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產能之後,鋼鐵業沒落了,攀枝花的天也變藍了。但是我們回不去了
對於很多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而言,「產能過剩」、「供給側改革」這樣的詞語其實是一些抽象的概念。闡述得多麼深刻激昂,也只不過是拂過臉頰的風,再冷再疼,一瞬也就過去了。但是,對於那些在「石油城」和「鋼鐵城」中出生、長大、上學、和工作的很多普通百姓來說,一座廠區就是頭頂上的整個天空,不是所有的人都理所當然地能夠成為鷹隼,搏擊出另外的萬里晴空。
廟堂上輕飄飄的一個詞語,是底層多少普通百姓長長的一生。從50年代「開發北大荒」、「支援新疆兵團建設」,到60年代備戰備荒的「三線建設」……宏偉的戰略背後,是幾千萬普通人以自己的離鄉背井,婚姻,子女教育為代價默默承受著國家產業悲喜起落的命運。 因為研究日照鋼鐵與五礦發展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我從2014年底開始看鋼鐵產業的數據,攢上10萬的數據和文字,雖然沒有最後成稿,但一直認為自己了解這個產業在中國興衰起伏的歷史和經濟原因。然而,讀戴希的《那座工廠那座城》的時候,我幾次鼻子發酸,才明白這「旁觀者」的研究(不管有多少數據模型支持)是多麼膚淺和單薄。 鋼鐵工人的「沸騰生活」 一代人,幾代人的命運和人生要怎麼度量?我不知道。90年代末的時候,中國曾進行過一場國企改革,幾千萬的工人被下崗(其實就是「失業」),有的人「走出來」了,而更多的人,還有他們的子女則被捲入了歷史洪流,滾滾而去。當回看歷史的時候,我們也許應該稍微剝開那些對「更高更大更強」的迷戀,試著從普通人生存(這才是「民生」吧?)的角度來討論。90年代以前的大國有企業工人們,其實和企業中間有一種隱形的合同——極低的現金工資是和隱含的高福利(工廠附屬醫院,教育,社保,住房)相匹配的。以那樣的收入水平,大部分「旱澇保收」的工人是不可能有太多儲蓄的。 在「剝離三產」的改革後,工人們一旦「下崗」,其實喪失的不僅僅是一份工資,而是整個家庭生活的基礎。這種代價,對於一個國家,可能叫「陣痛」,可是,對於一個普通家庭,卻可能是「絕症」,不是當事人,永遠不會理解那種掙扎的痛苦。 當年的改革非常幸運。98年的住房改革、2003年的入世,加上當年較小的經濟體量,較低的城市化率和第三產業的比例,中國開始了超高增長的一段時期,巨大的經濟增量逐漸吸納了大部分的青壯年失業人口,雖然有多少個人和家庭的貧困為代價,卻沒有釀成社會性的巨大災難。而今日的中國,已經面臨完全不一樣的情景,8000多美金的人均收入,連續下滑的經濟增長率,因為「計劃生育政策」而提前加劇的人口老齡化,逐年上漲的勞動力成本導致大批外遷的產業……我們不可能有再有那樣的發展速度和那樣大的經濟增量來容納那麼巨大的失業人口了。 戴希走出了攀枝花了,可是川哥(她的爸爸)還留在那裡。對於很多很多人來說,那是走不出又回不去的原鄉。對於廟堂之上那些文件措施制定者來說,我想,回望歷史,不應該是簡單地銘記,而是為了改變。90後眼裡的中國經濟之三
那座工廠那座城 文/陳戴希 1一座叫攀枝花的鋼鐵城 1990年,我和雙胞胎妹妹出生在四川一座叫攀枝花的山城。山城是以花命名的,但是直到我19歲離開那裡之前,我從來沒有覺得家鄉很美。印象中視野內全是光禿禿的山嶺。就算是春季,這些山嶺也不會披上青色。因為有豐富的釩鈦磁鐵礦,這塊西南偏隅的不毛之地以一個鋼鐵工廠為中心衍生出一座移民城市。這座工廠就是攀枝花鋼鐵公司(攀鋼)。媽媽說,毛爺爺時代,國家從1964年開始在屬於「三線地區的」13個中西部省、自治區進行了一場以「備戰」為目的的大規模建設[1]。攀鋼基地投建就起源於「三線建設」(見表1)。 表 1 1964至1980年三線建設全部成果 重慶長安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第二重型機器廠 賀蘭山煤炭基地 重慶建設工業有限責任公司西昌衛星發射中心
