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我與聖約翰大學
我考大學有趣味。我報考了兩個大學，都考取了。一個是上海聖約翰大學，一個是南京東南高等師範學校，後來變成東南大學，後來又變成中央大學，今天是南京大學。為什麼考兩個大學呢？有幾個比我高的同學勸我去考聖約翰大學，我到上海去考聖約翰大學，考取了。可是聖約翰大學貴得不得了，一個學期就要兩百多塊銀元，我家裡到我讀大學是最窮的時候，沒有錢。那時候每個大學考試的時間不一樣，就再到南京去考，也考取了。南京東南高等師範學校不用學費，那麼，我就準備去南京。我的姐姐在上海教書，她的同事朱毓君聽說我考進了聖約翰大學不想讀，她對我姐姐說：「
考聖約翰大學比考狀元還難，你弟弟考進聖約翰大學又不進，太可惜了。
我也沒有錢，我去問我媽媽借，讓他去上學，上了學以後再想辦法。」她的媽媽說：「我現在也沒有錢，但是有皮箱，裡面放了很多嫁妝，拿一個皮箱去當，就可以當兩百多塊錢。」她們家也在蘇州，她媽媽很喜歡我，老太太待我很好，她的箱子放在後房，多少年也沒有去開，沒有用的。有齣戲叫《借當》，借東西來當。這樣，我就上了聖約翰大學。
考大學很有意思，我們那時候考大學要考六天，8點鐘到，真正考試是上午9點到12點，三個鐘頭不能停，下午1點到4點，一天六個小時，筆不停揮。
考試的範圍早已告訴你了，學校招考的小本子寫明要考什麼書，可以說沒有舞弊，為什麼呢？題目多得不得了，六天當中只有一天用中文，其他都用英文，題目多得你要筆不停揮。你想打稿子，不行，一打稿子，題目就做不完，舞弊是不大可能的。
已經告訴你材料都在這裡面，不要叫你猜，不捉迷藏，現在考試是捉迷藏。題目很多，就是叫你秉筆直書，寫不快，就不行，怎麼考，都公開的。而且很奇怪，今年招考多少人是沒有數目的，七十分及格，及格的都收，哪年沒有及格的，一個也不收。
所以跟今天的考試方法完全不一樣，沒有名額，我們那一年，凡是及格的都收，宿舍不夠，就把另外一些房子臨時改成宿舍，跟今天完全不一樣。我覺得考上不難，只要把指定的那些書搞清楚就行了。
還有一個笑話，上聖約翰大學報名要照片，我的同學關照我：「你最好拍一張西裝照片。」因為我在常州不穿西裝，土得很，也不知道西裝怎麼穿的。到照相館去拍照，照相館有西裝準備拍照用的，照相館的人也不知道怎麼樣打領帶、領結。鬧了一個笑話：他給我戴了一個領帶，再戴一個領結。照片寄到上海，我的同學大笑，趕快寄回來，要求重拍。
聖約翰大學前身聖約翰學院
1923年，我從蘇州坐火車到上海。從火車站下來，坐電車到靜安寺，靜安寺再往西，就是田野了。租了獨輪車到聖約翰大學，聖約翰在上海梵王渡，今天就是中山公園那邊。獨輪車是什麼時候有？大概九百年，所以坐獨輪車上聖約翰大學在文化上跨過九百年。古老的中國要到教會學校學外國的東西，文化歷史跨過九百年。
有趣味的事情是，進大學第一次去報到，給我一個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
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話拼的羅馬字，這是學校規定的標準，在學校每一個地方簽名，都要按照這個標準。
學校的管理就按照羅馬字來管。我一進學校就懂得什麼是羅馬字管理法，這是科學管理，到今天中國人都不懂，聖約翰的總務部是沒有幾個人的，管理起來好得不得了。這件事情印象很深，這就是外國文化跟中國文化不同的地方。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我到美國去工作，可以說，我在工作當中學到更多的東西，每一個環節都是高效率。人家問：「為什麼美國人比別的國家富？」一天的工作要相當於好幾個外國人，財富是這樣來的。我到美國才知道，日本有一個調查團，調查美國人的辦公效率，調查了幾個月，寫成一個報告，結論說：一個美國人可以抵十五個日本人。真是不一樣，那時候電話當然還沒有今天好，我才知道用電話的方法跟中國人不一樣，在中國根本不重視效率，中國人辦公的方法遠不如他們。我訓練到這個習慣：做事情一定要講效率。
周有光先生
聖約翰大學的專業跟今天不一樣，現在進大學就要分專業，聖約翰大學是外國規矩，
大學一年級不分專業，都是基礎課。
專業分得粗得不得了，現在是根據蘇聯的辦法，專得不得了。聖約翰大學本部只分文科、理科，醫科在另外一個地方，我們不大碰頭。一年級不分文理，二年級才分文理。我一年級進聖約翰大學，學基礎課，三面牆上都是黑板，黑板可以拉上拉下的，好多學生可以在上面做題目，數學的水平比較高。
我的數學很好，一個外國數學老師就勸我：「你就學理科吧。」可是，我的同學都跟我講：「你不要學理科，要學文科。」為什麼呢？聖約翰大學有名的是文科，不是理科，到了聖約翰大學不讀有名的文科，而讀理科，吃虧了。我就學了文科。實際上，我當時偏重經濟學方面。我那時候學經濟，主要是學經濟的技術
，中國是一個大國，要做國際貿易，要辦銀行，要有一套學問，不像現在亂七八糟一下子幾千萬被人家騙走了，沒有這麼傻的事情。資本主義如果這麼搞，早就垮掉了。國際貿易要有一套技術，我主要是學這方面的東西。可以說，大學裡所有的功課都很有意義，是英美的做法。
