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 MIT 經濟學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 (Daron Acemo?lu)？

拋磚引玉吧，不過私以為這個問題你在人大經濟論壇上問可以得到更好的回答。

1967年9月3日，Acemoglu （鑒於譯名是阿西莫格魯，我們後文稱小魯吧）出生於一個土耳其亞美尼亞裔中產家庭，父親克沃克是一名法學教授，後來改行當了律師；母親艾爾瑪則是一名中校校長。在家庭的熏陶下，他對政治、經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目前來看，小魯的家庭還算殷實，家庭還算幸福。

但當時的土耳其國內動蕩、經濟低迷、物價飛漲，大量農村貧民湧入城市謀生，時不時還會發生恐怖襲擊。1980年，土耳其發生軍事政變，軍政府統治全國。在這樣的環境中，胸懷大志的小魯沒有放棄對生活的希望；相反，他常常在想為什麼土耳其會是這樣，為什麼土耳其會遠遠落後於美國等發達國家。

1986年，19歲的小魯不負眾望，從誕生了無數土耳其高官名流的土耳其頂級高中之一——Galatasaray高中畢業。在他看來，當時的土耳其大專院校充斥著政治與官僚，並不適合做學術。此時，對國內環境失望的他把目光轉向了離土耳其不遠，但學術積累深厚的英國。

同年，他來到了約克大學，一所位於英格蘭的英國著名高等學府。在那裡，他開始學習政治學。然而，政治學似乎並不是小魯的興趣所在，於是他轉到經濟系開始系統學習經濟學。在大學期間，小魯學習成績優異，獎學金是經常的事。在大學最後一年，他還獲得了Adam Smith Memorial Prize 和 Head of Department"s Special Prize。隨後，他收到了來自大洋彼岸的牛校——麻省理工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可惜的是，MIT 並沒有給他提供獎學金。但小魯畢竟是個成績優異的好學生，他進入另一個牛校——倫敦政經。 小魯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靠著獎學金，他瘋狂地汲取著經濟學這片大海中的每一滴知識。三年後，他拿到了博士學位。當時，作為他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成員之一，現任教於牛津大學的 James Malcomson 教授給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評價：整部論文的七個章節論證翔實，每個章節都可以形成一篇質量極高的論文。就算拿出其中三個最薄弱的章節我認為都足夠他拿到博士學位了。畢業後，小魯留校任教，成為了一名「青椒」（青年教師）。

到這裡，優等生小魯的求學、就業之路似乎非常順利，但背後的心酸誰能知道呢：1988年，父親克沃克去世；三年後，母親艾爾瑪也去世了。

從一個動蕩的國度到一個富饒安定的資本主義國家，留學留校似乎是現在已孤身一人的小魯最好的選擇。

但這個世界註定不是安穩的。1992年9月16日，剛過25歲的講師小魯像往常一樣在辦公室讀paper。這一天，他的師兄，曾經和他一樣從東歐國家匈牙利千里迢迢到倫敦政經求學，在美國風生水起的金融大鱷索羅斯，向英鎊發起了進攻。英格蘭銀行祭出270億英鎊的大招救市仍然落敗，不得已只能退出歐洲匯率體系。這一天在多年後的今天被稱為「黑色星期三」。或許是童年對於動亂的陰影再次浮上青年小魯的心頭，不同的是，這次他沒有父母、家庭的陪伴，只能孤身一人來面對這一切。

這時，曾讓他嚮往不已的麻省理工再次納入了他的視野。很快，麻省理工給了他一份助理教授的工作，畢業一年後優等生小魯從英國來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利堅。

美利堅是一個大牛遍地的地方，默默無聞的小魯開始拿著工作簽證和廣大來自第二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群眾開始了自己的美國夢。但小魯畢竟是個不一般的學霸，來到牛人遍地的 MIT 不久，治學嚴謹博學多聞的他就給同僚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到後來，MIT 的學生也開始紛紛慕名前來在他辦公室門口排起長龍，目的只有一個：尋求建議。MIT斯隆商學院教授 Simon Johnson 精準地評價了小魯的能力：他之所以能成為出色的建議者是因為他總有辦法幫助別人打磨並完善點子，而這一切，他之前從未遇到過這樣的人。