酒泉鋼鐵公司 重慶川維股份集團 攀枝花鋼鐵集團 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重慶川儀股份有限公司 六盤水煤炭工業基地 丹江口水電站劉家峽水電站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洛陽玻璃廠西北鋁加工廠
重慶紅岩汽車有限責任公司 中國二汽 襄渝鐵路(襄樊——重慶) 重慶大江工業集團 江漢油田 青藏鐵路一期西寧至南山口 重慶珠江光電集團 葛洲壩水利工程 湘黔鐵路(株洲——貴定)重慶望江船舶集團
陝西飛機工業有限公司 成昆鐵路(成都——昆明) 重慶816核工廠 長慶油田 焦枝鐵路(焦作——枝城) 當時全國重要鋼鐵產業基地的很多職工都舉家搬遷到了攀枝花支援三線建設。特別很多鞍鋼的遼寧人,他們從東北到西南,跨越了整個中國來到這片山區,支援這裡,也紮根在了這裡。我的奶奶和爺爺也是從牡丹江畔的軍墾國營農場醫院搬遷過來的。他們倆都是四川人,作為醫生,他們在1958年響應「十萬官兵開發北大荒」去支援東北,十六年後,又響應「三線建設」返回西南邊陲,在攀鋼附屬醫院工作。記得在我小時候周圍很多小朋友都是一口東北腔,上學以後,在攀鋼附屬的學校里也沒有說四川話的氛圍,後來知道這種情況在四川省內是很不常見的(四川的中小學生除了在課堂之外都是講四川話的)。 80年代初的攀枝花 除了自身龐大的車間體系以外,還有很多附屬於攀鋼的後勤單位、醫院、學校和幼兒園,以及配套的服務業設施(例如購物點、餐廳、體育館、休閑中心)。周圍小夥伴們的爸爸媽媽要麼就是工廠的工人,要麼就是附屬單位的職工。我們的衣食住行都跟這座工廠息息相關。2
歲月也曾靜好 和很多老攀鋼人的子女一樣,我爸爸在冶煉專業畢業後,也進了攀鋼,在附屬職教中心工作。我媽媽是隨著她姐姐姐夫移民到這座城市的,他們都是攀鋼職工,不久我媽媽也進了攀鋼附屬的後勤公司工作。1990年我和妹妹出生後,他們需要撫養兩個孩子,所以10歲以前家裡生活還是比較緊湊的。 從1995年開始,鋼鐵開始緊俏。爸爸說當時如果有辦法拿得到一噸鋼材的話,在原價兩三千元一噸的基礎上,都可以再加價五六百元賣出去。爸爸和同事們開始也在職教中心建了小型軋鋼廠作為校辦副業,與攀鋼的熱軋廠合作對次廢鋼材進行再加工。再後來,我發現身邊的很多大人們成立了鋼鐵貿易小公司,開始做一些生意,爸爸和他的朋友們也不例外。 我們家的生活也在逐漸好轉,買上了車,住進了市中心的房子。直到2005年我念高中,爸爸媽媽的工作都很安穩。印象里市中心開了一家很大的華聯超市,媽媽每次都會把購物車塞得很滿,爸爸還會每周邀請職教中心的美國志願者(支援偏遠地區教育的美國人士)到家裡來玩,做滿滿一桌子菜。有一個叫Lindsey的志願者姐姐經常來家裡玩兒,她會跟我們講很多美國的故事,包括她的家鄉(紐約州羅徹斯特市)因為柯達的破產而衰退的故事。她沒有講得很細,只是說她的爸爸和爺爺都是柯達老職員,還有家裡很多親朋好友,都因為數碼相機帶來的變革失去了工作。她說的有些無奈傷感,我當時也就是在飯桌上獃獃地聽著,渾然不覺類似的事情會在自己的身邊發生。 柯達破產 3 產業雪崩與大遷徙 高一的時候(2007年),我開始時常聽到媽媽對工資待遇的抱怨,她說攀鋼效益不好了。高二時,媽媽乾脆辦理了退休全職在家照顧我和妹妹。不久,爸爸兼職的鋼鐵貿易公司業績也出現了問題,他們職教中心的小型軋鋼廠也荒廢了。後來發生的事情,越來越出乎預料。鋼鐵價格(以典型的螺紋鋼為例,如圖1)在2008年後半年先開始出現雪崩式暴跌。