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研究者巧妙地運用過哪些「自然實驗」？
Natural experiment
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
看到巧妙使用「自然實驗」的經濟學論文時，我往往會有兩種反應：
一種是，我去，這種事情還能從這個角度想！我從來沒有這麼想過，但是現在這樣想，確實是研究這個問題的完美的自然實驗。
另一種是，逗呢，還能有這麼合理的事情發生，這作者運氣太好了，讓他給發現了。
雖然我是稍稍更佩服第一種論文，但是兩種論文都非常難得，沒有足夠的積累，刻苦的鑽研與閱讀，運氣再好也是寫不出使用「自然實驗」的論文的。
我下面就兩種論文分別舉一個例吧。因為看的時間比較久了，而且不是我擅長的領域，我就簡單介紹一下，如有錯訛，請多指正。
1.Peter Koudijs (2014) The boats that did not sail
作者利用18世紀的一個自然實驗分析了信息對股票短期價格的影響。從經典經濟學理論我們知道，股價應該是對公司的信息的反映，但是想做實證研究非常困難，因為現在是信息爆炸的時代，研究者很難從浩瀚的信息海洋中篩選出關鍵信息並追蹤其來源與去向。（雖然，也有一些論文例如高頻交易的記錄研究過這個問題，但是總的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作者巧妙利用了18世紀信息傳播方式單一，緩慢，不穩定的特點，對這一重要問題做了研究。18世紀的時候，倫敦有股票交易所，阿姆斯特丹也有交易所。很多英國公司同時在倫敦和阿姆斯特丹掛牌交易。當時的通信主要是通過兩國之間的定期的橫穿海峽的郵船完成的，所以在那個時代背景下郵船就變成了公司信息的化身。郵船會帶來關於英國公司的最新消息，並在交易所公開宣讀。簡單的分析可以發現，每次郵船到到港的時間都對應著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英國公司股價的大幅變動。作者還進行了很多穩健性檢驗，證明信息是單向的從倫敦到阿姆斯特丹，反向並沒有影響。他還證明了其他方式的信息交流對股價影響不大。
因為海況難以預測，船的出發時間雖然很有規律，但是到港日期基本可以看成是是隨機的，一般情況兩國之間的航程是幾天，但遇上壞天氣有的船好幾周都到不了。這時候最有意思的事就是，在沒有船到達的日子裡，阿姆斯特丹的股價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大致遵循著倫敦股價的趨勢。因為作者已經論證過，其他的通訊方式對股價幾乎沒有影響，他認為在無船期間的股價變動主要來自郵船帶來的個人信件（私人信息）。比方說，可能英國某公司的高管寫信給荷蘭的朋友提前告訴他下周公司可能會有人事變動等等，然後等到下周時該公司真的有了人事變動，但公開的信息還沒有被郵船帶過來，只有有私人信息的人在進行交易。所以通過對無船期的股價波動情況，作者成功地測算私人信息對股價的影響。
2. Richardson and Troost （2009）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a Federal Reserve District Border
美聯儲有12個分區，每個分區都有相當的自治權，可以採用一些獨立的政策（至少在1930是，現在我不清楚）。而這個分區也很奇怪，有很多州被腰斬，分到不同的美聯儲轄區。這篇文章作者研究的密西西比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密西西比州北部被分到了聖路易斯轄區，而南部被分到了亞特蘭大轄區。
在1930年美國金融危機時，亞特蘭大轄區和聖路易斯轄區分別採取了不同的（幾乎是兩個極端的）貨幣政策。當時亞特蘭大轄區奉行政策是，給資金緊缺的銀行注資，所以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給密西西比南部的銀行提供貸款。而而聖路易斯轄區採取的是」real bill「政策，他們認為經濟不景氣的時期就應該減少貨幣供應，所以密西西比北部的銀行幾乎沒有得到什麼資金支持。對金融危機之後幾年的經濟數據分析，作者發現北部的各項指標與南部有明顯差距，然而在危機前南北幾乎是相似。作者通過研究這個自然實驗得出結論，央行給困難的銀行注資可以緩解金融危機。我說這個作者非常幸運，是因為密西西比的這個州非常理想，南北都沒有特大城市，各方面指標在危機前都很相似，卻偏偏被分到持有截然不同貨幣政策的兩個轄區。另外，因為同屬一個州，作者可以控制地方財政政策以及司法政策的影響，單獨分理出貨幣政策來研究。
結語：生活中不缺少「自然實驗」，只是缺少發現「自然實驗」的眼睛
