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重農抑商政策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影響？
分析中國古代社會重農抑商的原因和其影響，就能發現中國諸多社會現象的源頭所在。
早期的中國社會並不重農抑商，相反我們的祖先很擅長經商
大約4000年前的先商時期，位於河南北部的商族部落的人非常擅長做生意。商人的祖先相土作乘馬、王亥作服牛，把牛、馬等牲畜用於運輸，進行跨區域的貿易。【1】
從此商族的生意人遍布天下，甚至壟斷了貿易，以至於人們把做生意的人都稱為商人，商人從一個民族的名稱演變成了生意人的代名詞。【2】
藉助發達的貿易，商族人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修建了城市，普及了青銅，創造出中國最早的文字系統——甲骨文，以強大的國力推翻了夏族人的統治。可以說，生意人（商人）才是中華文明的開創者，如果把夏商時代的商人消滅，我們可能會像美洲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一樣，一直過著半游牧、半農業的生活，只有文化而發展不出文明。
到了周朝，商族人雖然被推翻，周人也沒有認為商人需要抑制，或是商人比農民地位低的想法。《周書》指出：農民不生產，就會缺乏糧食；工匠不生產，就會缺少器具；商人不經營，糧食、器具、資本這三寶就會斷絕；管理山澤的人不生產，社會財物就會缺乏。【3】
重農抑商是到了戰國時代，才由商鞅變法正式確立，商鞅在變法時規定：
致力於農業生產，讓糧食豐收、布帛增產的免除自身的勞役或賦稅。因從事工商業及懶惰而貧窮的，把他們的妻子全都沒收為官奴。【4】
商鞅提出重農抑商的時代背景是東周社會遭遇了馬爾薩斯陷阱，在進行巨大的社會轉型。各國的土地供應陷入停滯，大量的新增人口無法獲得足夠的土地來養活自己，引發諸侯國的社會動蕩。為了解決土地供應的危機。諸侯國之間的戰爭變得更加血腥，從春秋時代以搶奪土地和人口為目的的兼并戰爭，演變為以殺人奪地為目的的滅國戰爭。
在這篇答案《為什麼春秋時大國間的戰爭還是爭霸戰爭為主，到了戰國就轉向更殘酷的滅國統一戰爭？》里，介紹了齊國經過管仲的改革，通過發展工商業實現了社會系統的升級，提供了農業之外的就業機會，緩解了馬爾薩斯危機。
而秦國則在商鞅的帶領下，走上了重農抑商的改革之路，只是意想不到的是，商鞅的重農抑商政策雖然暫時解救了秦國，卻把中國從封建社會拖入了中央集權社會的泥潭，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轉折點。
軍國主義的「重農抑商」
秦國軍隊之所以能橫掃六合，又在秦始皇統一後快速土崩瓦解，其根源就在於重農抑商政策，而暴政是重農抑商的必要手段。
以下並不是指責「商鞅太笨，我干更好」的上帝視角。商鞅變法也有大量可取的地方，是當時僅有的選擇之一。但是現代的教科書、影視文藝作品對商鞅變法多是一面倒的正面評價，很少會提及變法產生的嚴重毒副作用，以及對後世的負面影響。而這正是下面要指出的，希望大家兼聽則明。
商鞅的「重農」其實是給百姓套上了無形的沉重枷鎖。利用戶籍政策、連坐制度，限制了人們的遷徙自由，老百姓只能待在政府分配的土地上終年的勞作。政府還通過律法給百姓下達了固定的農業生產任務，並強制要求必須完成，否則嚴懲【5】。
商鞅的「重農」還有一個重要組成就是愚民政策【6】。不讓農民接受教育，沒有知識和能力去選擇其他職業，只能專心務農。
這些政策與其說是重農，不如說是牢農。以犧牲百姓的職業選擇自由為代價，來滿足秦國發動侵略所需要的龐大軍糧後勤需求。糧食在古代戰爭的勝負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如果想了解戰國時的後勤和糧食生產，建議閱讀《為什麼先秦時代都是幾十萬上百萬的大軍會戰，到了明清卻縮水成幾萬十幾萬？》。
商鞅的抑商政策對商人進行了多重的限制。政府對商人徵收重稅，使企業經營變得困難。如果商人經商失敗，還要懲罰商人的妻子、女兒賣身給政府為奴。在這樣的高壓下，誰還敢去冒險創業，商人所能創造的就業必然大幅減少。沒有了多樣化的社會上升通道，人們只能選擇老老實實在家務農。
但是馬爾薩斯陷阱是繞不過的，秦國的土地也是有限的，當現有的土地分配完了，大量的年輕人從哪裡獲得土地？
商鞅早就提供了解決方案——靠軍功。在商鞅變法中，重農和抑商都是在對人的自由進行限制、封堵，唯獨軍功制度是激勵和上升通道。
商鞅已經給年輕人準備好了就業崗位，崗位職責就是殺！殺人！殺更多人！
崗位的績效考核也很明確和量化，KPI就是人頭數。翻看一下《商君書·境內》，全是按照人頭數量計算軍功。殺人越多，軍功等級越高，獎賞的土地、財富越多，家庭的社會地位就越高。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家庭幸福取決於他殺人的數量，還有比這更畸形的社會制度嗎？
所以商鞅變法就是一項血腥的軍國主義制度改革，導致的結果就是把整個國家變成瘋狂的殺人機器！
但是這個激勵制度是粗暴而高效的，秦國通過收割人頭，國家機器進入了土地擴張的「良性循環」。秦國的勝利就是六國的滅頂之災，秦軍所到之處，屍骨如山，血流成河。有人根據史料估算，僅僅白起就屠殺了120多萬人，整整是南京大屠殺的4倍！
更可怕的是，隨著秦國人口的增加，虎狼之師的數量也在增加，所以六國覆滅只是早晚的問題。
長平之戰，為什麼白起要屠殺40多萬已經放下武器投降的趙國和上黨軍民？
如果要是為了掠奪人口，根本不需要屠殺這麼多人。即使是害怕這些戰俘兵變，也沒有必要全殺死，充當奴隸也行。
就是因為軍國主義政策，在軍功獎勵、對敵威懾和後勤壓力下才需要屠殺手無寸鐵的戰俘。
士兵需要人頭來獲得軍爵。為了圍困住趙軍，秦昭襄王還親自跑到離戰場最近的河內地區，給百姓進封民爵一級，徵發當地15歲以上男子全部去長平支援【7】。而民爵一級就意味著獎勵田地一頃、宅地九畝。軍爵和民爵都要獎賞土地，這些新的土地從哪裡來？只能靠殘暴的屠殺40多萬趙國和上黨軍民來獲得！
至於對敵威懾和後勤壓力，限於篇幅不再展開，還是建議閱讀《為什麼先秦時代都是幾十萬上百萬的大軍會戰，到了明清卻縮水成幾萬十幾萬？》。
為什麼秦朝的壽命很短，僅僅維持了15年？
六國覆滅後，秦國並沒有逃脫馬爾薩斯陷阱，相反秦國像黴菌一樣完全布滿了培養皿，統一六國後沒有更多空間來征服了。
秦始皇不僅沒有進行經濟轉型，進行社會系統的升級，反而變本加厲的推行重農抑商。甚至下令迫害商人，把商人和奴隸一起充軍到邊塞屯邊。
秦國建國初的人口約4000萬人，沒有了戰爭消耗，人口每年都指數型增長，土地快速飽和、工商業停滯不前，這些年輕人他們的就業需求如何解決？
秦始皇也努力過，凱恩斯主義的措施都用上了【8】。修秦直道、建萬里長城、北伐匈奴、開靈渠，南征百越、蓋阿房宮、挖驪山陵墓……但是這些戰爭和工程只能解決一時的就業問題，根本無法持久。
圖片來源：
圖片來源：秦始皇陵暗藏世界最大土木金字塔(組圖)
年輕人沒有工作就沒法養活自己，盜匪猖獗、流民四起，流民的搶奪造成更多人無家可歸，引發更多流民的雪崩效應，終於讓表面上很強大的秦帝國在秦始皇死後瞬間瓦解。
是不是戰國土地承載能力有限，糧食產量無法支撐剩餘人口去發展工商業，所以只能重農抑商呢？
土地承載能力的確是有限的，這也是馬爾薩斯陷阱的核心。但是中國土地的承載能力遠不是戰國時代的4000萬人，還有極大的提升空間，而這樣的提升空間只能靠發展工商業來獲得，而重農抑商只能壓縮其空間。
我們知道漢朝的工商業政策比秦朝要寬鬆，取消了很多對農民和工商業者的限制，在文景中興和昭宣中興時代出現了極大的繁榮，人口從漢初的1500～1800多萬增長到西漢末年的6000多萬【9】。唯獨在重農抑商最嚴重的漢武帝時代出現「戶口減半」。人口出現負增長，40多年裡，從3600萬降到3200萬，損失了1558萬人口【11】。
中國歷史上最開放、自由的時代是唐宋時代。唐朝的人口頂峰時期接近8000萬人【11】，宋代更是僅用了百餘年，就猛增到1.4億人【12】。在美洲作物進入中國前，這是中國土地所能承載的人口的上限。如果唐宋還是奉行重農抑商，是絕不會達到這樣輝煌的成就的。
為什麼唐宋之前的朝代沒有突破？
我認為之所以沒能突破，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不是唯一的）是工商業基礎較差。
我們以農業工具為例，即使有人發明出了更先進的農業工具來提高農業生產力，但新農具無法量產，因為缺少規模化的工業基礎來降低製造的成本（例如鐵的成本）。運到客戶的手裡的成本也很高，因為沒有發達的商業網路來擴散（例如分銷渠道）。新農具的銷售價格就降不下來，農民買不起，好的農具不能普及，農業生產率當然也提升不上去。
這樣說可能有點抽象，再舉個現代的例子，例如你在朝鮮設計出一款手機，但是沒有中國發達的重工業、沒有齊全的製造業、沒有繁榮的華強北、沒有方便易用的淘寶、沒有四通八達的快遞等一系列的工商業基礎作為配套，這個手機在朝鮮是很難造出來的，造出來也不是普通人能買得起的。
不僅新農具是這樣，新化肥、新燃料、新武器、新戰艦……等等，都會因為工商業的瓶頸而發展緩慢。
所以根其原因還是長期對工商業的抑製作怪，而不是我們的土地承載不了更多的人口。
工商業再發達不也只是加強了流通嗎？糧食並沒有增加，怎麼能說工商業提高了土地承載能力呢？
