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史景迁及其作品？
啊呀啊呀啊呀！这个我要答！人生第一偶像啊……
史景迁跟黄仁宇相比？哼黄仁宇这种一把年纪都混不到教职的人生大卢.瑟怎么能跟史景迁这个超级高富帅相！提！并！论！
你问那些迷史景迁迷的一塌糊涂的人，为啥喜欢这个老头子，十个有八个会告诉你，因！为！他！帅！啊！！！因！为！帅！啊！！！
对比一下，这个是肖恩康纳利
我们评过最帅汉学家，史景迁毫无悬念的遥遥领先，甩开第二的卜正民和第三的安克强几个身位。至于卜正民和安克强长的什么样子，这么跟你说吧，一个是苗条版施瓦辛格一个是矮版布鲁斯威利斯，去年安克强到我们校开讲座，百来人的报告厅挤的满满当当，底下无论男女，一律擦着口水犯花痴……呃我好像跑题了……
刚才说过黄仁宇和史景迁不好比较，展开来说一下吧。黄仁宇是明代财税制度的专家，博士论文做的是明代漕运制度，作为博士论文来说足够优秀（余英时的博士是那么容易毕业的么），但难称一流。实际上这也没什么，但从那以后，黄仁宇几乎没再写出任何值得一提的著作。他参与编写了剑桥中国史，他参与编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但这远远不够。《中国大历史》通篇可以说是“无甚高论”，而《万历十五年》，哦，《万历十五年》，这本书，连历史学的边都沾不到。
《万》一书最大的缺点是“以论带史”，不要小看这四个字，如果被这样评价，基本上这个人的学术生涯就宣告终结了。须知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复杂性，同样的时空下，任意截取几个片段，呈现出的面相很可能全然相反。如果有人写过历史论文，大概有过这样的经历：看了两千多页档案，大致构建出一个解释框架，踌躇满志的准备动笔打草稿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份新材料，与自己的框架完全不符。无视它？那你完了，没准儿就有人看过这一份材料，讨论答辩的时候拿出来问你的话，你就自个儿抹眼泪去吧。此时有两种选择，要么将这份材料在自己已有的框架内进行解释，试图将其强制纳入模型范围，要么推翻之前的框架，再看一万页档案，然后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一个能涵盖所有个案的解释。大部分历史学家会选择后者，但《万》一书则选的是前者。更重要的是，黄仁宇虽然把书名定成了”万历十五年“，但这些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一年，而他也最终没能把万历十五年写的与其他年份有什么差别——黄的论证方式基本是这样的：你看是这样的，你看是这样吧，你看是这样没错吧——用这种证明方式，你几乎可以证明一切事实。说白了，黄仁宇章与章之间的结构大有问题，他只是不断抛出一个个的孤证，而孤证无法证明另一个孤证，一万个孤证也不行。北京的XXX女人有一条腿，上海的XX女人有一条腿，美国的XXXXXX女人有一条腿，所以女人有一条腿——这个例子有些夸张，但本质来说，是差不离的。与之相比，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算是个正面典型。
呃我好像又跑题了……
史景迁的学问，真的不怎么样。《曹寅与康熙》是他的博士论文，中规中矩（但在当时来说的确不错啦）。《天.安.门》《大汗之国》《改变中国》《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追寻现代中国》是科普读物，《太平天国》是……呃，历史小说，《前朝梦忆》和《康熙》连我这种脑残粉都不好意思替他洗白……太糟糕了……但有两本书，《王氏之死》和《胡若望的困惑之旅》，这两本，实在太吓人了。
史景迁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当我们提到Fiction一词的时候，指的是方法，这种方法仅仅着眼于篇幅范围内的合理，而不必要基于事实；而当提到Literature一词的时候，指的则是一种品质与评判，以及遣词造句上的优雅。他试图达到这样一种效果：既能够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能够在另一层次上展示更广阔的背景，以及表现出故事中蕴藏的感情。他认为，这便是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以语言营造出一种效果，其中带有道德层面的目的。
当我们基于地方志与官员笔记，试图还原一段历史，我们会如何去做？我们会简述这个城市的风土人情，列举这里每年的粮食产量与旱涝灾害，计算每一年的判案数量及类别，然后做上一些简明扼要的描述——只能做到此了，材料不足。史景迁的答案是：将这段历史投射到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身上，写好这个小人物，就还原了这段历史。
但这个人物怎么来写？我们不知道她的生平，无法理解她的情绪，她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谜团。关于她的记述，只有短短的几行字，我们如何书写这个人物？如何让她的情感真实可信？史景迁的答案是：《聊斋志异》。假如我们不知道她的情绪，就赋予她情绪。而小说，是记录情绪的最佳载体。
这本书是一次思维的奇妙探险，我们在真实与虚幻之间不断游走。王氏的思维与情绪亦真亦假，事实上，在这里真假并不重要，她仅仅是一个载体而已，真正的主角是背后的历史情境——于是我们便目睹了史学史上的奇迹：史景迁用”虚假“还原出了”真实“。一个虚构的王氏让我们理解了基于史料还原出的历史情境，而在这种历史情境之下，虚构的王氏有着真实的情绪，以及真实的选择。
《胡若望的困惑之旅》则是西方汉学家（尤其欧洲汉学家）种族天赋的集中体现——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时学会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HELL级别的难度，但对于欧洲人来说，这跟咱们同时会说上海话苏州话普通话和古文难度差不离……把这样一堆材料放到中国历史学家面前，十个人里有十一个会疯掉，但对史景迁来说，这简直是手到擒来。
当然这本书被人诟病的地方很多，最重要的是史景迁完全没对胡若望的疯狂作出分析——事实上，读完全书之后，史景迁的态度已经体现的很明显了，但这不够，历史学家需要作出的是确定无疑的解释，至少这个解释对他本人来说应该是确定无疑的。把问题留给读者这样的行为，往小了说是不专业，往大了说是不负责任。但我认为指责史景迁没看过福柯是荒唐的……千万不要低估文科教授的阅读量，自以为学富五车的民间学者被连路都走不稳当的老头虐的死去活来的事儿我们见太多了……
呃，我好像一直在跑题……
北美汉学三杰，学术成就最高的是孔飞力（《叫魂》已经快成清史研究的一个标杆了），最有广度的是魏斐德（从清朝开国史一路做到民国，遗著是关于中共上海警察制度的），而史景迁，除了文笔最好之外，还有一个”最会讲课“和”最会教学生“。关于”最会讲课“一点，国外的中国史专家，能在千人大礼堂开课的，除了麦克法夸尔之外，只有史景迁了。今年史景迁去北大做讲座，竟然能以这种方式结束：
一些学者对于沈福宗这个故事的看法是，沈的故事应该从对其个人的解读，转向一个全球的解读。我们应该跳出沈福宗个人的经历，而更加关注当时的全球交流的情况：全球化的城市似乎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些帝国的中心城市开始全球化。因此我们希望更好的对于当时政治的分析，更清楚的当时人物的交际圈子：波义耳都认识谁？那时主要的书商是谁？为什么非洲的图书市场这么大，以至于书商都要借钱从事这种图书贸易？有一条线贯穿了这些变化，比如国际法和经济秩序的建立。
还有一些学者希望我们关心当时宗教的本质，重启孔子是否是一位宗教式的思想家这个讨论；学者也关心语言的本质这一问题，当时的人就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中文怎么会和其他语言如此不同？语言的组织怎么会这么复杂？一个人怎么能学会一万两千个字？这是不是真的，还是一种夸张？还有一些人，希望我们能更清楚的理解伦敦，沈福宗对于伦敦的访问和与詹姆士二世的会面恰巧发生在这么一个时间——伦敦开始成为一个金融上有重要意义的中心，连接了欧洲大陆，中东和非洲。还有关于法国启蒙的探讨，这些被翻译的儒家经典显然影响了当时的几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我们可以更仔细的观察这些思想家，尤其是马勒伯朗士，他曾被教授如何理解儒家的思想。当时有一个语言学习风潮的转变，似乎西方人对于学习中文更加感兴趣，而之前他们很想学马来语，还有几种中东的语言，包括波斯语。
有些学者认为17世纪是一个和计数——和计量非常相关的时代。这些关于数目的研究认为计数这个行为——比如经济学还是数学的发展——对于当时的思想家都有影响。这些事情对沈福宗的影响是什么？沈福宗的朋友们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理解沈福宗告诉他们的，关于中国的状况？他们讨论了中国的皇帝吗？还是他们会更关心中国的税负问题？他们对于中国理解的边界是什么？
最后是象棋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该忽略这件事情？还是把它放到离我们心更近的距离上，体会象棋的各种变体对应的当时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象棋能不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和西方交流的过程？
我愿这样结束我的讲座：上述哪一条诘问的精神会为我们带来沈福宗故事的意义？我们如何衡量这些方法的价值？这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学生需要面对的挑战。
郑培凯回忆说他做博士的时候，史景迁拿到他的论文题目，说这个题目真的很有趣，但我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吧。然后就真的开始跟他一起做研究。虽然史景迁的学问实在不怎样，但做他的学生一定很开心。
这种方式的结果就是：史景迁门下的一流中国学者，几乎仅次于费正清——他实在太会教学生了。单拿汉学三杰做比较。孔飞力门下有卜正民杜赞奇和柯伟林，魏斐德门下有周锡瑞欧立德和曾小萍，史景迁？彭慕兰柯娇燕高家龙韩书瑞罗芙芸卫周安……
简单的说，这个人帅，绝顶聪明，文笔上佳，极会教学生。能写规矩的论文，也能在纽约客写小说评论（《生死疲劳》的书评是他做的）。他回答了许多人一个问题：文艺青年能在历史学界混到什么水平？答案是耶鲁大学讲座教授，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
最近史景迁去北京了，接受采访时，史景迁回忆起自己的每一本书，他提到自己在做太平天国研究时发现的一些东西，人们很饥饿，开始偷食别人养的狗，这些狗会有自己的名字么？法国人在进攻太平军时在阵地后方摆上台球桌，当一些人与太平军战斗时，另一些人在后面快乐的打台球，战争与娱乐如何能在同一时空下进行呢？他说历史研究像是拼图，你将看到每一块碎片，而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将这些拼图组合成一幅图画。他还提到自己最喜欢的文献是私人日记和信件——”你将瞬间获得一种能力，可以获得别人的视角，你将成为另一个人，通过这个人的眼睛看到世界，看到那段历史。“
而这也是历史学家们一直以来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将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重建起一座逝去的城池，城池里有国王和公主，也有盗匪和乞丐，有医生与商人，更多的是庸常的芸芸众生。它矗立于一个遥远而无人知晓的角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它并不存在，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或许有朝一日，你将无意中经过这座城池，你将驻足观望这个应该死去多年的小小奇观。而当你的目光投向它的一刹那——
整座城市，便砰然复活。
呃，我好像已经离题万里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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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不着觉明天还要早起上班不幸福T_T所以闲来无事补一下这个答案……
1、史景迁的中文非常、非常、非常糟糕。金安平说过史景迁只听得懂标准普通话（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我认识一个日本妹子，在中国读了三年中学，口语和听力依然一塌糊涂……），而阅读水平，看看《前朝梦忆》就知道他中文到底有多差了。汪荣祖看完这本书之后气疯了快，说你丫起码也是看过清代档案的人，把经世济用翻译成Economic算怎么着……
2、如果诸位真的试图做个稍微靠点谱的历史票友，而不满足于在知乎做个不知所谓的“青年历史研究家”，就请先放下《万历十五年》一类的书，去读一些让自己不那么开心的东西。之后忘记知乎上一切有关历史的答案，我倒是真知道几个史学博士在这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关注不过千，回答三言两语，但无比精到。人文社会科学是有门槛的，而且这种门槛绝对不比自然科学要低。差别就可以大到这种地步。如果你毫无基础，我倒是推荐从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开始，如果这本书读不下去的话，就安安心心做个票友吧。
3、我不是姬轩亦，将我们与这个人相提并论，是对于所有历史研究者、准历史研究者及有志于成为历史研究者的极大侮辱。我们的人格值不得几钿银两，但多少还值一些。清浊自辨，如果您够聪明，多少会明白历史研究意味着什么，而他又在做些什么。
4、我不会取消匿名的，永远都不会。这起码能让我时刻提醒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我只是个连下个月房租都凑不齐的穷困上班族。保持清醒对我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我不能给自己找不自在。
5、稍微汇总一下诸位的提问：黄仁宇就不说了，明朝财税制度的专家，但无奈时运不济，自身也有研究取向上的缺陷，总的来说水平不算太高；唐德刚在我看来是威力无限加强的易中天，同时是很厉害的文化人，社交技能Max，人脉宽广，所以能做很了不起的口述史项目（与之相比崔永元真该好好面面壁）；钱穆是个很厉害的旧式史学家，但无奈出名的作品写得都不太好，写得好的作品都不太出名，现在被窄化的太厉害，《国史大纲》真的只是他一部写的不算太好的教科书；当年明月是一名十分出色的网络写手；至于各位纷纷猜测我的身份，我倒一直很怀疑大家猜测的是哪位……
6、我是男的、男的、男的；而且我是直的、直的、直的（重要的事情据说要讲三遍）……
7、史景迁的书这次广西师大出的版本不错，但《王氏之死》还是上海远东的好。
有些人，有些书，无论其成就高低，都是你成长路上的某块石阶，带着这样的态度理解开卷有益，多读多看自己站得高了后，自然知道对方位置了。
有一次在朋友的客栈里，看到台版的「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发现这本书时真是欣喜，读完后还找来了PDF版本装进kindle。
后来又看了他写的「太平天国」，然后才猛然发现，他竟然不是中国人哎。
冷眼旁观，针砭时弊，真是厉害。他写的历史，让一个平时很少关注历史与时评的人阅读不吃力，还能激起继续阅读的欲望。
简单的说，能讲历史的人很多，能把历史讲得吸引人，讲成好看的故事的人，就少之又少了。
借用一下书里对他的简介吧。
1936 年出生於英國，現為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也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著作極豐，有《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以上由時報文化出版）、《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婦人王氏之死》等。
歷史學家、中研院院士許倬雲曾這麼形容史景遷：給他一本電話簿，他可以從第一頁的人名開始編故事，編到最後一個人名。史景遷當然不曾寫過這麼一本「電話簿當代史」，但是從許倬雲教授的比喻中，不難了解史景遷說故事的功力是如何高超。
而這種說故事的能力，乃是成為優秀史學家的必要條件之一，也往往是一種天分。史景遷就有這種本事，能埋首在故紙堆裡細心排比資料，但也能跳脫到宏觀的角度，從世界的大格局來觀照中國歷史，兼顧考證、敘述、分析、綜合與理論各個層面。為史景遷在台灣打響名號的《追尋現代中國》就是最好的例證。
史景迁，他老婆叫金安平，曾写过一本书叫《合肥四姐妹》，这四姐妹分别叫元和、允和、兆和、充和，这四姐妹牛逼之处在于都嫁给了民国时期比较牛逼的人物，她们的丈夫分别是著名昆曲演员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文学家沈从文和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金安平的爷爷更知名，为民国时期著名史学家金毓黻。金安平师从另一位历史学家房兆楹，史景迁的中国名字便是房老起的.....