經濟學，特別是宏觀經濟學研究者對「自然實驗」運用頗多。上面回答中提到的幾篇經濟學論文，有些零散。如果想要深入了解自然實驗，比較好的閱讀材料是Nicola Fuchs-Sch¨undeln 和 Tarek A. Hassan所著的Natural Experiments in Macroeconomics，《宏觀經濟學中的自然實驗》，其中總結了大量運用自然實驗的論文，並對自然實驗的操作與方法論有詳細介紹，自己讀完之後獲益頗多。
目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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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密碼：7xid
- 在2007年發表在AER上的論文中，哈佛大學的Alesina教授及其合作者考察了兩德統一後前東西德居民在政治態度上存在的區別，發現東德居民更加相信政府應在社會保障事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 在2009年的一篇論文中，普林斯頓大學的Redding教授利用兩德的分裂和統一檢驗了城市經濟學理論中的一個經典問題：稟賦和運氣，哪個對於城市經濟活動的繁榮更為重要？
- 在2009年發表於Political Analysis的一篇政治學文章中，斯坦福大學的Hainmueller以及耶魯大學的Kern通過自然實驗方法，研究了西德電視節目是否會影響東德居民政治態度這一問題。在考察了民調數據之後，研究者發現能收看到西德節目的東德年輕人反而更加支持共產政權。
- 在2013年發表於《經濟學季刊》的一篇論文中，芝加哥商學院的Hassan教授和斯德哥爾摩大學的Burchardi教授，試圖通過柏林牆的倒塌巧妙地識別出社會聯繫對於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
政見團隊觀察員王也曾著文引介——《柏林牆廢墟上的經濟學革命》，文中也概論了自然實驗及其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對自然實驗有興趣的可以一讀。 順便，強烈推薦政見 CNPolitics.org。（ @方可成）
謝謝 @Krau Alan 提醒， @王也 此文已發知乎專欄，請移步閱讀：柏林牆廢墟上的經濟學革命 - 政見CNPolitics | 靠譜、專業、理性 - 知乎專欄 。在教育政策研究領域，一直有一個問題，就是班級規模對學生學習效果的影響。
在美國，很多家長都從自身帶孩子的經驗出發，認為班級規模小教學質量一定會提高，所以一直有聲音推進政府增加教育預算縮減公立中小學的班級規模。拿加州來說，自1996年以後，每年州政府會提供10億美元的資金用於縮減加州中小學的平均規模。美國結果就是美國的中小學平均班級規模遠小於其他工業化國家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Learning Mathematics (1992). For Japan,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Japanese Education Today (Washington, D.C.: 1987) (data provided by Japa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Culture).）
但是如此大的投資，當然需要證據證明它確實有效，而且效果非常顯著，因為畢竟同樣的錢如果不花在縮減班級規模，增加師資、教室數量上，就可以用於：- 增加課外活動，計算機機房，實驗室，圖書館的資源；
- 增加教師工資，僱傭更優秀的教師。比如如果美國數學教學質量常為人詬病，如果將把班級規模縮減一半的資金用於將數學教師的薪水提高一倍，在美國可以僱到大學副教授級別的人
所以很多縮減班級規模的投資項目，也都伴隨著對其效果的研究。
第一類研究直接不同班級規模的學校/地區的學生學業成績。但這種方法的漏洞是顯而易見的。一個學校、地區會選擇減少班級規模，往往與家長、社區對孩子的教育的重視水平相關，所以導致學業水平上升的，未必就是班級規模的變化。事實上，在這類研究中，班級規模的不同也確實跟其他社會經濟的因素相關。
第二類研究採用隨機分配實驗，在一個學校內將學生隨機分配到普通班級和小班，並跟蹤不同班級學生的表現。著名的田納西州的STAR項目就是如此。但這種隨機實驗仍然無法消除偏誤。