4萬億刺激計劃將鋼鐵價格死撐至2011年,隨後鋼鐵價格就開啟持續走弱模式,直到不如白菜價。2015年冬季,一噸螺紋鋼下挫到1800元的價格(即9毛錢/斤),同期白菜市場價在1塊錢/斤以上。攀鋼在2008年和2009年出現了明顯虧損,並在2010年被鞍鋼重組收購,將業務重心從「鋼鐵冶煉」轉移至「釩鈦磁鐵礦開發」(見圖2)。隨著中國經濟的急速減速,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市場每況愈下,鐵礦石由2010年的180美元/公噸降至掉價2014年底70美元/公噸,攀鋼在2014年出現了嚴重虧損,開始「激勵」子公司進行裁員。
圖 1 螺紋鋼和鐵礦石價格指數 數據來源:Wind資訊 [2] 圖 2 攀鋼釩鈦公司年度利潤總額 數據來源:攀鋼釩鈦(000629.SZ)年度財報 2009年我和妹妹到外地上大學以後,爸爸沒有繼續碰鋼材生意,在職教中心做一份後勤職務;媽媽在成都找了一份工作。漸漸的,爸爸媽媽的很多朋友都離開了攀鋼,在外地做生意和找工作,並且開始陸陸續續地把家也搬到外地。2010年,我們也搬家到了成都。因為高中的很多同學家裡都搬過來了,我們暑假在成都組織高中同學聚會也很容易。就在幾年之內,好像世界都天翻地覆變化了。官方統計數據說攀枝花市的人口還在增長,到了120萬,可是我們看到的是人漸漸都走了(民間有說法是已經流出了差不多1/3,近30萬)。最明顯的是我們家在那兒的幾套房子,從去年開始就很難租出去了。後來媽媽和妹妹在成都工作了,我到北大去念博士了,我們三個已經「走出了」山城,但是爸爸卻反反覆復地離開又回去。 4 一個縮影:轉型中的困獸之鬥在成都,爸爸呆得很鬱悶,他不太適應朋友介紹的外企工作,又很抗拒閑在家裡。因為一群朋友在那裡守著自己的鋼鐵產業,他一直想回到那座山城。終於在去年年初,他不顧全家反對回去了。我當時並不清楚他回去做什麼,但是可以肯定還是跟「鋼鐵」有關。果不其然,他加入了他的朋友在釩鈦高新園區設立的納米鐵粉公司。這個產品聽上去挺高大上的,屬於高科技創新。他一把年紀了也要響應國家號召,跟著朋友創新創業,我們母女也不能硬攔著。爸爸回去工作熱情高漲,要麼是在加班要麼是在開會,電話里語速都快了。
我的理解是,因為攀枝花豐富的釩鈦資源,攀枝花的第二產業由「鋼鐵冶煉」向「釩鈦資源開發」轉型,政府專門設立了釩鈦高新區作為涉釩涉鈦公司的孵化器。爸爸所在的納米鐵粉公司作為涉鈦公司進駐了這個園區(納米鐵粉的原材料是硫酸法生產鈦白粉的副產物,是屬於涉鈦產品)。爸爸跟我講政府和軍工部門對他們公司高科技產品重視了;中信資管對公司注資了;投行開始接觸他們擬籌備上市新三板了。周末的時候,我跟在北京創新創業的年輕朋友們吃火鍋,他們也會興緻高昂地跟我講類似的故事。 但是到了去年冬季,爸爸所在的納米鐵粉公司陷入了困境,跟當時絕大部分企業一樣,遇到了資金短缺,即缺血。這種血虛之痛源於多方面:他們在前期改善產能的研發嘗試方面消耗了大量資金(例如高價購買的粉體改造設備沒有達到預期的生產功效);經濟下滑,銀行惜貸,公司辦理展期難度大;省政府的獎勵補貼卡在市政機構的層層審批環節。然而,他們看好納米鐵粉在軍工市場的前景,並沒有選擇停產,而釩鈦高新區里的不少公司,都在這個經濟發展的嚴冬停產了。他們仍然繼續在尋求投資方,繼續在改善產能,繼續在堅持車間運轉,即使有時工資會拖延,即使部分股東和供貨商有抱怨,即使現實已經給了他們很多條可以停產的理由。今年年初,攀枝花電視台的一期新聞節目還專門報道了他們納米鐵粉公司的高科技創新以及在經濟嚴冬期維持生產的事迹。外人可能看到的是滿滿的正能量,可媽媽說看到的卻是困獸之鬥般的心酸。話說回來,我從心裡還是佩服這種老產業人們特有的頑強精神(或者叫硬骨頭精神也好)。 