扯淡完毕！
史景迁先生作为一位研究中国史的老外，其治学方法当然有西方人的独到之处。老爷子兢兢业业躬耕于史学这一席之地，虽然有人不屑于他的学术成果，但他的独特与另辟蹊径却也使得他手头上的作品光彩熠熠。其实在以前的美国，汉学是很不受欢迎的，就比如我们国家研究非洲史一样。所以，在美国有较少前辈指导的前提下，史景迁老爷子仍然用其自己独到的方法治学并坚持不懈时出佳作（当然有人不认同他那叫佳作），也确实令人称道。
前几天老爷子来北大做了一场名为”沈福宗和他的十七世纪的跨文化之梦“的演讲，虽然我没去听，但从别人整理、分享的repo里面还是可以看得出，老爷子的演讲还是挺有意思的，为我们传达了他对于17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想法与见解。
因为我读史景迁先生的作品尚少，不足以做出很深的评价（忝列史学门楹啊~~~~(&>_&<)~~~~ ），那就引用一段史景迁先生的博士生郑培凯对他的评价吧！（当然，作为史景迁史学的鼓吹者，郑培凯对老师的评价里面难免有溢美之词）值得一提的是，史景迁影响了西方对近代中国的认识，这方面他有很大的贡献。他的贡献，跟早期，比如林语堂、赛珍珠他们，有一点不同。他基本上还是个学者，他讲的东西，是从研究的角度，或者把学界的东西呈现出来，让大家理解中国以及中国所经历的变动。他的文化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个很重要。不讲别的，现在我们在英美教中国近代史，最基本的教科书就是用他的。以前我们用费正清的。费正清那本写得很枯燥，文字不如史景迁的流畅活泼。至少，他们的书作为教科书，基本史实都可靠，你假如找出毛病来，也是你的一个成就。当这样的书大家都读，而且都觉得可靠，这就是重要的知识来源，会影响整个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1980年以后，美国人、西方人想要了解中国，一个很主要的来源，就是看史景迁写的书。
小恙在床，顺便补完一下回答草稿。
我们先来看史景迁其人。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市郊萨瑞郡(Surrey)的书香世家，他的父亲德莫特(Dermot Spence)先后在牛津大学及海德堡大学任教，能说一口精良的德语，其外公则是在一战期间于英国西部城市的克里夫顿学院(Clifton college)教书，他母亲则是醉心于法国文学研究，史景迁有着三位兄弟姊妹，两位兄长分别是古典学者跟化学工程师，还有一位妹妹则是电影制作人，同时也是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的专业译者。
史景迁在十三岁时，进入英国南部的温彻斯特学院就读，那是英国最古老的公立学校之一，在温彻斯特的时候，他勤奋学习，并广泛阅读，曾获得历史奖学金，此外他也常溜进祈祷室，读法语或德语的赞美诗，并写诗，不过他自认评论的才华甚于创作。 1954年他从温彻斯特毕业时，他已经服完两年兵役，这两年史景迁大部分时间都驻守在德国，而这两年对史景迁是有益的一课，它让史景迁学会在传统英国社会之外观察和思考。 随后史景迁考入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专业是英国史，他很快地便跻身于学校的顶级文学圈子，成为校刊《格兰塔》的编委，并在二年级时被任命为校报《大学》的主编。
从英国史转向中国史，史景迁于受访时表示，是出于“偶然”。 因完成大学课程后，他获奖学金参加了耶鲁大学与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合办的一个交换生计划。但其实他并没有申请参加这一计划，而是被学校邀请才参加的。在到达耶鲁后，史景迁才决定专研中国，因为在耶鲁大学才设有专门的中国研究机构，有着不同的学者专攻各种关于中国的知识，包括历史、文学、政治和经济等。 而史景迁在那里遇到了他的老师苪玛丽(Mary Wright)和苪沃寿(Arthur Wright)夫妇，在他还没开始学汉语之前，苪玛丽就介绍他读各种跟中国有关的著作，像是瞿同祖的《中国地方政府》、何炳棣的《社会阶层流动》、张仲礼的《中国士绅》等，而这些著作奠定了史景迁对于中国研究的基础。
硕士毕业后，史景迁留在耶鲁继续攻读博士，这对他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抉择，他在访谈中表示：“实际上，以前我只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学中国，而读博士就意味着我要把研究中国作为自己的职业了。那时我还不能确定，是不是应该尝试这个研究，因为在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的中国历史学家。” 不久后，史景迁借着匿名赞助人所提供到中国进行研究的奖学金到澳洲求学，师从房兆楹这位于1946年离开中国的学者。史景迁说道：“房先生意识到，无论是共产主义中国，还是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华民国，甚至是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都不是他的栖身之所。他的归宿在澳大利亚。”房兆楹是一位满腹经论的华人学者，在杨联升给周一良的信中就曾说到：“论明清史料史事，今日当推房兆楹、杜联喆夫妇。” 而房兆楹则用中国传统的师徒方式教导他。 史景迁回忆时也说到：“当我在房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完成了关于曹寅的研究论文，从而开始我自己的教学生涯并打算进
一步研究中国问题时，我对房先生的感觉是难以言传的，这种感觉包含着敬畏、崇拜、喜爱和警醒。”史景迁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了一年，每周与房兆楹见一次面，阅读和讨论关于十八到十九世纪期间中国朝代的相关资料。而当时的台湾，正好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因为国民党撤离中国时，携带了好些朝廷档案。而这些档案保存了康熙皇帝的原始记录。当时房兆楹正好有个朋友在台湾担任档案馆馆长，因此史景迁成为了第一位获许研究这些档案的西方学者，而他也成功地利用这些资料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
现在的史景迁是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并于 2004‐2005 年间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并获得麦卡瑟基金会、美国国会图书馆、《洛杉矶》时报等机构颁发的各种荣誉及奖章，不仅在2001年被英国女王授予勋爵爵位，且在2010年被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授予“杰弗逊讲席”这一美国人文科学最高荣誉。
关于史景迁这个中文名，主要一说是由他的老师房兆楹给他取的，意思为“景仰司马迁”，其妻子金安平则为台湾出生的美籍华人，亦为历史学者。史景迁与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三人被称为北美汉学三杰。在顾思齐对三杰的评论中，史景迁以叙事跟文笔见长，孔飞力以方法和角度见长，魏斐德则以选题和史料见长。 虽然被公认为16世纪以来最具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然而史景迁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汉学家，在史景迁看来，汉学的研究范畴包括古汉语、古代文本的传统，以及儒学和更早时期各种学术流派的相关知识，因此史景迁认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学术领域，在这样的认知下，史景迁并不认为有多少人能被称作汉学家。
史景迁的著作比起一般的史书而言，他的风格来的更为生动有趣。因为主流的史学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而实证主义的奠基者孔德亟欲建立一门历史的科学，以摒除叙事阐释，迎合科学解释为宗旨。创刊最早的德国《历史学报》在其创刊词便宣称：“本刊拟是，且最重要的是一种科学的刊物。它首要的任务即是展现史学研究的真方法，且突显其岐出。”这些人希望史学朝向自然科学发展，常强调史学的科学性、真实性跟客观性，然而这样的方式却使史学失去可读性，使得史学脱离一般大众，变得枯燥乏味。
史景迁反对这样的行为，他通过多种方式来使自己的著作变得更有趣，以便吸引一般大众阅读，除了注重写作技巧之外，民众感兴趣的点也是史景迁写作时所考虑的，例如他在《王氏妇人之死》一书中的开头即讲述1668年郯城大的地震，原因可能就是因当时中国刚发生过唐山大地震，史景迁希望能够借由此举来抓住美国民众对于震后中国所产生的微妙心理，使其著作在开篇便能紧紧吸引读者。
另外，史景迁在有些著作的情节安排上，会将众多的因素编排在前面，而最能反映历史主题的因素编排于后，使其情节发展呈现一种由多到少、弱到强的特征。例如《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的布局，史景迁在书的序言中就表示：“本书前五章无非是第六章的延伸解释，而第六章则完全移译自康熙本人于康熙五十六年草拟的《临终谕旨》。”以及《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中的最后一节，史景迁几乎原文不动移用了利玛窦的原文，因为在他看来这刚正好是“作为他自己一生的总结”。
史景迁的著史方式是叙事型的，而叙事史的长处则是在对于历史事件进行“描述”而非“分析”，同时描述的中心也在于“人”而不是“外在环境”。因此，史景迁遭到了一些学界的批评，例如来自布鲁斯．玛兹利士(Bruee Mazlish)在1992年一篇名为《胡若望疑问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the Question of Hu)的书评，文中玛兹利士认为《胡若望的疑问》是一本小说，而不是历史著作，因其认为史景迁在书中只生动地讲了一个关于“疯子”的故事，但主角为何而疯，史景迁却没有回答。马兹利士强调，历史是在思考，同时也是在讲故事，虽然史学家与小说家都在讲故事，但史学家与小说家不同的是，史学家在讲故事的同时，也是在提出问题并试图回答问题，不过在《胡若望的疑问》一书中，却缺少了回答问题这个环节。主角胡若望从中国被带到法国，在不同的文化氛围里做出许多令西方人不解并看作是疯子的行为，这些行为要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结合才能产生合理的解释，但是史景迁却根本无意提及。因此其书乃是接近历史小说，而非史学著作。
不过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史景迁无能为之，而是他无意为之，史景迁在受访时即表示：“我并不在章节结束时做道德批判，我愿意让著作的结构来呈现一种道德评说和道德环境。” 史景迁也明言其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读者的个人兴趣，“如果说我有一个学派，那这个学派就是促使或鼓励读者去思考”。 他也清楚这样的写史手法很有可能被人称之为小说技巧，但他并不以为意。 所以在史景迁看来，将历史如实地叙述出来，历史家已完成了责任，至于读者会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或看法已不再是历史家的事情了，马兹利士的批评不过只是另外一种史学的认知罢了。
当然，尽管史景迁的中文很不错，不过由于中文并非史景迁的母语，因此史景迁在将中文文献翻译成英文时，偶尔会发生错误，《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开笔即写张岱居处的乐趣，所谓‘便寓、便交际、便淫冶’，史景迁将作者的‘便淫冶’译作‘有许多性欲发泄的机会’(many chances of sexual adventure)，然而，‘冶’指‘艳丽’；‘淫’是形容‘艳丽’之盛，所谓‘淫雨绵绵’，是喻雨水之多，与性其实并无必然的关系。又或是史景迁将张岱自问的：‘学问与经济，到此何所施’。中的‘经济’翻译成‘经济学的知识’(knowledge of economics)，然而此处的‘经济’意思应该是‘经世济民’(statecraft)之意才对。”这是因为史景迁接受的是属于上一代的汉学家训练，这使得他在解读中国古典文献方面会存在一定的障碍，有时需要精通汉语的学术助手提供帮助。但是据协助过史景迁的学者说，他对材料的领悟力极高，可以很快找出重点。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史景迁不仅能看懂文言文，甚至还对中国的史料有着敏锐的理解能力，如此的天分再加上史景迁跨文化语境的身份，使他能够拥有不同于一般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历史，让他的著作不仅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历史著述，还能够起到东西文化交流的作用。
下面，我们来看史景迁的作品。