從學校的管理者來說，如果實驗的結果說明縮減班級規模效果有限，就不會收到政府下一步的資金。所以在很多學校出現管理者並沒有真正隨機分配的情況，好的學生和老師被看似『隨機』地分配到小班，也自然造成小班成績更好。而另一些學校管理者則可能為了平等，將學習成績較差的學生送到小班去。
從學生和教師的角度來看，被分配到小班的人可能會潛意識裡覺得自己被『選中』了，所以會格外努力表現。這被稱為『Hawthorne效應』，也會導致小班的效應被高估。
這些長期困擾美國教育政策學者的問題，被當時哈佛大學的教授Caroline Hoxby巧妙的用自然實驗解決了。這篇文章名為The Effects of Class Size on Student Achievement: New Evidence from Population Variation，發表在經濟學季刊上，下面是這篇文章的鏈接：
http://www.hernando.cl/educacion/Bibliografia/Insumos/Hoxby_QJE2000.pdf
在這篇論文中，Hoxby使用的第一個Identification Strategy是每一年出生人口的自然變化導致的班級規模的變化。因為美國對兒童入學年齡有嚴格限制，但每個學校的教室數量是固定的，不同年份一個地區出生兒童數量的隨機變化就會變成班級規模的變化。既然人口變化是自然實驗，就不應該受到上述人為因素的影響。
Hoxby的第二個Identification Strategy是因為美國很多州對於班級的規模上限和下限有硬性規定，當某一年某一學校的入學兒童數量超過一個閾值以後（比如26人，超過了25人的上限），當年班級的規模會出現突變（在這個例子中當入學人數從25人變為26人時，班級規模從25人突變為13人）。本身如果入學總人數跟學業成績相關，其關係也應該是平滑的，但這一規則卻導致班級規模的變化不與入學總人數直接相關，也就進一步完善了自然實驗的可靠性。
Hoxby分別使用了長面板數據和面板數據分離班級規模的影響。最後的結果，是班級規模對學生成績的影響在統計上不顯著。應該說，有了這篇論文以後，美國再討論縮減班級規模的資金支持項目的話，應該要考慮一下其他選項了。說一個心理學的研究吧！
2013年，Science上發表了一篇挺震撼的文章，題目是貧窮削弱認知功能。
關於貧窮與認知功能的關係，其實已經有大量的研究了。然而，可以說，那些研究基本上都是相關法，而這篇文章則是用實驗的方法證明了貧窮與認知功能之間的因果關係。
整個研究分為5個子研究，其中實驗1-4都是實驗室實驗，這裡就不展開說了。我們來重點看看第5個研究，是一個田野准實驗研究。
在前面4個實驗中，研究者已經證明了貧窮的個體在面對經濟困難的窘境的條件下，完成一些認知任務時會表現更差（e.g., 瑞文推理測驗，認知控制測驗）。那麼，這樣的發現是否能推廣到實驗室外呢？
研究者考察了生活在印度的54個村莊里的464個農民。研究者採用了前後測的技術。可是這樣一來，結果就可能受到日曆效應（calendar effect）的干擾。為了克服這樣的干擾變數，研究者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想出了一個很絕妙的點子——以當地種甘蔗的農民為被試進行研究。在收穫甘蔗的前後可以看做是貧窮與富足的兩種條件。果然，實驗所得結果與在實驗室中的結果是一樣的。在貧窮的狀態下，農民的認知表現要更差。
這項研究無疑是一篇影響深遠的研究。一是其「實驗室+自然實驗」的模式，保證了研究的內部效度與外部效度——證明了貧窮與認知功能之間的因果關係；二是研究者從非常新的角度思考了關於貧窮的問題。很多心理學研究總是考察我們有了什麼，導致我們怎麼樣，而這項研究恰恰從反方向來看，我們沒有什麼，導致我們怎樣。
引申一點說，這裡的貧窮並非僅僅是金錢是貧窮，其實包含很多方面，比如時間的貧窮（時間不夠用）等等。
具體詳見稀缺（穆來納森、沙菲爾創作的行為經濟學書籍）
參考文獻： Poverty Impedes Cognitive Function Science 341, 976 (2013); Anandi Mani et al. DOI: 10.1126/science.1238041
關於Finance這塊，最近在讀的幾篇：
1. 使用Finland男性服兵役中的IQ類數據追蹤其後續投資行為：IQ, trading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JFE, 2012, Ginblatt, Keloharju, Linnainmaa
2. 使用Chile pension funds的投資者數據研究noise trader對其financial market影響： Price pressure from coordinated noise trading:
Evidence from pension fund reallocations, 2014, Zhi Da, et al.