我們對商業的最大誤解之一就是認為商業只促進了流通，沒有增加糧食產量，也就是商人不創造價值。從古代先賢、帝王，到現代的馬克思等社會精英都有這樣的誤解。
其實工商業對農業產量有極大的推動，商業的作用就是為農業增加一整套的系統。舉個例子，我們可以把農業看成發動機，而商業就像是我們圍繞發動機接入了各種設備，最終把發動機打造成了一輛完整的汽車。同一台發動機，好的系統設計可以發揮出90%的發動機功率，差的設計可能只能發揮其10%的功率。例如韓國和朝鮮就是鮮明的例子，在民族、歷史、經濟完全相同的條件下，發展出效率差別極大的社會系統。
過去人們看待經濟非常片面，就像一個人的眼中只看到發動機，不在乎傳動系統，因為汽車的傳動系統沒有製造動力、只是輸出動力。因為他們的知識和工具有限，無法從整個系統的視角上看經濟！
我們知道，汽車設計師雖然都很重視發動機，但絕不會忽視傳動系統的設計。相反，好的設計師會設計出最能發揮整車性能的傳動系統。同樣，工商業並不是只加強了流通，工商業幫助農業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產量。
首先從供求關係看，商業是農民增產的動力源泉。
糧食有更多剩餘才可以換來更多的財富，但是如果沒有商業作為中介者進行交換，農民是得不到財富的。甚至剩餘的糧食多了，不僅不能換來財富，反而會使已有的糧食大幅貶值。因為一個地區的糧食消費量有限，糧食剩餘多了價格就會下跌，糧食交換其他物品的購買力就下降。只有靠商人及時把糧食外運到缺糧的地區去進行套利，才可以最大限度的換來財富，避免過多庫存導致的財富貶值。
然而在商鞅的重農抑商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禁止商人買賣糧食【13】，這就讓農民增產的動力就會減少。而且農民只能選擇和政府做交換，沒有其他選擇，政府定的價格無論高低也只能接受，沒有議價的空間。對農民積極性的打擊必然會極大的影響糧食產量，這在大躍進時代已經被反覆證實。
其次商業是農業灌溉設施建設的推動者。
灌溉對提高農業產量的作用極大，灌溉條件好的是上田，差的是下田，產量相差一倍。也就是說灌溉覆蓋率越大，產量翻番的土地越多，承載的人口也可以翻番。但是灌溉設施建設需要大投入，原來政府用征徭役的辦法來建設水利，但這隻能滿足乾渠建設。最關鍵的是毛細血管一樣的支渠和送到田間地頭的小渠，以及水閘、水車等大量水利設備的配套和日常維護運營。這些工程的工程量和資金消耗甚至超過乾渠，誰來掏錢建設和維護？
這時商業的作用就體現出來，提供貸款、提供水利設備以及維護運營等大量工作，由資源多的商人來做效率會更高。因為水利雖然投入大、回報周期長，但卻是風險小、收益穩定的資產。沒有商人的參與，乾渠的灌溉覆蓋率就提高不上去，即便短期提高了，也做不到長期維持。這樣看，商業就像人體內的分支血管和毛細血管，為遠離主血管的組織提供養料。
商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是加速新工具、新物種的交換。
例如鐵質農具，雖然在戰國就已經存在，但直到漢朝才真正得到普及。因為漢朝早期，尤其是文景時代，放鬆了對商人的限制，允許商人開採礦山和冶鍊鋼鐵。這在戰國是絕不允許的，因為鹽鐵屬於政府絕對壟斷的領域。礦山放開後，漢朝很快就誕生了大量富可敵國的冶金大王。市場的競爭讓鐵器的價格快速降低，鐵器的零售網點也大量增加，這才讓鐵制農具得到大範圍普及。
還有新物種的引入，也是由商人完成的。如果靠政府或是農民，則推廣的速度極慢。我們知道宋代之所以能達到1.4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普及了中南半島的占城稻，將水稻收穫周期從180天，縮短到60天，可以一季二、三熟，這個增產是極為可觀的。
占城（占婆Champa）在秦漢時代就在中國版圖之內，秦朝屬象郡，漢朝屬日南郡。
圖片來源：
圖片來源：Champa
但占城稻直到到宋朝才引入，這中間居然用了1000多年，有趣的是，宋代時占城已經不再中國版圖之內了，可以看到其實政府的流通作用非常有限。
圖片來源：
圖片來源：二里頭遺址祭祀遺存區
這種叫Monetaria moneta或叫Cypraea的海貝廣泛分布在印度洋和太平洋里（黃色區域）。
這些地方遠離中原王朝的統治範圍，所以貝殼的傳遞並不是由政府來推動的，而是各地的商人用接力棒式的傳遞完成的，其傳播效率遠高於占城稻的傳播速度。要知道夏商時代比秦漢還要早1000多年，比宋代更是早2000～3000年，那時候的交通條件極差，夏商時代的人們都做到了！
這些地方遠離中原王朝的統治範圍，所以貝殼的傳遞並不是由政府來推動的，而是各地的商人用接力棒式的傳遞完成的，其傳播效率遠高於占城稻的傳播速度。要知道夏商時代比秦漢還要早1000多年，比宋代更是早2000～3000年，那時候的交通條件極差，夏商時代的人們都做到了！
為了證明商業對流通的加速作用，再來看一個證據，就是小麥傳入中國。
圖片來源：
圖片來源：https://dl.sciencesocieties.org/publications/cs/abstracts/48/3/1117?access=0view=article
根據DNA的分析，小麥的原產地在中東地區，大約4000多年前的夏商時代傳入中原，其傳播路線就是後來的絲綢之路。小麥從西向東跨越萬里的傳播過程也是商人的功勞，和政府無關，因為那時候在中原地區才剛剛開始形成城邦國家。這條貿易路線建立的時間比張騫出使西域早2000多年，也就是說不需要政府的推動，長途貿易完全可以靠商人來自發和高效的完成。
順便說一下絲綢向西方傳播的時間問題。很多人的慣性思維是，絲綢之路是在公元前139年由西漢的張騫開闢，這是教科書上的說法，強調的是漢武帝政府的干預作用。但實際上絲綢之路至少在公元前1000多年前就已經開闢，《自然》雜誌1993年3月的一篇論文就介紹了考古學家在古埃及第二十一王朝的木乃伊上發現了絲綢【14】，其年代相當於商末周初。這裡並不是否認張騫的價值，而是為了突破既有的思維天花板，強調商業的效率遠遠高於我們的想像。
好吧，光說這三點就夠了，商業對提高農業產量有極大的影響，抑商只能減緩農業增產，而商業也絕不是加強流通這麼簡單，商業為農業提供了更完善的外部系統，可以極大的促進糧食產量。
腐敗橫行是抑商政策滋養出的另一個毒瘤
把商人貶低成最低賤的階層，在各個方面限制商人的自由，在缺錢的時候敲商人的竹杠，想方設法的迫害商人，使商人不得不匍匐於權力腳下，蛻變為壟斷性官商，成為權貴的提款機。
官商不僅是腐敗的土壤，更阻礙了商品的流通、扭曲了市場的調節作用，加劇了貧富兩極分化。腐敗滲透到社會每個角落，貪官前仆後繼的湧現。這個現象自商鞅和秦始皇而始，直到2000多年後的今日仍然是中國社會無法根除的毒瘤。
沒有商人願意放棄自主權和自尊心去刻意討好權貴，但是如果權力可以影響企業的發展、甚至生死，從博弈的角度看，抱住權力的大腿當然是最好的市場競爭策略。所以腐敗才會滲透到到社會的每個角落，即使殺光所有貪官、完全改朝換代，腐敗仍然會捲土重來。
如果社會是另一個樣子：商人從來不怕官員，卻懼怕消費者，擔心自己的員工。這樣的社會，賄賂官員不會有多少回報，老百姓不擔心食品安全，員工也不擔心權益被老闆侵吞。這樣的社會還需要天天喊嚴懲腐敗官員、整頓黑心商家和為農民工討薪嗎？
是不是因為秦國自身的地理條件不如齊國，不適合發展工商業，所以只能搞重農抑商？
其實，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里對齊國和秦國的地理條件作了詳細的分析。
先看齊國的地理位置和資源
齊國建國時，姜太公的封地在濰坊昌樂，昌樂東北靠海，是泥質灘涂，既不是交通要道也不是天然良港。
司馬遷說：那裡的土地都是鹽鹼地，人口也非常稀少。
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
所以無論是地理位置、土地肥沃，還是人口數量，齊國的條件都很差。
再來看秦國的地理位置和資源
不同於現代人對中西部經濟落後的印象，在古代，秦國所在的關中地區，地理位置非常優越，夏商周時代就是良田沃土和貿易中心，非常適合經商。
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司馬遷分析原因如下【15】：
關中地區坐擁良田千里，從堯舜時代就是最肥沃的農田。周文王、周武王在關中建立豐京和鎬京，並迅速崛起。關中的百姓不僅善於耕種，而且民風淳樸。
春秋時代，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把秦國的首都建在陝西鳳翔，因為這裡地處甘肅和巴蜀貨物交流的中心，商賈雲集。
戰國時代，秦獻公遷都陝西臨潼，而臨潼向北可以通往塞外草原，東邊則和山西地區接壤，所以這裡也有許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在咸陽治理秦國，漢朝在旁邊建立長安城作為首都。四面八方的人都聚集到關中，地方小、人口多，這麼高的人口密度非常適合從事商業。
關中的南面是巴蜀，巴蜀地區也是一片沃野，盛產梔子、生薑、硃砂、石材、銅、鐵和竹木之類的器具。巴蜀的南邊是雲南，那裡出產奴僕。巴蜀的西邊和西昌、攀枝花接壤，那裡出產滇馬和氂牛。巴蜀地區四面閉塞，通過四通八達的千里棧道與周邊相通。關中則控制了褒斜道棧道的出口，巴蜀通過這裡用他們豐富的資源來換取他們稀缺的資源。