阅读过史景迁著作后，我想你会发现史景迁宏观概念有四个特点，其一是中国内部复杂多变，并不是外界所认知的“单一个体”；二是中国历史有着自身的延续性；三是其反对由汉学前辈们所形成的“西方中心观”；四则是史景迁不认同“后殖民主义者”所陈述的悲情论调。
1.中国是一个“整体”还是“复杂个体的集合”？
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在好几个世纪以来，存在着负面和正面，有些人批评中国的一切，如George Anson把中国形容成落后的蛮夷之邦，但也有人把中国形容成美好、充满理性的国度，例如歌德就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不过，却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是普遍存在于大部分西方人心中的，那就是——中国总是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西方人眼前，而这得从西方人长久以来对于中国的认知说起。史景迁认为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最早来自西班牙人门多萨在1585年以西班牙文为教皇写的《大中华帝国史》。而这本著作，门多萨是以当时来华的西方水手以及外交人员的所见所闻而写成，虽然因为当时明朝的万历皇帝对西方世界不感兴趣，也因此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以失败收场，不过这些人在失败之余回到西方后，却共同描绘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中国。
史景迁如此写道：“由于“这个国家的组织仍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早在1585年，在西方人的意识中就产生了强盛的、一体化的中国观念。在这段历史时期，欧洲不仅第一次获得了对中国政府的认识，而且得到了中国的编年史。” 而门多萨的这本著作，在15年内就以7种语言出版了46个版本，可以显见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以及这本书影响西方人的范围是如此之大，而这样的一个观念，就这样持续下去，影响了之后好几个世纪的西方人，其中包括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
例如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一书里分析各国政府时，把中国归类为专制的一人国家，又或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介绍中国的时候把中国形容成“单一的”，这些陈述都容易使西方人在想象中国时，产生出中国是“单一的”、“整体的”的概念。
或许是不希望世人对中国再产生同样的误解，史景迁笔下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充满复杂性，他不仅在书中提到中国自然环境的多种差异，而且其书中的每位人物都表现出自身的能动性，这些同样身份背景的人所做出的选择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这点就与黑格尔所陈述的中国人不同，在史景迁笔下的中国人每位都有着独立的人格，他们会依自身的价值观、环境、个性等，去作出行动，也因此，史景迁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其实是一个“由复杂个体所集合起来”的中国。虽然这样的复杂中国可能会让西方读者如坠五里雾中，摸不着中国的头绪，但史景迁正而是因为想让读者能更了解真实的中国才如此做的。也因此，他在受访时就表明：“能一目了然的东西并不存在。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越模糊，越多面化，离那最捉摸不定的真实性也就越近。”
2.中国的延续性
在史景迁和约翰威尔斯合编的《从明朝到清朝》一书中，他们论证了两种看法，一种是强调跨越明清两代的长期趋势，另一种则是特别强调满清对于帝国后期历史的作用。在这本书中，史景迁和威尔斯都认为从明末(1590年)到盛清(1730年)间，中国有着一种，“内在的连贯性”。它表现在“从东林豪杰直到清初的一些伟大学者，如王夫之……都有一种强烈的、个性色彩浓厚的对儒教道德理想的追求；或者表现再从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办矿的太监到十七世纪末后与广州‘皇商’一脉相承的半官办的商业。”
史景迁把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延伸到他对中国的宏观理解上，因为他在《追寻现代中国》的最后，同样也描写了一些中国好几世纪以来不断出现的现象，而这些现象，是每当中国的政权濒临崩溃时都存在的现象。“不负责任的领导阶层、贪图奢华的菁英集团，道德涣散的中产阶级以及弱肉强食的农村、制造业部门，一同共处在频临困阨的边缘：这类社会场景，不仅见诸于明朝遗老椎心刺骨地目睹他们的王朝，被不期然崛起的满人所推倒，同样也出现在清末的中国革命洪流，以及共产党人秣马厉兵对抗众所公认的颓废共和世界的那个年代。”
在史景迁的描述下，这些导致政权崩溃的现象大致上可分成四种，分别是：
一、因腐化的官僚体系而造成的中央政府权力的弱化。
“清朝统治者耗费两个世纪的光阴致力于理顺官僚程序，整顿、监控各地的官员，让各省臣服于中央的号令，以及涤除由腐化行为所造成的社会苦难。在国民党统治下，随着官僚体系的膨胀，以及因狡诈、无力感、颟顸昏暗而导致中央政府权力的弱化，使得这场战役益发艰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层曾经试图彻底荡平过去权力腐化的弊病，现今却察觉到即使是先进的科技计划层级，依然无法摆脱地方主义与人性脆弱面的顽强桎梏。”
二、缺乏和平的权力转移机制。
“在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一种和平、可长可久之权力转移机制的阙如，困扰了袁世凯逝世后的民国政局，同时也严重弱化了晚清政权的国力，甚至还一度让贤明的康熙皇帝陷入绝境。”
三、知识分子对政府的批判。
“这是一种富有深刻历史共鸣的能量，而这一历史的共鸣是由矢志不渝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激荡出来的，他们坚持有责任去批判政府的种种陋习积弊，即使面对政府扼杀他们的批判声浪，也不轻言放弃这种自我责任。无论是否出于自我意识，1976、1978、1984 年走上街头、高声呐喊的中国人，分享了1930年代的反国民党国民政府、1920年代的五四运动、19世纪末的反清积极份子、甚至18世纪‘考证’学派的若干儒士、17世纪的东林党人和明朝遗老萦绕心中的情怀。即使中国政府不断施以学术和政治压迫，但我们仍有充分理由相信八九年的示威抗争事件将会卷土重来。”
四、百姓对于政府的反抗。
“长久以来，中国的市井小民欠缺足够、甚至无法接受教育的涵化，加上独特之引导式意识形态的阙如所以无能反抗压迫者或剥削者。然而对美好生活的引颈期盼，内心深处的徬徨无奈，以及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这些因素均可能蜕变成反抗怠忽民瘼、因循苟且政府的驱力。手无寸铁但又意图杀害兵丁的人，只能凭借著赤手空拳之力直到他们占据敌人的军械库为止，明季的农民起义，追随王伦、林清或白莲教的教众，捻乱、拳匪以及二十世纪湖南或上海的农民或城市工人，皆足堪证明人民对蒙遭轻蔑的忍受度是有限的。”
史景迁特别描述出这些现象，或许有部分用意是在提醒共产党，如果想要长治久安的统治中国，就要记取好几个世代以来的教训，不要再重蹈前朝的覆辙让中国出现如此景象。但这样的提醒同时也隐含着，中国社会是存在延续性的，不论是士人对道德的追求或是中国的商业模式结构，甚至是国家接近灭亡时。
3.反对“西方中心观”
我们可从柯文(Paul A. Cohen)教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得知，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美国，对于中国的认知主要是受到费正清与李文森等人的影响，他们均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在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在经过西方冲击后才开始产生转变。
例如在1945年，费正清与邓嗣禹在他们合写的《中国对西方之反应》的序言中说道：“既然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大一统国家，又有着最悠久的绵延不断的历史，它在过去百年中遭受西方蹂躏就必然产生连续不断，汹涌澎拜的思想革命，对这场革命我们至今还看不到尽头……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世纪中，中国这一古代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社会接触日益频繁。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接触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灾难深重的影响。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进程——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展开进攻，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它的庞大的传统结构被砸得粉碎……经过三代人的更替，旧秩序已经改变模样。”
在费正清等人的形容下，中国社会的进程其实是由西方外来入侵所推动的，而不是经由自身的动力。科文教授把这情形称为“西方中心观”，并举出三种主要的“西方中心观”模式。
第一种是：“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此模式认为在十九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即认为中国在近代史上的进步，都是为了因应西方所带来的冲击而所产生的行动。
第二种是：“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此模式是认为西方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楷模”(norm)，因此中国近代史也将按造此模式，从“传统”社会晋升成西方“近代”社会，也就是说中国在近代史上的发展就是学习西方社会而摆脱中国传统的一个过程。
第三种则是：“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此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解、民族灾难、无法发展前进的祸根，也就是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所有灾难，都是导因于列强的外来入侵，并非其内部问题。
这三种模式都认为19、20世纪中国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都是属于西方式的变化，且只有在西方的冲击下才能引发出这些变化。 而在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中，史景迁对于中国的认知与他的前辈们稍有不同，这并不是说史景迁认为西方对于中国没有产生影响，而是当时美国学界夸大了西方的影响力，事实上中国产生变动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中国自己本身的内部因素，西方力量只是加强了这些内部因素的影响力。以下举出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中对于明、清、民国、共产灭亡或所面临问题的描述来证明此一观点。
一、明代
虽然柯文教授所提到“西方中心观”的相关论述主要是在探讨19、20世纪的中国，明代在时间上来讲太早了，不过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观察史景迁对于明末的描述来得知他对中国概念的形成，因为明代正是史景迁研究中国最早的年代。而史景迁提到明朝灭亡的原因是：“晚明国家与经济结构组织的涣散，业已开始在各个不同层面浮现。财政入不敷出，朝廷无法如期发出军饷，士兵的逃逸鼓励虎视眈眈的北方部族进犯，欧洲白银的流入对中国造成超乎预料的经济压力，官仓管理不善，天灾四起，导致农村人口普遍营养不良，疫疠丛生。盗贼蜂起，汇而为寇，他们之所以啸聚山林，无非只为了苟活于乱世，到了1644年，所有这些不利因素纷纷汇聚成流，肇致明思宗自缢身亡。” 这些史景迁所陈述的明代灭亡原因里面，也就只有欧洲白银流入这个经济问题是与西方有所关联的，不过如果从史景迁对于晚明经济问题的描述上来看，明朝经济陷入困境与欧洲白银流入事实
上并没有太大的关连。