三對於小魯來說是個略顯奇妙的數字，無論是他用三年時間分別獲得本科和博士學位，還是他接下來實現的這個小成就。美國夢的第三年，也就是1996年，辛勤耕耘的小魯獲得了一個小獎，他眾多論文中的一篇被評為1996年度Economic Journal雜誌最佳論文。同年，小魯獲得美國國籍，第一次在頂級期刊 QJE 上發表了論文。這一年，他29歲。

至此，魯三，啊不，小魯終於安定下來了。當然，優等生小魯後來遇到了同樣是優等生的 Asuman Ozdaglar，一位聰明漂亮的 MIT 博士高材生……

後來發生了什麼？請參考知乎無節操問題之一：學霸的性生活與一般人有什麼不同嗎？

再後來小魯的事迹就比較廣為人知了。幾乎所有人都認定他是一個高產的經濟學家，早期發表的雜誌也許不那麼入大家法眼，但是從29歲起，他開始了能亮瞎所有人的論文發表之路。在官方CV中，小魯的著作足足可以列印12頁A4紙。

你們知道學霸小魯有多努力嗎？由於他的論文實在太多，我們這裡只做一個小統計。

2010年來他發表論文39篇，在排名前5的頂級期刊上共計20篇，包括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ER）,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P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QJE） 和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REStud）。而剩餘期刊也基本在前20左右的水平。對比同齡經濟學家，大家都在努力刷頂級刷存在感，但他的速度和效率絕對是讓同齡經濟學家難以望其項背的。

功夫不負有心人，到 MIT 12年後，2005年，38歲的小魯拿到了克拉克獎，一個只頒發給40歲以下並有出色貢獻的經濟學家的獎。值得一提的是，克拉克獎得主中有40%在平均22年後獲得諾貝爾獎。一年後，小魯當選為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做個類比：胡適、李政道、丁肇中、錢學森都是該院院士或外籍院士，清華施一公教授（有趣的是，他和小魯同歲）去年當選該院外籍院士和中科院院士。

2012年，打小拿獎拿到手軟的小魯又獲得了另一個重要的獎：Nemmers Prize，通常翻譯為歐文-普萊恩經濟學獎。該獎自1994年設立以來，只頒發給未獲得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有趣的是，在過去的11位得獎者中，有6位在後來都先後獲得了諾貝爾獎。

去年，學霸小魯寫了一本暢銷書，Why Nations Fail，介紹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寫到這裡，小魯的事迹就告一段落了。

相信你也看出來了，小魯就是那種既比你聰明，又比你努力的人。

綜合來看，他絕對是一個ambitious economist。他現在的成就也許還夠不上諾獎的標準，但照聰慧勤奮如小魯般繼續在制度經濟學上研究下去，很難想像他拿不到諾貝爾獎。

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證自明的：制度對經濟增長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當然為了科學性也需要證明一下。考慮兩個命題：

1、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由於制度較好的國家通常經濟更發達，因此制度對經濟增長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2、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由於中國1919年教會學校人數較多的地區通常經濟更發達，因此制度對經濟增長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你可能會覺得，命題1顯然是合理的，而命題2，傻逼嗎？

但是經濟學家會告訴你，命題2是合理的，而命題1則略顯傻逼。

為什麼呢？

因為不但制度（更好的產權保護，更加清廉更加民主更加法制等等）影響了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也會影響制度。因此經濟和制度之間有一種反向因果關係。

例如美國的陪審團制度，其訴訟成本是巨大的，而對於追求結果的正義並沒有太大幫助（如辛普森案），因此只有財大氣粗的美國才能像購買奢侈品一樣購買程序正義。

這種現象叫做內生性，內生性帶來的估計是有偏估計。具有內生性的估計有時候是非常可笑的，例如警察人數通常與犯罪數高度正相關，但是我們無法得出「警察人數增加帶來犯罪提升」的因果關係，因此恰恰是因為犯罪較多，人們才配備了更多的警察。