天水、隴西、慶陽、榆林和關中的風俗相同，向西就是河西走廊與西域聯通，向北則可以獲得塞外草原的牛羊、馬匹，那裡是天下畜牧業最發達的地區。可是這些地方的地勢都很險要，只有長安是他們對外交通的要道。
通過司馬遷的分析，我們知道秦國所在的地區是周邊的交通要道，四面八方的通道都在關中附近交匯，這樣地理位置非常適合建立貿易中心發展商業。
這麼好的資源，如果讓管仲來治理秦國，肯定會比在齊國更如魚得水、風生水起。但是很不幸，秦國沒有管仲，他們選擇了商鞅。
所以說，「秦國自身的地理條件不如齊國，不適合發展工商業，所以只能搞重農抑商」，這樣的說法完全不成立。事實上沒有比秦國更適合發展工商業的了。
抑商的幽靈徘徊中國2000年
雖然秦朝滅亡了，但是重農抑商的思維定勢依然沒有消除，相反成為歷代統治者的最重要的經濟政策。特別是漢武帝時代不僅重新強化了重農抑商政策，還支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原本互相競爭的多元化思想變成了儒家獨大。
- 重農抑商導致國家的工業不能升級，
- 工業不能升級導致製造不出強大的武器，
- 沒有強大的武器只能被游牧民族反覆的蹂躪，
- 政府為了抵禦游牧民族的侵略只能窮兵黷武，
- 窮兵黷武需要大量的後勤軍糧，只能變本加厲的重農抑商，
這就是中國2000年沒有走出來的惡性循環。
漢武帝雖然武功卓絕，但是窮兵黷武直接導致西漢的人口減半。《漢書》指出，武帝雖然有攘四夷擴大疆土之功，但多殺士眾，耗盡人民財力，奢侈無度，天下空虛，百姓流離失所，死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劇，武帝死了15年後，財政積蓄還無法恢復，對百姓無恩德，不應為他立廟樂【16】。
漢武帝到了晚年終於幡然醒悟，下《輪台罪己詔》，給經濟鬆綁，才讓漢朝沒有步秦朝的後塵。但是後世的人們沒有把漢武帝的教訓引以為鑒，只記住了漢武帝的「開疆拓土」和「雄才偉略」。
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一定是商業最繁榮、思想最開放的時代，例如漢朝文景、唐朝、宋朝的太平盛世。
而那些由盛而衰的時代總會出現窮兵黷武、迫害商人、壓制思想、閉關鎖國，例如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和不敢說。
結論
後續閱讀
- 戰國時代的馬爾薩斯陷阱和解決方法：《為什麼春秋時大國間的戰爭還是爭霸戰爭為主，到了戰國就轉向更殘酷的滅國統一戰爭？
- 超越人類歷史看馬爾薩斯陷阱：《馬爾薩斯陷阱和歷史周期規律》
- 戰國時代軍事後勤和經濟分析：《為什麼先秦時代都是幾十萬上百萬的大軍會戰，到了明清卻縮水成幾萬十幾萬？》
參考資料
【1】《易·繫辭》：「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管子·輕重戊》：「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
【2】「商人」的由來
【3】《史記?貨殖列傳》：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4】《史記?商君列傳》：
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5】《秦律?田律》：
入頃芻稿,以其受田之數,無墾不墾(不論墾殖與否),頃入芻三石,稿二石。
【6】《商君書?墾令》：
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辨慧游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游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知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知農不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
【7】《史記?白起王翦列傳》：
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 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
【8】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宋韻聲譯，華夏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99，
"如果我們的政治家們由於受到古典經濟學派經濟學的影響太大，想不出更好的辦法，那麼建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戰爭都可以起著增加財富的作用。"
【9】葛劍雄，《中國人口史 第一卷 導論 先秦到南北朝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12，375，「西漢期間的人口從1500萬～1800萬增加到6000多萬」
【10】馮國棟，《中國人口史 第二卷 隋唐五代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11，182，「唐天寶……實際口數越為7475萬～8050萬」
【11】葛劍雄，《中國人口史 第一卷 導論 先秦到南北朝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12，389，《武帝時期「戶口減半」的事實》「根據前面的結論，武帝前期的最高人口數(約在元光2年，前133年)約為3600萬，40多年間總人口減少了越400萬。如果按正常的年平均增長率7‰ 計，40年可以增加32.18%，應該從3600萬增加到4758萬，而實際反而降低到3200萬，損失率1558萬。」
【12】吳松第，《中國人口史 第三卷 遼宋金元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12，621，「北宋承唐末五代天下大亂，太平興國五年（公元980年）只有約3540萬人，經過百餘年的迅速增長，到12世紀初的北宋末年達到峰值階段。當時，在北宋、遼、西夏、大理等國範圍內，總人口達1.4億。」
【13】《商君書?墾令》
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飢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墾矣。
【14】Use of Silk In Ancient Egypt
【15】《史記?貨殖列傳》：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
及秦文、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
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襃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
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
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
謝邀。
按照亞當斯密的理論而言，古代中國並不是一個重農抑商的國家，而是一個重商主義的國家。
重商主義的特徵：
1、注重積累政府財富；
2、國家掌控農業、製造業、商業；
3、壟斷對外貿易，設置壁壘形成貿易順差。
4、建立殖民地，為國家提供工業原料。
比照這些特徵，從秦漢至明清的中國，除了第四點由於中國本身能夠基本滿足需求不太切合外（兩漢對西域的經營，具有第四點特徵），大致是符合的。
古人沒有那麼落後，他們很早就意識到商業是最容易聚斂財富的行業，所以統治者很早就認識到，一定要控制在政府手裡。鑄錢不用說，這是最直接獲取財富的手段，收歸國有；鹽，暴利，收歸國有；鐵，暴利，戰略物資，收歸國有；糧食，國家戰略物資，設立 常平倉，豐年則糴，災年則糶，平抑物價，維護穩定；馬，國家戰略物資，國家設有司統一管理。
同樣，我們看到，一方面明清時代有海禁，一方面又有市舶司、廣東十三行這樣的機構。這並不矛盾，禁的是民間，開放的是政府。
國家重農抑商不假，幾乎漢代以後每個王朝對於商人為官、地位甚至衣服穿著都有限制，漢代規定「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後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宋代規定，「工商雜類」不得「與士齒」，明代商人還不能穿綢紗。
但是，規定只是規定。何況還有規定，捐錢可以買官，捐錢可以贖罪。何況，還有大量的公有制經濟，哦不，國有經濟，哦不，官辦企業。
這個國家，本身就是一個最大的商業共同體，官員在謀求權力尋租，商人也在謀求政治庇佑。官無商則不能履青雲，商無官則無以致重利。
我們會發現，中國到後來，常常被這樣一群人把持，他們既是地主、又是商人、又是知識分子。