比如大學裡有一本小書，客人來了可以看，這本小書講：我們這個大學不是培養專家的，是培養完美人格，在這個基礎上，可以發展成為專家。
一到聖約翰大學，每一課都有課外閱讀材料，常常要看百科全書。學會了自學，學會了獨立思考。這種教育方法從教師來講，並不費事，可是可以給我們一個方向。那時候鼓勵學生自學，上課的時間並不多。有的時候，老師的幾句話，會給學生一生影響很大。那時候的教育跟解放後蘇聯教育不一樣，蘇聯教育是強迫性的「填鴨式」教育，效果不好。
在聖約翰大學，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報，主要看英文報。一個英國教師問：「你們天天看報，是怎麼看的？」我們說：「看報就看報，沒有什麼。」他說：「看報有看報的方法，每天看報要問自己：
『今天消息哪一條最重要？』第二個問題：『為什麼這條消息最重要？』第三個問題：『這條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趕快去查書，查書是首先查百科全書。
」我們按照他這個方法來看報，興趣就大大提高。聖約翰大學重視基礎的教育，我讀基礎的文學、世界史，這很有用處。
我進的中學是中國人辦的，可是中學的世界史是英文的，世界地理、化學、物理是英文的。我們能夠用英文，基礎培養今天辦不到，今天的中學生、小學生許多時間浪費到莫名其妙的課程上面，應當學的東西學不到，人又苦得要命。
學生累得要死，搞得父母也累，睡覺都沒有時間，結果學問學不好。我們的教學沒有上軌道。英文很容易學好，你重視它就會好的。
我們的英文教師都是教會學校畢業的，我們中學能用英文演講比賽，英文不過關不能畢業。實際上是中文、英文、數學三門課放了工夫，旁的都不放工夫，好多課不用考的。那時候比較輕鬆而學得好，今天把學生的時間都浪費掉。還有一個關鍵，那時候中學都是住讀的，沒有走讀生的，一走讀，走來走去，把精力都走光了。今天的學生到大學再讀英文，那大學的課程怎麼能讀呢？大學是用英文了，不是學英文了。
現在的青年苦得要命，這個辦法不對，我們的教育要徹底地改變。聖約翰大學在政治方面特別注重外交，從清朝末年到民國時代，外交界都是我的同學，顧維鈞是比我們早的最有名的同學。我畢業以後，人家好多次請我到外交界去做事。張允和是斷然反對我參加政治，我想是對的，假如我參加政治，就麻煩了。
聖約翰大學的校園美極了。現在上海的中山公園就是我們的校園，校園裡原來都是大樹，外國人對園林很重視。今天來看，我們學校是規模小，園林大。園林從前叫兆豐花園，現在叫中山公園，把樹都搞光了。資本主義的管理學是值得欽佩的。
周有光談通識教育：
所謂博雅教育,是英文Liberal Education的漢語翻譯,這個翻譯非常好,把意境提高了。也有的譯為「通識教育」,雖然沒有前者那麼「雅」,但是我覺得,可能跟原來的意思更接近一點。
什麼叫通識教育呢?我的看法是,它包含兩方面內容:第一個內容是,要培養基礎知識。
近現代以來的傳統是,把國(文)、英(語)、算視為基礎知識。基礎要培養得好,主要工作做在中學階段,因此中學是最重要的。如果基礎培養不好,以後的教育就困難了。現在好多大學生忙得要死,為什麼呢?他們進了大學還要讀英文背單詞。可是我們那時候,中學時代就能很好的應用英文了,中學畢業出來就可以達到ABE(Adult Basic Education,成人基礎教育)水平了。到了大學,學生就可以運用基礎知識來獲取更高層次的純知識。因為基礎知識,特別是語言知識,不是純知識,而是工具知識,是獲取知識的知識,是一種工具。即使懂得幾種語言,也還是沒有知識。通識教育的第二個內容是,學習邏輯思維,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這是非常重要的。那個時候聖約翰大學有一本小冊子,專門給來訪客人參考的,裡面就講本校的宗旨是「培養良好品德」。現在有人說要「培養高尚人格」,「高尚人格」的講法就太高了吧。
在我們那個時代,大學畢業生都不是專家,只不過是受過一些基本訓練的普通人,專家要在大學畢業以後再培養。解放以後,完全不一樣了,因為中國學習蘇聯的教育模式。在蘇聯,大學畢業就是專家了。
我在聖約翰最大的收穫是什麼呢?我想,最大的收穫就是學會了怎麼自學。
學問是要自己學的,老師只不過指示道路給學生。
（本段摘自《今日中國的大學與大學教育》，載《讀書》201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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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那是一個大時代，那是一個胡適、林語堂、沈從文、魯迅、齊白石、徐悲鴻、張愛玲、徐志摩、林徽因等群星璀璨、大師輩出的時代！讓我們跟隨著大師的足跡，一起領略那個伴隨著清新壯闊的文藝復興的民國大時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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