因为史景迁虽然有描写欧洲白银流入对中国所造成的影响，如通货膨胀、投机性商业活动开始兴盛，及农民因白银与铜钱兑换比例的差异而造成变相加税等的问题，但是从史景迁对于晚明经济困境的描述上看来，他并不认为欧洲白银的流入是晚明经济疲弱不振的主要因素，史景迁在晚明经济问题上写道：“1620年，万历皇帝驾崩，不过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荣景就开始凋零。过去明朝昌盛的商业，曾经促成奢华商品在全国各地流通，以及经营汇兑业务的典当和票号行业的勃兴。现在却受到朝廷军事挫败的牵累。朝廷以农立国，无法有效对民间课征税收，极易受到各省玩忽法令的阉官及其党羽的横征暴敛而蒙受伤害。朝廷治洪无方、赈济无能，又加重了地方上的危机，反过来使得朝廷无法征集足够的赋税。” 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史景迁认为晚明的经济问题主要应该是腐败的官僚所造成的，也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明清交替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变动在史景迁眼里明显与西方的关联性不大。
二、清代
清朝末年中国所发生的事件和变革，很容易被人认为是中国在受到西方冲击后而产生的反应，毕竟中国是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才开始面临剧烈的变动，像是太平天国、义和团所造成的八国联军，以及最后导致清朝覆灭的武昌革命等，这些现象看似都是由西方来扮演主导中国改变的力量，但是从史景迁的描述来看，这些十九世纪所遭遇的危机，事实上早在西方入侵之前就已开始萌芽，中国的这些变动是其内部因素与西方势力交互影响下而诞生出来的结果，西方的影响只是压垮骆驼的众多稻草中的其中一根罢了。
史景迁是如此描述当时中国的：“十九世纪前半叶，英国多次重创中国，这与中国内部萌生的不稳定互为因果。先前已论及许多不稳定的因子，包括人口增长对土地造成空前未有的压力，白银大量外流，文士难觅官职，庞大鸦片吸食人口带来的沉重负担，八期军战力减退，和珅与其党羽在官僚体系中所造成的腐败风气，以及伴随白莲教乱的起落而来的广泛影响，其他早在十八世纪末就已显而易见的种种流弊，十九世纪初更是变本加厉，管理黄河与大运河疏睿、筑堤的庞大官僚体系日益败坏无能；因人设事造成冗员充斥，而朝廷用作疏睿、筑堤的库银往往被中饱私囊，结果大运河严重淤塞，而沟通黄河与淮河的大运河亦无法维持正常的河道水位，严重削弱了江南漕粮北运的机制，漕运机制的崩溃又冲击了大运河沿岸仰赖运送漕粮为生之工人的生计；漕运工人个个拉帮结派，藉以保障饭碗或称霸一方。” 从此处我们可以得知，在史景迁眼里，中国十九世纪的动乱并
不仅是西方入侵造成的，而是其与中国积习已久的弊端相互影响之下的结果。
另外，从史景迁对鸦片战争的描述来看，更可看出其这样的想法，他是如此描写的：“英国击败满清，在1842年缔结了一纸条约，自此改变了清朝与外国强权的关系结构，结束了长久以来，中国统治者对其领土上外国人的实质控制。这种乍现的外来压力，与一波波的内在动荡并行而至，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史景迁的用词是“推波助澜”！而不是什么具“决定性作用”之类的话语，因此我们可以得知，这些十九世纪中叶清朝所面临的危机跟变动，史景迁认为主要还是来自于前清的各种流弊。而至于最后让满清灭亡的武昌革命，史景迁如此描写：“若不是因立宪主义、铁路、军队、满人权力与列强入侵等问题引起全国动乱，它也许不过是一孤立事件、而为人所遗忘。” 可以确定，至少在史景迁的认知里，清末中国发生变动的原因众多，并不是每件都有与西方扯上关连，而这也就表示，西方更不必然地占主导中国变革的力量了。
三、民国时期
在史景迁对于民国时期的描述中，虽然有描写西方势力在中国如何运行，例如美国提供大量资金及技术人员给国民党，俄罗斯派人来协助共产党等，但史景迁对于有关国民党政权为何在大陆倒台的原因，则是几乎看不见与西方有关的论述，国民党的崩解在史景迁来看主要都是源于国民党本身内部的问题。
史景迁是如此描写国民党政府的：“他们漫不经心、效率低落，尤其是贪污腐化的行为，日益腐蚀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过去在战争期间公开与日本唱和的魁儡政权的军队与政客获允留置原职，以堵绝共产党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张，更是令百姓愤怒。” 再加上“国民党回应财政短绌的一贯手段就是印制更多的钞票，但这只会让通货膨胀更加恶化，以 1945 年 9 月为基准，上海地区的趸售物价于 1946 年 2 月飙升为 5 倍，同年 5 月为 11 倍，1947 年 2 月为 30 倍。” 这些描述显示出史景迁认为国民党失去民众支持的原因是来自于其错误的政治选择及其造成了严重的民生经济问题。
因此史景迁说到：“共产党正是在国民党经济与政治政策挫败、丧失民心的氛围下，才赢得关键性的军事胜利。” 他更觉得是因为蒋介石的错误的军事决策才使得情况如此恶化，其在书中写道：“国民政府用来戊守沈阳的二十万大军，即使训练精良，且配备大砲、装甲车等装备，一旦飞机场遭到破坏，这支精锐之师就只能坐困愁城、束手待毙。美军军事顾问建议将这支军队调回关内，已强化华北的防卫力量但蒋介石照例予以拒绝；他为了自己岌岌可危的威望，在这场战役中投下过多赌注，以至无法撒手。” “国民政府军队指挥官困于蒋介石个人矛盾而不切实际的命令，以及部队的大量逸逃。” “蒋介石确定华北失守已无可挽回时，即于十天前宣布下野，辞去总统一职，不过蒋氏能维持国民党总裁之位，日后证明这种角色的分割只会混淆并挫伤抵御能力。”
这段论述可以清楚的看见史景迁认为国民党在大陆溃败的主要原因其实是来自其领导人——蒋介石的昏庸，就算外国势力尝试去影响中国的变化，例如上述提到的军事顾问建议或者其他一些如装备、资金的援助等，还是没办法去改变中国的命运，它依旧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也就意味着，在这个中国即将改朝换代的重要之际，西方势力依然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算解放军的总参谋长跟政治局的常务委员，都认为是西方势力在压迫中国：“正是美国霸权主义者说三道四地干预”，“给予我们国家内部敌对因素分裂活动的公开支持，并反对、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或声言美国的目标就是要“推翻中国政府，压制中国的发展。”但史景迁写道：“事实上，尽管中国煞有介事地看待这些来自西方的威胁，不过倘若真有进行‘分裂活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力量的存在，那这些力量必然起于中国内部，而不是受到西方世界倾全力或遮遮掩掩的支持。”
史景迁在受访时，曾被问到为何会出现这种与费正清等人不同的看法，史景迁如此回答：“这也许与我史学训练的英国背景多于美国背景有关吧。我二十岁到美国，此前是老派的英国观点。我在英国受到的训练中，中国并不重要，它不是大英帝国的中心，历史研究较为注重印度，后来才是澳洲、加拿大、英联邦，完全是从英国视角看世界历史。那时英国难以控制中国，因为大家知道印度太大，英国无法在二十世纪统治印度，何况中国。在我单纯的想法中，外国帝国主义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不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这完全取决于如何审视贸易和条约港口，以及条约体系的性质。”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史景迁眼中的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轨迹主要还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活力，并不是西方外在势力的影响。
4.与“后殖民主义”的前提假设不同
后殖民主义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庞大，其相关议题也十分繁杂，因此尽管后殖民主义可以追溯至1960年代，但后殖民主义其实至今仍未取得一个共识性的定义，而这些后殖民概念的歧异，一方面来自“后殖民”一词本身在语意和使用上的不确定，一方面也来自批评家们对此概念的分歧性解释。不过后殖民主义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前提认知，就是他们都认为那些曾经被殖民的国家就算在脱离殖民母国后，文化或价值上依然会受到殖民母国的影响，因此殖民主义的结束，并不是殖民时代的结束，而是后殖民时代的开始。
这个理解可从“后殖民”一词上看出端倪，“后殖民”(postcolonial)一词在字义上即隐含着“殖民”的延续，亦即后殖民主义者们认为那些曾被殖民的国家只是从以前“殖民主义”的“军事-领土”统治形态，转变成新型的“经济-文化”形式罢了，还是一样被“殖民”著。因此，后殖民主义者大体上在做的事主要有两件，一是：批判“殖民后”(after colonization)重新包装的殖民主义，二是：通过“殖民论述解构”(deconstruction of colonial discourse)来寻求民族主体性的重建。
史景迁在著作的时候是否带有后殖民主义者的想法并不是很确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史景迁看待中国的方式与后殖民者看待那些曾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不同，虽然中国同样在十九、二十世纪受到西方的冲击，但史景迁认为中国并没有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文化或价值，反而还利用了西方所带来的各种技术、资源。
传递出史景迁此种想法的是在其《改变中国》这本书，此书涵盖的范围横跨了三个世纪，从1620至1950年代。内容是描述十六位西方人在中国的经历，这些西方人有着不同的专业、个性与目的，然而在史景迁的描述底下，这些西方人却全部都以失败作为收场，最后下场不是埋骨他乡就是黯然离去。这些人来华的目的几乎都没有实现，而所带来的技术却又都被中国所吸收。(如果中国想要的话)
以下引用史景迁对其中几位人物最后的评判，方便了解史景迁的这个观点。例如史景迁对于明末清初来华传教的汤若望和南怀仁是如此评价的：
“试图借助西方科技专业劝服中国人皈依天主的巧思，终告失败。西方人虽然屡遭挫折，但心中仍抱乐观，传教士留下的叙述把中国皇帝说成改宗有望的教徒，坚称朝廷官员开明，已走在真理之道上头，而每一起迫教事件都被说成基督信仰大功告成的序曲。
其实西方人对中国的分析并不真确，也过于一厢情愿。第一波来到中国的洋人，自恃科技过人，以为中国人很需要他们，把中国过于简化，以合于其目的，而无能理解儒家思想道德结构的顽强颉颃，误将敌意以为一时的悖常。我们占了事后之便，远眺汤若望、南怀仁所属的年代，持平而论，中国人才是这场东西交流的受惠者。西方科技能用，则用之，也不吝报以珍宝官位，但仅此而已，与已无关之事，则冷淡以待。”
或是引用鲍罗廷在即将离开中国时，最后受访的话：“鲍罗廷纹风不动，沉思良久，缓缓摸著短髭，最后用低沉、压抑的语调说到：‘我前来中国是为了理想而奋斗。解放东方人民，实现世界革命的梦想将我带来此地。但中国本身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社会问题庞杂、无现的可能性，全都令我惊愕万分，也将我淹没期间，我的世界革命思想逐渐退色。在中国进行革命，为自由而奋斗成为目的本身，不再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我的使命是掌握形势，推动巨轮前进，随着时间的游移，巨轮也推着我一道前进。我自己成了这庞大机器里的齿轮。’”而史景迁认为：“这正是鲍罗廷的真心话，看得出他真有自知之明。中国左右了鲍罗廷，让他认清这世上的事情是他和斯大林无法一手控制的。中国革命有它自己的动能，虽然国、共两党均受惠于鲍罗廷的组织长才，但两党最后也都离弃了它。”
甚至是提到魏德迈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即将丢失大陆时给予其意见，然而蒋介石依然不听劝的情形。史景迁如此写道：“难道中国政府不想打胜仗吗？答案是：并不是没有前提条件的。不能为了打胜，而把中国人的利害关系委由美军来决定。不能为了打胜，引进民主制度，而可能制衡政府与官员。不能为了打胜，而与共产党人合作，因为他们自有一套如何进行抗战的浮夸观念，共产党人绝不会赞成‘坐等胜利’的策略。” 因为“中国不是美国，中国的战争必须按中国人的基本规则来打，而蒋介石则期盼能由他来制定这些基本规则。纵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这毕竟还是蒋介石的抉择，况且蒋介石也有足够的时间实现他的目标。无论有没有罗盘，美国人都不可能在中国寻到他们梦寐以求的香格里拉。”
史景迁通过这些西方人来华的例子，塑造出了一个概念，那就是——西方人不要想尝试“改变”中国，因为最后等待他们的终究是“失败”。也因此，史景迁在结论写到：“持平而论，这些人士的故事是警世教训，而非鼓舞人心的宣传。”而这样的想法，明显与后殖民主义者所呈现出来的悲情论调不同，因为史景迁所呈现出的中国虽然在与西方互动的过程中受了苦，但实际上，中国才是这场中西交流中真正的受益者。