這樣的體制當然也具有優越性，由於積累了巨量的財富，它可以開挖運河、建造海堤這種超級工程，也能組織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但同時，「重商主義所要獎勵的產業，都是有錢有勢的人所經營的產業。至於為貧苦人民的利益而經營的產業，卻往往被忽視、被壓抑。」（亞當斯密語）
典型的就是明末，即使在陝北已經爆發旱災，糧食減產，流民四起、女真人叩關，政府財政窘迫，可江南的大地主、也是朝堂的實際掌權者，卻要再向底層人民來一刀，征三餉，江南在幹什麼，依然在用良田種經濟作物，因為這能給他們帶來大量的銀子。
所以，造成的影響是這樣的：
1、城市與鄉村的二元對立。城市在傳統中國，通常只是片面的「吸血」，而沒有反哺農村的功能。在網上一直有篇文章，大致講最喜歡穿越的時代是宋代。裡面有宋代富足生活的描述，引用了《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的內容，但是我們需要注意到一點，所有的生活都是都市生活，確切點說是京都生活，便宜的物價、充足的食品，方便的娛樂生活，都是建立在城市畸形發展基礎上的，而宋代的農民起義，是中國歷史上最多的，苛捐雜稅也非常繁多。
2、 @張英鋒的答案說得很好，但有一點我不太認同。比如工業無法升級導致武器落後致使被游牧民族蹂躪，事實上，至少在軍事領域，古代中國應用技術其實相當快，但是應用技術常常只能用在一個較小的範圍，統治者無力也無心將技術大規模應用。技術是被以一種類似巫術的傳統在傳承，所以我們看到，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技術突破，但是技術並不能產生革命性的飛躍。
3、吃苦耐勞，勤奮向上。基於第一點，中國只有很少人能享受到文明的成果，而享受到這個成果的會特別舒服。所以中國人向上的意願特彆強烈，跳出農門，成為人上人的誘惑一直是這個國家永遠的主題。
4、不守規則卻願意依附個人。規矩都是為別人定的，至於自己，能突破就突破，老老實實守規矩的最後利益都會被漠視、被侵害；盈利致富都是來自於政策，所以能夠找到後台，比踏踏實實做生意來得實在。
5、運動式治理，隔幾年剪一次羊毛。國家要把財富控制在自己手裡。
6、中央和地方的既矛盾又相似。每個地方政府都是一個小型的重商主義國家，中央和地方都想把財權控制在自己手裡。謝邀。
因為豐熟有時，旱澇無常，老年間說法，三年存糧才抵一年饑荒，所以很講究積蓄，很在意存糧，不太敢狠命花費，以節儉為美。
因為老人更有務農經驗，而在農業社會普遍文盲率高的情況下，經驗約等於智慧，所以年長者受敬重。
因為務農必須將勞動力控在土地上，所以人口流動不算頻繁（除非饑荒，去外地就食）——相比游牧與航海民族。
因為人口流動不算頻繁，所以對本鄉本土的熟人關係更重視，鄰里抬頭不見低頭見。
因為許多農活是必須多人合作的——老年間農村，許多大活，一家是做不來的，所以經常得幾家顧一家，輪流來——所以很重視鄉鄰關係。
因為在農業社會，熟人約等於靠譜同鄉，商人約等於外來投機的，所以有相對的排外情緒，對外地人普遍冷淡。
因為商業約等於投機買賣，務農等於自力更生，所以普遍推崇紮實肯乾的，鄙棄耍心思的。
因為農民只要交稅，不與聞資本與政治，所以普遍安分守己，上層與下層是斷裂的，農民不關心皇上是誰，更關心稅吏。中國歷史實際上是城頭變換大王旗，農民只是埋頭做而已。
因為務農，所以更關心傳統的延續，很擔心變化和不穩定。
這就是一代代農業社會給予他們的深刻烙印。
謝邀。。
事實上，「重農抑商」，在大多數時候抑的是」民間工商業「，不等於抑製作為流通產業的」商業「，而我朝在大部分情況下事實上按照經濟學立場來說，是柯培爾式的」重商主義「的古典版，柯爾倍爾本人是路易十四時代的財務官。思路非常相似，只不過歷史階段不同，使得我們並不依賴歐洲水路和地中海建立起來的城市貿易體系，並且沒有形成工業，而相似的背景在於，路易十四是從卡佩王朝至波旁王朝的整個法國王系中，唯一一朝君主完全把控貴族，教會，並朝綱，控地方事務，兼三級議會的中央集權王朝。
柯爾倍爾的政策大約分以下幾點：
1，國家絕對主導經濟，有國家保持戰略產業和利潤產出最高的產業，並完成財政積累。形成國家專營經濟。
2，官辦經濟改革，在國家政策主導下，被設為特許壟斷市場，並享有特殊稅制優惠。
3，國家本幣作為財富積累的標誌，此本幣必須是天然貴金屬貨幣，國家把持鑄幣權，並控制發行量。
4，土地不作為流通品出現，國家主導土地政策分配給農業人口，和作為貴族，教會勢力的封邑。
5，設置關稅壁壘，保證國內商品經濟的自流通。
6，國家設置國倉，通過國家投入徵收商品的數量來進行物價調控
所以，事實上除了柯爾倍爾時期，是在專營發展手工業為基礎的流通市場，而我國古典時期專營的是鹽，鐵，馬匹，正如桑弘羊《鹽鐵論》所言：「今放利於民，罷鹽鐵以資豪強，遂其貪心，眾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御日以不制，而併兼之徒奸形成也。」
而真正意義上國家抑制商業，從農業開始作為財政收入主體，即「今黔首自實田」，通過建立土地稅制來下放土地經營權和所有權，此種經濟適配僅限於「農-兵」一體時代，農民安土重遷，土地政策下，土地基礎是其保障經濟產出的唯一生產資料，於是他們相對於流通性高商人階級更容易由於「保衛土地權利「形成由地理親緣性和血緣親緣性（同姓村落）形成農業共同體，而農業共同體是我們人情社會的基礎。而商鞅」重農「本質上是重」農耕，兼農戰「，作為主體，但是兼有對於商人分工的尊重。
從高祖開始，商人一直被限制營用和上升，中國貴族體系中由土地專斷把持，而從門閥政治沒落到科舉形成，官僚體系開始慢慢建立，則教育專斷形成。這些使得商人階級無法進入更為高的社會階層，初期只能依附於底層士紳人情社會上，因為商人下鄉無法融入農業共同體的人情社會，我朝底層由於地理親緣形成的村落經濟一直對於外地人的流走有一定排斥，故而作為城--鄉二元結構的神經末梢，而在城市經濟發展後，諸如通過水系發達交通和手工業發展流動後，商人階級取代了家族政治成為了士紳。士紳階級的理性策略一部分來自於對於地方官僚的依附，以及對於底層宗族社會的合作。
而貴族的土地專斷，並且一定程度的土地私有流通，造成了歷朝歷代的土地兼并，擠占純粹商人的資本擴張空間。而國家對於高產出產業和物質資料流通的把持，始於齊國管仲時代，管仲是強稅制下的國家干預主義，強稅制體現為」隱含稅率「，即《管子·國蓄》：「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
國家干預主義體現在《管子·海王》：「令鹽之重升加分強……千鍾二百萬……禺策之……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
以及《管子·地數》：「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
而國家干預主義實質上除了集權需要擠占商人階級的空間，並作為土地政策的適配，同時也是國家財政收入的基礎。即使是到了唐宋時代，近世莊園經濟開始興起，行政政令主導商業流通，並以地域作為商業單位計，實際上並沒有客觀上促進私商發展，私商更多是在手工業興起後，在政策空隙中尋求城鎮經濟的商業共同體才導致客觀上的富民，政策本身實質上在保證土地產出和財稅，但是由於土地貴族階級龐大，財稅制度在此時顯得積弱。
正由於以上特點的延續，在國家財政積弱和農業人口不穩的雙重危機下，比如明末的邊防開支籌集和流民四起。會顯得組織力尤為低下，土地貴族階級會呈現自保狀態，不願意貢獻任何財富，而商人階級會在流民造成宗族社會暫時解體的狀況下，傾向於繼續壓榨一把底層，並更強地依附地方政治，這會使得整個中原王朝的古典統治機器開始趨於錯位。
而以上造成了什麼影響呢？
1，官商勾結傳統，商人階級由於上升渠道限制必須依靠地方官僚體系和國家行政令的空間來取得地理交通優勢帶來的商業利潤，並期望通過這種方式來取得對於地方事務的一些話語權。
2，土地貴族階級同時呈現土地資料專斷，教育專斷，權力專斷的特性，於是我朝長期存在一個同時兼具文人階級形態，官僚政治意識，和貴族存續，併兼有廣大土地的上層階級。
3，農業共同體造成基於家族政治的底層人情社會的形成，體現為基於地理親緣和血緣共同體的互助主義，並形成共同體約束，宋理學過後形成實質性，自組織，自治的宗族社會，開始強化父權家族制，並形成我們人情社會的等級秩序和交往規則，並形成熟人社會，所有地方規則都是通過這種熟人社會作為監督，並通過風俗，傳統形成判斷主體。在人口流動中，鄉鄰關係，同姓關係，同鄉關係都是組建新共同體的意識基礎。
4，士紳階級依賴於城鎮經濟存在，但經濟產出上同時依賴於鄉村結構，形成特有的鄉紳模式，與縣級官僚形成某種程度合作關係，這個階級由於手工業發展，慢慢被商人，小地主階級佔據，凌駕於宗族社會之上，形成農村的「老爺」。並且士紳階級對於農村經濟是單方面索取，工業尚未發展，使得城市經濟無法真正意義上找補農業經濟，加之土地兼并的可能性，使得農業人口常年集聚著不穩定因素。
5，城鄉二元結構經濟形成，這是農業為主要產出，民間商業在行政壟斷下，只能依賴於組織力更高，集中度更高，地理條件更好地城鎮經濟，並通過土地政策靈活性，實現資本聚集效應。這使得城鄉二元結構由於經濟雙軌形成，而行政上的城鄉二元結構由第四點誕生。