與直覺相違背的內生性偏差是有害的，而與直覺相一致的內生性偏差更加有害，因為你也不知道你直覺的正確性。這使得經濟學家不敢對任何一個簡單的回歸妄下斷言，而是反覆推敲計量模型所代表的真實因果關係。

那麼內生性問題如何解決呢？

我們仔細看制度和經濟的關係問題。我們用制度的改善來解釋經濟的提高，但是經濟的提高也有可能反過來影響了制度的改善，所以我們的估計是有偏的。

那麼解決的方法就顯而易見了，我們尋找一個不被經濟的提高而影響的，並且確實會影響經濟的制度因素就好了。而在實際操作中，由於我們找不到這麼一個完美的制度變數，我們通常可以找一個與這個完美的制度變數高度相關的變數來作為制度的工具變數，從而通過它的變化來間接反映制度對經濟的影響。

例如，你不是說經濟也會決定製度嗎？那麼我用過去的制度來解釋現在的經濟好不好？一方面，現在的經濟不可能超越光速穿越時空去影響過去的制度，令一方面，由於制度具有連續性，過去的制度與現在的制度是高度相關的。在這裡，過去的制度就是現在制度的工具變數。

但是問題來了，過去的制度又是怎麼形成的？或許過去的制度是由過去的經濟決定的，而過去的經濟又與現在的經濟高度相關，也或許過去的制度以及現在的經濟，都是受到你這個經濟體個體的無法觀察的特質的影響，因此它們也是高度相關的。因此用過去的制度來做工具變數並不合適。

怎麼辦？再往下想，假如過去的制度是強加過去的，而不是由這個經濟體的特質所決定的呢？很容易可以想到確實有這種東西，那就是大航海時代之後歐洲的殖民擴張，歐洲把他們母國的制度帶到了美洲和非洲的殖民度，不同的殖民度具有不同的制度，例如有些地方，他們是真的在那裡定居，並且把一套有利於經濟發展的良好的制度搬了過去；而在另一些地方，他們僅僅是掠奪那裡的資源回國，因此建立的制度就不利於經濟發展。

但是問題又來了，假如這種不同的殖民策略，仍然是由於地區個體的特質所決定，從而仍然和現在經濟發展高度相關呢？例如，正是由於這個地區經濟發展的潛力好，我才決定定居，而正是由於這個地區發展潛力差，我才決定掠奪？

怎麼辦？再往下想，假如我們找到一個影響這種殖民策略選擇，而又不是影響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個體特質的東西呢，那就完美了。

Acemoglu， Johnson和Robinson（2001）就找到了這麼一個東西：殖民地的死亡率。

首先，殖民地的死亡率意味著這個地區是適合定居還是不適合定居，從而決定了殖民策略是建設型的還是掠奪型的，從而決定了過去的制度，而過去的制度又影響了現在的制度。其次，早期殖民地的死亡率與現代經濟發展也是不相關的。

AJR(2001)用詳細的計量方法論證了上述的相關性和不相關性，然後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測度了制度對經濟的影響，結論是制度對經濟產生了巨大而顯著的促進作用。

我認為經濟學的實證分析中，最好玩最有意思的是對內生性的解決，這是枯燥乏味的經濟研究中為數不多的樂趣，它需要靈光乍現的巧思，還需要對經濟社會各種知識的把握，各種因素的權衡。尋找工具變數的旅程就像尋找颶風的形成是由於哪一隻蝴蝶扇動的翅膀，結論有時候是匪夷所思的，但是越是這樣，也需要講故事的能力。

回到開頭的命題2，你就知道為什麼1919年教會學校學生人數會出現在我們關於制度和經濟的討論之中了，它顯然是一個制度的「工具變數「。這就是中國學者方潁、趙揚（2011）找到的那對翅膀。

能不能先翻譯對人名？為此問題特意請教過系裡的土耳其老師，名字翻譯過來作「阿傑莫洛」。

題主的翻譯難以理解。

回歸正題，談談Acemo?lu。上學期修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時候，老師介紹過Acemo?lu, Johnson以及Robinson的一篇論文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woth.