感覺如果有這種大規模統一規範登記，拿到數據後是很好展開natural experiment方面的研究。
想到了再補充。
美國SEC：
1. SHO Pilot Program
Kecsecs, et al., 2013, The Accounting Review, Are short sellers informed? Evidence from the bond market
Alexander, Peterson, 2008, The effect of price tests on trader behavior and market quality: An analysis of Reg SHO
2. Two-year Piolt Program that widen tick sizes for stocks of smaller firms. Approved May, 2015, begin by May 2016
SEC在201５年公布的Pilot Test研究tick size對small company 關於transaction cost, price impact的影響。包含市值低於30億美元，或每日均交易量低於1m，或每日交易量權重均價低於$2.00，整個pilot包含約1400隻股票和400隻其餘股票構成的三個test組，具體的項目信息可以參照SEC提供的說明：
http://www.sec.gov/divisions/marketreg/tick-size-pilot-plan-final.pdf
其相關數據將為研究市場微觀結構提供了很好的自然實驗。
韓國：
Seongkyu Gilbert Park, 2015, The Power of Asking Questions: Resolving Financial Market Rumors throught Public Inquiries, working paper
在韓國證券交易所，當市場中出現對上市公司的「rumor」時，公司需要向市場監管部門報告有關傳聞的相關信息，予以確頂或是否認，並向市場公開。當出現inqury-disclosure事件時，通過研究事件對股票交易環境的影響，可以用於研究informed trader v.s. uninformed trader的投資行為及比例。這一獨特的監管流程為研究市場微觀結構和信息不對稱問題提供了較好的自然實驗數據，相關數據可以通過KOSCOM獲得。
Xiaohui Gao, Tse-Chun Lin, 2014, Do Individual Investros Treat Trading as a Fun and Exciting Gambling Activity? Evidence from Repeated Natual Experiment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forthcoming
不請自來
我要提的這篇文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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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jas, George J., Kirk B. Doran, and Ying Shen. Ethnic Complementarities after the Opening of China: How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Affected the Productivity of Their Advisors. No. w2109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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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一作是勞動經濟學領域高產的研究者 George J. Borjas.
這篇論文研究的內容是 1978年的中國改革開放 導致了湧入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數量從0開始暴增, 而這種自然的條件變化 對美國大學教授的產出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為了更進一步的控制變數, 作者選用了數學系導師的產出數據, 因為這個專業在數十年中的招生數量是較為一致的. 中國數學專業學生的湧入, 會導致其他裔學生的減少. 作者只需比較數學系導師在1978年前後的論文產出就能說明問題, 即中國學生的到來刺激了美國導師的產出.