6，商業規則基本是行政指令的漏洞，官僚體系的運作和商人階級的共識三者的加總，使得我朝一直缺乏自上而下，完整統一的商業法規，而是完全丟給民間商業生態來自行調節。所以商業競爭很大程度都是惡性競爭，雙方靠打群架來爭奪一個鋪子，以及對於官場關係的利益博弈來決定勝敗是常有的事情。
7，資產階級弱勢，長期無法形成真正意義的政治力量。
8，吃苦耐勞，諸事不關己，並不熱衷政治。因為上層和下層在這個問題上很多時候是割裂的，政變導致的政治結構變遷，王朝更替進行政體法統變更，運動式的政治洗牌是主要旋律，但是這一切和我民眾沒關係，該吃吃該喝喝，該讀書舉士的繼續讀，通過新的王朝社會階梯服務新的王朝；養家糊口的繼續種田，做工。。而缺乏底層普遍的共同體意識，除非遭到共同利益（土地)的侵害，直到較晚時期民族國家意識開始形成，在外敵壓力從文人階級開始形成的愛國情緒普遍化以後，才開始形成真正的國族意識，但是這套處事原則，一定程度保留了下來。
9，由於同時存在中央集權下的垂直結構，又存在地方事務的一定自治。故而中央-地方的博弈一直存在，最大的博弈點就是財政自主權的博弈，通過行政指令和地方反饋形成議事體系來進行。
10，農業內卷化強化了宗族社會中的互助體系，內卷化實質是土地邊際產出和人口增長在現有技術體系下的矛盾，並長期處於馬爾薩斯停滯，形成一種「糊口」的自然經濟體系。那麼這樣形成了兩個保守策略，1，地理條件較為差，比如存在山區屏障，只能通過海洋或者內陸水系的交通來討生活，投身商業，無法形成長期的屯田產出，這些地區的隨著人口流動，開始以同鄉共同體外出形成明末的民商經濟。
2，更多的適宜農業地區，需要通過增加家族內的分工來進行增加產出的工作，父權大家長制，宗族祠堂制，地區族內的父權倫理法庭開始受到強化，此時女性在這種強化的宗族社會中，會被更加禁錮在家族內部進行分工，這種分工包括父權下將女性鎖定在「母親角色」（無償貢獻家務勞動力）和「生育價值」（為農業父權家族添男丁）的角色上面，為家族內部進行自我奉獻，並在地區內形成強制力，比如農村地區童養媳開始出現，並使得女性遭到更為嚴苛的父權倫理審判，形成對於女性群體的價值剝削，並形成某種全社會性德父權意識共識。。這種結構在第一共和國時期被打破了，後來到80年代莫名其妙又返潮了。。
正好在寫這方面的論文，一看這個問題好高興！
因為專業是法律，所以主要從制度方面來看一看
先說結論：重農抑商才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持續、資本主義革命遲遲不來的根源。
先看重農抑商是什麼。
先說答案，重農抑商抑制的是私商而不是官商，是打著抑商的旗號，為的是發展國家壟斷。
排名第一的答案說的沒錯，重農抑商正是商鞅提出的。但是如果要討論重農抑商，我們需要看的並不是戰國，而是漢朝，參考文獻不該是《商君書》，而應該是《鹽鐵論》、《管子》（從經濟思想而言《管子》一書應該是漢朝人託名偽作的）。原因如下：（著急的話只看黑體字就可以了）
1.商鞅提出的抑商是與重農相對的，而重農則是與「農戰」相聯繫的。與農民相比，商人與土地的聯繫較弱，因而「輕其居則必不能為上守戰」。[1]於此同時，商人也不具備農民「朴則弱」因而可以「賞戰」的特點，更因商人相對農民見多而識廣不易愚弄，故而在戰爭中不如農民更好控制。可以說，商鞅對商人的態度尚說不上輕視，而更是一種基於戰時特殊需求的控制。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商鞅並未忽視商業的重要性。商鞅認為商人與農民、官員一樣，「國之常食官也」，且「農闢地，商至物，官法民」，各有分工；而韓非雖認為商為「五蠹」，卻依然承認商業的作用：「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2]所以說，商鞅的思想可算作重農抑商的根源，卻不是重農抑商的思想。
2.到了秦漢大一統的時期，國家行政力量空前強大，而商業又是那麼有利可圖，因此國家以國家壟斷的方式介入商業活動，因此重提重農抑商的思想，乃是為了擠壓商人的生存空間而為國家介入商業創造條件。根本上講，乃是官與民爭利的活動。這一思想的首次實踐乃是漢武帝時期的鹽鐵專營政策，其實施原因在《鹽鐵論》中說的很清楚：「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系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3]大概就是說我要打仗，可我沒錢啊……怎麼辦呢？你看，生活必需品有鹽，鐵，很賺錢的東西有酒，那就國家壟斷我來賺錢養兵打仗吧。從此開了個壞頭（比如說前一段時間還有有人跨省買鹽就違法了的事）。
3.當然，商人見識廣難以統治、發展商業需要眾人聚集，這也讓統治者們非常恐懼（對聚眾的恐懼由來已久），還是桑弘羊在《鹽鐵論》中闡明原因：「今放利於民，罷鹽鐵以資豪強，遂其貪心，眾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御日以不制，而併兼之徒奸形成也。」[4]說的很明白了，商人發展強大了，有錢，有人，一不滿意造個反真是太方便了。因此，統治者就是要從根源上不讓商人有錢，才能維護統治啊。不得不說，這一擔心是相當有理由的，桑弘羊真是個又有預見性又實在的好人（凈說大實話），從清末開始獎商重商到清朝滅亡，也就不到十年的時間吧。具體後面再講。
所以說，重農抑商的思想，乃是大力發展國家專營商業，抑制私商發展，將儘可能多的人與土地綁在一起（土地是古代徵稅、徭役的主要統計工具和標準，因此土地兼并劇烈、逃戶嚴重的時候，一個朝代往往就要出大事兒了——稅收不上來，國家機器轉不動啊）。
這一思想的實施導致了以下幾個直接結果：
1.官商勾結。我國商人靠「政策」發家的傳統由來已久，要想富，就去抱官府的大腿吧。掙錢的事業讓不讓做事官府說了算的。你要是不小心聰明了自己發現了一個掙錢的新領域，賺了錢也是給朝廷賺的——等著被收割吧。因此，商人為了自己的財產安全，都去和官府勾結，因此名聲更臭，被文人罵得更狠。商業發展也因此滯後，因為做大做強明明靠的就是關係嘛。
2.法律發展落後。商業文明催生法治文明。為什麼？因為商業精神和法制精神一脈相承嘛。舉個例子，對商人而言，簽了契約為的就是要遵守，不遵守會造成損失，而錢債則是「最要緊」的事，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急眼了就要打官司啊，打官司就一定要有法律啊！我國古代呢，當年公布成文法的時候，晉國大夫叔向就罵了「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看到了沒，你們這麼爭來爭去都是不對的，不要爭明白，為了不讓你們有這個心思，我就不公布成文法！這麼一來，豈不是急死那些就是要說明白的、就是不肯吃虧的商人？可以說，商業文明天然地呼喚法制文明，而與封建文明是格格不入的。
可以說，這幾個結果使得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陷入了死循環：無法可依——商人發展只能靠官方勾結——商業發展落後——不能推動民法商法的發展——無法可依。而這一死循環被打破的結果，直接導致了我國封建時代的結束。
給大家列個年表感受一下。
1895年甲午戰爭之後，一批有識之士提出了「商戰」的口號[5]，張之洞等大臣上奏《江楚會奏變法三折》，要求興辦商務修訂商律，「重商思潮」開始顯現。
1904年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商法《欽定大清商律》出台。我國商人開始從無法可依的困境中解脫出來。雖然說這是一部很爛的法律，但是並沒有反對的聲音。原因是：商人地位還低，沒有發聲渠道。
1904年頒布《簡明商會章程》，從此商人有了官方承認的組織——商會。然而，商會的發展壯大確給清政府帶來了很多麻煩，估計是清政府始料未及的。
1906年《破產律》頒布實施。這部法律的立法水平遠高於《欽定大清商律》，但卻被商人罵得狗血淋頭，甚至通過商會上書張之洞，懇請暫緩實施。同時，由於對破產清償順序的要求與戶部（沒錯就是那個管錢的相當於財政部的戶部）理解不同，在爭論過程中堅持己見不退讓。這一爭論導致了爭議條款的暫緩實施。可見到這個啥時候，商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據理力爭，已經不聽話了。
1907年-1909年兩次組織商事習慣調查會，自定商法，形成40萬字的《商事習慣與商事立法理由書》，並奏請清政府實施。
1905—1911年，清政府無視自己頒布的《公司法》硬將諸多盈利的鐵路、礦業收歸國有。而此時的商人已非早先唯唯諾諾的四民之末。各鐵路公司、礦業公司紛紛援引《公司律》與清政府「開戰」。其中比較有名的是浙路公司一案。清政府強令撤換浙路公司」不聽話「的總理湯壽潛，但是浙路公司援引《公司律》，開股東會議，票選湯壽潛連任總理。對的，不聽話的不是湯壽潛，而是整個浙路公司的股東們。而且，股東們還很有理，這個理就是清政府自己頒布自己卻不遵守的《公司律》！
你以為這是最大的風波？我們談論的這個鐵路收歸國有，也正是的」保路運動「的起因。雖然在浙路公司一案中，由於清朝調重兵防範，暴動沒有發生在浙江，而是發生在了武昌。對的，就是我們常說的葬送清政府和兩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
所以，重農抑商導致了我國漫長的封建時期，讓我國資本主義的興起困難重重。抑商一旦停止，商人地位提高、意識覺醒，封建時代也就隨之結束了。