在談這篇論文之前，我們需要提另一篇論文Eurpe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Periphery，作者是Patrick O"brien. 在這篇1982年的論文里，O"brien提出了一個很明確的觀點：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貿易是微小的、被誇大了的，而西歐各國的貿易才是促進資本積累以及勞動力分工的主要因素。

Acemo?lu等人的文章批駁了O"Brien的觀點。其核心的觀點是從1600到1800，Atlantic trade is relatively small but significant. 根據他們建立的Fixed-effect模型，大西洋上（來自殖民地）的貿易對西歐城鎮化率的影響是positive and significant，而其他因素如宗教（新教國家）、戰爭、原羅馬帝國（可以理解為文化）以及地理因素並沒有表現出顯著性的影響。

當然Acemo?lu等人的觀點很強調institution的意義和作用。他們認為Atlantic Trade對The First Great Divergence的直接影響是tiny but significant, 與此同時由Atlantic Trade帶來的制度改變才是促成The First Great Divergence的重要力量。與Why Nations Fail一書中表達的觀點類似，Acemo?lu以及Robinson等人很看重製度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並視之為最重要的推動力。當然這也招致了其他學者（如Jared Diamond）的質疑，在為Why Nations Fail撰寫的一篇書評What Makes Countries Rich or Poor?中，Diamond就談到了地理因素的意義，即"the curse of natural resources".

總的來說，Acemo?lu對於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有推動作用，但是他的研究框架依然還是沿用North，讀過North的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之後，會發現從思想方法來看，Acemo?lu並沒有特別突出的創新之處。

好的東西別人都說完了，我說幾句壞話。

之前經濟學領域上就有人攻擊他的「高產」，原因很簡單，產量實在太多，而且質量都很好。

寫過論文的人（尤其在國內）都知道，很多「著名」教授發的論文，都不是自己寫的，學生的論文要發表，就需要報腿（不然誰浪費時間看你一個無名小卒的paper），這個時候就找老師coauthor。

大名鼎鼎的Acemoglu也不例外，即便他是天才+努力，但是他寫的領域太多了，political, growth, labor, 還有現在最熱門的 network，從微觀到宏觀都涵蓋了。 在Acemoglu的情況，相當多想發高質量journal的人（不但學生，他的同事，他的朋友）都想找他coauther，我相信他的每天的郵箱都爆滿的，真正他讀過的paper到底有多少呢，更別提他還有自己的工作和paper。

LSE政府系主任Simon Hix講民主發展時，我記得他談到Acemoglu，並說：
「他一定會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不懂經濟，所以只好講講他在政治學方面的貢獻。

學民主發展時，Acemoglu和Robinson合著的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是必讀課業。
這本書闡述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政治博弈是如何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獨裁國家中引領民主的發展
在政治科學，尤其是民主研究方面，針對於「民主是如何出現的」，大致上分為3個派別：
1. 經濟因素
2. 文化因素
3. 政治博弈 （Acemoglu）
Acemoglu可以說開創了一個學派（政治博弈說的想法雖誕生於Huntington 1991年的論文，但也僅此而已。Acemoglu則使此學說發揚光大）。
可惜諾貝爾沒有政治科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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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x在LSE讀本科時，Acemoglu在LSE讀研究生。
Hix升為研究生後，Acemoglu開始讀博。
Hix完成研究生論文時，Acemoglu完成了博士答辯。
這速度可不是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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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腦補：
1993年的那一個冬天，Acemoglu即將離開LSE，啟程前往MIT時，Hix站在校門口相送。兩人深情對望，只見Acemoglu從Hix手中拿過一個小蘋果，哽咽道：
「我一定會回來的！」

不知道Acemoglu上課時，會不會提到：「你們以後若研究歐盟政治，一定要去LSE找Hix。」
一個在MIT職教21年，另一個在LSE職教17年。多麼凄美的愛情故事。

數理統計工具掌握的不錯，但思想原創性一般。關於制度的許多觀點是老生常談。沒有突破諾斯70年代論述西方世界的興起分析框架。

沒有深刻的思想，拿不拿諾獎都無法數十年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