最后我们来看史景迁著作的特色：“微观”与“传统/后现代史学杂糅”。
观察史景迁的著作，可以发现大多数是属于以微观视角出发的书，例如《妇人王氏之死》、《曹寅与康熙》、《太平天国》、《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等，这些都是描述少部分人物或事件的书。但史景迁在这些著作中，却欲通过“微观”的方式，来让读者认知到整体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背景，简言之就是史景迁想过来“微观史学”的研究方式让读者达致有如“宏观史学”下的理解。这点在史景迁许多著作的前言中都有提及，例如在《曹寅与康熙》序言的开头，史景迁即写到：“本书描述清史曹寅的生平，但这并不是一本传记。本书试图把曹寅的一生与他的时代构连，并给予制度同等的重视。所以，对我而言，重点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里，某个时候的心情如何；重要的是，当我们在中国正史里读到曹寅是一个包衣、织造、巡盐御史时，这意味着什么。曹寅的所做所为自然要给予关注；但他可能做什么同样重要，或者，更精准地说，律例规定他应该做什么，与曹寅同时代的人处在相同的官位时又会做什么。”
为了不让读者在阅读其著作时出现因“微观史学”而产生的“见树不见林”之感，史景迁在叙述时都会详尽的描述各方面的细节，以这种方式来帮助读者能够获得更全面、宏观的理解。因此史景迁往往在不重要的部分上特别认真，将篇幅着墨在细节或者是偏离主题的人或事物上。以下引用二段史景迁在《太平天国》里对于人物的描写来证明史景迁的这种手法：“两个瞎了眼的女童，顶多不超过九岁，拿着木碗讨饭，相互扶著走到广场，她们虽然衣衫褴褛，光着脚，满身虫子，可她们依然有说有笑。” 、“一位叫阿九的女人做的生意更是复杂，她向华人和洋人掮客或租或卖船只，不但糖、食油和棉花买卖做得有声有色，也把鸦片和火药卖给海盗；她的情夫恩迪柯特(J. B. Endicott)船长拥有一艘买卖鸦片的美国船“鲁帕雷尔”(Ruparell)号，阿九从他那而得到不少鸦片和火药。1840年代，她在澳门以每年150美元，向葡萄牙人租了一栋房子，好抚养她和恩迪柯特所生的孩子。她以每对130美元的价格，向英国船长赊帐买了六响枪，用低价买了失事的船只上泡了海水的鸦片。阿九能讲几句英语，她还搜了一具伦敦考克斯(Cox)公司制的望远镜、一只吉瑙．布雷内(Guinaud Brenet)制的银表、两架称钱的天平、一管英式单筒猎枪。有次阿九在香港港口遇到英国巡捕，说要以走私及唆使抢劫的罪名逮捕她，她便从船上跳到一只等在一旁的舢舨，安全脱逃。但若中国人要讹她的话——有人曾扣过两艘她的船——那她就会威胁说她的“洋朋友”会来报复云云，最后那些人只好赔钱了事。”
然而，在这段极为详细地描述中的主人翁阿九却几乎完全跟《太平天国》一书的主结构没有任何关联，她不仅再也没有被提到，甚至她跟此书中的主角洪秀全或其太平天国都也没有接触过，她只是当时中国众多河匪、海盗中的其中之一，她会被提及，是因为史景迁在描述太平天国与海盗之间的合作与摩擦时，不仅详述了太平天国与海盗的接触过程，也顺道介绍了其他在中国海盗的环境状况。
史景迁这种将大量的真实细节堆叠起来的描写方式，使得他在进行微观描述时，还能够尽量地顾及到整体社会的样态，不会使读者被某个事件或人物框架所局限住，而是能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产生更深层的了解，进而接近宏观史学的描述。
在描写人物时，史景迁第一个特色就是“想象”，他有时描述人物的方式会类似司马迁，利用“想象”来让他所呈现的历史情境更完整、生动。但史景迁不仅如此，他运用“想像”的目的还有一部分是希望让读者能够更了解人物的内心，让读者进到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中，运用所谓“移情”的方式来重建当时状况，让读者能够跳跃时空的限制，进而得知这些人物如何目睹、理解与经历他们的生活，尝试将过去起死回生。
史景迁想让读者更了解人物内心的这个目的可以从几本书看出，在《康熙自画像》一书的序言中，史景迁写到：“本书是游览康熙帝国世界的指南，他是1661至1722年在位的中国皇帝。这趟游历之目的，乃是要揣摩康熙的内心世界：他凭恃着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来治理中国？他自周围的世界学到什么教训？他如何看待治下的子民？什么事能令他龙心嘉悦，又是什么事情惹得龙颜勃然震怒？身为满族征服者的苗裔，他如何适应于汉人的知识和政治环境，又是如何受到来京西洋传教士所夹带之西方科学与宗教思想的洗礼？” 又或是在《太平天国》的序中写道：“本书的用意在于提供一个排比有序的脉络，来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并说明当他内心的想法和外在的脉络合拍的时候，吾人便能追索他行为的逻辑”而史景迁用了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尝试达致此目的，第一种与“想象”无关，是通过节录大量的私人日记、信件等，来让读者体会到书中人物的感受，因而进入书中人物的思想，这在《改变中国》、《前朝梦呓》、《利玛窦》、《天安门》等书中都可以看到，可以说是史景迁在呈现人物内心时的主要手法，这也是较没有在史学界产生争议的作法。
然而史景迁却有几本书有着不一样的表现方式，而另外的这两种方式都引发了史学界的一些争议。第二种方式主要出现在《妇人王氏之死》一书中，因为其书的主角王氏可能连写字都不会，甚至更遑论要找到他的相关日记或信件了，因此势必得用其他方式来呈现，而在这种特殊的个案中，史景迁通过了对时间的抽换及引用《聊斋志异》这本当时代的小说来构筑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史景迁在书中写道：
“我在他的许多形象中引据了三项：山东回忆的记录者、说故事的人以及形象的塑造者。在这一方面，他有时有令人想不到的优雅或力量。对我而言，唯有通过蒙太奇的形式，对这些形象做某些结合，才可能超越那个已逝的世界中的其他资料，更趋近王氏，表达出他在临死前睡梦中可能有的一些想法。”
然而这种方式即引来了激烈的批评，学者黎优就认为：如果史学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想象来创作，那么研究者就不必去搜寻第一手资料，遇到困难时只要充分发挥想象，就可编织起支离破碎的历史之网了，而要是可以这样写史，那史学的客观标准将何在？ 而史景迁将虚构的小说纳入材料的方法其实也是一种“想象”的手法，只是其不是出自史景迁的想象，而是原先小说家的“想象”罢了。虽然这些方式存在着大量的争议，不过也唯有通过这种方式，现今的读者才有办法接近一位身处在十七世纪那个社会充满动荡的年代中贫困农妇的心灵，并尝试理解她可能会有的想法。
除此之外，史景迁还有另外一种“想象”的手法，则是在其《康熙自画像》一书中展现，在此书中史景迁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展现书中人物的内心，史景迁写到：
“在风格、架构方面实验良久以后，我决定通过康熙之口、以自传体的形式来剪裁各项素材。不过，无论就统整我所蒐集到的零散资料，传达康熙的率性而为，或勾勒他在公开及私下场合凝思中自我审视的起起伏伏，采用这种自传体形态似乎是最佳尝试。”
但史景迁的这种写法即遭自汪荣祖先生的批评：“在史景迁的笔下，康熙居然自认‘战争由其失算而起’(resulted from my miscalculations)，更没有料到他接受吴三桂之乞退会逼其造反，‘一切都是我的责任’(the responsibility for it－for all of it－was mine)。如此代言，殊非史家传神之言，而是小说家的想当然尔了。他又以康熙的口吻向施琅说：‘朝廷上人人说你到台湾后会叛变，然而我认为非你不足以平台，我可保证你不会叛变。’(People at court all say you a rebound to rebel when you reach Taiwan. It"s my opinion that unless you are sent to Taiwan it will never be pacified. You won"t rebel, I guarantee it)。此向壁虚构的话，既不符中国政治文化，也不合史实，力荐施琅平台并保证不会叛变的是理学家李光地也。”
不过史景迁这种通过“第一人称”叙事的描写手法，事实上好坏并陈，因为对于不熟悉中国文化背景的西方学生来说，《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一书无疑让他们对于中国皇帝的心理有了最直接的了解。也有人对史景迁的如此手法有着正面的评价，认为史景迁正是把握住这个关键原则，并用他独特的宏大史观加以结构，再用他优美的文笔加以叙述，于是历史本身不仅得到了新的阐释，也使历史人物鲜活了起来。
第二个特色则是展现出人物的“能动性”。能动性(human agency)一词指的是：在客观限制性条件面前发挥经验意识与主观意向的能动能力。在这方面，史景迁通过描写书中人物在历史过程中具有“选择”的权力和机会来展现出他们的能动性。
而史景迁不愧是有着同时身为历史叙事大师与畅销书作家身份的人，他在展现人物的能动性时，不仅会呈现出这些中国人物所作的选择，还会通过述说这些选择的结果来引发读者的同情心。因为人类的同情心机制并不是只要看到另一个生命存在就会自动开启的，虽然一般人对于亲朋好友或小婴儿会燃起同情心，但要是对象是陌生人的话就不会如此容易了，还必须依靠着外力的催化才有办法。然而，史景迁的读者却大多数都是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也因此他在描写这些人物的能动性时，都会特别描写这些人物为了解决问题或达成目标，而愿意去接受选择之后所产生出来的风险、危难的心态。这样的方式，使得读者与他书中的人物快速产生出连结，进而对中国或中国人开始产生兴趣。
我们可以在《天安门》一书中，清楚地看到史景迁的这种呈现方式，例如当史氏在描述闻一多为了鼓吹国人戮力推动国家改革，投入越来越多心力在中国民主同盟的工作上时写道：“闻一多的同事提出忠告，说他的行事作风不恰当，会让自己陷入险境，闻一多回答：‘我不懂政治，可是到今天我们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吗？我很感激。可是我还要做人，还有良心。’” 而后在 1946 年，国共内战再度爆发时史景迁又写道：“体恤闻一多的友人担心他在紧张的政治世界里恐遭不测，替他在加州大学谋得一份教职。纵然妻子和同事都百般央求他接受这份差事，闻一多还是不为所动。七月十一日，闻一多在中国民主同盟的之交好友李公朴，在距他家几街之遥的地方当众遭到枪杀。闻一多坚持为李公朴举行追思会，尽管有人警告他此举无非只是义气用事的鲁莽行径。” 然而“闻一多亲自莅临会场发表演讲，他称许李公朴的风范并挑衅枪杀李公朴的特务，干脆连他也一起杀了罢。是日傍晚五时，当闻一多踏出民主同盟的报社时，有一群人走过街来向他们开枪，闻一多头部中了三枪，倒卧血泊中当场毙命。” 在这段描述中，史景迁写出了闻一多三次选择的机会，然而闻一多的每次选择，却反而让他更接近了危险的边缘，最终走上了死亡的道路。
或是在描述秋瑾得知友人起义失败后的行为表现上写到：“秋瑾从上海报纸得知安庆事发，明知自身凶多吉少，却仍拒绝逃离大通学堂。官兵也的确在七月十三日到了大通学堂，秋瑾与几名学生仍试图抵抗，但旋即被逼入死角就缚。秋瑾遭到严刑拷打，在七月十五日斩首。” 以及描写王实味就算遭到党的威胁也不低头的精神，史景迁写到：“五月二十七日起，亦即在毛泽东发表第二次演讲的四天后，中央政治研究室召开连串会议，特别针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作品进行批判。到了六月初，会议的性质愈来愈像是群众大会，常常有上千人出席。王实味被控犯了‘政治跟随艺术’的谬误，并错误主张文学能够彰显人性的普遍意义。他提出退党的要求，但拒绝修改他的理论主张，纵然墙上的大字报已点名他是托派分子，也在所不惜。而在六月十日，中央政治研究室责备王实味是个‘隐性的托派分子’，并开除王的党籍。从此之后王实味不再公开露面，据说他‘专
心致力于研究政治问题’。(二十年之后，毛泽东透露王实味在 1947 年时已被处决。)” 在秋瑾和王实味例子里，他们也都有着可让自身安全的机会，然而他们却还是不为所动地选择了一个会让自身遭遇危险的选项。
上述的这些行为，基本上都违反了大部分西方读者在心中所认为“应该”作的选择，因西方价值较重视个人自身的利弊得失，然而这些中国人物的选择却都与西方社会价值下的理性选择假设不同。史景迁在此提供了文本，培养读者熟悉另一种社会价值与条件下的理性，而读者在自身认知遭到破坏的同时，自然在内心去找寻这些人行动的背后逻辑、原因，这么一来，读者和书中的人物就产生出了连结，史景迁的目的也就此达成了。
史景迁笔下所写过的中国人物众多，不仅时代从17世纪横跨到20世纪，其身份背景差异极大，上至统治者如康熙、雍正、毛泽东，下至贫农或百姓如王氏、胡若望。因此，如欲整理发现其笔下“全部”中国人都有的特质势必会有困难，但如果稍微缩小范围，我们会发现史景迁笔下大多数的中国人物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或至少读过点书，当然，除了《妇人王氏之死》中所描写的少部分贫农。而既然史景迁所关注的主体大部分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么这些人所展现出来的特质，或许就是史景迁所认为的中国人特质。
