷史學家在對文字進行研究，又通過碳十四測年和對文字記載的天文現象進行推算，已經較清晰地弄清楚我盤庚遷都以後的紀年。我覺得，這部分有嚴謹的科學依據，是可信的。
但盤庚遷都前（即商早期）的斷代，一來考古學家還沒發現都城所在，二來也缺乏足夠的成體系的遺址，文物，文字進行印證，所以斷代學者也認為早商目前還無法斷代。
至於夏朝，從科學考古的角度而言，一沒出土文字，二沒發現都城（二里頭目前只是部分人猜想可能是夏朝的都城，但在國內學界都還沒形成共識），三還沒出現這個時期中國已經出現國家的考古鐵證。因此，「夏」到底存不存在？是一個部落還是一個國家？至今還是一個迷。史記里對「夏」的記載在沒有得到考古印證前，一切還是只是傳說，更別提斷代了。也是因為上述原因，所以外國也只承認對中國出現文明的時代是商代。

好像記得工程驗收時候，驗收組的負責人就是該工程首席科學家李學勤先生，總感覺免不了自說自話的嫌疑

不贊同斷代工程的，很多只是誤會
原始人生產力差，除了擅長狩獵的愛斯基摩人，基本只在暖帶生存。夏朝商朝山東有大象鱷魚，四季不分的年代，現在是無法想像的，要跳出現代人思維去身臨其境
最早的曆法是木星曆，彝族和瑪雅人都是這種曆法，利用400天一次的木星沖日校正錯誤，純粹用來記日子，和刻木的作用類似，只為結繩記事服務。
感興趣的可以看看我的收藏的我的回答2文件夾，都是講上古史的

我認為可信度不高。斷代工程得出的前2070、前1600、前1300都是整十數甚至整百數，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湊數字而未必符合事實。夏朝14代17王卻得有470年，平均每代33.6年每個王在位27.6年，即使是秦漢以來的帝王也沒有這麼長的平均在位時間和壽命。夏朝缺乏考古證據，暫且不論。商周年份同樣有很多問題。

牧野之戰的年份歷來有40多種說法，按《竹書紀年》是前1027年，按西周的利簋推算是前1044年。斷代工程得出的前1046年，無非是根據《國語·周語下》的「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的記載，但這其實是後人的托古之言，且又有多種理解方式。國際上並沒有公認是前1046年，前1046年不一定正確，但與真實年份也不會相差太大。

關於商代後期各王在位時間，可以參考鏈接殷代積年與各王在位年數。古本竹書紀年的273年應該是可信的，實際上加上遷殷年的年底和伐紂年的年初正好是275年。但斷代工程偏偏採用今本竹書紀年的253年(251年)之說，我個人覺得很可能不對。

把周懿王元年定為前899年，這個應該是正確的。但是斷代工程卻認為周懿王在位八年，明顯不符合史實，《太平御覽》引《史記》(此處可能就是指《竹書紀年》)：懿王在位二十五年。從西周金文來看，懿王至少也得在位十五年。而且目前看來，甚至連西周共和元年的年份都可能是錯的，有人指出了西周共和元年可能應改為前824年從青銅器考周宣王立年及紀年元年——兼論共和元年為公元前824年及其它。

現在就對夏商周三代的世系年份進行蓋棺定論，可能太偏早、太急功近利了，畢竟資料少得可憐。也可能將來隨著考古發掘的不斷進行，能看到不少新的資料，甚至可能還可以從楚簡中找出三代的編年史料，到那時再判定具體的年份也不為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