另一方面, 由於數學專業招生數量的恆定, 而中國學生更傾向於找華裔導師, 因此這種產出的增加在華裔導師上非常明顯. 而數據結果又證明, 華裔導師的產出增加量, 跟非華裔導師的產出減少量是一致的. 更加驗證了歸因的正確性. 也一定層度上驗證了老外對華裔的刻板印象: 數學好/學霸.研一學勞動經濟學時聽老師講過一篇經典文章，經評論中 @Zenan Wang 指出是Angrist, J. D., Krueger, A. B. (1991). Does 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Affect Schooling and Earning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4), 979-1014。研究的問題是受教育年限對一生收入的影響，使用數據（感謝 @容哲 補充）是美國1970和1980年人口統計數據的一部分變數，包括了所有州。數據：MIT Economics : Angrist Data Archive
這個問題的難點在於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可能具有不同的「內在能力」（intrinsic ability）。所以直接按照受教育年限分組來回歸，得出的結果頗有爭議。
老師講的這篇文章里利用的分組工具是出生月份。一般認為，人出生的月份和個人能力的關係可以忽略。但這（些）州的法律規定，學生未滿17歲（貌似）前不得輟學離校。所以有輟學意願的學生，如果出生的月份較晚，將不得不在學校多呆一年。這樣一來，州法和出生月份就為勞動經濟學家提供了一個自然實驗：一組是高中肄業生，一組是高中畢業就進入社會工作的學生。通過一些整理和調整，就能得到近似滿足如下實驗條件的數據：
實驗對象：能力分布相似的兩組青少年。
分組標準：受教育年限——11年或12年。
對比標的：兩組青少年參加工作後X年的收入水平（X是多少忘了）。
在這個研究中，研究者並未人為干涉實驗對象的選擇。影響其選擇的主要因素被認為是州法律和出生月份。這就構成了所謂「自然實驗」。而且這個「自然實驗」代替了做這個研究本來需要的，有違科研倫理的人工實驗。
輟學與否的選擇其實背後也會有家庭狀況等原因，但這些原因原作者應該是解釋了，似乎也不重要。原文的結論（感謝 @容哲 補充）是受教育年限越長收入越高。使用工具變數估計的結果和OLS估計的結果差不多。這種巧妙的研究方法令我印象深刻。謝邀
好像並沒有很多為了社會科學研究而進行的社會實驗，在我理解社會實驗都是由於學者去尋找並賦予了意義。
好像有一系列巨型的「社會實驗」對我們有很大意義。例如在《為什麼有的國家窮、有的國家富》一文中，奧爾森對比了三八線南北和柏林牆左右的制度是如何使地理條件相似的國家走向不同道路。這大概就對社會科學研究很重要。
再舉個有意思的例子，之前上計量課的時候，老師給我們看過一篇文章，由非常著名的Angrist於1990年發表——《Lifetime earnings and the Vietnam era draft lottery: evidence from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ve records》。文章想解決的問題是為何白人退役老兵收入比沒當過兵的白人少15%，而這到底是否受到參軍本身影響。解決該問題面臨的主要難點是參軍是具有自選擇性的，即參軍的人都具有一定特質。於是angrist尋找到了越戰時期美國實行的一種draft lottery徵兵制，即按照生日進行隨機選擇。這實際上就是一個社會實驗，作者依靠這些數據得出了越戰服役經歷對白人而言相當於減少了兩年工作經驗的影響。
後附參考文獻：
Angrist J D. Lifetime earnings and the Vietnam era draft lottery: evidence from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ve record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0: 313-336.
北大清華MIT共同成果，Pnas文章，利用中國供暖政策（淮河分界），研究煤炭供暖帶來污染對生命期望值的影響。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sustained exposure to air pollution on life expectancy from China』s Huai River policy
還有一篇研究了世界盃對壘兩國股市與足球比賽結果的關係
我讀到過做准自然實驗最神的當屬AER的這篇： Averett, Susan L., and Yang Wang. 2012. "Identification of the Effect of Depression on Risky Sexual Behavior: Exploiting a Natural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3): 570-74.