其實除了上面這一最大、最直接的影響，我們至今還能在很多方面看到重農抑商政策的影子：
1.在最賺錢的領域實施國營，頻現官民爭利模式；
2.很多商人之所以能夠做大，是依附於政策，而非經營管理模式的創新，官商勾結時有發生；
3.商人財產不安全，養肥之後隨時有「被收割」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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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浙路公司這個案子寫得我蕩氣迴腸。其實在清朝末年，各路商人聯合起來捍衛自己利益的案子數不勝數。在商法出台之後，「民有爭心」這一統治者一直恐懼的事情終於發生了，而且有爭心的「民」還是有錢有組織有見識的那一批。不得不說，早期封建統治著的擔心不無道理。
PS：浙路公司案雖未勝利，但是在武昌起義後，浙江商民用腳投票，旋即宣布獨立，推選的浙江軍政府都督，正是浙路公司案中股東力保的湯壽潛。
PPS：目前排名第一的答案中有幾點值得商榷：
1. 作者@張英峰持讚揚態度的管仲在齊國的改革，確實發展了工商業不假，實際上卻是開始了國家壟斷經營的先河。管仲商人出身，未免太過實用主義，道德底線真是略低，將妓院都收歸國家壟斷經營也是蠻拼的。這樣確實能夠充實國庫，養活更多的人，然而這似乎並不等同於工商業的繁榮，因為這一情況並不存在像真正工商業繁榮情況下存在管的競爭，在競爭中發展出商事規則，促進生產力提高的情況。而且管仲的改革被在漢朝時被解讀為大規模的國家壟斷，例如「 管山海」等，其實是為漢朝以後的抑商打下基礎的。
2.作者認為商業發達的唐、宋也並非是私商發達的時代。實際上，以重視商業著稱的宋朝，國家專營（禁榷制度）的範圍之大前所未有，包括酒、茶等多種商品。其中王安石主持的經濟改革，舉措大概是由國家的行政指令取代商人的商事貿易，以實現在國家地域內的互通有無。宋朝對商業的重視，乃是對國家壟斷經營的重視，而非鼓勵人們從商、保護商業發展；為的是充實國庫，而非富民。
因此，以管仲的齊國改革、唐宋的重視商業為例說明重視商業的好處，是不恰當的。
[1] 《商君書·農戰》
[2]《韓非子·難二》
[3] 《鹽鐵論·本議》
[4] 《鹽鐵論·禁耕》
[5]鄭觀應《盛世危言》
重農抑商政策是可以看到的古今世界強國所普遍採取的政策。所謂的「農」，是指的物質生產；所謂的「商」，則是囤積居奇、投機倒把。
重農抑商對中國傳統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促使中國傳統社會更加穩固、人民生活更加安定——美國人現在不就要（口頭上）宣稱要把製造業搬回美國的「重農抑商」的路子么？為什麼？因為，「物質生產」不斷外遷，導致美國國內就業機會減少、社會矛盾激化、國力下降。為什麼美國的「物質生產」會外遷？因為現行的世界秩序下，對美國的「商」比「農」有利，美國的「商」的勢力也就比「農」的勢力大。為了獲取利潤，美國的「商」才不會在乎美國的「農」崩潰後，99％怎麼過活呢。所以，美國現在「重商抑農」，只留下最賺錢的金融業，把所有生產性部門都丟給中國。美國便在這個過程中，一步步失去物質生產力，也就失去了其維持世界秩序霸主地位所依賴的人力、物力，只剩下「財力（也就是美聯儲的數字）」，進而地位動搖，失去「商」的一切好處。
但是，百分之三百的利潤下，「商」是並不會那麼理智的。
社會政策不管如何變化，大家總要記住一個基本的原理——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只有實際參與物質生產才是唯一的財富來源，商人致富在一定範圍內確實更有益，但代入感別太強，好像商人致富了，你一個「搬磚的」也就致富了一樣——你致富的最大敵人從來不是政府，而是商人（要勾結也是官商勾結）。
另外，占城稻並不是從占城國引進的，只是當地習慣把稻穀稱為「占」而已。
把占稻當成占城國的稻種是訛傳。占城國的地理氣候與福建不同，跟江南差別更大，適應占城氣候的稻種播種到氣候不同的地區，是會造成嚴重減產甚至絕收的！
而且，即使占城稻確實是從占城國引進，也不會對中國古代的稻作農業產生重大影響——某ID鼓吹：「將水稻收穫周期從180天，縮短到60天，可以一季二、三熟，這個增產是極為可觀的。
以為引進佔城稻就可以二熟三熟，顯然是不了解農業生產，僅僅以為生產期的長短決定了一年可以收穫幾次。
1.水稻的收穫期，從來就不是兩個月60天，而是三四個月以上（用屁股想想都知道，60天的話，熱帶豈不是一年六熟了？！）；
2.能在60天內收兩次的，其實是一個特殊的、無法大面積推廣的「再生稻（具體自己百度）」；
3.各地種植的水稻品種都是適宜當地的品種，別說占城國產的稻種，就是中國自己產的稻種，跨地區種植都會造成減產；
4.一年二熟甚至三熟是會嚴重損耗地力的，在沒有足夠肥力補充的條件下，次年就會嚴重減產，這就是作死（所以，不施肥就想恢復地力的方法就是撂荒輪作）。所以，單季稻的畝產比雙季稻要高（雙季稻必須有更多的肥料，才能在兩次收穫後的總產量上超過單季稻）；
5.中國真正大規模開始一年二熟三熟，那是大規模普及化肥後才實現的（現在很多地方還因為勞動力不足，又變成了一年一熟。雙搶曾經經常是新聞報道的重點）；
6.歷史上的一年二熟，其實是在收穫水稻之後再種植大麥豆子之類的雜糧。一年中種植兩季水稻是少見的、甚至是罕見的；
7.秈稻這個水稻品種雖然起源於東南亞，但漢代中國就有了。而且，秈稻、粳稻、糯稻，跟其收穫周期長短沒有一毛錢關係；
8.在古代，增產最有效的手段是開墾更多的農田，而不是指望高產多收的新品種（因為沒有化肥支撐，任何高產作物都會造成災難性的減產）；
9.土豆、紅薯也沒有帶來糧食的增產，僅僅是部分取代了中國原有的耐寒耐旱作物而已（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中國曾經大種紅薯度荒，其實際效果可想而知差到什麼程度）。其原由，也更多地是因為其口感稍好而已（傳統耐寒耐旱的穀物脫殼太麻煩，口感很差）。
補充：
///歷史上，宋代福建占城稻，從浸種催芽到成熟收穫，前後需要五個月左右，即二三月至八月的樣子。
///其次，選用的稻種數量也有三種說法：三萬斛、二千石、二十石。
數目最大的三萬斛，也頂多只夠一百萬畝稻田使用。
二千石，僅夠6萬6666.6畝稻田使用；二十石夠666.66畝使用。
北宋政府可以控制的耕地面積約為5億畝。假設江淮以南稻田面積只佔五分之一，即1億畝（可以對照現代中國水稻種植面積超過4億畝）。三萬斛的稻種、一百萬畝，也僅僅只佔稻田總數的1％。
///第三，福建是有名的山多田少。假設占城稻確實源自占城國，且能明顯增產，則福建當地必然大量種植。
然而，即使是數字最高的三萬斛，按畝產僅僅一石的宋代南方低產田產量計算，只是區區三萬畝的產量。所佔面積還不到福建一個縣的耕地。
///第四，占城稻果然源自占城國，那麼，與占城毗鄰的廣西、廣東、海南怎麼可能不會種植這麼好的水稻品種呢？！當地氣候環境與占城國更接近，交通也更便捷。
甚至於占城國本身就是古代中國的一部分，其與粵桂瓊的聯繫，遠遠大於福建。
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谷，江南專種粳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荊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谷，民乏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粳稻，並免其租。大中祥符四年……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後又種於玉宸殿，帝與近臣同觀；又遣內侍持於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
可見，古人自己都說得很清楚，占城稻僅僅是比江淮地區的粳稻更耐旱而已！雖然耐貧瘠，產量品質也差得多。僅僅適合「民田高仰者」，說白了，就是灌溉不便的田地（例如梯田）。跟這玩意增產、或能種兩季稻三季稻什麼的沒有一毛錢關係！
///所以，適度的「商」，是有好處的。然而，從國家全局來說，「重農抑商」是必然的選擇。畢竟「商」的本性是個什麼醜陋的樣子，從「商」的鼓吹者捏造「商」引進佔城稻、極度誇大占城稻的歷史地位上，可見一斑——古諺有云：「無商不奸」，誠不我欺！這個問題問得好。
歷史性現實性針對性都很強。
底下有不少精彩的答案與腦洞。
有些同意，有些不滿意。
所以我來貢獻一個不是答案的答案。
結論：這個問題是個好問題。但註定了沒有好答案，沒有一個讓大家信服的答案。
有幾點原因
史料缺乏。中國的史料總體浩瀚，但對於商人的，就是這麼任性。不光史料少，而且高冷，即使你參與政治，也不會多寫。話語權上就打敗你。壓根就憑空消失。
子貢是孔子的學生，聖人，本身又是政治家外交家。
但是他商人的地位，活動有多少文字？
范蠡這樣的，根本就是副業。甚至是傳說，一個商人不重視原始積累，每次都散財。
裡面儒家的理想與高傲，滿滿。不就是賺錢么，太容易了。讓我教你怎麼花錢。簡直就是後來儒商的範本。
巴寡婦清，連個完整的名都沒有留下。開採硃砂水銀的。就是為國家捐獻。秦始皇接見。沒了。