而史景迁的《天安门》一书刚好就是其主要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的书，余英时先生在序中简单介绍此书及就写到：“史景迁想通过形形色色的知识人怎样在这个大变动中自处以窥测其整体的趋向，在过去一世纪中，中国知识人一方面是激起巨变的一股原动力，另一方面又毫无例外地被巨变的浪潮所一一吞没，这是中国史上空前甚至绝后的一场悲剧，但在雄伟悲剧的演出过程中，随时随地又透显着无奈而自嘲的喜剧意味，史景迁当然不可能把所有知识人都搜罗在一部叙事之中，所以必须精选少数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做深入的探讨然后交织成一幅中国精神面貌的整体图像。”
在《天安门》的序言中，史景迁即有提到一些他想要展现出来的中国人特质，他写道：“总体关照，书中人物的所作所为，展现出中国人在回应我们的时代危机时如何富有弹性、如何充满勇气，又是如何灵巧敏锐。笔者期盼能以他们为例，生动的呈现成千上万拥有类似才华和阅历，但书中略去不谈的中国人可能会有的行为模式：明知危险可期仍然义无反顾地投入某些政治行动；当希望渺茫时也不动摇；为了在分崩离析、残酷的世界奋力求生，发挥纯然的活力与冒险犯难的精神，所有这些特质反复出现在笔者论及的中国人身上，或许有助于破除西方人积习已久的迷思，一扫认为中国人冷漠、短视的陈腔滥词。”
因此，我们从史景迁的序言里就可以先得知一些他所想要让西方读者知道的中国人特质，像是勇气、灵巧等正面特质。这可能是因为长久以来，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中一直有着胆小、怕事等负面特质。这在十八世纪中期英国的幽默杂志《Punch》中刊的一首诗中即可发现：
“细眼如猪眼，发辫如猪尾，老鼠加狗肉，海参配蜗牛，大火一快炒，全都上了桌；恶心中国佬，吃得咂咂响，狡猾中国佬，喝茶呼噜叫，胆小中国佬，打仗就逃跑；英人好能耐，给他尝厉害。”
而史景迁为了重新塑造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概念，他在描写中国人物时，大都会如他序言所提，呈现出中国人展现勇气或灵巧敏锐的样貌，但如果把史景迁所描绘出的中国人行为都称之为特质，则又显得太笼统、模糊，而丧失了“特质”这两个字的意涵。然而分析这些人物行为展现的背后动机之后，则发现这些人物在某方面有着极大的一致性，那就是这些人物皆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态。换句话说，史景迁想要展现中国人的“勇气”，但“勇气”的产生有很多种原因，每位人物产生“勇气”的背后动机并不相同，但如果我们把展现勇气而欲达致的“目的”分成两类的话，可以分为一类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产生出的勇气，如为了升官发财而奋勇杀敌；另一类则是为了追求公共或国家利益而产生出的勇气。而仔细审视史景迁笔下所描述的中国人能够产生勇气的原因，会发现其实都是因为这些人都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胸怀，他们都希望着国家能够更富强，百姓能够过著更和乐的生活，进而愿意放弃自己的某些利益，或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以下举出史景迁在《天安门》一书中描写人物的段落来证明这个观点。
史景迁在塑造丁玲形象时写道：“就算党中央委员会颁布指示，国际妇女节的庆祝重点应置于宏扬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促进中国的团结，颂扬女性在革命中的积极角色。丁玲却自有定见，不理这些指示。她在《三八节有感》一文中写道，女性在延安的处境或许真的好过中国其他地方，但也毋须过度羡慕，事实上，女性仍旧过著艰难的生活，因为周遭的男性持双重标准。” 而后“丁玲继续写道，特别讽刺的是在延安的社会，女性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放弃党务工作，去结婚、生儿育女，还被讽刺是‘回到家里的娜拉’；假使她们每周一次把婴儿托给临时保母，出去跳舞，全世界的人就会开始说长道短。有些已婚女性不想有小孩而去堕胎，或者聘雇全职保母以便能重返政治岗位；她们若真如此做，就会被斥为‘落伍’。离婚也行不通：男性要离婚轻而易举，换作是女性提出离婚之请，总是遭到非议。根据丁玲的说法，女人的命运，无论她是否‘落伍’，生活的自然铁律牢不可破，只是换个说法以表明她们活在现代，在文章的中段，丁玲呼吁党对女性问题采取宽容态度。” 然而“几个月后，据说毛泽东取消丁玲拍团体照时的荣誉席位，撂下一句双关语：‘我们不要在三月八日那天又被指责了。’”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到，史景迁笔下的丁玲展现出的勇气并不是为了能够让自己在中国共产党内扶摇直上，而是为了追求整体女性在中国的平等地位。也因此，就算面临到党的压力，她仍不为所动地重申女性主义论述的需要，为全中国的女性而奋斗。
或是在介绍沈从文时，引用了他 1948 年写给一位曾经就教于他的青年学子的信，信中勉励学生努力开创新社会：“目前这个政府，在各方面瘫痪腐朽了，积重难返。…我们这一代的文人，从‘五四’时候起，握着一只笔，抱着‘科学’与‘民主’精神，努力了二三十年，在文化工作上，也算是尽了力量。以后的新社会，还待你们青年朋友努力开创。不管政治怎样演变，新国家的建设，总要依靠你们诚恳踏实的青年人。你问起时局，是不是有走动的意思？照我看来，逃避也没有用。不过既然留下，就得下决心把一切从头学起，若还是像从前一样，作小书呆子，终究不是办法。” 在这里可以得知，在史景迁笔下的沈从文明知国家已并入膏肓，但他仍然孜孜念念在国家兴亡上面，还不忘提醒后辈开创新的社会环境，可以看出沈从文也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或者在提及康有为时，史景迁写到：“康有为潜心博览经史数载，至弱冠之年，已蕴育出一身必能有所立，天下必有可为之处的自信，可‘超然立于群伦之表’，‘与古贤豪君子为群’，也开始相信自己注定是继往开来的圣贤。1877 年康有为一心敬畏的祖父意外溺毙，于是转而钻研佛经，观想功夫精进：‘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使则诸魔杂沓，继则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这种自得也让康有为的社会责任感渐增：‘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智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 并更引用康有为在 1904-1910 年间周游各国而至耶路萨冷的哭墙旁，因同感人类的悲苦，并想到弱小或分裂国家的处境，而中国亦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步上后尘时，想到自己未竟之志而所写的诗：
“筑者所罗门，于今三千年。城下聚男妇，号哭声咽阗。日午百数人，曲巷肩骈连。凭壁立而啼，涕泪涌如泉。
珍宝移罗马，痛心亦难諠。正当吾汉时，渺茫何足云。吾国两千载，亡国破京频。刘石乱中华，洛阳惨风云。
吾未免为人，多请犹为牵。吾唯有国故，身家频弃捐。哭弟哀友生，柴市理冤云。枯墓已不获，先骸掘三坟。
国籍不能弃，大鉴不能穿。犹是中国人，临睨盖乡园。睊睊涕被席，耿耿伤我神。愿告爱国者，犹太是何人。”
从这些史景迁对康有为的描述，读者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康有为以天下为己任，欲救国救民的想法。
又或是在塑造徐志摩时，他引用了徐志摩写给恩厚之的信，此信是徐志摩在越来越了解中国情况时所写的：“这里所见的不是高贵而是卑鄙，不是友谊合作，而是敌意和相咬相告；不是朝气勃勃的原则，而是僵化害人的教条；这一切都像行尸走肉，到处为患，要把整个国家带进更大的难，也把人的灵魂中创造泉源闭塞了。现在有些省分已经沦为民生极度凋敝的人间地狱。我亲眼看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北方，每一念及那边的情形，我的血液会骤然变冷。那些饿得不能人形的孩子真的会为地藓青苔而打斗，只要他们瘦骨嶙峋的双手能在石缝中挖到一点点，就立刻往口里送。这种不顾死活的生之挣扎，无非为要减弱一下饥饿与寒冷带给他的痛苦。唉，为什么老天爷让他们生在这世上呢？”照理说此信中的中国已被徐志摩形容成人间炼狱，自然是难以改变或拯救，但史景迁心中所认为的徐志摩是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被击倒的，史景迁继续写道：“然而，他还是没放弃写作，时而是死亡的幽冥与壮丽式隐喻，时而是翱翔之乐的梦幻随笔，令人忆起他初读D’Annunzio作品时写下的‘有如大海的波涛，在寂静的天空中啸吼着无穷的奥义；有如云，包卷大地’，他急欲走进梦中‘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 从这些史景迁对徐志摩的描述来看，徐志摩也同样有着欲拯救天下百姓的想法。
而在史景迁其他的著作里，关于描写统治者的书就不用多说了，毕竟在中国传统的概念下国家与统治者并无二致，自然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一些如曾静、洪秀全的谋反之辈，也都是感到当下的国家的灾难，例如《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里的曾静劝岳钟琪谋反的原因就是因为：“‘土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且雍正弑兄屠弟；谋父逼母；怀疑诛忠；虽富有四海、府库充盈，确十分贪财；性喜好杀，酗酒成性，纵情淫色，无怪乎‘天震地怒，鬼哭神号’。”洪秀全则是认为在“清妖”所控制底下的中国生灵涂炭，而欲解救众生才起而革命。
因此，虽然史景迁笔下中国人展现出来的行为都不相同，有的要维护清廷，有的要创造共和国，有的用武力革命，有的则要用文章救国，但如果帮这些人物行为做统整、归纳的话，则可以发现“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态几乎贯穿了史景迁著作中每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行为，这或许可称之为史景迁笔下中国人的真正“特性”。而这“特性”，史景迁却又没有在书中明言，这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是史景迁不希望点破读者，而是想让读者在阅读中浅移默化的形成他们对中国人的认知；二则是这其实是史景迁隐藏在自己内心中对于中国人印象。
史景迁非常注重细节的描绘，使得他带有了一些后现代色彩，因为史景迁所注重的这些“细节”，也就是原先历史所不重视的“它者”；第二项特点是：史景迁在每本书中，并没有完全按造时间的顺序进行描写，而是以他所设计的结构去完成整部著作，也因此让人有蒙太奇般的时间交错感，而这也是后现代的特色；还有个特点是：史景迁在每本书中都用了大量的史料，不论是用来辅助自己的观点，亦或是更精确的呈现出当时情况，而在这点上史景迁自然是属于传统近代史学的观念。而以上这三点，是史景迁的著作的“通则”。
史景迁的第一本著作是《曹寅与康熙》，这本书也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如史景迁在序言所述，此书的重点并不是曹寅或是康熙，他主要是想通过描述这两人之间的互动过程，勾勒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如满人的旗制、密折制度如何形成、织造、巡盐御史的工作等，并没有要尝试找到某种“规律”或“结论”。因此，此书是属于后现代的历史观；而在观察对象上，他描写的对象虽然除了帝王之外还有如曹寅、李煦等官吏，但主要也还是以统治阶级为主，因此属于传统近代史学观；另外在描写手法上，史景迁主要还是依据各种官方的档案、奏折等来作为他描写的依据，并没有太多作者主观的介入。
第二本是《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这本书主要是介绍十六位来华洋人的过程和经历，但史景迁在书中给了读者一个“答案”，那就是西方人在中国总是会失败，得不到其想要的。这点史景迁不仅在每个章节都有穿插，并且在结论里也有提到，因此是属于传统的近代历史观，因其想要去给出一个“结论”；而在观察对象上，由于人数众多，有较有名的西方人如汤若望、南怀仁，也有较不知名的如华尔，因此第二种分析法在此书较不适用；而在写作方式上，史景迁在书中引用许多私人的书信、日记等资料来反映出他们的想法，并没有太多的主观补述。
第三本是《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这本书是史景迁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描写康熙一生的内心世界，以第一种分析方式来看，他并没有想要去找什么“惯例”或“规律”，只是想单纯呈现出皇帝的想法，因此属后现代主义的概念；而观察对象既然为皇帝，无疑是属于大人物，因此属于近代传统史学的观念；但在描绘手法上此书则充分显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特色，因为第一人称即代表着主观的“想法”和“想象”。