以911為treatment,探討女性沮喪與危險性行為之間的關係，發現沮喪的女性更喜歡危險性行為，比如口交，無套性交等。評論：美國佬的數據真是全啊，而且稀奇古怪，但是我比較懷疑survey的真實性。鏈接見下。
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php?doi=10.1257/aer.102.3.570@Zhi Li提到了雙胞胎。這是一個極佳的自然實驗，因為它可以解釋Nature(先天因素)和Nurture(後天因素)的關係。
計量經濟學裡最好的自然實驗就是越戰兵役，沒有之一。這有多個原因
1. 越戰中美國用抽籤系統徵兵幾百萬。因為抽籤的隨機性，這給了社會科學家很自然的control/treatment group。
2.越戰被徵兵者在參軍時填了很詳細的個人資料，包括身體素質，家庭背景，甚至智商。這些資料讓社會科學家有很多可以隨便玩的變數。
3.因為越戰老兵可以通過各種政府項目得到經濟補貼，政府可以通過經濟補貼的申請表track(跟蹤？)這些老兵的資料，比如婚姻狀況，經濟狀況。這些可以讓社會科學家不用多花研究經費取得follow up study。
用納粹德國解僱科學家（數學物理化學領域）這個事件來看high-quality peer會不會促進增長（在科學界就是發表和引用），也就是peer effect的一個衡量。
Waldinger F. Peer effects in science: Evidence from the dismissal of scientists in Nazi German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1: rdr029.
http://media.wix.com/ugd/0d0a02_234ad2d219734d05a9438a68dcbb9c03.pdf
前提是蘇聯的數學家和美國的數學家在數學研究上側重的領域不完全相同，蘇聯的數學家研究微分方程，概率論、幾何等比較多，而美國數學家更專註於與生物和計算機領域相關的統計和邏輯學的研究。而在蘇聯解體之前，由於各種原因，兩個國家的數學家合作極少，蘇聯的數學家也基本只在蘇聯的刊物上發表文章。解體後，蘇聯的數學家有部分前往美國並增加了學術合作。
作者認為這些蘇聯移民數學家對美國數學家在頂尖刊物發表的影響是兩方面的：
1、知識溢出的正效應。
2、競爭帶來的負效應。（在學術刊物的數量和發行容量不變的前提下，「Maybe the effect was negative for the average mathematician but more top papers could have been produced by people in Soviet ?fields」）
作者用這個背景研究了High-Skilled Migrants的影響。
Borjas G J, Doran K B.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American mathematician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2.
https://dash.harvard.edu/bitstream/handle/1/8160722/RWP12-004-Borjas.pdf
雙胞胎。因為雙胞胎的生理基礎類似，所以非常適合用計量經濟學的固定效應模型。比如這篇NBER Working Paper From the Cradle to the Labor Market? The Effect of Birth Weight on Adult Outcomes，作者就是用雙胞胎數據討論了出生體重的短期和長期影響。
9/11
災難對人的心理影響 (Cohn, Mehl, Pennebaker, 2004)研究者下載並分析了1084名某個網路平台博客使用者在2001年9月11日前後2個月（即總時間跨度4個月）寫的博客文字，呈現了他們隨這個災難而來的（透過文字表現的）心理反應
不同基因表現對災難反應的不同影響 (Fletcher, 2014)
這個其實不太算社會科學，覺得設計不錯還是想放上來。縱軸大致可以看成是悲傷程度，豎線對應的0表示2001.9.11當天，橫軸負數表示9/11發生前，正數表示發生後。擬合線實線和虛線的區別在於負責編碼多巴胺受體D4的基因DRD4
分析顯示，基因DRD4多態性的主要效應體現在延長個體從悲傷恢復過來的過程，而不是體現在對於災難的即時反應上，即：在相同時間段內，右邊實線的悲傷程度變化不大，而虛線在下降。這有助於進一步理解環境和基因的交互作用
還有一個是9/11對英國市民心理健康影響的研究 (Metcalfe, Powdthavee, Dolan, 2011)，比較複雜，有興趣可以自己找來看看
參考Cohn, M. A., Mehl, M. R.,
Pennebaker, J. W. (2004). Linguistic markers of psychological
change surrounding September 11, 2001.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10), 687-693.
Fletcher, J. M. (2014).
Enhancing the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 Framework Through a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 Evidence from Differential Responses
to September 11. Biodemography and social biology, 60(1), 1-20.