秦始皇接見的理由是因為他的陵墓需要大量的硃砂水銀保證屍體不腐朽。
後世呢？以前多少有點光榮，後世的商人出現在史書里沒有好事。
比如告緡，商人幾乎被一掃而空。比如桑弘羊先被儒生罵的狗血淋頭，又被族滅。
比如沈萬三的下場。
比如《金瓶梅》里的西門慶。真正把這本書讀完，就會覺得明朝能發展資本主義乃是白日見鬼的昏話。
他們只會在壟斷勾結膨脹的怪圈裡如腐屍一樣自爆。
作者把西門慶的下場從武松復仇殺死，而改寫成自己縱慾而亡。乃是極有含義的。
恐怕他都來不及活到階級矛盾激化的那天。對比歷史也恰如其分。
比如盛宣懷，這傢伙是李鴻章的御用商人。跟胡雪岩一樣。胡雪岩是跟法國人斗，靠山又倒，倒閉破產。
盛為了打擊袁世凱勢力，搞出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場股災，然後鐵路收歸國有。
實際上他搞官進民退不止這一遭。他搞招商局是叫了大買辦鄭觀應參股。
鄭觀應這人很有意思。雖然是洋人大買辦，但對強國很有興趣。寫了本書叫《盛世危言》鼓吹實業救國。
這本書被一個湖南的師範生讀過，激起其滿腔熱血。
你說能給太祖打雞血的人，本身有多雞血吧。
果然他幾乎是像范蠡一樣，全心投入為國。洋人那邊的生意是沒做了。
結果生意倒是做起來了，他沒了。被盛排擠出局，查賬，以私財填虧空，破產。
盛搞鐵路國有，搞出四川保路運動，辛亥革命。惶惶逃到日本。清廷基本拿他當罪人。罪似乎不在袁世凱之下。
只是民國也不見待他。多次沒收他的財產。
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
報應不爽。也說明許多事情。
但盛這個人，私心很重。但的確沒有他的努力，恐怕洋務運動很多成果就會成為泡影。
比如漢陽鐵廠。張之洞由於不懂技術，基本要破產。是盛帶來資金技術，官督商辦。才救活的。
招商局不是盛下狠手搞成國有，恐怕也活不到現在。
鐵路國有，也是以一個帝國覆滅為代價的鐵律。
只是看看鄭觀應的下場。某些後人是跑得比香港記者還快。
以上只是一點侃大山。
只想說明一點：你說中國沒有打壓商人，我是不信的。不光是經濟政策的問題，還有政治權力，法律保障，話語權，觀點輿論的因素。
商人想留下名字都不容易。
直到現代，評價一個暴發戶最狠的話：他不過就是個商人。
我親耳聽過。說這話的，是個富二代，不過他家是高級知識分子，家族應該有一些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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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打壓？
中國，二字說的輕巧。
想想一片歐洲那麼大的版圖，法國，德國，波西米兒，義大利，荷蘭，丹麥，挪威，瑞典，瑞士......等等等等一切國家的總和....而且人口眾多，外敵強大，內部矛盾尖銳，卻又有強大的文化優勢與凝聚力，幾千年來沒有如同羅馬一樣成為歷史。形成了強大的中央集權與文官政府的制度。並沒有廣泛意義上的貴族統治與分封制度。
所以說，我們得搞明白中國到底是一個什麼含義。
傳統社會乃是農業社會。
農業社會的核心就是土地。土地養活了人口，人口貢獻賦稅徭役兵役，使得國家有財力有國力有兵力去保衛自己，建設一些大型公眾項目，救濟災民。
這是理想的情況。所以傳統社會第一要務，就是要保證土地為多數向國家繳納賦稅的自耕農所有。保證財力徭役兵員建設一支軍隊。
比如班田也好，均田也好，授田也好，井田也好，與一般人認識相反，國家，一個王朝的上升階段，雖然名義上地主階級是統治階級，但實際上是打壓地主，地方豪強，大商人，保護自耕農的。
目的就是清算，使得土地國有，人民著籍，保護國家兵員財源。
就是強幹，弱枝。
所以商人在這個總體指導思想下，跟勛貴，遊俠豪強一樣，是負能量。
你能否為國家貢獻？
所以我們看到我前文舉的例子，無論是子貢，寡婦清，范蠡，還是沈萬三，鄭觀應這些，無不有濃厚的國家情結，為國出力，才能在史書上留下一筆。
西門慶這樣的，必須藉助文學家的筆才能傳世。
又比如凈海王汪直。走私武裝可謂是雄於海上，幾百上千的武裝船隻，上萬挺鐵炮，日本人只是他馬仔。一年利潤抵得上一省賦稅。可就是國家情結不去。被徐渭設計招降，死於朝廷之手。
至今爭議很大，以至於一個中學教師就冠以漢奸名號推到其墓。
其他的，即使不死於有預謀的迫害，也是富貴而名磨滅了。
是的，富裕對一個人是大事。但對於中國這樣的體量。國家只是在盤算著是否有利。維持其自耕農為主體的運作模式。把錢糧集中在手裡做大事。
其餘的根本沒啥規則可講。
比如告緡。
緡稅就是財產稅。緡就是一貫錢的穿錢繩子。大約是收百分之二的財產稅。
然而誰有錢？
商人。商人不肯交。
就鼓勵告緡。說你申報財產不實。犯法。不是補交。而是直接沒收。
不光是錢，田地，奴婢，牲畜，一鍋端。
實行這個是漢武帝，實際上是一場全國意義上的打土豪分田地運動。不過是國家沒收。商人幾乎被一鍋端了。史載中產以上大抵破產。
應該說估計不讀史，誰都不會想到私有制封建國家這麼血腥不講理。
吳曉波想寫一個民族商業史書。我估計好難。商人史料如此匱乏，還能變出花來？
只是我們可以把眼光放開一點。不如此會如何？
比如日本，雖然也引進班田，但沒有科舉，儒生。結果就是陷入五代的武人政治，中央是世襲貴族化，迅速衰朽，國家分裂戰亂不休。是內戰。全國性的持久的內戰。
雖然也重農抑商。但由於商人實際上稅輕，積累了豐富財富，與壟斷的地位。與諸侯幕府關係密切。
實際上中後期，債務，米期貨，銀價，都是由那麼幾個財閥控制。
大阪豪商一怒，天下諸侯恐懼。
實際上控制了日本的命脈，激化了階級矛盾，形成了財閥。只能幹什麼？干預政治後，禍水外引，走軍國主義。
回頭看看，或許這種打壓有道理與合理性。在工業文明以前，這些都是正確的。
在工業革命以後，這些都是垃圾。
秦皇島可停播十萬噸輪，中國選擇發展天津。
香港可駁十萬噸輪，中國選擇發展廣州。
岳陽可駁萬噸輪，中國選擇發展可駁百噸輪的長沙。
九江可駁萬噸輪，中國選擇航運不順的南昌。
重慶可以成為首都，但決不能成為四川的省會。
中國還有安慶遷合肥的奇事，武漢、南京有長江，不要緊啊，給他們修一個橋。
中國老說吉林沒有出海口，其實在中國作為海權的延伸內陸航道大多有不適通航的大橋。
這就是我國特色。
阿奎那以後，天主教有了理性，中國自始至今沒有阿奎那，沒有思想啟蒙，沒有文藝復興，只有堅絕抵制西方一切錯誤價值觀。
為什麼古老的華夏文明在近現代會落後於歐洲文明？ - 知乎
中國一度航海事業比西方還發達，但被中國人剿滅了。別國是唯恐航海事業不發達，中國是竭盡全力滅汪直。滄海桑田，唯一不變的就是中國農人滅中國工人價值觀的豪情。
蕭何月下追韓信
不就是中國的封建制度弄得太好了，農耕帝國政府擁有足夠的能量去控制並且管制商人階級么？而且由於相對優渥的農業開發度和低管理成本，依靠土地盤剝的利潤率使得商人把資本不斷投入到穩定而且利潤豐厚的土地上，不斷轉化為地主階級么？
神特么又吹一波以本守業以末逐利的壟斷士紳，還在幻想靠這幫人帶你們跑步進入資本主義。
說了多少次，這幫奢侈品貿易商不可能擴大化生產的，他們只會把資本繼續投入到收入豐厚的土地剝削中，或者壟斷著幾種奢侈品資源躺著賺錢。指望他們？我特么還不如指望蹦出來個野生澳宋呢。
你以為歐洲就不想搞商人了？商人在路易十一這類集權君主崛起前，屁地位都沒有，他們只不過充當了集權君主打壓地方貴族和教廷的同盟軍，然後利用這個機會發展起來才獲得一點點地位而已。從來沒有誰的地位是被施捨的，你有多大作用產生了多少影響地位就有多高，跟朝廷是不是搞重農抑商沒有根本性的關係。
我希望鍵政圈在搞這套集權誤國論之前好好想想，歐洲文藝復興正兒八經的商業立國國家有哪幾個？諸如河南、漢薩同盟、威尼斯、諾夫哥羅德這種國家產生了工業革命了么？
謝邀，推薦一本書。
編戶齊民 (豆瓣)你首先要證明中國古代全部時期都存在重農抑商。
就我看，起碼宋之後基本就不存在足夠的力量執行這個傳說中的政策。重農抑商原因其實很正常，就是商業不生產實際的東西，只會炒高物價。在古代因為物產不豐富，多出一些不生產物品的人，本質是對社會的禍害。
西方之所以重視商業，是因為商業可以從海外獲得實際的產品，促進物品的交流。
本質來說，這是西方發現大航海的結果。天下利器不可以假人，富貴者人主之權柄，人主奉天承運，無中生有。商賈者匯通有無，幾於無中生有，陶朱者以布衣之身，富有天下，勢蓋王侯，猶如竊天子之器。是以集權君主愛篤厚愚實之農民，抑「奸利流串」之商賈。
請獨立完成高中歷史作業
（手機黨，我簡單說下答題思路）評價歷史事物從兩方面著手。以此政策為例，由於其在歷史存在時間比較長，我們不妨分期評論，前期後期。以宋為分界點，前期在小農社會剛剛形成時期，重農抑商政策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促進作用（經濟發展，修養生息，增加財政收入），利大於弊（可以適當舉例如戰國、西漢）。後期側重明清，重農抑商阻礙了中國的由農業向工業社會轉型，弊大於利。如，政治、思想文化，經濟發展，對外交往。答題側重後面的明清，因為基於反思近現代歷史，這才是最重要的，要詳細論述。
還有多種方法，比如整體論述，不分時期，這就要求答者的語言，史學基礎過硬。————————無論咋答，不能跑題，不能瞎聯想（如果你不是回答歷史問題，請隨意），因為行外人怎麼論述，在行內人看來都可笑至極。歷史是門分析事件本質的學科，明明很簡單的歷史問題你卻用一堆廢話來證明其是對的。在行內人看來，你無非是把專業術語概念詞解釋科普一遍，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東西。那既然這樣為什麼不直接上專業術語去解釋呢？還瞎廢什麼話。