第四本为《妇人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这本书主要内容是描述发生山东偏僻小镇及其中一位农妇的故事。史景迁在序言中提到，他是想让借由这些发生的故事，让读者更了解当时中国农村的状况，也因此这是一个仅“描述”而没有给出“结论”的书，是以属于后现代的史观；而他观察的对象是一位连全名都叫不出来的“王氏”，自然属于小人物，无疑属于后现代的史观；在描写方式上，史景迁为了呈现出王氏的内心世界，竟在材料的选择上使用了被归类为小说的《聊斋志异》，这使得整本书充斥着妖狐、法术、刺客等“想象”，也因此读起来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完全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精随。
第五本为《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这本书是以九位中国的知识分子为经纬，并辅以许许多多的人物来呈显出中国的近代政治、社会变化。史景迁在序中提到：“书中诉说个人故事的中国人，都不是左右近代中国历史的政治领袖。尽管不免论及国民党的领导人人孙中山、蒋介石，以及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但笔者个人偏好的关注对象另有其人，虽然他们的生命在革命进程中并非光彩夺目，还是以其独特的敏锐度描绘自己的希望和悔恨，同时其个人阅历也有助于界定他们经历的时代特质为。”因此是属于传统近代史学概念的，因为他尝试找当时代特质这一“结果”；虽然史景迁主要关注的对象是政治领袖之外的其他人，但其也并不像“王氏”那样是属于默默无名的小人物，主要叙述的三人分别是康有为、鲁迅、丁玲，这三人虽不是领导者，但也绝非小人物，他们的生活都涉及了强烈的政治问题，因此我倾向于把他们当成是重要人物来看待；而在描述方式上，史景迁则使用当事人的许多私人信件和日记来反映他们的想法，并无太多主观的描述。
第六本为《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这本书通过对于利玛窦生活的描写，呈现出中国及欧洲在十六世纪末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其中有不少是围绕着宗教因素。因此以第一种分析法来看，此书同样不带“结论”，而是以描述为主，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范畴；而在观察对象上，我倾向把利玛窦当成大人物，毕竟他是西方第一位到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之后来到中国的许多西方人很多层面上都受利玛窦的影响，不论是对中国的想法、处事方式等，是以第二部分还是属于传统的近代史学观；而在写作方式上，史景迁没有太多主观的介入，他对于利玛窦的每个说法跟行为，都辅以相关资料佐证。
第七本为《胡若望的疑问》，这本书是描述在十八世纪初，一位中国人到欧洲所发生的事，此书同上一本《利玛窦》一样是属于一本东西交流的书，只是双方互换位子。此书一样不带“结论”，仅呈现东西交流所产生的现象，是以同样属于后现代主义的表现；而从史景迁在书中的序言，亦可窥知其另外两个部分的看法，史景迁说到：“关于胡若望，最令人惊讶的或许就是我们竟对他了如指掌。中国的传记传统在材料上是很丰富的，他保留了有关学者和政治家、哲学家和诗人，正直清廉的奇人异事和特立独行的隐士之传记材料。纵使是商贾和武人，只要他们能富而好仁，以及勇猛善战或平定内乱，亦可能载及史册。但胡若望却是毫无可载之事蹟。他是个令人恼怒且显然惹人厌者；他一文不名，无显赫亲戚，又才疏学浅，仅能抄写他人的文稿。他只有勇气，却无战斗之技能。皈依天主教，却从未在教会的位阶方面受到擢升。” 因此可明显看出其描写的是一为小人物，甚至是底层人物，因此第二部分也是后现代的手法；而从史景迁序言的开头，即可发现史景迁会描写此人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有着相当丰富的史料记录，也因此史景迁在书中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细节，是以这部分是属于传统的近代史学做法。
第八本是《追寻现代中国》，这本书是史景迁综观中国近代四百年来的著作，内容描述从十六世纪末的明代至二十世纪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景迁在书的最后写出了一些中国四百年来不断发生的事情，而这样的行为也就代表了史景迁是以近代历史学的方法在著述的，因为他尝试告诉读者某种现象的“规律”，而不是仅单纯的描述；而在描述对象的部分，由于此书横跨时间较长，而史景迁又想找出某种“规律”，因此书中提到的大多数人物，都是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比较重要地位的人物，因此第二部分也是传统的近代史学范畴；而在著述方式上面，史景迁为了让读者更熟悉中国的社会状况，所以常举出许多资料例如女性生育年龄的资料、物价指数的资料等，使得这本书变的相当具有真实性，因此属传统近代史学范畴。
第九本是《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这本书是史景迁把他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所写的全部文章，选出一些他认为比较重要的部分，然后收录在这本书中，其中包含了一些他的书评、业师介绍等，当然也有部分是描述到中国社会的，但大多数都是包含在前面所提到的一些书籍当中，因此不对此书作分析。
第十本是《上帝的中国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此书顾名思义就是在介绍太平天国，从其如何产生至结束，史景迁在序言中也提到，他无意写一本太平天国全史，他主要目的仅是要让读者了解洪秀全的内心世界，并没有要给洪秀全下个结论，因此属后现代史学；而在描写对象上，洪秀全应当是属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以属于传统近代史学；而在写作方式上，虽然史景迁此书的目的与《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一样，都是为探寻人物的内心世界，但此时却没有像康熙一书那样用第一人称描写，而是力求客观的谨慎使用洪秀全所留下的手稿及太平天国相关资料，因此属于传统的近代历史写法。
第十一本是《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这本书实际上不能算是史景迁的著作，因为这是北京大学收集史景迁在北京大学的八次演讲内容而后集结成册的书。
第十二本是《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此书是史景迁自行将其演讲内容修改后而完成的书，其内容有很大部分与《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重叠，其内容是介绍西方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在书中史景迁整理从十三世纪马可波罗以来至二十世纪的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观察，这些人有小说家、有戏剧家、有冒险家、外交人员等，其中有褒有贬。这本书呈现出的并不是史景迁的思想，而是其中近五十位西方人的思想。
第十三本是《毛泽东》，这本书顾名思义就是介绍毛泽东的生平，而他在书中也没有要找什么“答案”，只是让读者更了解毛泽东罢了，因此属于后现代的想法；既然主角是毛泽东，则就自然属于近代历史学的观念；在写作方式上，史景迁主要是整理其他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再以自己的架构拼凑起来，别没有太多史景迁本身的主观描述。
第十四本是《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此书讲述的就是曾静案的发生原由和结果，主要内容是描述雍正与曾静之间的互动过程，并没有给岀任何“答案”，是以属后现代史学的表现；而在描写对象上虽然内容有曾静，但此书以雍正为书名开头，且此书陈述的是谋反这种与政治高度相关的事情，因此当属传统近代史学的范畴；也因此书内容与统治者有关，许多资料都是来官方档案，如雍正的奏折、曾静的供词等，属于传统近代史学的做法。
第十五本是《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此书是描述明末文人张岱的一生，史景迁在书中通过对于张岱生活的描写，欲让读者领略当时同样身份地位的人的生活，并理解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因此此书也没有提供什么“答案”或“结果”，而属于后现代史学范畴；而张岱这个人，史景迁在序言中写道：“我们不能说张岱是寻常百姓，但他的确比较像是寻常百姓，而非闻人。”因此可以得知史景迁是把张岱当作原先的“它者”在描写的，自然是属于后现代史学；而在写作方式上，史景迁大量引用《陶庵梦忆》的内容，看得出他力求反映张岱本身想法，也应属传统近代史学手法。
以上十五本书不同类型的著作，风格各有差异，因此史景迁不容易被归类。我们可以发现史景迁在写作时其实是以一个传统近代史学家的自觉在书写的，不管是把史景迁称为“后现代史家”还是“传记史家”或是“历史小说家”好像都不太妥当。而史学发展到今日，尤其是在史学多元化的影响下，一些传统的史学概念则已需要重新定位，我们在史景迁身上不仅可以看到古典文学对史景迁的影响，例如他对文笔、情节的注重，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史景迁在写史时力求所引史料无一无出处来看到近代史学科学化对他的影响，所以要对史景迁进行评价，我们便需要从多个角度加以判断才能够较为公正客观。
另外，在综观史景迁全部的著作后，史景迁在中国会受到如此欢迎的结果就呼之欲出了，史景迁从来都不是从利害、忠奸、贵贱等方式去看待历史，而是不断地改变视角，时而潜入皇帝的内心世界，时而又站到王氏这样的小人物身边，且他又保留了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复杂。因此不论读者是身处在怎样的身份地位，都可以在史景迁著作中找到类似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这些角色在史景迁的描绘底下都对中国的历史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影响，要知道中国在长久以来，伦常观念所塑造的团结、家庭、国家等以群体利益为重的想法，都一再压制了“个体”的影响力。在阅读史景迁的著作后，每个人都能隐约地发现自己对中国的重要性，当然会对这位肯定自己价值的外国人感到兴趣及欢迎了。
终于收工了。
自己不由的说两句，以前史学史的老师在讲《史记》的时候就降到了史景迁这一名字的来源，真心觉得很逗好木，而且《王氏之死》被社会史老师推荐位必看书目，（可是他的书我仅仅翻过部分 汗颜....）不过看到与黄仁宇的评价，自己想说两句，每位史家都会有自己的写作风格或者说叙事方式，黄仁宇在史学界地位不高无非以下几点：他是半路出家的，如果沿着它的命运安排说不定会是一名很不错的记者；其次就是他的“大历史观”在学界争议比较大，以赵世瑜先生和龚鹏程先生为代表，一个极力支持（赵曾经连续三次写过关于黄仁宇的文章，同时他自己的研究套路也有参照“大历史观”，而龚却对黄仁宇评价颇低）。所以说黄仁宇的一生也可算经历颇为曲折，姑且可以看看《黄河青山》看过很多史学家的回忆录没有哪一位在回忆录中能将自己曾经颇为“耻辱”的经历放在回忆录里面，读起来也不由得为之动容。
再看黄仁宇的著作，他的专著事实上并不是特别多，也主要围绕着他的“大历史观”，我对于他的大历史观不做评价，因为事实上有时候自己也觉得他的史观套用在中国历史有一点“苛责”古人的感觉。不过这并不重要，他的史观一度在中国史学界刮起一阵“黄仁宇”风也便足以看出他的影响，《万历十五年》是他的成名作，我记得我买的那一本中华书局版的已经被重印了快30次了，也看出在某一方面而言，他也并不是那么差。
当然，扯得太远啦，我无意于为黄仁宇说句好话，虽然他是我很喜欢的史学家之一，嘿嘿，正如楼上一君所说“有些人，有些书，无论其成就高低，都是你成长路上的某块石阶，带着这样的态度理解开卷有益，多读多看自己站得高了后，自然知道对方位置了。”非常赞同呀
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说：
"美国汉学家、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他在美国声望很高，超过黄仁宇。其写作的路子与黄仁宇不同，是采用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比如《康熙与曹寅：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1965年），不是戏说，但很生动，同时又很真实，完全参考文献。"单从字面看，“史景迁”是个非常历史范儿的名字。既可解释成“治史最景仰司马迁”，又可谐音为“时过境迁”。都好看、好听。
它如费正清、宇文所安等，也是精彩设计。