5 對產業發展規律的一點反思 「產能過剩」、「供給側改革」、「轉型升級」,這些聽上去飄在雲端的大而空的詞,只有降落到凡間,發生在身邊,關切到親朋好友,方能有意義。產業發展的經濟規律是什麼?它是我眼中的攀枝花山城,Lindsey眼中的羅切斯特市。極端一點,它還可以是底特律市、鄂爾多斯市或者端島等鬼城。城鎮化本身是經濟要素在空間上的集聚,具體可以體現為產業的空間集聚帶來人口、資金和技術的集中。產業結構的變化也會使得城市發展模式相應調整。產業由興旺到衰退的生命周期變化會直接影響城市繁榮和沒落。 目前國內鋼鐵產業產能過剩3億噸,產能利用率67%(以粗鋼為例,其產能為12億噸左右,2015年其產量僅為8億噸,產能利用率不足七成),虧損面達到五成。2015年各省鋼鐵產業的粗鋼去產能完成了1.25億噸,其中各省政府計劃內的去產能量為0.18億噸,工廠自主的去產能量為1.07億噸。除了鋼鐵產業,煤炭、水泥等重工業同樣聚集了高風險,行業虧損分別達到了八成和四成[3]。這些虧損和去產能的背後是一座又一座工廠,一片又一片以工廠為中心彙集而成的城區,以及千家萬戶留下或者外遷的抉擇。 表2 2015年各省粗鋼去產能情況統計 (萬噸)政府計劃
自主完成 暫時停工 永久關閉 總計 安徽 59 59 59 重慶 365 365 365 福建 174 174 174 甘肅 110 110 110 貴州 18 18 18 河北 2,429 1,159 1,270 2,429 黑龍江 171 171 171 河南 363 363 363 湖南 10 10 10 內蒙古 170 250 98 322 420 江蘇 260 254 169 345 514 江西 60 100 100 60 160 吉林 445 215 230 445 遼寧 313 300 13 313 陝西 118 118 118 山東 920 20 940 940 山東 3,279 1,226 2,053 3,279 四川 180 329 329 180 509 天津 382 382 382 新疆 80 1,199 1,199 80 1,279 雲南 117 383 383 117 500 浙江 16 16 16 數據來源:摩根斯坦利研報《Global Steel Playbook》統計,2016年3月22日發布 值得反思的是,這些產業在面臨產能過剩同時,也極度缺乏高端產品。正如2016年第一個工作日,總理伯伯在山西主持召開工作座談會時說的那樣,「我們在鋼鐵產量嚴重過剩的情況下,仍然進口了一些特殊品類的高質量鋼材。我們還不具備生產模具鋼的能力,包括圓珠筆的筆頭,目前仍然需要進口。這都需要調整結構。」同樣的話,他早在去年6月也講過。我細查了一下,圓珠筆的筆頭分為「球珠」和「球座」(均屬於模具鋼)。我國已經具備「球珠」(Textured Tungsten Carbide Ball)材料的生產基礎,但是不具備「球座」(Stainless Socket)材料的生產基礎。並且筆頭的組裝技術也長期掌握在法國BIC、瑞士Mikron、德國Hutt等公司的手中。我國向瑞士進口組裝筆頭的精密機床,向日本進口筆頭的模具鋼線材,向德國進口了墨水,最終成為了毛利率極低的圓珠筆生產大國和出口大國。 「產能過剩」是衰退的方式之一。而「供給側改革」和「轉型升級」是延長產業生命周期的關鍵。如果羅切斯特市的柯達在1998年就果斷地轉型數碼成相;如果底特律市的汽車三巨頭在1970年就果斷改變大尺寸、大排量的單一產品結構;如果山城的攀鋼在2006年就果斷地布局(納米鐵粉一類的)高端鋼鐵製品,而不是躺在粗加工產品上掙錢……產業轉移無法被阻止,產業轉型必定承受陣痛,同樣的故事和城市還會出現在未來,出現在世界各地。產業集聚和產業轉移本就是兩個並行不悖的動態過程[4]。 爸爸和他的夥伴們還留在山城。昨天電話里爸爸說,鋼鐵產業沒落以後,攀枝花沒那麼多污染了,政府嚴控污染,也開始打發展旅遊產業的牌了,山城的空氣質量變好了,天也變藍了。