這個問題建議看吳曉波的《歷代經濟變革》，論述極其詳盡
這叫「優化過程中陷入了局部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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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與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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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是漢學者之字訛，殷宗武丁造字為甲骨文「 J04748」等字，即「觴」之字義。
漢以降的學者只能是漢學者，國學（周學）必須等到考古學問世後，才能復興。
研究國學（周學）必須先學識字，古人沒這條件亦無可厚非，但今人不可不非。
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於1926年，發掘山西夏縣西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開創了
中國學者最早獨立進行的考古發掘。 距今天90年了，中國學人絕大多數還在漢
學舊臼中鼓搗…。
觴，酒器；有觴豆、觴觥、觴酌等器皿。夏商周三古之「商」稱「賈［gǔ ］」。
查閱甲骨文、金文的「夏商周」三字，便知道三古三聖各自重什麼、抑什麼。
中國是人類最古老的農業國，重農意識在夏商周之前就已根深蒂固。
觴人同樣重農，否則，拿什麼釀酒？周公作《酒誥》，要求周朝幹部抑酒也。
以貨易貨、趕場趕集，是上古之人的經常性商貿活動。
「重農抑商」之政治理念始於東周末法西斯主義鼻祖李悝，以及主義繼承人商殃。
詩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周厲（烈）王公卿凡伯對首相榮夷公說「賈利三
倍，君子皆識」，後一句「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則是指責首相榮夷公放任其婦
參政議政。周代商賈利潤是三倍，室家主婦不好好養蠶織絲賺錢上，卻把精力
用在國家政治上！
（一己之見·僅供笑閱）·146093·
重農：
重視農業生產，維持龐大的自耕農作為王朝穩定的基礎
人活著是要吃飯的，農業是基礎，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搞得老百姓沒飯吃，那這個國家可是要出事的。這一點是個明白人都能清楚，所以重視農業生產就不足為奇了。另外古代的稅收基礎也是農民，重視農業生產，能夠更好的徵收賦稅和徭役，徵稅的單位越小，越穩定，國家所能掌握的稅收就穩定增加，所以很多王朝都竭力推行自耕農政策，並且儘力去抑制土地兼并，雖說這種兼并趨勢還是一再發展。保持大規模的自耕農，將大量人口綁到土地上，減少人口的流動，能夠為徵收人頭稅提供便利，保持政府在籍的人口數量，統治者認為也能有利於自身統治的穩定。
雍正皇帝講："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的這種樸素理論說出了古代很多人的觀點。從人力資源上來看，從事工商業的人多了，務農之人自然會減少這是皇帝不願意看到的現象。天下熙熙，皆為利以，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隨著生產效率的提高，特別是單位面積產量的提高，農村就容易出現勞動力過剩現象，出現從事農業人口流向商業人口也是必然之勢。但是此刻國家還竭力將民眾控制在土地上，就容易產生社會問題，這也是明清時期的流民和民變現象爆發的一個原因把。
影響：促進了中國古代農業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保障了充足的人力資源；在一定時期內也起到了維持社會穩定的作用；對於中國人重視土地和鄉土情節有關鍵影響。
但是隨著生產力的進步，這一政策未能適應時代的發展需求，還竭力推行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就阻礙了社會的發展，造成市場狹小，不利於工商業的發展，是造成近代落後於先進水平的一個原因。
抑制民營商業發展，但是同時大力發展官營商業，政府直接介入商業領域，利用自身的優勢從事商業活動
抑商主要對象是民間商人，商業的巨大利潤，古代的皇帝們怎麼會沒有看到眼裡呢，所以在抑制民間商業發展的同時，政府也不斷的介入商業的生產和銷售領域。
商人的流動性，讓統治者感到不安，認為不受自己控制的商人活動是威脅自身的統治的隱患。商人利用信息的不對稱進行的交換活動，容易被認為是欺騙和不誠信，很容易讓人對其產生厭惡的情緒，」無奸不商，無商不奸「的這種印象深入人心。商人所掌握的財富也很容易就成為國家剝削的對象。
漢初，國家經濟凋敝，在劉邦出門坐的馬車想找幾匹同樣顏色的馬都找不齊的時候，民間卻出現了一大批利用大一統所帶來的便利優勢，湧現出一大批暴發戶，司馬遷在《貨殖列傳》有過詳細的敘述，商人勢力的迅速膨脹，很快就引起統治者的不安，劉邦規定商人不得穿絲綢坐車，並且還要收重稅，但是這種程度的政策只能算是，隔靴搔癢，商人聲稱」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已「，大商人還是不斷湧現，當時的首富就是卓文君的父親大鐵商卓王孫。直到漢武帝時期，通過鹽鐵官營，算緡等手段，打擊了漢初以來民營商業的發展，官營商業佔據了主導地位。此後的大一統時期基本上都是在大致重複這種模式，歷代的改革也多有涉及這一方面。
影響：政府控制重要的社會經濟資源，商人為獲取商業特權，容易於官員相勾結產生官商經濟，造成政治的腐敗；商人的社會地位始終不高，始終不能掌握自身的命運，很容易就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影響，興起和衰敗的命運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對商人的心理造成影響，從商能夠發家致富，但卻得不到社會的尊重和鼓勵，經商致富之後，往往將資金用於回鄉購置土地，一方面是土地是比較穩定的一種投資方式，另一方面也看出商人在致富後的不安全感，不敢將資金繼續投入到商業中去。
重農抑商，在中國的早期是正確的，因為當時的糧食產量很低，沒有剩餘勞動力去經商（要知道，古代連職業軍人都養不起，怎麼可能去養一支龐大的商人隊伍？！），所以，為了社會的穩定，古代中國必須重農抑商
這就如現在的經濟不夠發達的時候，不能全民玩金融一樣（房地產其實是金融品之一，當然，此時的玩金融就不可避免地成為官僚的特權），否則，實業空轉，通貨膨脹，社會必然不穩定
但是，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或者有條件外貿的時候，就必須放開商業
就是說，中國從唐朝開始就應該放棄抑商（但是要重農）的政策----以農業為本，發展工商業
所以，滿清的重農抑商與海禁是絕對錯誤的，閉關鎖國絕對是自取滅亡
在劉順的《「國家主義」與重農抑商政策》（中國經濟史論2003-11-27）一文中，作者著重分析了「大一統」的中國在政治上的集權主義必然產生經濟上的重農抑商政策的原因。他說，專制君主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不是純粹的「君權神授」，還要看他的行為是否符合民意（所謂『政權合法性』，不是寫在紙面上的東西，而是一般公眾對政治體制的認可程度，所以，用槍和恐怖可以建立政權、甚至可以建立穩定的政權，但這個政權並不因此而獲得『合法性』）。君主
- 一方面要維護「家天下」的權力，
- 一方面要考慮民眾可承受的壓力。
但前者是君主最先考慮的。為了維護集權統治，他必須確保社會上沒有可以實際威脅中央集權的社會勢力。「豪強地主」和「富商巨賈」無疑是威脅當政者的兩大因素。
「重農抑商」政策在解決上述因素影響的過程中起到了一種左右社會輿論的作用：
- 「重農」一方面可以拉攏有擔當精神的士大夫集團，另一方面又可以收攏天下的民心；
- 而「重農」的過程自然而然就要抑制「兼并」，從而給了限制「豪強地主」一個合理性的要求。
「抑商」無疑是對「富豪鉅賈」最直接的打擊，打擊手段有兩種：
- 一是在經濟政策上將諸多商品收歸官營，以斷絕商人牟利的根源；
- 二是在社會意識中努力形成一種以"商"為賤的風氣。
這樣，中國傳統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很緩慢，商人的社會地位較低，人們競爭財富的最主要途徑還是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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