跑题了，求折叠。
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乔纳森?斯宾塞)，1936年生于英国苏尔里，汉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史景迁的中文名字蕴涵了很深的意义：“史”是Spence的中文译音，“史景迁”就是“景”仰太“史”公司马“迁”之意。
史景迁的妻子金安平，1950年生于台湾，12岁随家人移居美国，现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
史景迁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史景迁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
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谢邀。
楼上说的我很赞同，你有多喜欢黄仁宇就有多喜欢史景迁。
黄仁宇也好史景迁也好，提供的都是一个既接受了欧美文化又接受了中华文化的复杂结合体的视角。这一点在很多汉学家或者国学家身上都没有。要么是待在中国搞，要么是待在美国搞，少有两边都去过的。这个优势在研究历史时就成了用不同文化的历史观来看待历史。这一点是两人作品唯一吸引人的地方——中国人想知道美国人怎么看，美国人也想知道中国人怎么看。
-
一、
在我眼中，此君就是黃仁宇的雙胞胎。
有多喜歡黃仁宇的人，就會有多喜歡史景遷。
用嚴肅的史學訓練，加小說家的視見、筆法和佈局，來說歷史。
作品之好看好讀，可以讓寫「北京法源寺」的作者，羞愧到鑽狗洞。
二、
他是台灣女婿。我們都把他當台灣自個兒人。
三、
他是真愛中國歷史。
愛到你一個中國人會自嘆不如，會自形慚穢，會讓你咬牙的傢伙。
四、
老人家七十好幾了，希望他長命百歲。
最近在读魏的《洪业》，孔的《叫魂》，史的《太平天国》，对，还有王的《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这几个人都是现代公认的大师。虽说学问做的好，但是国外汉学家和美籍华裔都让人不得不思索：为什么中国就出现不了一个影响世界的史学（能不能称为汉学？）大家？值得思索。不过关于王和史的比较，作品没有读完，很难有一个公允的比较，即使这代表作读完了，就能有公允的比较吗？须知学术这东西和文学一样，喜欢就是喜欢，很少有一个可以量化的理由的。不过看之前那么多大神的评论，还是觉得自己水平过低，要有很多路要走。
好吧，貌似是个跑题的回答。
这位是国内某教授的评价，基本上算国内历史研究者对史景迁的主流评价吧。贴出来不代表我赞同。
1.凡是用中文名字的国外学者...都是名声如雷贯耳，内涵战五的渣渣～很难说出例外
2.国人对外国学者的了解与国外圈子怕是有半个世纪的时差～妥妥的
按史学研究一类，如果各位有时间翻翻-谷川道雄氏-《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这是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其中前后史籍对照推敲，了了不过南北朝，再受其中书中影响，翻看他所反驳内田吟风氏-《匈奴史研究》。其所佐证田余庆氏-《东晋门阀政治》。而此脉络前后十几位学者相互反驳相互佐证，方知史学研究不是能把二十四史讲给小孩子听就是史学研究～好玩不好玩好看不好看，是袁老师一类的娱乐史学家的考虑。
按历史小说一类，写非本国历史小说，作者本身自定就不超过一小报记者，就好象我们看日本历史小说，看不到忠诚，看不到切腹，看不到隐忍，就觉得不真，看十字军东征看不到JDC的骑士精神，看不到MSL的野蛮成性就觉得不实。那东西写给你看，就是作者在猜度你的猎奇心理，你只是在其中寻找佐证，寻找你所在社会的映像～
而中国人看外国人写中国历史的时候，如果你懂那段历史，你就知道分辨，而你不懂的时候，你就选择方便。
看了答案，我觉得有点歪。
某些答案认为史景迁老师的水平不咋地，我是无法认同的。这明明需要看人们如何去界定历史研究。过去史学界一贯的兰克式史学崇尚实证，聚焦史料，做历史事实的考证，所谓“上穷碧落下至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这没问题。近现代史的几位大家，包括最近出来的几个青年大牛，基本都是这个路数。
但是必须承认，美国学界和中国学界在这一点上的认识很不一样。不是说他们不依靠实证，而是他们更崇尚于方法、历史框架。这本身就是两套不一样的武功心法。更何况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下，美国的历史学界开始从头到脚地做反省。他们在重新思考那个老的核心要问——说真的，历史研究是什么？这个问题，明明很难回答。
芮玛丽曾经在《同治中兴》的书里提过，她平生不愿做两种研究：砖块式的研究和魔术式的研究。要我说，现在很多的学者都躲在书房里，精雕细琢自己那块豆腐，到最后算上他爸妈，读者大概也不超过十个人。为什么？这个历史，真的太枯燥，太无聊，太远离现实了。我自己有时读国内学者的著作，看得真是想睡觉。而在这时，翻一翻史景迁先生的书，甘之如饴。
首先，史景迁老师的著作，真的好看到叹为观止。不管什么著作，首先它是一本书，那么可读性就正是其中关键啊。最代表的，《太平天国》和《天安门》，这两本书的笔法之优美流畅，绝对不输于小说。更不用提他书的结构，都很有心思，几条故事线的埋伏和纠缠，就连我这样一个事先被剧透了的人都看得入神。所以有时朋友问我要近现代史的书单，我一定先提两本书：《追寻现代中国》、《天安门》，其余的诸如《近代中国史纲》之类的力作，先等培养出兴趣再说。在这里我试问，国内历史学界从民国以来吧，有几个能把历史再现得那么生动，那么深入浅出，那么具有故事性和文学性的？我们总是在提，深度、深度、深度，却忘记了历史的另一个面向，即它也是大家的历史，是通俗的，更重要的是，它是个故事。就冲这一点，史老师足以名列一流的汉学家，毫无问题。他是能把历史写得最好看的历史学家，我暂时写不出之一。
其次，史老师的著作，虽然学术性的确不算太高，写的历史更多面向大众，但是，他的历史关怀和观点，其实是应该被重视的。余英时给史景迁的《天安门》的序中，其实就表达了这一层观点。史先生的研究，是延续着芮玛丽的研究而来的，他喜欢做大历史，但是言之有物，呈现出的历史图景和背后的思考，令人信服。他也喜欢研究不为人知的历史侧面，从中提炼出的社会史意义，也同样深刻。这背后的学术价值，我总觉得，被太好的文字叙述给遮盖了，但是它真的在闪光。
第三，他的作品对历史书写的范式是很有帮助和启发性的。有时在思考，这样的历史书写范式，究竟适合哪些问题，应该从什么角度做切入，内心关怀要到什么地步为当？这其实是很难把握的，但是史先生做的非常好，至今还没看到什么太不当的地方。（无非是在史料阅读上有些问题，美国汉学的老毛病。）后续学生辈的作品比如《太平天国之秋》等等，都走得更远更好了，说明这条路有的走，而且能够把深度和文学性兼顾到，这真的很了不起，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当下的中国很缺把历史演绎得精彩的能力，无论史学作品、小说、电影、电视剧等等。，如果国内历史学界苛求《明朝那些事儿》不够严谨，却拿不出自己趁手的好作品，那只能说明，对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和《史记》，我们吸收的不够多；对史景迁老师和其作品，实在太缺乏敬意了。
正在读史景迁的《太平天国》，有的段落真的很精彩
据称钱钟书当年访问耶鲁时私下戏称史景迁为“失败的小说家”
景仰太史司马迁，故取名为此，其笔触之清灵，其用典之精准，一砖一瓦尽是足足的的料，却又可精雕细琢不失其本真。看他的书你会觉得很轻松但又锱铢必较，而且作为一个老师也是非常成功的典范，其功力在王氏之死中可见一斑，阅之仿佛是吃麻小之后嚼了一根黄瓜，这或许就是所谓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吧。
我回答其中的一本书：《妇人王氏之死》
这是一个小故事，围绕这个小故事前后背景并站在历史的角度来重新阐述一下，让我们可以穿越历史重重的迷雾，更好地去理解那时人们的生活貌，真是非常有意思。这本书从三本历史文献中摘选并重新组合和连接，他们分别是：《郯城县志》、《福惠全书》、《聊斋志异》。其实这很好理解，县志主要是描述性地表达这个县在几十年里所发生的事，而《福惠全书》的作者黄六鸿则是这个县的县令，全程参与那个历史的所有进程，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是采集那个世界的故事并虚构化以表达那时社会的整体思源。
这个故事的时间点是位于1668年到1672年这四年间，在农业社会里，社会主要由四个主题构成：一是人口、土地和赋税；二是社会财富生死间转移；三是社会治理；四是社会关系调整。
活在那个时间点的人，至少往前推60年那就是1600年出生的人还活在世上，而1644年出生的人正当壮年（古代人的寿命非常短暂，没考证，民国时也才只有30-40岁），这个是从明朝向清朝过渡的时间节点，而且康熙于1668年掌权，所以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在剧烈的变动当中，除了自然灾害外，战争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也是古代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常态。
古代中国并没有多少时间是稳定的，所以律法很多时候是一种表面维系的工具，道德更是一种虚假的宣传，凭的还是一种生存实力，弱肉强食的生存哲学才是那个时代生存的根本规律，所谓地方的乡贤自治更多地体现在大家族的管理，在电视《白鹿原》上也可以看出白家轩以一种使命感在维系着权威管理家族，而除了他，其它所有人不都是算计着利益并利用一切手段来达到目的吗！道德只是做为一种崇高的理想，给那些弱势群体带来一种表面上的安全感，或是一种安慰，如同因果报应一样，是对现实的无可奈何。
在山东郯城，靠近江苏，离中国传统富庶的苏州地区并不太远，但古代仍然只是一个农业社会，土地、家族和地方传统约束着人的活动范围，除非天灾没有活路，人们并不容易迁移到江南地带。这些都是限制社会流动的一些原因，安土重迁，没有人愿意冒未知风险，人的生存能力还是很强，只要有一口饭吃，管它是明朝还是清朝，以至于在县志中并没有发现如清军入关这种大事件。这与现代社会里人的拥有的宏观叙事角度完全不一样。王氏就是一位不甘于平庸日子的人跟人跑了，然后又被遗弃，最后回到丈夫家并被丈夫掐死的一个案件。王氏逃跑需要跟着男人，在古代女人是一个非常弱势的群体，根本不能独自在外生存下去，她丈夫虽然很穷，但还是有一种男人尊严，这才是他杀死他老婆的某种动机，无论哪个时代，人之为人都需要被尊重而不被冒犯，尤其是触及到底线的时候，而他丈夫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自己那么穷，还要维系着尊严并非常弱智地处理了尸体，在古代只要把尸体掩埋掉，基本上不容易破案，只需要编一个她又跟人跑的理由，根本没有人发现或是破案。那个时候的司法体系条文貌似非常合理，但是漏洞百出，丈夫把他老婆的死嫁祸给他邻居这一幕，更是折射出法律可以被有钱和权的人简单操纵。只是在这个故事里，县令是一位正常的文人，底层这二个人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虽然被告初期下狱，但后来简单一查案情一目了然，被告也因曾经对这位丈夫的羞辱而支付其妻子的丧葬费用。
帝国关心的赋税和安定，并不关心公平正义实施得怎么样，土地有人耕种，赋税可以正常征收，以法律条文维系着明义上的公平正义，并不关心如何来堵住法律的漏洞，以道德律令琰线束人的欲望，而实际上施加给的是底层无力，让他们安份守已，相信天命所致。最后的最后，就是道德滑坡，土地兼并，官员冗杂，天灾人祸后从土地上逃离，最后导致帝国的崩溃，再来一次统治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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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军队于一九五○年入藏，“解放”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度。尽管藏人激烈反抗，“从谁手中解放？自什么状态下解放？我们原是拥有解决问题效能政府的快乐国度。”（注八）然而联合国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印度和英国同样也未站在藏人的利益介入。一年内，中国人就已经占领了西藏各个重要据点。”
看到《追寻现代中国》里的这段话，真的十分愤怒，作为一个史学家，这点事都弄不清楚？
还是不愿意清楚？
这类欧美史学家写中国历史的时候总带有一种优越感，有些论点确实很有启发性，但这种态度真是让人恶心。
史大人的颜真美！
汉学家对中国的了解总是很有限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史景迁的书里对中国的解读在展示了众多汉学家或者涉及中国的西人的解读或虚构作品之后，已经是在往正路上走了。可以说是把小说家拉回大路上的历史学家吧。其实有时候小说要比历史还要走在正确的小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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