Metcalfe, R., Powdthavee,
N., Dolan, P. (2011). Destruction and Distress: Using a
Quasi‐Experiment to Show the Effects of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 on
Mental Well‐Be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Economic Journal, 121(550), F81-F103.
我想到了兩篇政治傳播學，一篇市場營銷（Marketing），與一篇不知道該如何歸類的論文，它們都應該屬於 natural experiment 。若有錯誤，請不吝指教。
第一篇，政治傳播學：
King, G., Pan, J., Roberts, M. E.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02), 326-343.
「哈佛大學政治學者 Gary King 和同事想出了一個方法：建立了一個封閉的中文社交網站，聯繫中國公司諮詢如何使用中國網站相同的審查技術，選擇100家流行的中國社交網站，創建帳號，向對方網站上遞交含有敏感關鍵詞的帖子，了解正反觀點和審查策略，逆向工程中國社交網站的審查機制。」
以上摘自：Solidot | 哈佛研究人員逆向工程中國社交網站的審查機制
第二篇，政治傳播學：
Al-saqaf, W. (2014). Breaking digital firewalls: analyzing internet censorship and circumvention in the arab world.
這一篇是博士論文。作者免費分發科學上網軟體，之後去觀察用戶如何使用這款軟體，都去訪問哪些網站等等。
我的疑慮是，作者是否已經明確告訴用戶，這款軟體會實時記錄他們的上網蹤跡。
第三篇，市場營銷：
Goldstein, N. J., Cialdini, R. B., Griskevicius, V. (2008). A room with a viewpoint: Using social norms to motivate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in hotel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5(3), 472-482.
客人若將酒店裡的毛巾扔在地上，就意味著需要工作人員清洗。為了檢測社會規範（social norms）的作用，作者聯繫一家酒店，印製一些提示比如：「住在這間客房的大部分客人都選擇重複使用毛巾。」然後觀察客人是否也會遵從，減少清洗次數，有助於環保。
第四篇，不知道如何歸類：
Wang, X., Xu, S., Peng, L., Wang, Z., Wang, C., Zhang, C., Wang, X. (2012). Exploring scientists』 working timetable: Do scientists often work overtime?. Journal of Informetrics, 6(4), 655-660.
「大連理工大學王賢文等人通過監測Springer上科技論文的下載情況，分析了各國科學家的工作時間。主要結論：
1）論文的下載次數基本上正比於該國發表的SCI文章數。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2）科學家基本上沒有周末。美國、德國、中國科學家的周末工作強度分別是平時的68%，64%，77%。
3）科學家基本上不分上下班。
4）美國人是夜貓子（會不會是作者沒把IP與時區的對應算對？）；中國人與美、德的生活習慣差別非常明顯，工作時間呈現三峰結構，即中午要休息，吃飯的時間比較規律（也比較認真 ^_^）。而西方人一般中午不休息，吃飯大概也沒準點。」
以上摘自：科學網—科學家的工作時間
=）
應該並不算實驗吧，只是生物數學領域的研究
洛特卡－沃爾泰拉方程（Lotka-Volterra equation）別稱掠食者—獵物方程。是一個二元一階非線性微分方程組成。經常用來描述生物系統中，掠食者與獵物進行互動時的動態模型，也就是兩者族群規模的消長。此方程分別在1925年與1926年，由阿弗雷德·洛特卡與維多·沃爾泰拉獨立發表。
被Goodwin用來建立business cycle的模型了。 就業率是獵物而real wage是捕獵者。 real wage會追隨employment rate的變化而變化，從而產生經濟波動。
懂英文的童鞋可移駕：
http://www.stata-journal.com/sjpdf.html?articlenum=st0136
Nichols, Austin. 2007. Causal Inference with Observational Data. Stata Journal 7(4): 507-541.
附帶STATA的使用哦~
最近在讀此書，以上。
最經典的是89年的美國綠卡問題…
物種起源吧，通過研究鴿子的遺傳性狀之類的東西得出的結論：存在的物種是因為它適合存在。
這個結論的延伸何止是適合社會科學啊。。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