終於,我的家鄉變美了,但是我們也回不去了。 註: [1]從1964年至1980年,貫穿三個五年計劃的16年中,國家在屬於三線地區的13個省和自治區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國基本建設總投資的40%多的2052.68億元巨資;400萬工人、幹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成千萬人次的民工,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的時代號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來到祖國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峽谷、大漠荒野,風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艱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 [2] MySpic指數:My steelprice indices of China,即鋼材價格指數。該指數,考慮了長材和板材在中國鋼材消費中的權重以及中國華東、華南、中南、華北、西南、東北和西北七個行政區域的鋼材消費權重,是一個由品種和地區混合而成的加權價格指數。 [3]《跟90年代比,現在是不是去的慢了點》, 劉毅等, 國泰君安證券研究, 2016年2月21日. [4]《底特律的啟示》, 李華, 《中國青年報》, 2013年6月3日02版. 編後語 作者稱呼她爸爸為「川哥」,稱呼她媽媽為「戴姐」。在看到文章的時候,倔強的川哥和樂觀的戴姐都紅了眼眶。他們給希哥(作為一枚漂亮又野蠻的女博士,我們都稱呼作者為「希哥」)寫下自己這個時刻的感受。這是一對60年代生的普通父母,是千萬個上行或者下行的產業中笑著,哭著,卻仍然奮鬥著的人們的縮影。要永遠感謝中國的百姓,他們的堅韌和樂觀真的舉世無匹。 川哥說:「目前實業的堅挺尤為寶貴。希望我們公司能儘早克服技術難關,產能穩增。釩鈦產業仍會繼續支撐山城的發展,希望山城持續美麗持續繁榮。」 戴姐說:「我慶幸當時自己有勇氣離開攀枝花另謀出路。鋼鐵產業沒落,我們很多人都離開了那裡。現在在成都有安穩的生活和工作,偶爾懷念一下攀枝花的陽光。小寶工作順利、大寶讀書爭氣是我的幸運,我已經比較滿足了,當然川哥也不容易,哈。」 作為西部重要的鋼鐵生產基地,攀枝花是名副其實的「鋼城」。近些年來,隨著鋼鐵產能過剩,鋼鐵企業效益大幅下滑,讓這座「鋼城」陷入發展瓶頸。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需要不斷的探索和實踐。 好在探測表明,攀枝花74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除了埋藏著全國20%的鐵,還有儲量居世界第一的鈦、世界第三的釩。而釩鈦,是稀缺的軍工材料,國際上將鈦材占金屬材料的比重作為衡量軍用飛機性能的重要標誌,釩也越來越多應用於航空、航天、激光防護、核反應堆、超硬材料等高科技領域。攀枝花已走在產業轉型之路上。 誠如文中所言,產業轉移無法被阻止,產業轉型必定承受陣痛,但是我們衷心希望同樣的故事不再上演。推薦閱讀:
※我們應有的富人思維
※究竟是什麼在影響我們的運氣?
※西式教育真如我們想的那般輕鬆?揭開「西式教育」真面目!
※其實我們不想長大
※那個一年賣3億的包子鋪,又讓我們腦洞大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